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塔里木盆地的印欧化

第1期马小玲：试论塔里木盆地的印欧化127试论塔里木盆地的印欧化

马小玲

（新疆大学 语言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 830008）

摘要：以塔里木盆地印欧人种的进入、发展和融合为线索，论述了盆地印欧系语言、文学、宗教、艺术的变化。这一系列变化可以概括为：盆地以印欧人种居民为主体，以源于印欧系的文

化为基础；它既是物质文化的发展，又是精神面貌的变迁。盆地的这一历史阶段可称作印欧化。

关键词：塔里木盆地；人种；文化；印欧化

中图分类号：C91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1076（2009）01—0045—05

塔里木盆地位于天山以南，昆仑山以北；西部与帕米尔高原毗邻，东部一直延伸至阿尔金山；塔里木河纵贯盆地。融雪型的河流如叶尔羌河、和田河、孔雀河等在盆地中形成若干适宜人类居住的绿洲。在这些零散分布的绿洲上，曾经历印欧化、突厥化、铁勒－伊斯兰化。其中，印欧化以历经时间长、影响程度深而著称。塔里木盆地的印欧化过程主要体现在人种，尤其是语言、文学、宗教、艺术上。

一、印欧化的初始

塔里木盆地史前时代可以划分为：（1）旧石器到新石器时代：公元前5万年到前2000年；（2）青铜时代：公元前2000年到前900年；（3）铁器时代：公元前900到前130年[1]（P19）。发源于黑海北岸地区的古代印欧人向文明地区发起过三次大的迁徙。第一次为公元前2000—前1800年之间，其中一支从中亚草原向南迁徙的印欧人进入了塔里木盆地及其周围地区。这支似为其后塞人、现代塔吉克人的祖先[2](P6-18)。第二次发生在公元前1200—前1000年之间，所谓吐火罗人也进入盆地西部。吐火罗人（Tokharika）是最古老的原始印欧民族之一，操印欧语系西支Kentum语族的语言[3]。属于青铜时代的孔雀河古墓沟墓葬，人骨经研究均为原始欧洲人种的古欧洲人类型，即使是在早期铁器时代的墓葬中，欧洲人种仍占主要优势[4] (P33)。这些印欧人种构成了盆地原住民的基础。

二、印欧化的发展

在史前时代大批印欧人种移居塔里木盆地的基础上，一些属于印欧人种的民族继续迁入盆地。《史记·大宛列传》载：“始，月氏居敦煌、祁连间，及为匈奴所败，乃远去，过宛，西击大夏而臣之，遂都妫水北，为王庭。”[5](P3-9)月氏（古音为﹡Kushi/﹡Kusi/﹡Kuti）实为印欧移民吐火罗，这可从甘肃的姑藏（﹡Kuzan）到车师（﹡Kushi），到龟兹/库车/曲先（Kuci/Kucha/Kusan），到费尔干的古都贵山（Kusan），再到贵霜大月氏（Kushan）地名发音的近似上略见一斑[6] (P191)。这支西迁的月氏人部分滞留在盆地。此外，勒柯克根据壁画上的蓝眼睛红头发的欧罗巴人以及文书上的欧罗巴语言断言：吐火罗人即残留在中亚的月氏人[7](P4)。《汉书》载：“本塞地也，大月氏西破走塞王，塞王南越悬度，大月氏居其地。”[5](P3-9)塞种人属于西徐亚－马萨格泰人中的一支，也称斯基泰人（Scyths）或萨迦，属印欧人种，源自印度西北部。原居天山北路的塞种人/塞人（Seres），也于公元前2世纪进入盆地。伊兰文化和塔里木文化的第一次接触发生于公元前334—前320年左右，即希腊亚历山大东征，引起大批伊兰人进入盆地[8](P79)。具有白种人特征的车师居民逐渐融入盆地其他民族当中[9]（P23）。

三、印欧化的兴盛

公元1世纪前后，在塔里木盆地及其周围逐步形成若干主要的城邦之国，即：沿昆仑山脉北麓的

2009年3月 伊犁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Mar.2009第1期 Journal of Yili Norm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Edition）No.1

收稿日期：2008－10－07

作者简介：马小玲（1973—），女，新疆大学语言学院副教授，文学硕士。

46 伊犁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

丝路南道有楼兰（鄯善）、于阗（和田）、莎车等国；沿天山山脉的丝路北道有车师、焉耆、龟兹（库车）、疏勒等国。塔里木盆地印欧化强盛的主导因素是人种、经济、宗教、艺术、语言、文学。

