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鲁迅与林语堂的幽默观(一)

论鲁迅与林语堂的幽默观(一)

一

以我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阅读和感受而论，它的总体的美学特征，似乎是沉重而悲怆的。这和产生它的社会环境，时代特征有关。只要想一想中国在20世纪走过来的历史道路是多么艰难曲折；只要想一想中国人民争取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的革命斗争是多么英勇悲壮、可歌可泣；只要想一想中国现、当代革命的、进步的文学是怎样作为中国人民全般的解放事业的一翼而在战斗中展开，那么，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严肃的思想面貌和浓重的悲剧色彩也就不难理解了。

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这一总体感受，不能不影响到我对它固有的幽默、谐趣的一面的欣赏。对鲁迅的酷爱和信赖，更使他在30年代对林语堂以提倡幽默掩盖社会矛盾，“将屠户的凶残，使大家化为一笑，收场大吉”的批评，深深地楔入我的脑识之中，形成了我对幽默的某种疑虑和偏见。我清楚地记得，鲁迅公开申明过：“我不爱‘幽默’，并且以为这是只有爱开圆桌会议的国民才闹得出来的玩意儿，在中国，却连意译也办不到”。他还说过：“‘幽默’既非国产，中国人也不是长于‘幽默’的人民，而现在又实在是难以幽默的时候。”针对林语堂创办的《论语》、《人间世》以幽默小品为统治者帮闲的恶劣倾向的发展，鲁迅曾在一封信中说：“专读《论语》或《人间世》一两年，而欲不变为废料，亦殊不可得也。”

这些看起来像是抵排幽默的痛乎言之的话，连同产生这些话的当时中国社会现实中“炸弹满空，河水漫野”的血泪斑斑的背影，一起在一代文学青年中产生了强烈的思想震撼力。无怪乎当时的新进青年作家吴组缃在接到日本朋友增田涉因编选《中国幽默文学选》而征求意见的信时，觉得很不以为然，作出了偏激而失礼的反应。

过了近半个世纪，我在北大课堂上亲自聆听了吴组缃先生对这件往事的回顾和反思。他坦然承认自己当年一律抹煞幽默是片面的，没有准确理解鲁迅关于幽默的全部看法。他还在文章里公开作自我批评，指出：“其实幽默与讽刺，往往很难区分；我对鲁迅那个警句的理解也不免简单化，随着岁月和阅历的增长，我知道看事不能从概念出发：幽默也有不同的内容，讽刺也有不同的观点，情况变化无定，笼统地看是不对的。”

吴组缃先生的诚挚的反思，也触动了我多年形成的对幽默不那么恭敬的成见。但是，到底鲁迅对幽默的全面的看法是什么呢?对此我却一直无暇探究。而这一次编选《20世纪中国幽默短篇小说精品》，却给了我一个机会来探本溯源，在弄清鲁迅的幽默观的发展变化的同时，使自己获得一个关于幽默的明白剀切的见解。——而这对于我的编选工作，可以说是起了一个决定性的推动作用和指导作用的。

二

早在1924年5、6月间，林语堂就在《晨报副刊》上撰文《征译散文并提倡“幽默”》和《幽默杂话》，第一次将英语的hu-mour译成“幽默”并加以提倡。humour一词的含义是令人觉得有趣或可笑且又意味深长的言谈或举动。原来有人译为“酉靺”。林语堂在文章中指出：“素来中国人富于‘诙摹’而于文学上不知道运用他及欣赏他，于是‘正经话’与‘笑话’遂截然不胫而走：正经话太正经，不正经话太无体。”因此，“我们应该提倡在高谈学理的书或大主笔的社论中不妨夹些不关紧要的玩意的话，以免生活太枯燥无聊。”在这里，林语堂是把幽默作为当时的文学创作或文章中欠缺的一种美学要素来提倡的，这是颇有积极意义的，很快就得到了鲁迅的呼应。《论幽默》一文中有些观点，是被鲁迅接受并予以发挥的。其中主要观点有二：

第一，幽默应与人类的同情心相联系。鹤见佑辅认为：“使幽默不堕于冷嘲，那最大的因子，是在纯真的同情罢……幽默不怕多，只怕同情少。以人生为儿戏，笑着过日子的，是冷嘲。深味着人生的尊贵，不失却深的人类爱的心情，而笑着的，是幽默罢。”

鲁迅对这一见解是肯定的。1933年10月，他指出：“……中国向来不大有幽默。只是滑稽是

有的，但这和幽默还隔着一大段，日本人曾译‘幽默’为‘有情滑稽’，所以别于单单的‘滑稽’，即为此。”鲁迅早就有“无情的冷嘲与有情的讽刺相去本不及一张纸”之说，“有情的讽刺”，其实即是幽默倾向于揭示社会实际情状中的可笑与荒谬的产物。这正是鲁迅希望幽默发展所趋的正路，而有别于林语堂关于“幽默只是一位冷静超远的旁观者”的主张的。

第二，幽默的运用，有一个严格的度。鹤见佑辅提出：“幽默是如文，如水，用得适当，可以使人生丰饶，使世界幸福，但倘一过度，便要焚屋，灭身，妨害社会的前进的。”

鲁迅对这一见解实际上也是接受的。他不反对幽默在文学创作和社会生活中的积极作用，但反对幽默的泛滥。他指出：“慨自语堂大师振兴‘幽默’以来，这名词是很通行了，但一普遍，也就伏着危机，正如军人自称佛子，高官忽挂念珠，而佛法就要涅槃一样。倘若油滑、轻薄，猥亵，都蒙‘幽默’之号，则恰如‘新戏’之入‘×世界’，必已成为‘文明戏’也无疑。”这就是说，幽默一旦泛滥逾度，势必变质为庸俗无聊。从幽默的度，鲁迅进一步阐发了讽刺艺术的度的重要性。他一则指出：“人说，讽刺和冷嘲只隔一张纸，我以为有趣和肉麻也一样。”二则指出：“讽刺小说是贵在旨微而语婉的，假如过甚其辞，就失了文艺上底价值”，“讽刺文学是不能死于自身的故意的戏笑的”。

总之，在20年代，鲁迅对幽默的理论主张并无反感，反而颇多同情。他不但在某种程度上与他当时的友人林语堂同声相应，而且通过翻译鹤见佑辅的《说“幽默”》，学习、研究了幽默作为文学的美学要素所具有的某些关于其自身生存的根本特征，如幽默的根柢在同情，幽默的运用有其度等等，并颇多发挥。

