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转型中的企业退出机制

经济转型中的企业退出机制

——关于北京市中关村科技园区的一项经验研究①

张维迎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周黎安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顾全林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内容摘要

本文运用来自北京市中关村科技园区的一套独特数据，从企业退出这个角度探讨决定中关村高科技企业退出的相关因素，尤其是企业的效率因素、企业负债和所有制性质(或行政隶属关系)对退出风险的影响。本文的基本发现是，效率高低日益成为决定中关村高科技企业生存的重要因素，这表明经过二十多年的经济改革开放，市场力量的重要性已日渐上升。另一方面，企业负债也成为制约企业生存与成长的重要因素。但是，企业净负债率对企业退出的影响也不尽相同，它对国有企业不构成影响，而对非国有企业则形成显著的压力，这说明传统计划体制下的预算软约束问题仍然没有消失。我们的研究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行政隶属关系和所有制性质本身对企业生存提供的保护作用正在递减，而劳动生产率对企业生存的作用则正在递增。除了这些基本结果以外，我们还发现，企业的资产规模、年龄和集团隶属关系对退出也有着显著的影响。

①在此我们特别感谢北京市中关村管委会向我们提供数据及相关的支持，感谢北京大学网络经济研究中心提供的良好的研究环境。在本项研究的进行过程中，中关村管委会的赵慕兰主任、刘小平处长和何经委先生曾提出许多有益的建议和评论。我们也想特别感谢沈懿博士自始至终的辛勤投入和大力支持。本文尚是

经济转型中的企业退出机制

——关于北京市中关村科技园区的一项经验研究

张维迎周黎安顾全林

1.导言

企业的进入和退出是市场经济的重要特征之一。市场效率的提高，一方面来自企业内部配置效率的改进，另一方面也来自对低效企业的淘汰。正如熊彼特（1934）所指出的那样，经济发展是一种“创造性的毁灭”过程。企业之间的创新竞争不断淘汰落后的企业，留下成功的企业，而这种持续的企业进入和退出，构成经济增长的源泉和动力。从这个意义上说，低效和缺乏竞争力的企业在何种程度上被市场竞争所淘汰，或者说企业的生存在何种程度上由效率因素决定，成为我们判断市场运行的效率状态的一个重要指标。

中国经济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引入市场激励，逐渐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在历经二十多年的经济改革之后，人们非常关心的一个基本问题是：我国目前的市场运行机制距离理想的效率状态有多远？在传统的行政力量和新兴的市场力量相互交织的经济转型过程中，究竟是什么因素决定着我国企业的生存与死亡？众所周知，在传统的计划体制下，行政指令决定着企业的命运。那么在今天，行政力量是否还有决定性的影响？随着时间推移，行政与市场力量对企业生与死的影响是否存在着此消彼长的趋势？

本文运用来自北京市中关村科技园区的一套独特数据，试图从对这上述问题做一些深入的实证研究。特别地，我们从企业退出这个角度探讨决定中关村高科技企业退出的重要因素，尤其是企业的效率因素和所有制性质对退出风险的影响。我们选择中关村科技园区的高科技企业作为我们的研究对象出于两个基本考虑：首先，中关村科技园区的企业在我国高科技行业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研究这些企业的生存和死亡的决定因素本身就具有重要的理论和政策意义；其次，中关村科技园区的企业所面临的市场和政策环境的演变是我国整体经济转型的一部分，理解中关村科技园区企业的退出机制对于理解我国经济转型的一些基本特征也有一定的帮助和启发②。

本项研究所用的企业数据非常独特。已有的企业层面上的关于进入和退出问题的经验研究，绝大多数的研究对象均集中于美国和其它一些发达国家，而对东亚各国，尤其是对中国大陆的经验研究则非常稀少，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国等国家在企业层面上的数据统计工作开展得较好，研究者较容易获得满足要求的企业数据。③而在中国，要获得类似的数据的难度就很大。本文采用的数据涵盖北京市中关村科技园区1995－2002所有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认证并呈报有效年度报表的企业，由于具有普查性质，它区别于一般的企业抽样数据，因而具备研究企业退出的基本条件。据我们所知，本文是国内外经济学文献中第一次对中国企业退出问题的实证研究。与国外同类研究所用数据相比，本数据的优点体现在所设及的企业信息非常丰富，包括企业的基本状况、财务报表、人力资源等诸多方面。另

②读者可能担心中关村科技园区的高科技企业的特殊性会影响我们研究结果的普遍意义。中关村科技园区的高科技企业确实是我国企业当中非常特殊的一个群体，它们大多以机制灵活、竞争激烈和善于创新而闻名，所面临的市场和政策环境也相对完善。但是，正如后面将要表明的那样，如果在市场环境相对完善的中关村科技园区，决定企业生存或退出的因素仍然存在一些非效率、非市场的因素，那么，我国其它企业的退出机制所存在的问题就可想而知了。因此，我们不妨将本项研究的结果看作是对我国企业退出机制的一个“上界”（upper bound）估计，即“最为乐观”的估计。

③要对进入和退出问题进行企业层面的经验研究，那么必须获得数量足够多的企业的信息，而且必须是至

外，我们的数据是年度数据，有8年的连续观察，非常适合研究相关因素对企业退出风险的影响④。

我们运用的主要估计方法是Cox比例死亡率模型（Cox Proportional Hazard Rate Model）。本文的基本发现是，效率因素日益成为决定中关村高科技企业生存的重要因素，这表明经过二十多年的经济改革开放，市场力量的重要性已日渐上升。另一方面，银行信贷及可得性也成为制约企业生存与成长的重要因素。但是，企业净负债率的企业退出的影响也不尽相同，它对国有企业不构成影响，而对非国有企业则形成显著的压力，这说明传统计划体制下的预算软约束问题仍然没有消失。我们的研究还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行政隶属关系和所有制性质本身对企业生存提供的保护作用正在递减。具体结果可以简要概括为以下几点：（1）企业的退出风险与企业的效率程度和资产规模呈反比，与企业年龄和净负债率呈正比；（2）相对于非国有企业而言，国有企业更不容易退出；（3）净负债率对非政府所有的企业退出风险的影响为正，而对政府所有的企业的影响依政府的级别而有所不同，具体说来对隶属县及以上的国有企业没有影响，对隶属乡镇及以下的企业则有正的影响；（4）总体来说，随着时间的推移，行政力量对企业生存提供的保护作用在逐渐递减，市场力量的作用在逐渐上升。

关于中国经济转型中的企业和市场的实证研究主要侧重企业内部的效率性质，而较少从企业退出的角度进行研究。国外从60年代开始就有经济学家对企业的进入和退出问题进行理论和实证研究（关于这方面的文献综述，参见Caves (1998)）。其中研究的重点之一是关于企业规模（以资产或雇佣员工数衡量）如何影响企业的成长与生存。小企业会相对增长的更快但更容易退出，便是这些研究发现的其中一个重要结论⑤。经济学家也对所有权结构对于企业生存/退出的影响进行了研究，但这些研究基本上仅限于对单个企业(single-plant)和集团企业(multi-plant)的考察⑥；另外还有一些文献考虑了企业所处产业的特征（产业增长率、最低有效规模（minimum efficient scale，简称MES））和宏观经济状况(利率、失业率)对企业退出风险的影响⑦。

本文以下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首先说明数据来源，对本文所提到的企业退出等概念做出定义，并通过统计数据描述中关村高新技术企业退出的基本特征；第三部分简要讨论本文采用的计量模型；第四部分汇报和讨论回归分析的结果；最后一部分是总结。

2．数据及其描述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下简称“中关村管委会”）提供，涵盖北京市中关村科技园区1995－2002所有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认证并呈报有效年度报表的企业。该数据不仅覆盖的企业众多，年平均4000多家，到2002年有9000余家，而且涉及的企业信息非常丰富，包括企业的基本状况（所有制、成立时间、获得认证时间）、财务报表、人力资源等诸方面的详细信息。

中关村科技园区，其前身为1988年成立的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是中国第一个国家级高新技术园区。而中关村地区有北大、清华和中科院等大学和研究机构200多家，是全国智力资源和科技人员最密集的地区。作为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龙头，中关

④国外同类研究运用的数据通常是五年一度的全国制造业企业的普查数据，其缺陷是（1）企业信息比较单一，控制变量较少；（2）缺乏企业进入和退出的年度观察，只能以五年为一个时间观察点对企业退出做出判断（五年内进入同时又退出的企业就被忽略不计了）。具体参见Caves (1998) 和 Ahn (2001)。

⑤如Mansfield (1962)和Du Rietz (1975)等人的研究。

⑥包括Dunne et al.(1989)，Audretsch and Mahmood(1994, 1995)，Mata et al.(1995)，Disney et al.(2000)。另外还有McGuckin and Nguyen(1995)做了关于所有权变更对于当企业业绩不佳是被收购还是退出的影响。⑦

村诞生过中国最大的IT企业，也是中国最早产生高科技民营企业的地方。1999年6月国务院批复准予建立中关村科技园区，希望在10年内把中关村建设成为世界一流的科技园区，此后北京市政府又通过了一系列的相关配套法规和政策，这大大促进了中关村科技园区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到2002年，中关村科技园区已经发展到下属五个科技园，共有企业9500多家，雇员数超过40万人，当年工业总产值为1872亿元，对北京市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在60%以上。

在园区整体迅速发展的过程中，一部分企业由于经营不善等问题相继停止了营业或者说退出了市场，而又有更多的新企业不断地进入这些高新技术行业——在这种持续的企业进入和退出下，展现给我们的是一幅企业动态变化和进化的图画。那么，什么样的企业比较容易或不容易退出？哪些因素将影响到企业的退出？更进一步地，我们可以问：高新技术企业与一般的企业相比，进入和退出特征有什么特别之处？而在中国当前的混合的所有制结构下，企业在控制权方面的差异会使企业的生存/退出的特征有什么不同？这些问题都是值得在理论和经验上加以研究的。

这里需要简要说明一下中关村管委会对高新技术企业的定义和认证。根据国家科委指定的高新技术目录和中关村的具体情况，高新技术主要包括电子信息技术（包括计算机软件）、激光技术、光机电一体化、生物工程、新药物和生物医学工程、新材料、新能源技术等等。而高新技术企业则是主要从事这些高新技术及其产品的研发、生产和经营业务，但不包括单纯的商业经营。根据北京市高新技术企业的核定办法，要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认证”主要需要满足以下几个条件：1）企业从事高新技术及其产品的研发、生产和经营业务，且这些业务的收入在总收入中要求占到一定的比例，进行生产高新技术产品的企业要求在产值占总产值的50%以上；2）研发费用占当年总收入的3%以上；具有大专以上的科技人员占职工总数的30%，或20%以上（适用于从事新技术产品生产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以上标准对于一个真正从事高新技术产业的企业来说，是相对容易达到的。

