何新---评《蔡少卿：“洪门”与共济会》

何新：评《蔡少卿：“洪门”与共济会》

“洪门”与共济会

作者简介：蔡少卿，1933 年生，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何新按语：

下面这篇论文是南京大学蔡少卿先生写的，研究19-20世纪海外华侨中的秘密会党洪门与华裔共济会的关系。文章史料很丰富，揭示了孙中山发动反满革命过程中曾经得到洪门会党以及华人“共济会”的资助的史实。所以特予以推荐。

但也必须指出：据本人的研究，所谓华人的”洪门---共济会“，与欧美的自由共济会(FreeMason)根本并不是一回事。华侨的“洪门共济会”绝对不是西方“自由共济会”的分支。二者不应被混为一谈！

实际上，澳洲洪门会社之所以命名为“华人共济会”TheChineseMasonic Society——不过仅仅是一种名义冒用或者曰借名而已。诚如本文作者所指出的：叫这一名字是为了“得到澳大利亚非华裔公众的理解”，因为自由共济会(FreeMason)在西方是比较强大的一股势力。但是，华人共济会绝对并不是西方自由共济会的分支。我们应注意到，在华人的洪门共济会英文中缺少最重要的一个词Free（自由）,而且也“没有使用澳大利亚共济会的任何仪式”。其实蒋纬国后来搞的所谓中华民国美生会，也并不是西方意义的真正的FreeMason，而只是其影像而已，最多也只能是一种非常基层的外围。

最根本的问题是：西方的“自由共济会”乃是一个汇聚其金融、政治、文化精英人士，而且具有强烈之排他性、封闭性、宗教性、隐秘性而组织严密的团体，绝对不可能对华人开放。因此华裔人士最多只能活动在西方共济会的外围，或者被其某些下属基金组织所雇佣，或收买、利用而已。但华裔人士想进入其高层——也就是进入美英法德国家的顶层主流社会，以至想组建会社成为其自由共济会的分支，那基本是完全不可能的。

还有，共济会的英文全称为Free and Accepted Masons——我认为这个组织正确的中文译名应当是“自由建筑师同盟”。Masons旧直译成石匠，难以传达其微妙的政治涵义，故表达是不准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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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少卿教授的原文如下：

19 世纪以来，约有五千万华人迁徒海外，他们大多以苦力身份，在东南亚、北美、澳洲等地，从事开矿、淘金、筑路和农牧垦殖业劳动。西方学者弥勒斯(L．A．Mills)说：“华侨不论到什么地方，秘密会党便会在哪儿出现。”[1]这话反映了19 世纪华人迁移海外的实际情况。

对于东南亚、北美地区华人秘密社会，学术界已出版了不少研究成果。相比起来，澳大利亚华人秘密社会的研究就显得十分薄弱。到目前为止，除了杨进发的《新金山：澳大利亚华人在澳大利亚1901—1921 年》(C．F．Yong，The New Gold Mountain，The Chinese inAustralia1901—1921)和张秋生的《澳大利亚华侨华人史》(Qiu Shen zhan，A Historyof The chineseEmigrants to Australia)有一个章节谈到华人秘密社会外，还没有更多的专门研究澳洲华人秘密社会的论文和著作。澳洲华人秘密社会研究薄弱的原因主要是资料缺乏。因此，要全面深入了解澳洲华人秘密社会的历史，必须从努力发掘可靠的资料人手。

本迪戈洪门会簿发现的意义

1992 年澳大利亚本迪戈华侨协会(Bendigo Chinese Association)发现了一本洪门会簿。我

认为这本洪门会簿的发现具有很重要的意义。首先，它可以作为研究澳洲华人秘密社会史的一个突破口。我们知道，东南亚、北美地区华人秘密社会的研究，首先是从各地发现洪门天地会的文书人手的。最早写出天地会的研究专著的，是荷兰人施古德(GustaveSchlegel)，他曾任荷属东印度政府的汉文翻译官。1863 年，荷兰殖民主义政府从苏门答腊(Sumatra)的巴东(Padang)一个华侨家中搜出一

