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吴商品经济初探

许昌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16卷第3期JO U R NA L　O F　XU CHA N G　T EACHERS COL L EGE V ol.16.N o.3 1997年第3期(SO CIA L　SCI ENCE　EDIT IO N)N o.3.1997

东吴商品经济初探

朱和平　翁小云

[提　要]　汉末三国时期,在北部中国商品经济萎缩的情况下,占据江东的孙吴政权却

出现了另一种情形——商品经济从汉代的低谷中走出来,呈迅速发展之势,不仅商业十

分活跃、商品化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有了长足的发展,而且海外贸易空前繁荣、钱币使用

十分广泛。孙吴商品经济的这种发展是建立在以江南自身为主体的政治格局、整个社会

生产力水平提高和统一市场开始形成的基础之上的。

[关键词]　孙吴　商品经济　海外贸易　货币

自东汉后期以降,随着社会经济的大破坏,商品经济呈萎缩状况,不仅商业活动大大减少,而且实物货币抬头,所以学术界不少人认为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古代典型的自然经济时代[1],是商品经济发展的逆转时期[2]……事实果真如此吗?本文试图对三国时期东吴的商品经济作一简要缕述,藉以说明在汉末到三国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虽失去了秦汉时期的势头,但是,这只是相对于商品经济一向较为发达的经济重心——北方地区而言。而在江南的广大地区,商品经济正从汉代的低谷中走出来,并呈迅速发展之势!

一

有关资料揭示:长江流域也是中华民族的发源地和文明的摇篮之一。然而,在中国古代,由于受自然条件的制约和远离政治中心,经济的发展一直缓慢。到西汉时期,司马迁笔下的江南经济情况是:“楚、越之地,地

此窳偷生,无积聚而多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地执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口

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3]反映出当时江南经济还很落后。“不待贾而足”表明商品经济基本上被排斥在经济形式之外。

东汉时期,虽然牛耕技术、铁器等推广到了江南[4],为江南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条件,但发展具有严重的不平衡性,主要集中在会稽、吴郡一带,闽、粤、赣地区,除了番禺(今广州)、豫章(今南昌)等少数城市及其周围地区以外,仍未得到发展。即使是经济相对发达的会稽、吴郡一带,与关中、中原、巴蜀地区相比也存在一定的差距。正因为如此,所以,两汉时期,特别是东汉后期,文献中有关江南商品经济的材料极为稀见。然而,到汉末三国时期情况为之一变,江南的商业活动不仅较汉代大为发达,而且比同时期的曹魏、西蜀也要活跃得多。如汉末,史称钱柔“尝使(全)琮赍米数千斛到吴,有所市易。琮至,皆散用,空船而还。”[5]孙坚尝“与父共载船至钱唐,会海贼胡玉等从匏里上掠取贾人财物,方于岸上分之,行旅皆住,船不敢进。”[6]到孙吴时期,江南地区的商业已大有发展,史云丹扬太守李衡“每欲治家,妻辄不听,后密遣客十人于武陵龙阳汜洲上作宅,种甘橘千株。临死,敕儿曰:‘汝母恶我治家,故穷如是。然吾州里有千头木奴,不责汝衣食,岁上一匹绢,亦可足用耳。’衡亡后二十余日,儿以白母,母曰:‘此当是种甘橘也,汝家失十户客来七八年,必汝父遣为宅。汝公恒称太史公言:江陵千树橘,当封君家。”’……吴末,衡甘橘成,岁得绢数千匹,家道殷足。”[7]可见当时种植业已卷入市场,其产品成为商品。葛洪《抱朴子?吴失篇》说到一些大土地所有者“僮仆成军,闭门为市”,“商船千艘,腐谷万庾。”除从事农产品的生产外,还从事商业活动,用于商业活动的船只达千艘之多!