浅谈林语堂的翻译观及实践

一、引言 林语堂先生（1895-1976）是一位蜚声世界文坛的著名作家。林语堂，原名和乐，笔名语堂，福建南部平和县坂仔乡人。林氏自幼便深受东西方两种文化的影响。西方文化特别是基督教主流文化对林语堂的影响伴随他的一生，其原因主要有二：家庭和教育。其父林至诚是当地的基督教牧师，是个极具幽默感的乐天派。林语堂家10个成员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全体家庭成员晚上都会轮番诵读《圣经》，然后一同祈祷。因此，基督教对年幼的林语堂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13岁时，林语堂进入厦门鼓浪屿的一所教会学校———寻源中学。中学毕业后，林语堂进入同是教会学校的圣约翰大学。和其他的教会学校一样，这里同样是西方文化的世界。牧师家庭的熏陶和教会学校的求学经历造就了一个熏染在中国乡土文化中的基督教徒。 另一方面，中国文化对林语堂有着全方位的影响，特别是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影响的根源可以追溯到他的生活环境及其对本国文化的热爱。林语堂称自己有“高地的人生观”，林语堂曾说对他童年影响最大的有三个因素，其中之一便是家乡的山景。从本质上说，家乡的山景，即他生活的自然环境，反映的是中华民族传统思想的积淀，是本土的儒道文化。虽然从中学开始就在教会办的学校就读，但与身俱来的对本国文化的狂热却无法因此被阻挡。在寻源中学读书时，林语堂私底下偷偷读《史记》，读苏轼的诗词。即便后来从圣约翰大学毕业到北京的清华学校任英语教员，他把大量的时间都用在了解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用林语堂的话说：“我带着羞愧，浸淫于中国文学及哲学的研究。广大的异教智慧向我敞开，真正大学毕业后的教育程序———忘记过去所学的程序———开始。这种程序包括跳出基督教信仰的限制。” 幽默是林语堂的魅力。现在我们看见或听到的“幽默”二字，如果不是林语堂的话，可能便不叫幽默，而是叫“诙谐”、“揶揄”等。林语堂是把英文humor 译作“幽默”的第一人。林语堂《假定我是一个土匪》一文就是林氏幽默文章的代表作，其对当时官僚政治的揶揄可谓酣畅淋漓。生活中，我们也可以体会到林氏作为“幽默大师”的魅力。 二、译学基础 王秉钦(2005)总结出中国传统翻译思想发展史的十大学说：古代的“文质说”（以支谦为代表)，近代的“信达雅说”(严复)，现代的“信顺说”(鲁迅)，“翻译创作论”（郭沫若)，“翻译美学论”(林语堂)，“翻译艺术论”(朱光潜)，“艺术创造性翻译论”(茅盾)，“神似说”(傅雷)，“化境说”(钱钟书)，“整体论”(焦菊隐)。不难看出，在中国传统翻译的发展历程中，林语堂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国内，他是最早提出“翻译是一门艺术”的人，也是最早把现代语言学和心理学纳入翻译研究视角的人。 1919年，林语堂在哈佛大学开始了他的留学生 活。在哈佛，林语堂进入了比较文学研究所学习，并接触了皮尔斯·皮瑞、尔文·白碧德等知名教授。后从德国耶拿大学申请转入以语言学研究闻名的莱比锡大学。莱比锡大学是印欧比较语法学的发源地，其丰富的教育资源为林语堂研究语言学提供了优良的条件。学成归国的林语堂踏入了北大校园，成为了一名年轻的大学教授。作为一名英文学系的老师，他努力将所学用于学术研究。在这个时期，他研究了语言学、音韵学、方言学，并发表了多篇有建树性的文章，如《科学与经书》、《古有复辅音说》等等。 三、翻译观 林语堂先生为吴曙天编选的《翻译论》一书所作 浅谈林语堂的翻译观及实践 何苏明 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年第16期 Journal of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Social Sciences Edition) No.162010 摘要:林语堂提出了对翻译者的三条要求和翻译的三条标准等翻译观，这些翻译观即便在现在也值得借鉴。在翻译实践层面，他很少译介外国文学作品，却翻译了数量可观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致力于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关键词：林语堂；翻译观；翻译实践中图分类号：H315.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999（2010）16-0103-02 作者简介：何苏明（1985-），女，四川南充人，上海师范大学(上海200234)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 收稿日期：2010-04-26 —103—

林语堂的散文

林语堂：《论语》、《人间世》、《宇宙风》 他认为：人要做“冷静超远的旁观者”， “幽默只是一种从容不迫的达观态度” “文章者，个人性灵之体现”。 林语堂的散文创作体现出非常突出的幽默特征，（这种观念来源于西方文化背景，尤其是英国文化）也可在中国散文发展史上找到深刻的文化历史原因。林语堂散文不仅受到中、外小品文的双重影响，还与其政治信仰、文学主张相投合。这种幽默散文观，不仅包含了他人格与文格、生活与艺术相融合而形成的带有中庸文化色彩的本质，对言志派散文批评理论的构建，也做出了重要贡献。 林语堂从1924年5月23日和6月9 日在《晨报副刊》上发表《征译散文并提倡“幽默”》和《幽默杂话》，到30年代的《论幽默》、《会心的微笑》、《答青崖论幽默译名》等，非常突出、系统地宣传了他的“幽默”理论。 在林语堂看来： （一）“幽默“是人的天性，是人生的一部分，甚而是一种人生观； (二)幽默是作家在评论和表现人生时，带着温和同情的笑，带着“我佛慈悲”、“悲天悯人”、旁观超然淡远的态度； (三)有广义和狭义的“幽默”，最高的“幽默”是“笑中有泪，泪中有笑”，是“心灵的光辉和智慧的丰富”，是“会心的微笑”； （四）“幽默”与“讽刺”相近，“讽刺”“去其酸辣，而达到冲淡心境，便成幽默”，“愈是空泛的，笼统的社会讽刺及人生讽刺，其情调自然愈深远，而

愈近于幽默本色”。 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在现代的中国散文里，加上一点幽默味，使散文可以免去板滞的毛病，使读者可以得一个发泄的机会，原是很可欣喜的事情，不过这幽默要使它同时含有破坏而兼建设的意味，要使它有左右社会的力量，才有将来的希望；否则，空空洞洞，毫无目的，同小丑的登台，结果使观众于一笑之后，难免得不感到一种无聊(Nonsense)的回味，那才是绝路。” 林语堂这一时期的创作，既有表现出“闲适”、“性灵”的幽默小品。如《言志篇》、《我怎样买牙刷》、《论西装》、《论避暑之益》、《我的戒烟》等，也不乏寄“愤怒”、“沉痛”于幽默的杂文小品，如《奉旨不哭不笑》、《论政治病》、《民国廿二年吊国庆》、《如何救国示威》、《诵经却倭寇》、《等因抵抗歌》、《梳、篦、剃、剥及其他》等。这些文章信笔写来，娓娓而谈，各有特色。 《言志篇》淋漓尽致地表达了林语堂从容达观、闲适超脱的人生态度： 我要一间自己的书房，可以安心工作。我要几套不是名士派但亦不甚时髦的长褂及两双称脚的旧鞋子。居家时，我要能随便闲散的自由。我冬天要一个暖炉，夏天一个浇水浴房。 我要一个可以依然故我不必拘奉的家庭。我要在楼下工作时，听见楼上妻子言笑的声音。我要未失赤子之心儿女，能同我在雨中追跑，能像我一样喜欢浇水浴。…… 我要院中几棵竹树，几棵梅花。我要夏天多雨冬天爽亮的天气，可以看见极蓝的青天。