批天地会的文书，其中包括天地会的章程、誓词、创会故事、旗帜说明、诗歌、秘密符号等。施古德根据这些文书材料，写出了《天地会》一书(Thian Ti Hwui The Hung league，orheavenEarth league)，1866 年出版。后来，英国殖民政府在新加坡、马来亚搜到大量华人秘密会党的文书，由活特(J．S．M．ward)和斯特林(W．S．Stirling)合作写出《洪门会》(TheHung Society)，共3 卷，1925 年出版。此后，温尼(L．Wynne)、柯比(C．F．Comber)、布莱斯(W．L．Blythe)相继出版的几本马来亚华人秘密社会著作，大多根据警察部门得来的资料。同样，北美地区华人秘密社会的研究，也是从洪门文书资料人手的。因此，我认为，本迪戈洪门会簿的发现，对澳大利亚秘密社会史的研究将会有一个新的突破。

其次，本迪戈洪门会薄本身有很重要的学术价值，它能说明许多重大问题。第一，按照洪门天地会内的传统，凡天地会成员，只要抄得会内的歌本、会簿，即可辗转传会，也就是说，这种洪门会簿是传布天地会的重要凭证。我们从清代的档案资料中发现，有许多天地会供称，凡持有天地会内相沿抄录的会簿，即可邀人入会[2]。乾隆末年广东高要人林闰才说：“有会簿之人始算得真传”。此后，凡是藏有会簿、借抄会书、祖遗会薄、买获会簿的人都可传会为师[3]。这个成规，在洪门天地会内一直相传下来。因此我们可以肯定，本迪戈的手抄洪门会簿，无疑是洪门在澳大利亚传会的凭证。第二，本迪戈洪门会簿的发现，可以说明本迪戈是华人秘密社会盛传之地。根据我们已知的情况看，可以判明，发现洪门会簿的地方，都是洪门天地会盛传的地方。从中国本土广东的大埔、广州、香港，广西的贵县、东兰、田林先后发现了几本天地会会簿，这些地方都是清代以来天地会势力最活跃的地方。在海外，上面我们提到的苏门答腊、新加坡以及加拿大的维多利亚，相继发现了许多天地会的文书，这些地方都是海外洪门天地会势力最强大的地方。另外，据我所知，在巴黎图书馆内，现在收藏了一本天地会会簿，是在越南的谅山发现的。谅山与中国的云南边境相邻，是清末以来天地会活跃的地方。在中法战争时期，中国的刘永福将军曾率部在谅山与法军鏖战，刘永福的士兵大多是天地会成员。在英国伦敦图书馆还有一本从泰国发现的天地会抄本。大家

知道，泰国也是华侨秘密社会盛行的地区。因此，我们认为本迪戈洪门会薄的发现，进一步证实本迪戈是华人秘密社会盛传之地。第三，从本迪戈洪门会薄的内容看，至少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它与苏门答腊以及新加坡发现的本子不同，本迪戈会簿中将天地会最初的结拜取名x(即天地会名称的变相写法)。最早将天地会改为x进行活动的是乾隆五十七年(1792)福建同安人陈老苏和苏叶，他们因清政府严查天地会，即“改造x 名色，以暗合天地”[4]。这样的名称和写法，在清嘉庆朝以来中国大陆各地发现的洪门会薄中颇为流行，如广西贵县、东兰、田林先后发现的本子中都有这种写法。本迪戈洪门会簿与它们是一脉相承的，由此可以肯定本迪戈的洪门会簿是由中国大陆流传去的。而苏门答腊和新加坡发现的会薄中，都将天地会称为“义兴公司”，这是天地会传过去以后，仿照东印度公司而取的名称[5]。在澳大利亚，华人秘密社会大多亦称义兴，这显然是从东南亚地区流传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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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我们可以推断，洪门传入澳洲大概有两条途径：一条是直接从中国大陆传入；另一条是从东南亚地区传入。另外一个特点是，在早期的洪门会簿中，提到结拜创立天地会的只有长房吴天成、二房洪太岁、三房李色地、四房桃必达、五房林永招这五祖，在嘉庆时期广西东兰的会簿和道光时期广西田林的会簿中部作了这样的记载。但是在道光朝以后的洪门会簿