孙吴境内的商业活动,与曹魏一样,在军队的驻扎地曾有“军市”存在。《三国志?吴书?潘璋传》说他“所领兵马不过数千,而其所在常如万人。征伐止顿,便立军市,他军所无,皆仰取足。”

商业活动的频繁,商业活动所带来的巨大利润,吸引了各行各业劳动者对商业的注意力,以致出现了州郡吏民及诸营兵经商之事,他们“浮船长江,贾作上下”,致使“良田渐废,见谷日少。”[8]

由于商业的发展,东吴时出现了许多家财巨万的富商大贾。在首都建业,“富中之田亡,货殖之选,乘时射利,货丰巨万。竞其区宇,则并强兼巷;矜其宴居,则珠服玉馔。”[9]商人通过对商业资本的积累,过上了豪华奢侈的生活。众所周知,一个社会中奢侈之风的盛行与商业的发展及商人阶层的扩大是密切相关的,这在孙吴时期颇为明显。史称当时“百工作无用之器,妇人为绮靡之饰……转相仿效,耻独无有。兵民之家,犹复逐俗,内无担石之储,而出有绫绮之服。至于富贾商贩之家,重以金银,奢恣尤甚”[10]。

商业发展,商人众多,商业活动往来频繁,不仅使孙吴统治者增加了赋税收入,而且也给他们利用商业进行政治、军事活动提供了条件。以前者来说,秦汉时代对商人的课税,似只有“市租”,商周的关津之税已经被取消,而孙吴时,不仅有“市租”的征收,而且秦汉时被废弃的关津之税也恢复了。建康,为东吴政权所建立的都城。史载:“建康大市,孙权所立,建康东市,同时立;建康北市,永安中立”[11]。而《三国志?吴书?潘璋传》云其曾为吴“大帝刺奸”,使“盗贼断绝”,保证了市内的贸易安全。也为孙吴政权收取市租提供了可靠的保证。在关隘渡口向商人征收过路税的关津之税,我们从《三国志?吴书?诸葛恪传》谓孙权死后与诸葛恪拜太傅之时,“于是罢视听,息校官,原逋责,除关税,事崇恩泽,众莫不悦。”可见一斑!拿后者来说,吕蒙偷袭刘备集团占据的荆州时,将战船伪装成商船,“使白衣摇橹,作商贾人服,昼夜兼行”[12],这种行为能蒙蔽驻守荆州的关羽在长江边驻扎的营寨,说明平日长江上商船往来众多,不足为奇。

江南商业的发展,使城市商业发展出现了新动向。我们知道,江南地区的都会在三国以前除了几个历史名城(建业、武昌、番禺)以外,余不足道。可是,到孙吴时,由于水陆商品转运的大量出现,逐渐在水陆交通便利之所,形成了许多商品的聚散地,当时称之为“会市”。据唐人许嵩云:破岗渎开成后,“上下一十四埭,定会市,作邸阁”[13]。可见在舟船过埭的地方,不仅存在有会市这种交易市场,而且还有储货的邸阁。这种会市,实际上乃是南朝和隋唐时期商业性城市的坯胎[14]。

孙吴时期商业发展的另一个表现,在于境外贸易的开拓与繁荣。

孙吴与曹魏、西蜀虽在政治上、军事上长期处于敌对状态,但商业活动却并未终止。《太平御览?布帛部》记魏文帝诏书说:“今与孙骠骑和,通商旅。”充分说明双方之间有过正式的商业活动,至于充当商品的物资,据《江表传》载,曹魏黄初元年(公元220年),魏文帝遣使至吴,“求雀头香、大贝、明珠、象牙、犀角、玳瑁、孔雀、翡翠、斗鸭、长鸣鸡”[15]。孙吴与西蜀的贸易关系,史称为了得到蜀锦,“吴亦资西蜀”[16]。

