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监察制度的对比研究

古今中国监察制度的对比研究

监察制度是国家政治制度的一个重要方面，它是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进行监督、检查和处理违法违纪、失职行为的一种制度。

一、中国古代监察制度概述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起源甚早，中国古代的封建国家为监督政府官员，为国家利益和皇帝利益而服务，维护既有的统治秩序，保证国家机器正常运转而设立的一项专门的“准司法”性质的国家监督制度。监督法律、法令的实施，维护国家法律、法令和法制的统一，参与并监督中央和地方司法机关对重大案件的审理活动，是中国古代监察机构及监察官员的主要职责。监察制度是为了巩固统治秩序，保证国家机器正常运转而设立的基本政治制度，监察制度不但可以使中央决策者减少失误，而且还可以使中央决策者通过由上而下、由下而上的监督，及时掌握讯息，了解吏治民情，并对各级政府和官吏加强震慑作用，监督他们恪尽职守，保持吏治清廉，提高工作效能，以保证中央的政令顺利执行，维护吏治的稳定。

二、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历史发展和演变

春秋战国：御史兼有监察的使命，但这个时期还没有专职的监察机构。

秦：御史大夫为中央监察机构，在地方设置监郡御史。

汉：设御史台，汉武帝时期将天下分为十三部监察区，由刺史代表皇帝对地方实行监察。魏晋以后:一是御史台从少府中独立出来，成为由皇帝直接掌握的独立监察机构；二是不再设置固定的地方监察机关，改由中央不定期地派遣巡御史监察地方官吏；而御史的职权，也不断加强。

隋唐:“以法理大下，尤重宪官”，将御史台分为三院，各司其责：台院“掌纠举百僚，推鞫狱讼”；殿院“掌殿廷供奉之仪式”；察院“掌分察百僚，巡按郡县，纠视刑狱，肃整朝仪”。宋：在地方设立通判，兼掌对地方官的监察，成为皇帝在地方上的耳目。

元：监察御史，御史台与出令的中书省互不统属；御史大夫有权直接选任台官。

明：都察院，虽有左右都御史掌院，但各道监察御史的活动则直接受皇帝节制，不受都御史统辖，同时扩大并加强了监察御史的活动范围及权力。

清：将六科给事中归属都察院，科道合一，地方监察沿用明朝制度。清朝还制定了我国古代最完整的一部监察法典《钦定合规》。

三、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特点

（一）监察出于皇权、维护皇权

中国封建社会的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皇帝是最高统治者，直接控制监察大权，所有的监察机关有监察权，但只是皇权及受皇帝控制的行政机关的附庸。可以说，古代监察制度是皇帝的耳目、皇权的工具，同时也是制约官僚的一种制度。

（二）监察机构独立自成系统，自上而下垂直管理

自两汉后，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监察机关都有专门机构和职官，自成系统，基本上是与各级行政机构相分离的。中央的监察官员由中央任命，有事直接向皇帝奏报，地方的监察官员由皇帝指派或者由中央监察首长任命，有事可向监察首长汇报也可直接向皇帝奏报，这样确保了监察权力的独立运作，从而为监察制度的逐渐完善和监察效能的发挥提供了组织保证，监察机构的上下一体，也提高了监察官员的权力行使。

（三）监察制度以小制大，以内制外

古代多用年轻、资历较浅、品位较低的官员担任监察官员，因为官小才不计较个人得失，年轻才敢作敢为。监察官员虽然官职不高，但职权很大，从秦汉到明清御史基本上都没有超过七品的，但他们可以监察“自皇太子以下，无所不纠”，所有的官员而且可以“风闻奏事”，凡属国家政事，无论大小均可监察，在执行监察时可不受任何机构、官员的约束，直接对皇帝本人负责。“以小制大”使得监察官员要发展，必须勇于履行职责，忠于职守，这也正是统治者所希望。

（四）重视监察官员的选任和素质

由于监察责任重大，因此历代统治者都非常重视监察官员的选拔，不但非常重视监察官的工作能力，而且还非常重视监察官的“德望”和“品德”，把廉洁奉公列为选拔监察官的重要条件，因为“以法治人，先当治其身，违法何以责人”，这是由监察工作的特殊性所决定的。既要求监察官员有刚正不阿的品质，又要求监察官有丰富的为官经验和较高的文化素质并根据政绩对监察官员进行考核，并采取一些量化的方法，这样可促使监察官尽职尽责，积极上进，减少察与不察一个样的虚假现象。

四、古代监察制度与当代检察制度的共同特点

（一）古代监察机关与当代检察机关都具有相对独立性

独立和健全的监察机构与体制，是发挥监察功能的必要组织保证。我国古代监察制度的最大弊端在于它是皇权的附属品。监察职能受制于皇权，职能的发挥也取决于皇帝个人的重视程度和个人品质的好坏。监察官提出弹劾的最后决定权完全操在皇帝手中。在封建宗法制度下，当权臣专权时，监察独立原则自然也难以实现。

当代检察独立的相对性表现在：宪法及法律明确规定了检察机关的领导机关。但在实际中，中国共产党处于各项事业的核心领导地位，加之历史上检察机关有归入地方政府领导的先例，使得人大对检察机关的领导流于形式，上级检察机关对下级检察机关的领导更是局限于狭窄的业务范围，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的领导权更多地是掌握在地方党委和政府手中。

（二）古代监察机关与当代检察机关都具有行政、监察混一的性质

中国历史上的监察官员除担负监察职能外，往往还兼有行政、司法、纠弹等职能，多种职能互相交织并不断扩大，造成了政、监混一的局面。这种情况突出表现在古代地方监察制度上。

我国检察机关有着当然的司法属性。根据法律，检察机关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其独立地位与法院相等。同时，当代检察机关也具有行政性。由于在我国现行检察机关的领导体制中，地方的“横向领导”远远重于检察系统的“垂直领导”，因此，各级检察机关采用行政机关的管理模式，造成了检察机关机构设置、人员管理以及工作程序的行政化。

（三）古代监察机关和当代监察机关都十分重视监察官、检察官的素质

首先，监察官必须公正廉洁，正身自律为百官表率。其次，监察官要刚直不阿，纠弹不避权贵。第三、监察官要有一定的文化素养和从政阅历。古代监察是维护君主专制的全方位、综合性监察，台谏的触角深入国家行政、军政、财政、司法、文化管理的各个领域。监察官倘若不懂国家管理的运作方式和政策法规，不通晓吏治民情和各机构的职责权限，不熟谙历代盛衰兴亡的经验教训和官场弊端，必然会心有余而力不足。

当代的检察官职业已经成为一种既有很强的专业性，又有深刻的社会性的行业。检察官要具备丰富的专业知识，了解专业的前沿，必须具备与其职责相应的现代科技知识、社会知识和办案能力。另外、曾因犯罪受过刑事处罚的，或者曾被开除公职的人员即使具备上述资格也不得担任检察官。