以往研究的经验表明，当使用企业的年度数据来研究企业的进入和退出时，需要非常注意度量问题。下面我们根据文献中通行的做法对企业的进入和退出定义如下（参见Barteksman et.al（2003））：

进入：企业取得高新技术企业认证的时间为进入时间。不采用企业在工商局登记注册时间的原因是，有相当一部分的企业可能在注册登记时并没有涉足高新技术产业，而是后来才转而进入高新技术产业的。因此只有在企业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认证”之后，才算是真正进入高新技术产业。⑧

退出：如果某企业在数据中第n年存在而第n+1年消失，那么我们定义这个企业在第n年退出了。根据这一定义，我们能够得到1995－2001年企业的生存/退出的状态。

由于中关村科技园区内的企业每年必须向中关村管委会提供企业数据，中关村管委会根据企业提供的数据进行年检，在通过年检之后，才能继续获得各项政策优惠，例如才能从税务部门获得减免所得税部分的返税。因此如果一个企业实际存在，还没有退出，它会有激励向中关村管委会提交数据，维持它高新技术企业的认证资格。⑨

以下，我们首先以一些统计数据来从整体上展示中关村高新技术企业进入和退出的情况。图1为1995年至2002年中关村高新技术企业进入和退出的数量统计（如前所述，2002年当年退出企业的情况尚无法获得）。

⑧如前所述，政府设定的企业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认证”的门槛并不高，而企业在得到认证之后，可以获得免税、减税等多项的优惠，所以可以认为只要企业进入这些高新技术行业，都有足够的激励去取得认证，不会出现企业实际进入了高新技术产业而迟迟不去获得认证的情况。

⑨当然，由于统计工作上的失误而导致数据的客观丢失也是难以避免的，但经过检查本文所使用的数据后发现，出现企业数据中断的比例非常的小，可以忽略不计。

图1: 中关村科技园区企业的进入和退出：1995－2002

从图中可以发现，1995年到1997年每年进入的企业均只在500家左右，1998年有小幅的上升。而从1999年起，进入企业的数量出现了大幅增长，这显然是由于北京市开始大力推进中关村科技园区的建设所导致的。2000年到2002年每年均有2000多家企业进入。而在企业退出的数量方面，2000年和2001年的退出数量也相应地出现了较大幅度地提高，这说明随着企业的大量涌入，市场竞争逐渐激烈，导致企业退出数量的增加。

我们计算出1995年到2001年各年企业所面临的死亡率（hazard rate）⑩(见表1)，该指标通常都是用来衡量企业面临的基本市场风险。从表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些有价值的结果。首先，随着企业年龄的增加，死亡率在逐渐增加，也即是说年龄越大的企业越容易退出。企业进入后前3年的死亡率小于平均值，第4、5年的死亡率在平均值水平附近，而第6年之后的死亡率大于平均值。其次，2000年和2001年企业所面临的退出风险显然比之前几年要大，这显然是因为随着大量企业的涌入，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导致市场整体的风险提高和退出企业的比例提高。

表2给出了我们所关心的变量的统计特征（各变量的确切定义参见附录A）。我们的数据结构是一个非平衡的面板数据（unbalanced panel data），因此这里的样本数是以企业－年（firm-year）为单位计算的。由于有些变量存在一些数量不等的遗漏值，各个变量的样本数并不完全一致。另外，我们只保留了净负债率、资产利润率和销售利润率取值在－100％和100％之间的企业样本，以避免某些非正常值对我们估计结果的影响。首先我们注意到，“企业退出”这个虚拟变量的均值为0.123，说明平均说来有12.3%的企业退出了中关村科技园区。样本企业的年龄平均4.15年，但最老的企业已成立20年。科技园区有20％的国有企业，7.6％的纯外资企业、近5％的港澳台企业和3.5％的出口企业。企业的净负债率平均高达44.4%。

⑩生存率被定义为在同一年进入的企业中，到给定时间时仍然存在的比例。根据这一定义，显然随着时间的推移，生存率会单调下降。死亡率则是在给定年份内退出的企业，占上一年所有企业的比例，也即是表示存在企业退出的条件概率。显然，与生产率不同，死亡率一般并不会呈现单调递减。

表1：1995到2001年不同年龄企业的死亡率 注：“年龄＝1”的企业指当年进入的企业，“年龄＝2”的企业指上一年进入且仍然存在的企业，以此类

推。

表2：各回归变量的统计特征

变量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企业退出（虚拟变量）

30351 0.123 0.329 0 1 资产（取对数）

30351 8.053 1.778 -4.605 17.509 企业年龄

30351 4.517 3.028 0 20 净负债率

30351 0.444 0.303 -1 1 国有企业（虚拟变量）

30351 0.206 0.404 0 1 纯外资企业（虚拟变量）

30351 0.076 0.265 0 1 港澳台企业（虚拟变量）

30351 0.047 0.211 0 1 劳动生产率（取对数）

30351 3.604 2.478 -5.617 11.478 资产利润率

30307 0.0008 0.139 -1 1 销售利润率

26130 0.005 0.190 -1 1 出口企业（虚拟变量）

30351 0.035 0.185 0 1 集团隶属企业（虚拟变

量）

30351 0.074 0.261 0 1 研发人员比例 30351 0.152

0.228

1

在进行回归分析之前，为了更进一步理解退出企业的特征，我们将所有企业分为两类－退出企业和生存企业（即在2001年尚未退出的企业），然后对这两类企业的各个相关变量的均值进行了比较，结果见表3。我们发现，退出企业相对生存企业来说，其资产规模小，成立时间早，净负债率高，研发人员比例、劳动生产率、资产利润率和销售利润率均较低，纯外资企业、出口企业和集团隶属企业所占比例小，而且所有这些差异均在1％的水平显著。在退出企业中国有企业和港澳台企业所占比例与生存企业相比略高一些，但统

按企业年龄分类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各年加权 平均 整体 0.060 0.095 0.105 0.115 0.110 0.126 0.144 0.113 年龄＝1 0.032 0.060 0.022 0.060 0.044 0.092 0.119 0.080 年龄＝2 0.054 0.078 0.085 0.091 0.074 0.111 0.152 0.108 年龄＝3 0.061 0.102 0.131 0.112 0.124 0.104 0.140 0.105 年龄＝4 0.080 0.119 0.106 0.150 0.108 0.127 0.136 0.114 年龄＝5 0.084 0.083 0.125 0.094 0.140 0.148 0.160 0.116 年龄＝6 0.075 0.111 0.110 0.128 0.134 0.149 0.142 0.125 年龄＝7 0.048 0.051 0.168 0.136 0.151 0.191 0.125 0.141 年龄＝8

0.051

0.125

0.106

0.137

0.142

0.158

0.181

0.137

计上不显著。这些组略的统计分析表明，市场淘汰的企业是那些经营业绩较差和净负债率高的企业。

表3：退出企业与生存企业的各变量的均值比较

注：所列变量的数值是每一类企业在其生存年份内该变量的平均值，括号内的数字为标准误差。

3．计量模型与方法

在进行回归分析时所使用的方法上，早期的大多数经验研究采用的是logit 或probit 模型，但面板数据存在着数据截断(censored)的问题，也即是说，例如面板中有n 个企业，假设面板数据的时间末端为U t ，其中有k 个企业在时间U t 或之前退出，那么对于另外的n-k 个企业，就只能知道它们在U t 时没有退出，他们（潜在的）退出时间没有被观察到。针对这一缺陷，Cox(1972,1975)提出了Proportional Hazards Model （也称duration model ）以求条件概率的方法解决了这一问题。由于本文所采用的是中关村高新技术企业的年度数据，且能够比较准确地确定企业的退出时间，因此也将主要使用Cox 模型进行回归

?

。令在时间t 企业i 退出的死亡率(hazard rate)为)(t i 。 被估计的Cox 比例函数具有

如下形式：

?

Cox 的模型不但需要三个以上时间维度的面板数据，而且维度之间的时间间隔不能太长，否则如果无法准确的确定企业具体的退出时间，那么就无法运用Cox 模型。例如Dunne et al.(1988), Phillips and

Kirchhoff(1989)，Baldwin and Gorecki(1991)等，由于所使用的数据时间间隔太长而无法运用Cox 的模型。同时，随着所使用的数据质量的提高，1990年代以后研究者开始转向使用Cox 模型，如Audretsch 和

],)'(exp[)()(0βλλt x t t i i =

其中，)(0t λ代表时间t 的基准条件退出概率，可以是任意关于时间t 的非负函数，它代表当0)(=t x i 时的风险，在估计β时无须知道它的具体函数形式?

。 )(t x i 为t 时刻与企业i 有关的解释变量的向量，这些解释变量允许在不同时间点上发生变化。β是所要进行估计的系数的向量，注意)(t x i 中第k 个变量对相对死亡率的边际影响由)exp(k β来刻划。我们将在下面的回归结果中报告系数k β（k=1,…K ）,它类似于线形回归模型里一个变量的边际影响。估计的系数如果大于0，则说明该解释变量的增加会相应地增大企业所面临的退出可能性或称风险（Risk ）；反之如果小于0，则该解释变量的增加会减少企业所面临的退出可能性。系数β可以通过Cox 所提出的“偏似然法”(Partial likelihood)的方法进行估计。

前面也已经提到，在我们的数据中缺少1995年之前便已经退出的企业的信息。这样，在进行回归时便可能存在着样本选择(Sample Selection)的问题，因为在我们的数据中，1995年之前进入的企业并不是一个不完整的集合，这些企业都是在1995年之前的市场竞争生存下来的企业。我们对两个不同的样本进行了回归，其中第一个样本包含所有的企业，而第二个样本只包含在1995年以后进入的企业。通过比较两次回归得到的结果，我们发现以小样本回归得到的结果与大样本的结果非常接近，为节省篇幅，本文只列出大样本回归的结果。

4．初步的回归结果

本节将运用Cox 比例死亡率模型对企业退出的决定因素进行分析。我们先汇报回归分析的一些初步结果，然后在下一节进一步考察行政隶属关系对企业退出风险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在时间上的特征。表4列出了初步的回归结果。下面我们对这些结果进行归纳和简要的讨论。

1）企业的资产规模越大，退出的可能性就越小。

资产规模与退出概率的负向关系在表4中的所有回归方程中均呈现出来，与已有的研究结果是相一致的。但是，通过对不同规模企业的数据统计，我们发现企业的规模与企业的盈利能力和增长速度等，基本上遵循同方向变动的规律，收入在100万以下的企业，实现盈利的比例最低。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点与很多研究的结论不一致，它们发现小企业具有更高的利润率或者更高的增长率（同时具有更大的差异性，即标准差更大，这点与本文的结论一致）。究其原因，我们认为主要有以下两点，首先是由于高新技术企业所要求的R&D 投入比一般行业相对较高，R&D 周期相对较长，并因此高学历雇员比例也要求比较高，这样导致劳动力成本也较高，因此，高新技术企业要达到最低有效规模（MES ）自然比一般的企业要高。正如Adurestch and Mahmood (1994) 所指出的，行业所要求高MES ，将导致高新技术产业中的规模较小的企业面临更大的风险。

等。 ?