在海外贸易方面,《南史?海外诸国传序》云:“吴孙权时,遣宣化从事朱应、中郎康泰通焉。其所经过及传闻,则有百数十国,因立记传。”孙权时的使者虽不一定和这“百数十国”都发生过贸易关系,但它至少反映了当时中外商业交通远远超过了前代。从有关文献记载来看,孙吴与海外的关系是以贸易为目的的。主要是为了获得其境内缺乏而又迫切需要的马匹。其贸易活动首先从辽东一带开始。黄武八年(公元229年),孙权“使校尉张刚、管笃之辽东”[17]。次年,派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及洲。”[18]从此和台湾的经贸关系更加密切。

嘉禾元年(公元232年)孙权“遣将军周贺,校尉裴潜乘海之辽东”[19],“多持货物”、“浮舟百艘,觉滞津岸,货迁有无”[20]。不幸的是买到大批马匹返回时,中途遭到曹魏袭击,匹马无返[21]。脱险的秦旦等行路千里,无意中到达高句丽,从此开始了孙吴与朝鲜半岛诸国的贸易往来。当时高句丽王宫随“遣皂衣二十一人送旦等还,奉表称臣,贡貂皮千枚,鸡皮十具。”事隔一年,孙权又“遣使者谢宏、中书陈恂拜宫为单于,加赐衣物珍宝。”高句丽国王回报谢宏“上马数百匹”,“是时宏船小,载马十匹而还”[22]。

据日人佐藤《杭州之丝织业》所云:“在日本机织业发达之前,所称的吴国的服地,就是由杭州输入的丝织物。现今日本还有吴服店的名称,其起源就在于此,故杭州丝织业实为日本丝织物之始祖”[23]。果如此,则孙吴

政权与日本存在贸易关系。这一结论如尚属推断,那么,从日本发现的许多铜镜则证明了上述结论是正确的。日本发现许多中国的神兽镜和画像境,其形制、纹饰和吴镜相同,并有“赤乌元年”、“赤乌七年”的纪年铭文。著名考古专家王仲殊研究指出:三国之时,吴国的工匠东渡日本,在日本将吴的画像镜和神兽镜结合,铸出了其主要特点仍然是神兽镜的日本三角缘神兽镜”[24]。由上所述,足见吴时与日本关系之密切,交往之频繁。

孙吴在与东北辽东、朝鲜半岛和日本发生贸易往来时,也与东南沿海地区和西南沿海国家发生了经济交往。黄武五年(公元226年),广州刺史吕岱平定士徽的反叛后,“又遣从事南宣国经,暨徼外扶南、林邑、堂明诸王,各遣使奉贡”[25]。此后,这些东南沿海国家与孙吴的关系一直保持着。《梁书?扶南传》载,赤乌六年,扶南王范族就曾“遣使献乐人及方物”。当范寻为扶南国王时,孙吴“遣中郎康泰、宣化从事朱应,使于寻国”[26]。

在三国时,天竺(今印度)不仅与曹魏、西蜀有经济联系,也与孙吴通过海上交通发生经济交往。《高僧传》说吴僧人“康僧会,其先康居人,世居天竺,其父因商贾移子交趾”[27]。康僧会的父亲何时移居交趾(今两广地区)不明,但反映出天竺与江南之间有商贾往来是毫无疑问的。

至于更远的大秦,也和孙吴有贸易关系。《南史?中天竺传》记载说,大秦商人做买卖,“往往至扶南、日南、交趾。”及“孙权黄武五年,有大秦贾人,字秦论,来到交趾,太守吴邈遣送诣权。权问论方土风俗,论具以事对,时诸葛恪讨丹阳,获黝、歙短人,论见之曰:‘大秦稀见此人。’权以男女各十人,差吏会稽刘咸送论,咸于道物故,乃径还本国也”[28]。刘咸虽于途中死去,未到大秦,但孙吴和大秦之间的往来,从《吴时外国传》的记载来看,是确实存在的。《吴时外国传》说:“从加那调州,乘大海舶,张七帆,时风一月余日,乃入秦,大秦国也。”[29]此外,据康泰《扶南土俗》记载,孙吴还和蒲罗中国、优钹国、横趺国、北护国、马五洲、薄叹洲、耽兰洲、巨延洲、滨舸专国、鸟文国、斯调国、林阳国[30]等众多今天难以稽考的地区或国家有往来。