五、古代监察制度与当代检察制度的差异之处

（一）古代监察制度与当代检察制度的渊源不同

古代监察制度的形成与法、儒二家的学说思想密切相关。儒家“君臣父子”的思想以及法家“从严治吏”的观念，自春秋战国时代起，影响着嗣后历代监察制度的发展。

当代检察制度是中西法治文化相互接触和碰撞的产物。中国当代检察机关定位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主要是借鉴了列宁的法律监督理论和前苏联的检察制度。另外，大陆法系的检察制度也为中国当代检察制度的形成提供了参考依据。当然，作为历史传统因素，中国传统法制文化也对当代检察机关的领导体制和管理模式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

（二）古代监察机关与当代检察机关的权力来源不同

古代监察制度最根本的弊端便在于它是皇权的附属品，古代监察机关的监察权严重地依赖于封建皇权:皇帝决定监察机构设置。国家法律制度的制订与废止，机构的设置与裁撤，官吏的任免与升降，政令的制订与实施，都在相当的程度上受皇帝个人的意志所左右。

当代检察机关的法律地位直接由宪法加以规定。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检察机关必须依照法定的职权范围、程序和方法行使检察权，不能滥用。

（三）古代监察权与当代检察权的权力范围不同

古代监察机关权力过分膨胀。就其所掌职权来说，除了监察权之外，往往还兼有行政、司法方面的种种事权。而且，由于封建皇帝是集最高行政权、最高司法权、最高监察权于一身的“天下之尊”。作为其“耳目之司”和亲近之臣的监察机关及监察官员，遇事随时差委，故其职权更加繁杂。

作为国家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当代检察机关的主要职权有：其一、对刑事诉讼进行监督，包括侦查监督，审查逮捕，审查起诉，以及对审判活动的监督等；其二、对执行刑事判决、裁定监督，保障刑事判决、裁定的正确执行。其三、审查人民法院已生效的民事、行政判决和裁定，如发现有法律规定的违法情形，有权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和抗诉程序提起抗诉。其四、人民检察院对部分案件直接受理并立案侦查。

六、总结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是我国古代君主专制的政治思想结晶，同时也为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对于现在来说，我们要总结我国古代监察制度运行方式具有的事前监督、事中监督、事后监督相结合的系统化特点，并吸取其对于历史发展的弊端，从而促进我国发扬廉政之风，严厉抵制官员腐败，对于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监察制度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第七章刑事诉讼证据规则

第七章刑事诉讼证据规则

第一节取证规则 一、禁止强迫自证其罪规则 1.禁止强迫自证其罪的含义与渊源 禁止强迫自证其罪意指任何人都没有协助他方证明自己实施了犯罪行为的义务，而且侦控机关亦不得强迫任何人负此项义务。 2.禁止强迫自证其罪规则与我国刑事诉讼

二、证人须履行作证义务规则 证人作证的国家义务 证人作证规则与我国刑事诉讼 证人不出庭作证的原因： 立法原因 制度保障缺失原因 文化传统原因

三、证人特权规则 1.含义及其体现 证人特权规则，又称证人作证豁免权规则，意指公民在法定情况下可以拒绝充当证人或对某些问题拒绝陈述的权利。 主要体现在： ☆禁止强迫自我归罪的特权 ☆近亲属之间的特权 ☆基于公务秘密的特权 ☆基于职业秘密的特权 2.证人特权规则的价值基础 3.证人特权规则与我国刑事诉讼

四、令状规则 1.令状与令状规则 所谓令状，是指记载有关强制性处分裁判的文书。 令状规则，则是指执行侦查职能的警察和检察官只有获得了法官签发的令状的许可，方可执行逮捕、搜查和扣押收集证据的任务。 2.令状规则的历史源流与现世体现 3.令状规则的理论基础 ☆令状规则是司法权与行政权相分离的结果，体现了权力制衡的原则与精神 ☆令状规则体现了对公民基本权利司法保护的原则和精神 4.令状规则与我国刑事诉讼

第二节查证规则 一、直接和言词规则 1.直接和言词规则的含义和要求 直接规则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在场规则”；二是“直接查证规则” 言词规则又称为“言词辩论规则”，是指法庭审理活动的进行，必须以言词陈述的方式进行。这一规则也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参加审判的各方应以言词陈述的方式从事审理、攻击、防御等各种诉讼行为；二是在法庭上提出任何证据材料均应以言词陈述的方式进行。

从明朝的监察制度中浅析明中后期吏治腐败的原因

从明代的监察制度中浅析明朝中后期吏治 腐败的原因 【摘要】： 明朝监察制度是我国古代监察制度发展得比较完备的形态。它体系严密，纵横交错，既包括对人的监察，也包括对事的监督。在如此完备的监察制度下，明代在中后期任然出现了贪污受贿，徇私枉法，吏治极端腐败的现象。上至天子，下至县令，受贿行贿已是司空见惯。太祖朱元璋定下的严刑峻法也不过三代便在贪墨之风中为人所淡忘。这一现象是由多种因素共同造成的。本文主要从明代的监察制度中浅析明代吏治腐败的原因，希望通过对这一问题的分析可以为当代我国官僚的反腐倡廉建设提供一些借鉴。 关键词：明代监察制度吏治腐败原因 近二十年来明代监察制度学术研究回顾: 明代的监察制度作为中央集权模式系列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分支，引起了许多专家学者的重视，近二十年以来许多专家学者对明代的监察制度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明代监察制度的组织构成的研究。

关于这方面内容的研究比较出名的有罗辉映先生关于明代监察内外系统的研究；丁易先生关于特务政治的研究；钱晓鸿关于广义与狭义监察概念的研究；方志远、林乾、刘秀生等学者关于督抚的研究以及明朝监察机构特色的研究等等。这些研究主要是针对明朝监察组织构成中的一些疑惑而进行的。 二、对明代监察制度中内阁、言官与皇帝的关系的研究。 随着对皇帝与皇权研究的深入，监察与皇权的关系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在皇权与科道监察的关系上主要以言官与皇帝的关系为研究的主流。在这方面的研成果有很多。涉及此类研究的文章也比较多。如：余兴安《明代考选科道制探析》；孙与常《明宣宗对监察职官的考核与罢黜》等。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三、关于明代监察目的的研究。 关于明代监察目的的研究，主要是从监察作用的划分，明代中后期言官在政治制度中的作用等方面的研究。在这方面取得突出成就的是侯明先生。 总的说来，关于明代监察制度的研究还是比较多的，但研究主要集中在监察制度本身的层面上。大多数学者都是把它放入中央集权模式的系列研究中，很少有学者将明代的监察制度作为另一社会现象产生的的原因来进行研究。因此，从明代的监察制度中探析明代中后期吏治腐败的原因还是比较有创新意义的，同时也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论民事诉讼证据制度