注意在β中不包含常数项，常数项包含在λ0(t)中。

注：本表所有的回归均控制了13个行业的虚拟变量，因篇幅所限，没有列出其估计系数。括号内的数字为robust标准误差。双尾检验的显著水平1％、5％和10％分别由***、**和*表示。

其次是由于小企业的融资能力较差，尤其是在中国风险投资机制尚未发展成熟健全的情况下，这一点非常明显。在我们的样本企业中，新增贷款占资产的比例对于总收入在10万到100万之间的企业平均仅为0.005，而对于总收入在1亿到10亿的企业，这一比例高达0.073，比前者高出14倍之多！这说明小企业贷不到款的情况非常普遍和严重。没有资金的支持，小企业靠自身资本的积累是很难快速的达到高新技术产业所要求的MES，在突然的市场风险面前也缺乏能够抵御的资本，因此小企业面临着比大企业更恶劣的市场环境。

2）企业的年龄越老，退出的可能性越大。

这一点在前面的基本统计中便已经发现了，即死亡率随时间而有增大的趋势，但是第8年时的死亡率略低于第7年时的死亡率。已有的大多数研究结果都发现，年龄的增加对于企业的退出风险有着负的影响，即在死亡率函数为一条向下倾斜的曲线。但也有几项研究，包括Audretsch and Mahmood(1994)，Honjo(2000)得出的是一条倒U型的曲线，也即

是年龄的增加对于企业的退出风险呈现先正后负的影响。为了验证我们的样本是否也存在一条倒U形的曲线，在回归方程(1)的基础上加上企业年龄的平方项进行回归，该项的系数显著地为负值（未汇报），说明企业年龄对死亡率的影响具有倒U形的特征。对企业年龄增长（至少在前期）会增加企业退出的可能性，本文认为可能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解释：

a) 高新技术的技术创新速度比一般行业要快，因此相对来说，新企业所拥有的新的资本、技术等所带来的优势，也即是Jensen等(2000)所提到的“年代效应”（vintage effect），要比老企业从经营和市场竞争中边干边学的“生存效应”（survival effect）的优势大一些。因此在高新技术行业中老企业与新企业竞争时处于比在一般行业中更为不利的地位，这便增大了老企业退出的可能性。

b) 现有的数据统计的时间主要是中关村科技园区发展的初始阶段，而由于发展过程中的历史原因，前期进入的企业并往往带有很多计划经济时代的特征，而随着1999年之后中关村的高速发展，大量新企业涌入市场，这些企业机制灵活，具有在体制上的“年代效应”的优势。在市场竞争逐渐激烈的情况下，老企业可能更难以适应这种市场环境的变化，导致老企业的死亡率依然居高不下。所以，老企业相对于新企业更容易死亡这一与西方文献相异的结果其实恰好地反映了我国经济转型过程中新旧体制交替并存、相互竞争的特征。

c) 还有一个可能性，由于政府对于高新技术企业给予税收上的优惠政策，从企业成立之日算起，头三年免所得税，四到六年所得税减半。因此，随着企业年龄的增长，税收负担会加重，这有可能加大企业退出的风险。

3）净负债率越高，企业越容易退出

我们引入净负债率这一变量是因为企业的资产负债状况显著地影响着一个企业的生存机率。Zingles (1998)用美国公路运输业的数据发现，在市场竞争中生存下来的不仅是“最适者”（the fittest）,而且还是“最肥者”（the fattest）,前者指效率，后者指资金状况。企业净负债率越高，就越难筹到资金投资于大的项目，竞争力下降，甚至直接面临破产和被清算的危险。表3的结果非常有力地支持高净负债率带来高退出风险这一结论。

4）企业的效率程度越高，企业的退出概率越少。

我们关心的一个核心问题是，企业的效率程度如何影响着企业的退出？为了确保研究结果的可靠性，我们采取了一系列指标来刻划企业的效率状态，它们包括劳动生产率、资产利润率和销售利润率这些直接的指标，也包括研发人员比例和是否为出口企业这些间接指标。由于在本文所使用的数据中，1999年和以前企业的R&D活动和费用的数据缺乏，便以研发人员的比例作为替代指标来衡量企业R&D的投入（Mishel and Bernstein(1994)的研究中也采用的是这一指标）。我们有理由认为，研发投入高的企业更可能实现技术和产品创新，达到更高的生产效率。出口企业在这里是一个虚拟变量，即只要企业当年有出口便赋值为1，反之为0?。“出口企业”相对非出口企业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更高的经营效率是基于如下假设：具有较高生产率的企业更容易进入外国市场，而且，出口企业比非出口企业面临更为激烈的市场竞争，因而更有动力提高生产效率?。

?当然，也可以用实际地出口额（取对数值）代替虚拟变量进行回归，其结果是类似的，且在0.95的置信水平上通过检验。

表4的结果说明企业的退出风险与各种效率指标呈显著的负向关系。回归方程（1）至（3）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这三个回归模型地差异仅在于替换三个不同的经营业绩指标――劳动生产率、资产利润率和销售利润率。但不论使用什么指标，结果都是一样的：经营效率或绩效越高的企业，其退出风险也就越低。

5）控制权的差异对企业的生存/退出有较显著的影响。

在表4的所有回归方程中，我们都控制了“集团隶属企业”这一虚拟变量。引入它是因为集团隶属关系也许会赋予某个企业一个额外的保护层，因为在需要的时候，公司集团可以动用集团其它下属企业的资源来救助本企业的经济困境。因此，我们预期集团隶属关系对企业退出的影响为负。回归结果证实了我们的预期，而且非常显著。

但在模型(1)－（3）中，我们没有明确考虑所有权因素的影响。因此回归方程(4)和(5)加入了所有权因素，考察不同所有权类型的企业所面临的退出风险有没有什么不同。

我们设计了三个虚拟变量――国有企业、纯外资企业和港澳台企业（具体定义见附录A）。其结果，国内民营企业（包括有限责任公司）被作为对比组。从回归模型（4）的结果可以看出，相对于国内民营企业来说，国有企业不容易退出，估计系数为－0.303，置信水平为99％以上；纯外资企业也容易退出，但在统计上不显著；而港澳台资企业甚至更容易退出，只是估计系数在通常的置信水平上不显著。这说明国家所有制对企业生存起着一种明显的保护作用。

人们一般会认为，纯外资企业或者港澳台资企业大都是经营得比较好的企业，但我们的分析发现，纯外资企业和港澳台资企业在抵御退出风险方面与国内民营企业相比并不拥有什么特别的优势。这似乎有悖于一般的常识。针对这一问题，本文推测，这可能要从在这些注册为外资和港澳台资中的企业中有许多是“假外资”来做解释。

有些所谓的外资，众所周知，只是内资通过某种渠道“变成了”外资，如果是这样，那么没有理由认为，这些“假外资”一定比内资更有经营优势。由于我们事先无法区分哪些企业为“假外资”，我们只能从数据已有的信息出发做一些尽可能合理的“猜测”。我们的数据拥有企业法定代表人的一些背景信息，如是否为外籍人士。一个企业的法定代表人通常是企业的老总或董事长，如果一个外资企业的法定代表人为外籍人士，那么外国资金很可然在该企业中处于控股地位，因而更有可能为“真正”的外资企业。基于这一推理，我们在回归方程(5)上增加了两个新的虚拟变量――“真”外资企业和“真”港澳台企业，分别为法定代表人为外籍人士的纯外资企业和港澳台企业。这两项基本上代表了排除“假外资”后的纯外资和港澳台资。有趣的是，我们发现这两个新变量的系数均为负值，但“真”港澳台企业的系数为显著的负值，即相对于国内民营企业而言，由外籍人士主持的港澳台资更不容易退出。

5. 企业退出中的市场与行政力量：进一步的分析

在上一节，我们初步的回归分析表明，在中国当前这种混合的所有制结构下，决定企业是否退出一方面有市场选择的力量（如效率因素），另一方面还取决于企业所有制的性质，政府所有制为企业的生存提供了保护层。但上述分析并没有向我们揭示出政府所有制是通过何种渠道为企业生存提供保护的。我们也不甚清楚，市场与行政力量对企业生存/退出的影响力又如何随着时间变化而变化。本节就试图对这些问题提供更为深入的分析。

关于行政力量影响国有企业行为方式最为系统和最有影响的理论是科尔奈的预算软约束理论（Kornai, 1979）。根据该理论，在国有企业效益不好，面临着生存风险时，政府便可能以财政补贴和银行贷款的方式来扶持这个企业，使其得以维持经营。也即是说，软

预算约束将对企业的生存/退出行为产生重要的影响。为了验证政府所有制是否通过软预算约束的方式为企业生存提供保护作用，我们考虑把企业分为政府所有的企业和非政府所有企业两组，然后看净负债率对企业退出的影响是否因企业的所有制类型而变化。具体地说，我们待检验的一个假说是，在净负债率对退出风险的影响力方面，政府所有制企业的系数应该显著小于非政府所有的企业。

在运用预算软约束理论解释中国经济转型时，Walder(1995)进一步拓展了预算软约束理论。他指出，在研究中国的转轨经济问题时，并不能如Kornai(1979)那样简单地把企业划分为软预算约束的国有企业和硬预算约束的私有企业，这是由于中国的中央—地方政府体制所导致的，国有企业所隶属政府级别的不同会导致预算约束硬度的不同：政府级别越高，它对企业所愿意并且能够施加的行政力量就越强，会使得企业的预算约束越软。由此，我们可以引申出第二个待检验的假说：在政府所有的企业中，行政隶属关系越高，净负债率对企业退出的影响也就越不明显。