前面我们说过孙吴开展海上贸易是以求马为目的。这一目的虽然同样反映在孙权派遣康泰、朱应等远使南海诸国事上,如康、朱二人碰上天竺使者牵着月支马向扶南王进献时,迫不急待地“具问天竺土俗”[31],旨在探听天竺产马情况,但是,由于康、朱二人所经及传闻的百数十国中,只有“滨舸专国,出滇马及金”[32],以及后来孙氏政权在孙权死后,壮志消退,不思进取,对马的需求远非孙权时迫切,所以,孙吴中、后期与海外诸国的往来,由前期的“求马”而发展为交换各种物产的贸易活动。无论是“求马”也好,还是交换物产也罢,均可视之为对外经济交流,是属于孙吴整个商品经济范畴中的一部分。

二

孙吴时期商业能够走出自先秦以来一直徘徊不前的低谷,是与这一时期商品化农业的发展和手工业商品生产的发展密切相关的。

关于商品化农业的发展,我们从前揭汉末钱柔派全琮赍米数千斛到吴地出卖、孙吴丹阳太守李衡种甘橘等事实,不难逆见[33]。而孙吴手工业商品生产行业,则主要表现在纺织业、煮盐业、冶铸业、制瓷业等方面。兹稍加阐述:

孙吴的纺织业,以麻、葛织物为主,而丝织业处于次要地位。早在东汉初年,吴人陆绩喜着越布单衣,光武帝刘秀见而好之,因命会稽郡贡越布。自此,越布成为南方的名产。此事见于《后汉书?独行列传》。到孙吴时,用葛、麻织成的葛布、麻布更是风靡一时,几乎与丝织品相媲美。魏文帝说:“江东有葛,宁可比罗纨绮彀。”[34]左思在《吴都赋》中说到建业商品市场中的布匹时,曾指出“蕉葛升越,弱于罗纨。”意思是指细好的葛布和越布,比罗纨还要柔软。此外,据魏文帝所言:“夫珍玩所生,皆中国及西域,他方物比不如也……江东太末布为白,故不如白叠故鲜皮也。”[35]可知江南的太末布也是一种很有名的布,如同葛布、越布一样,作为商品流入了曹魏境内,孙吴境内的麻、葛织业,从其生产性质来说,既有官府经营者,也有私营者。华檄曾建议让老百姓家台一斤,如有十万户,则一年绩成十万束,数年之后,服用充裕[36]。

有妇女者,一年每人绩麻木

为了发展官府丝织业,孙吴统治者曾于永安六年(公元236年)“科郡上手工千余人送建业”[37],充实官营手工作坊,使孙权时“诸织络,数不满百”的官营纺织作坊,发展到后来幼帝、景帝时“织络及诸徒坐,乃有千数”[38]的规模。但是,吴国的丝织技术甚低,自己不能生产锦等高级丝织物[39],因而不得不从蜀国和曹魏输入。

通过下面的两条史料可再次得到证实:魏文帝在诏书中说:“今与孙骠骑和通,商旅当日月而至,而百贾偷利,喜贱其物平价,又与其绢,故官逆为平准耳,官岂少此物辈耶?”[40]又《世说新语》云“(王)经字彦纬,初为江夏太守,大将军曹爽附绢二十匹交市于吴。”[41]

孙吴的煮盐业所带来的经济收入,既是其立国的重要经济基础之一,也是其与曹魏角逐、抗衡的重要经济支柱。吴将周瑜曾对孙权慷慨陈辞:“今将军承父兄余资,兼六郡之众,兵精粮多,将士用命,铸山为铜,煮海为盐,境内富饶,人不思乱……”[42]正因为煮盐业在孙吴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所以由官府垄断、严格控制。为此而设立司盐校尉和司盐都尉等专司其业的官吏。因为政府对盐业控制很严,所以盐常常被当作赏赐物品。如朱桓在赤乌元年(公元238年)死后,被“赐盐五千斛以周丧事”[43]。这条材料既透露出当时盐在政府严格掌握下不能轻易得到,又反映出盐在当时的价格较高,否则,可以赏赐钱、帛等物。

