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地利学派经济理论的一个学习架构-黄春兴
奥地利学派经济理论的一个学习架构
黄春兴
(台湾清华大学经济学系，台湾Email: cs1101@https://www.wendangku.net/doc/559669313.html,.tw)
2005年08月15日
由于缺欠好的教科书，奥地利学派自1970年代复苏之后的成长相当有限。本文提出一个该学派经济理论之学习架构，从基本核心概念到研究议题，让初学者利用网络上相关网站提供的资源自行建立一套完备的学习教材。
关键词：奥地利学派、经济理论
向往奥地利学派 (Austrian School，以下简称“奥派”) 经济理论的初学者都遭遇一项难题，就是缺欠好的学习教材。该学派的知名学者大都钻研理论数十年，也遍读经典，但他们在体会学派理论的庞博精湛之后，往往就失去为初学者编写学习教材的兴致。于是，后进学者只能从一般性的经济思想史教材去窥视内容。这些教材偏重于不同学说的介绍与比较，很容易误导初学者以为是在百货公司挑选商品，专挑包装美丽外观诱人的商品，诸如提倡社会正义、福利国家、永续发展等字眼的学说，并在这些光鲜亮丽的字眼下失去判断力和批判精神。不满意这类介绍性教材的初学者便只有自行摸索，或从百科全书的条目去架构大纲，或从大师的巨著去理解理论的精随。这样的摸索工作必须持续数年，初学者才可能对奥派理论获得较正确和全盘的认识。这种情况对于奥派的发展是相当的不利。
自1970年代的复苏算起，奥派30年来的发展相当地缓慢，远远落后于同时期兴起的公共选择学派，也不及稍晚兴起的新制度学派。我认为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缺欠好的学习教材。好的学习教材在机能上不仅便利初学者迅速掌握该学派的核心概念和分析架构，也能快速引导他们寻找议题进行研究。一个学派必须保有源源不绝的新血和持续更新的理论，才可能在竞争的环境中求得生存和发展。
奥派之所以未出现好的学习教材，除了上述提到的“理论庞博精湛”外，我认为还有两个时代性原因。首先，在奥派复苏前长达25年的低潮期，由于当时经济学界未能理解该学派在“社会主义之计算辩论” (Calculation Debate) 的论点，导致他们失去在当时理论上的主导地位，也让随后兴起的凯因斯理论、福利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派先后占据大学讲堂。失望之余，米塞斯 (Ludwig von Mises) 和哈耶克 (Friedrich A. Hayek) 一方面转而向广大的社会科学学界说明社会主义带来的危险，一方面集中心力于学派理念的奠基工作。也因此，他们并未像 John S. Mill 或 Alfred Marshall一样去撰写好的学习教材。其次，奥派复苏时巧逢社会主义的全盛期，也就忙批判计划经济和平反先师们在大辩论中被误解之理论和历史地位。更遗憾地，分别师承米塞斯和哈耶克的新生代学者在这过程中出现裂痕，彼此的严厉批评让该学派再度失去编写一套好的学习教科书的机会。
自东欧国家脱离社会主义和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来，人们对计划经济普遍失去信心，转而期待五十年前即预言社会主义不可行的奥派经济理论。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轨，不仅要经济上的改革开放，也要政治组织与法律制度上的变革。在这个渴望全面重建的时代，奥派经济理论能提供的不仅是自由经济运作过程的理论，而是一套包括价值论、交易论、货币论、成长论、政府论及社会演进论的完整体系。相对于上段两个时期，当前对奥派教科书的需求是更为迫切。
编写一本教科书需要丰富与札实的知识，更需长期的时间。但因需求的迫切，本文拟提出一个可以帮助初学者自行学习的架构。我希望这个架构能具有前面提到的两项基本要求，让初学者能迅速掌握核心概念和快速寻找研究议题。有了本文提供的学习架构，初学者可以从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 网站提供的Austrian Student Guide
或其它奥派学者所建立的网站找到相关的文章，给这架构铺上枝叶。当然，彼此之间可能架构出略有差异的学习教材，无妨，这是学派内部常有的变异性。
在上述目的下，本文结构安排如下。除本节的前言外，第二节将先简述奥派经济理论宽广的研究范围，然后在第三节陈述三个核心概念：企业家精神 (entrepreneurship)、主观主义 (subjectivism)、市场过程 (market process)。接着，第四节将为初学者提出一套学习架构，涵盖奥派广泛的研究范围。第五节和第六节则提供初学者在入门之后的专业议题，前者讨论景气波动、社会计算、知识经济学等狭义的经济理论，后者讨论政府理论和文明理论等广义经济理论。对于奥派当前发展中的理论和值得发展的理论，也将在第七节中讨论。第八节是本文结论。
由于奥派独具体系上的完整性，作为核心基础之经济理论在广度上也就超越一般学派。文章之初，我们先讨论这个广阔的研究领域。
在生活上面临的问题可概括为四，
如图一所标示的神灵世界、内心世界、
自然世界和人类社会。奥派经济理论主
要的探讨领域在人类社会，但也讨论到
另三个范畴中与个人行动有关的问题。
对于人类社会，奥派经济理论关心的是
个人如何利用资源和知识去实现他的生
活理想，以及如何形成新的制度和组织
去便利个人理想的实现。
为了教学上的方便，当前流行的经
济学教科书被拆解成“微观经济学”
(microeconomics，台译个体经济学) 和
“宏观经济学” (macroeconomics，台
译总体经济学) 两部分。奥派经济理论
也可以类似地分成两部份的教学教材：
第一部分可称为“个人行动” (human
act)，探讨包括选择在内的个人行动及
其效果；第二部分可称为“文化演进”
(cultural evolution)，探讨包括经济
成长与宪政发展在内的文明演进过程。
和新古典学派一样，奥派经济理论也接受经济人公设 (homoeconomicus) 和方法论个人主义(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前者主张从经济理性的假设去分析个人的普遍性行为，而后者主张从个人的选择与行动去理解社会的形成与文明的发展。整个地说，个人的选择范围受到外在环境与制度的限制，但个人不是只做被动式的选择，也包括改变外在环境与制度的行动。在改变过程中，他若能吸引大众的参与和模仿，就可能成功地改变外在环境与制度，从而改变个人原来的选择范围。
个人行动部分的内容可分成三个分析层次。第一分析层次为生产效率 (productive efficiency)，分析个人在已知的自然法则下如何善加利用已拥有的资源。在这层次，我们假设个人只是一位被要求去生产既定目标的工程师。他需要的生产因素和生产技术都已经取得，其任务只在降低生产成本。这里的生产成本是指生产费用，因为所有的生产因素和生产技术的使用价格都标列清楚。当然，这层次也包括多种商品的生产。只要各种商品的市场价格都已知，生产效率就等同于利润极大化。只要生产技术能够公式化，这层次的问题便可以利用数学规划或作业研究来解决。如图二所示，这层次探讨的问题是：如何从给定的U点去寻找适当的技术以达成生产预定目标的E点。
第二分析层次为边际效用(marginal utility)，探讨个人在他的偏好下如何选择生产目标及生产方式。这层次是新古典经济理论教科书最普遍的经济分析，如图二，通常就是以一组无异曲线来代表个人的偏好，然后再从生产可能范围中挑出“最适”的E点。在这里，我们假设第一层次的问题已经解决，也就是个人有能力在生产效率方面实现他的最适选择点。
然而，即使在新古典学派
的教科书中，我们也看到如图
二中经过E点的虚线预算线，那
表示：当另一个贸易对手国出
现而愿意以虚线的交易条件和
我国进行交易时，我国的消费
选择点就可以经由贸易而由E
点提升到更高效用的T点。“对
外贸易”是一项新的经济制度，
它扩大了个人的选择范围。再
进一步言，不论是E点或T点都
不是令人满意的点，因为个人
还期待更高效用的H点。新古典
经济理论虽然强调个人在预算
限制下的选择，仍不忘记他也
可以利用对外贸易的新制度去
扩大选择范围。既然知道H点的
存在，个人就会设法去实现，
就像利用对外贸易制度去实现
T点。奥派经济理论认为经济人不只做选择，也会寻找尚未知道的制度与知识，不断地将限制线往右上方推上去，直到他期待中最美好的生活点能够实现。这第三分析层次为制度演进(institution evolution)，是奥派经济理论在广度上超越新古典学派之处。
人类社会之外的自然世界、神灵世界和内心世界并不是经济理论的专业领域。譬如自然世界里的结构和法则是自然科学家与生物科学家的专属研究领域；然而，个人在面对自然世界时，也会关心如何利用这些自然资源来实现他的生活理想。在面对神灵世界时，个人除了想知道“生命来自何方？”、“死后将归返何处？”、“现世福祉和未来命运是否操控在神灵和其法则之下？”外，他更希望有能力去影响神灵或其法则的运作，去改变他的现世福祉和未来命运或保证死后能前往美好的极乐世界。在科学和宗教的演进过程中，每一次的创新都是出于个人对现有环境和制度的不满，也是出于个人追求更有生活的结果。
和前述两范畴较不同的是内心世界，它包括个人对生命价值及生活意义等问题。这些问题在知识分工上也不属于经济理论。内心世界的研究成果提供个人许多不同的价值评估标准，让个人在进入市场之前选择其一。但当个人进入市场而必需参与其中的竞争时，其行为是否依旧会遵循原先选定的标准？譬如在一个强调禁欲的社会，过低的物质需求会限制市场规模的成长和生产的专业化，造就一个能实现禁欲的贫穷是社会；但禁欲行为的形成未必来自内心世界的选择，也可能是来自于外在的强制力，其影响甚至远大于个人的选择。再者，新古典教科书中对于厂商行为的利润极大化假设，是否可能在宗教的劝戒下放弃？譬如传统教科书假设追逐利润极大化是厂商的行为假设，但我们也知道社会上另有一股声音要求厂商负有社会责任。肩负社会责任必将增加厂商的营运成本，这不利于他们在市场竞争。于是，不追逐利润的厂商将因失去利润和持续性的投资能力而连续亏损，最后不得不退出市场。所以，从奥派理论言，追逐利润极大化并不是厂商的行为选择，而是市场竞争下所呈现的行为规则。
在陈述研究领域之后，本节接着说明奥派的核心概念。每个学派都有共同的核心概念，虽然他们对核心的解释也存在变异性。奥派的三个核心概念可简单地称为企业家精神、主观主义、市场过程。
(1) 企业家精神
和新古典经济理论同样是接受经济人公设：“个人的选择行为符合经济理性”，也就是满足一般所称的完整性和递移性。不过，奥派的经济人公设还多出了两特征：
1. 当个人不满足预算限制下的选择行为时，他会采取改变预算限制的行动；
2. 当个人不满意行动的结果时，他会调整下一次的行动。
可以这样说：奥派的经济人公设中含有行动自发力，不断让自己拥有的预算线接近图二的H点，而不是自满于所谓的“最适点”E点。这种让个人不断去移动预算限制的行动自发力就是“企业家精神”。
Kirzner (1973, 1985) 认为企业家精神表现在两种警觉上。回顾型警觉 (backward alertness) 是指个人在判断社会当前状态的方向发展后，提早布局以抢得利基。譬如中国大陆各省的旅行社预见台湾即将开放大陆民众观光旅游，于是展开布局和台湾的旅行社与饭店建立联盟。又如十年前台湾许多航空公司预估两岸即将三通，便采购远程客运飞机准备飞行两岸航线。由于经济人在行动之前都会先观察先前行动的后果及当下的环境状态，因此，我们可以假设他的行动目标是朝向所认定的利基方向。个人所认定的利基会随他的观察、知识、企图心而异，也可以说：利基的不同，也表现在警觉类型在方向和程度上的差异。每个人对于市场发展方向的主观预期不同，但回顾型警觉强调的是某种客观性市场调整机制及利基的存在，同时也假设个人对市场发展的影响极微。
对照而言，前瞻型警觉 (forward alertness) 的个人不再是影响市场发展极微的参与者，而是市场发展方向的创造者。对他而言，利基并不是客观地存在，因为它原本并不存在；利基是随着他的市场开发而一点一滴地呈现出来。最好的例子就是2005年在日本爱知县举行的万国博览会，其主题为机器人。参展的日本厂商抱持的前瞻型警觉是一个机器人满街走的人类世界，那可不是一个纯粹想象的世界，而是一个他们企图逐步推出新型机器人去塑造的未来社会。在塑造过程中，他们掌握了社会的发展方向和利基，自然也获取相应而来的利润。另一个例子是微软和google两大公司的几位大老板连手在美国Texas建立私人的太空站基地，准备塑造未来人类的太空生活以及一个全新的太空生活产业。
(2) 主观主义
奥派经济理论也时常提及个人的主观性。主观性的白话文法就是“人与人不同”，这不同不仅表现在个人拥有的财富与知识的多寡，也表现在知识、性格、企图心等内容上的差异。这些差异也让两人的企业家精神有不同的表现。