论民事诉讼证据制度公司内部编号：（GOOD-TMMT-MMUT-UUPTY-UUYY-DTTI-

论我国民事诉讼证据制度摘要 2002年4月1日起施行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3条规定“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证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院应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因证据的证明力无法判断导致争议事实难以认定的，人民法院应依据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则作出裁判”，这一规定将以往的评价证据“客观真实”改为“真实”标准，是证据制度一大改革，避免案件久拖不决。对各个证据具体分析，查清证据与待证事实之间的内在联系，为综合判断案件全貌作好基础工作。 对证据的综合判断，要求人员正确定用本证与反证，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原始证据与传来证据言词证据与实物证据知识，把证据理论与个案具体情况结合起来，从复杂、琐碎事实查证中抽象出法律关系实质，全面分析，综合判断。 民事诉讼证据制度，就是人民法院对所收集的证据（以双方当事人举证为主），根据证据的构成要件，结合案件的具体情况通过“去粗存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分析，对它的认识上升到理性阶段，从而正确认定案件事实的过程所依据的原则、标准等规定的总和。从其构成来看，可以分为举证制度、质证制度、认证制度，举证制度是对当事人提供证据的规范，质证和认证制度是对人民法院审查、核实及采信证据的规范，又可统称为证据评价制度。证据评价制度和制约着举证制度，故本文着重对证据评价制度进行探讨。

民事诉讼因其利益对抗性强，当事人为维护自己的利益，仅向法院提供于其有利的证据，隐匿于其不利的证据，甚至于举伪证或收买证人作伪证，以混淆是非，导致案情错综复杂，从而干扰和阻碍了法官对案情真象的认知，也很大程度上导致了超审象限的发生。所以，研究证据的评价、分析，也就成为民事审判方式改革永恒的课题，只有完成对此命题的科学破解，才能更高效、更公正地审结案件，体现“公正与效率”的世纪主题。 一、证据评价的程序要求 人民法院评价证据必须遵照法定程序，证据须在法庭上出示并经对方当事人质证，不经质证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除涉及国家机密、商业机密、个人隐私和法律规定其他应当保密的证据外，质证必须公开进行。对书证、物证、视听资料进行质证时，当事人有权要求举证方出示原件。证人、鉴定人也应出庭接受当事人质询，确有困难不能出庭的，须经人民法院许可，提交书面或者视听资料作证和答复当事人质询。 二、证据评价的标准 以往我国民事诉讼审判中执行的是实事求是的证据制度，即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学理上称之为“客观真实”。这样的标准追求的是案件的绝对真实，但由于时间的不可逆性决定了诉讼中争议的事实无法再原封不动地回到原始状态，只能用证据证明的事实来反映已发生的事实，被证据证明的“事实”有时会与发生的事实脱节，对绝对真实的追求会导致法官对证据的不尊重甚至偏失其中立性，或者在当事人穷尽证据后仍感到证据不足，不敢下判。这种“客观真实”的证据制度实际上已带有形而上学的色彩，司法实践中也有许多

刑事诉讼证据规则

我国刑事诉讼证据规则 我国刑诉法第43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这就立法上确立了我国现行诉讼模式具有较强的职权主义特征。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法官在对证据进行审查认定时往往只注意到该证据所产生的结论是否真实可信，而对其来源是否合法、能否采用却很少关注，总体来说是重实体轻程序的。从实体法的角度看，只要有助于发现和查明案件真实的事实和材料都必须得到承认和运用，否则就谈不上实体公正，而程序法则要求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事实和材料必须符合证据规则的要求，否则就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这两者之间的矛盾，从实质来说也就是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的矛盾，正是通过制定一系列具体的诉讼证据规则来加以平衡的。 通过具体的证据规则，使控辩双方能够积极加入诉讼过程，就其所提出的意见承担举证责任，并由此限定证据审查的范围。这样既能减少法院不必要的查证活动，提高办案效率，又能减少法官对案件进行职权调查的因素，避免过分的自由裁量和主观擅断。同时，具体的证据规则也为控辩论双方和法官的证明活动确定一个框架，有利于协调控辩双方之间以及控辩双方与法官之间围绕证据展开信息交流。制订严格、科学、明确的证据规则，对证据收集、举证、质证、认证全过程作出具体规定，以严格的司法程序为保障，使法律真实最大程度接近于客观真实，才能真正解决二者之间的矛盾，改变那种“重实体轻程序”的错误倾向，促进司法公正这一诉讼最高目标的实现。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律确立的诉讼证据原则 目前我国刑事诉讼证据规则方面的立法是非常不完善的，现有的法律和司法解释中有关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条文，主要有刑诉法证据专章的8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国人大法工委《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六部委《规定》)的3条，最高法院《关于执行刑诉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的11条，以及上述法律和司法解释在具体规定审判程序中涉及证据的一些条文。而且上述条文中还有相当部分不涉及审判环节或者仅作原则性规定，缺乏可操作性。我国三大程序法中，民商事及行政诉讼都有了证据规则，刑事诉讼则没有证据规则的具体规定，与执掌生杀予夺大权的刑庭沉重的审判职责极不相称，使我国97年刑法规定的“罪刑相适应”、“疑罪从无”等原则不能得到很好的贯彻落实，从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人权法治观念在刑事立法和司法领域没有得到很好的体现。 尽管如此，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律和司法解释中还是或原则性、或明确具体地规定了一些刑事诉讼证据规则，虽然这些原则，有些在法学界获得普遍认同，有些却在应用于司法实践的同时引起了法学界的激烈争论，但都不影响一个既定事实，就是这些规则是目前我国有现行立法依据的，是司法实践中在收集、审查、采信证据时必须遵循的原则，主要有： 1、审判机关取证原则 刑诉法第43条、45条以及《解释》第54、55、56条分别规定了审判机关收集、调取证据的权利义务和一些具体的操作程序。前文已经提到，我国现行诉讼模式具有较强的职权主义特征，我国现行的庭审方式并非典型的对抗制，而是仍然存在较大程度的法官职权运用。