中，如1863 年苏门答腊发现的本子，除了以上五祖外，又出现了后五祖的名目。本迪戈会簿中也载有前五房太祖和后五房太祖的名称。由此可以认为，本迪戈的会簿应是清道光朝以后的抄本，同时也可以推断洪门天地会传入澳洲时间，必定在道光朝以后。

洪门天地会在澳洲的传布

洪门天地会传入澳洲的确切年月已难于搞清，因为其传布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的。

但是，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它是随着大批华人赴澳淘金而传人澳洲的。19 世纪50 年代澳洲发现金矿，消息很快传遍了澳洲和世界，于是就有成千上万的华人淘金者来到澳大利亚的“新金山”矿区，他们绝大多数是广东、福建沿海地区的贫苦农民和破产劳动者。具体地说，他们就是从香港出海的广州周围即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广东人和从厦门出海的闽南入。由于中国人口的激增，自清朝中期以来，这个地区人多地少的矛盾十分尖锐。以珠江三角洲为例，其13 个县的面积共2 万平方公里，约占广东全省面积l/10，而人口竟达1800 万，约占全省人口的1／2，四邑、中山一带的人口尤为稠密，平均每平方公里达1500—1600 人[6]，在当时可以说是世界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之一。人多地少的矛盾，造成大量的无地少地的农民离乡背井，流落他省和海外。他们流落异乡后，生活

极不稳定，常常遇到天灾人祸的打击和外来的欺压。出于互助的需要，他们迫切要求结拜团体，实行“一人有难，大家帮助”，天地会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成立的。根据我们研究，天地会于乾隆二十六年(1761)首先在福建漳州地区创立[7]以后，很快就在闽粤华南地区广泛传布，到19 世纪50 年代，已在广东“蔓延通省，及于广西”，并“祸及吴楚”[8]。广大贫苦农民和破产劳动者，为了谋求生活互助。大多加入天地会。这时的天地会更是迎合移民社会的需要，对海外苦力华工产生了特殊的吸引力。伴随着大批华工去澳洲淘金，洪门天地会也就进入澳洲矿区，并在澳洲华人中广泛传布。

特别要指出的是，19 世纪50 年代，在中国南方爆发了太平天国起义和天地会“红巾军”起义。随着起义的失败，清政府对太平军和天地会实行残酷的镇压，不少太平军和红巾军的骨干也随着淘热逃往澳洲。据记载，太平军平南王黄德滋(广东新会人)起义失败后，于1864 年率余部“乘帆船数十，漂流海外，渡南中国海，最后抵达澳洲北部达尔文港。时值新金山开埠，遂往该地，成为淘金工人”[9]。另据老华侨杨汤城回忆，他的曾祖父杨胜龙兄弟6 人，其中有2 人在广东番禺参加了甘先领导的红巾军起义，失败后被清军杀害，为了避免株连，另一兄弟浮海到新西兰淘金。之后，杨汤城的祖父杨雄大兄弟 3 人也逃往海外，老大到澳大利亚淘金，老二、老三分别去新西兰和美国作苦力。[10]这些天地会的骨干，有较强的组织能力。据说黄德滋到澳洲新金山即创立了洪门“义兴”公司，今本迪戈(Bendigo)现存义兴公司的会所(旧关帝庙)就是黄德滋手创[11]。

洪门在澳洲华人中传布发展的过程，我认为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以下三个时期：

第一时期1851—1875年，这是由淘金热引发的华工赴澳高潮时期，也是洪门在澳洲华工中广泛蔓延的时期。这一时期，抵澳华工共有五万五千人左右[12]，大多聚集在新南威尔士(New South Wales)和维多利亚(Victoria)的金矿区。当时维多利亚州的巴拉腊特(Ballarat)、本迪戈等地都因盛产黄金，成为华工集中之地。据有关资料统计，巴拉腊持1853 年有华工2000 人，三年后即增至25000 人，华人占该地人口的1／4，至1859 年，维多利亚州华人已达42000 人。新南威尔士州，1861 年有华人21000 人，占全州人口的l／6[13]。大批华工在那儿，成群结队，翻山越岭，寻找金矿，一旦发现金矿，便就地搭蓬架屋，群聚而居。他们不仅要受风雨雷电和猛兽之灾，还要遭到土著人的袭击和殖民者白种人的欺凌杀害。这时，他们除了依靠同乡、同宗实行互助外，活动隐秘、凝聚力颇强的互助团体——洪门就更受欢