关于个人主观性对经济分析的影响，我们可利用一个经济学原理最简单的市场供给和市场需求来说明。假设大陆的首钢和武钢两家公司的产量分别占世界钢铁产量的30%。我们要问的是这两家公司的CEO对于明年钢铁市场的预期是否相同？谁较准确？同样的问题也发生在台湾的IC市场，假设台积电和联华电两家公司的产量分别占世界IC产量的30%。我们知道，近十年来对这两家公司的CEO未来IC市场的预测一直是南辕北辙。令图三的左图表示台积电CEO 对于明年IC市场的预估，T点为其预估之市场供给线和市场需求线的交点。类似地，右图则为联华电CEO对明年IC市场的预估，但其交点U点所代表的市场价格和市场均衡量都不同于T点。
那么，这两家公司对于明年IC市场的预期谁较准确？这样的问题是没有意义的。就以台积电为例，其预估的市场供给线包括了他对于联华电和其它公司之供给的推估，以及他的公司明年的产销计划。他可能是持回顾型警觉来计划该公司的明年供给，也可能是持前瞻型警觉在计划公司的明年供给。由于该公司所占的份额不低，因此，是他的计划决定了市场供给线，不是市场供给线决定他的计划。也就是说，该市场供给线不仅包括了他的计划，也包括该公司的执行能力。同样地，他预估的市场需求线也不是一条客观的曲线，而是深受该公司明年营销计划的影响，譬如计划拨列多少预算去进行商品广告与促销活动，而这些活动都会决定市场需求线等。换言之，奥派经济理论不认为图中的T点或U点是客观的市场均衡点，那只是某公司CEO主观上对明年市场状态的期许，这包括他要市场于明年实现其期许的企图心。
(3) 市场过程
当台积电的CEO预估明年IC的市场价格后，就以此价格推销其产品。我们称此为生产者将其主观意愿转换为客观价格的“编码” (coding) 过程，也就是他以自己主观的编码规则将其情愿交易的讯息编成“价格数码” (price codes，以下简称价格)，贴在商品上。消费者读到这客观的价格数码，会以他自己主观的编码规则将其“译码”(decoding) 成他自己的机会成本。说是机会成本，因为他知道一旦购买该商品就必须放弃其它商品的可能消费效用。这样，他就可以比较该商品带来的效用和其机会成本。
价格承载供给者的交易意愿。如果交易是采直接议价的方式，消费者开出的价格也同样承载着他的交易意愿。当双方都同意接受对方的交易意愿，交易就完成。
价格承载情愿交易的理解是重要的。价格一旦标示，卖方就不需面对买方表达他的交易意愿。价格的标示让个人的意愿脱离个人，然后“附着”在商品上飘流到陌生的远方。当然，“附着”是不正确的说法，因为主观的意愿无法附着到客观实体上。标示价格的数码是客观的，而社会也存在一套客观的标示系统。标示系统是指文法结构，如十进制。买卖双方的编码和译码过程则相当的主观。
价格承载个人的情愿交易，也就是承载了个人对于交易的承诺。这承认简化了交易的进行。当许多的卖方在商品上标示价格并摆到市场平台后，将让大部分的消费者将购买的行动简化成选择。借用 Coase (1937) 的说法，寻找交易对象和议价的交易成本都被简化了。
当许多的商品同时摆置在市场上，经由商品间的比较而形成竞争。如果商品同质，均衡价格就会出现。至于异质商品也可以再区分成许多近乎同质的类型商品，也会出现近似的均衡价格。新古典经济理论强调市场竞争的机能
在于寻找均衡价格，但这只是市场机能中最微小的部份。就如前述，因为价格承载了交易者的情愿交易，让交易双方能将行动简化成选择；而市场的形成，则扩大了双方的选择范围。随着交易扩大而出现了不少的规模经济现象，其中包括了新古典经济理论强调的同质商品的均衡价格的形成。
市场扩大后，卖方就容易发挥他的企业家精神。不论是回顾型警觉或前瞻型警觉，推出创新商品或新的交易方式都带有生存风险，但在较大的市场较容易找到一群以购买商品方式去支持他创新的消费者。创新、跟随，然后成为风尚。新的商品和新的交易方式便这样继续演进。换言之，市场的扩大可让商品和交易方式的演进容易进行。
演进起于个人展开企业家精神的尝试与错误的行动。奥派公设的经济人是个知识不完全又可能会犯错的人。在市场机制中，他不仅会在下一次的行动中修正错误，其犯错的信息亦会传布出去让市场的其它参与者共享。 Romer (19856) 认为一个厂商的研究成果若能分享到社会，便会出现规模递增的经济成长。同样地，一个厂商犯错的信息若能够分享给社会，其它的厂商不仅能避免犯同样错误，同时也因为有了这信息而限制或缩小了试误的范围。这两种让社会全面性降低错误所造成的规模递增效果，可能较前者更大。换言之，市场另一重要的机能是矫正个别厂商的错误，并使其转变成社会的共享知识。
不只交易的商品或交易方式会演进，帮助交易的承载体 (carrier) 也会演进。在市场规模小时，交易方式较为简单，譬如全部交易都以价格进行。市场扩大后，由于分工导致的不同需要，交易方式也会变得复杂。奥派的创始者Carl Menger 最早讨论货币的演进，而货币就是一种承载着个人保留到下次交易之意愿的承载体。虽然同是客观的承载体，但能为更多人接受者会逐渐取代其它承载体的地位。承载体的演进就和商品的演进一样，只能在自由市场下进行，因为只有在自由市场中才会出现创新的承载体，也才会出现竞争和淘汰。
奥派将货币视为一种制度，这和将语言视为制度的意义一样，因为两者都是意愿的承载体。纯就承载体而言，它本身有着客观的数码系统，可以让个人以其主观规则进行编码或译码。我们利用语言也是这样：将主观上想表达的意念编码成声音和结构的客观系统，然后传递出去，对方接受后再行解碼。制度若做为一种承载体，它的演进也只能在自由市场下进行，因为只有在自由市场中才会出现创新的制度。略不同于商品或交易方式的创新，新制度要在市场中找到一群支持者以求得生存的门坎，显然是高过一般的商品或交易方式。
制度不只是指承载体，也可以指平台，譬如市场就被同时视为制度和平台。平台的意义是一种可以自由进出的空间，而这空间的意义就是它能承载参与这空间的种种对象。在这意义上，平台也是一种承载体。因此，制度若做为一种平台，它的演进也依然只能在自由的(制度)市场下进行。
简述了三项核心概念，本节就可以提出奥派经济理论的一个学习架构。由于奥派接受方法论个人主义，我们的架构也就从一个人生活的“一人世界”开始，接着讨论人称关系下的“两人世界”，最后进入非人称关系下的“三人世界”。
(1)一人世界
个人借着行动去实现理想，在行动中消耗资源，也累积新的资源。行动之后，他又得承担后果。不论得失，接着又是新一波的期待、行动、评估。在这些行动中，有些是由个人独自完成，不必牵涉到他人，也不对他人产生负的外部效果。譬如早晨起来，一个人便能绕着校园跑。要跑几圈？跑多快？中途要不要休息一下？要不要带MP3播放机一起跑？这些都是个人可以依其喜爱和体能自行决定，不牵涉他人也不影响他人，并独自承担后果。此情境称为一人世界。一人世界是经济分析的基础，初学者从此分析中了解个人的边际效用和行动的边际成本，以及相关的时间偏好和决策均衡点等概念。
落难荒岛过的就是一人世界的生活。个人会先评估自己拥有的资源，然后好好利用它们以求取最高的效用。图二的BL线段和坐标轴所围成的区域是他的消费选择范围， E点是最高效用之消费组合。为了掌握消费选择范围，他必须清查自己拥有多少的资源、探知有哪些可利用的知识。个人是唯一的决策主体，此外的一切都是他实现目标时会加以利用的资源，包括自然环境和资源。不过，一人世界的个人行动，可以说是极其谨慎谦逊，也可以说是极其妄为荒唐。但这两种说法都无意义，因为只有他一人在论断自己的行动。
(2)两人世界
个人的行动有时也会影响到他人福祉。譬如晨跑中不小心跌倒，摔出的MP3播放机也可能砸到身旁散步的老人。当行动者带给受影响者负的外部效果时，便会发生利益冲突。当受影响者的身分明确时，我们称此情境为为二人世界。此处的“二人”，不必是字面上的两个人，可泛指一方为行动者而另一方为明确受影响的一群对象。受影响者时常会有反弹行动。反弹行动因人而异，有些人会笑笑地说声“没关系”、有些人会回骂几句、有些人会要求赔款。由于受影响者的身分明确，行动者必须对他的反弹行动有所响应。
二人世界讨论的主题包括两人之间的商品交换、生产合作、分工合作，以及可能发生的合作障碍、紧张关系等问题。由于二人世界是由独立的二人组成，分析上无法假设他们的主观效用会相同，也不能采用其中一人的效用函数为目标函数，或假设其中一方完全知道另一方的主观效用。从这个世界的分析中，初学者学到如何从一人世界中的计划与控制的分析进入二人世界中与他人交换和合作的分析。当一个人思考到对方可能的反应，或想与其进行交换和合作时，便会限制个人行动的选择范围。当两人都在行动范围自我约束时，就出现了该社群的秩序，但这是在二人世界中以人称关系为考虑所形成的秩序。
家庭是二人世界的典型例子。家庭中的成员未必只有两人，但受影响者的身分都相当明确。家庭里存在亲密关系与合作关系，有时也会出现紧张关系。家庭之外，人数不多的社团、范围不大的小区、固定员工的工厂与公司等也都属于二人世界。两人世界强调的是人称关系，而好的人际关系可以降低生活上的交易成本。
(3)三人世界
跨出了家庭、社团或公司，我们常发现受自己行动所影响的人的身分难以确认。这情境称为三人世界。这里，“第三人”意指行动者无法确知或确认受影响者的身分，或受影响者无法确知或确认行动者的身分。由于难以确认对方，行动者在三人世界中的行动就如同在一人世界一样，也就是说：他不必顾虑受影响者的反弹行动，反正他们找不到他。当行动带来损害时，受影响者虽找不到行动者，却会寻找或发明一些机制来保会自己的当时或未来的权益。当这些机制被人们普遍接受和实行后，就成了该社会的制度。
在三人世界里，制度不论是作为个人意愿的承载体或只是一个平台，都让个人可以在非人称关系下顺利地完成交易或合作。哈耶克称此为“延展性秩序” (extended order)，以延伸秩序在二人世界中以人称关系为连结之秩序的狭隘意义。在人称关系下，个人的行动必须考虑对方的反应；但在三人世界，我们无从做此考虑。现在，个人的目标不再是和已熟识的“第二人”合作发展，而是要和许多未谋面的“第三人”合作。因此，三人世界的主要问题超越资源的利用和人际关系的和谐，而在合作范围的继续扩大。当市场达到一定规模之后，我们熟知的分工和专业化才会出现，也才会带来包括修正个人的错误决策和诱导商品与交易方式的演进等力量。
换言之，三人世界是跨出社群下之人称关系的社会，而奥派经济理论关心的主题便是制度在社会中的形成、运作与演进的问题。这些制度包括在初民社会便出现的市场、交易、货币、财产权等，和在法政社会下才出现的刑罚、契约、公共建设、政府、宪法等，以及当代商业社会的金融和保险体系等。
上一节的教学架构让初学者鸟瞰学派蓝图。接着的两节可说是入门之后的中级教材，包括本节以货币交换为中心的狭义经济理论和下节以非货币为交换媒介的广义经济理论。本节将讨论较传统且具代表性的景气波动和社会计算和1990年代兴起的知识经济学。
(1) 生产、消费与景气波动
奥派的景气波动理论建立在特殊的生产结构理论，认为商品的产出是一序列生产活动经由市场利率的调整所协调出来的结果，并强调政府对利率的干扰会破坏市场的协调机能和生产秩序并导致景气波动。以汽车为例，汽车成品是汽车生产链中是最接近消费者的第一级产品，其生产需要引擎、钢板、轮胎、玻璃、座椅、电子装置等第二级厂商的供给，而这些厂商又需要其上游厂商供给的第三级产品。技术层次愈高的工业产品，其生产过程所经历的供应链的级数愈多，最高层级可推至铁矿的挖掘或实验室的研发工作。每一级产业的生产都是为了供应低一级产业所需要的引申需要。愈高级产业的引申需要距离消费者的直接效用愈远，其经营者愈无法从消费者的行动中获得与其经营有直接相关的信息，故而愈会依赖如利率等所传递的一般性市场信息。
当政府推出扩张性政策降低利率后，愈高级产业愈会跟着扩大投资，其员工薪资也会上升。政府的扩张性政策加上产业扩大投资向社会传递了“市场即将繁荣”的信息。由于利率变动影响所有产业，即将繁荣的预期还盖了所有的产业。同时，较高级产业之薪资上升后，一般消费品的直接需要跟着增加，而全面带动较低级产业的投资，进而促成全面的薪资上升和经济繁荣。由于劳动供给在短期间是固定的，经济繁荣将进一步抬高薪资，但也提高了厂商的生产成本和他们对扩张性政策的更深依赖。当实质利率无法再继续下降，或经营失败的厂商数目已无法忽视时，便将引爆市场的悲观预期和金融机构的谨慎交易。薪资下降或失业增加将减弱对一般性消费品的需要，这使较低级产业逐渐减少对高级产业之产出的引申需要。于是，许多较高级产业开始闲置机器设备甚至遣散工人，其早先的投资也无法回收。新一波的萧条随之出现。
奥派景气波动理论提出的生产结构以及其造成的“错误投资”(malinvestment)都是优于其它学派的观点。但该理论也有尚待改进的缺点。其一就是将政府视为唯一制造景气波动的元凶。但除政府外，市场是否也可能内生地制造出景气波动？新古典学派的实质景气循环理论提出了这种可能，奥派学者是否能够接受这观点？其次，上述理论主要是从错误投资的观察去分析景气波动的成因，那么，是否也存在对称的“错误消费”(malconsumption)？换言之，我们能否改从消费结构去讨论错误消费和景气波动？这值得奥派学者的关注，因为奥派经济理论还缺欠完整的消费理论。
(2)社会计算与市场价格
由于东欧的瓦解，当代奥派学者喜欢讲述社会计算大辩论的典故，因此初学者不难找到完整的论述及数据。本文也就简单说明。