孙吴境内产铜,由此而产生了铜加工商品生产,这种生产的主要表现是在铜镜的制造方面。当时制造了大量的神兽镜和画像境。考古发掘出土了大批刻有黄武、黄龙、嘉禾、赤乌、建兴、太平、永安、甘露、宝鼎等孙吴年号的铜镜[44]。铜镜的制造,以会稽地区最为发达。据《鄂城汉三国六朝铜镜》一书中所收铜镜,其中鄂钢630号工地出土的半圆方枚重列神兽镜内圈铭文云,“黄武二年十一月丁卯朔廿七日癸巳,扬州会稽阴师唐豫命作镜……”樊口朱家口老第21号墓出土之“黄武六年分段式重列神兽镜”内圈铭文为:“黄武六年十一月丁巳朔七日丙辰,会稽山阴师鲍唐竟,照明服者也,宜子孙,阳遂,富贵老寿匝先牛羊马,家在武昌,思其少天下命吉服,吾王干者囗囗”[45]。类似镜上铭文有“会稽”字样者很多。从这些出土铜镜铭文、地点可以说明:孙吴时的铜镜产地虽以会稽为主,但铜镜的生产者却不只限于会稽籍人,远在武昌的鲍唐也到会稽做铜镜;铜镜上镂刻工匠名字和吉祥赞美之语,以及从会稽流落到武昌等地,说明当时铜镜商品化甚明,产品有优劣之分;铜镜的铸造有官、私之分。

关于孙吴境内商品化制瓷业,虽文献不可征,但考古发掘为我们了解其简概提供了可能,考古材料揭示出从黄武六年以后的墓葬中,发掘出了瓶、壶、碗、盘、谷仓、井、灶、灯、鸡笼、猪圈、虎子等许多随葬瓷器[46]。这些瓷器虽为随葬的明器,但大多是现实生活中所必须之物,且又不是人人都生产和制作,所以当时必有专门从事此类物品的商品生产者。事实上,仅浙江的上虞、绍兴、宁波、鄞县、萧山、德清、余杭、永嘉、金华、武义、衢州、三溪等地都发现了孙吴烧瓷的窑址,尤以曹娥江两岸的窑址为最多,仅上虞一县就有三十多处[47]。另外,据1954年南京光华门外赵土岗四号墓所出赤乌十四年纪年铭青瓷虎子铭文:“赤乌十四年会稽上虞师袁宜作”[48],可知当时制瓷业也与铜镜制作业一样,具有商品生产的某些特征。

除了上述主要手工业商品生产之外,孙吴时期还有草席加工[49]等于工业生产,只因文献记载简略,且在整个商品生产中地位低微,我们不作详细考述。

三

钱币的使用虽然只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并不是商品经济存在的唯一标志,但是,它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和体现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因此,在考察孙吴商品经济时,有必要分析其货币经济的发展演变情况。

持魏晋南北朝自然经济说者,一个主要的理由是这一时期金属货币不时退出流通领域,实物货币抬头,动辄列举魏文帝黄初二年(公元221年)十月至太和元年(公元227年)七年间不曾使用钱币的事。然则与货币经济不发达的曹魏同时并存的孙吴的情形如何呢?