迎，得到广泛的发展。这一时期洪门在澳洲华人中发展会员的具体数字目前已无法知道，但我们从东南亚、北美地区洪门发展的情况和澳洲洪门后期发展的数字，可以窥测其大概。据布赛尔研究，1850 年新加坡的华侨有27000 人，其中有20000 人

。

是天地会成员，几乎百分之八十的华侨参加了秘密会党[14]。李东海在《加拿大华侨史》中写道：“洪门致公堂势力最盛时，拥有四十余处，会员几及二万之众，除绝少数侨胞非籍隶于该堂外，约占加拿大全侨十分之七八。”[l5]统计资料表明，1911 年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华人人口8223，维多利亚华人人口4707，而1913 年新威尔土州的华人共济会全部会员则在二千人至三千人之间，维多利亚的“义兴”在1911 年声称有会员三千名[16]。可见澳洲洪门会员至少占华人的一半以上。

第二时期1875—1900年，这是澳洲排华运动不断升级华工急剧减少的时期，也是澳洲洪门活动十分沉寂和困难的时期。这一时期入澳华工约有8000 人[17]。随着澳洲浅层金矿大部被淘采净尽，很多华工开始舍弃淘金而转向其他职业，其中有相当多的人流人城市，从事工商业，悉尼和墨尔本成为华人集中的重要中心。1881 年，墨尔本有华人1057人，悉尼有1321 人。到1891 年，墨尔本的华人达2143 人，悉尼有3499 人，10 年之间增加了1 倍[18]。华人的会馆堂所在唐人街不断建立，洪门义兴会址也进入了唐人街。

这一时期澳洲许多洪门领导人多由一些老练会员和工商人士来担任，如墨尔本的李元三、新南威尔士的梅东星、黄柱稳等[19]。

第三时期190l 一1921 年，这是澳洲洪门民族主义思想日益提高，社会政治活动高涨时期。这一时期，首先是1901年澳大利亚联邦成立后，联邦政府即通过《入境移民限制法案》，使“白澳政策”系统化、法律化。此后澳大利亚举国上下弥漫着种族主义情绪，排华和反对有色人种的事件经常发生，这不能不激发起在澳华人和洪门的民族主义情绪。其次是，本世纪初中国发生了推翻封建清王朝的革命运动，由于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宣传活动，使澳洲洪门会员中普遍呈现出反清思想。他们开始意识到必须将自己的命运与祖国的前途联系起来，并自觉参与了一系列社会政治活动：(一)反对“白澳”政策和呼吁建立澳大利亚中国领事馆。

(二)拥护孙中山推翻清王朝与建立民国的革命纲领，与共和派合作成立少年中国会，为革命派积极筹款。1911 年募集了1300 镑汇给孙中山本人；武昌革命后，继续为革命军发起募捐运动，在义兴会与少年中国会积极合作下，墨尔本募集4700 镑，悉尼募集4758镑，西澳华人募捐1900 镑。从1912 年 6 月到1913 年，澳大利亚和南太平洋的华人共募集到26000 镑给南京革命政府，表示了他们对共和国的爱国支持[20]。(三)积极参加讨袁活动和支持广东军政府发动的北伐战争。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窃取了政权，国内发生“二

次革命”，澳洲洪门领导人黄柱稳、梅东星等除了通过创办《民国报》声讨袁世凯外，还积极为华南的反袁活动筹款。1916 年，悉尼华人共济会组织了“洪门筹饷局”，黄柱稳和梅东星环游维利亚和塔斯马尼亚，争取义兴会员支持，募捐2900镑，汇给孙中山，以支持华南革命军。1918年，为支持广东军政府讨伐地方军阀，悉尼的华人共济会又募集到2300镑[2]。