上两节提到市场机能和三人世界时曾指出：资源的运用不能从一人一时的角度去规划，必须顾及人与人之间的协调和社会的发展。这样的观点并非奥派创立之初就已完备，而是在此次辩论中逐渐发展出来的。
当中央计划局 (CPB，Central Planning Board) 认为他们有能力完全掌握个人的效用和商品的生产技术时，是采取一人世界的计划观点。想想，要如何搜集十多亿人民对数百万商品的需要信息？因此，CPB为了让计划能运作，势必要将人民分成几个类型，同时也要将商品和型式的种类限制到最低。这是奥派对计划经济的第一波批评。
在两人世界里，如果双方的交易物都是可供直接消费的产品，CPB可以在误差的容忍范围估算人们的偏好，也不难将汇集的总需要分配给各国营企业去生产。但如果交易物是中间财而非消费品，双方的需要就只是他们选择不同生产技术的衍伸需要。此时，除非CPB要求相同商品必须使用相同的生产技术，否则无标准为他们设定不同的生产技术？同样地，既然没有价格体系，CPB要如何决定不同厂商的投资额？因为这也与生产技术的选择相关。这是奥派的第二波批评。
奥派的第三波批评是从三人世界的角度提出：如果商品和生产方式都已被决定，新的商品和新的生产技术将如何出现？如果我们不努力去寻找其它的交易对象，生产如何可能进行分工和专业化？
(3) 知识、资本与经济成长
虽然知识经济是晚近兴起的名称，但知识却是奥派经济理论的核心概念，哈耶克更认为“知识的利用是经济学最根本问题”。由于知识不容易量化和模型化，当它在1990年代被重视时，只引起几位经济学界知名学者的重视，却在管理学界掀起研究热潮，甚至出现“知识管理”的新科目。这发展并不惊讶，因为管理学界长期关注着被经济学界遗忘的企业家精神，而企业家精神和知识是奥派经济理论中一体两面的核心概念。本节不打算回顾知识在管理学的新发展，而是回到基本架构来暸解哈耶克所强调的意义，也就是如何超越一人世界与两人世界之知识去扩展和利用三人世界之知识。
知识是指具因果关系之叙述所组成的逻辑体系。因为具因果关系，所以知识可以利用和重复利用；因为属于逻辑体系，所以知识不能任意编织。于是，知识也就成为经济成长和文明发展的主要来源。当然，农业时代的经济成长动力来自土地与劳力，而工业时代来自资本和技术，但这并不是要将知识看成与土地、劳力、资本等并列于生产函数的生产投入因素。相反地，知识是各种生产投入因素具生产力的来源。当知识“内嵌到”实体资源时，就刻划出实体资本 (physical capital)；当它“内嵌到”人身时，就刻划出人力资本 (human capital)；当它“内嵌到”文字或电码时，就刻划出软件资本或技术资本。同样地，知识也能“内嵌到”商业方法、组织 (资本) (organization capital)和制度 (资本) (institutional capital)。这些资本因为含有“内嵌”知识，所以能够展现知识的生产力。
由于知识的本质在因果关系，便具有个人的主观性。主观的知识如何可能“内嵌到”客观的实体资源、人身、文字、组织等？“内嵌”也是一种编码过程：拥有因果叙述的甲方，利用数码和文法结构将他理解的因果关系刻划在客观的实体资源、人身、文字、组织等上，也就是在编码之后让后者成为因果叙述的承载体，然后传递到乙方，而乙方再根据他对文法结构的理解进行承载体的译码，读出其中所承载的因果叙述。由于编码和译码都是主观的，即使刻划过程中使用的数码和文法结构都是客观，也无法保证乙方所解译的叙述会和甲方传递的原叙述相同，更何况双方对于文法结构的认知和掌握也存在差异。
个人在一人世界面对的都是客观的自然界和生物界，这时他需要的知识都是关于自然界和生物界的知识，也就是常称的“知何事” (know-what) 和“知如何” (know-how)。前者如“这棵奇异的植物能否食用？”，而后者如“如何敲开椰子壳？”这时，实体资本和人力资本是主要的经济成长来源。在二人世界，当然个人仍须具备一人世界的知识，但也必须顾虑对方的反应行为，这时的“知何事”和“知如何”多了涉及对方的知识，譬如“她的眼神是什么意思？”或“如何和他合作杀了那头猛虎？”这时的经济成长来源可以说多了商业方法的资本。到了三人世界，个人除了必须具备一人世界和二人世界的知识外，因为新的事物和技术的不时出现也使“知何事”和“知如何”有了新解。由于个人交易对象的扩大，“知何地” (know-where) 和“知何人” (know-who) 的问题这时正式登场，譬如“商品该卖到何处？”、“如何找到可以合作设厂的人？”这时，组织资本与制度资本是经济成长的新来源。
实体资本既然承载因果叙述，而生产也是一种将因果叙述刻划到实体资源的过程，故在定义上，商品和资本无分野。有了知识理论和价格理论，资本理论也就变得多余了。依据奥派经济理论，生产力来自知识的利用，而内生经济成长起于知识的扩散和不同知识间的互补关系。因此，知识的继续累积可以扫清传统经济理论忧虑经济终将停
滞的幽暗面。但是，有限的自然资源最终不会限制经济成长？就任一个时点言，生产资源总是有限的。然而，今日的生产资源远较十年前为丰富，而十年前的生产资源远较百年前为丰富。经济进步所仰赖的是生产资源，不是自然资源。当消费商品不断多样化后，生产过程也逐步复杂化，使得愈来愈多的自然资源被转化作生产资源。市场价格能呈现一种商品相对于消费偏好的稀少性，让供给者去调整生产数量和生产方式，也发展替代的新生产资源和新商品。新商品和新生产资源继续对自然资源造成新压力，但它们相对于被替换下来的生产资源却处于丰富的阶段。
既然三人世界才是经济理论的主要领域，人的行动和交换行为的范围就得超出货币关系。除了以物易物与货币交换外，知识、产权、自我约制和信守规则的交换等都是广义经济理论理应讨论的范围。也因此，奥派学者曾考虑用“交换学”(Catallactics 或 praxeology)替代“经济学”一辞。在这广义的领域，方法论个人主义、主观主义、企业家精神、市场过程、知识等仍是分析的主要核心概念。
(1) 政府与宪政
长期以来，奥派学者都扮演着自由的捍卫者，很自然地对政府的强制权力抱持高度的戒慎恐惧。然而，就像人们愿意组成企业以追求共同的商业利润，居民也会愿意组成不同规模的“政府”以实现共同的生活目标。因此，政府的适度机能以及如何让它信守承诺，一直是奥派内部和对外的争议焦点。不过，奥派之间也有一共同点，就是在方法论个人主义下坚守洛克（John Locke）以来的传统：个人不得以生命、身体和全部财产为代价去进行交换。这也就是传统自由主义的最后防线——坚持一个有限权力的政府。
当一条自由界线划定之后，理论上公权力与私领域行为应是井河不相犯。然而，这条以文字定义的界线并不像地理疆域那么明确，在实际运作时常出现模棱两可的灰色地带。再加上学者间的诠释差异或人性上的容忍与偏见，政府(包括行政和官员和立法议员)会有意无意地越过这条界线去侵犯人民的自由。由于边际侵犯的损失远不如放下手边工作去抗议的成本高，多数人民对政府轻微的越线行为常采取容忍与不计较的态度，这让政府稳稳地占领刚夺取的新疆域，让原先划定的自由界线往右移动。虽然私领域的自由范围缩小了，但经过一段时日，就像慢慢加热活煮青蛙的寓言，青蛙会习惯缓缓上升的温度，逐渐地接受“新的”自由界线。等到大部分人接都接受新的自由界线之后，政府就可以进行下一波的边际侵犯行动。奥派以文化演进的边际改变来看政府对自由的侵犯过程，深知自由的脆弱而以极为严峻的态度捍卫自由界线的不可侵犯，也因此常遭误解甚至扭曲为不可通融的基本教义派。
极权政府固然不会尊重人民在私领域的自由，民主政府依旧容易利用多数决立法侵犯个人的自由。历史上，极权政府喜爱借重哲学家和其正义理论去论述政府侵犯自由的合理性，而民主政治也偏爱将所有的政治责任推给全民共同决策。为了避免人类理性的滥用，奥派指责这类自负心态有如撒旦企图凌越上帝的能力。他们从人类的制度成就来呈现人类理性及个人知识相对于文化演进过程的微小，藉以作为限制政府权力的论述基础。于是，政府权力被要求不能妨害到制度的文化演进过程，包括市场、货币、语言、司法、宪政等的自然发展。当然，这种对文化演进过程的信赖态度，也使得奥派常被称为不可知论者或是神学论者。
(2) 道德与文明
人文与社会学界往往批评经济学家只知道效率而不知人间的公平、公义、正义 (以下合称公义)。甚至有人认为二十世纪出现的罗斯福新政和福利社会，就是对经济学最严厉的批判。经济学家如何面对这方面的指责？新古典学派在这方面是毫无对抗余地，不是将这方面的议题交给了极具社会主义色彩的K. J. Arrow和 A. K. Sen，就是承认经济分析之外同时还有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的分析面向。
奥派并不把问题局限在经济分析，也面对公义问题。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学派主张经济效率，奥派是以“交易机会的扩大”来评价不同的政治经济制度。Kirzner (1989) 认为交易利得除了是评价制度的基本判准外，也回答了
公义问题。如果我们把焦点放在企业所创造的交易利得，并以“企业家”称呼该企业的经营者，那些交易利得就是企业在企业家的经营下所创造的利润。Kirzner认为利润分配必须根据古典自由主义提倡的财产权植拓 (homestead) 法则来运作，否则企业家就失去创造交易机会的诱因。没错，利润分配之后是会累积；若分配不平均，则累积之后就形成财富分配不公的社会。但是，分配法则和利润创造是植拓法则的一体两面，丢掉分配条法则，也就等于丢掉利润的创造；没有利润创造行为，也就不会出现交易利得。因此，除了植拓法则之外的其它的分配法则，即使号称是最公义的John Ralws分配法则，由于无法有效诱使企业家进行创造，其要求的分配对象也终将面对一般社会主义下的困境：没有新的交易利得可供分配。
除了公义之外，哈耶克认为经济理论应该考虑到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问题。人类文明可以界定为：人类欲望的不断开发和满足欲望成本的不断降低。经济制度的判准便在于哪种经济制度能够允许人类拥有更高成就的文明，也就是更丰富的欲望和更低的实现成本。如果就市场机制和计划经济加以比较，明显地，市场机制所能开展的人类文明远非计划经济所能望背。
本文最后将讨论几个奥派值得发展和正在发展的经济理论；不过，要明确指出这样的议题必须仅慎，因为议题本就随学派的关注点而不同。譬如前节提到的资本理论，新古典理论用以探讨经济成长，马克斯理论用以分析社会分配，而奥派则较关心知识理论。另外，奥派是否需要福利经济学理论和厂商理论也是有争议的。因此，本节只
讨论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转轨理论以及全球化下的交换秩序理论。
(1) 经济体制的转轨理论
1940年代是西方社会主义崛起的时期，由于西方社会基本上是自由经济，奥派的重心便在放在批判社会主义。不幸地，奥派在这场战斗中因遭误解而失利，随后沉寂近三十年。在这段期间，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了集权政府，推行中央控制的计划经济，直到1990年代才瓦解。计划经济的失败让济学者重新省思奥派经济理论，希望找到重建经济和社会的理论。
较遗憾地，奥派学者虽然深信计划经济必定失败，却未能在这段期间发展出一套由计划经济转向自由经济的理论，也就是大陆所称的“转轨理论”(台译：转型理论)。
中国大陆摆脱计划经济的尝试可上推到文革时期。费孝通 (1987) 认为最早发生经济转轨的苏南乡镇企业是趁着文革混乱时发展出来的，可以说是完全自民间长成出来的产权制度。由于“产权公有”一词存在着宽广的解释空间，这也就让大陆经济学者在第一波的经济转轨讨论集中焦点在公有与私有财产权的混合制度上。时机上巧逢寇斯(Ronald Coase) 和诺思 (Douglas North) 先后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一时之间，经济制度的转轨问题几乎就等于新制度经济学在中国大陆的应用问题。但随着经济的继续成长和市场的蓬勃发展，学着们逐渐了解到市场所蕴藏的发现机制。再加上国营企业改造时遭遇的重重困难，私有产权的不可替代性开始凌驾混合产权的可行性。奥派经济理论开始受到学界的重视，也引发一些关于制度变革的重要争议，较值得关注的是农地的私有化问题及杨小凯(2001) 提出的后发劣势的警语。
在经济转轨中，农业问题最为复杂。这不仅农民人口众多且贫困，他们的教育程度和对市场机制的敏感度都远