我们对上述两个假说进行验证的结果汇报于表5。净负债率对非政府所有的企业退出风险是正的，而且非常显著，而对政府所有的企业则不尽相同。对于中央直属和隶属市县级政府的企业来说，净负债率的系数甚至为负，也就是说，净负债率越高，企业越不容易退出，但估计系数的显著水平没有达到通常的10％以下。对于乡镇及村办企业而言，净负债率就成为了一个加大退出风险的因素。这个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和文献中关于我国乡镇企业面临的预算约束相对较硬是一致的（Che and Qian 1998; Walder 1995）。值得注意的是，就净负债率的影响力而言，乡镇及村办企业仍然弱于非政府所有的企业，说明政府的影响仍然存在。表5清楚地表明了行政隶属关系如何通过银行贷款影响着企业抵御各种市场风险的能力，而这与预算软约束理论地预测是相一致的。因此，我们上面提出的两个假说得到了较好的验证。

表5：所有制和企业行政隶属层次对退出风险的影响

注：本表所有的回归均控制了13个行业的虚拟变量，因篇幅所限，没有列出其估计系数。括号内的数字为robust标准误差。双尾检验的显著水平1％、5％和10％分别由***、**和*表示。

表5还给出了其它一些有意思的结果。首先，我们在表3和表4得到的关于资产规模、企业年龄、劳动生产率等变量对退出风险的影响仍然成立，只是显著水平因样本量的减少而有所变化；其次，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对政府所有的企业也是具有降低退出风险的作用。

最后，我们考察一下政府所有制和效率或者说行政与市场两种力量对企业退出的影响在时间上有何趋势。Cox模型不便于考察时间因素对估计系数的影响，因此我们采用线性Probit模型进行回归。

表6：所有制对企业退出的影响的时间趋势：线性Probit模型

变量估计系数

国有企业*1995年-0.052***

(0.008)

国有企业*1996年-0.105****

(0.008)

国有企业*1997年-0.055***

(0.011)

国有企业*1998年-0.022**

(0.010)

国有企业*1999年-0.019*

(0.010)

国有企业*2000年-0.008

(0.011)

国有企业*2001年-0.026**

(0.012)

外资企业*1995年-0.020**

(0.008)

外资企业*1996年-0.077***

(0.009)

外资企业* 1997年-0.093***

(0.009)

外资企业*1998年0.016

(0.014)

外资企业*1999年0.021

(0.014)

外资企业*2000年0.038**

(0.014)

外资企业*2001年0.012

(0.014)

样本量30351

R-平方0.092

注：本表回归控制了资产规模、企业年龄、净负债率、劳动生产率、研发人员比例、出口企业和集团隶属企业、所有的行业虚拟变量和年虚拟变量。因篇幅所限，没有列出这些变量的估计系数。括号内的数字为robust标准误差。双尾检验的显著水平1％、5％和10％分别由***、**和*表示。

表7：劳动生产率对企业退出的影响的时间趋势：Probit模型

变量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

劳动生产率*1995年0.009***

(0.002) -0.008** (0.003)

劳动生产率 *1996年0.005***

(0.002) -0.012**** (0.003)

劳动生产率 *1997年-0.008

(0.005) -0.009*** (0.003)

劳动生产率 *1998年-0.015***

(0.005) -0.009*** (0.003)

劳动生产率 *1999年-0.013***

(0.005) -0.0012*** (0.002)

劳动生产率 *2000年-0.025***

(0.005) -0.018*** (0.002)

劳动生产率 *2001年-0.026***

(0.006) -0.021*** (0.002)

样本量6692 23733

R-squared 0.119 0.083

注：本表回归控制了资产规模、企业年龄、净负债率、研发人员比例、出口企业和集团隶属企业、所有的行业虚拟变量和年虚拟变量。因篇幅所限，没有列出这些变量的估计系数。括号内的数字为robust标准误差。双尾检验的显著水平1％、5％和10％分别由***、**和*表示。

表6和表7给出了行政和市场力量对企业退出风险影响的时间趋势。在表6，我们使用国有企业虚拟变量乘以不同年份的虚拟变量的交互项来反映政府所有制影响的时间变化。可以看到，国有制对企业生存的保护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总体是下降的,虽然不是严格单调递减。政府的保护作用1995年与2001年相比下降了50％，这是相当显著的变化。当然，人们可能会怀疑这种变化并非是经济改革和体制变化引起的，有可能是其它因素（如市场竞争程度的时间变化）导致的。为此，我们控制了年虚拟变量，而且还引入外资企业

与年份虚拟变量的交互现。在外资企业方面，其估计系数并没有出现类似于国有企业的变化。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国有企业交互现的系数变化确实反映了政府保护作用下降的趋势。

表7考察了劳动生产率对企业退出影响的时间变化趋势。首先在非国有企业方面，劳动生产率对退出的影响力基本上呈稳步上升趋势，也就说，生产效率对维护企业生存越来愈重要了。在国有企业方面，情况有些不一样。在1998年之前，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或者不明显，或者呈现不利影响。在从99年开始，也就是在中关村科技园区新企业大量进入、市场竞争加剧之时，劳动生产率对国有企业的生存的开始变得非常重要，而且逐年上升。

上述讨论说明，在中关村科技园区，市场力量对企业生存的重要性总体都在逐步提高，企业所面临的经营环境日益市场化，所有制性质对于企业生存的意义正逐渐降低。

6．总结

经济转型国家面临的一个基本挑战就是如何使得企业生存和发展依赖于市场而非传统体制下的行政力量。虽然目前已有相当的文献研究经济转型中企业的行为与绩效，但很少有人从企业退出角度考察决定企业生存的市场与非市场因素。本文运用中关村科技园区企业1995至2002年的企业数据，对中关村高新技术企业的退出机制问题作了一个比较详尽的研究。

本文的基本发现是，效率高低日益成为决定中关村高科技企业生存的重要因素，这表明经过二十多年的经济改革开放，市场力量的重要性已日渐上升。另一方面，企业负债也成为制约企业生存与成长的重要因素。但是，企业净负债率对企业退出的影响也不尽相同，它对国有企业不构成影响，而对非国有企业则形成显著的压力，这说明传统计划体制下的预算软约束问题仍然没有消失。我们的研究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行政隶属关系和所有制性质本身对企业生存提供的保护作用正在递减，而劳动生产率对企业生存的作用则正在递增。除了这些基本结果以外，我们还发现，企业的资产规模、年龄和集团隶属关系对退出也有着显著的影响。

附录A：解释变量的具体设定

企业退出：定义参见正文。

资产规模：企业当年的总资产，取对数值。

企业年龄：由企业成立时间算起到当年的时间。

企业所在行业，设定13个虚拟变量，参与回归。

劳动生产率：企业的总收入/从业人数，取对数值。

资产利润率：利润总额/资产规模。

销售利润率：利润总额/销售总额。

净负债率：（总债务－现金）/（总债务＋所有者权益）。

出口企业：虚拟变量，当年有对外出口者为1，反之为0。

研发人员比例：按岗位分属于从事企业研发活动的人员数占从业人员数的比例。

国有企业：虚拟变量，如果企业为国有、国有联营、国有独资公司，或属于股份合作、其它联营、其它有限责任类型但国有经济处于绝对控股地位，取值为1，反之为

0。

纯外资企业：虚拟变量，如果企业为中外合资经营、中外合作经营、外商独资和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取值为1，反之为0。

港澳台资企业：虚拟变量，如果企业含港澳台方的投资，不论合资经营、合作经营还是独资或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取值为1，反之为0。

集团隶属企业：虚拟变量，如果企业隶属于某企业集团，取值为1，反之为0。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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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企业转型与变革

企业转型与管理变革

企业转型的本质就是企业从单一产品的、简单环节的、低级或初级的价值创造状态，向产品线有机组合、多环节整合的、高级的价值创造状态的转变和进化；企业变革主要是指管理上的变革，当组织成长迟缓，内部不良问题产生，愈无法因应经营环境的变化时，企业必须做出组织变革策略，将内部层级、工作流程及企业文化，进行必要的调整与改善管理，以达企业顺利转型。 转型变革是中小企业企业在发展道路上必须面临的挑战。越来越多的中小型制造业开始由单一的加工生产向自产自销进化；而原来主要以出口为主的厂家也加大投入，从制造利润向国内市场服务等高增值领域挺进；贸易型企业也大做品牌、控制渠道、通过0dm包销等方式进行争夺。企虎认为，中小企业的转型和变革是不能分开管理的；不论是自身成长的需要，还是经营环境和内部条件的催化，面对转型与变革必需有充分的风险意识和整体的判断！特别是由于战略转型引起的组织、流程、技术等综合性变革，需要准确定位、完整的过程设计和实施控制，才能达到平稳过渡、转型变革成功。 转型战略分析与变革需求诊断 过渡模型设计与变革策略选择 管控平台构建与成败因素模拟 过程评价控制与方案实施辅导 客户的具体收益还包括：战略变革与创新盈利模式、组织变革与治理机构完善、流程变革与技术革新、文化变革与团队升级。