从现存文献来看,孙吴境内铸造货币,始于嘉禾五年(公元236年)。据《三国志?吴书?孙权传》云,是年春,“铸大钱,一当五百。诏使吏民输铜,计铜畀直。设盗铸之科。”[50]这里的“一当五百”,是指新发行的货币一枚值旧币五百枚。旧币应是汉代以来的五铢钱。因为新币重量轻面值大,容易引发盗铸,所以政府不仅严格控制铜料,而且从法律上禁止盗铸。

可能是由于新铸的大钱一时满足不了经济生活的需要,所以二年之后的赤乌元年春,孙权又“铸当千大钱。”[51]采取继续增大面值的办法来解决钱币缺乏的问题。从赤乌九年孙权诏中:“谢宏往日陈铸大钱,云以广

货,故听之”[52]的话来看,大概倡议铸大钱者乃谢宏。这种“当千大钱”铸造以后,由于钱值太贵,民间不便。为此孙权下诏说:“今闻民意,不以为便,其省息之,铸为器物,官勿复出也。私家有者,敕以输藏,计畀其直,勿有所枉也。”据诏令内容,这种当千大钱在赤乌九年停止了铸造,即“官勿复出也”。对于私人手中拥有的这种钱,由政府收回,收回时“计畀其直”,用什么来计其直,诏出中未作说明,其它文献中也没有记载,又不见铸造新货币,我们推测是用“一当五百”的大钱来计其直兑换的。不过,从《晋书?食货志》说到晋元帝渡江后,“用孙氏旧钱,轻重杂行,大者谓之比轮,小者谓之四文”的情况来看,此种大钱可能仍在流通领域中流通。赤乌九年停铸当千大钱、用“一当五百”大钱以后,未见孙吴发行新的货币。

需要指出的是《晋书?食货志》所云:“孙权嘉禾五年,铸大钱一当五百。赤乌元年,又铸当千钱。故吕蒙定荆州,孙权赐钱一亿。钱既太贵,但有空名,人间患之“之语,有必要进行辩析。从《食货志》的文章揆之,似是说孙权赐给吕蒙钱一亿,是当千的大钱,徒有空名,稽以《三国志?吴书?吕蒙传》,吕蒙在袭杀关羽成功以后,确有被赐钱一亿、黄金五百斤之事,但是,从被赐的时间上来看,不可能是大钱,因为吕蒙袭杀关羽是在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赏赐当在此后不久,而孙吴铸大钱却在十多年之后。可见《晋书?食货志》失察。孙权赏赐给吕蒙的钱只能是五铢钱。

有关孙吴时期使用钱币之事,见诸于文献者有如下数例:

(何)定,汝南人,本孙权给使也,后出补吏。……(孙)皓以为楼下都尉,典知酤籴事,专为威福。

……定又使诸将各上好犬,皆千里远求,一犬至直数千匹。御犬率具缨,直钱一万[53]。

此事发生在孙皓在位时(公元264——280年)。既然具缨的御犬,价值达一万钱,说明当时钱币为价值尺度无疑。

交趾太守士燮质子“病卒,无子,妻寡居,诏在所月给俸米,赐钱四十万。”[54]

此事发生在孙权时,从士燮病死于黄武五年后,又经历其子徽自署为交趾太守、广州刺史吕岱诛杀徽和几年以后其质子才病死等事来看,此次赐钱当在黄龙年间(公元229——231年)或者嘉禾年间(公元232——238年)。说明当时钱币用于赏赐。

“(吕)岱清身奉公,所在可述。初在交州,历年不饷家,妻子饥乏。权闻之叹息……于是加赐钱米布绢,岁有常限。”[55]

吕岱初为交州刺史是在黄武五年至黄龙三年间,所以孙权给其妻子的赏赐也应在此。

从上述孙吴政权所使用钱币的事实来看,贯穿于整个孙吴时期,说明无论是在何种货币制度下,货币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均起着重要的作用。这从新近在湖南长沙走马楼发现的数量惊人的孙吴嘉禾纪年简牍亦可以得到证明。其中有一枚大木简类的佃田租税券书云:

旱丘男于黄郡,佃田入町,凡廿一亩,皆二年常限(第一栏)。其十五亩旱败不收布;定收六亩,为米七斛二斗;亩收布二尺,凡为布一丈二尺。准入米七斗五升,六年正月十七日付仓吏张曼、周栋。其米七斛二斗,五年十二月廿日付仓吏张曼、周栋(第二栏)。其旱田不收钱,熟田亩收钱八十;凡为钱四百八十,五年十一月十日付库吏潘顺(第三栏)。嘉禾六年二月二十四日田户曹吏张惕校(第四栏)。[56]

从这份佃田租税券书来看,孙吴时每亩地,农民除了交纳租米外,还要交纳税钱,反映出钱币在国家赋税收入中占有十分重要的比重,这是同一时期的曹魏、西蜀所不可比拟的。

四

孙吴境内迅速发展的商品经济和对外经济交往的日益频繁,不仅使孙吴政权成为三国鼎立中商品经济最为发达的国家,能够凭借其发达的商品经济,长时间地割据江东,而且由于其商品经济的活跃,提高了南方商业在全国所占的比重,全国商品经济的格局开始发生变化,昔日江南不甚发达的商品经济已经度过了它那步履维艰的时代,开始走上勃兴的道路,为东晋南朝时期商业的日益繁荣打下了坚定的基础。

在商品经济向为发达的北方自然经济比重上升的情况下,地处江东的孙吴政权内部商品经济却迅速发

展,原因何在?论者或谓因三国时黄河流域战乱频繁,经济破坏惨重,而江南则战争稀少,社会安定,利于经济发展;或认为江南自古河流众多,水运交通十分发达,利于商业活动。我们认为,上述理由颇成问题,一方面,在经济发展与社会环境的关系上,自古以来,可以说江南的战乱就远远少于北方。另一方面,便利的水运条件,并不是在三国时才形成的。那么,促成孙吴时期商品经济迅速发展的原因又是什么呢?大致说来,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孙氏父子割据江东,使江南自战国以来,摆脱了以北方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政权的束缚,从而可以根据区域内自身的经济基础和特征发展经济,为商品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一系列有利条件和保障。

人们一提分裂、割据,就会不由自主地联想到分裂、割据局面形成和存在过程中,人为地对社会生产的大破坏。我们赞成田余庆先生关于分裂割据有利于地区经济发展的精辟看法[57],因为区域内的分裂、割据便于统治者采取各种发展社会经济的措施,有利于他们注重社会经济的发展,认识到经济对区域政权立足的巨大作用,从而促使区域内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而区域内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又必将带动商品经济的进步。当然,区域的分裂割据,会给商品流通带来某些人为的障碍,但在我国古代商品经济都以地区为中心,各个商业都会的商品一般都依赖于该商业都会所在的经济区本身供给,那种大范围内的商品流通并不多见。况且,在三国时,孙吴与曹魏、西蜀的经济交往并未中断。

第二,汉末中原地区长期的战乱,使北方大批人口逃离了江南。如史称钱塘全琮,汉末时,“中州士人避乱而南,依琮居者以百数”[58]。汝南吕范,避乱寿春,“将私客百人”归于孙策[59]。“初,曹公恐江滨郡县有权所略,征令内移。民转相惊,自庐江、九江、蕲春、广陵,户十余万皆东渡江,江西遂虚。”[60]这些南徙人口,不仅使江南的劳动力骤然增加,而且还带来了北方的先进生产技术,使江南的农业生产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垦田面积增加,农业产量提高,出现了“其田野则畛畛无数,膏腴兼倍”[61]的繁荣景象。大批工匠利用江南丰富的资源发展了矿冶业、煮盐业、制瓷业、麻织业等手工业,使江南的手工业有了长足的进步。农业和手工业的进步,为商业活动提供了充足的商品,成为孙吴商业发展的物质基础。 辍　辍　辍

第三,孙吴统治者对山越等少数民族的征服战争,打破了秦汉以来江南经济发展集中于会稽和吴郡等少数地区的格局,地区间经济的差距大大缩小了,使一个统一的大市场在江南迅速崛起。