[纪检监察]明代监察制度特点

[纪检监察]明代监察制度特点 纵观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发展历史，处于封建社会后期的明代监察制度尤为引人注目，不仅颇具特色，而且较为完备，使得封建国家的监察职能空前强化。 一、机构完善 经过历朝的发展与完善，明代逐步形成了网络状的监察体系，监察机构多样，互相独立，层层监督，严密布网。从中央到地方，主要监察机构有都察院、六科给事中和提刑按察使司。 （一）都察院 都察院是中央监察机构，职责是：肃正纲纪、辨明冤枉、考察百官等，对官吏的权力和效能进行全面监察。都察院下设十三道监察御史，除监察十三省官吏外，还协管两京（北京、南京）及两直隶衙门。监察御史既监督本监察区的卫所，又监察中央直属机关，都察院也在御史监察之列。监察御史平时归都察院管理，但在履行职能时，又不受都察院控制，直接对皇帝负责。御史出巡回京，直接向皇帝汇报，不经都御史转呈。 （二）六科给事中为了加强对朝廷六部的监察，在六部之外设吏、户、礼、兵、刑、工六科，每科都给事中一人，左右给事中各一人，给事中若干。六科职责是辅助皇帝御批公文，代天子察百事，弹劾违法的官员，监察和审核属于六部的所有日常事务。 （三）提刑按察使司提刑按察使司属于地方监察机构，主管司法，兼弹劾之事。据记载，在京都察院及十三道，在外按察司，俱称风宪衙门，以肃政饬治为职。按察使的职责是监察地方官员，体察当地民情。综上所述，明代的监察体系中都察院为全国最高监察机关，可以监督所有大小官吏。六科给事中主要负责对六部官吏的监察，同时又与都察院互相监督。在地方设立的按察司负责对所在地区的所有官吏实施监督。按察司有相对的独立性，且有较大的权力。 二、监督形式多样 明代统治者对监察机构进行改革的同时，还设置了多种监察形式，以保证监察信息快速、准确收集，保障监察机构职能有效发挥。 （一）巡察 皇帝和中央监察机关定期出巡或临时派遣巡按巡视地方，称为巡察制度。“代天子巡狩，所按藩服大臣、府州县官诸考察，举劾尤专，大事奏裁，小事立断”。巡察一直是统治阶级强化统治的监察手段。巡按御史代表皇帝巡视地方，即是文学戏剧作品中提及的“八府巡按”，专门负责监察，权力极大。巡按御史没有固定办公地点，不常驻一地。巡察官员只对皇帝一人负责，不受其他部门干

明朝官吏制度

明朝官员品级 ]明朝(中央官员品级) 1、三公、三孤: 三公:太师、太傅、太保(正一品) 三孤:少师、少傅、少保(从一品) 令有太子太师、太子太傅、太子太保(从一品);太子少师、太子少傅、太子少保(正二品) 这些均为加官，用来表明受官者的功绩与崇高身份，没有实际管辖范围。2、六部: 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按顺序) 六部各设尚书一人，直接对皇帝负责，尚书之下有左右侍郎(副部长)、郎中(司长)、主事 等。 吏部:负责官吏的管理，考核，升迁等 户部:有十三个司，分别管理各地的收支与报销 礼部:主管国家凶吉大典，教育与考试，招待外宾，宴劳功臣等 兵部:管理天下军政(军令由五军都督府管理) 刑部:管理天下刑名。 工部:管理建筑、后勤、水利、制造等

3、督察院: 直属于皇帝的监察部门 下设左右督御史(正二品)、左右副督御史(正三品)、左右佥督御史(正四品) 再往下设十三道监察御史，分管每个省的检查工作(当时中国分十三个省)十三道监察御史与直 属于皇帝的六科给事中统称‘科道‘属于言官范畴。 4、六科: 分为吏户礼兵刑工六科，每科设督给事中(正七品)、左右给事中与给事中(从七品)。 给事中品级虽低，权利很大，皇帝交给各个衙门办理的工作由六科每五天注销一次，如果有脱拉 或者办事不力的，六科可以向皇帝报告。六科还可以参与官员的选拔，皇帝御前会议，审理有罪 的官员。最为重要的是六科有封还皇帝敕书的权利，皇帝的旨意如果六科认为不妥可以封还，不 予执行。 5、五寺:

五寺是五衙门的简称，包括大理寺、太常寺、光禄寺、太仆寺、鸿胪寺 大理寺:相当于今天的法院，是全国最高上诉机关。与督察院、刑部构成了三法司。 太常寺:主管祭祀 光禄寺:主管宴享 太仆寺:管马 鸿胪寺:管招待外宾 6、詹士府: 詹士府是负责辅助太子的机构设正三品詹士一人，正四品少詹士一人，正六品府丞一人 詹士府设左右春坊，司经局，主簿厅 7、太医院: 太医院是管理宫廷及贵族诊断，制药的，设正五品院使一人，正六品院判二人，正八品御医四 人，从九品吏目若干人。 8、翰林院:

刑事诉讼证据规则

刑事诉讼证据规则 我国刑诉法第43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这就立法上确立了我国现行诉讼模式具有较强的职权主义特征。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法官在对证据进行审查认定时往往只注意到该证据所产生的结论是否真实可信，而对其来源是否合法、能否采用却很少关注，总体来说是重实体轻程序的。从实体法的角度看，只要有助于发现和查明案件真实的事实和材料都必须得到承认和运用，否则就谈不上实体公正，而程序法则要求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事实和材料必须符合证据规则的要求，否则就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这两者之间的矛盾，从实质来说也就是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的矛盾，正是通过制定一系列具体的诉讼证据规则来加以平衡的。 通过具体的证据规则，使控辩双方能够积极加入诉讼过程，就其所提出的意见承担举证责任，并由此限定证据审查的范围。这样既能减少法院不必要的查证活动，提高办案效率，又能减少法官对案件进行职权调查的因素，避免过分的自由裁量和主观擅断。同时，具体的证据规则也为控辩论双方和法官的证明活动确定一个框架，有利于协调控辩双方之间以及控辩双方与法官之间围绕证据展开信息交流。制订严格、科学、明确的证据规则，对证据收集、举证、质证、认证全过程作出具体规定，以严格的司法程序为保障，使法律真实最大程度接近于客观真实，才能真正解决二者之间的矛盾，改变那种“重实体轻程序”的错误倾向，促进司法公正这一诉讼最高目标的实现。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律确立的诉讼证据原则 目前我国刑事诉讼证据规则方面的立法是非常不完善的，现有的法律和司法解释中有关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条文，主要有刑诉法证据专章的8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国人大法工委《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六部委《规定》)的3条，最高法院《关于执行刑诉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的11条，以及上述法律和司法解释在具体规定审判程序中涉及证据的一些条文。而且上述条文中还有相当部分不涉及审判环节或者仅作原则性规定，缺乏可操作性。我国三大程序法中，民商事及行政诉讼都有了证据规则，刑事诉讼则没有证据规则的具体规定，与执掌生杀予夺大权的刑庭沉重的审判职责极不相称，使我国97年刑法规定的“罪刑相适应”、“疑罪从无”等原则不能得到很好的贯彻落实，从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人权法治观念在刑事立法和司法领域没有得到很好的体现。 尽管如此，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律和司法解释中还是或原则性、或明确具体地规定了一些刑事诉讼证据规则，虽然这些原则，有些在法学界获得普遍认同，有些却在应用于司法