从2008年开始，金蝶用了两年时间从中国优秀企业身上提炼“中国管理模式”，以应对未来市场发展和企业转型需求。金蝶国际软件集团董事局主席徐少春解释，中国管理模式是一个三角形的三维度模型：最上面叫现代中国管理哲学，左下角是现代管理科学，右下角是中国企业管理实践。根据这个三维度模型，金蝶正在打造中国企业管理智库，将成功的管理模式放在一个共享知识库里，这将成为未来金蝶的智慧核心。 Q您怎么看未来10年中国商业环境的发展趋势？ A2008年底持续至今的金融危机，其实是一个很重大的影响中国商业发展的因素，换句话说也是转折。因为过去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一种数量式的增长、靠机会的增长、靠资源的增长，这种粗放式的增长模式随着金融危机的来临会发生很大的转变，将转变成内涵式的增长模式。 中国经济的增长，今后更多的是靠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去拉动。GDP发展靠三架马车：投资、消费、进出口。出口和内需关系密切，我们通过不断的技术创新，将我们的产品推出国门，走向世界，这既促进了出口业务的增长，也带动了企业不断升级转型。很多企业的发展都是同样道理，所以未来的增长模式主要靠技术变革、企业自主创新及管理创新去拉动中国经济增长。 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和世界一体化的推进，未来10年将有更多中国企业加入到全球化的竞争行列中。而在国内，中国经济的发展也将给企业带来更多发展机会，提供更加平等、宽松的商业环境。同时，行业整合将愈发激烈，中国将催生出更多行业巨头。如果再展望未来30年，我觉得中国以前的那种高速增长模式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持续稳定的增长模式，而这仍然需要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 Q中国的技术与国外越来越多地接轨，未来10年，中国的技术环境会有哪些变化趋势？ A首先我觉得互联网的应用更加深入。现在我们看到互联网的应用很大程度上是对生活的影响，比如娱乐、交流等，当然也有用于电子商务这种企业之间的信息传递，但是还没有真正促进企业生产力的提升，也就是说互联网技术还没有发挥本质作用。但是按照技术发展的规律，它将来一定会对事物的本质产生根本性的影响，导致我们的商业模式、生活模式、管理模式都会发生一系列变化。 另外一个趋势就是3G在中国正式运用。运营商相继推出多款3G手机，我们也在积极准备。现在运营商看来还无法控制移动互联网上的内容，大量的移动应用和内容需要独立软件开发商、个人软件开发商去开发，所以我觉得这是中国未来很大的机会。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趋势是管理创新。单纯靠技术的创新是不可持续的，技术的创新需要管理创新去支撑。 Q金蝶未来的战略、战术是怎样的？

浅谈新形势下我国煤炭企业发展之路

浅谈新形势下我国煤炭企业发展之路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 济社会改革发展的路线图和时间表，在财政、金融、行政、价格、城镇化等领域加快改革步伐，努力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新时期，我国煤炭企业必须要站在全局的高度，正确审视企业发展战略，切实摆脱过去传统的投资拉动、重规模增长的发展模式，将工作重心转移到创新驱动、精益管理、提升运营质量和效益上来，唱响改革创新主旋律，以改革创新激发企业活力，抢抓发展机遇，真正走出一条适合国情企情的改革创新、转型升级发展之路。 一、确立适应经济中低速增长的企业发展战略 随着“黄金十年”发展的终结，受欧债危机等国内外综合因素影响，我国经济由过去34年平均10%的高速增长回落到7.5%左右的中低速增长。钢铁、炼焦、水泥等煤炭产业链下游产业发展遇到困境，对煤炭需求增速减缓，而全国煤炭产能持续释放，产量增、需求降，再加上进口煤冲击，煤价持续下滑，导致 全国煤炭企业过半亏损。在经济中低速增长条件下，煤炭企业该何去何从？笔者认为战略是企业发展的先导，务必要探索建立适应当前经济形势的企业发展战略。新时期要彻

底摆脱过去依靠投资拉动、以规模创效的发展模式，切实依靠技术创新、生产效率和管理能力提升，推动企业从速度效益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从要素投入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打造“煤炭企业升级版”。当前正处于煤炭企业发展、战略转型的关键阶段，要围绕“重质量、提效益、控风险”三大重心，突出抓好企业增量、存量、减量文章，确保使企业当期可承受，未来发展可持续。做优增量就是以价值创造为中心，强化经济增加值管理，追求有价值、有效益增量，以增量支撑当前生存与未来发展；盘活存量就是优化配置、激活用好现有存量，提升资产创效能力；落实减量就是清理低效无效资产与企业冗员，坚决“瘦身减负”，提升运行成效，实现轻装转型，全面提升运营质量。另外，对于煤炭产业布局谋篇，要依托现有资源，按照规模化开发、集约化布局、一体化发展、专业化管理的思路，宜化则化，宜电则电，宜气则气，有效延长煤炭价值链条，实现煤化、煤电、煤气一体化收益。 二、以商业模式创新打造企业新的竞争优势 随着十八大“建设美丽中国”的提出，全国各地加大节能减排力度，通过加快发展新能源、实施煤改气等措施力求降低煤炭消耗，这对本来就供大于求的煤炭行业发展造成了严重影响。面对市场经济愈演愈烈的同质化竞争、价格持续下跌及需求增速减缓，个别地区和企业生产成本已高出市场

中国经济转型与结构调整的深度解读(第一课)

中国经济转型与结构调整的深度解读 ——支部书记陈世强 时间：2011年3月18日下午（大约1.5小时） 地点：五楼会议室记录人：朱剑军 参加人员：支部全体党员辅导人：陈世强 本课目的：通过本课的学习，使广大党员、干部对中国经济转型与结构调整的深度解读，充分认识到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作为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目标和战略举措有重大的作用：能够不断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不断地提高我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和抗国际风险的能力，使得我国经济发展的质量越来越高，发展的空间越来越大，发展的道路越走越宽。 主要内容：一、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意义 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面临的问题 三、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主要任务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是指一国，或者是一个地区，宏观经济的经济增长结构的优化和经济质量提高的方法和模式，就是要由粗放型的增长，到节约型的增长；从低级的经济结构，到高级的优化的经济结构；从单纯的经济增长，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经济发展的转变。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作为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目标和战略举措有重大的作用：能够不断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同时不断地提高我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和抗国际风险的能力，使得我国经济发展的质量越来越高，发展的空间越来越大，发展的道路越走越

宽。世界金融危机后，我国的进出口经济遭受冲击，迫切需要扩大内需，提升经济发展速度。要靠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使供给适应国内的需求，实现经济真正的可持续的增长。因此目前中国经济面临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的迫切任务，如发展民族企业、调节收入分配等，这需要我们找准突破口，认清经济转型与结构调整的重大意义。 一、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意义 1.深刻内涵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是一国，或者是一个地区，宏观经济的经济增长结构的优化和经济质量提高的方式和模式。 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凡是要由粗放型的增长，到节约型的增长；从低级的经济结构，到高级的优化的经济结构；从单纯的经济增长，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经济发展的转变。 2.主要内容 区域经济结构是国民经济各个组成部分的地位和相互的比例关系，从宏观看，包括社会总需求结构、所有制结构、分配结构、产业结构、经济结构；从微观看，包括企业组织结构、产品结构等。 经济结构调整，就是通过经济结构的合理化、高级化，使经济结构适应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经济结构的合理与否，直接关系到经济增长的速度和经济发展的质量，所以经济结构的调整，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作必要条件。 3.重大作用 一是能够不断地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二是不断地提高我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和抗国际风险的能力，使得我国的经济发展的质量越来越高、空间越来越大、道路越走越宽。

促进中小企业转型升级项目

申报资料模板1：促进中小企业转型升级项目 湖南省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 促进转型升级项目申请书 申报单位： 项目名称： 项目类别： 所在地： 申报时间：

目录 一、项目申报材料真实性承诺 二、项目单位情况表 三、项目申报表 四、项目单位及项目情况 五、相关附件 1、营业执照复印件 2、2015年度财务报表 3、2015年度国税、地税缴税税票或者完税证明 4、其他资料

项目申报材料真实性承诺 省经信委、省财政厅： 我单位承诺：此次申报2016年度湖南省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项目——“”，所提交的申请材料内容和所附资料均真实、合法。如有不实之处，愿负相应的法律责任，并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 特此承诺！ 单位（盖章）单位法定代表人（签字） 年月日

项目单位情况表 单位：万元、人、%

项目申报表 单位：万元、人

项目单位及项目情况 一、项目单位情况 包括单位性质，股份构成，资产及员工，技术及装备水平，取得的重大成果，获得的主要荣誉等。2015年生产经营情况，包括生产、销售、利润、上缴税金等情况。 对《项目申报指导目录》的申报条件进行说明。专业化发展的企业，分析企业所在细分领域2014年度或2015年度全国市场规模、发展前景等情况，全国前5名、我省前3名企业销售收入、技术水平等方面的情况，及本企业在全国、全省所处的位次，提供企业在细分领域处于领先地位的相关证明材料。特色化发展企业,分析企业所在区域、产业的特色，企业在技术、工艺、产品等方面的特色，提供地理标志产品、传统文化传承人、工艺美术大师、非物质文化遗产等特色化发展的相关证明材料。创新发展的企业，说明企业近2年创新投入情况，2015年研发投入明细表及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的比例。 二、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项目资金构成（包括：项目总投资额，其中企业自筹资金、银行计划贷款资金、实际到位贷款、申请财政补助资金、其它来源等），项目建设背景，项目建设内容及实施进度（包括：建设内容，建设起止时间，承担建设任务或协助建设的相关单位情况，技术力量和人员结构，项目

员工退出机制

构架国企员工退出机制 国有企业员工退出机制缺失的问题，就是没有把员工退出管理纳入正常的人力资源管理系统，导致员工能进不能出，管理人员能上不能下，员工队伍缺乏危机意识和竞争意识，各项管理制度难以发挥应有的功效，出现很多弊病，如考核流于形式，考核结果与职位调整、薪资调整不挂钩，职责与报酬不对等，员工士气低落，人才流失等问题。国有企业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对企业人员队伍进行 整体优化。 国企人员退出的主要途径 当前，国有企业人员退出主要有以下几种途径：◆协议解除劳动合同（或称买断工龄）。根据协商自愿的原则，职工退出工作岗位，解除与企业的劳动关系，企业根据员工工作年限支付一定的补偿金。 ◆主辅分离、改制分流。企业将非主业资产、闲置资产和关、停或破产企业的有效资产改制为面向市场、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法人经济实体，员工与企业解除劳动合同，取得部分改制资产作为补偿，成为新企业的股东。 ◆提前退休计划。员工取得一定的经济补偿，提前退出工作岗位，享受退休 待遇。 ◆改革劳动用工关系。企业将宾馆、饭店等服务行业的员工转变为社会化劳 务用工，通过支付一定的经济补偿解除与员工的劳务关系。 ◆分离企业转办社会职能。企业将所承担的社会职能，如学校、医院、社区， 资产和人员全部移交给地方政府，实现员工的身份转变。 ◆人员退出。企业利用劳动合同管理手段，对违规违纪的员工作出相应的处

