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问题的意义_王晓明的文学批评
当代批评家论·王晓明的文学批评
王光明 讲述问题的意义
——王晓明的文学批评
张 柠 文学批评与文化批评
范家进 “厚障壁”的扣击者
——我看王晓明的批评
王晓明 陈思和
知识分子的新文化传统与当代立场
王晓明作品目录
讲述问题的意义
——王晓明的文学批评
○王光明
近20年中国文学批评的恢复与重建,革命与创新,既是一个演示生机和深入拓展的过程,又是一个危机四伏和历史的后遗症日渐浮现的过程。它让人想起五四那场轰轰烈烈的革命,那样亢奋又那样颓唐,那样提出了成堆的问题又留下了更多的问题。它最大的特点是拨乱反正、众声喧哗、文化借贷,而不是沉思默想、求索和创造。这是一个话语生产过剩的时代,又是一个匮乏、“失语”的时代:它从思想解放运动的先锋,到如今批评危机感的普遍认同,固然有着极其复杂的社会原因,也未尝不是前进中的困顿,但难道不也更醒目地昭示出批评“内里”的问题?
作为一个受惠也受限于这个时代的批评家,王晓明自然也未能逃脱这种历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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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化”。尽管他是同时代批评家中少有几个建立了自己的批评点,并呈现出个人话语风格的批评家之一,但他也同样被“陷于穷途的强烈感觉”所围困,悲壮地重复鲁迅“在刺丛里姑且走走”的真理 。这不免使人感慨,然而更让人深思:我们的批评为什么越来越困顿?我们陷入了怎样的“穷途”?是否有走出困境的道路?
唯其王晓明是一个具有自觉自省精神,且有突出成绩的批评家,他的求索与困惑具有相当的代表性,我们对他的谈论便显得必要和有意义。
提问题的批评家
说王晓明是我们同代人中一个自觉的批评家,当然首先在于他的批评写作表现出一些绝非无关重要的现象:诸如他几乎不写趋时应景的评论;不喜欢介入文人小圈子的活动,保持适当的距离以便坚持批评的独立性;文章有学院派的庄重、严谨而绝非兴之所至的印象与发挥,等等。但更重要的,还是他更关心文学现象中始终纠缠着20世纪中国作家的问题,而不像一些批评家那样在尚未区分真正的创新还是毫无意义的变动的情况下,就匆匆为每一部新作送上廉价的颂词。我觉得这里体现了一个严肃批评家的眼光与品格。因为在一个过渡的、茫然不知所措的、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问题才是历史与现实的网结,只有提出真正的问题和掘入问题的核心,才算承担起了澄清混乱和纠正鉴赏趣味的批评使命。而王晓明的批评,正是从现实与历史的提问开始的。他写得最早的批评著作《沙汀艾芜的小说世界》(该是他的硕士论文吧),所提出的,其实就是80年代初文学批评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当粗疏武断的庸俗社会学批评日渐被人们鄙弃时,怎样面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具体语境?是以纯审美的眼光探究人性“永恒的奥秘”,或是用热门的“新方法”去分割文学现象,还是“首先对准他们承受的历史和现实重负,对准社会要求和他们艺术才能之间的持续碰撞” ?
王晓明选择与实践的是后者,他对沙汀、艾芜小说的研究,探讨的就是时代、社会与作家个性的复杂关系。他抽丝剥茧般地梳理了沙汀和艾芜极不相同的艺术个性,对他们与时代那种迎迎拒拒的关系,作了深入的剖析。其中的许多见解,显然不是书斋里的“研究”所能得出的,而是自我生存体验与对象神交的结果。这样说,丝毫没有贬抑作者的“学术性”的意思。相反,我始终认为学问家未必能胜任真正的文学研究与批评,因为后者不能没有个人经验、感觉和想象的“激活”。而王晓明,正是由于他对自我生存体验与阅读感受的忠实,使他突破了庸俗社会学批评的僵化体制,锲入到了有时候连作家自己也未必意识到的自我世界,建立起了心理——文化批评的话语据点,从而“逼”出了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中被历史与现实所遮蔽的重要问题:作家的“创作心理障碍”。
所谓“创作心理障碍”,就是妨碍作家创作诉求的心理阻力。不过,王晓明更关心的,似乎不是具体作品创作中人物、意象与自我、集体原型及语言等互相渗透、交织纠缠的状态,而是“传统意识和严酷现实的双重压力”对主体造成的心理变形和个性扭曲。他通过鲁迅“双驾马车的倾覆”,分析了个人艺术激情与社会的启蒙责任感的矛盾,如何生成一种自我压抑甚至“自我阉割”的力量;通过茅盾小说创作对于时代观念的“追赶”,发现了“传统的济世意识在现代中国的变质”。他觉得张天翼小说“过于明晰的世界”是受了简单理念的影响;而高晓声和“寻根派”作家,则是被严酷的生存环境剥夺了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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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感受转换为艺术和美的能力。更不用说那个始终纠缠张贤亮写作的那个“鬼魂的影子”了,它不仅驱使作家有意无意地歪曲真实的生存感受,而且把“情绪记忆”强行纳入了一种以“赞美”女性来自我排解的叙事模式。王晓明认为,这种扭曲、变形的力量,不仅生产了主流作家的创作悲剧,也征服了各种精神上、艺术上的“边城”:沈从文独特文体的消失,便是一个典型的事例。经由这些有代表性的作家“心理障碍”的分析,王晓明敞开了20世纪中国作家的创作悲剧和心灵悲剧。
的确,《潜流与漩涡》是“十二幅艺术创造力的萎缩图”。它触及到了本世纪中国作家心灵世界里真正的梦魇:“或者是出于各种理智的考虑而压抑自己的艺术激情,内心发生深刻的分裂;或者是遭受不同的环境压力而泯灭内心的激情,心灵变得空空荡荡;当然,更多的情形是两者兼备,在主观错觉和外部压力的双重作用下,一步步丧失艺术创造的活力。” 读到这个结论时我曾心里“格登”一下,下意识般地联想到黄仁宇分析明末社会悲剧的历史著作《万历十五年》,那是一本剖析体制之痛的好书,而王晓明,则让我们强烈感受到现代中国的精神放逐和无根之伤。
在我看来,王晓明的许多判断与议论(甚至包括“知识分子精神退化的大悲剧”这样他最重要的结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揭示了现代中国作家在时代“漩涡”中沉浮、挣扎的“心灵历程”。在这方面,做得最好的,自然是对鲁迅的研究与批评:它的价值远远不止于通过鲁迅芜杂、虚无的一面,揭示了贯穿鲁迅一生的自我矛盾,从而还“圣人”的鲁迅为一个“真人”的鲁迅。更在于王晓明经由鲁迅生活经历和创作道路的个人读解,严峻展示了20世纪中国作家人生和艺术中难以承受与“无法直面”的方面,把他们的时代之痛、时间之伤和精神痼疾醒目地摆进了现代中国文学的研究课题:
看到他那样固执地拒绝品尝悲观主义的苦酒,不是用理想主义来
代替它,就是用虚无主义来冲淡它;
看到他那样依赖身外的精神价值,
总是不断去寻找集体性的社会和政
治思想,来充作自己的生存依据;看
到他那样注重现实功利,几乎凡事
都以它为重,很少有超越现实的兴
趣和愿望;看到他那样害怕作社会
的旁观者和边缘人,一旦发现自己
被挤到了旁观席上,就不自觉地想
要重返中心——我才真正明白了,
他身上的文人性有多么深刻,在骨
子里,他其实还是一个文人,一个
孔墨和庄子的血缘后代。
自然,倘是全面评价鲁迅,我并不完全认同这一表面深刻其实大而空泛的结论。这个结论用词过大,对历史中个体的要求过于道德化。王晓明总希望鲁迅是一个十全十美的知识分子,而且必须是“俄国式”的 ;总希望鲁迅是“一个伟大的小说家”,而不是把他当作转型社会一个以语言来反抗权势、表达个人意识与苦闷的实践者。然而,若是从问题研究的角度,王晓明梳理出的“依赖身外的精神(?)价值”、“注重现实功利”和“害怕作社会的旁观者”的现象,又未尝不是本世纪中国作家的普遍痼疾:难道不正是这些因素作祟,导致了“济世”思想的变质,招来了“鬼魂”的影子?