孙氏立国之初,分布于今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等省山谷之中的“山越”民族,还过着原始公社的生活,他们为抗拒孙吴的剥削,依阻山险,进行反抗。从嘉禾三年(公元234年)起,孙氏派诸葛恪率兵攻打山越,经过三年,十万山越被迫走出山谷。出山的山越人受江北南渡人口和江南汉人的影响,迅速改变了落后的生产方式,接受了先进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使江南经济得以普遍发展。

总之,在封建统治加强的前提条件下,农业生产的发展、地区间联系的密切,必然会促使手工业的发展,使商业进步。孙吴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之下出现的。

注 释

[1]此说以全汉升先生为代表。参见全汉升《中古自然经济》,见《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0本。

[2]参见傅筑夫《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第3册第3页。

[3]《史记》卷129《货殖列传》。

[4]详见《后汉书》卷106《循吏传》。

[5][58]《三国志》卷60《吴书·全琮传》。

[6]《三国志》卷46《吴书·孙坚传》。

[7]《三国志》卷48《吴书·孙休传》注引《襄阳记》。

[8][37]《三国志》卷48《吴书·孙休传》。

[9]左思《吴都赋》。

[10][36]《三国志》卷65《吴书·华覆传》。 激

[11]《太平御览》卷827引《丹阳记》。

[12]《三国志》卷54《吴书·吕蒙传》。

[13]《建康实录》卷2。

[14]参见朱和平《试论六朝南方城市大量涌现的原因、表现及城市经济的特征》,《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1995年第1期。

[15]《三国志》卷47《吴书·孙传权》注引《江表传》。

[16]《初学记》卷26《锦第六》。

[17][18][19][21][50][51][60]《三国志》卷47《吴书·孙权传》。

[20]《三国志》卷8《魏书·公孙渊传》。

[22]以上均见《三国志》卷47《吴书·孙权传》注引《吴书》。

[23]转引自李仁溥《中国古代纺织史稿》第72至73页。

[24]王仲殊《关于日本三角缘神兽镜问题》,《考古》1981年第4期。

[25][55]《三国志》卷60《吴书·吕岱传》。

[26]《梁书》卷54《中天竺传》。

[27]《高僧传》卷1《译经上·魏吴建业建初寺康僧会》。

[28]《南史》卷78《中天竺传》。

[29]《太平御览·舟部》引《吴时外国传》。

[30][32]详见《太平御览》卷787《四夷部》引《扶南土俗》。

[31]《梁书》卷54《海南诸国传》。

[33]详见朱和平《魏晋南北朝种植业中的商品成份》,《郑州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

[34][35]《太平御览》卷816引《魏文帝诏》。

[38]《三国志》卷61《吴书·陆凯传》。

[39]《太平御览》卷815《锦》:“江东历代尚未有锦。”

[40]《太平御览》卷817《布帛部》引《魏文帝诏》。

[41]《三国志》卷9《魏书·夏侯尚传》注引《世语》。

[42]《三国志》卷54《周瑜传》注引《江表传》。

[43]《三国志》卷56《吴书·朱桓传》。

[44]参见王士伦《浙江出土铜镜选集》。

[45]湖北省博物馆和鄂州市博物馆合编之《鄂城汉三国六朝铜镜》,文物出版社,1986年版。

[46]见乐梅新、叶宏明《浙江陶瓷发展史略》第26页。

[47][48]李正中、朱裕平《中国古瓷铭文》(修订本)。

[49][61]左思《吴都赋》。

[52]《三国志》卷47《吴书·孙权传》赤乌九年条下注引《江表传》。

[53]《三国志》卷48《孙皓传》凤皇元年条下注引《江表传》。

[54]《三国志》卷49《士燮传》。

[56]胡平生、宋少华《新发现的长沙走马楼简牍的重大意义》,《光明日报》1997年1月14日。

[57]田余庆《魏晋南北朝研究的过去和现在》,见《魏晋南北朝史论集》。

[59]《三国志》卷56《吴书·吕范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