罚。性质和情节严重者依法解除劳动合同，予以退出。 建立退出机制要点 企业人员退出机制的建立须从企业发展战略的高度来开展工作，确立企业人才退出标准、强化理念的整合和疏导、开展有效的绩效考核、制定严密规范的实施程序、开辟宽阔的职业通道、营造良性的企业文化，这些工作都与人员退出机 制的建立密切相关。 ◆确立企业人才退出标准和程序，并在招聘时向新员工介绍这些政策。这一环节的主要目的是为企业以后执行人才退出政策疏通渠道。因为企业招聘到的都是接受这一政策的人员，这样就避免了将来在实施退出政策时，遇到员工方面的 阻挠和劳资纠纷。 ◆强化理念的整合和疏导。企业的人员只有流动起来，才能像江河湖溪一样 焕发勃勃生机，使企业保持活力，增强创新能力。 ◆公平、公开的绩效考核，并根据员工的考核结果做好人才退出的缓冲工作。这一环节如果做得好，就可以从退出机制中获益，如果做得不好，不但不会起到应有的作用，而且还会影响员工士气和忠诚感。 ◆制定严密规范的实施程序。人员退出无论是对企业还是对员工，都是很敏感的一件事情，因此，许多企业为了避免这种尴尬的局面，把人员退出这一环节做得很隐蔽，有时候一个员工从被告知到离开企业只有3~4个小时；有些企业甚至在员工离开之际扣发工资奖金。据调查，一个被退出的员工可能会把这种负面信息传递给至少25个以上的人，而每一个被传递的人又会继续传播。这样管理给企业造成的形象损失是无法估量的。因此，人性化和柔性化的人员退出操作 是一个企业管理成熟的标志。

国有公司改革方案

国有公司改革方案

办[ ]76号 中共xx市委办公室xx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xx市市属国有公司改革转型方案》的通知 各县市区委、县市区人民政府,市直各单位: 《xx城市市属国有公司改革转型方案》已经市委常委会会议、市政常务会议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中 共xx市委办公室xx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8月23日 xx市市属国有公司改革转型方案 为积极推进市属国有公司改革转型,做实做强儆大国有企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中发[ 〕22号)精神和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制定本方案。 一、基本思路 以市场为导向,以资本为纽带,以实体化运营为目标,推进市属国有公司实现“两个转变”,即从融资平台向实体经济转变、从投资城市向经营城市转变,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抗风险能力,促进全市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一)总体架构 市本级设立市国有资产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市国投公司)、市交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市交投公司)、市工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市工投公司)、xx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xx文旅公司)等四家国有公司,按照做实做强做大国有企业工作思路,经过市场化转型改革,将四家国有公司转型成为业务独立、平行运作的市场主体。市国资委代表市政府履行出资人职责,依法行使监督管理职能。行业主管部门依照有关规定,对市属国有企业履行业务指导和行业监管职能。 (二)企业定位 市国投公司转型为真正市场主体,发挥其投融资和资产经营方面的优势,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开发、水利建设、类金融业务、产业投资为主,实行多板块业务经营。开展土地级开发业务,参与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拓展类金融板块业务,新设小额贷款公司、融资租赁公司等；出资设立创投公司,参股设立股权投资基金市交投公司由市国投公司全资子公司调整为与市国投公司平行运行公司,鉴于当前市国投公司受发债因素制约,两公司间股权关系暂不变。市国投公司持有的市交投公司股权,由市国资委直接管理,市交投公司主要业务为高等公路、水运基础设施、交通设施配套项目的投资、建设、经营和管理,经过提升公路工程设计、施工、质量检测资质,增强市场竞争力同时拓展加油加气站、砂石资源开发等业务,实行多种经营。市工投公司以工业生产性服务为先导,以扶持“四新经济”为重点,以兼容平衡重点产业与中小企业服务的双轮驱动模式,经过产业基金和资本运营,促进经济转型发展。市工投公司重点对工业经济、工业发展进行投融资,主要业务为股权债权投资;产业投资基金运作;服务宛陵科创城和双创企业、

山西煤炭业转型发展

山西煤炭业转型发展 ——互联网思维1.为什么要转型？ 1.1 中国经济中高速发展成为经济新常态 新常态下，与煤炭产业发展紧密相关的电力、钢铁、化工、建材等行业发展遇到了前所未的挑战，普遍出现产能过剩、价格下滑、增长乏力等现象，对煤炭产业造成了严重的影响，煤炭行业进入需求增速放缓期、过剩产能和库存消化期、环境制约强化期、结构调整攻坚期，依靠数量、速度的粗放型发展模式已经结束，转型升级势在必行。 1.2 不断收紧的环保政策对煤炭消费提出了减量化要求 近几年来，雾霾问题备受关注，国家不断收紧相关环保政策，对煤炭产业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2014年，国家相继出台了《2014—2015年节能减排低碳发展行动方案》、《商品煤质量管理暂行办法》和《煤电节能减排升级与改造行动计划(2014 —2020年)》。要求实行煤炭消费目标责任管理，严控煤炭消费总量，降低煤炭消费比重。京津冀及周边、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及产能严重过剩行业新上耗煤项目，要严格实行煤炭消耗等量或减量替代政策。对运距超过600 km 的商品煤要求更加严格，并对汞、砷、磷、氯、氟5种有毒有害元素指标做了相应规定。到2020年，力争使煤炭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下降到62%以内，电煤占煤炭消费比重提高到60%以上。新出台的《工业领域煤炭清洁高效利用行动计划》提出到2017年，焦化、工业炉窑、煤化工、工业锅炉等四大领域将节约煤炭消费8000万t；到2020年，这一目标将达到1.6亿t以上。可以预见，由于防治大气污染需要，煤炭消费减量化将成为长期趋势。 1.3 国家能源战略和新能源革命带来的挑战 2014年6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能源发展战略行动计划(2014—2020年)的通知》提出要坚持节约、清洁、安全的战略方针，加快构建低碳、高效、可持续的现代能源体系。到2020年，一次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在48亿t标准煤左右，煤炭消费总量控制在42亿t左右；煤炭消费比重控制在62%以内。《行动计划》强调：推进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实施煤炭消费减量替代，降低煤炭消费比重。 近几年来，国家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大力支持核、新能源、可再生能源的发展，风电、核电、水电、太阳能在能源消费结构中占比不断提升。可以预见，在未来20～30年，新能源将不断挤占煤炭产业的市场份额，煤炭产业在中国能源消费结构中的地位将受到挑战。 1.4 “一带一路”战略引发的深刻影响 在“一带一路”战略总体框架下，相继签订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协定、中澳自由贸易协定和中俄煤炭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印尼、菲律宾、澳大利亚、俄罗斯等国煤炭将以较低关税或零关税进入中国市场，无疑将对中国煤炭市场和本土煤炭生产企业带来巨大的挑战，同时也会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带来巨大的机遇。 1.5 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挑战 预计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的变动趋势更加严峻，15～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在2015年达到巅峰，并在2030年前后大幅度下降。据波士顿咨询公司的研究，中国到2030年，将会出现多达2450万人的劳动力短缺。煤炭行业作为危险度相对较大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随着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变化和行业自身吸引力的影响，目前煤炭产业已面临招工难的问题，这个问题将会长期存在。 当今时代的变革新浪潮正在快速兴起，这就是互联网思维席卷而来，互联网十的时代己经来临。互联网不是技术，她是一种新的商业模式，是一个颠覆传统的新观念，是一场全新的思维革命。互联网思维将秉承“开放、平等、协作、分享”的宗旨，改造和颠覆传统工业思维“集中、等级、控制、独享”的规则。互联网的出现并快速传播应用其意义非常重大而深远，是革命性的。她对煤炭企业传统经营管理模式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她又给煤炭企业转型发展带来什么样的机会和变革要求？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去深入思考和需要紧迫破解的大命题。对此，本文从互联网重多思维中选择五个关联视角点，对接煤炭企业助推其转型发展。 一、树立用户思维，寻找危害企业生存的短板

员工股权激励之进入与退出机制

2017-11-17 在创业初期，资本匮乏的情况下，创业者们往往通过股权期权来对员工进行激励，一定程度上也起到集结公司上下的力量，众志成城，共同努力将创业项目落实成功的作用，但很多时候，前期没有分配好股权很容易在后期出现利益纠纷而导致公司人心涣散，影响企业运营效率，因此问题来了，如何分配好股权？本文便通过员工股权激励的进入退出机制叙说一二： 一、员工股权激励的进入机制 1、定时 有的创业者，在公司很初创阶段，就开始大量发放期权，甚至进行全员持股。我们的建议是，对于公司核心的合伙人团队，碰到合适的人，经过磨合期，就可以开始发放股权。 但是，对于非合伙人层面的员工，过早发放股权，一方面，股权激励成本很高，给单个员工三五个点股权，员工都可能没感觉；另一方面，激励效果很差，甚至会被认为是画大饼，起到负面激励效果。 因此，公司最好是走到一定阶段（比如，有天使轮融资，或公司收入或利润达到一定指标）后，发放期权的效果会比较好。 发放期权的节奏： 要控制发放的节奏与进度，为后续进入的团队预留期权发放空间（比如，按照上市前发4批计算）；全员持股可以成为企业的选择方向，但最

好是先解决第一梯队，再解决第二梯队，最后普惠制解决第三梯队，形成示范效应。这样既可以达到激励效果，又控制好激励成本；期权激励是中长期激励，激励对象的选择，最好先恋爱，再结婚，与公司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期。 2、定人 股权激励的参与方，有合伙人，中高层管理人员（VP，总监等），骨干员工与外部顾问。 合伙人主要拿限制性股权，不参与期权分配。但是，如果合伙人的贡献与他持有的股权非常不匹配，也可以给合伙人增发一部分期权，来调整早期进行合伙人股权分配不合理的问题。 一般情况下，中高层管理人员是拿期权的主要人群。 3、定量 定量一方面是定公司期权池的总量，另一方面是定每个人或岗位的量。 公司的期权池，10-30%之间较多，15%是个中间值。期权池的大小需要根据公司情况来设定。 在确定具体到每个人的期权时，首先先考虑给到不同岗位和不同级别人员期权大小，然后再定具体个人的期权大小。在确定岗位期权量时可以先按部门分配，再具体到岗位。 公司总池子确定下来，再综合考虑他的职位、贡献、薪水与公司发展阶段，员工该取得的激励股权数量基本就确定下来了。同一个级别的技术大拿，在VC进来之前就参与创业、在VC进来后才加入公司、在C轮甚至IPO前夕加入公司，拿到的期权应该设计成区别对待。另外，公司也可以