整个盆地的居民以塞人为主，库车、焉耆居住着印欧族部落。此外还有来自印度、伊兰的移民和土著汉人、中原汉人及羌人等。从体质人类学的角度来分析，楼兰（Kroraina）、且末等地的人属白色人种，多是从印度过来的[4](P35)。日本榎一雄认为楼兰土著居民为属于印欧系的伊塞顿（Issedon）人；也有学者认为楼兰居民为贵霜王朝的移民/难民，即吐火罗人[6](P171)。《周书·于阗传》载：“自高昌以西，诸国人皆深目高鼻，惟此一国，貌不甚胡，颇似华夏。”这一误解实际源自西北印度移民和羌人通婚的结果。[7](P152)同时，于阗（Hvatana）也是塞人一部落名称的译音（尉迟）；而在安得悦发现的文件（No.661）中提到和田国王尉迟信诃（公元3世纪），该名字是印度名字；这表明和田最初那些国王来自印度移民区[7](P154)。“莎车”一名是古代塞人（Saka）族称的汉字记音，显然该地居民为塞人。焉耆（Argi）是一个吐火罗诸侯的驻地，因此当地居民是吐火罗人。此说源于粟特文献《九姓回鹘可汗碑》称焉耆为“ctβ’r twxry”（四姓吐火罗）。龟兹（Kuci）一名是古代西吐火罗语kutsi（意为白，古代龟兹人多姓白）汉字音译，居民多为吐火罗人，盖因其为四吐火罗之一（其余是焉耆、高昌、别失巴里）。也有学者认为焉耆（Asii）和龟兹（Gasiani）的名称都是进入盆地的塞人留下的痕迹，即至少在它们最初命名的时候，当地的居民是塞种[10]（P37-38）。疏勒（Su?lak）地名则属于东伊兰语支，是古代粟特语的一种方言对粟特人自己的称呼。《大唐西域记》载：“槃沙国（疏勒）……文身绿睛……”[11](P93)显然，魏晋时期，该地居民主要是印欧人种吐火罗人。值得注意的是南迁至阿姆河的月氏人于纪元左右在政治和民族上与塞人结合成一个整体，亦即吐火罗人和塞人交融[6](P138)。斯坦因则在和田发现两个大月氏即印度－塞人的文书[12]（P250），这更印证了吐火罗人和塞人的关系。新的印欧人种移民和土著印欧人种居民构成了盆地印欧化强盛的基础。

塔里木盆地处于亚洲的十字路口，因此也是东西方经贸往来的交通要道。公元前3世纪就已形成的丝绸之路（李希霍芬语）分南北两道从盆地通过。北道途经楼兰、焉耆、龟兹、疏勒；南道途经若羌、且末、于阗、莎车。二者汇合于朅盘陀，向西延伸至撒马尔罕、阿姆河、呼罗珊、君士坦丁堡、罗马。在丝路上奔波的商旅主要是罗马人、粟特人、月氏人、印度人。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2世纪，伊兰商人（粟特人）为寻求财富纷纷东来[8](P79)；在据史德、丹丹乌里克都有粟特人居住[13]；而唐代九姓胡（粟特人）则充当东西方贸易中介的作用[14]（P69）。公元前330年希腊亚历山大大帝扩张到中亚，并建立了大夏国。其还在直至兴都库什一带，建立了许多希腊城市。西迁占据大夏的大月氏中的贵霜翕侯（Yabghu）于公元1世纪统一大月氏，建立贵霜王朝（Kushana）[2](P33)。G.Lueders认为：公元前1世纪统治印度的是塞人，而后建立的贵霜帝国也是塞人建立的。这些有着深厚印欧文化底蕴的商旅不仅促进了商品的交流，而且也将印欧影响烙在盆地上。贵霜王国马的保护神“路拉斯帕”、商队的骆驼、牛车也出现在敦煌、柏孜克里克、阿斯塔那等地[7](P12)。商贸活动客观上加强了印欧化的程度。