幽默是人际交往的润滑剂

幽默是人际交往的润滑剂 罗斯福还未成为美国总统之前，有一次，家中遭窃，朋友写信安慰他。罗斯福回信说：“谢谢你的来信，我现在心中很平静，这要感谢上帝，因为： 第一，窃贼只偷去我的财物，并没有伤害我的生命；第二，窃贼只偷走部分的东西，而非全部；第三，最值得庆幸的是 做贼的是他，而不是我。” 真正懂得幽默乐趣的人，就如同故事中的罗斯福总统，抱着乐观的生活态度去发现幽默、发现幸福，这样我们必然能生活在欢声笑语当中。 有一次，萧伯纳走在大街上，被一个骑车的冒失鬼撞倒在地，幸好并无大碍。肇事者急忙扶起他，连声道歉，萧伯纳拍拍屁股诙谐地说：“你的运气真不好，先生，如果你把我撞死了，就可以名扬四海了。” 幽默的机智反应并非只是能言善辩，而是一种快乐、成熟的生活态度，掌握了它等于掌握了智慧的结晶，得到了快乐的源泉。学习幽默，才能“乐观地对待一切，笑看人生”；才能“开口就是智慧，发声就是天籁”。 幽默大师林语堂曾在某大学教授英文。第一天上课时，他手提一个大皮包走进教室，学生都以为是课本，打开一看，却是有壳花生，林语堂则用英文大讲其吃花生之道。 他说：“吃花生要吃带壳的，一切味道与风趣，全在剥壳，剥壳愈有劲，花生米就愈有味道。”他还补充说：“花生米又名长生果，诸君第一天上课，请吃我的长生果祝君长生不老，以后我上课不点名，但愿大家吃了花生果，更有长性子，不要逃课!”语毕全堂莞尔。 麦克阿瑟将军在为儿子写的祈祷文中，除了求神赐他儿子“在软弱时能坚强不屈；在畏惧时能勇敢面对自己；在诚实的失败中能够坚忍不拔；胜利时又能谦逊温和”外，还祈求上帝赐给他“充分的幽默感”。由此更能窥见幽默在西方社会中得到的充分肯定和被赋予的崇高的价值。 印度诗人泰戈尔收到一个姑娘的来信：“您是我敬仰的作家，为了表示我对您的敬意，我打算用您的名字来命名我心爱的哈巴狗。”泰戈尔给这位姑娘写了一封回信：“我同意您的打算，不过在命名之前，你最好和哈巴狗商量一下，看它是否同意。” 丹麦童话作家安徒生生活很简朴，常常戴着破旧的帽子在街上行走。有个行路人嘲笑他：“你脑袋上的那个玩意儿是什么?能算是帽子吗?”安徒生回敬道：“你帽子下边的那个玩意儿是什么?能算是脑袋吗?” 美国政治家查尔斯‘爱迪生在竞选州长时，不想利用父亲(大发明家爱迪生)的声誉来抬高自己。在做自我介绍时他这样解释说：“我不想让人认为我是在利用爱迪生的名望。我宁愿让你们知道，我只不过是我父亲早期实验的结果之一。” 一天，有人问英国首相丘吉尔，做个政治家要具备哪些条件。丘吉尔回答说：“政治家要能预言明日、下月、来年及未来发生的一些事情。”那个人又问：“假如到时候预言的事情未能发生，那怎么办?”丘吉尔说：“那就要能再说出一个理由来。” 幽默是人际交往的润滑剂，它在人们的生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我们不能忘记生活是多彩多姿的，所以在使用幽默时，千万不能滥用幽默，一句妙语可以带来轻松与力量，但川流不息的妙语、笑话、讽刺，也能断绝沟通。我们可能会遇到这样的人，让我们不知所措，于是只好赶紧逃开威力过大的幽默轰炸。 有时候我们会遇到妙语连珠的人，但我们不要产生竞争之心，而是要倾听他内涵之语意，学习他的长处。若你心中有不平的意念，一心只想用幽默来压倒对方，就可能使气氛陷入紧张，引发对方的仇视心理，为日后对你的攻击埋下伏笔。幽默能使沟通更加融洽，利用幽默

林语堂的散文两大特色

林语堂的散文两大特色： 一、闲适 林语堂的散文充满“闲适之乐”，即追求个体精神的逍遥自适和个人生活的雅致舒适。 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时局动荡，政治环境异常，文学发展在整体上呈政治化的趋势，许多文人在此情形中为保全自我个性自由、不随波逐流而向往闲适之趣，其文学创作也就成了主流文学形态之外的另一种存在状态。林语堂的闲适散文就是这种特殊政治环境和文化语境的产物，它们既是林语堂对自我“超政治、近人生”、注重“幽默”“性灵”“闲适”创作理论的具体实践，也是他对自我个性心理、人生态度的诗意阐释。 1、“逍遥自适、不委曲而累己”的精神追求 强调个体精神的逍遥自适，“不委曲而累己”，这是历代闲适文人最为根本的精神追求，也是林语堂在闲适散文中最为强调的一个精神特点。闲适文人，远自魏晋名士陶渊明始，一直到王维、白居易、苏轼、等人，近至周作人，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推崇个体之精神自由与人格尊严，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高蹈“我行我素”或隐居以求其志，不甘为物所驱、为物所役。林语堂很崇尚这一点。事实上，在保全生命的前提下，以“我”为中心、我行我素、“为我所用”、无所顾忌是他为人为文的最大特点。如三十年代中后期，当全国上下都进一步强调文学与文人的社会职能时，林语堂却公然说：“人生的目的就是为了自己生活，这是多么明显的事实，我们简直从没有想到过”。而实现这一精神理想的行为方法则主要如他阐释浪漫主义特色时所言：是“放逸”“清高”“遁世”“欣赏自然”。 “放逸”“清高”，主要体现为对外在物质世界的凌驾和超越、对个体人格尊严的高扬和肯定。林语堂推崇“保持其自由和个性”的“放浪者”，反对把“自我”变成“一个全然服从物质或经济规律的自动机”，也反对牺牲个体、把个人当作实现社会职责和群体幸福的工具。林语堂曾说，“哲学以个人为开端，亦以个人为依归。个人须是人生的最后事实。他自己本身即是目的，而决不是人类心智创造物的工具”，“如果有一种社会哲学不把个人的生活幸福，认为文明的最后目标，那么这种哲学理论是一个病态的，是不平衡的心智的产物”。因此，在作品中刻意经营和张扬一种超拔于现实功利之上的心灵体验和精神自由，就成了林语堂闲适散文的基本内容，他的一些重要的散文集如《生活的艺术》、《我的话》、《有不为斋文集》、《无所不谈合集》等，都表现出了这个特点。 在具体行文中，林语堂则常以“我”为基本视点，通过写“我”在现实境遇中的“放逸”“清高”，展示了“我”不为俗务所羁，向往和追求个体精神超脱和人格完整的理想和愿望，在作品中既给我们展示了他高远脱俗、玄澹致远的人生境界，又给我们塑造了一个静观宇宙、淡泊名利的“我”的形象。如在《有不为斋解》中，他通过叙述“我”在社会生活、政治经济、为人为文等诸多方面的“不为”，表明了他洁身自好、不贪图功利、不虚伪做作的精神特点，其中的“我”好像是一个“对人生有一种建于明慧悟性”的“达观者”；在《我的戒烟》中，他通过写“我”在戒烟的荒唐与艰难中感受到的“违背良心、戕贼天性”“不能达心旷神怡之境地”的痛苦与不人道，阐明了人之“得道”，应建立在顺应本性地生活之基础上，其中的“我”好像是一个勘破世俗与虚伪的“智者”；在《记纽约钓鱼》中，他通过写“钓”之趣和钓鱼时“我”所享受的自然之乐和领悟的人生哲理，表明他淡泊功名欲念、亲近自然、保持个人率真淳朴的性情志趣，其中的“我”好似一个洞察世事和人生的“高士”……藉此，林语堂表现了他不为“外物”所惑、崇尚自我内心自由体验的精神追求。 2、“闲淡舒适化俗为雅”的生活情趣 把生活审美化，营造和追求闲淡、雅致、舒适的人生境界是林语堂在闲适散文中表现的又一重要的精神特点。一方面，认为“饮食男女，人之大欲”，肯定日常世俗生活的合理性和身心需求的正当性；另一方面，又不肯以世俗物质生活为满足，认为这有失风雅，太俗。因此，他一心想做的是不避于俗又不溺于俗的“雅人”，他努力想做的便是变“俗”为“雅”，