(四)随着形势的发展，澳洲洪门从组织结构到名称都相应的作了变革。首先是义兴从华人社会的各阶层中广泛接受会员，从富裕的商人到地位低下的菜农、细木工和小贩等，都能入会，总的来说，来自劳动阶级的人更多些，但义兴的领导权都受华商控制。1912 年新南威尔士义兴成立总部，后来也成为联邦的义兴总部，并以“The Chinese MasonicSociety”即“华人共济会”英文命名。1914 年，墨尔本的义兴也进行改组，并采用“华人共济会”作为英文名称。随着1916 年宣布华人共济会的活动公开，在1916—1918 年间，华人共济会各支部也就在澳洲各地露面，华文报纸并公布了他们的活动与名单，所有华人共济会的支部均受悉尼总部的指导。1918 年至1921 年间，悉尼总部还召开了4 次华

人共济会的洲际会议，并于1921 年出版了自己的机关报《公报》，对重要政治问题发表意

见，充分显示了该会力量的日益增长。至此，澳洲洪门完全摆脱了秘密状态，它在澳洲作为秘密结社的历史就告终结。

澳洲洪门的性质、特点和作用

1851 年以来，伴随着大批华工赴澳淘金，洪门天地会也就进入了澳洲，至今已有150 年的历史。原来，天地会虽有“反清复明”的口号，但从本质上来说，它是破产劳动者实行互助互济的团体。自从传到海外以后，因为环境已发生了根本变化，他们所面临的已不是清政府和地主官僚的封建统治，而是西方殖民政府的排斥和欺压。因此，澳洲洪门就谈不上什么“反清复明”的性质，倒是更加清楚地显示出它抵御强暴，实行互助的本来面目。

大批华工来到异国，举目无亲，孤苦无援，他们结拜加入洪门，目的就是为了实行互助，维护华人的生存权利和共同的利益，反对殖民政府欧洲白人的种族歧视欺凌压迫。在平时，帮助成员安排工作、调解纠纷、解救生老病死之难。据记载：“新南威尔土和维多利亚两地的义兴，早期都为他们的会员做过一些好事。它鼓吹兄弟情谊和帮助会员就业，以维护会员利益”[22]。在发生排华暴乱时，他们通过请愿和争取社会同情，寻求合法保护。如1857年7 月维多利亚的巴克兰金矿场爆发大规模排华暴动后，殖民政府开始征收华人居住税，每人每月付税1 英镑，淘金华工通过向维多利亚请愿，陈述华人因境，1859 年2 月，维州议会决定将居住税减为3 月征收1 镑[23]。1861 年新南威尔士州兰明低地发生排华暴动后，有600 华人要求与华语翻译官亨利(James Henley)同住殖民政府争取合法保护，基于正义感，亨利还呈文澳洲当局，要求对华工加以法律保护[24]。1861 年8 月2 日的《悉尼先驱晨报》的社论，也对华工的遭遇表示同情，指出，“在任何程度上，他们都是优等的；没有人看见他们喝醉了在街上滚；没有人看见他们穿得破破烂烂，他们没有哭穷以求得大众的怜悯；他们有广泛的组织相互保护和救济，他们自己挣得很少的钱，还把一部分寄回家接济家庭”