王晓明最大的贡献,是穿越作家个人或集体经验的表象,敞开了本世纪历史现实的苦难和文化失真的悲剧,在作家心理上留下的“书写”痕迹,并探讨了这重重叠叠的“书写”,如何使许多作家形成了一种可怕的固定反应机制,让我们不由得要思考,知识分子对于民族危机的主动承担,他们的感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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忧国精神,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起了什么样的作用?他们怎样经由主角、“同路人”和“改造对象”的角色变化,转换为一种下意识里的恐惧(我很愿意使用“恐惧”这个词,回应王晓明所描述的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某种心理状态)?在我看来,王晓明后来与友人提出的两个具有广泛影响的问题,“重写文学史”和“人文精神的失落”,也是面对那种心理——文化痼疾的提问:前者,针对新文学历史描述中的“复写”现象,反思专业领域中的习惯思路;后者,有感于“整整几代人精神素质的持续恶化”而今尤甚这一局面,发出的情感抗议和匆忙作出的“临时”文化归类。
应该说,这些曾经引发过我们许多话题的问题,无论作家的“心理障碍”也好,文学史的“复写”现象也好,“人文精神的失落”也好,都还表现为一种文化姿态,一种精神和情感的诉求;是问题的提出,而不是问题的答案。然而,假如批评对自己时代的精神生活负有责任,假如文学批评家的存在意义是“澄清艺术作品和纠正鉴赏情趣”,我们将会由衷对这种执著提问的批评家表示钦敬。艾略特说:“我最感激的批评家是这样的批评家,他们能让我去看过去从未看到过的东西,或者只是被偏见蒙蔽着的眼睛去看的东西,他们让我直接面对这种东西,然后让我独自去进一步处理它。”
历史与自我的反思网络
当然,王晓明文学批评的意义,不仅仅因为他提出了重要问题,用这些问题聚合了梦魇一样纠缠着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矛盾和内心焦虑,还在于他始终执著地以个体生命的复杂,参与文学文本的读解,既把文学批评作为一种时代精神错觉和艺术偏见的解蔽活动,也把它作为自我反思和精神自救的生命实践活动。
王晓明的批评,从基本面貌上看,仍属于社会历史的文化批评范畴,但这不能说明任何问题,真能说明王晓明批评特点的东西,不是他批评的最终归类,而是他的批评方法和思维特点:不像那些体制化了的庸俗社会学批评,有一个先在的价值尺度和话语制高点,定下一个社会历史的阐述框架,然后依次进行作家作品思想艺术划分;而是将这种前设的做法后置,“先分析作品,再一步步推论出作家的心态,乃至普遍的文化心理” ,让其在终点上与历史现实的文化语境相遇。这种后置社会历史判断的分析方法最不可小觑:正是在这里,王晓明冲破了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威权,让批评主体的经验、意识和美学情趣得以释放,从而与作家的文本构成真正的对话关系,以对话中生成的思想意识,提问和质疑“历史”与权威的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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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面对个性与历史现实的复杂矛盾,以生命体验的影像编织的历史与自我的反思网络。王晓明所论列的作家:鲁迅、茅盾、沈从文、张天翼、高晓声、张贤亮、张辛欣、刘索拉、残雪、韩少功、郑义、阿城等,都是个人与现实社会关系的描写最直接、冲突也最紧张的作家。而他对这些作家的分析,也是牢牢抓住这种关系与紧张感不放。王晓明的论题,一般都比较庄重宏大,具有打捞“大鱼”的野心。他使用的批评词汇并不复杂且较口语化,关键词离不开历史/现实、精神/功利、个人/集体、情感/理性等,而与这些关键词相配搭的,是诸如这样的状词:“危机”、“障碍”、“退化”、“失落”等。它们被插入王晓明沉思性独白的抒情性批评话语中,形成了从问题到问题的,沉重、从容而又激越的讲述风格。典型如《批评的幻想》的开头,通过陈述(“人们不断地告诉我……”),佯装肯定(“我当然很愿意相信……也知道……”),经验式否定与文化联想推动反思(“可有的时候,我却禁不住又要怀疑………”、“分明还有……”、“相反,……”),抵达问题的深部。
这一切让我们看到了王晓明对个人与社会问题的关注,他对个人经验的看重和执拗寻思、辨识的气质。王晓明的论文和著作从不采用“拟客观”的陈述方式,而总是以自我与对象直接对话的方式出现。倘若不是一个急于澄清自我的感觉意识,而又时时为时代的大问题所纠缠的批评家,怕是不会这样每每把个人创作的心理问题,放到历史、文化问题中辨识,同时在批评话语中保持固定的自我参与姿态吧?
王晓明在谈及批评的文字中,屡屡说到自己和同代人的成长环境:对官版意识话语威权的厌恶,如何“唤醒”了他们“自我估价”和“自我探究”的冲动。这实际上向我们提示了后威权时代的批评背景:一代人的思想感情如何在“泯灭自我的深渊”里生成,又如何受着这种“深渊”的牵制。事实上王晓明的批评典型体现了80年代涌现的那代批评家共有的“生命体验的提取与张扬”的本质特征:对个性价值的关注,对自我确证的热望。 那痛苦人生经历换来的真实生存经验,和诞生于这种经验的批判、求索激情,以及难以被正统理念收容整编的感觉、意识,是他们阅读、思考的基础,也是他们向一切教条和“正史”提问的依据。然而,现在看来,那种“深渊”里的感受与经验是弥足珍贵的,但也未尝不是一种精神上的负担:想想五四时代多少因为压抑而向往文学的青年,后来却分别奔赴了游行的十字街头或躲进了象牙之塔;想想文革后那么多文学的弄潮儿,事过境迁之后竟成了“阔爷”的侍臣、股市的常客,或为生存而“写字”的人,当然还有朱学勤所说被学院体制的“四则运算”所除尽的人;你不禁要怀疑情感经验的可靠性:痛苦的经验和情感并非只通向文化共识与凝聚力,假如没有痛定思痛的深度阅读、辨识与追问,它们照样可以成为功利主义的润滑剂。或者,不加思索地接受现状;或者,沉醉于“革命”和“创新”的疯狂,闪避自我与现实问题的质询。
王晓明超出许多同代批评家之处,正在于努力通过自我经验对作家文本的“激活”,执著进行历史与自我的双重追问。不是“以选择性遗忘”或移情别恋的创新游戏,去摆脱梦魇的纠缠;而是通过梦魇的深度读解,向历史与自我提问,从而启发普遍的省思和自救意识。记得80年代末《上海文论》上有一篇扫描上海青年评论家的文章,写别人意气风发地发议论时,王晓明却在一言不发地思考怎样画上“点晴”的一笔。这个感觉挺准确,写出了王晓明不图新颖和热闹,抓住问题非探个究竟不肯罢休的沉思气质。不过,指出这一点也许更为重要:历史与自我的双重省思,决定了王晓明文学批评的方向——他以自己的深刻经验和思想困惑去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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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作家作品中的问题,既是为了澄清自己纷纭复杂的感觉,借机进行“自我反省”,更是要把“隐踞在文学之河的深处”的历史顽症“拉出水面” 。因此,无论是解读自我经验还是解读作家作品的得失,他都要在历史语境中寻找一个说法。
这种历史文化的执著解读,显示了王晓明直面人生的勇气,也给他的批评带来了可贵的真诚与深度。在不少理想的时刻,自我、对象、历史三者既互相激活又互相冲突,构成了弓弦紧张的对话关系。这迎迎拒拒,交涉纠缠的“对话”,形成了一个又一个的“问题结”,既引发人们探索与思考的欲望,也导向自我危机感的认同。不过,这“理想的时刻”,往往是王晓明紧紧抓住对象的具体个性来展示作家心灵历程的时刻。这时候,历史与现实才真是一种揿入血肉的变形的力量;批评主体的生存体验才转变成应和、对答、理解的因素,而不导向为解释历史的情感冲动。
思想“提升”与“大叙述”
然而王晓明似乎总是抑制不住自己用历史理性解说文学现象的冲动。即使在反省自我的“幻觉”时,也仍然认为:“人总是比照历史来理解现实的,倘说我确实错看了现实,那是不是因为我先已经错看了历史?我自己也是历史的产物,我会以怎样的心情去感受今天,正取决于我拥有怎样的昨天,不但是我个人的昨天,更是我所属的一代人的昨天,我的所有同代人的昨天,甚至整个社会的昨天。” 这种历史决定论的观念,不仅决定了王晓明现实与自我问题的提问方向,也影响到他知识背景的关注(王晓明曾说:“尽管在理智上非常向往那种纯粹的审美批评,平日里想得较多的,却是那些非文学的问题”;他还说:“我自己的书架,放在显眼处的,大多都是非文学的书籍,十年来读得最多的,也似乎都是文学以外的书。” )他对历史文化的普遍问题是那样充满兴趣,不仅情不自禁地把文学创作过程中的心理问题,转换为知识分子共同的精神问题,还要顺藤摸瓜找出古今中国文人的共同心态。你看看《潜流与漩涡》的章目,大部分都呈现为一个锐利而简明的结论(“现代中国最痛苦的灵魂”、“双驾马车的倾覆”、“‘乡下人’的文体与‘土绅士’的理想”、“过于明晰的世界”、“疲惫的心灵”等),明确的限制性修辞体现出批评家对读者的理性承诺。即使象《无法直面的人生》这样传记式作品,在它的结局,也忍不住要对中国的现代思想史进行评说。你再看看他的批评文体,无论具体话题与对象有多大的不同,大多在时间维度上展开辨析、追问(抒情性沉思常常伴有“我深深的震惊了”之类的惊呼),最后给出一个历史文化的结论。