不如都市和城镇居民。只要工业化地区的经济成长率长期超过农村，政府便会陷入是否补贴农业的两难：补贴则政府财政负担沉重，不补贴则农村青年不断流失。从奥派观点看，发挥农民潜在的企业家精神是唯一能跳出这两难的作法。然而，农民尤其是农家子弟在发挥企业家精神时，往往需要创业资金的配合。De Soto (2000) 指出：农村地价虽然不高，但若能抵押贷款，透过原始的金融运作也是可以聚集可观的资金。如果农地还继续维持公有制，农民虽有企业家精神也是动弹不得。同样地，对于杨小凯和林毅夫(2002) 的论战中，奥派则认为问题不在制度或技术改革的先后。技术的有效运用不可能长期仰赖政府的指导，它们就像人力和资本一样地，也必须仰赖企业家对市场的警觉，然后再进行生产资源的整合与生产。反之，要具体落实企业家精神，则必须有流动资金和可取得之技术的配合。换言之，这个争论可以转述成一较容易接受的共识：如何让大陆的生产投入资源，包括土地、资本、企业家精神，能顺利地移转到最有能力利用它们的企业家。只有不断地减少对企业家精神和各种生产资源的移动限制，才能维持中国大陆经济的继续成长。
(2) 政治体制的转轨理论
台湾虽没有经历全面的计划经济，但1960年代开始的自由化也算是一种不同型态的经济转轨，它让台湾逐步建立自由的经济体系。迈入自由经济之后，政治体制是否就会自动转向民主？虽说经济自由是其它自由的基础，而强大的中产阶级也是推动民主制度的前提，但随着不断富裕的中产阶级却也会随着财富的增加而多有顾虑。政治体制的转型不同于农民革命，因为政治企业家若随意揭起革命大旗势必吓退中产阶级，毕竟参与革命的成本过巨。
台湾在经济自由之后，其政治体制转轨到民主的过程接近奥派主张的文化演进。这过程是由国会议员的个人秀开始，逐渐发展成国会殿堂的打群架，然后才走向街头游行、抗议。每一阶段，都可以见到少数政治企业家的作秀行为，他们选择中产阶级所能接受的最小牺牲进行“暴力边缘”的反抗。三十多年的政治发展就像市场演进一样，不时有新的政治企业家推出边际政治改革诉求和改良式暴力边缘行动；原诉求的政治改革逐渐成为中产阶级的日常生活和和习惯；然后新的边际政治改革诉求继续建立在这不断累积的民主政治上。虽然台湾发展出国会殿堂的打群架，却避开了多数国家在争取政治民主的流血冲突。
台湾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并未形成类似于南韩的大财团，而是出现一群群的蚂蚁雄兵。他们不仅是台湾经济发展的动力，也是政治民主化的主力。在经济范围内，他们当家作主，安排工人生产，自负盈亏责任；但进入政治民主化之后，他们必须和工人妥协，甚至在政治力量下服从于工人团体的多数选票。因此，在这民主继续深化过程中，台湾社会是否有能力确保经济运作不受政治力量的干扰？是否有能力发展出一套游戏规则有效地限制民主程序的
无限权力？如果有幸形成这些规则，其内容是否同于西方历史上所发展出来的规则？西方的民主政治和自由经济是同步发展。他们在发展过程中随时处理两者间的冲突，点点滴滴地累积成经验法则，慢慢地长出有效的游戏规则。台湾是在经济发展成熟之后才开始民主化，中国大陆和其它国家也将会循此路径发展。
(3) 全球化时代的交换秩序理论
苏联解体后，经济自由和政治民主已成普世价值。几乎同时，科技的快速发展大幅降低了商品的生产成本和流通成本。“全球化时代”便肇因于这制度和技术的双重突破，使得各地商品和生产投入因素能迅速地在各国间流动。原本被切割成块状市场的全球经济，现已紧密地结合成一个“全球大市场”。在此大市场下，各国企业激烈地竞争着。然而，过去的政治疆界并未因全球化而改变，各国政府的权力和经济政策依旧主宰着国境内的经济情势。而各国之上，也没有一个能执行强制权力的世界政府。面对各国政策的冲突，我们会自然地问到：在全球化时代，是否需要一套新的交易规则？既然不存在高于国家的强制权力，这套新的规则要如何出现？是否可能依赖现行的世界组织来进行协商，还是让各国政府委派的代表去进行多边协商？或者是交由市场去处理，让它从利益调适中自然地长出新的交易规则？
由于全球大市场已经形成，新商品和新产业会很快地就进入完全竞争状态，其创新的企业也很快就达到边际利润为零的境地。为了不断发现新的独占利润，各国政府和跨国大企业无不积极从事创新活动，努力寻找知识上的突
破。创新活动多了，出现熊彼德所称的创造性破坏 (creative destructions) 现象的机会也就增加。创造性破坏带来不连续的社会变革；每一次的变革，个人者都被迫进行生活上的调整。调整是需要一段的调适时期，这时间的长短因人而异。当太多的个人无法及时调整，就累积成新的社会问题。当创造性破坏接连出现时，每个人的调适时期都将被压缩，无法及时调整的人数快速提升，社会问题也就愈形严峻。
面对这些新的全球性问题，奥派相较于其它学派拥用有较多的理论资源，因为早自米塞斯和哈耶克就开始提倡企业家精神、知识经济、文化演进学说等与当代议题相关的核心理论，而这些理论都是新古典经济学和人文与社会学界普遍缺欠的内容。虽然新世纪的情势对奥派的进一步发展相当有利，但上述学说毕竟都是在五十、六十年前提出的。当时的世界还见不到共产主义世界的形成和瓦解，也没有因特网和计算机所带来的科技突破，更无法想象生命科学或机器人产业对社会的可能冲击。因此，如何继续将这些理论发展得更为成熟是奥派学者最新又严厉的挑战。
由于缺欠好的教科书，奥派自1970年代复苏之后的成长相当有限。在没有较好的教科初出现之前，本文希望初学者能利用这架构，以及网络上许多奥派网站提供的资源，建立一个自我学习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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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n-Sin Hwang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National Tsing-Hua University, Taiwan
Email: cs1101@https://www.wendangku.net/doc/559669313.html,.tw
August 15, 2005
Abstract:
Due to be lacking in support of sound textbook for freshmen, the development of Austrian School has been rather limited since its revival in 1970s. This paper presents a learning framework for those who hope to study Austrian theory of economics, covering from the basics to recent research topics, with the help from relevant websites.
我最喜欢的书
南方周末2004-04-08 11:35:14
黄春兴，美国罗彻斯特大学经济学博士，台湾新竹“清华大学”经济学系教授，著有《现代经济学入门》（与干学平等合作，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
记得曾有位研究生问我：“老师，您怎么会喜欢上经济学的？”他在课堂上学习的教材，过半数是和真实世界的经济情势不太相关的数理模型。学了这些模型，若说就懂了真实世界的经济运作和现象，无疑是自我欺骗；如果还想进一步利用这些数理模型去改造社会，那不仅是荒谬，更是毒害。我知道，他正陷于迷惘之中，因为他无法说服自己所学到的数理模型真的有用，也就开始犹豫是否要继续走经济学这条路。
回想自己是怎么走上这一途？从工学院毕业时，自己还年轻，年轻的本钱就是傻劲和义无反顾。那时，也和现在一些有抱负的学生一样，认为只有经济理论才可以改造社会，也就毅然投入。如果可以将经济活动写成方程式，让计算器去计算复杂的数学模型，然后根据所求出的解来控制社会，不就能创造一个美好又有秩序的社会？当时，自己是这样想的，一直到拿了博士学位后都还这样想。
现在回想，当时我若先读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或许会早几年改变想法。遗憾的是，没有一位经济学的教授要我去读《国富论》，反而要求我去修几门数学课，像Real Analysis和Stochastic Process等课程。那时，我也和这位学生一样的迷惘和犹豫。对我来说，《国富论》真的就是一本“古典名著”——知道其重要性却无缘阅读的书。我不是亚当·斯密的嫡传弟子。改变我并让我开始热爱经济学的是布坎南（J.M. Buchanan）和塔洛克（G.. Tullock）的《同意的计算》。
当我回到台湾，在新竹的“清华大学”任教的课程是公共经济学。第一年，我照着求学时整理的教材授课。学生们都觉得这些数理化的教材有系统，内容也清楚；可是，这些教材却愈来愈无法说服我。我尝试着寻找替代的内容，而首选自然是正欲振翅高飞的公共选择学派。就这样，我开始阅读《同意的计算》一书。“同意”，这是从未在脑中出现的概念。一个“美好又有秩序的社会”，不是应该来自精细的计划和严格的控制？怎会是来自人与人之间的同意？在同意的前提下，精细的计划不就难以推动了？从这本书，我了解到个人价值和尊严的真正意义，是在于个人在生活上的选择自由和行动自由。除此外，其他的说词和政策都是对个人的否定。个人是会计算的，而计算的目的主要在增加自己的利益和感动。人与人之间的利益难免冲突，而不同个人的感动也不相同。因此，在个人的计算里，不仅该包括自己的利益和感动，也必须妥协于他人的利益和感动，让他人也能同意自己的计算。
虽然《同意的计算》这本书开启了公共选择学派，也为宪法经济学铺了路，但我当时感动的不是它在这方面的成就，而是让自己放弃那些坚持已久的计划和控制的错误观念。之后，我逐一阅读布坎南的著作，也回头探索经济学源头的古典自由主义。布坎南的著作中，隐隐约约地呈现着他不同于哈耶克（F.A. Hayek）的论点，偶尔可见直接的批评。台湾的自由主义者早在1950年代就引介哈耶克的思想，但和当前内地学界一样地偏重于他的政治思想。哈耶克是个不折不扣的经济学家。也因此，布坎南的异议引导了我开始从经济学的角度去阅读哈耶克的著作，尤其《自由的宪章》（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一书。
《自由的宪章》的台湾版译本由哈耶克的嫡传弟子周德伟执笔。很有意思地，他不称翻译，而称达旨。由于周德伟的文笔典雅华丽，强化了该书对我的吸引力。秋风翻译的《哈耶克传》提到，哈耶克写该书的动机萌芽于他
在埃及完成的前几章。我认为该书的中心应在第三章《进步的通义》。在这一章里，他清楚地提到：“进步的程序，有如次述：新知识、新发现及其效益，仅能徐徐传布、徐徐展开。多人之愿望，有待于极少数人之新知，方能实现。极少数人开创新的可能性，并非自开始即为社会一般人士所习知，故亦无从分享其利益。”可以说，哈耶克在这一章里充分表现了奥地利学派关怀经济和文明进展的精神，不仅将企业家精神引进政治经济学的分析，也埋下他日后从发现程序去解释文明的重要著作《致命的自负》的种子。
布坎南关心的是个人在政治市场中的自由和价值，但由于政治市场并不完全同于商品市场，因此，他的自由理论也就必然紧随着社会契约论。这是很正常的，当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为人民的“公民不服从权力”辩护时，也是采取社会契约论的角度。同是古典自由主义的追随者，作为经济学家的哈耶克不从政治市场切入，而是从商品市场切入，指出：进步必须依循着市场的演化程序。他认为，只有在一个完全开放的平台下，任何的新观念才能自由地进入，并在个人的自由选择下胜出或遭淘汰。他称这过程是一个“文化演化过程”，因为文化是政府难以介入的领域。这个文化演进过程表现在人类的许多重要成就上，从市场和货币的发现，到语言、规范、法律的形成。从《同意的计算》到《自由的宪章》，我了解到市场的意义不在于价格和资源的配置，而在于指向新的发现和文明的进展。对经济学的信任强化之后，我更热爱这门学问。
顺便提一本非经济学的书籍《女哲学家与她的情人》，这位女哲学家就是刚提到的汉娜·阿伦特。这本书不是为了报道阿伦特和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之间的师生恋情，而在剖析为何一位古典自由主义者会极力替拥护法西斯主义的海德格尔辩护。没有人能够否定爱情的力量，但更重要的是，在阿伦特看来，海德格尔在哲学上难得的创见是人类追寻文明与进步不可或缺的资产，虽然他在政治选择上犯了错。
从奥地利学派视角解读经济危机