论林语堂小说的人性观

论林语堂小说的人性观 林语堂旅居海外三十年，以传播中西文化为己任，是一位卓有成就的中国现代作家。他凭借自身对西方文化的深刻体验、对中国文化的深入了解，游走于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文明之间，他站在世界文化大同的理想上，融合中西方文化之精髓，形成其独特的中西文化观，这种文化观深刻影响着林语堂对中西方人性的理解。本文以林语堂海外时期创作的七部小说:《京华烟云》、《风声鹤e唳》、d《朱门》、《红牡丹》、《赖柏英》、《唐人街》、《奇岛》为研究对象，探讨林语堂小说的人性观。特殊的人生经历，促使林语堂对中西方人性进行对比反思，通过理性的思考，林语堂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对人性的压抑、对个人情感和欲望的排斥，而西方文化则肯定人性，尊重人的价值，追求个体自由和地位平等，这是西方人性观的优势所在，因此林语堂的小说中总是绽放着人性的光彩，人的欲望和需求的实现成为林语堂关注的焦点。西方基督教的“原罪”说是最不能使林语堂满意的，中国传统儒家人性善的观点正好弥补了西方人性的缺失，他将这一观点贯穿于小说创作中，塑造出一批大爱大善的人物形象。林语堂结合基督教和道家人性观的共同之处，崇尚人性自然，主张顺应自然，保持本真的人性。林语堂理性地认识道家出世哲学的消极厌世情绪，有感于西方工业文明之下，金钱物质的盲目崇拜，人性的扭曲变异，从而推崇儒家文化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现世的人性观，弘扬中国传统的家国观念。由此U可知，n林语R堂的人e性观g是建i立s在中t西e方人r性基础之上的，林语堂通过不断地审思最终

形成其兼具中西特色的健全的人性观，实现中西方人性的和谐互补。本文总结林语堂小说人性观的特点，从爱的包容与快乐哲学、自然人性、传统家国情三个角度进行论述，进而分析林语堂小说人性观形成的原因及其价值意义。

论林语堂幽默观的形成

摘要林语堂对幽默的探讨与创建是对中国文化的一大贡献。东西方文化对林语堂的熏陶以及自身的生活经历对形成幽默观产生重要影响，而时代的诸多原因也是促使林语堂走上幽默道路的因素之一。他的幽默观有着深刻而丰富的内涵。 关键词林语堂文化幽默观 “幽默”这个美学概念（humour ）是林语堂在20世纪30年 代首先译介到中国来的。而西方最早的、有明确文字记载的 幽默，产生于公元前8世纪之前，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 德赛》中对氏族社会生活和思想的嘲弄态度，就显示出了幽默 发迹的端倪。 林语堂幽默观的形成，首先受到西方幽默文学的深刻影 响。林语堂在《新旧文学》中自称他对英国散文始祖乔叟、散 文大家绥夫特、小品文始祖爱迭生等人的或浑朴，或清新，或 尖刻的散文颇为称赞，因为他们的散文都“含有幽默的意味”。 林语堂在创作中注重捕捉住生活中不协调的、有幽默感的事 物经过艺术的再现，掺杂着作者的态度和情感，将其融化于整 个文章的结构和行文之中。郁达夫曾说过，林语堂的幽默带 有英国绅士式的嘲讽色彩，用笔比较轻松、委婉，侧重于幽默 的审美趣味、审美感受。 林语堂的生活经历对幽默观的形成也有着重要的影响。 林语堂出生于一个基督教家庭，自小接受的是基督教人道主 义、和平主义的熏陶，回国以后又潜心修学中国古代传统文 化。林语堂的幽默文学主张是与中国传统文化一脉相承的。 在一系列文章中，他列出了中国幽默产生的历史和发展的流 变:老子是中国幽默始祖，幽默源于他的超脱；孔子的幽默是 和蔼可亲，合温柔忠厚之旨，听天由命的幽默；庄子的幽默是 睿智和讥讽；孟子的幽默是其锋芒中见冷儁。林语堂认为中 国人也会幽默，只是中国道统思想太严重，制约了人们的性 灵。在中西文化的双重影响下，形成了林语堂我行我素、无拘 无束、亲近自然的个性和浪漫气质。所以，林语堂创办《论语》， 提倡“幽默”;续办 《人间世》，主张文章须发抒性灵。同时，作者要通过文章与不同性格、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进行心灵对话， 就必须选择一种最能被广大人们所接受的形式去进行心灵交 流。而“幽默”这种表现形式不仅最能凸现作者的独特的个人 气质与语言修养，而且也非常便于受众接受。 这些足以说明林语堂提倡幽默，崇尚性灵，不是一味的 “拿来”，而且也是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之上的。林语堂 的幽默观，应该说是外来文化的民族化，民族文化的现代化。 林语堂对“幽默”的认识是整体性的。在《论幽默》一文 中，他认为幽默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者，包括一切使人发 笑的，连粗鄙笑话在内的文字;“在狭义上幽默与机智、 讽刺、揶揄相区别的。”他强调“幽默之所以异于滑稽荒唐者”，主要 在于“同情于所谑之对象”，幽默的特征即为“谑而不虐”。林 语堂不直接针砭现实，而以超然之姿态和“深远之心境”、“带 一点我佛慈悲之念头”，对现实中滑稽可笑之处加以戏谑。幽 默对林语堂而言既是文学观，也是人生观。一方面，林语堂认 为可以用“幽默”来改造社会、改造人生、改造中国人的文化 心理。在《生活的艺术》中，林语堂说：“幽默对于改变我们整 个文化的可能性——幽默在政治上、在学术上、在生活的地位 上……我们必须默认它在民族生活上的重要。”另一方面他又 强调：幽默是“一种人生观、一种对人生的批评”。正如他在 《幽默滑稽》中指出：“幽默是一种心理状态，进而言之是一种观点，一种对人生的看法。一个民族在其发展过程中，只要才能与理智横溢到足以痛斥自己的理想，幽默之花就会盛开”。可见，在林语堂的心目中，“幽默”可以超越生活，超越艺术，甚至超越政治。他并没有逃避黑暗的现实，仍就关注人生与社会，只不过是采用“幽默”的方式将社会现实问题“道德化”、“审美化”，试图通过“非政治化”的策略来改良社会和人心，以求得对人生和世界的深入思考。自上个世纪的30代以来，林语堂致力于幽默理论的建设和幽默文学的创作，时代因素对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首先，在上个世纪３０年代，左翼文人和自由知识分子以及官方文人激烈争夺文学的话语权，整个文坛火药味十足。当时在文坛上占据主导地位的“革命文学”倡导的是文学是“阶级的代言人”，认为“阶级意识是我们文学的脊椎，没有这条脊椎的，尽管披上一件老虎的皮毛，却不是脊椎动物”左翼文人以压倒一切的强硬姿态和激进决绝的话语策略使它获得了一种外在的强势，它因势利导成为文坛霸主。许多持不同立场和意见的知识分子们不得不对它心存忌惮而有所顾忌。这种现状令他们无比怀念五四时期的自由空气，他们对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等五四精魂念念不忘。因此，林语堂创办《论语》，提倡幽默，闲适的小品文风格，为久被禁口、动辄得咎的知识分子开辟一个谈论时事、指摘时弊的话语空间，给严肃、压抑的言论界开辟一块自由无拘、可谈天说地的园地。其次，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统治集团对新文化运动中的一些激进人士就开始了迫害，到30年代更为残酷。林语堂对国民党的高压政策确实有些惧怕，为了保全性命，他寻求第三种出路，即创办《论语》等刊物，打出’不涉政治”的自由主义旗帜。但他的心境是苦涩的，他说到:“且之际，武人操政，文人卖身，即欲高谈阔论，何补实际，退而优孟衣冠，打诨笑谑，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胡来，强颜欢笑，泄我悲酸。”这些话足以说明林语堂从激进的文化闯将转而走向温和的文学创作的无奈心境。由此可见，林语堂在文学创作上大力提倡幽默，是他在上个世纪30年代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对无奈人生的一种抗击方式。尽管这种方式不是积极的，与时代前进步伐有些脱节，但若从客观上出发，我们可以这么认为:这种脱节而成就的“幽默”文学观是他不得已而为之的“文化苦旅”。这种带有中国传统色彩的“中庸、和谐”生存选择，是他退而在精神领域求得思想解脱和心灵自由的平衡点，是守望心灵自由、讲究道义操守的文化苦旅。参考文献：[1]林语堂.答青崖论幽默译名.论语（创刊号），1932.[2]林语堂.中国人.上海：学林出版社,1996.[3]林语堂.小品文笔调.人间世，1934(6).[4]林语堂.编辑滋味.林语堂名著全集：第14卷.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林语堂散文读后感