祆教（Zoroasterism）是公元前6世纪由伊兰人琐罗亚斯德创立的，为希腊－大夏王国、贵霜王朝以及撒马尔罕的粟特人所信仰。在伊兰商人的影响下，塔里木盆地居民也逐渐信奉该教。贝利等人研究，城邦诸国在接受佛教之前曾经信仰过祆教[15](P141)。公元前500年左右产生于印度的佛教于公元前186—前176年之间传入和田[6](P227)。法显在《佛国记》写道：“诸国俗人及沙门尽行天竺法，但有精粗。从此（鄯善）西行，类皆如是，唯国国胡语不同。然出家人皆习天竺书、天竺语。”[5] (P33)源于波斯的摩尼教（Manichaesim）在公元3世纪创立后，就派出末冒（Mar Ammo）向东方传教[16]。在粟特人的推动下，摩尼教最迟于公元6世纪传播到盆地[17]。在高昌故城，曾出土过数千件摩尼教文献残片和一些壁画[18]（P1-2）。中古时期基督教在亚洲的一派——景教（Nestorianism）于公元431年后从君士坦丁堡向东发展。在吐鲁番的肖依拉克废墟中，也发现过一批残缺的基督教文献[19]，勒柯克甚至发现一座景教教堂的废墟以及一幅绘有基督教Palm Sunday节情景的壁画。这些来自印欧文化区的宗教在思想意识上极大地影响了盆地居民，从主观上加强了盆地印欧化的程度。

盆地的艺术形式主要有壁画和舞蹈。植根于希腊艺术的大夏、贵霜王朝的壁画在佛教诞生前就已传到盆地。尼雅就曾出土手持丰裕羊角的希腊女神狄刻[20](P43)。伴随佛教进入龟兹的石窟壁画，根据瓦尔德施密特的看法分为三种时期的风格：公元

第1期马小玲：试论塔里木盆地的印欧化47

500—600年，印度－伊兰风格，印度成分占优势；公元600—700年，印度和伊兰成分交织在一起；最后是中国－回鹘风格。由希腊艺术和佛教艺术结合产生的犍陀罗艺术在南北朝进入鼎盛发展的时期[21]（P25）。斯坦因认为：塔里木盆地南缘的佛教艺术与西北印度犍陀罗地区密切相关，文化影响的痕迹明显[22](P89)。米兰壁画内容虽是佛教内容，但从风格上来看，却显示出印度、希腊成分，甚至有伊兰和地中海成分，其产生年代约为3—4世纪。一个叫提塔（Tita）的画家在一幅本生故事画上永远地留下了自己的名字，而人们认为，这个名字就是古罗马人的名字提突斯（Titrs）[20](P154)。于阗乐是一种犍陀罗音乐的变种；源自波斯萨珊王朝的粟特泼水节上的舞蹈似是龟兹化妆舞的基础。印欧风格的艺术特点不仅影响盆地居民的审美意识，更促使其对印欧艺术的追求和向往。

对盆地诸国语言文字的记载最初见于《大唐西域记》，该书卷一载：“（阿耆尼国）文字取则印度，微有增损；（屈支国）文字取则印度，粗有改变；（跋禄迦国）文字法则，同屈支国。”[11] (P66)其卷十二载：“（睹货逻国故地）语言去就，稍异诸国；（朅盘陀国）文字、语言，大同佉沙国；（佉沙国）而其文字，取则印度，虽有删讹，颇存体势；（瞿萨旦那国）文字宪章，聿遵印度，微改体势，粗有沿革，语异诸国。”[11] (P93)玄奘所说是唐代盆地语言使用状况。依据考古可推测：东晋以前，盆地的南缘从于阗到鄯善多使用犍陀罗语、佉卢文；盆地的北缘多为大月氏西迁遗民，使用吐火罗语、婆罗米字母；盆地的西部受贵霜影响，可能使用大夏语和希腊字母变体（2世纪后可能是佉卢文）；东晋以后盆地南缘、西部多使用塞语，婆罗米字母。克林凯特认为：公元330年以前，印度西北犍陀罗地区所使用的语言成为于阗佛教的主要用语；330年后，塞语成为书面语，文字是印度的婆罗米字母[20] (P46)。于阗出土的《法句经》佉卢文抄本为公元2世纪之物[23]（P69），而斯坦因认为：和田和尼雅一带的佉卢文字的出现是与佛教的传播联系在一起的[22](P89)。魏晋时期，粟特语一度成为丝路商贸活动的通用语言[4](P105)。一些王国官方语言中也包括汉语[24]（P65）。塞语属于印欧语系的印度－伊兰语支，吐火罗语属于印欧语系西支Kentum语族，粟特语属于伊兰语支。可见盆地居民使用的主要语言为印欧语系语言，如《唐书·西域传》：“故高昌以西，语言文字与波斯、大秦同属一系。”