从奥地利学派视角解读经济危机 提要本文介绍了奥地利学派的相关理论,并从该理论的角度阐述了此次经济危机的成因,同时对经济危机的应对提出了若干建议。 关键词:奥地利学派;经济危机;经济周期 中图分类号:F037.1文献标识码:A 一、奥地利学派的相关理论 奥地利学派是近代资产阶级经济学边际效用学派中最主要的一个学派。它产生于19世纪七十年代,流行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其创始人为门格尔,继承者为庞巴卫克。21世纪三十年代以来,以米塞斯和哈耶克为代表的一些奥地利经济学家继承了奥地利学派的传统理论并做了一些补充。他们反对计划经济思想,反对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的凯恩斯主义,主张自由主义,崇拜市场自发作用。通常称之为新奥地利学派,又称维也纳学派。该学派的核心思想在于注重市场竞争的行为性、过程性。近20年来,这一流派在西方学术界、政治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许多竞争政策和反垄断法规都是依据新奥地利学派的思想制定的。新奥地利学派继承了旧奥地利学派的传统,致力于经济行为、资本理论、经济周期理论、货币理论等问题的研究。其主要理论包括: (一)经济周期理论。经济周期理论是奥地利学派具有较大影响的一个理论。该理论认为,经济主义后期的高涨阶段是利率过低引起暂时性资源错置而造成的。在货币经济中,由于银行系统可以自行创造出流通手段,从而可能引起货币的紧缩和膨胀。另外,在生产部门,资本化的生产方法是普遍的形式,即大部分原始的生产资料(劳动和土地)不是用来直接生产消费品,而是用来生产未来消费品。采用这种生产方法的目的是为了用同量的原始生产资料获得更多的消费品。如果以货币表示的生产资料需求总量相对于消费品的需求总量增加时,就会发生资本化程度较低的生产方法向资本化程度较高的生产方法的过渡;如果前者相对于后者减少,就会发生向资本化程度较低的生产方法的过渡。由于货币经济中,以货币表示的生产资料和消费品的相对需求总量受到信用扩张和收缩的影响而时常变动,这样就会导致经济体系的不平衡,甚至引起经济危机。 (二)计划经济。奥地利学派认为,经济计算需要有价格提供指导,而计划经济没有生产要素市场,所以不可能利用要素价格来指导,经济计算在计划经济中是不可能的。合理的经济配置是要以合理的经济行为做基础的。而合理的经济行为又以合理的价格和成本的计算为依据。而在计划经济中,没有要素市场也就没有价格。没有价格机制的计划经济不能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只能造成资源的浪费。
关于汇率的基本理论
关于汇率的基本理论 10080920113 夏晓婕 10080920117 金丹 10080920119 陈倩珺一、主要汇率理论 Ⅰ、国际收支理论（又称国际借贷说，外汇供求说） ①基本内容 国际收支理论由英国的葛逊于1861年提出。 该理论认为汇率是由外汇的供给和需求决定的，而外汇的供给和需求是由国际借贷所产生的，因此国际借贷关系是影响汇率变化的主要因素。这里所讲的国际借贷关系不仅包括贸易往来，还包括资本的输出和输入。 此模式认为外汇汇率必须处于其平衡水准－－即能产生稳定经常帐户余额的汇率。出现贸易赤字的国家，其外汇储备将会减少，并最终使其本国货币币值降低（贬值）。便宜的货币使该国的商品在国际市场上更具价格优势，同时也使进口产品变得更加昂贵。在一段调整期后，进口量被迫下降，出口量上升，从而使贸易余额和货币向平衡状态稳定。 国际借贷分为固定借贷和流动借贷，前者指借贷关系已经形成但尚未进入实际支付阶段的借贷；后者指已经进入支付阶段的借贷。 ②内容评价 葛逊的国际借贷理论第一次较为系统地从国际收支的角度解释外汇供求的变化，分析汇率波动的原因，因此他的理论又称这一理论盛行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金本位货币制度时期。 从目前的角度看，国际收支仍然是影响汇率变化最直接最重要的基本因素之一。但从另一方面看，国际借贷说存在其历史的局限性，它并没有说明汇率决定的基础和其他一些重要的影响因素。 该学说在金本位制度下是成立的。此理论对汇率变动原因的解释（由外汇供求关系亦即流动借贷引发），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事实证明,国际收支失衡是导致汇率变动的主要原因之一。但它并没有回答汇率由何决定这个问题，也无法解释在纸币流通制度下由通货数量增减而引起的汇率变动等问题。 具体要点如下： 第一，汇率变动取决于外汇的供求状况，而外汇供求发生的原因是国家之间存在的借贷关系。第二，国家借贷关系起因于国际商品的输入、提供劳务的收支以及资本的流动。 第三，国际借贷分为固定借贷和流动借贷两种形式，前者指尚未进入实际支付阶段的借贷；后者指已进入支付阶段的借款，只有它的变化才对外汇供求产生影响。 第四，汇率变动取决于流动借贷是否相等。如果流动债权大于流动债务，则外汇供给量大于外汇需求量，汇率下跌，即本币升值；反之，则本币贬值。 需要指出的是：国际借贷说只适用于具有比较发达的外汇市场的国家，如果外汇市场不发达，外汇供求关系的真实情况就会被掩盖。外汇市场如果受到国家的干预，外汇供求决定汇率理论的作用就会有很大折扣。该这理论的适用性，还要受到两国经济发展阶段必须大体相同的
《经济学基础》各讲习题及参考答案(简)
《西方经济学》习题及参考答案 《经济学基础》第一讲绪论习题及参考答案 一、单选题 1、资源的稀缺性是指（）。 A、资源的绝对有限性； B、资源的充足性； C、资源的稀少性； D、资源的相对有限性； 2、追求效用最大化的主体是（）。 A、居民户； B、厂商； C、劳动者； D、政府； 3、微观经济学的中心理论是（）。 A、均衡价格理论； B、消费者行为理论； C、生产者行为理论； D、分配理论； 4、宏观经济学的中心理论是（）。 A、国民收入决定理论； B、失业与通货膨胀理论； C、经济周期与经济增长理论； D、宏观经济政策； 5、解决“应该是什么”问题的经济学是（）。 A、理论经济学； B、应用经济学； C、实证经济学； D、规范经济学； 6、解决“是什么”问题的经济学是（）。 A、理论经济学； B、应用经济学； C、实证经济学； D、规范经济学； 7、以个别居民与厂商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学理论是（）。 A、微观经济学； B、宏观经济学； C、实证经济学； D、规范经济学； 8、以整个国民经济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学理论是（）。 A、微观经济学； B、宏观经济学； C、实证经济学； D、规范经济学； 9、（）奠定了经济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基础。 A、亚当·斯密； B、马歇尔； C、凯恩斯； D、萨缪尔森； 10、（）为首的经济济学家把个量分析为主的微观经济学和以总量分析为主的宏观经济学拼和在一起形成了主流经济学派。 A、亚当·斯密； B、马歇尔； C、凯恩斯； D、萨缪尔森； 二、判断题 1、自由取用物品是零点价格时供给小于需求的物品。（） 2、经济物品是零点价格时供给小于需求的物品。（） 3、微观经济学是宏观经济学的基础。（）
货币银行学各学派理论
我觉得你的掌握程度是： 各派理论的代表人物、渊源、核心观点要牢记，找到与当前经济热点的联系，最好是能应用理论解释热点问题。理论推导不用记下来，看懂就好了。我是这样子看的。 文文你别着急，多看多记笔记，一般你把数看两遍以上，就很少出现这种问题了。呵呵，这是个体力劳动，我觉得你是个认真能吃苦的孩子，所以要加油，不要有太多心里负担，好好看书，慢慢一点一点儿消化，最后一定会水到渠成的。 我帮你理顺一下货币需求理论发展的内在逻辑： （1）西方货币需求理论沿着货币持有动机和货币需求决定因素这一脉络，经历了传统货币数量学说、凯恩斯学派货币需求理论和货币学派理论的主流沿革。 （2）西方早期的货币需求理论为传统货币数量说，主要研究货币数量对物价水平和货币价值的影响。代表性理论为：费雪的现金交易数量说和剑桥学派的现金余额数量论。两个理论的结论和方程式的形式基本相同，都认为货币数量决定物价水平。但是，两者分析的出发点不同，费：货币需求仅包括交易媒介的货币，剑：货币需求是以人们手中保存的现金余额来表示，不仅包括交易媒介的货币，还包括贮藏货币；因此，前者注重的是货币的交易功能，关心的是社会公众使用货币的数量和速度。后者强调的是货币的资产功能，把货币需求当成保存资产或财富的一种手段，因此，货币需求量决定于货币资产的边际收益和其他资产边际收益的比较；费：重视影响交易的货币流通速度的金融和经济制度等技术因素；剑：重视资产的选择，即持有货币的成本与满足程度之间的比较，强调人的主观意志及心理因素的作用，这一观点和方法对后来的各学派经济学家都影响很大。传统货币数量说的缺陷是没有分析货币数量对产出量的影响，对影响货币持有量的效用和成本的因素没有详细分析。 （3）凯恩斯的流动性偏好货币需求理论，沿着现金余额分析的思路，同样从货币作为一种资产的角度开始分析，指出货币需求就是人们特定时期能够而且愿意持有的货币量，这种货币需求量的大小取决于流动性偏好心理。而人们对流动性偏好来源于三种动机：交易动机、预防动机、和投机动机。这三种动机可归结为L1（交易动机）L2（投机动机），L1取决于收入，与收入成正比，L2取决于市场利率，与市场利率成反比。由于短期内人们投机动机需求及不稳定，导致市场利率波动，进而影响投资，影响产出量和经济增长量。凯恩斯的货币需求理论虽然弥补了传统货币数量说认为货币量不影响货币流通速度和产出量的理论局限，但由于过度强调需求管理而忽视了货币供给量变动对物价的影响。此外凯恩斯的货币需求理论是短期分析，其中影响货币需求的收入和利率变量都是短期变量，进而得出货币需求是不稳定的结论。 （4）凯恩斯的货币需求理论的发展：第一：鲍莫尔对交易性货币需求的修正，深入分析了交易性货币需求与利率之间的关系；第二：托宾对投机性货币需求的修正。托宾讨论了在利率预期不确定前提下，作为风险回避者的投资者最优金融资产的组合，和人们的调整资产组合行为对货币投机需求的影响。第三，新剑桥学派对凯恩斯货币需求动机理论的发展。将凯恩斯的三大货币需求动机扩展为七个动机，将凯恩斯的三大货币需求动机具体化，并提出了公共权利动机，即政府实施扩张性需求政策所产生的扩张性货币需求动机。 （5）货币主义学派的现代货币数量论。以弗里得曼为首的货币主义学派一方面采纳凯恩斯将货币作为一种资产的思想，采纳了相同的需求动机和影响因素的分析方法，并利用它把传统的货币数量论改写为货币需求函数，（公式）；另一方面又基本肯定货币数量论的结论，即货币量的变动影响物价水平。但由于其把凯恩斯的短期分析变为长期分析，提出了有别于凯恩斯短期收入变量的恒久收入变量，并认为恒久收入是一个稳定的变量，同时用实证分析指出货币需求对利率缺乏弹性，从而其重要结论是，因为影响货币需求的各因素是稳定的变量，
转型经济理论发展述评(一)
转型经济理论发展述评(一) 摘要：转型经济学（或称转轨经济学、过渡经济学），是指一种研究如何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经济学理论。20世纪80年代，包括前苏联、东欧和中国在内的30多个国家开始的经济体制转型。以前苏联和东欧为代表的激进式变革与以中国为代表的渐进式变革，取得不同的经济绩效，形成巨大反差。 关键词：转型经济渐进式演化激进式变革制度变迁 一引言 转型经济学是指一种研究如何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经济学理论。20世纪90年代以来迅速发展的转型经济学主要是指具有共同研究主题和追求目标的一些理论文献以及撰写这些文献的经济学家(盛洪，1996)。目前，关于转型经济还没有完整的理论体系，也很难说谁是转型经济学家，因为还没有专门从事这一理论研究的人。关于其理论体系，我们只能从现在构成这一经济学流派的一些理论文献，以及撰写这些文献的经济学家的文献、研究思路来寻找一条线索，理清其脉络。本文首先介绍转型经济学的内涵，然后简述一下各个学派关于转型经济的理论要点，最后简要回顾中国经济奇迹并作以简要评述。 二转型内涵 关于转型概念的理解，比较经典与普遍的定义是热若尔·罗兰的表述：转型即一种大规模的制度变迁过程或者说经济体制模式的转换。从目前国内的文献来看，从三个层面上使用转型的概念：第一种含义是从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第二种含义是在包括了第一种含义外，还包括那些过去实行广泛管制的经济向自由市场经济转型；第三钟含义是在前两种理解基础上还包括了所有发展中国家促进经济市场化，实现经济发展的过程。 实际上许多人把转型经济学看作制度经济学的一个分支的原因正是由于把转型理解成为一种制度的变迁过程，只是描述了转型的一般的特点。不错，转型的确主要是一个制度变迁的过程，但转型还有其本身的特殊性，而这些特殊性仅依靠制度变迁是不能够真实的描述，更别说来解决这些问题。鉴于以上理论实践中三个层面使用转型概念的事实，笔者个人比较赞成转型的第一种含义，即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当然，后两种转型概念的理解当然没错，但关键是其不符合概念提出的历史与逻辑的一致性，更不适合建立新的独立的研究学科。对于第二种理解，放松政府管制，实行经济自由化，其实这在传统的主流经济学框架内可以得到解释；对于第三种发展经济学范畴内使用的转型概念，现有的发展经济学就有了相应的解答与分析框架。