然而王晓明批评的精采处,是他对问题的陈述,而非他给出的历史文化结论。他给出的最终结论,诸如鲁迅“骨子里还是一个文人,一个孔墨和庄子的血缘的后代” ,诸如“知识分子精神退化的大悲剧” ,以及他重读先秦典籍的“心得”,大多流于笼统浮泛,远不及他经由鲁迅理智与情感的矛盾,沈从文小说文体的形成与变化,张贤亮、高晓声小说中“叙事人”的分裂所剥离出的问题,那样能让别人认同,那样令人深思。看得出来,王晓明锐敏的感觉、冷峻而执拗的思考品格,他真切个人体验的主动回应,以及扎扎实实从文本细读入手的分析路线,把我们带入到了许多连作家自己也未察觉,或者戴着面具的心理世界,让我们面对一个个在时代现实漩涡中被扭曲、被撕裂、被吞没的灵魂而不能自己。在这一点上,王晓明可说是我们同代人中少有的真诚而有力的批评家。然而,王晓明似乎不大重视现实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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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修辞之间既互相吸收又互相矛盾的关系;稍一疏忽就把语言当成了现实,把文学话语当成了作家的自我经验,把艺术创造当成了思想文化史的注释;而对于现代中国的思想文化现象,又有一种“大叙述”的欲望。因此,王晓明能把握对象的特点与个性,再现那种阴郁的气氛和变形的痛苦,却似乎无力进行准确的归类和命名,作出令人信服的评判,——每每遇到这种情况时,他就情不自禁拿出精神、道德和人格的标尺,亮出那些最让人仰视或许也是最大而无当的词,诸如“终极关怀”、“功利主义”、“精神立场”之类。这就出现了文学批评急切向思想文化批判“提升”的现象,构成了自身的悖论:他本来是要通过个性被压抑状态的描述,破解历史和道德的权力结构,然而最终通向的却是历史道德讲述的路线;他原想通过审美、个人经验、情感记忆对个体活力的释放,颠覆精神公社或物质经济的乌托邦幻想,抗拒文化失真现象与工具理性的宰制,重建人们完整的感性和自我反思能力,结果却给人以全体都要参加“人文精神”的嘉年华会的印象。当然,这种“提升”并未在王晓明的批评中发展成一种正面的张扬,他直面人生的勇气和自我反省的精神鞭策他在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中作更广泛的开掘,更凌厉的批判。然而,勇气和精神姿态能否完全承担起这种批判?如果作为一个文学批评家,一方面深知审美创造的超越性,一方面又确信历史文化秩序的规定性和主体对语言的操控权,是否会妨碍自己全面的理解和同情,甚至把已经获得的前提与效果加以破坏?王晓明对沈从文“‘乡下人’的文体”的分析,是何等的精采,但他似乎未能理解沈从文这样的边缘知识分子的求索路线,未能理解其思想与艺术发展中冲破文体体制化的努力所展现出来的活力,未能理解其“秋天的感觉”在诸如《一个传奇故事的本事》等作品中所抵达的境界。王晓明何以要从“文体”的考察转向“理想”的评判,简单认同“土绅士”的结论?这是不是历史道德主义与具体个性分析的矛盾,讲述现代思想史与讲述现代中国文学的矛盾?我很怀疑用历史理性去整合20世纪中国的思想文化,不会有大的遗漏,更何况整合的是文学。
这决不是说文学批评不可以讲述思想史的东西,我同样怀疑宣称对文学以外的东西不感兴趣的批评家,能否告诉我们多少东西?而是想带出这样的问题:坚持文学的批评立场能否胜任思想史的讲述(当然也可以把问题倒过来:从事思想史的批评能否承担文学批评的使命?)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领域的“越界”行为,是否来自西方“启蒙”思潮的历史理性,与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急切求解放心理的共同作用?它在表现形态上除了把非常复杂的现代中国问题迅速地转化为传统文化的问题,用西方思想和方法批判传统文化的权力架构;就是追求一种全面解决中国问题的宏大叙述;关于这一点,王晓明也作过细致的个案考察,他的出色论文《一份杂志和一个“社团”》所指出的那种“社会的文学机制”,事实上正是这里说的追求全面解决中国问题宏大叙述的醒目表征:“譬如那种轻视文学自身特点和价值的观念,那种文学应有主流、有中心的观念,那种文学进程是可以设计和制造的观念,那种集体的文学目标高于个人的文学梦想的观念……” 然而这篇论文也同样证明:在对“终极关怀”未有明确的解答之前,对于文学批评家和学者来说,“文学自身特点和价值”也未尝不是一个立足点。这里姑且不谈离开文学问题追求社会化宏大叙述的困难,只道出一个令人瞠目的现象:五四时期写《女神》的郭沫若,第一次文代会期间,在《人民日报》上发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向军事战线看齐》。
比之郭沫若、何其芳等人的社会化和意识形态化讲述,今天的文学批评和文学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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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当然是大大进步了,至少,它回到了精神文化的领域。但在阅读王晓明批评著作的过程中,我仍然情不自禁地要想,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寻求“现代性”的进程中,思想行为的“大叙述”,似乎仍然是一个挥之不去的情结。自从鲁迅以他光辉的人格和文学天才为我们树起一个典范以来,他直面人生的勇气和思维方式深深地影响着正直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生活,但我们这些鲁迅的子孙,是不是真正理解了鲁迅?我们该如何继承鲁迅留给我们的珍贵遗产?王晓明对鲁迅的研究提示我们注意鲁迅的自我矛盾与紧张感,认为那些为启蒙而呐喊,明确抱有批判病态国民性的作品,或许不是鲁迅传统的代表,倒是那些直逼个人内心世界的作品,诸如《孤独者》、《在酒楼上》,以及散文诗集《野草》,更能体现掘入精神现实的文化想象和个人气质。我对这一点深有同感。我也同意李欧梵先生的一个观点:鲁迅的文学之声,“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上也没有得到充分的反响”,虽然鲁迅的独立品格和道德感情得到了传承(如胡风和萧军),但以鲁迅名义的政治利用也绵延不绝 。
我们对鲁迅世界单方面的强调与继承,当然是由于鲁迅的写作本身提供了这些东西,但鲁迅之后的文学写作、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是否把这方面的意义强调过分而造成了自身的反讽?我们是怎样把诸多非文学的问题写进或读进文学作品中去的?这样读写的结果是“提升”了精神视野,还是禁锢了人性的展望和语言的活力?我完全相信,这一切都是出于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对于民族现实执著关怀,来自我们寻求“现代性”过程中阐述中国问题的内心焦虑;同时也认为,这或许便是迷恋历史理性的“大叙述”的道德情感原因。然而,暂且不谈支撑这种“大叙述”的哲学背景和经验依据如何,我也想说:大关怀和好品格并不能替代角色和技术上的到位。鲁迅“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非常可贵,但同样可贵的是,鲁迅时时在怀疑和反省,限制自己的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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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味”缺席的追寻
事实上,自我怀疑、自我反省和自我限制,也是王晓明近年文学批评的一个重要现象。其中明显的迹象是不再那么喜欢自解自辩,而是更强调精神关怀的“个人性”出发点和“实践的自觉性”,把“重写文学史”的提倡,具体化作了《一份杂志和一个“社团”》那样的扎实梳理和探讨。“人文精神”这场停留在话题起点的社会化讨论,也使他更深思考知识分子如何为社会尽责的问题:“‘知识分子’这个词,本身可以说是这种责任的代码。但是,在动手尽责之前,你先得要问自己:你拥有尽责所必需的思想能力吗?倘若回答是迟疑的,那你就应该反省自己:我是不是缺乏这种能力?倘若是,那是如何造成的?又该怎样重建思想的能力?”