《林语堂散文集》之读后感 江苏省扬中高级中学黄琳 林语堂的散文幽默闲适，他会从生活中捕捉有幽默感的事物并透出哲理。并且在读他的散文后，可以看出他是以一种超脱与悠闲的心境来旁观世情。而正是他使用的文字幽默、轻松和自然流畅，使得他的散文独具一格，让人喜爱。 其中一篇《论解嘲》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人生有时颇感寂寞，或遇到危难之境，人之心灵，却能发出妙用，一笑置之，于是又轻松下来。这是好的，也可以看出人之度量。古代名人，常有这样的度量，所以成其伟大。古希腊大哲人苏格拉底，娶了珊蒂柏，她是有名的悍妇，他有解嘲方法，说娶老婆有如御马，御马没有什么科学，娶个悍妇，于修身养性的工夫大有帮助。有一天家里吵闹不休，苏氏忍无可忍，只好出门。正到门口，他太太由屋顶倒一盆水下来，正正淋在他的头上。苏氏说，“雷霆之后必有甘霖。”真亏得这位哲学家雍容自若的态度。 豁达是幽默中蕴含着的一种重要品质。自我解嘲就是用言语或行动不失幽默地为自己掩盖或辩解被人嘲笑的事。，说白了就是当我们

在生活中的需求无法得到满足时就产生了不良的情绪，为了消除或减轻内心的苦闷和烦恼，有意丑化得不到的东西，我们就会自己编造一些“理由”，进行自我安慰，求得心理平衡。 其实我认为自我解嘲是人们心理防卫的一种方式，是生活的艺术，是一种自我安慰和自我帮助，也是对人生挫折和逆境的一种积极、乐观的态度。 现实生活中的“不如意”之事，是一种无法改变的客观存在。与其固执己见，“钻牛角尖”，不如放松一下绷得过紧的神经，来点自我解嘲。 就如同那只拿不到葡萄的小狐狸，他已经挖空心思、绞尽脑汁的想要得到高墙上那串葡萄，可是并没有如愿以偿。于是它便安慰自己：“那串葡萄一定是酸的!”在得不到甜葡萄的情况下，只得吃酸柠檬却硬说柠檬是甜的，有意美化得到的东西。 或许大家会觉得这有点可笑“可笑”，但奇趣搞笑要告诉大家实际上却是一种有效的心理防卫方式。可帮助我们松动一下既定的可望而不可即的追求目标，使自己失望、不满的情绪得到平衡和缓解，让我们能够锻炼得更加成熟和坚强。

论林语堂的翻译

论林语堂的翻译 作者：英语经贸系杨刚加入时间：2007-3-17 9:16:57 摘要：林语堂是中国现代著名作家，但其翻译家的声名却并不彰显，而后人对其译论的梳理仍欠全面深刻。本文通过对其名著《翻译论》以及《浮生六记》译文的仔细解读，在分析林语堂的翻译原则同时强调在中国传统译论的背景下，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其性格气质在翻译选择中的作用。 关键词：林语堂，《翻译论》，《浮生六记》，翻译原则 On Lin Y u-tang’s Translation Abstract: Lin Y u-tang is a famous writer, however, his identity as a great translator is not so noticeable. A profound study of his perspectives on translation still has much work to do. This paper, through a careful reading of Lin Y u-tang’s On Translation and Six Cha pters of a Floating Life, is intended to analyse his principle of translation and, under the traditional background of translation study, emphasize the role that translator’s character plays in translation selection. Key words: Lin Y u-tang On Translation Six Chapters of a Floating Life principle of translation 随着社会进入E时代，越来越多的人追求一种随性自然率真幽默的人生态度，渴望在竞争的丛林里找到一块安静的诗意栖居。不过在这些人大谈特谈“性灵”、“幽默”的时候，他们可能很少会想起是谁在当年扯起大旗为之振臂高呼的。后人在享用前人余荫的时候是不会问是谁栽的树。 可是如果我们追本溯源，我们会发现自己无论怎样都绕不开一个名字——林语堂。 林语堂（1895-1976），福建龙溪人。原名和乐，后改玉堂，又改语堂。1912年入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在清华大学任教。1919年秋赴美哈佛大学文学系。1922年获文学硕士学位。同年转赴德国入莱比锡大学，专攻语言学。1923年获博士学位后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务长和英文系主任。1924年后为《语丝》主要撰稿人之一。1926年到厦门大学任文学院长。1927年任外交部秘书。1932年主编《论语》半月刊。1934年创办《人间世》，1935年创办《宇宙风》，提倡“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凋”的小品文。1935年后，在美国用英文写《吾国与吾民》、《京华烟云》、《风声鹤唳》等文化著作和长篇小说。1944年曾一度回国到重庆讲学。1945年赴新加坡筹建南洋大学，任校长。1952年在美国与人创办《天风》杂志。1966年定居台湾。1967年受聘为香港中文大学研究教授。1975年被推举为国际笔会副会长。1976年在香港逝世。 或许这一段话还无法让我们对林语堂有一个很深刻的认识，那么1940年纽约艾迈拉大学（Elmira College）校长给他颁授荣誉文学博士学位时，称赞他为“哲学家、作家、才子、是爱国者，也是世界公民”，“…by the magic of your pen, you have portrayed the soul of your great people to the people of the English speaking world in a way no person has ever done before. In doing so, you have spoken to the people of the English speaking world in their own language with an artistry that is at once their envy, admiration and despair.”这一段话可能会比较有代表性。这位“两脚踏中西文化，一心评宇内文章”的“幽默大师”留给后人的其实远不仅仅是