转型（或者转轨、过渡）概念的提出应该来说主要发源于二十世纪上半期全球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计划经济实践中遇到困难并探索其解决办法的历史事实。 三几种转型理论范式 20世纪80年代末，包括前苏联、东欧国家和中国在内的30多个国家开始了从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JosephE.Stiglitz)将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一起称之为“二十世纪两项最伟大的经济实验”。毫无疑问，这场涉及多达15亿人口的重大变革吸引了全世界学者的目光，他们应用新古典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信息经济学、演化经济学以及比较经济学等最前沿的理论成果从不同侧面对这一变革加以研究。在短短的十几年里，相关文献数量迅猛增长，从而在主流经济学中赢得了巩固的学术地位，并且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催生出了一门新的学科—转型经济学，来专门研究如何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 1、主流经济学的激进主义转型理论 新古典经济学是对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理论的系统化。按照新古典理论的理解，市场机制不过是资源配置的工具，其核心是供求和价格的相互作用。在转型之初，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的华盛顿共识在转型经济理论和政策研究中占据统治地位。根据华盛顿共识：严厉的需求紧缩，加上放松管制、贸易自由化和私有化，就可以推动经济增长。因此，向市场经济
奥地利学派的方法论[1]
奥地利学派的方法论及其在当代经济 科学中的意义及问题 韦森? （一） 随着1974年纪念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哈耶克（Friedrich A. von Hayek）于1991年的逝世，“奥地利经济学派”基本上已成了的一个历史名称，然而，奥地利学派经济思想家的理论贡献，却永远留在人类的存量知识之中了。正如哈耶克（Hayek, 1967，见中译本，第215页）本人所言：“自立门户的奥地利学派虽已不存在，但我相信仍然存在着一种独特的奥地利传统，我们可以期待这一传统有朝一日会为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做出许多贡献，它所开启的道路的丰富内涵，仍然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对于某些任务，仍然可以利用它来取得一些贡献。”从哈耶克的这一评论中，我们可以看出，尽管奥地利经济学目前已成了经济思想史上的一个历史术语，但这并不意味着其思想方法和理论洞识已失去了当代意义。 在经济学说史上，奥地利经济学派的出现应该说始于门格尔（Carl Menger）《经济学原理》一书于1871年的出版。接着，庞巴维克（Eugen von B?hm-Bawerk——门格尔德学生）和维塞尔（Friedrich von Wieser）与门格尔一起，创立了第一代奥地利经济学。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奥地利学派的第二代传人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庞巴维克的学生）、迈耶（Hans Meyer——维塞尔的学生）与哈耶克、哈伯勒（Gottfried Haberler）、马克卢普（Fritz Machlup）、莫根斯坦（Oskar Morgenstern）、以及罗森斯坦－罗丹（Paul N. Rosentein-Rodan）等一大批学者一起，出版和发表了大量著作，从而把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推向了鼎盛期。二次战后，尤其是20世纪60－70年代之后，奥地利经济学派的一些理论观点逐渐被新古典主流经济学所吸纳和融合起来了，随之奥地利学派的理论主张也逐渐模糊起来，于是就有了哈耶克的“自立门户的奥地利学派虽已不复存在”说。尽管如此，在20世纪60－70年代后，仍有Israel Kirzner（米塞斯的关门弟子），E. Streissller, Ludwig Lachmann, Murray N. Rothbard, ?澳大利亚莫纳斯大学经济学院的孙广振教授详细地阅读过拙文，并作为国际上的奥地利学派的研究专家之一对拙文做出了许多有益的评论，澄清了一些笔者对奥地利学派的一些误识。这里谨志谢忱。当然，文中现有的任何纰漏将由笔者自己负责。
基于新剑桥学派观点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分析
《金融学说史》课程论文题目新剑桥学派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分析和启示 院( 系) 经济管理学院 专业名称金融学 年级班级金融一班 学生姓名高彩华 指导教师郭明杰 2015年10月
新剑桥学派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分析和启示 摘要:新剑桥学派的一个最重要的特点是把经济增长同收入分配关系紧密结合 在一起，着重考察随着经济增长分配结构如何变化，同时研究决定这种变动趋势的基本因素。目前，我国收入差距问题日益严重，尤其是群体间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已成为导致我国贫富差距呈现出两极分化的重要原因。新剑桥学派从劳资双方的角度探究分配问题，并将分配问题放于经济增长中进行分析。借助新剑桥学派理论，从投资率的角度来检视中国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原因，在此基础上探索相应的解决措施，以期对解决我国收入差距问题有新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增长变化措施 一、新剑桥学派的主要观点 新剑桥学派是现代凯恩斯主义的另一个重要分支。在理解和继承凯恩斯主义的过程中，该派提出了与新古典综合派相对立的观点，试图在否定新古典综合派的基础上，重新恢复李嘉图的传统，建立一个以客观价值理论为基础，以分配理论为中心的理论体系。并以此为根据，探讨和制定新的社会政策，以改变资本主义现存在分配制度来调节失业与通货膨胀的矛盾、在凯恩斯主义形成之前，新古典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曾先后在英国剑桥大学长期任教，因此新古典学派又称"剑桥学派"。 新剑桥学派的主要理论有： (一)分配理论 新建桥学派的分配理论建立在价值理论基础之上，假设社会只存在工人和资本家两个阶级，纯产品在两个阶级中被划分为工资和利润，则工资和利润的关系可表示为:r = R( 1 － w)式中: r—利润率R—纯产品对生产资料的比率w—纯产品中支付工资的比例部分。根据这一公式，他们得出以下结论: r 的大小与纯产品中支付工资的部分 w 成反比，即国民收入为一定量的情况下，工资和利润之间是一种此消彼长的反方向变动关系; 另外，利润率( 或工资和利润的份额) 与生产技术的物质条件直接相关，因为纯产品中支付工资的部分( 即雇佣劳动力的多少) 和纯产品对生产资料的比( 生产资料的生产率) 都代表一定的生产技术物质装备所达到的水平。上述分配格局的形成具有客观的物质基础。一方面利润( 纯资本收入) 是资本家凭借占有权而取得的非劳动收入，它取决于历史上形成的财产占有制度; 另一方面，工资是工人通过出卖劳动力而获得的报酬。按照表现形式，工资可以分为货币工资与实际工资，前者取决于某些外生变量( 如历史工资水平、劳资双方议价力量的对比等) ，而后者则与利润率、商品、货币流量以及价格水平等因素有关。虽然货币工资可以不依赖实际工资而自行变动，但是其变动却可以反过来影响实际工资: 当货币工资上升时，它会推动成本上升，进而物价上涨，最终导致实际工资下降。通过对比劳资双方的实力，新剑桥学派提出资本主义分配格局是显失公平与合理的。由于他们坚持对资本主义分配制度进行批判，因此被称为左派的经济学。 (二)增长理论
应用文-奥地利经济学派
奥地利经济学派 '一般认为，奥地利 学派的形成始于1871年卡尔·门格尔(Carl Menger)《经济学原理》的 。当时还是个公务员的门格尔也因此书而成为维也纳大学的一名青年教师。经担任数年鲁道夫（Rudolph）王储的私人教师和旅伴后，他被任命为维也纳大学的教授。两位更年轻的经济学家，欧根·冯·庞巴维克（Eugen von Bǒhm-Bawerk）和弗里德里克·冯·维塞尔（Friedrich von Wieser）虽非门格尔的学生，却成为门格尔这本成名之作新观点的热情支持者。在19世纪80年代，由于这两位追随者和门格尔一些学生不遗余力 ，特别是由于门格尔本人发表了一本有关方法论的著作，门格尔及其追随者的观点引起了国际经济学界的重视。至此，奥地利学派已成为一个公认的实体。庞巴维克和维塞尔的一些著作被译成了 ；1890年《美国 及 科学学会年刊》的编辑们一再要求庞巴维克撰文阐述这一新学派的思想。下文力求对奥地利学派的历史作简要回顾，着重介绍（1）该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2）该学派的核心观点；（3）该学派及其观点与其他主要经济学流派之间的关系；（4）目前与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有关系的各种学说及观念。 奥地利学派奠基人 在经济思想史上，门格尔1871年的著作与杰文斯（Jevons）1871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和瓦尔拉（Walras）1874年发表的《纯政治经济学要义》，都被认为是“边际主义革命”的主要组成部分。在多数情况下，思想史学家所强调的，是门格尔著作中与杰文斯和瓦尔拉相同的一些特征。近年来，特别是W·贾菲（W．Jaffé，1976年）的发表后，学术界的注意力开始转向门格尔思想中与他同代人不同之处。一系列最新的研究，如W·格拉斯尔（W．Grassl）和B·史密斯（B.Smith），（1986年），则将门格尔及早期奥地利经济学家的独特思想与19世纪后期奥地利更为广阔的思潮和 思想 起来了。 门格尔著作的锋芒所向毫不含糊。他的《原理》着力于重建经济科学的基础，即在保留经济学抽象与理论特色的同时，对价值与价格提出一种与古典派学说截然相反的理解。古典派经济学家们认为，价值受以往资源成本的支配；门格尔则认为，价值是对今后满足消费者需要的实用性的判断。门格尔的著作虽是奉献给德国和奥地利说德语的学术界的，但它在方法、风格乃至本质上，都与当时德国各大学的研究大相径庭。后者的研究虽也尖锐批评古典经济学，但它抨击的是其理论特征，其主张主要是历史分析的研究方法。在门格尔著作发表时，以古斯塔夫·施穆勒（Gustav Schmoller）为首的新历史学派正开始取代以罗雪尔（Rosoher）、克尼斯（Knies）和希尔德布兰德（Hildebrand）为首的旧历史学派。年方31岁的奥地利公务员门格尔显得小心翼翼，尽量不与德国经济学界冲撞。事实上，他以“恭敬之心”将《原理》一书题献给罗雪尔，并“作为一个奥地利伙伴的友好问候以及作为对德国慷慨恩赐我们奥地利人以科学启迪的菲薄报答……”（门格尔，1871年，前言）。门格尔显然希望人们会认为他的理论创新证实了德国学者从历史研究中得出的结论，献出一种新的经济学以取代备受怀疑的英国正统古典学说。 但门格尔注定要大失所望。德国经济学家对他的著作不屑一顾。即便一些德语学术刊物注意到它，也是或被完全曲解，或被一笔带过。在《原理》出版后整整10年中，门格尔完全是孤立的；当时不存在什么奥地利“学派”。19世纪80年代，当庞巴维克和维塞尔热情洋溢的著作开始问世时，这一新学说虽被冠以“奥地利学派”的称号，但与其说是一种尊称，倒
制度经济学三大流派的比较与评析