我深深地赞同这种“怎样重建思想的能力”的自我提问,正如我深深认同王晓明《在刺丛里的求索》一书的长篇自序中,经由自我质询所认同的危机一样。在这篇精彩的学术思想自叙中,王晓明不仅道了一代年轻知识分子扑进“思想解放”热潮后,精神理想再度幻灭的现象,从历史和自身意识结构两个方面追溯了产生幻觉的渊源,而且认同了鲁迅反抗绝望、“在刺丛里姑且走走”的实践精神,把“对诗和艺术的感动”、“对美的体验”作为恢复正常感觉和思维的“安心倚靠”,治疗精神上的“失语症”,“重建说话的依据”。
王晓明所提出的问题和对问题的自我追问十分耐人寻味,他把“重建思想的能力”落实到以艺术和美来恢复正常的感觉和思维,也很令人鼓舞。因为它触及到文学和批评工作者思想与写作的性质:我们在何处为社会尽责,依靠什么来支援我们的工作?在“不知身在何处,更不知现在是什么年代的陌生感”面前,面对“无物之阵”,什么是我们必须加固的营盘?什么是我们可能出击的路线?每每讨论到这些紧要问题时,我总觉得王晓明对问题的阐述既过大,又过小。说它太大,是因为他总爱把我们说话依据的匮乏解说为“终极价值”、“信仰”之类精神上的匮乏,把文学批评和人文学术的现代意义,全部归结为“就是要使人懂得,什么是有价值的生活” 。说它太小,是由于对一个真正的文学批评家和人文学术工作者来说,“终极价值”和“信仰”之类的关怀,是他们的传统,是他的题中之义(正如反抗硬性的权势是其题中之义一样),它早已被他孜孜以求的目标包容了,渗透到各个学科的具体生命形态中去了。就单说语言这一点吧,当它形成一种话语结构的时候,便是感受力、情感、意识、精神品格的体现。那么,作为一个批评家或人文学术工作者,只注目于精神一项,是否有把它悬空的危险?罗兰·巴尔特曾指出上个世纪同时提出了“改变语言”(马拉美)和“改变世界”(马克思)的主张。这两种主张本世纪初同时在中国得到了回应,但后来却演变为触及灵魂和肉体的“思想改造”运动——这当然是把话题扯远了。
然而怎样避免包括自我反思过程中放大话题却减削意义的现象,防止精神匮乏状态中的精神专制主义和语言暴力,真正体现精神关怀的“个人性”出发点和提高“实践的自觉性”?似乎还有“个人”和20世纪中国境遇的认识问题需要探讨。在这方面我深深认同王晓明通过个人性自我反思所获得的领悟:无根的危机。我觉得这是我们这一代文学批评工作者学术反思最重要的成果之一,我有时候甚至疑心它会不会成为我们的碑文,因为它引我反反复复地体味鲁迅《墓碣文》中那让人悲哀欲绝的文句:
……抉心自食,欲知本味。创痛酷烈,本味何能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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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定之后,徐徐食之。然其心已陈旧,本味又何由知?……
……答我。否则,离开!……
我认为这里体现了鲁迅对于自我和20世纪中国境遇的深刻读解,启示了我们时代的“本味”虚缺状态,指出了我们“本味”追寻的必然宿命。这不是西人一句“上帝死了”可以打发的,而是深深联系着王晓明所言的“无根”之伤,那种“拂去那些幻觉之后,脑子里竟是空空荡荡,一片茫然” 的感觉。自从上世纪帝国主义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大门以来,我们被迫加入了世界的“现代化”行程。西方列强的军事、政治、文化殖民活动所带来的现代化迷思,不仅造成了“赛先生”的得势,工具理性的横行,也放逐了我们文化的原质根性,知识分子游离在一个崩离破裂的文化空间里求索、叩问:传统文化的凝聚力没有了,但新的文化在哪里?是科学和民主吗?还是传统的文化构架?实际上是两者都已难以认同。我们只是在两种文化的夹缝中,在文化虚位与文化错位的时间、空间、风景、梦幻中,在文化失真与文化融合的持续矛盾和分裂中,“创痛剧烈”地奔跑、呼喊、应答。或者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或者陷于乌托邦式的精神狂想。在我看来,从近代的“体”、“用”之争,到当代“革命、继续革命、不断革命”的理论,都可以归入这种现代性寻求的神伤愁困。
在“无根”之伤、“本味”的虚缺的状态中追求,便难保求解放的内容不会变质,难保求解放的叙述不会跌入陷阱。然而不能等待“痛定之后”,“无根”之木不接“地气”只会自我枯干,我们命中注定还要在文化失真、“本味”虚缺、自我分裂的境遇中追寻。那种觉得“本味”难觅,就干脆游戏一场,把水越搅越浑的作法固然值得警惕;但那种在文化上寻求彻底治疗,根本解决的心态,是否也值得反思?是否就是“大叙述”的心理情感根源?假如通过自我与境遇的反思,我们意识到了现代的多元性与主体的分裂感:即在谈论中国现代问题时,认识到历史现实关系的复杂多元,不仅“中心”变得多个,往往只有范畴的意义,而且问题也是无数点与线的交织;即在面对个体主体时,经由“无根”状态的认同,承认我们思考与表达的东西,都是对话性的,期待补充偏正的,或者说,干脆承认我们的讲述,包括精神立场、讲述方法和结论,都可能是临时性的,渴望被超越的。有了这双重的认识,在学术反思的背景下,我们是否可以把“大关怀”转化成文学批评和人文学术工作者工作性质和必备条件的关注?譬如,无论周遭的环境有多么恶劣,硬性的也罢,软性的也罢,我们都能意识到,我们是在语言的领域里工作,只能通过化解语言中权力结构的方式,维护全面的人性,维护人类完整的感性,争取精神的完善和自我超越 。而为了胜任这一工作,生活体验和敏感固不可少,但知识、方法,以及对规则与技术的了解也不可小觑;尤其在这个文化失真的时代,在“无根”的漂浮状态中,坚持在学术规则和技术范围内工作,很可能比寻求精神外援更能减少不必要的失误。
这样从工作性质与个人条件的关注下手,以学术范畴的具体关怀来体现人类的大关怀。是不是王晓明所说的“个人性”出发点和我们“重建说话的依据”的前提?王晓明提出和讲述了许多激活我们思考的问题,又不断带出了他自己和我们都无法回避的问题。这就是讲述问题的意义:让我们必须面对,让我们无法停止思考。
注释:
王晓明:《刺丛里的求索》“序”,8页,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3月。
王晓明:《沙汀艾芜的小说世界》“引子”,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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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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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6月。
王晓明:《潜流与漩涡——论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家的创作心理障碍》,29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10月。
王晓明:《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 236—237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12月。
鲁迅在《华盖集》“通讯”中提出过“其实中国并没有俄国之所谓知识阶级”的论断,王晓明非常认同这一观点,曾在自己的文章和著作中反复引用。
艾略特:《艾略特诗学文集》300页,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12月。
王晓明:《潜流与漩涡》“答黄子平问”,295页。
参见拙作《文学自由谈》“生命体验的提取与‘张扬’”,1988年第3期。
王晓明:《潜流与漩涡》“在文学之河的深处”, 243页。
王晓明:《刺丛里的求索》“序”,4页。
王晓明:《潜流与漩涡》“答黄子平问”,294页;《刺丛里的求索》“序”,18页。
王晓明:《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237页。
王晓明:《潜流与漩涡》,291页。
王晓明:《刺丛里的求索》“一份杂志和一个‘社团’”,293页。
李欧梵:《铁屋中的呐喊》“鲁迅的遗产”, 215—217页,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91年3月。
《人文精神寻思录》“编后记”,(王晓明编), 273页,文汇出版社(上海)1996年2月。