历史考点：中国古代选官制度与监察制度的演变

考点 古代选官制度的不断成熟 知识主线 1.选官制度的演变 时期核心考点 史料实证 夏、商、西周 开始：夏商时期 衰落：春秋战国时期世官制 (1)内容：选官范围限定为贵族，由贵族子弟世代继承祖上的权 位 (2)影响：推动了奴隶社会的发展 1.河南尹田歆的外甥王谌，以知人出名。田 歆对他说：“如今应推举六名孝廉，多有贵 戚书信相命，又不好违背，我想自己选一位 名士以报效国家，你助我求之。” 材料主要反映了什么现象？ 答案　察举制的弊端。 2.马克斯·韦伯说：“此一制度导致候补者互 相竞争官职与俸禄……获取官职的机会对任 何人开放，只要他们能证明自己有足够的学 养。” 文中的这一“制度”是指什么制度？ 答案　科举制。 3.美国当代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 球通史》中说：“统治中国的是一个由学者 组成的统治集团即文人学士集团，他们为中 国提供了一种赢得欧洲人尊敬、羡慕的有效 稳定的行政管理”。 这种管理的有效性有哪些？ 答案　提高了官员素质，扩大了统治基础， 有利于加强中央集权。 战国、秦朝和汉初开始：战国 发展：秦朝 衰落：汉初军功爵制 (1)内容：按照军功大小授予不同爵位，商鞅变法，实行二十等爵制 (2)影响：有利于国家选拔军事人才，满足了国家统一的社会需求 两汉 开始：西汉 衰落：东汉末年察举制 (1)内容：官吏察访适合的人才向中央举荐，官吏任免权最终由中央掌握 (2)影响：在实行之初，按人口比例举“孝廉”，并加以考试选用，给中小地主阶级及其他社会阶层提供了参政机会 魏晋南北朝创始：曹魏发展：两晋衰落：南北朝九品中正制 (1)内容：中央选择德才兼备的官员兼任原籍中正官，查访本州士人，然后依据品行、门第等将士人评列九品，作为中央选官的依据 (2)影响：推行初期，评判人才综合考虑门第和才能，起到了选拔人才的作用；后期，看重门第，沦为士族垄断仕途的工具 隋、唐、宋、明、清产生：隋 确定：唐 发展：北宋 衰落：明清科举制 (1)内容：废除九品中正制，通过科举考试选拔官吏 (2)影响：有利于扩大官吏人才来源，提高官员文化素质；选拔人才和任命官吏的权力从世家大族手中收归中央，有利于加强中央集权 归纳总结：从汉代察举制到魏晋九品中正制再到隋唐科举制，中国选官制度日趋完善，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公平、公正的原则，提高了官员素质，推动了中华帝国走向繁荣。 2.监察制度 (1)先秦时期的萌芽阶段：夏商周三代已有监察的因素和活动，但严格意义上的监察制度未确立。 (2)秦汉时期的形成阶段：秦朝的御史大夫、汉代的刺史，表明从中央到地方出现完整的监察制度。 (3)隋唐时期的成熟阶段：隋唐时期， 门下省负责审议和封驳，出现谏议制度, 形成较严密的监察网络。 (4)宋元时期的强化阶段：宋代设立独立机构谏院，元代制定一整套监察法规。 (5)明清时期的顶峰阶段：明朝设厂卫特务机构，并在地方设提刑按察使司，管地方监察、司法;清代设有监察机构—都察院。 要点释疑 1. 选官发展规律 标准：由家世、财产、门第逐渐发展到才学，选拔标准趋向公开和相对公平。 选官权：从地方收归中央。

浅论明代监察制度

浅论明代监察制度 我国监察制度源远流长,最早可溯源于殷商和西周。从秦代开始,正式置御史府,秦汉以后形成制度。魏晋以后,制度日臻完备,至隋唐时期,监察制度开始法律化、定型化,日趋成熟。宋元时期,监察制度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到了明朝,随着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国家制度日 益向极端的君主专制方向发展,封建监察制度也更为完备和严密,为明朝统治树起了一根支柱。明朝监察监督机制有其独特之处,但亦因时代存在许多局限性。 一演变 明朝的监察制度，大体上包括了御史制度、言谏制度、地方监察制度、法律制度等，这些制度大都由前代沿袭而来，到明代逐步完善。明代统治者总结了历史上历代治理国家的经验，尤其是吸取了元朝灭亡的教训，对于官吏的监督与纠察、强化“天子耳目”的作用有着深刻的认识。使明代的监察制度经历了一系列的演变。 其一，御史制度上的创新。明初曾一度效仿元制设御史台，掌监察，之下亦效元制设殿中司和察院，成为国家三大府中尤为重要的。洪武十五年朱元璋撤销御使台，正是创设督察院，两年后又对其内部机构设置进行了调整，从而完成了台、察合一的制度创新。建文帝明世祖等后继者也进行了相应的改革。都察院是专门负责维持封建国家机关以及官吏纲纪的部门，“职责纠劾百官，辩明冤枉，提督各道，为天子耳目风纪之司”，[1]成为全国最高监察机关，总揽全国监察事务。它是正二品衙门，其主要工作人员是各种御史。主官左、右都御史各一人(正三品)，其下有左、右副都御史各一人（正四品），左、右1111都御史各两人（正五品），以地区划分的十三道御史若干人（正七品）。他们按地区和业务分工，负责对全国各方面的监察工作，权力甚大，无所不监。因此在人选和任用上，明朝极其慎重，要求也非常严格。督察院的御史是最直接维护朝廷封建统治利益的人物，所以他们的职级虽然较低，但权力很大，这强化了中央对百官的监察权力，旨在使各衙门不能独断、加强皇权，促成了明王朝高度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之制度的建立。 其二，言谏制度上的发展。1367年，朱元璋承袭宋元旧制设给事中，洪武六年始分吏、户、礼、兵、刑、工六科，六科给事中初设，至洪武二十四年以后逐渐定型，这成为明代监察制度的一个重要发展。假如说，督察院的御史着重监察全国官吏和一般机关，那么六科则是对六部的业务进行对口监察，二者不相统属，可互相弹劾。每科各设都给事中一人（正七品），左右给事中各一人（从七品），给事中四至十人不等，其职责是“常侍从、规谏、补阙、拾遗、稽察六部百司之事”.[2]因为六部是全国最高的行政管理部门，所以六科一对它们的监察作为主要职责，对封建地主政权来说是有其必要性的。六科给事中的威权与御史相近，但其专门化的业务监察，要求工作尚在进行当中便发现并纠正其可能的危害，消灭可能造成的损失。当然，明朝对其人选也是要求很严格的，按规定，一般是“在各衙门办事进士及历俸二年以上行人、博士并推官、知县三年考满到部者”。[3]同时明朝也很关注给事中的考核，七品小官，其升降都要由皇帝来定度。可见，明朝大量设置台谏官，一方面是为了维护皇权以防止权臣跋扈，另一方面则为了加强中央与地方的联系，以便于对内外百官行使皇帝的权力。 其三，地方监察制度的完善。明代地方行政层级工分三级，监察机构也与此相对应。朱元璋称帝前就在全国13个行政区内分设按察司，并在其下设41个按察分四。按察司为地方最高监察机构，相对于都监察院又称“外台”，虽隶属于中央的督察院，但其行事有一定的自主权。洪武二十四年敕“懿文太子巡抚陕西”[4]，始创巡抚之制。宣宗时期派遣巡抚“巡行天下，安抚军民”，已成定制。这些巡视地方的监察官员若兼领其他专项事务，则称总督提督等。到明中期前后，因某种需要，这些特殊的官名已发展为固定官职，如宪宗五年（1469

浅析民事浅析民事诉讼证据制度存在的问题的应用

浅析民事浅析民事诉讼证据制度存在的问题的应用 The final edition was revised on December 14th, 2020.