关于公司深化改革创新转型市场拓展生产经营关爱员工等建议及意见

关于公司深化改革、创新转型、市场拓展、生产经营、 关爱员工等建议及意见 2014年以来，面对政治经济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增速明显放缓和市场需求不旺、通信行业价格下降的严峻考验，公司领导团结带领广大员工，坚持稳健经营的战略思路，以优化结构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动力，扎实推进安全生产，着力强 化内部管理，切实改善民生，在严峻复杂的经济形势下，保持 了企业平稳健康发展。 一、全面加强内部管控，化解经营风险能力明显增强。 2014年国内经济形势低迷，各行各业都面临着诸多困难。在经济严冬面前，在2015年建议压缩管理岗位和工勤人员， 严格控制各项非生产性支出，努力降低生产成本和管理成本，细化成本管理和成本考核，有力地促进各部门管理水平的提升。 二、充分发挥公司优势大力宣传 充分利用各种宣传媒体和途径，对企业发展所面临的形势 和全年各项工作重点进行了广泛深入地宣传，把全体员工的思想和行动都统一到推进企业改革发展的大局上来。特别在严峻复杂的经济形势面前，各部门员工客观讲形势、重点讲责任、关键讲措施，鼓舞广大员工敢于直面挑战，积极应对困难形势。 三、安全思想教育扎实有效，常抓不懈。公司各部门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安全第一、效益第二、生产第三”的原则和“以人为本、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的理念，以强化员工安全

意识为根本，以规范员工安全行为为重点，以构建特色班组安全文化为核心，将安全思想教育渗透到员工日常行为和活动之中，实现了安全思想教育工作的科学化、规范化、实效化。 四、抓创新，求突破，人事制度改革逐步深化。大力推进人事制度改革，实行领导任期制、聘任制和公推直选方面进行探索和尝试。此外，各单部门“提效增能”为目标，在初级管理岗位竞聘和中层领导分流调整机制创新，减轻企业运营成本，也为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创造了有利条件。 五、和谐企业建设扎实推进 坚持知行合一，企业文化日臻完善。广泛开展“四德”（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教育活动，教育和引导广大员工增强爱岗敬业、诚实守信、乐于奉献的意识。优推典型人物先进事迹，促进员工思想升华，调动员工积极性。 强化载体创新，群团工作日益活跃。广泛营造了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 六、要以良好精神状态推进企业健康发展。多年来，我们经历市场拓展低谷的考验，在体制机制创新和产业结构调整方面积累了大量成功经验，我们有能力、有办法应对各项困难和挑战；信心源自于员工队伍的过硬。在“创业、创新、创优”精神的指引和熏陶下，培养造就了一支精诚团结、能打硬仗、作风顽强的员工队伍，这是我们克服一切困难最根本的法宝。

新形势下煤炭企业转型发展浅析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wendangku.net/doc/5e8919991.html, 新形势下煤炭企业转型发展浅析 作者：余俊 来源：《经营管理者·上旬刊》2017年第07期 摘要：国有煤炭企业转型发展既是中央国企改革的要求，也是煤炭行业更好地发挥对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基础能源支撑作用的内在要求。本文以国有煤炭企业为例，就去产能政策下煤炭企业转型发展进行了有益探讨。 关键词：去产能煤炭企业转型发展 随着以钢铁、煤炭行业为重点的去产能政策的逐步深入推进，新一轮兼并重组已拉开序幕，中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最大力度的行业大洗牌已经箭在弦上。国有煤炭企业如何顺势而为，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生存下来，并有所作为，已经成为每一个煤炭企业高管必须认真思考的现实问题。 一、牢记安全发展是第一责任，着力防控风险 1.抓好安全生产这个第一要务。安全关系到煤炭企业的生死存亡。在当前的煤炭价格水平，煤炭企业间竞争的最关键因素是安全。谁安全工作搞的好，谁就能正常生产，正常生产就有利润，企业就能生存发展；谁安全上没保证，一旦出了事故，轻则停产整顿，重则关闭退出。煤炭企业要站位全局，充分认识到做好安全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真真正正、切切实实增强安全意识，牢固树立红线意识和底线思维，扎扎实实抓好各项安全管理措施的落实，确保万无一失。 2.抓好环保这个事关企业生存发展的硬指标。当前，从中央到地方，环保要求越来越严，环保标准越来越高，环保执法力度越来越大，环保不达标，企业就无法生产。煤炭企业首先是要补环保欠账。要从企业长远发展的高度重视环保工作，认认真真、仔仔细细摸清环保家底，该办什么证件抓紧办，该上什么设施尽快上，该投入的要投入，决不能应付了事。其次要真运转。各矿的环保设备一定要运转起来，确保达到环保部门的要求。最后要提高管理标准。以对企业、对职工、对社会负责的责任感和大局意识，切实加强管理，提升环保标准，实现绿色发展。 3.抓好稳定这个企业发展的重要基础。一是加强领导，健全机制，把信访稳定作为一把手工程，修订完善各项信访稳定工作制度，细化责任，落实到人，严格考核管理。二是深入排查，预防预控，掌握问题动向，分析问题症结，“定领导、定单位，定责任人、定时间”及时化解。三是提升企业内部管理水平，减少不稳定因素，做好职工思想引导与情绪管理工作，从根本上消除信访稳定隐患。四是开展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认真开展治安治理，加强巡逻控制，切实改善治安秩序，抓好消防、道路交通安全，优化矿区及周边环境，提高职工的安全感。

2020：经济转型升级的趋势与挑战

2020：经济转型升级的趋势与挑战 2015年2月1日，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在北京举办以“2020：经济转型升级的趋势与挑战——建言‘十三五’”为主题的改革形势分析会。来自中央编办、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农业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行政学院、中国社科院、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中国宏观经济学会、中国改革研究基金会、清华大学等机构的领导、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 2020：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年 1、“十三五”是经济转型升级的最后“窗口期”。中改院院长迟福林指出，一是国内经济矛盾与风险增大倒逼经济转型；二是国际经济环境的复杂多变催促经济转型；三是对我国的经济转型升级来说，2020年确实是个坎：化解短期增长压力的希望在2020，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目标的关键在2020；避免“中等收入陷阱”、迈向高收入国家的关节点在2020。如果谋划好、把握好2020这个“中期”，就能奠定未来10～20年公平可持续增长的坚实基础；如果错失2020“中期”这个重要历史机遇期，就会失去经济转型与改革的主动权，从而带来系统性的经济风险。 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主任张占斌认为，经济转型升级是形成经济新常态的核心与本质，“十三五”是我国经济转型升级最关键的时期。 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认为，“十三五”我国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是指发展中国家发展进入停滞阶段，与落后国家相比，资源和劳动力优势逐步消失，与发达国家相比，创新优势又没有，面临双重压力。 2、经济转型升级要解决的要害是“往哪转”。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魏礼群认为，制定“十三五”规划要有全球眼光、战略思维和历史的跨度，不仅仅考虑“十三五”，还要考虑到2030年。目前经济转型升级要害在于往哪转：一

中小企业转型升级的路径选择

中小企业转型升级的路径选择研究 杨思东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江苏 苏州 ２１５００９） ［摘要］基于企业自身能力，可将现有的中小型企业分为谋生型、成长型和创新型。通过对三种类型企业的内在特 征和外部环境研究表明：依次选择工艺升级、功能升级或链条升级，产品升级或链条升级。中小企业在转型升级过程中，无论选择哪一条路径，都应充分考虑升级时机的选择、升级成本的控制、信息平台的支持等因素。 ［关键词］中小企业；转型升级；路径选择；研究 ［中图分类号］Ｆ８３０［文献标识码］Ｂ ［收稿日期］２０１２－１０－２４ ［作者简介］杨思东（１９７６－），江苏如皋人，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工商管理。 一、转型升级的路径研究 ＨｕｍＰｈｒｅｙ和ｓｃｈｍｉｔ（２０００）认为有四种升级方式，即制 程升级（ｐｒｏｃｅｓｓｕｐｇｒａｄｉｎｇ）、产品升级（ｐｒｏｄｕｃｔｕｐｇｒａｄｉｎｇ）、功能升级（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ｕｐｇｒａｄｉｎｇ）、跨产业升级（ｉｎｔｅｒ－ｓｅｃｔｏｒｓｕｐ－ ｇｒａｄｉｎｇ）；Ｒｉｇｇｓ认为（１９９８）从ＯＥＭ初级生产到ＯＥＭ深化 生产，以工艺和产品创新方式来提升附加值是一条最切实可行的企业升级路径。林汉川（２００２）提出中小企业转型的路径包括：（１）发展核心专长；（２）重视管理创新；（３）加入国际网络；（４）形成产品群聚效果；（５）推动企业再造工程； （６）鼓励内部创新；（７）强化产品与工艺创新；（８）有效率地投 入研究与开发；（９）发展信息科技产业；（１０）培育企业家人才；李烨（２００４）总结了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西方企业转型的四种主流路径：重组式转型、再造式转型、革新式转型、再生式转型；王吉发（２００６）结合企业外生成长理论和内生成长理论，提出了企业内生型转型（管理模式转型、产品与市场转型、业务过程转型）和企业外生型转型（行业转型）；单东（２００９）分析了企业重组、优化公司治理结构、优化内部管理体制等三条路径；贺俊（２０１１）指出企业转型有多重路径选择：行业转型、区位转型、市场转型、技术转型、管理转型和治理转型。 二、中小企业转型升级路径的选择 中小企业的转型升级路径选择既受到企业自身能力的限制，也受到外在环境的影响，因此在选择路径时企业必须要结合自身的条件寻找一条比较容易达成既定目标的路径。本文基于企业自身能力将现有的中小型企业分为：谋生型中小企业、成长型中小企业和创新型中小企业。 １．谋生型中小企业 其特征为：企业经营状况一般；适应环境和整合资源的能力一般；没有进行创新的动力。该类型企业在中小型企业中占较大比例。企业的经营者基于自身经验或特定机会进入到某个产业领域，对该产业比较熟悉但没有推 进产业升级的愿望。限于资金、技术和人才等方面无法与大型企业进行竞争，因而依附于大企业进行配套生产和服务。 转型升级路径：选择工艺升级路径 既然企业已经成功的切入一条全球价值链，主导该价值链的跨国公司出于提升链条整体效能的考虑一定会积极的推动该企业进行工艺能力的提升，而且还会提供全方位的支持。这种支持既包括技术支持也包括管理支持。在如此强有力的推动下，创新能力和愿望都不强烈的谋生型企业可以很容易实现工艺升级。 ２．成长型中小企业 其特征为：企业处于良好的发展状态；适应环境和整合资源的能力较强；有进行管理和技术方面的创新的动力。该类型企业在中小型企业中占有一定比例。企业通过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的改善获得了较好的发展机会，在竞争中占有一定的优势。企业经营者有能力也有愿望进行各方面的创新以谋求进一步的发展。企业通常利用自身的竞争优势与大型企业进行合作。 转型升级路径：应选择功能升级或链条升级路径成长型中小企业由于发展势头良好，自身具有竞争优势，所以所切入的全球价值链可能采取的治理模式只能是市场型或均衡型，主导企业不会限制成长型企业升级的路径和方向。因此可以选择的路径比较多，参考“微笑曲线”理论结论，身处薄利制造环节的企业应该选择向利润丰厚的上游设计环节或是下游市场和品牌环节进行转型升级，这样可以获得更高的利润分成和投资回报。这种升级路径就是通常所讲的 “功能升级”。由于双方是合作关系，成长型企业也可以选择通过参与更高增加值的链条来实现链条升级。 ３．创新型中小企业 其特征是：企业处于快速发展中；通过科技手段来适应环境的变化；以技术创新和新技术应用为企业发展的 第２０１２年第１１期（总第４０９期） 商业经济 ＳＨＡＮＧＹＥＪＩＮＧＪＩ Ｎｏ．１１，２０１２ ＴｏｔａｌＮｏ．４０９ ［文章编号］１００９－６０４３ （２０１２）１１－００９３－０２９３－－