王晓明还说:“实际上,一个认真的文学批评家在写作中最后表达出来的,首先就是他自己对人的精神丰富性的体会,对人的存在意义的理解;他对这一点看得越清楚,也就越会自觉地将文学批评当作实践人文精神的重要途径。他既不是为了实现某种直接的功利目的,也不仅仅是想获知科学孜孜以求的那种‘真’,他更多地是带着自己的人生困惑,深深地沉入文学的世界,他渴望拥抱那些最富于灵气和悟性的天才,他想借此把握人类在艺术感悟这条最能直接逼近终极价值的精神道路上的丰富表现,正是通过这样的拥抱和把握,他有可能强化内心的价值需求,清理和融会自己在终极关怀上的驳杂心得,他甚至有可能形成对自己生命意义的新的理解,一种有可能使他在无论什么样的冲击下都站稳身子,神情不乱的信念。”我认为这是最能体现王晓明近年批评立场的一段话。见《刺丛里的求索》“在批判姿态的背后”,35页。
王晓明:《刺丛里的求索》“序”,9页。
在这一点上,我比较倾向于艾略特和罗兰·巴尔特的见解。艾略特认为:“诗人做为诗人对本民族只负有间接义务:而对语言则负有直接义务,首先是维护,其次是扩展和改进。在表现别人的感受的同时,他也改变了这种感受,因为他使得人们对它的意识程度提高了;诗人使得人们更加清楚地知觉到他们已经感受到的东西,因而使得他们知道了某些关于他们自己的知识。”(《艾略特诗学文集》,页243)。罗兰·巴尔特从符号学的立场表达了相近的见解,他说:“有些人期待我们知识分子会寻找机会致力于反抗权势,但是我们真正的战斗却在别的地方,这将是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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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权势的战斗,而且它不会是一种轻而易举的斗争。因为如果说权势在社会空间内是多重性的,那么在历史时间中它反过来就是永存的。……权势于其中寄寓的东西就是语言,或者再准确些说,是语言的必不可少的部分:语言结构(la lang ue)。”(《符号学原理》“法兰西学院文学符号学讲座就职演说”,4页,三联书店,1988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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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文论
1，马克思主义文论创立的时间、创立者、创立的奠基之作马克思主义文论创立的时间：19世纪中期;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创立者：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奠基之作：《巴黎手稿》2，列宁的“两种民族文化”学说一，列宁论“两种民族文化”学说1，关于文化的涵义，列宁用“文化”的概念是很严格的，他运用文化这个概念非常注意区分广义和狭义2，列宁“两种民族文化”的基本涵义（1）每一个民族都有两种文化（2）两种文化各自的地位不同（3）两种文化之间存在着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 3，在中国现代文论史上很早提出文学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之理论的是谁冯雪峰对于文学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的论述.文学的民族性与世界性问题一直是文艺界关心的一个问题，很多文艺理论家都作了探讨。值得特别提及的是，冯雪峰很早就提出了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这样的看法。他在《过渡性与独创性》中说：“我们现在是从旧的民族文化过渡到新的民族文化，同时也是从国民的文化走到世界的文化”，他认为民族性中也有“世界性”或“人类性”的意蕴，“任何民族在任何环境里生活战斗上所达到的最基础的也是最高的要求与理想，也是一切文化的基本精神和人类共同的生活理想与意向”，因此，“民族的独创能力和独创性要求，并不是向着特殊的民族性的树立，然而却是世界文化的到达所必要”。由此可见，冯雪峰在当时已经认识到文化文艺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越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越是世界的也就越是民族的，两者并行不悖。4，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主要内容1）内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苏联文学与苏联文学批评的基本方法，要求艺术家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具体地去描写现实。同时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保证艺术创作有特殊的可能性去表现创造的主动性，选择各种各样的形式、风格和体裁。”高尔基对于俄国文学和西欧文学都很熟悉，还系统地讲过《俄国文学史》， 所以对于各种流派的作品都熟悉，他认为在 文学上主要的潮流或者倾向共有两个，即现 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他热爱现实主义文学， 对于自然主义和颓废主义深恶痛绝，并始终 不懈地与之进行斗争。有比较才有鉴别，这 样他就有可能寻找新的创作方法。2）特点1， 文学艺术应该具有崇高的社会目的，要为促 进社会发展、人类进步服务，反对“为艺术 而艺术”以及那些引人颓废、堕落的艺术。2， 要求作家艺术家把过去的现实、现在的现实、 将来的现实这样三种“现实”有机地结合起 来3，要求作家艺术家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 观武装头脑，站在时代的高度审视社会现实 生活，讴歌现实的变化和正在成长中的社会 主义新人，激励他们求真、向善和爱美 5，毛泽东用《孟子》中的一句什么话来说明 “共同美”的存在关于“口之于味，与同嗜 焉”口之于味也，有同耆焉；耳之于声也， 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孟 子》）译文：口对于味道，有相同的嗜好； 耳朵对于声音，有相同的听觉；眼睛对于颜 色，有相同的美感。 6，席勒式1）“席勒式”这一词语出自马 克思1859年4月19日给拉萨尔的信：“你 的最大的缺点就是席勒式地把个人变成时代 精神的传声筒。”所谓“席勒式”指席勒创 作中部分存在的一种偏向，即忽视文艺创作 形象地表现生活，使作品主人公变成宣传某 种抽象化观念的化身。2）关于“席勒式”倾 向a为一般找特殊b在艺术构思和创作中进 行哲学思考c以理想代替现实d人物形象的 抽象化、概念化e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 7，文学是“人学”1)高尔基认为文学是人 学。教材里对这个问题说了三点：一是指文 学的主要对象问题；二是指体现了高尔基的 美学思想；三是指体现了高尔基对人道主义 性质的理解。这三点概括缺乏内在的逻辑贯 通，而且着眼的角度并不一致。2)笼统地说 高尔基关于文学是人学的说法体现了高尔基 的美学思想和人道主义思想。具体地说，这 个说法可以分为三层来理解：一是文学是写 人的；二是文学是人写的；三是文学是为人 写的。 8，“主观战斗精神”1)胡风的“主观战斗精 神”强调创作主体的心理意识是一种“人” 的文学观，同时也是主客观相结合的文艺思 想。创作主体需要在客观对象的活的表现中 熔铸自己的同感的肯定或反感的否定，而客 观对象也会以其真实性来促成修改、甚至推 翻作家的认识。这个“相生相克”的动态过 程的结果就是新的艺术世界的诞生。能够促 成这一过程深入进行的动力则是作家认识世 界的思想力，体验现实的感受力，投身现实 的热情，三者合而称之，即为“主观战斗精 神”。胡风提出“一方面要求主观力量的坚 强，坚强到能够和血肉的对象搏斗，能够对 血肉的对象进行批判”，“另一方面要求作 家向感性的对象深入，深入到和对象的感性 表现结为一体。” 2)胡风强调要用“主观战 斗精神”拥抱现实，即要求作家在对客观现实 的描写中反映出自己的强烈的主观愿望。胡 风将其概括为“主观精神与客观真理的结合 和融合”，并把这视为“新文艺底战斗的生 命”。他指出，优秀作家如果想投入“为人生” 的艺术创作，“一方面须得有…为?人生的真诚 的心愿，另一方面须得有对于被…为?的人生 的深入的认识。所…采?者，所…揭发?者，须得 是人生的真实……这种主观精神和客观真理 的结合和融合，就产生了新文艺底战斗的生 命。” 值得注意的是胡风强调的是主观战斗 精神与客观真理的结合与融合，不能发生偏 颇。为了预防这种偏颇，胡风明确反对两种 倾向：一种是偏于主观，使艺术形象成为抽 象概念的冷冰冰的绘图演义；一种是偏于客 观，即主观战斗精神被客观现象所吞没。为 此他提出要使“对生活的感受力”、“热情”和 “深邃的思想力量”三者“浑然一体”。 9，“杂取种种人”典型化：“往往嘴在浙江， 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 脚色”，“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 10，莎士比亚化首先，是现实主义创作原则 的形象化表述。它要求文学创作严格地遵循 莎士比亚所主张的现实主义原则，从客观的 现实生活出发，“通过对现实关系的真实描 写”（恩格斯《致敏考茨基》），广泛地反映 社会各阶层的生活和思想，“真实地评述人类 的关系”（《神圣家族》）。恩格斯批评拉萨