制度经济学三大流派的比较与评析 一、制度主义的兴起及流派划分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之后，西方经济学在经济理论上陷入持久的危机，自19世纪70年代兴起后一直占统治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自发平衡的市场理论与经济现实严重脱节，正统经济学日益丧失解释力。造成这种脱节的主要原因来自于新古典经济学的两大缺陷，一是孤立的个人主义假设，一是完美的市场假设。在这样的假设之下，新古典经济学运用逻辑演绎的方法对有机的经济过程加以处理，随机和偶然因素被排除在分析体系之外，使得经济理论发展为一门类似于数学、物理学的学科。凯恩斯主义革命引入了一定的不确定性思想，然而其后的新古典综合派通过形式化处理凯恩斯的宏观分析方法，综合了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主义思想，却丢弃了凯恩斯关于风险、不确定性与预期等革命性的思想。并且，新古典综合的这种理论范式在后来很长时间里都作为经济学的主流得以保持与巩固，使得整个经济理论的根基并未有根本性的触动。（注：参阅贝尔和克里斯托尔主编《经济理论的危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制度经济学就是在批判传统经济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创始人凡勃仑综合了达尔文进化论、德国历史学派、美国早期实用主义的分析方法，对资本主义的历史与现实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从经济学、人类学、文化学、生物学等多种视角漫谈经济和社会问题，将经济分析的核心转向制度，形成了研究经济问题的制度主义方法。20世纪初，凡勃仑的制度分析曾在美国学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与争论。凡勃仑所开创的制度分析学派，在康芒斯那里得到进一步发展与光大。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制度经济学成为美国经济学界的一大学派，不仅成为经济学界的主要力量，也对政府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经济思想史上这一时期发生的这一事件被称为“制度主义运动”。 20世纪40年代，由于凯恩斯主义的兴起，制度学派及其他一些非主流学派被忽视，直到60年代，制度主义重新兴起。这一时期，出现了两个“新”制度经济学，分别是以加尔布雷斯、缪尔达尔等经济学家为代表的“Neo-institutional EC onomics”，及以科斯、诺斯等为代表的“New-institutional EC conomics”。为了区分这两支制度学派，国内一般将以加尔布雷斯等人为代表的制度学派称之为后制度经济学，而将以科斯等为代表的制度学派称为新制度经济学。也有学者提出新的分法，即根据其理论关联，将前者称为“新制度经济学”，而将后者称之为“新古典制度经济学”（注：参阅张林《两种新制度经济学：语义区分与理论渊源》，《经济学家》2001年第5期.）。考虑到新制度经济学的称谓已为大多数人所习惯，本文仍采用前一种分法，将这两支制度学派分别称为“后制度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 后制度经济学派较多地继承了早期制度学派传统。这一学派中的经济学家大多数都受过主流经济学的熏陶，但随着深入接触大量现实，对主流经济学的假设前提、研究方法产生不满，从而转向制度主义分析。最典型的是缪尔达尔，根据其学术信仰由新古典主义向制度主义的转变，有“老缪尔达尔”和“新缪尔达尔”之分。他们认为，正统经济学狭隘的方法论使得经济学变成了供经济学家玩乐的枯燥无味的游戏；毫不客气地批评正统经济学“缺乏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断定它是失败的，并且“在方法论的门堂的台阶上，这种失败就已经开始了”(May,Sellers,1988)。 新制度经济学则属于新自由主义思想中的一支，与早期的制度经济学的理论联系相对较少。新制度经济学同样把新古典经济学忽视的制度作为研究对象。在他们看来，最重要的且长期被新古典主义忽视的现实，就是交易成本的存在和制度的重要性，而忽视这些现实前提的经济学是没有生命力的。新制度经济学的开创者科斯尖锐地指出，新古典经济学不过是一堆工具，研究的是“没有躯体的血液循环”。他更在获诺贝尔奖时所作的演讲中对新古典主义
新剑桥学派的经济政策主张
新剑桥学派的经济政策主张 在经济政策主张方面，新剑桥学派既反对新古典综合派给资本主义经济开的药方，也反对货币主义者减少国家干预的主张。他们认为，新古典综合派提出的调节社会总需求和实行工资—物价管制的经济政策主张已经为实际经济生活证明是无效的；它们不但没有解决通货膨胀和失业问题，反而造成了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环境的污染和收入分配的进一步失调。对于货币主义者提出的减少政府的下预，听任市场机制发挥作用调节经济的主张，新剑桥学派认为，30年代的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已经证明，市场机制是—个效率极差的调节工具，因此，货币主义者的观点实质上是一种倒退。 新剑桥学派通过对收入分配、经济增长和停滞膨胀等问题的研究，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病症”得出了他们自己的看法。新剑桥学派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症结在于分配制度的不合理和收入分配的失调。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分配是在一部分人占有生产资料，另一部分人未占有生产资料这一历史形成的不合理的分配制度中进行的，现存社会的分配制度是造成收入分配不公平的原因，因此不能指望在现行制度下通过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来改变不合理的分配格局。并且，在现行制度下，经济增长本身是在收入分配失调的基础上进行的，因而经济增长丝毫不能改变这一分配格局，反而只会加剧收入分配不合理的程度。根据上述对资本主义社会“病症”的诊断、新剑桥学派的经济学家们得出结论，要医治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病，必须改革资本主义社会的收入分配制度。所以，新剑桥学派的经济政策主张的重点就是收入分配政策。 基于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并不能改变不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新剑桥学派提出，必须通过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实施一系列社会经济政策，才能改变现行的分配制度和收入分配不合理的格局。他们的主要政策主张有以下几项： (1)实行累进的税收制度来改变社会各阶层收入分配不均等的状况。累进的税收制度可以对高收入者课以重税，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一些收入不均等(尤其是收入水平太悬殊)的状况。 (2)实行高额的遗产税和赠与税，以便消除私人财产的大量集中．抑制社会食利者阶层收入的增加；同时政府还可以通过这一税收方式将所得到的财产用于社会公共目标和改善低收入贫困阶层的状况。 (3)通过政府的财政拨款对失业者进行培训，提高他们的文化程度和技术水平，以便使他们能有更多的就业机会，并能从事收入较高的技术性工作，从而拉平一些收入上的不均等状况。此外，国家可以通过预算给低收入水平的家庭以一定的生活补贴，增加他们的收入。 (4)制定适应经济稳定增长的财政政策，减少财政赤字，逐步平衡财政预算；并根据经济增长率来制定实际工资增长率的政策，以改变劳动者在经济增长过强中收入分配的相对份额向不利方向变化的趋势，从而在经济增长过程中逐渐扭转分配的不合理。 (5)实行进出口管制政策，利用国内资源的优势，发展出口产品的生产，以便为国内提供较多的工作岗位，增加国内的就业机会，降低失业率，提高劳动者的收入。 (6)政府运用财政预算中的盈余来购买私人公司的股票，把一部分公司股份的所有权从私人手中转移到国家手中，从而抑制食利者阶层的收入，增加低收入家庭的收入。 新剑桥学派虽然不像新古典综合派那样掩盖资本主义经济生活中的种种矛盾，粉饰资本主义社会的现状，而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某些弊病作了一定的分析和揭露，并提出了一些具有一定程度的可取之处的经济政策主张。但是，一方面新剑桥学派的这些政策主张对资产阶级政府来说是相当激进的，它需要对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某些方面动大手术，并要触及到相当大一部分大企业的利益，因此，迄今为止，新剑桥学派的政策主张从未被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采纳和付诸实施。另一方面，在新剑桥学派看来，似乎只要考虑到收入分配问题，通过国家
奥地利经济学的重要价值
奥地利经济学的重要价值 熊彼德(Joseph Schumpeter)说过，经济学是“一辆满载的公共汽车，乘客都是些无法互相比较的利益和能力”。也就是说，经济学家都是些语无伦次的没用家伙；从他们的声誉来看也的确如此。不过，这样说未免有点而不公平，因为经济学家面对的是物质世界中最复杂的问题。 假设你对市场一无所知，请问：如何分配社会中稀缺的物质和智力资源，才能够达到下面的要求：代价要最小，每个人都要能发挥自己的才能，每个消费者的需要和品位都要有保障，还要鼓励技术革新、发明创造和社会进步；还有一点，这种状态必须能保持下去。 这是个值得学者思考的问题，努力做出回答的人也自然值得尊重。然而问题在于，主流经济学家使用的方法和行动的人(acting m an)没多少联系，因此他们难以得到符合实际的结论。显然，这样的方法是有问题的。 早在古希腊时代，经济学的中心问题就引起了伟大学者的关注。到现在，经济思想已经分化为许多派系：凯恩斯学派、后凯恩斯学派、新凯恩斯学派、古典学派、新古典学派(又叫理性预期学派)、货币主义学派、芝加哥公共选择派、弗吉尼亚公共选择派、实证主义学派、博弈理论学派、供给学派的各个分支，以及许多其他派别。 奥地利学派
奥地利学派也是一支经济学派，而且在许多方面不同于甚至优于其他学派。奥地利学派并不仅仅研究经济学，而是以自己独特的方法看待全部科学。其他学派主要依赖理想化的数学模型，他们希望指导政府改善社会；而奥地利学派的理论则更为现实，更具社会科学意义。 奥地利学派认为经济学是一种工具，其目的是理解人们通过的竞争与合作来满足需求、分配资源以及探索怎样建设繁荣社会的过程。根据奥地利学派的理论，企业家精神(entrepreneurship)是经济发展的关键动力；没有私有财产权就无法有效地使用资源；而政府干预市场的各种行为一般是破坏性的。 今天的奥地利学派是一支欣欣向荣的学派。在学术领域，数学思维的有效性已经遭到质疑；作为方法论的语言逻辑（verbal logic，这是奥地利经济学中非常重要的概念，意指和数学逻辑、符号逻辑不同的思维规则，奥地利学派认为数学逻辑和符号逻辑脱离了现实意义，不适用于社会科学，详细情况请参加Rothbard的Man, Economy and States——译注）正在复兴；面对一团糟的各种宏观经济理论，大家希望找到稳定的理论传统。在政策领域，神秘的、持续的经济周期、社会主义的崩溃、福利国家经历的挫折和居高不下的成本以及大政府模式的普遍失败，都凸现出奥地利学派与日俱增的魅力。 奥地利传统的亮点 自诞生以来，奥地利学派在120年间历经兴衰起伏。没有奥地利经济学，也就不会有20世纪初关于价格理论的论战，不会有20世纪
奥地利国家情况