印欧语言的盛行给盆地带来的直接影响就是出现大量的佛教文献、本生和譬喻故事。在焉耆、龟兹出现的吐火罗语佛经，更是汉译佛典的蓝本[25]（P170）。吐火罗语写就的佛教文献有：《十诵律》、《杂阿含经》、《一百五十赞颂》、《波逸提法》等；佛教文学有：《十业道譬喻鬘经》、《阿烂弥王本生故事》、《弥勒会见记》、《佛弟子难陀生平》。和田塞语佛教文献有：《妙法莲花经》、《佛所行赞》、《普贤行愿赞》、《般若婆罗米多经》等；社会文书有：《沙洲行记》、《七王子致于阗王书》、《迦腻色迦传》、《医药书》等。粟特文佛教文献有《佛说善恶因果经》、《维摩诘经》等；摩尼文献有《巨人书》、《福音书》等。此外尚有犍陀罗语的《法句经》等。

四、印欧化的衰减

塔里木盆地印欧化衰减的直接原因是突厥化的兴起，间接原因是中原影响的深入、伊兰人的本土化和伊斯兰教的东扩。

公元554—558年，西突厥占领于阗，土门可汗之弟室点密的牙帐设在龟兹以北阿羯田山北麓裕勒都斯溪谷；射匮可汗也将牙帐设于此地；甚至远在漠北的东突厥汗国颉跌利施也多次征讨九姓焉耆。突厥人的入侵虽然没有改变盆地主要居民的面貌，但至少使王族发生变化。龟兹、焉耆王姓本来带有伊兰色彩，至隋唐时，已开始突厥化[26]（P322）。

公元445年，北魏太武帝消灭鄯善国，并建立以汉人为主的行政机构。498年，汉人鞠嘉在原操吐火罗A方言的车师建立鞠氏王朝。这个以汉人为主体的王国在汉胡兼容中，积极传播汉文化，直接影响盆地居民的物质生活方式。《周书·异域传》载：“（龟兹）婚姻、丧葬、风俗、物产与焉耆略同。……（焉耆）婚姻之礼有同华夏。”龟兹历法也是在沿革中原历法的发展和变通[15](P140)。佛教入唐以后又大规模逆向传于西域，这在客观上促进了汉文化的流布。这种反哺表现在石窟壁画内容和佛经翻译上，如库木吐拉千佛洞就是汉人开凿、汉僧主持，其经变画不同于西域本生画。于阗出身的提云般若、实叉难陀、智严、尸罗达摩等翻译了大量的汉文佛经。

公元7世纪中叶，随着波斯萨珊王朝的灭亡，本居葱岭西河中地区信仰摩尼教、拜火教的伊兰（粟特）人为了逃避阿拉伯穆斯林的迫害又一次进入塔里木盆地。《沙州伊州地志》载：“隋置鄯善镇，隋乱，其城遂废。贞观中，康国大首领康艳典来居此城，胡人随之，因成聚落，亦曰典合城。”公元

48 伊犁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

700年左右，巴楚塞人贵族阶层属于一个由粟特人组织和领导的摩尼教教团。此外，与其他民族杂居的粟特人逐步归化。公元755—763年爆发安史之乱，许多粟特人惧怕牵连而改头换面，与当地土著人通婚，或融入当地民族。

欧麦尔和倭马亚王朝时期，阿拉伯人攻占了叙利亚、巴勒斯坦等地。642年消灭波斯萨珊王朝。7世纪中叶到8世纪初，阿拉伯人征服中亚大部及阿富汗，进而延伸到印度西北部的信德省和南旁遮普[27]（P37）。伊斯兰教伴随阿拉伯人东扩而传播，并于8世纪使中亚西部完全伊斯兰化。同时，这种军事占领也阻隔了盆地与中亚、印度西北部印欧民族的往来。

此外，塔里木盆地的气候突变、羌人的入侵也是促使印欧化衰退的一个因素。

五、印欧化的消失

盆地印欧化的消失是和铁勒－伊斯兰化、佛国湮没、佛教没落、西辽崛起密切相关的。

公元840年，回鹘内乱，可汗被杀，存在近1个世纪的回鹘汗国灭亡。余部分三支西迁，其中主要部分（十五部）到达别失巴里并翻越天山，占有高昌、龟兹等盆地北部地区，建立高昌回鹘汗国。高昌回鹘王国将回鹘文化、汉文化、伊兰文化、印度文化融为一体，促进汉人、焉耆人、龟兹人和当地其他居民的回鹘化。《宋史》云：“龟兹本回鹘别种，其国主自称师子王，……或称龟兹回鹘。龟兹城过去亚利安之历史，至是遂完全告终。印度欧罗巴语之国民，至是已为回鹘所吸收。”[28]（P77）另一支回鹘“西奔葛逻禄”，并为建立喀喇汗王朝的葛逻禄人所融合[6](P227)。