[25]。我认为，澳洲洪门在抵御殖民政府的暴政，维护华人利益方面，在一定程度上，起了“民间领事馆”的作用。澳洲洪门在一百多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与其它地区的海外洪门相比，有着两个明显的特点。特点之一是，基本上没有发生类似东南亚地区和美国的秘密会社那样，严重干扰当地社会和华人社区安定和秩序的帮派械斗和堂斗。这主要是因为这些国家的华侨来自中国的许多省份和地区，除了福建、广东两个主要省份外，还有广西省以及包罗其它各省的“三江帮”。他们都依方言划分集团帮派，因此，他们中的洪门秘密会社也受方言群的影响分成许多帮派。以马来亚为例，在19 世纪，马来亚的华侨社区有5 种主要的方言群，那里的洪门秘密会党就有义兴党(Ghee Hin)；海山党(Hai San)、和生党(Ho Seng)、华生党(WahSang)和大伯公党(Toh PehKong)等名目[26]。他们之间因方言、风俗习惯与性格方面以及职业的不同，时常误解、猜疑与敌视，以至发生冲突和流血械斗。在历次冲突械斗中，秘密会党都充当着主角。这种华人帮派斗争，在马来亚史上发展成著名的1862年及1872年两次拿律战争(Larut War)。而澳大利亚的华侨，尤其是淘金时期的华工，主要来自广东省的珠江三角洲，部分来自福建南部，他们大多按县籍同乡聚居。关于闽粤早期赴澳华人的精确人数，已无详细的记录，但我们从巴拉腊持现存的华人墓碑，可以看出移民来源的梗概。在现存的华人墓碑中，明确记载死者县籍的共480 块，其中来自宁邑(新宁县)的有250 块，占总数的52％以上，来自会邑冈州(新会县)的有123 块，约占总数的26％，其余107 块分别属增城、香山、开平、番禺、东芜、顺德、鹤山等县籍，没有一块是外省人的[27]。由此我们可以想见，这些人聚居在一个地区，他们都讲同一种方言广州话，具有相似的体型、思想和性格，彼此间的矛盾和冲突自然要少得多。所以在澳洲洪门史上，除了1904 年义兴与保良社因鸦片赌博的利益冲突，在墨尔本小伯克街发生猛烈的械斗外，几乎没有什么由华人秘密社会引起的暴乱和流血事件。而且保良社在1904 年与义兴冲突之后名誉扫地，终于在1912 年解散[28]。

澳洲洪门特点之二是，它比较早的走向统一，并以“华人共济会”的英文名称来命名联邦的义兴总部，让澳大利亚公众了解义兴，促使义兴与澳人社会相融合。众所周知，在海外华人社会中，许多地区的华人秘密社会，帮派林立，门户之见甚深，经常发生派战堂斗，很难走向团结统一。直至今天，一些地区的华人秘密社会仍处于这种状态。然而，澳洲华人秘密社会的情况却不一样。除了淘金时期因金矿分散而华人的洪门组织也比较分散外，随着后来华人流向城市，洪门也逐渐向城市集中。到19 世纪末20 世纪初，形成了新南威尔士州的悉尼和维多利亚州的墨尔本两个义兴总部。新南威尔士州的义兴会员首先于1908年在悉尼的布莱克本(BlackburnStreet)设立义兴总部，后来又改设在玛丽街(MaryStreet)。维多利亚州的义兴总部则设在墨尔本的小伯克街(Little Bourke Street)。他们之间互相协作，联系比较密切，当新威尔士义兴在布来克本街总部举行开幕典礼时，墨尔本和本迪戈的义兴头领都到悉尼参加庆典仪式。1912 年悉尼义兴总部以“华人共济会”(TheChinese Masonic Society)作为其英文名称后，1914 年墨尔本的义兴也采用“华人共济会”作为英文名称。在今存的本迪戈洪门会簿的封面上，还写着Masonic Society(共济会)的字样。1916 年在新南威尔士成立了联邦共济会总部，同年联邦共济会呼吁澳大利亚的所有义兴成为悉尼总部的附属支部。1918 年至1921 年间，悉尼总部通过召开4 次洲际华人共济会巩固会议，澳洲洪门就基本实现了统一[29]。澳洲洪门由义兴命名为“华人共济会”，不仅获得了澳大利亚华人社会的支持，而且容易被澳大利亚公众理解，因为共济会(FreeMason)在西方国家是比较流行的，虽然华人共济会并没有使用澳大利亚共济会的任何仪式，但是他们至少在培养兄弟情谊方面是极为相似的，这就更有利于华人共济会与澳大利亚社会走向融合。澳洲洪门能较早地走向统一，除了澳洲华人大多数来自广东，矛盾较少的因素外，很重要的一点是，澳洲洪门拥有李元三、梅东星、黄柱稳、李元信等这样一批组织能力很强，在澳洲洪门和华人中有极高威信，甚至在澳人社会也颇有信誉的领导人。我们在本文的第二部分曾提到的李元三，1831 年出生于中国，1862 年到澳大利亚，先在巴拉腊特和本迪戈当金矿工，然后至墨尔本经商。他遍游新南威尔士、维多利亚和塔斯马尼亚，具有丰富的生活阅历和经验，长期与维多利亚义兴有联系，本世纪初即担任墨尔本义兴的领导人，至1911年，他领导的义兴会员已有3000 人。他是维多利亚华人中一位杰出和受欢迎的人物，在辛亥革命反清斗争和澳洲洪门实行联合的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梅东星1831年生，广东四邑人，1852年移居澳洲新南威尔士，他领导新南威尔土义兴达55 年之久，吸收了约3000名会员，1919 年在悉尼逝世。黄柱稳，广东四邑人，1878 年至澳大利亚，在新南威尔土的朱尼定居，经营小麦田产和羊毛出口代理，是梅东星的忠实追随者。由于他好交际、谦虚、诚实、慷慨大方，成为新南威尔士和维多利亚华人中颇受欢迎的人。他结交的许多朋友中，有华人，也有澳大利亚人，1913—1919 年被选为新南威尔士总理的W．A．霍尔曼，就是他的亲密朋友。本世纪的前30 年，他一直是新南威尔士和联邦华人共济会的最高领导人之一。在他的领导下，新南威尔士华人共济会团结一致，成为20 世纪20 年代该州华人社会的一股重要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30]，对促进澳联邦华人共济会的联合，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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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 世纪中叶大批华工移居澳洲以来，至今已有一个半世纪。在这一个半世纪里，华人从事过淘金、蔬菜种植业、家具制造业、工商业、城市建设等各种行业的工作，尽管遭受到排华运动和“白澳政策”的苛待与歧视，但他们不屈不挠，顽强奋斗，为澳大利亚的经济发展和现代化作出了重要贡献。与此同时，他们又带来了中华文化，为澳大利亚的多元文化建设作出了贡献。而澳洲洪门在这一过程中，在团结华人，实行互助，以及推进与澳人社会融合等方面的作用，也是有目共睹的。