奥地利 经济概况 奥地利地处欧洲中部，是高度发达的工业国，市场经济发展完善，生活水平很高，和德国等欧盟国家经济联系密切。其经济体系包括庞大的服务业、成熟的工业及规模有限但高度发达的农业。奥地利出口贸易发展良好，就业市场十分稳定。 奥地利矿产资源主要有石墨、镁、褐煤、铁、石油、天然气等。森林、水力资源丰富，森林覆盖率46.3%。奥地利工业体系完整，产值占GDP一半左右。主要工业部门有化工、环保、机械电子工程、钢铁、机械制造、采矿、电子和汽车发动机制造等。奥地利农牧业以和林业都很发达，有林场400万公顷，且机械化程度高，主要农产品自给有余。奥地利风景秀丽，旅游业十分发达。游客主要来自德国、荷兰、英国、瑞士和意大利等国。 外贸在奥地利经济中占重要地位。主要出口机械、钢铁、造纸、交通工具、木材加工和家具、工业半制成品和制成品；进口能源、燃料、机械、汽车以及初加工产品和工业制成品。 年度经济分析与展望 受国际经济危机影响，奥地利经济增长减缓，出口下降，失业率上升,但主要经济指标仍好于欧盟平均水平。2009年经济出现3.6%的负增长，政府财政赤字达GNP的3.4%。危机爆发后，奥地利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消费刺激措施，包括大规模减税计划和新车购买补贴；还推行减少工时政策避免大规模裁员，控制失业率在5%以内；对银行和保险等受挫较大的本国优势产业提供援助，并收购了奥地利第六大银行HGAA。当前世界经济局势有所好转，奥地利也借机进行经济结构重组，发展知识型实体经济，预计将在2010年摆脱经济衰退的阴影，恢复接近1%的增长。 投资机会 奥地利工业发展及投资潜力集中在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业，除了钢铁、机械、车辆以及精密仪器工艺以外，还拥有先进的环保工业，如空气、水污染防治技术及垃圾处理设施等。除研发能力和专业技能先进的工业外，奥地利以金融和保险为主的服务业也十分发达。外资企业纷纷投资或收购奥地利企业，目的就是吸取其先进的经验和技术，或是利用其战略位置向周边国家拓展。 奥地利的外资投入主要集中在化工产业、塑料业、汽车业、机械工程业、机械电子工程业、电子工业、生命科学、电信业、旅游业、金融业和环保业等领域。 塑料业：化工产业及塑料业是奥地利的主导产业，约占工业总产值的11%。目前塑料工业的全球年增幅量超过5%，奥地利塑料工业市场更是蒸蒸日上，每年仅聚乙烯和聚丙烯的出口就达一亿吨。
二战前后六位经济学家的货币理论
二战前后六位经济学家的货币理论保险061 辛秋实 10060148 米塞斯的货币理论 米塞斯的基本成就是,把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和其他边际主义者建立的边际效用理论应用于货币需求和货币的价值或价格,而边际效用理论本来是为了解释消费者需求和市场价格而建立起来的。从此,货币理论不再与个人行为和效用、供给、需求和价格的一般经济理论分离,也不再孤立地存在于“流通速度”、“物价水平”和“交易方程式”的内容之中。 在把供求分析应用于货币时,米塞斯采用了威克斯蒂德的概念,供给是特定时刻一种商品的总存量,需求是增加和持有现金余额的总市场需求,源于不同数量的货币在市场参与者的价值刻度上的排序。威克斯蒂德的概念尤其适用于货币的理由是,第一,货币供给,要么在金本位制下与当前生产相比极其持久,要么由市场之外的政府权威决定,第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在市场上人们渴望的众多商品中,惟有货币不是为了消费而获取的商品,而是为了日后交换而持有的商品。因此,“需要持有”成了适用于分析货币功能的概念,因为为了日后出售而持有恰恰是货币独有的显著功能。米塞斯还能够解释对现金余额的需求,将其解释为每个人的序数价值刻度上边际效用的结果。在米塞斯的分析中,他以他的奥地利同事Franz Cuhel的见解为基 础,发展了严格序数的边际效用,彻底清除了效用可度量的错误假设。 熊彼特的货币理论 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有其独特的一面,这种独特性首先表现在基本概念的定义上。熊彼特认为,经济增长“就是指连续发生的经济事实的变动,其意义就是每一单位时间的增多或减少,能够被经济体系所吸收而不会受到干扰”。它主要是一种
数量上的变化,“没有产生在质上是新的现象,而是同一种适应过程,象在自然数据中的变化一样。”而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可以定义为执行新的组合”,也就是创新。创新包括五种情况,,1,采用一种新产品——也就是消费者还不熟悉的产品,或一种产品的一种新的特性,,2,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法,,3,开辟一个新市场,,4,控制或掠取了新的原材料供应来源,,5,实现任何一种工业的新的组织,比如造成一种垄断地位或打破一种垄断地位。在这种意义上,“发展主要在于用不同的方式去使用现有的资源,利用这些资源去做新的事情,而不问这些资源的增加与否”。经济发展“就其本质而言,在于对现存劳力及土地的服务以不同方式加以利用”。同时,熊彼特强调,经济发展是从内部自行发生的变化。 关于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熊彼特认为,经济增长的出现“常常是我们所谓的发展的一个条件。但即使它们常常使得我们所谓的发展成为可能,可是它们并不从自己身上来创造这种发展”。可见,虽 然在概念涵义的界定方面,熊彼特的观点与现代发展理论家有所不同,但关于增长与发展关系的说明已非常一致了。 伯南克的货币理论 伯南克的成名之作,是《金融危机之非货币因素如何加剧大萧条之蔓延》,发表于1983年6月号的《美国经济评论》。透彻理解大萧条,是伯南克长期为之着迷的重要课题。他说,“理解大萧条是经济学者一直梦寐以求的高远理想。大萧条不仅催生了宏观经济学,让它成为一门独立独特的学问,而且1930年代的经验依然深深影响着经济学者的信念、政策建议和研究策略。此影响究竟有多么深远,我们还没有完全掌握。撇开实际运用价值不谈,解释1930年代颠覆全世界的大萧条,依然是我们面临的巨大学术和知识挑战,令人激动不已。”
经济学理论的各个学派
文档收集于互联网，已重新整理排版.word版本可编辑，有帮助欢 迎下载支持. 第二节经济学理论的各个学派 经济学是关于分工与合作及英变化规律的科学。人及人类社会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涉及众多的变量因素，而且务个变量之间往往呈现出非线性的函数关系。为了简化研究程序，经济学研究需要进行一些主观假设。或者，把个别重要的主导变量提取出来进行独立分析。根据主导变量的不同，站在不同的观察角度、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就区分为不同的经济学理论派别。 一、供给学派与需求学派 “萨伊泄律”主张供给创造需求，认为生产、分配、交换只是手段，消费才是目的，生产引起了需求。詹姆斯?穆勒说明了生 产者是为求达到消费目的，形成对其他商品的需求才进行生产性的劳动，至于为何创造了“自己的需求” ？因为在商品的流通过程中，生产者的生产引起了对其他生产者的商品需求，整个经济体系也就达到循环，某一数量商品的供给也就带动了对相同数量商品的需求。 凯恩思主义认为是需求带动了供给，总需求的减少是经济衰退的主要原因，宏观的经济趋向会制约个人的特左行为，维持整体经济活动数据平衡的措施可以在宏观上平衡供给和需求，因此建立在凯恩斯理论基础上的经济学理论被称为宏观经济学，以与注重研究个人行为的微观经济学相区别。 事实上，在经济运行过程中，供给与需求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两者互为前提，相互促进、相互矛盾。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时期和不同的经济条件下，供给与需求分别占主导作用，分别处于支配地位。 二、重商主义、重农主义与重实业主义 究竟是什么领域在生产社会财富？不同的价值理论因英理论出发点不同可分为重商主义、重实业主义、重农主义。
文档收集于互联网，已重新整理排版.word版本可编辑，有帮助欢迎下载支持. 重商主义者认为：只有可以实现为货币的东四才是财富；生产只是创造财富的先决条件，必须尽力鼓励和发展这个先决条件：流通领域（即商品变为货币的领域）是财富的直接源泉：金银即货币是财富的唯一形态，除了开采金银矿藏之外，只有对外贸易才是货币财富的真正源泉，从而把财富和利润全部归结为流通过程的产物。重商主义来源于封建社会末期，自然经济开始解体，商品货币日益发展，城乡资本主义逐渐成长，整个社会在经济上、政治上和思想上不断向商业资本倾斜，从而产生“重商主义”的政策和学说。 “重实业主义”者从交换的等价性原则“推导”出流通领域不生产价值和使用价值这么一个结论。他们认为在充分自由的竞争条件下，商品交换是按照等价原则进行的，既然交换是等价的，那么流通领域就不可能是财富的源泉。萬资本主义的发展改变了生产和流通的关系：流通过程变为再生产过程的一个环肖。这时必须对重商主义重新考察，理论研究的出发点也跟着从流通领域逐渐转移到生产领域。另一方而，由于推行重商主义政策，严重地损害了农民的利益，使农业日益衰落，工商业的发展也受到阻碍。这时，人们开始怀疑“重商主义”的政策和学说，于是就形成了 "重实业主义”。 “重农主义”是“重实业主义”的原始表现。重农学派认为：商业丝亳不能创造财富；金银本身不是财富，除非用来交换到生活资料；商人是货币财富的代表，他既剥削卖者，又剥削买者，破坏了交换的等价性。重农学派的代表魁奈以生产费用论为依据，力图证明只有农业劳动才是生产性劳动，只有农业部门才是生产性部门，农业是财富的唯一源泉，工业劳动不是生产性劳动，工业不是财富的源泉。 事实上，价值的大小取决于主体的品质特性、客体的品质特性与介体的品质特性三个方面（即价值决定三要素），所有能够文档收集于互联网，已重新整理排版.word版本可编辑，有帮助欢迎下载支持. 行为，却对供给产生持久的破坏作用。因此，政府过多地干预经济对国民经济有害而无益。
新剑桥学派对“停滞膨胀”的解释
新剑桥学派对“停滞膨胀”的解释 新剑桥学派在解释停滞膨胀的原因时认为，必须抛弃物价水平仅取决于货币数量的传统理论，回到凯恩斯关于物价水平主要受货币工资率支配的论断上来。他们从区分商品市场类型或不同类别的经济部门着手，结合价格形成中的垄断因素，货币工资谈判中的阶级冲突因素，来说明通货膨胀的原因，进而解释停滞膨胀现象。 卡尔多将经济生活的部门区分为三类：初级部门，它为工业提供不可缺少的基本供应品，如食物、燃料和基本原料；第二级部门，它将原料加工为成品以供投资或消费之用；第三级部门，它提供辅助其他部门的各种服务(如运输或销售，或各种专门技术)，以及提供欣赏的不是辅助其他部门的服务〔如戏剧演出)。卡尔多认为，第三级部门是决不可能发生重大问题的，但是，初级部门和第二级部门(工业部门)却都很可能成为通货膨胀的根源。根据卡尔多的看法，“持续和稳定的经济发展要求这两个部门的产量的增加应符合必要的相互关系——这就是说，可出售的农矿产品产量的增加，应该和需求的增加相一致。这种需求的增加又是反映第二级(以及第三级)部门的增长的。1但是，“从技术观点看，不能保证由节约土地的革新所推动的初级生产的增长率，正好符合第二级和第三级部门的生产和收入的增加所要求的增长率。”2这也就是说，如果初级部门产量的增长和工业制造业部门生产的增长之间出现比例失调的话，就有可能导致经济生活中出现停滞膨胀。 卡尔多认为，不同类型生产部门的产品价格决定是通过不同的经济机制进行的： (1)在初级生产领域中，对个别生产者和消费者来说，市场价格是既定的，价格是以亚当·斯密所描述的传统方式，直接响应市场供求关系的压力而变化的，价格变动是调节未来生产和消费的“信号”。 (2)在工业部门中，至少是在大部分生产集中在大公司手中的现代工业社会中，制造品的价格是被“管理”的，也就是说由生产者自己确定的；生产对需求变动的调节是通过库存调节机制进行的，与价格无关；商品积存时，就减少生产，库存减少时则增加生产。工业制造品的这种“管理”价格，不是由市场而是由生产成本决定的，具体地说，是根据“完全成本原则”和“垄断程度原则”来决定的，即在直接的劳动和原料成本上．加上按工厂的标准开工率计算出来的一般管理费和折旧费，再在这两种成本之上加上一个纯利润。按照这种方式决定的价格，对需求的反应不是非常敏感的，但对成本的变化(如工资和原料价格)却能作出迅速的反应。 根据以上分析，卡多尔得出一个“基本的命题”：从世界经济范围来看，“农矿产品价格的任何巨大变动——不论它对初级生产者是有利还是不利——对工业活动往往起抑制作用。”3其原因在于： (1)初级部门的农矿产品价格下降时，虽然有可能刺激工业部门吸收更多的初级产品，同时由于食物价格的下降会使工人的实际工资有所提高，从而有可能因此而增加了对工业制成品的需求。但是，由于贸易条件(初级产品和制造品两类价格或两类总价格水平的比率)在农矿产品价格下降时对初级部门生产者极为不利，所以就将减少初级部门生产者对工业制成品的有效需求，结果势必是抵消了农矿产品价格厂降所带来的对工业制成品的需求而有余， 1尼·卡尔多：“世界经济中的通货膨胀和衰退”，载《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一辑，商务印书馆1979 年版，第322页。 2同上。 3尼·卡尔多：“世界经济中的通货膨胀和衰退”，载《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一辑，商务印书馆1979 年版，第3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