(经典文章)林语堂的演讲

幽默大师林语堂对演讲特别重视。首先，他认为演讲，尤其是对群众演讲，必须像女孩子穿的迷你裙一样，越短越好。其次，他认为。一篇成功的演讲，必须在事前有充分的准备，但在演讲时又让人觉察不到有准备的工夫。因此，林语堂最反对令人措手不及的临时演讲。 有一次，林语堂到一所大学参观。参观之后，校长陪同他到大餐厅和同学们共进午餐，校长深感机会难逢，临时请他对学生讲几句话。林语堂十分为难却又推无可推，于是即景生情地讲了一个笑话。他说：“罗马时代，皇帝残害人民，时常把人投到斗兽场中，活生生地被野兽吃掉，这实在是一种残忍不堪的事。有一次，皇帝又把一个人投进斗兽场里，让狮子去吃。岂料此人浑身是胆，只见他慢腾腾地走到狮子身旁。在它耳边讲了几句话，那狮子掉头就走，并不吃他。皇帝看在眼里，备感诧异，于是再放一只老虎进去，那人依然无所畏惧地走近老虎身旁，同样和它耳语一番，那只老虎也悄悄走开了，照旧不吃他。皇帝百思不解，就把那人叫出来盘问：‘你到底对狮子和老虎说了些什么，竟使它们不吃你而掉头就走呢?’那人答道：‘简单得很。我只是提醒它们。吃我很容易，不过吃了以后，你得演讲一番。”’讲罢，博得满堂喝彩，然而，那位校长却被弄得啼笑皆非，显得十分尴尬。 另有一次，纽约某林氏宗亲会邀请林语堂演讲。希望借此宣扬林氏祖先的光荣事迹。他深知这种演讲是背儿媳过河——费力不讨好。因为不说些称颂祖先的话，同宗会大失所望；倘若过于吹嘘，又有失学人风范。于是他认真思索，策划了一篇短小精悍的讲稿。他说：“我们姓林的始祖。据说有商朝的比干丞相。这在《封神榜》里提到过；英勇的有《水浒传》里的林冲；旅行家有《镜花缘》里的林之洋；才女有《红楼梦》里的林黛玉。此外，还有美国大总统林肯，独自驾机飞越大西洋的林白，可谓人才辈出。”林语堂这段简单而精彩的演讲，令台下宗亲雀跃不已，禁不住鼓掌叫好。然而，当我们仔细回味他的话时，就会发现他所谈的不是小说中虚构的人物，就是与林氏毫不相干的海外名人，并未对祖先歌功颂德。

论林语堂30年代的幽默文学观

大 众 文 艺大128 摘要：作为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位散文大家，林语堂30年代的“幽默文学”曾引起强烈的反响。但随着左翼文人对他的批判，“幽默文学”很快销声匿迹了。林语堂本人也去了海外。本文即在30年代的社会环境中，梳理“幽默文学”的提出到发扬及讨论林语堂提倡“幽默”的原因，并看待当时文坛对他的争论。 关键词：林语堂；幽默文学 30年代，林语堂先后创办《论语》《人间世》《宇宙风》等刊物，提倡幽默小品文。一时间文坛兴起“幽默文学”热。林语堂也随之被冠以“幽默大师”的称号。但很快他便遭到了左翼文人对他的严厉批评，这使得他逐渐从大红大紫到步履维艰。本文即意在梳理林语堂30年代的幽默文学观，并重新看待当时文坛对他的争论。 一 “幽默文学”的提倡到发扬 我们今天所说的“幽默”一词是林语堂从英文humor翻译过来的。现代汉语大词典权威解释为“有趣或可笑而意味深长”。中国古书中最早出现“幽默”二字在屈原的《九章?怀沙》：“眴兮杳杳，孔静幽默”。这里的“幽默”二字是寂静的意思。把这个词借过来并发扬光大，是林语堂的功劳。 1924年5月，林语堂在《晨报副刊》发表我国最早提倡幽默的文章《征译散文并提倡幽默》。他建议，在高谈学理的书中或是大主笔的社论中，不妨夹些不关紧要的玩意的话，以免生活太干燥无聊。同年6月份，他又在此刊发表《幽默杂话》一文。在此文章中，他以问答的形式详细介绍幽默，对幽默作了较为准确的说明。他认为在文学中，最堪欣赏的幽默，能够引起人家嘴旁轻轻的一弯儿的微笑。尽管在1924年，林语堂在文章中已经有了这样的提法，但是林语堂的这一提倡并未在当时引起强烈的反响。 1924年后，林语堂一直是《语丝》主要撰稿人之一。到了1930年，由于各种原因，曾经名噪一时的《语丝》终刊，林语堂一时失去了文学上的阵地。1932年9月，林语堂创办并主编《论语》半月刊，再次提倡幽默，并最终竖起幽默文学的大旗。如林语堂有名的散文《论幽默》，写于1934年1月1日，即发表在《论语》三卷三十二期。文中分上篇、中篇、下篇三部分，博古通今，谈中论西，论述幽默，指出其存在的必要。“无论那一国的文化，生活，文学，思想，是用得着近情的幽默的滋润的。”[1](p223)因为他的努力，1933年被称为“幽默年”。 值得一提的是，林语堂后来又有过对于小品文的提倡。1934年4月，林语堂与陶亢德创办《人间世》杂志。1935年与陶亢德、徐訏合办《宇宙风》杂志，力倡小品文。在《人间世》发刊词中，林语堂提出了他的关于小品文的著名论断。他认为五四以来中国现代文学中唯一成功的是小品文。小说佳作亦由小品散文训练而来。小品文“特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与各体别”，内容包括一切，“宇宙之大，苍蝇之微，皆可取材”，应大力提倡。1934年被称为“小品文年”。由此我们可对当时的小品文热窥见一斑。 从“幽默年”“小品文年”这些称号里，可以看出当时林语堂被欢迎的程度。其实，对于林语堂来说，这二者是二而一的东西。在《再与陶亢德书》里，林语堂这样说到：“在人生途上小憩谈天，意本闲适，故容易谈出人生味道来，小品文盛行，则幽默家自然出现。”[2] (p54-55)所以，我们用“幽默文学”这个提法就可以涵盖他这一时期的文学观点。 二 提倡幽默的原因 林语堂在20年代曾是语丝社成员，和鲁迅、周作人一起并肩作战。他不满军阀政府的倒行逆施，写了大量针砭时弊的文章。比如《祝土匪》，他在文中自比土匪，讽刺嘲笑当今的所谓学者只知道脸孔、尊严，不敢说该说的话，不敢维持良心上要维持的主张。文中这样说：“惟其有许多要说的话学者不敢说，惟其有许多良心上应维持的主张学者不敢维持，所以今日的言论界还得有土匪傻子来说话。土匪傻子是顾不到脸孔的，并且也不想将真理贩卖给大人物。”[1](p31)再如《打狗释疑》，他盛赞“讨狗檄文”“对狗宣战”，认为“生活就是奋斗，静默决不是好现象，论林语堂30年代的幽默文学观 高传峰 （宁夏师范学院人文学院 宁夏固原 756000） 象去感受里面很大段的描写来体验仇虎的心境。白傻子出现的声音，他一直会很兴高采烈地模仿火车疾跑“漆叉卡叉，漆叉卡叉，漆叉卡叉，漆叉卡叉，吐兔图吐，吐兔图吐，吐兔图吐，吐兔图吐”一句比一句有气力，作为剧中貌似可有可无的“傻子”，他貌似无意识的声音其实一直在渲染和拼接配合人物的行动。而火车作为一种自由、光明的象征，反复作为背景被提及事实也是给予了人物内心的一种表达，是仇虎力图走出封建的牢笼，驱赶黑暗的势力。但是火车声却只以一种虚幻的方式存在在他们的大脑幻想中，并且一次次地从原野上与生活在那里的生命擦肩而过。 另外，剧本里，一首恐怖的曲子一直为人们“传唱”：初一十五庙门开，牛头马面哪两面排……判官掌着生死薄哟，青面的小鬼哟拿着拘魂的牌……在焦家经常时不时地以仇虎低哑的声音唱出来。焦母这个眼瞎心明的老婆子对这个曲子颇具恐惧感，一直说不吉利，如此处理就如在及其安静的情况下可以听到绣花针掉地上的声音一样，音响效果可以说是扩大了几百倍。预示着最后家破人亡、两家覆灭的结局，空气中弥漫着死亡的气息，读来实有喘不过气来的味道。在第三幕里，森林的逃亡这出里，鼓声一直伴随着他们。滴滴答答不间断，如生命的丧钟，就好比仇虎自己所说，这不是叫小黑子的魂，而是催他的命。 曹禺大胆地处理了奇异的幻象。他直陈，在这里，恐惧是一 条不显形的花蛇，沿着幻想的边缘，蠕进人的血管，僵凝了里面的流质。这些幻形都是人物自身恐惧结果的幻景，揭示了仇虎内心的亏欠、不安，是对逃离和死亡的惧怕，是他内心最隐秘的惊慌悔恨思想感情的暴露。 作家不是神甫，单一的解释和理论只会窒息他们，作家的信仰是没有仪式的，他们的职责不是布道，而是发现，去发现一切可以使语言生辉的事物。曹禺就是通过细腻深刻多变的笔法让人物个性鲜明形象饱满丰富，使得戏剧情境也更为具体，从而也为整出戏提供了支撑，成为一部好戏必不可少的条件。 参考文献： 1.辛宪锡 《曹禺的戏剧艺术》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4年 2.刘勇 李春雨 《曹禺评说七十年》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7年 3.洪治纲 《绝望深处的笑声——论余华的<在细雨中呼喊>》 《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 4.熊元义，余三定 《西方悲剧理论的两大类型》 《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 作者简介 单慧珺，浙江师范大学文化创意与传播学院 戏剧影视文学081班。 文艺评论