[1]L．A．Mills，British Malaya，1824—1867，See Comber，Chinese Secret Societiesin

Malaya，P．32[2]蔡少卿：《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中华书局1987 年版，第148—149 页。

[3]胡珠生：《清代洪门史》，第3l 页。[4]乾隆五十七年八月初五日闽浙总督伍拉纳奏，见蔡少卿《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第132 页。[5]参见温雄飞《南洋华侨通史》，第111 页。

[6]蔡少卿：《中国秘密社会》，第358 页。[7]《关于天地会的起源问题》，载蔡少卿《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8]《曾望彦奏稿》，载《太平天国史料》第524 页，开明书局。[9]林金枝：《华人移居澳大利亚史略》，载香港《华人周刊》1986 年第6 期。[10]《华人沧桑录》，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第50 页。[11]赵昱：《辛亥革命与海外洪门》，载《辛亥革命回忆录》(六)第75 页。[12][17]陈泽宪：《十九世纪盛行的华工契约制》，载《历史研究》1963 年第1 期。[13][23]张秋生：《澳久利亚华侨华人史》，第72—74、126 页。[14]Vicor Purcell，The Chinese in Malaya，p．157．[15]李东海：《加拿大华侨史》，自由出版社1967 年版，第234 页。[16]C．F．Yong，The Chinese in Australia，1901 一192l，P．275、163．[18][19][20][21][22]C．F．Yong，The Chinese in Australia 1901——1921．PP．218——220．[24]刘渭平：《澳洲华侨史》，第112—116 页。[25]特引自张秋生《澳大利亚华人华侨史》，第127 页。[26]Comber，Chinese Secret Societies in Malaya，PP．35——36．[27]参阅Ballarat’s Chinese Gravestones and Associated Records 1854—1955，Melbourne University History Research Series No．2．[28][29][30]C．F．Yong，The Chinese in Australia 1901——1921，PP．159—1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