浅析民事诉讼证据制度存在的问题 崔可景李向伟白耀为了保证人民法院正确认定案件事实、公正、及时审理民事案件，保证和便利当事人依法行使诉讼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等有关法律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结合民事审判经验和实际情况，制定了《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该规定完善了我国民事诉讼证据的制度，明确了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的范围和条件，规定了举证责任的分配原则和举证时限问题，进一步明确民事诉讼证据的要求和证明标准，同时还完善了法官依法独立审查判断证据的原则和非法证据的判断标准。该规定的公布实施是最高人民法院为实现民事审判公正与效率的又一重大举措，对于实现民事审判的公正与效率的目标，具有十分积极的促进作用，是人民法院深化改革的重要措施，它对于加快审判改革的进程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将更加方便人民群众利用诉讼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权益，也更便于法官依法独立、公正、正确地行使审判权，也是最高人民法院为适应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民事审判的需要所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但该规定在适用过程中也存在有一定的问题。 一、举证责任的属性与司法解释内容的兼容 举证责任，又称证明责任，是指当事人就诉讼上的特定待定事实，根据举证责任分配规则，为了满足法官形成某种确信心证的需要所应负担的相应责任。我国民事诉讼证据制度中尽管以“谁主张，谁举证”的责任原则为基本点，但法官都以裁判者的角色居中裁判，享有“心证”的职权。证明责任又分为行为责任和结果责任，证明责任是指当事人为避免不利裁判所承担风险而向法院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的事实存在的责任，而行为责任却包括了主张责任与证据提供责任两方面的内容。其中：主张责任是当事人为赢得胜诉，向法院提出自己的利于自己事实的一种根据。主张责任一般先于提供责任而产生，当事人在提出诉讼请求之后，其主张事实根据就必然涉及证明责任的问题。我们通常所称的行为责任的转移，则是指行为责任中的证据提供责任的转移，而主张责任则作为一种权属能力，构成未然的结果责任产生的成因，不发生转移问题。因

浅谈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证据开示制度(一)

浅谈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证据开示制度(一) 摘要：证据开示制度是最早形成于十九世纪的英国，它是当事人主义或类当事人主义在诉讼过程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和制度，证据开示制度的主旨是使诉讼当事人能够在庭审之前得到与案件有关的必要的证据信息，为诉讼做必要准备。证据开示制度给予当事人双方平等的收集、掌握证据的机会，促进发现事实真相。同时也提高了诉讼效率，减少了庭审举证、质证的繁琐过程，减少了庭审的时间，以达到保证诉讼的公平与效率的目的。本文中，笔者就我国刑事诉讼过程中证据开示制度存在的问题和证据开示制度的建立与完善谈几点个人意见。 关键词：刑事诉讼证据开示被告人 一、证据开示制度的起源、概念及意义 1、证据开示制度的起源 证据开示最早起源于16世纪末期的英国，19世纪英国在民事诉讼改革中形成。1938年美国确立了一项法定证据开示程序后，证据开示制度被越来越多的国家纳入诉讼法和证据法之中。 2、证据开示的概念 证据开示的基本涵义是指庭审调查前诉讼双方当事人从对方或第三方处获取有关案件的信息和收集证据的程序，它是一种庭前的程序和机制，是诉讼一方在庭审前获取另一方与案件有关事实和信息，从而为审判做准备的诉讼制度。 3、证据开示制度的目的及意义 证据开示制度作为准备程序的一部分，之所以既能促进发现真实案情，又能保证庭审活动集中、顺畅的进行，主要是因为现今诉讼活动的特征所决定。在现今诉讼活动中，对抗性是诉讼活动的一个重要特征，这种对抗性特征导致了诉讼双方为达到诉讼目的的相互采用各种竞技手段，在诉讼中，诉讼双方都尽可能的搜集、使用有利于自己的证据，同时诉讼双方尽可能的通过各种方法和渠道获知对方已掌握的各种证据信息，借以达到削弱对方的攻击力和提高自己的防御能力，从而实现自己的诉讼目的。诉讼双方的这种对抗性使诉讼双方必须在庭前严格保守自己已知悉的案件信息，以避免自己所知悉的案件信息被诉讼对方获知。鉴于这种对抗制度将导致诉讼双方交换证据的困难，诉讼中的证据开示问题，也就随之突出出来。为保证法律的公正，提高诉讼的效办，就必须制定专门的证据开示制度来解决这一问题。一般来说，证据开示制度的目的主要有：1、确立诉讼双方争议的事实，找出争议焦点；2、取得与案情有关的必要的证据信息；3、为庭审作必要的准备，获取一些庭审中可能难以取得的相关信息，证据开示制度的基本意义就是为了达到证据开示的目的，以保证诉讼的公正和效率。 二、我国刑事诉讼中证据开示制度的现状 我国在1996年对《刑事诉讼法》作了较大的修改，新《刑事诉讼法》对刑事诉讼过程中证据开示做出了部分规定，与修订前的《刑事诉讼法》相比，在证据开示问题上有了明显的进步，但这些规定并不具有完全意义上的刑事证据开示制度，它在刑事诉讼中证据开示的范围、内容和证据开示主体等方面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缺陷这些规定与修订前的《刑事诉讼法》相比有了明显的进步。新《刑事诉讼法》在侦查、起诉、审判阶段对证据开示范围做出了下列规定： 1、在侦查阶段，《刑事诉讼法》第96条第2款规定：“受委托律师有权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这时证据开示的范围仅是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 2、在审查起诉阶段，《刑事诉讼法》第36条第1款规定：“辩护律师自人民检察院受理案件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诉讼文书、技术鉴定材料”。证据开示的范围仅限于诉讼文书和技术鉴定材料。