【员工退出机制】国有企业员工退出机制现状及改进

【员工退出机制】国有企业员工退出机制现状及改进 引言： 人力资源长期以来是中国国有企业管理问题的瓶颈之一，而人力资源的瓶颈，对于中国大多数国有企业而言则是员工退出机制缺失的问题。国有企业员工退出机制缺失的问题，造成企业各项管理制度难以发挥应有之功效，产生组织惰化和员工惰化，造成国有企业的很多弊病，严重影响了企业的进一步发展。作为人力资源管理系统的一个环节，员工退出机制与人力资源管理其他活动密切相关，国有企业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对员工退出机制进行整体优化和改进。本文由人力资源专家——根据多年从事人力资源咨询服务的经验从员工退出机制的现状出发，分析了我国国有企业员工退出机制存在的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建立员工退出机制的建议，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员工退出机制是企业人力资源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许多企业没有建立完善的人才退出机制，影响人才积极性的发挥。人才退出机制对于员工产生压力。压力又产生动力，使这一机制充分发挥员工的积极性。因此，员工退出机制的制定是企业管理者不可忽视的话题，是保障企业人力资源活力的重要手段。 那么企业如何才能保证员工退出后，企业正常的运行，实现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和企业的战略目标呢？华恒智信根据多年从事人力资源咨询服务的经验，为您排忧解难。 一、国有企业员工退出机制的现状 人才退出机制是企业人力资源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许多企业没有建立完善的人才退出机制，影响人才积极性的发挥。人才退出机制对员工产生压力，压力又产生动力，使这一机制有利于发挥员工的积极性。构建人才退出机制要注重人员的考核、解聘、回聘和法律制度等问题。 企业人才退出机制是企业根据业务发展战略的需要，在企业中持续实现人岗匹配、能力与绩效、绩效与薪酬的匹配，以定期的绩效考核结果为依据，对那些达不到要求的人员依据程度的不同采取降职、调岗、离职培训、解雇和退休等的一种人力资源管理方式。由此可以看出，解雇只是人才退出方式之一，而非全部。人才退出也包括暂时退出岗位接受教育和培训，等到教育培训结束后如果达到企业的要求就继续回到组织中工作。因此，退出与解雇之

2020煤炭企业转型发展的思路

2020煤炭企业转型发展的思路 煤炭转型发展煤炭作为国家重要战略资源和民用资源，在国内以至于全世界上都占有不可或缺的地位，尤其是我国，主要基础资源就是煤炭，煤炭总量占据所有一次性资源的70%，所以提高煤炭企业的效率也是必不可少的因素，为了在未来能够更好的利用煤炭资源，煤炭企业发展方向，将不能单一的靠开采原煤进行销售，而是要深入了解市场，了解国际行情，使企业转型发展，早日跟上国际水平，提高国内煤炭行业总体水平。 一、是什么迫使煤炭向转型发展 煤炭资源管理问题第一，煤炭资源浪费损失现象严重，主要体现为资源回采率低、煤炭资源利用不合理，利用效率低下。第二，煤炭资源分配不合理。第三，煤炭资源有偿使用不合理。主要体现在没有实现调节级差收益的目的，其次煤炭资源产权虚置。第四，缺乏对稀缺煤种的保护性开采措施。煤炭开发布局的问题煤炭开发布局没有充分考虑清楚资源的经济可采性。煤炭资源的经济可采性是指:需要充分了解，地质条件、开采条件、煤类及煤质特征、储量的丰富程度、地区经济等多种因素综合反映。煤炭产业组织的问题煤炭产业组织存在最大的问题在于组织结构的不合理。而且在产业组织形式上缺乏经济合理性。简单来说同一块煤田上有多个开采主体，非常不利于形成规模性开发。煤炭产业、产品结构的问题煤炭产业结构过于单一，产业关联项目少之又少，导致抗风险能力降低，对市场经济冲击缺少免疫能力。而且产品结构不合理，导致产品质量低下，严重影响

环境污染。 二、煤炭转型发展应该思考哪几项 煤炭转型发展有利于提升煤炭行业发展质量煤炭是人类宝贵的不可再生资源，所以每一吨我们都要有效的利用起来，使其变得清洁，高效，绿色，由于现在还有很多煤炭企业采取的是单一的开采模式大大的浪费珍贵的资源，而企业转型首先就应该放到如何提高煤的质量，通过二次加工，或者处理将原煤的品质提高来赢得市场的份额，同时也可以降低对环境的污染。煤炭转型首先要考虑三大要素(1)产业布局要明确，一定要做到坚持循环经济，以单一的产业延伸带动发展方式，结合多元化产业，推动煤炭整体经济运转。(2)在规模上，一定要整合资源，争取在开采的时候可以有计划的按照顺序进行开采，避免了盲目开采，乱开采现象，而导致破坏煤质煤量的情况。(3)坚持以市场为主导，推进营销战略大转型，一定要改进传统的销售模式，通过现在的多样化媒体，与网络渠道，更好的全面接触世界客户，同时增强产供销一条龙服务，在多元化市场上，不断提高创新技术与服务，包括对煤炭企业相关联企业的合作产品的营销，进一步增强市场的主导地位。煤炭转型多带来的更多市场经济效益在国内其实已经有不少公司已经起着带头作用开始转型，其中相对出色的有磁县煤炭企业，2009年磁县立足煤炭经济战略转型，依托煤、水优势，以两家县焦化企业为产业基础，着力布局“化产”链条，先后引进16家下游深加工企业，不到4年时间，在10平方公里荒岗坡，建起了总投资200亿元、年税收超过2亿元的循环型煤化工基地，去年底升级为省级经济开发区，被正式命名为河北磁县经济开发区。由此可以看出只有提

中国经济第三次大变革：“五位一体”全面转型

中国经济第三次大变革：“五位一体”全面转型 十八大为我国经济转型提供了新的设计和新的理念，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或加快转型，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五个领域的改革成为走向未来的主要途径。在全球经济发展前景依旧不明朗的背景下，我国推动转型和改革，寻找经济发展新的活力点，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次大转型势在必行 目前，中国正处于第三次大转型阶段。转型是指制度或体制、发展方式或发展模式、经济社会结构的重大变化。转型可以分为广义转型和狭义转型：广义转型是指包括制度或体制转型、发展方式或发展模式转型、经济社会结构转型在内的全方位转型；狭义转型是专指发展方式或发展模式的转型。从广义转型角度看，我国已经完成了两次大转型，正进入第三次大转型阶段。 第一次大转型是社会根本制度的转型，是指建国初期我们推进了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全面转型；第二次大转型是经济体制的转型，是指改革开放后推进的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第三次大转型主要是推进发展模式或发展方式转型。虽然社会对于此次转型的起始时间点存在一定的分歧，但是“有效益、有质量、可持续”这条发展主线并没有变，显然，第三次大转型尚处于进行之中。 与前两次大转型相比，第三次大转型看起来是狭义转型，但事实上发展方式转型是不可能单独进行的，它依赖于制度等其他转型。在“十八大”提出“五位一体”建设之后，第三次大转型就不仅仅是发展方式转型，而是一个包括经济转型、政治转型（改革）、文化转型、社会转型、生态转型等内容在内的全面转型。因此，这次转型具有广泛性、综合性、深入性等特点。 综合来看，推进第三次大转型是势在必行、大势所趋。从经济转型来看，我国经济面临从“速度效益型经济”向“质量效益型经济”、从“低端经济”向“高端经济”转型、从“模仿经济”向“创新经济”转型、从“制造业经济”向“服务业经济”转型、从“外需经济”向“内需经济”转型的形势；从政治改革来看，居民权利意识不断增强，政治诉求更加广泛，政府内部存在的债务压力和消极腐败等问题也使政治改革更为迫切；从社会改革来看，贫富差距、城乡差距、人口老龄化等问题也在迫使社会加快改革和转型；从文化转型来看。在信仰、道德、诚信、公民意识及创新等方面，依旧存在较多不足，需要通过文化转型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从生态转型来看，温室效应、能源危机、水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等问题不容忽视，生态转型成为当务之急。 保障转型必须全面改革 任何领域的改革都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从以往转型的经验来看，转型难以取得实质性成果的根源和障碍主要有四方面：一是我们没有抓住转型的轴心，经济社会全面转型的轴心是各种主体和制度，但是作为主体和制度，政府自身的转型、国有企业的转型、法律制度的转型、文化的转型等还没有得到实质性推动；二是转型的主要障碍是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拥有特权的政府部门、垄断行业和国有企业等既得利益集团，由于受惠于过渡型体制，一旦彻底转型，部分权利和利益就会丧失，这无疑成为转型的主要障碍；三是决定转型的重要因素是指导思想和发展目标的设计，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转型的方向和成败。目前，地方政府 由于受GDP、财政收入、工业产值等指标的影响，导致转型在地方政府层面常常落不到实 处；四是尚未形成上下齐转型的共识和氛围。转型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的共同行动，由于转型的复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各个方面对转型的方向、途径、措施等还存在较大的分歧，这也延缓了转型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