论林语堂的审美观

论林语堂的审美观 摘要：林语堂是现代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他以其对中西文化的了解与自身的修养，阐释了中国文化与美学的重要问题。他的美学观重在对生活艺术的探讨，以及倡导感性至上的审美价值观，其中既有西方美学的影子，更有中国传统美学与文化的精髓，在提倡和谐社会的今天，越能体现其价值。 关键词：林语堂审美观审美人生 林语堂（1895-1976）是中国现代一位颇具个性的文人与学者，也是一位倍受争议的文化人物。他在沟通中西文化上创作了大量的作品，其中尤以《中国人》、《吾国吾民》、《京华烟云》等著作而闻名。林语堂最得意的一副对联便是：“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林语堂以其深湛的文化素养与人生体验，以及他对于中西文化长短互相比较后的体会，对美学问题提出了他独特的观点。他的美学思想以人生观的构建为支点，融合了东西方文化的精髓，具有浓郁的文化品味，是中国现代美学思想史上值得关注的亮点之一。 一、林语堂审美观的形成 林语堂被誉为“幽默大师”，然而幽默不是一种创作手法，而是一种美学风格，是一种精神境界，是一种人生态度，是渊源学识的无意识体现，是人生智慧的重要载体，是超然心境的自然流露。林语堂提倡快乐人生，并不表明他缺乏生命意识。相反，林语堂具有强烈的生命意识，特别是死亡意识或者悲剧意识。他说：“人生真

是一场梦，人类活像一个旅客，乘在船上，沿着永恒的时间之河驶去，在某一个地方上船，在另一个地方上岸，好让其他河边等候的旅客上船。”［1］这个具有浓重的悲剧色彩而又无法回避的哲学命题，被林语堂轻描淡写地阐述出来：用旅客的“上船”、“上岸”，来比喻人类从出生走向死亡的过程，是多么寓于诗意的人生哲学和思想境界。 林语堂认为“智慧的人绝不劳碌，过于劳碌的人绝不是智慧的，善于悠游岁月的人才是真正有智慧的人”［2］，这是因为享受悠闲生活需要的是享受者有一个恬静的心态，乐天旷达地尽情玩赏大自然的胸怀。消费悠闲并非是富有者和权势者的专利，它需要心灵丰富、爱好简朴、淡泊名利，而那些整天钻营、追名逐利的人与悠闲生活是不可能有缘的，悠闲对于快乐生活十分重要。林语堂认为，世间万物都在悠闲中过日子，只有人类为生活而工作着，这是因为人类生活“太过文明”，获取食物的工作太辛苦。为了生活而劳苦的工作，从青年到老年，从黑发到白发，这是人类为现代文明不得不付出的巨大代价。 林语堂旷达洒脱的快乐人生观正是大智慧的体现，也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大智慧，他能够消解悲剧，反抗绝望，善处人生，诗化生活。林语堂的这种人生观无疑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幼年的家庭环境可以说是林语堂审美观得以形成的丰厚的营养基础。他的童年启蒙奠定了他的人生根基。“山地的孩子”和“牧师之子”是其中的两块基石，他在《自传》中宣称“如果我有些健全的观念和

林语堂励志人生的散文

林语堂励志人生的散文 ----WORD文档，下载后可编辑修改---- 下面是小编收集整理的范本，欢迎您借鉴参考阅读和下载，侵删。您的努力学习是为了更美好的未来！ 林语堂励志人生的散文：宁静之道内在的身心宁静由于日常的控制感情，这既无秘诀又无捷径之可言。单凭看一两本书即想身心宁静亦属妄想。获得宁静的惟一办法，行之若素，思之以恒，同时要有信心。 最简单的基本实践先求身体上的镇定，不要用力踏地板。不要擦拳搓手。 不要拍案叫绝怒吼。不要来回地踱方步。不要往牛角尖里乱钻。人在激动兴奋中，动作随之趋于急切。为了避免言行急躁有一最简便的巧妙方法----站稳、坐下、躺了。竭力设法把说话的声音压得低低的。 言行平和必先思想清朗，言行系诸心境，而心境影响言行。一个人的身心是永远相互为用，有一位朋友天生是个急性子，碰一碰他就捏起拳头，提高喉咙，但他有自知之明，易言之，他控制得住自己，每处此境，他立刻把手指头伸直，绝对不容弯起来，竭力地把声音放低，低得似在耳语。他说，“一个人是不可能用耳语跟别人吵架的呀!” 这是控制情感上暴躁、急促、兴奋、紧张最有效的经验之一，谋求宁静的初步当然是先从身体的动作下手，慢慢地会觉得只要压得住