明代巡按御史制度研究

第22卷 第2期 牡丹江大学学报 Vol.22 No.2 2013年2月 Journal of Mudanjiang University Feb. 2013 6 文章编号：1008-8717（2013）02-0006-03 明代巡按御史制度研究 齐 晓 静 （安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 安徽 芜湖 241000） 摘 要： 巡按御史制度是明朝对地方官吏的监察制度之一，是统治阶层派遣十三道监察御史到各省定期巡回考察的一种制度。明代对地方官吏的监察，体制严密，主要包括提刑按察使司及其辅佐官、巡抚与总督都御使、巡按御史等几大监察体系。这三大体系在当时的吏治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就连贪图玩乐的明世宗也认为，“天下生民休戚，吏治臧否，系于巡按御使”。[1]本文主要从巡按制度的形成、出巡相关规定、巡按御史的职能等方面予以介绍，在此基础上，引发一些对当代法制的思考。 关键词：明代；巡按御史；监察 中图分类号：D69 文献标识码：A 一、巡按御史制度的形成 巡按御史制度作为明朝的地方监察制度内容之一，对于该项制度的形成时间，文献记载的并不一致。《太祖实录》这样记载：洪武二年（1369）七月癸丑，监察御史谢恕巡按松江，“以欺隐官租，逮系一百九十余人至京师，多有称冤者”[2]。这一材料表明，明朝初年就已经推行巡按御史制度。而《明史》记载却是洪武十年七月“始遣御使巡按州县”[3]。洪武十五年明太祖置都察院，分监察御史为十二道（宣德时定为十三道）。洪武二十三年，铸十二道印，巡按印曰“巡按某处监察御史印”。 可见，巡按御史制度到底形成于明朝的哪个年间，至今未有一致的说法。这是我们需要进一步求证的问题。 二、有关御史出巡的规定 明朝的巡按御史虽和西汉以来遣使监察地方的制度一脉相承，但其制度的完备和对地方官员的监督威慑作用，远远超过了前代。明太祖下诏颁布的《宪纲事类》，对巡按御史的点差、期限、随行人员、治所、交际、回避、相见礼仪、迎送等方面，均作了具体规定。下面着重介绍期限、随行人员、交际和回避这四个方面。 （一）有关期限方面的规定 御史出巡，除去往返路途的时间，以一年为期限。顾炎武对御史的任期短暂大加赞扬。他说：“又 其善者在于一年一代；夫守令之官不可以不久也， 监临之任不可以久也；久则情亲而弊生，望轻而法 玩。”[4] 顾炎武的评价是很有道理的。地方行政长官的任期不能短，太短了官员无法兴利除弊，情况还没有调查清楚，就得离任了；而监察官不能任期太长，否则容易被利益驱动，与地方长官相互勾结，无视朝廷纪纲，于朝廷于百姓都是一大祸患。 笔者认为，关于这一年的规定应当是一个可变期间而非是一个不变期间，根据各个州县地方的不同状况，比如领域、地理位置、经济状况等方面的差异，御史出巡的任期也可相应地延长或者缩短，既可以提高监察的效率，又可以减少不必要的财政支出，从而减轻朝廷乃至老百姓的负担。 （二）有关随行人员方面的规定 明朝是这样规定：“凡监察御史巡按，许带书吏一名，照刷文卷；许带人吏二名，若应用监生， 临期奏请。”[5] 书吏与人吏必须与巡按御史同行，不许单独行动。这样规定有其先进之处，一方面减轻了监察御史的工作负担，另一方面，又起到了互相监督的作用，这样既提高了办案效率又兼顾了公平。 （三）关于交际方面的规定 《宪纲事类》规定：巡按御史“分巡所至，不许令有私买货物及盛张筵席，邀请亲识”，“所到之处，须用防闲；未行事之前，不得接见闲杂人”。 收稿日期：2012-11-29 作者简介：齐晓静（1988—），女，安徽滁州人，安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法学2011级宪政专业硕士研 究生。

明朝政治制度

明朝政治制度 明朝的政治制度中央的最高权力在皇帝，后来朱元璋废除中书省，六部直接对皇帝负责，后来设置内阁，内阁的作用只是顾问，六部的权力也比较弱。但是这只是明太祖创立这套体制的初衷，并只在洪武和永乐两个朝代执行过。整个明朝，就只有洪武和永乐两朝的政治体制非常接近于后来的满清。到了仁宣之后，因为当时明朝文官治国的思想开始逐渐浓厚，具体的行政权向内阁和六部转移。同时还设有监察机构和特务机构，加强对全国臣民的监视。在地方设立三司，加强地方管理。主要机构有：六部；明朝在中央设置吏、户、礼、工、刑、兵六部，与前代相比，明朝最初在每部增加尚书侍郎各一。胡惟庸案之后，朱元璋废丞相之职，取消中书省。六部因此地位得到了提高。每部只设一个尚书，两个侍郎，原有的各科尚书降为郎中。各部尚书和侍郎的官阶也上升。其中以吏部(主管文官升迁)最为重要，户部人员最多。礼部(主管祭祀大典)与工部(主管公共建设)地位较低。监察机构；在洪武十三年前，明朝还沿袭元的监察制度，设立御史台，有左右御史大夫各一名。洪武十三年后，朱元璋废御史台。两年之后，朱元璋设立新的监察机构-都察院。都察院下面设立监察御史若干人，分巡全国各省，称为十二道监察御史。每道有监察御史三至五人，范围大体为一省。但监察御史都驻在京师，有事带印出巡，事毕回京缴印。到明末，监察御史分为十三道，共有一百一十人。六科；明朝开始只设了给事中。到洪武廿四年，设都给事中六人，分吏、户、礼、工、刑、兵六科，每科一人。该制度基本是继承了唐朝的门下省制度。六科官职品级虽低，然职权很高。他们可以不赞成皇帝的意旨。而该制度也发挥了一定的改善朝政作用。五寺；五寺包括大理寺、太常寺、光禄寺、太仆寺、鸿胪寺。大理寺与刑部和都察院合为三法司，其职权与今日之最高法院相似。大理寺的首长称为大理寺卿，也是九卿之一。其余四个寺的卿职权较低。太常寺负责祭祀;太仆寺管理马匹;光禄寺负责寿宴;鸿胪寺负责接待外宾。内阁；在废除丞相制度后，朱元璋亲理政务，一度深感疲惫，于是设立四辅制度来辅佐政事。但这项制度效能不彰。洪武十七年后被废。之后朱元璋请来几位翰林学士帮忙辅佐，这些翰林学士的官职被命为“XX大学士”。这也就是所谓的内阁机构。特务机构；明朝实行严密的特务政治。主要的特务机构包括锦衣卫、东厂和西厂，武宗时期还一度设有内行厂。锦衣卫设立于洪武十五年，直接听命于皇上，可以逮捕任何人，并进行不公开的审讯。在东厂设立后，锦衣卫权力受到削弱。东厂成立于永乐十八年，是明成祖为了镇压政治上的反对力量而成立。地点位于京师东安门北。东厂的主要职责就是监视政府官员、社会名流、学者等各种政治力量，并有权将监视结果直接向皇帝汇报。依据监视得到的情报，对于那些地位较低的政治反对派，东厂可以直接逮捕、审讯;而对于担任政府高级官员或者有皇室贵族身份的反对派，东厂在得到皇帝的授权后也能够对其执行逮捕、审讯。东厂在设立之初，就由宦官担任提督，后来通常以司礼监秉笔太监中位居第二、第三者担任。西厂设立于宪宗时期，首领为汪直。1482年后被废。其后又被武宗短暂恢复。内厂设置于武宗时期，首领为宦官刘谨，刘谨伏诛后，内厂与西厂同时被废，仅留东厂。