浅议文学批评的标准
浅议文学批评的标准 一、文学批评标准的多样性 文学批评标准,就是衡量文学作品价值、判别一个作品高低优劣的尺度。文学的价值属性是复杂、多样的,由此相应地决定了文学批评的标准也是多样的。从文学批评发展史来看,不同的批评家由于立场的不同,他们所持的标准也不一样。例如,孔子曾提出“尽善尽美”的批评标准,恩格斯认为“美学的和历史的观点”是批评的“最高标准”,毛泽东在革命战争年代提出了“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文艺批评标准。 当代文坛上还有人提出“真善美相统一”的比评标准、“思想性、艺术性、真实性相统一”的批评标准等等。这使得批评标准呈现出主体性、客体性、随机性和变动性等特点。所谓批评标准的主体性,是指批评主体由于审美理想和价值观念不同,形成批评标准的不同内容和特点。当不同的批评主体面对同一批评对象时,必然会根据自己的标准做出不同的认识和判断。如同样是强调真善美的统一,古希腊的思想家普洛丁认为三者统一于神,这和当代中国批评家的理解相差何等之远。即使是仅从道德范畴来谈善,也有各种不同的善恶观念和标准。俄国作家托尔斯泰完全否定莎士比亚,甚至认为莎士比亚根本不是艺术家,其作品也不是艺术品。他得出这种结论,原因之一就是从基督教博爱主义的特定道德标准出发来衡量莎士比亚的作品。在他看来,《哈姆雷特》等作品充斥着复仇和残杀,好人和坏人无区别地“大量死亡”,缺乏明显的惩恶扬善的内容。因此没有道德上的力量,也根本不应该成为基督教世界的文艺表现形式。正因为同样道理,对于表现农民起义的《水浒传》,对于歌颂自由爱情的《红楼梦》,由于善恶观念的不同,也必然会有不同的评价,有人把它们当作生活和斗争的教材,有人则指责它们“诲盗”“诲淫”。 所谓批评标准的客体性,指的是由于批评客体本身固有的某些性质特点和功用,自然形成了对它们进行衡量和评价的标准。以文学作品而言,有体裁、题材、风格、篇幅等不同,这不同的对象存在便会形成不同的文学观念和批评标准,它们之间不能互相替代。在这方面,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最为有害,如将政治标准绝对化、庸俗化,认为或要求一切作品都应表现政治斗争和政治思想内容,甚至连大量的山水诗、爱情诗也都要挖掘其政治上的微言大义;将现实主义文学观念作为规范一切文学的模式,否定贬斥其他各种流派、思潮,甚至使得着名作家郭沫若也不敢承认自己的浪漫主义倾向。还有将某种文体的特点作为衡量其他文体的标尺,例如用叙事文学中的人物典型化来要求诗歌,用民歌的特点来要求一切诗歌。实际上,文学批评客体的丰富多样,决定了批评标准的多样性,就像一把钥匙开一把锁一样,需要有适用于不同对象的不同标准。所谓批评标准的随机性,指的是由于客观环境和现实需要不同,批评活动的主体和客体的沟通和契合会有着随机的特点,由此形成批评标准的不同。刘勰提出:“是以将阅文情,先标六观:一观位体,二观置辞,三观道变,四观奇正,五观事义,六观宫商。斯术既形,则优劣见矣。”(范文澜:《文心雕龙注.知音》。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715页)他所提出的“六观”,实际上是六项既各自独立又互相联系的批评标准,涉及到文学作品的内容和形式的许多方面,而重点又在艺术形式。具体包括了体裁选择、遣词造句、源流演化、艺术手法、典故引用、声调韵律等方面。这些标准既可以综合运用,也可以分别运用,还可以和其他标准如作品内容衡量标准结合起来使用。这样,具体怎样运用标准就不能不带有很大的随机性。而当批评家运用某一种标准评论作品时,并不意味着他一定忽略了其他方面,忽视了其他标准。 所谓批评标准的变动性,指的是由于社会历史条件变化带来的批评标准的演变和发展。例如;毛泽东在延安时期提出,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即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并作了“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划分。这个标准我国坚持了几十年,直到20世纪80年代,人们才开始反思这一批评标准,党中央提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不再提“文艺为政治服务”和“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这样的口号。这并不意味着当年毛泽东提出的批评标准就错了,而是因为社会历史条件变化带来的文艺批评标准的改变。毛泽东提出这个标准的时代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当时的社会背景和文学背景是:抗日统战的局面、多阶级的文学状况。那个时代首先要区分的是作品在政治倾向上的正确与错误,然后才谈得上艺术上的水平高低问题。在风沙扑面、虎狼成群的时候,人们被战争的火焰薰得周身粗糙,很少有把玩琥珀扇坠、翡翠戒指的闲暇,极少有品味灯红酒绿、轻歌曼舞的雅兴,在为祖国独立、民族解放而进行血与火的搏斗的年代,文学应该随着政治的战车前进。不过在和平建设年代,人们在紧张的工作之余,要求文艺丰富多彩、愉悦身心,这时候,无论是长戟大戈,还是短枪匕首,无论是雄壮的军歌,还是悠扬的牧笛,浓彩重抹和清幽淡远,耸立高云的大树和翠绿欲滴的小草,都应该有自己的位置,这时候的文艺批评标准也应该有所变化。现当代文学中,对胡适、周作人、徐志摩、沈从文等人的重新评价,正说明了文学批评标准的历史变化性。“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时代变了,艺术变了,评价艺术的标准也得变。 批评主体和文学客体的多样性,社会历史的变化性和批评的随机性等,使得文学批评标准构成一个不断变化和发展的系统,由此制约着文学批评以至整个文学事业的发展。 二、思想标准与艺术标准 文学批评标准可能有多种多样;但最一般、最常用的标准是思想标准和艺术标准,因为文学作品总是由思想和艺术两个方面构成的,批评作品时不能蓠开思想和艺术这两个大的方面。其中,思想标准是衡量文学作品思想内容
女性主义批评