暴躁仓促的动作，情感的热烈自然低降，等到热烈的情感泄了气，又怎么暴躁得起来。这时候我发觉因为不再暴躁，节省下无数精力，因此你不再会常常疲倦得可怕。 遇事冷静，或不感情用事，或恬淡融融。在某些境遇下，即便显得迟钝些何妨。如此待人处事决不至搞到感情破裂的程度。言行修养到这个地步，则对人、对社会、对国家、对世界的态度必然尽情尽理而恰到好处。 人各有其聪明、智慧、个性，为理智和感情的平衡发展，不妨迟钝恬淡冷静一点，此乃中国圣贤所主张的“大智若愚”是也。 为了宁静平和，下列六点，若得经常身体力行，对你今后的生活必有裨益。 1.清心静坐，绝对地就是宁静没有一点儿思虑。 2.静坐完了之后，慢慢地想到自己的心像一面湖，先是澎湃不已，继而风息浪平，继而平静无波，最后宁静得无一丝儿绉。 3.宁静之后想一两分钟，想那美丽最平和的景色，远山红霞，黎明朝暾..曾历其境，又临其境。 4.缓缓默诵清平、朗爽、和宁的字眼、诗词、名句。 5.回忆平生无愧于衷而心安理得的一些往事。 6.求心的一贯宁静，复诵古今完人修身致静名句。一字一句细细咀诵，而临绝对宁静之境。 林语堂励志人生的散文：守株待兔在这个世界上，有许多人迷恋机会，有许多人在曲解机会，机会究竟是什么呢?机会确是一样

林语堂幽默观的哲学内涵_李玉娥

思考与言说作家杂志Writer Magazine2010No.2 1924年，林语堂首先将古希腊医学中的术语“humour”翻译成“幽默”，介绍到中国，并且将自己的哲思融进这个舶来的概念中，形成了独有的幽默观。对于林语堂来说，幽默是鉴于明慧悟性上的达观态度，是一种从容不迫的人生观。林语堂的幽默哲学有两个明显的特征，一是悲天悯人，二是近情达观。幽默是会心一笑，是透过形象的直观在内心获得更深的领悟，是表示“心灵的光辉和智慧的丰富”的。林语堂的思想蕴含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释道精神元素，也有西方的基督教文化元素。它们或相互补充，或本质相通，共同构成了林语堂幽默观的哲学内涵。 一儒：林语堂幽默观的出发点与反向力 林语堂将儒家哲学看作是一个有不同阶段的发展过程，并且在林语堂心中，孔孟时期的儒家思想才是真正的清流，而到了宋儒那里便已成了浊流。他认为《论语》为中国惟一关心世道之幽默文章，并最为推崇孔子的幽默，“孔子个人温而厉，恭而安，无适无必，无可无不可，近乎真正的幽默态度”，因为这样的幽默是最温厚，最近情，也是最宽容和具有智慧的。还说孟子的“浩然正气”，极具包容性，既让人拥有积极的进取心，也能让人豁达地对待生活。然这两位圣人此种人生态度的形成与其所提倡的“仁爱之心”是密不可分的。孔子说“仁者，人也”，即仁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仁”即“爱人”，即拥有一颗博大的同情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孟子也说过“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即要推己及人，及物，亦不强加于人。拥有一颗仁爱之心，人的精神就能提升到超脱寻常的人与我、物与我之分别的“天人合一”之境界。有了这种对天地万物的爱心，人就能产生博大的同情和无尽的宽容，也就寻找到了一种善良的对待人和自然的方式。 林语堂认为“中庸”是孔孟能实现用仁爱之心对待万事万物的途径。“不偏谓之中，不易谓之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即：“中”，是恪守中正不偏不倚，“庸”则是“常”。中庸之道是理性思维的结果，它蕴含着这样的人生信条：全面考虑，不执其一端，取其中而用，合情合理的处理各种情况，“讲情理者，其归结就是中庸之道”。林语堂特别强调“合情合理”，认为“近情，即承认人之常情，每多弱点，推己及人，则凡事宽容、容忍、而易趋于妥恰。妥恰就是中庸”。林语堂自言是“一团矛盾”，但是却以自我矛盾为乐，恰恰是因为他的中庸哲学在起作用。“我们如果把道家的现实主义和儒家的积极观念配合起来，便成中庸的哲学。”所以林语堂一直以来都是强调平衡适度与和谐自然“采取较为近情、一贯而和谐的人生观”。易于知足、愿意包容，心态就容易归于平和、善良，幽默便产生。这便是一个人建立幽默人生观的核心条件。 另一方面，宋代之后随着程朱理学的发展，儒家思想逐渐沦为统治工具，其理性思考也走向极端，“儒家思想到了宋儒手里……有了存天理去人欲的信条，于是以后的儒家逐渐走向人性的反面，成了阻碍社会进步的障碍。”儒家思想逐渐走向腐败和凝固，在理性的极端控制之下，人们对于生活的态度，变得功利而严肃；对于名利的追求，更是使人们徒增压力。一个常要在其中遵循严格的理性的社会会使一个成年人觉得厌烦。到了后期的儒家，已经成了保守和极端理性的牺牲，少了基于人情的善意和包容，也便离幽默愈来愈远。“这个世界太严肃了，因为太严肃，所以必须有一种智慧和欢乐的哲学以为调剂”，这种哲学就是幽默，它能让人们超脱世外，敝屣仁义，绝圣弃智，看穿一切。 所以林语堂一方面认为儒家文化的“仁”，在道德感的形式上是以人的内心和外在的宇宙的道德相和谐为主的，极具同情心和包容性。另一方面又对儒家的森严礼教导致中国人缺乏幽默感的现象，持批判态度。基于对儒家文化这样的认识，林语堂才认为人生既是严肃的生命体验，也是一个来去匆匆、虚妄不定的过程，没有必要过分拘执。 二道：林语堂幽默观的思想基础和理论依据 与儒家的理性思维不同，道家尚柔、不争，不敢为天下先，偏好自然与直觉，倡导寂静、保守、平和，注重亲近自然的神秘力量。林语堂说他天性近乎道家，而多过因信仰而造就的儒家。在林语堂心中道家地位极高，老庄和道家思想被他推为中国人的人生智慧和生活美学，因为道家文化赋予了中国人随遇而安、返璞归真、知足乐观的精神，“为中国思想之浪漫派、超脱派”，“有了超脱派，幽默自然出现了”，所以可以说老庄哲学是林语堂幽默观形成的思想基础和理论依据。 道家文化对于林语堂的幽默观的形成也可从两个方面来讨论，一方面是道家文化的尚柔不争精神所赋予人的悲天悯人的同情心和超然世外的浪漫情怀，给幽默观提供了思想基础。林语堂向往从容、恬淡、和谐的人生境界，推崇自由的人性和快乐的人生，其幽默观的本质属性就是以宽厚同情之心对待人生的一切，不为外物所役，凭借智慧以及自足的内敛和超然境界，看淡世俗的功名利禄和成败得失，而这些恰恰都是道家文化的精髓所在。 另一方面，道家文化热爱天地自然，追求艺术品质，它的思想内涵更接近于人性，更具有活力。道家文化追求简 李玉娥 摘要林语堂幽默观的中心内涵是对失败之境中的人或物的怜悯之情，对人性自由的相对认同，是追求闲适的快乐哲学。它包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有儒家的仁学中庸，道家的超然知命，佛家的怜悯洞悉，还有基督教的博爱奉献。它们相互融合汲取，共同作用才产生了林语堂独特的幽默观。 关键词：林语堂幽默观儒道佛基督教 中图分类号：I206.6文献标识码：A 林语堂幽默观的哲学内涵 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