刑事诉讼证据制度

第四单元刑事诉讼证据制度 一、刑事诉讼的法定证据种类（P396） （一）概述 刑事诉讼证据的种类包括：物证，书证，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鉴定意见，勘验、检查、辨认、侦查实验等笔录，视听资料、电子证据。 （二）证人出庭作证（P412） 1.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证人证言有异议，且该证人证言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人民法院认为证人有必要出庭作证的，证人应当出庭作证。 2.经人民法院通知，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 3.证人没有正当理由拒绝出庭或者出庭后拒绝作证的，予以训诫，情节严重的，经院长批准，处以10日以下的拘留；被处罚人对拘留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复议期间不停止执行。 4.人民警察可以就其执行职务时目击的犯罪情况作为证人出庭作证。 【例题·单选题】根据《刑事诉讼法》及司法解释的规定，经法院通知，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作证。下列人员中，属于这一规定适用范围的是（）。（2013年） A.被告人的兄弟姐妹 B.被告人的配偶 C.被告人的父母 D.被告人的子女 【答案】A 【解析】经人民法院通知，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 （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 1.VS证人证言 （1）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有共同犯罪关系的同案犯的揭发，属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 （2）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同案犯其他犯罪事实的揭发、对非同案犯犯罪事实的揭发，属于证人证言。 2.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充分确实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重证据不轻信口供）【例题·多选题】王某伙同张某出售假发票，被公安机关抓获。王某为争取立功，将自己曾听到的张某抢劫他人财物的情况主动向公安机关报告，后经查证属实。在张某抢劫案中，王某的揭发行为本身所形成的证据属于证据中的（）。（2012年，经调整） A.犯罪嫌疑人供述 B.证人证言 C.言词证据 D.直接证据 E.派生证据 【答案】BCDE 【解析】（1）选项ABC：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同案犯其他犯罪事实的揭发、对非同案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演变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wendangku.net/doc/5c8350477.html,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演变 作者：陈洁曹志平 来源：《中学政史地·教学指导版》2017年第08期 一、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形成与发展 1.萌芽期。最早可考证的监察活动始于夏商周时期，如《周礼·春官》记有“御史掌邦国都鄙及万民之治令，以赞冢宰”，可见西周所设御史官一职已初具监察职能，但在这期间并未成立专门的监察机关。至春秋战国时期，御史官被赋予了新的监察使命。总体而言，这一阶段的监察活动仍相对单一、局限，只是一种萌芽阶段。 2.形成期。直至始皇帝一统六国，中央集权制的建立为监察制度的延续夯实了政治基础。中央设置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借以“三公九卿制”赋予了御史大夫监察百官的权限。其中，中央由御史府掌握天下文书，监察百官；地方由御史大夫授命各“监御史”派驻各郡县，设置郡御史监察郡内各项工作，以此保障中央统管各地，稳固皇权的至上。而后，汉承秦制，不仅赋予了御史大夫监察与行政两项职权，还设立了中央监察机构“御史台”，并先后颁布了《监御史九条》与《六条察郡之法》，推动了监察活动趋向制度化、规范化发展。 3.发展期。时至政权频繁交替的魏晋南北朝，封建割据分裂状态持续的存在，使得各朝代监察活动各有名目，但御史台作为独立部门，仍是皇权统治阶级中的最高监察机构。只是魏晋时期的御史台不再隶属少府，改由皇帝直接控制；而南梁、后魏、北齐的御史台和后周的宪台，仍以御史中丞为主官（北魏称御史中尉）；至晋朝后期，改由御史中丞下设的殿中御史、检校御史、督运御史等分掌内外监察权，各地方由朝廷不定期委派巡御史，不再设置固定监察机构监察地方官。隋唐时期则继承了南北朝以御史台为主、台谏并立的格局，并在此基础上加以完善，推行了经常性监察与临时性巡查相结合的动态监察机制，制定了明确、具体的监察制度，使得古代监察制度向规范化、法制化方向发展。 4.顶峰期。明、清是封建君主落实中央集权制的全盛时期。其中，明朝将御史台改为都察院，“主纠察内外百官之司”，并设立左右都御史、副都御史，以及下设地方十三道巡按御史，直接受命于皇帝，有独立纠举弹劾之权，以此形成三重监督网格，自上而下全面开展监察工作。清朝整体上沿袭明代监察体制，但也有其独特发展——监察权高度集中。即，清廷中央仍以都察院为主监察机构，各级官吏均置于都察院监督之下，都察院下设十五道监察御史（后增至二十二道），科道合一，并颁布了我国古代最完整的监察法典——《钦定合规》。至此，我国古代监察制度发展攀升至顶峰期。 二、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主要特点 首先，古代监察制度源远流长，是封建王朝为保障“国家机器”顺利运转而设立的一种政治制度，其先后跨越了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明清等几个阶段，在古代社会每一朝代

对明清监察制度的评析

对明清监察制度的评析摘要：监察制度建立于秦汉，经历了形成、发展、成熟和强化四个时期，到明清时期已历经了一千多年，它继承了历代监察制度的精华部分，并根据当时的社会情况有所创新和发展，形成了一套严密的监察体系，这一时期：组织机构高度完备、职权极度膨胀、监察法规更加完善，对监察官员的法制化，君主专制的极端化及中央集权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但由于封建特性的制约，监察制度因循守旧，各种弊端暴露无疑“以轻制重”“风言闻事”，监察官员在皇权的高压和腐败的社会环境中变得昏聩腐败，影响了当时的政治和经济生活。 关键词：明清时期监察制度相当严密意义 研究明清监察制度的人不在少数，但人们往往注重研究明清前各朝的监察制度，而认为明清时期是封建社会的衰落时期，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地方很少，我认为明清监察制度也有其独特性、完备性，在执政方面，也有很多地方上值得我们探讨研究的。 监察制度在经历了一千多年的发展历程以后，才形成了明清时期完备而严密的一套监察体系，前朝各代

的监察制度对其形成都有或多或少的影响。明清监察制度吸取了前代的经验教训，所以制定了比前代都完善的监察制度。明清监察制度在组织方面、监察职权方面、监察法规方面都存在着对明清前各朝的继承。在组织方面，首先，吸取唐宋教训，废除一台三院制，确立都察院为中央最高领导机关，从而简化了组织机构。魏晋以来的台谏分立至元代台谏合一，明代废谏院，把前代的给事中发展为六科给事中，与十三道监察御史合称科道，分察内外百官。清代则实行科道合并，将六科给事中归属都察院。其次，借鉴唐分察尚书六司的制度而创设了部门监察机构，加强了对中央部院衙门的监察，继承了唐代监察御史分道监察的同时进一步发展将地方监察制度形成交叉监察网络。在监察职权方面，明清科道官继承了前代台谏院有关的监察权，促使君主专制的高度强化。在监察法规方面，秦汉时期制订了第一个监察法规，随着时代的发展，古代监察法至元代已相当完备，清朝在前代的基础上，制订了一部内容丰富而完整的监察法规。在官吏的任用考核方面，明清统治者继承历代选任台谏官注重品行的公正正直的同时，又强调一定的文凭学历，即：必须具备较高的文化素质，主张须经科举考试的选拔。除了这几个方面以外，明清监察制度也同前朝各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