女性主义批评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欧美，至今仍在继续发展。它是西方女性主义运动高涨并深入到文化、文学领域的成果，因而有着较鲜明的政治倾向。它是以妇女为中心的批评，其研究对象包括妇女形象、女性创造和女性阅读等。它要求以女性的视角对文学作品进行全新的解读，对男性文学歪曲妇女形象进行批判。它努力发觉不同于男性的女性文学传统，重评文学史；探讨文学中的女性意识，研究女性特有的写作、表达方式，关注女性作家的创作状况。它声讨男性中心主义传统文化对女性创作的压抑，提倡一种女性主义写作方式。女性主义批评在发展过程中广泛改造和吸收了在当代西方影响很大的新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等批评的思路与方法，体现了它的开放性，增强了它对父权中心文化的颠覆性。 一、女性主义批评的现实背景和思想来源 首先，女性主义批评是西方妇女运动高涨的产物。 在19世纪60年代前后，在西方出现了风起云涌的妇女解放运动，在就业、教育、福利和政治、文化各领域向现有的制度提出了质问，并努力将这种质问上升到对妇女的本质和文化构成的探讨。它包括妇女应是什么的问题，女性气质和女性特征怎样界定以及怎样重新界定的问题，它包括反对妇女作为供男性消费的性欲对象的战役，反对色情描写、强奸等暴力形式。 在这样的社会文化背景之下，女性主义批评应运而生。它首先发现了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中根深蒂固的男权中心主义的存在（如在作为主流文学的男性文学作品中有大量的性别歧视存在；及时女性作家的作品，多数也收到男性中心话语的控制），从而对之加以批判。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正是这样依托着争取女权的政治斗争的强大动力而发展起来的，它同时又反过来为女性政治运动提供了思想武器，作出了自己的重要贡献。 其次，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有着文学理论和批评方面的思想来源。 一是60年代起西方文学理论、批评发生了重大变化和转折，给女性主义批评提供了理论思路和方法上多方面的启示。当女性主义批评崛起的时候，正是形式主义和新批评走向没落、结构主义向解构主义转变、新马克思主义影响日益扩大的时期。女性主义批评冲破了新批评的形式主义方法，注意吸收被新批评所摈弃的作家生平资料，并重视进行社会学和文化学的分析；对新马克思主义的接受，也对她们洞察妇女自身的地位及女性文学与阶级、种族冲突的密切关系提供了帮助；解构主义则为她们消解文学创作和作品中的男女二元对立提供了方法论的基础。 二是女性主义批评继承了一些先驱者的理论创造。其一是弗吉尼娅·沃尔夫，她是著名的意识流作家。（1）她肯定了女性文学有不同于男性文学的独特题材、语言、风格等，并努力寻找妇女自己的文学传统。（2）她明确提出了“双性同体”的思想，认为在我们之中每个人都有两个力量支配一切，一个男性的力量，一个女性的力量。（3）她对妇女创作的考察常常注意从她们经济地位、社会阅历、文化教育入手，认为在父权制社会中，不仅广泛的生活经验之门对妇女关闭，而且法律和习俗也严格限制了她们的感情生活。其二是西蒙·德·波伏娃，他在《第二性》中指出：“一个女人之为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形成的。没有任何生理上、心理上或经济上的定命，能决断女人在社会中的地位，而是人类文化整体，产生出这居间于男性与无性中的所谓女性。这种”女性是形成的“观点无论在观念上还是在方法上都对后来全世界的女性运动发生了重要影响。
浅析外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docx
浅析外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 一.渡边澄子与《日本近代女性文学论--冲破黑暗》 渡边澄子是日本近代文学的研究者，大东文化大学名誉教授，并对野上弥生子等近代女性文学家进行研究，是日本著名的女性文学批评家。著有《野上弥生子研究》、《青踏的女性—尾竹红吉转》、女性作家评论系列的《与谢野晶子》等。渡边澄子所著的《日本近代女性文学论--冲破黑暗》是通过对樋口一叶、清水紫琴、野上弥生子、平林泰子、佐多稻子、岸田俊子、与谢野晶子、宫本百合子八位日本当代著名女性文学家以及其主要作品的进行研究分析，以独特的女性视角深入探究日本女性主义文学。这些勇敢的女性作家们不甘于受到不平等社会制度的束缚、生存的价值受到的否定，她们勇敢的追求自我的实现，通过笔端塑造的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形象，激励女性们自我崛起、勇敢地与生活抗争，这是日本近代女性文学的重要意义。 二.渡边澄子对樋口一叶及其代表作品《自焚》的评价 在《日本近代女性文学论--冲破黑暗》一书中，渡边澄子称樋口一叶为新的飞跃，一叶是明治时期著名的女性作家，在其短暂的生命中留下多不不朽的著作。一叶生活的时代，是深受男尊女卑思想控制的时代，在这个时代，男性甚至对女性使用尊敬的语言都会受到世人的嘲讽。一叶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开始进行创作的，其创作的作
品皆是描写在那样的时代生活的女性的悲惨命运。渡边对一叶的评价极高，她认为一叶是一位已超越喜怒哀乐、拥有最高级别感情的女性作家。在评论一叶的小说时，她没有像一般的文学评论者一样，选择《十三夜》、《青梅竹马》、《闽江》这类被称为一叶的代表作品去评论，而是选择樋口一叶在生命的最后阶段撰写的小说《自焚》去仔细解读。创作《自焚》时，一叶已染病在身，该作品是一叶一边与病魔做斗争一边竭尽全力撰写的苦心之作。 小说《自焚》讲述了美尾与町母女二人悲惨的婚姻生活，揭露了在黑暗的封建思想和金钱至上的观念的迫害下，妇女的悲惨遭遇以及悲剧的传承延续性。母亲美尾是一个非常美丽、向往过富足美好生活的女性，但丈夫与四郎平庸不上进，虽然表面看起来是对妻子呵护有加的，但实质上只把美尾当作美丽的私藏品看待，并没有把她看做是有诉求有平等地位的人来看待。美尾在多次劝说丈夫与四郎努力上进未果后，在自己母亲的蛊惑下决然地放弃家庭，离开丈夫女儿离家出走依附于权势利益。与四郎在美尾出走后，感到受到奇耻大辱，开始不择手段地敛财，长期的劳累致使身体严重受损，早早离世，对于女儿町他毫无关爱，草草将其嫁给大她十几岁的上门女婿金村恭助。女儿町在缺乏父母疼爱的环境中渐渐长大的，虽然集财富与美貌于一身，最终也难以在黑暗的社会制度下得到好的归宿。恭助并非真正爱慕町，
后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的理论渊源探析
第26卷第2期2011年4月 齐鲁师范学院学报 Journal of Qilu Normal University Vol．26No．2 Apr．2011 * 基金项目：本文为2008年辽宁省教育厅高等学校科研项目2009A549研究论文。 收稿日期：2011—01—04 作者简介：王影君（1973—），女，吉林四平人，副教授，辽宁大学在读博士，主要从事中西文艺理论研究。 后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的理论渊源探析 * 王影君 （沈阳工业大学外语学院，辽宁沈阳110870） 摘要：后女权主义文学批评，致力于对父权中心主义文化的解构批判，汲取了符号学、解构主义和精神分析等学说的成分，得益于德里达、索绪尔、弗洛伊德和拉康等人的学说，在不断的批判、继承和发展中建构后女权主义理论，倡导差异、多元中心和女性自我意识，以寻求多元身份认同的女性主体话语权。 关键词：后女权主义；系统差异；文字符号；主体意识；语言文化中图分类号：IO －O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816（2011）02－0116－04 一、导言 后女权主义批评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是女权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思潮相结合的产物，在理论上与索绪尔、弗洛伊德、拉康、阿尔都塞、福柯和德里达有着十分密切的渊源关系，并将理论的重心由女性政治平权运动转向意识形态的更深层次，直接质疑批判西方传统男性中心主义统治下的思维模式、 文化形态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概念上推崇差异、多元和非中心。后女权主义迎合了后现代主义在解构中建构的精神， 力图重塑人类文化，以此恢复女性的主体文化身份以及政治话语权。 随着帝国主义的工业文明进入高技术的复制仿真时代，电子资本开始改变既有的生产模式，也改变着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电子资本和高科技传媒使得人类文明进入全球一体化的图像化时代。结构主义人类学家列维·施特劳斯（Claude Levi －Strauss ）的一系列二元结构理论开始无法恰当解释新的人际交往和所形成的新的关系模式。同时，在文学批评上，结构主义所提倡的文本之外别无他物的文本封闭概念，已经被传媒符号和视觉图像大潮所冲毁，文本不得不向现实世界敞开， 从而促使文学批评开始进入以社会文化为文本的大文本批评时代，在这样的文学批评思潮中涌现出许多大师级的人物。 二、文字差异的发现 法国的哲学家和文学批评家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 ）（1930－2004），首先为文本向文化敞开做出了突出贡献，他关于文字的延异理论宣告了文本的解构与文字意义的新的开始。德里达在由索绪尔所建构的能指与所指的系统中，进一步注意到词语的意义是因为差异而生成的。原来， 一种语意的表达和意义显露具有排他性，但是这种排斥会因为差异的客观存在留下未被擦除干净的痕迹， 真正的语意总是处于被无限延迟的状态，意义无法最终到达它的所指，总是处于途中，德里达称之为延异。这样，由索绪尔所发现的语言符号能指和所指相对应的明晰结构，最终在延异理论里成了被肢解的语言大厦。从此，海德格尔深情吟唱的 “人类在语言中诗意地栖居着”、“大地在语言中敞开”等开始在解构主义的滔滔洪流里出现崭新断裂。语言的无上权威被文字的“延异”功能擦除成斑驳碎屑，从此原本被压制在权威话语体制后的许许多多边缘的言说开始顺着缝隙