喀喇汗王朝萨吐克·布格拉汗首先皈依伊斯兰教（约10世纪初），并对巴拉沙衮的长支大汗发动宗教战争，从而使中亚东部开始伊斯兰化。公元982年，和田被布哈拉汗所征服，和田塞人也皈依了伊斯兰教。

公元千年左右，佛教在印度中心地区就销声匿迹了。在和田被征服的最后阶段，印度因素再次对和田文化生活产生影响，其表现在密教的产生。但从9世纪开始，盆地就不再从印度或吐火罗语翻译佛教作品，而从汉文或藏文翻译，这更无法避免佛国印欧色彩的消退。

保大四年（1124），辽皇族耶律大石引军西迁中亚，征服东、西喀喇汗朝、高昌回鹘、花剌子模诸政权，定都巴拉沙衮，实现对西域的统一，史称西辽。西辽之契丹，经辽世200余年，已经具有高度的汉文化素养。因此，西辽时期，中亚地区出现了汉文化传播的又一次高潮。尽管有契丹统治者的提倡，汉地佛教、景教、摩尼教、犹太教也在中亚重燃旧火，但是印欧文化影响没有再次深入盆地内部。

蒙古帝国时期，原西辽故地归察合台所属；原乃蛮故地归窝阔台；城郭农耕诸地直属中央政府管辖[29]（P45）。随着蒙古贵族的伊斯兰化和铁勒化（14世纪中叶东察合台汗国秃黑鲁帖木儿汗亲率部众十六万蒙古人皈依伊斯兰教）[30]（P166），整个盆地中，伊斯兰教占统治地位。其他非伊斯兰色彩的物质文明几乎被荡涤干净。从10世纪以后，印欧化在盆地内部就逐步消亡了。

参考文献：

[1]Christoph Baumer. Die Suedliche Seidenstrasse-Versunkene Kulturen der Wueste Taklamakan[M].Mainz：Philipp von Zaberm，2002.

[2]蓝琪.称雄中亚的古代游牧民族[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

[3]王欣.吐火罗的族属[J].西北大学学报，2001（1）.

[4]余太山.西域文化史[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社，1996.

[5]王有德，钟兴麒.历代西域散文选注[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

[6]耿世民.新疆历史与文化概论[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

[7]勒柯克.新疆的地下文化宝藏[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

[8]牛汝极.阿尔泰文明与人文西域[M].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2003.

[9]王柄华.吐鲁番的古代文明[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9.

[10]余太山.塞种史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11]杨建新.古西行记选注[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6.

[12]斯坦因.沙埋和田废墟记[M].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4.

[13]荣新江.古代塔里木盆地周围的粟特人[J].西域研究，1993（2）.

[14]蔡鸿生.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M].北

第1期马小玲：试论塔里木盆地的印欧化49

京：中华书局，1998.

[15]薛宗正.中国新疆古代社会生活史[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

[16]阎万钧.唐代昭武九姓之宗教的东传[J].世界宗教研究，1988（1）.

[17]张国杰.摩尼教与回鹘[J].世界宗教研究，2000（3）.

[18]林悟殊.摩尼教及其东渐[M].北京：中华书局，1987.

[19]牛汝极.中国突厥语景教碑铭文献概说[J].民族语文，2000（4）.

[20]克林凯特.丝绸古道上的文化[M].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4.

[21]魏长洪.西域佛教史[M].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8.

[22]斯坦因.西域考古记[M].北京：中华书局，1936.

[23]马雍.古代鄯善、于阗地区佉卢文字资料综考[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24]羽田亨.西域文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6.

[25]季羡林.吐火罗研究[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8.

[26]薛宗正.突厥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27]社科院伊斯兰教研究室.伊斯兰教文化面面观[M].济南：齐鲁书社，1996.

[28]谢阁兰，伯希和.中国西部考古记 吐火罗语考[M].北京：中华书局，2004.

[29]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

[30]阿布哈齐.突厥世系[M].北京：中华书局，2005.

【栏目主持：赖洪波】

【责任校对：张建国】

The Indo-Europeanization of Tarim Basin

MA Xiao-ling

(School of Language, Xinjiang University, Urumqi 830008, Xinjiang, China)

Abstract: Taking the Indo-European ethnic origin, development and integration of Tarim basin for the clue, the article discusses the Indo-European language, literature, religion, art of the basin on the changes. These changes can be summarized as follows: the main residents of the basin are the Indo-European ethnic, the basic cultures derive from the Indo-European area; it is the material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the change of the spiritual outlook. This historical period of the basin can be called Indo-Europeanization.

Key words: Tarim Basin; Race; Culture; Indo-Europeaniz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