文学批评作业(附答案)
第1题(2.0) 分 女权主义批评在方法论方面的特点是C A、单一性 B、科学性 C、多元化 D、复杂性 第2题(2.0) 分 提出“陌生化”概念的是俄国形式主义的 B A、雅各布森 B、什克洛夫斯基 C、艾亨保姆 D、韦勒克 第3题(2.0) 分 ???提出“陌生化”概念的是俄国形式主义的 B A、科学研究活动 B、艺术审美活动 C、创作实践活动 D、社会交际活动 第4题(2.0) 分 文学批评文章掌握好对象在真、善、美各方面所达到的度叫做 B A、警策 B、分寸感 C、章法 D、规格 第5题(2.0) 分 文学批评研究的对象是 B A、抽象思维的产品
B、艺术思维的产品 C、思辩活动的产品 D、逻辑活动的产品 第6题(2.0) 分 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开创选本批评先例的是 A A、萧统的《文选》 B、陆机的《文赋》 C、《文心雕龙》 D、《诗品》 第7题(2.0) 分 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开创“诗话”这种独特批评形式的是 A A、欧阳修的《六一诗话》 B、严羽的《沧浪诗话》 C、张戒的《岁寒堂诗话》 D、叶梦得的《石林诗话》 第8题(2.0) 分 20世纪文学批评变化发展的动力是 C A、继承与创新 B、改革与创新 C、批判与否定 D、思考与理解 第9题(2.0) 分 文学批评整体说来属于逻辑思维，但包含了不可缺少的 D A、抽象思维成分 B、艺术构思成分 C、艺术虚构成分 D、艺术思维成分
第10题(2.0) 分 文学批评是一种科学研究活动，需要遵循形式逻辑规范和 C A、情感逻辑规范 B、生活逻辑规范 C、辩证逻辑规范 D、道德规范 第11题(2.0) 分 文学批评的基础是 B A、文学研究 B、文学欣赏 C、文学分类 D、文学创作 第12题(2.0) 分 印象主义思潮首先出自19世纪中期的印象主义 C A、音乐派别 B、雕刻派别 C、绘画派别 D、文学派别 第13题(2.0) 分 文学批评的成熟和繁盛在 D A、17世纪 B、18世纪 C、19世纪 D、20世纪 第14题(2.0) 分 春秋战国时期提出“以意逆志”、“知人论世”批评方法的是 B
西方文化理论马工程-从评《人间喜剧》看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
案例分析库 从评《人间喜剧》看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 1．知识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 2．知识点讲解： 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西方文论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而是产生于广阔的经济、社会与文化背景之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正是从西方经济、社会与文化发展的深广背景上研究古希腊神话、莎士比亚戏剧与巴尔扎克小说等文学现象，提出了有关艺术生产与现实主义理论等一系列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观念。 3．实体内容： 马克思、恩格斯主要不是以文学批评家的身份去研究文学，而是以哲学家、经济学家、政治活动家的身份进入文学领域开展文学批评的。马克思、恩格斯的这种身份，决定了他们不是从纯文学的角度去思考文学问题，而是将其置于与社会生活的联系中去考察、去揭示其意义的。 《人间喜剧》是巴尔扎克从1829到1848年所写的96部长、中、短篇小说的总称，巴尔扎克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特别喜爱和赞赏的同时代极少数的资产阶级作家之一。他们在自己的著作或与友人的通信中，曾多次谈到巴尔扎克或巴尔扎克的作品。根据拉法格的回忆，马克思非常推崇巴尔扎克，曾不只一次的表示，要写一篇关于评论巴尔扎克《人间喜剧》的文章。原因就在于巴尔扎克以其非凡的艺术才华，在他的作品中，“用诗情画意的镜子反映了整整一个时代”。至于恩格斯，他在1883年12月写给劳拉·拉法格的信中说：“在我卧床这段时间里，除了巴尔扎克的作品外，别的我几乎什么也没有读，我从这个卓越的老头子那里得到了极大的满足。这里有1815年至1848年的法国历史，比所有拉贝尔、卡普菲格、路易·勃朗之流的作品所包含的多得多。多么了不起的勇气！在他的富有诗意的裁判中有多么了不起的革命辩证法! ”1888年，恩格斯在致英国女作家哈克奈斯的信中进一步指出：“巴尔扎克，我认为他是比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切左拉都要伟大得多的现实主义大师，他在《人间喜剧》里给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他汇集了法国
文学批评 在线练习1
文学批评在线练习1 1．第6题 庄子言论中对后世文学批评意义解读产生重要影响的观点是 A.以意逆志 B.得意忘言 C.心斋坐忘 D.大象无形标准答案：B 2．第7题 出版作品集《文学生活》，明确提出印象主义基本理论的是 A.莫奈 B.雷阿诺 C.法朗士 D.王尔德标准答案：C 3．第8题 文学批评的目标是对文学现象作出 A.欣赏 B.阅读 C.判断 D.批判标准答案：C 4．第9题 文学批评的基础是 A.文学研究 B.文学欣赏 C.文学分类 D.文学创作标准答案：B 5．第10题 在新批评中，把一个语言单位包含多种含义并引起多种理解的现象称为A.含混B.隐喻C.悖论D.反讽标准答案：A 6．第11题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社会历史批评这一范式最重要的代表是 A.瞿秋白 B.周扬 C.鲁迅 D.茅盾标准答案：D 7．第12题 别林斯基的《1841年的俄国文学》属于 A.论著体评论 B.随笔体评论 C.对话体评论 D.序跋体评论标准答案：C 8．第19题 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空前繁荣的时期是 A.先秦时期 B.两汉时期 C.魏晋时期 D.唐宋时期标准答案：C 9．第20题 春秋战国时期提出“以意逆志”、“知人论世”批评方法的是 A.孔子 B.孟子 C.荀子 D.老子标准答案：B 10．第21题 文学批评思维的审美性主要是强调在文学批评过程中要尊重文学的 A.意识性 B.科学性 C.真实性 D.文学性标准答案：D 11．第22题 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家、批评家大多遵从 A.模仿自然的法则 B.古典原则 C.革新原则 D.唯美主义原则标准答案：B 12．第23题 文学批评的最基本的功能是 A.阐释功能 B.意识形态功能 C.哲学功能 D.审美功能标准答案：A 13．第24题 主张潜意识在实际上支配着人的行为的是 A.冯特 B.詹姆斯 C.弗洛伊德 D.荣格标准答案：C 14．第30题 对现代文体学批评的形成和发展影响最大的是 A.现代社会学 B.现代语言学 C.现代政治学 D.现代心理学标准答案：B 15．第31题
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分析《可以吃的女人》
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分析《可以吃的女人》 作为当代西方文艺理论之一，女权主义文学批评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欧美，至今仍在继续发展。它是西方女权主义运动高涨并深入到文化、文学领域的成果，因而有着比较鲜明的政治倾向。它是以妇女为中心是一种用女性意识关照文学作品具有女性价值标准和审美追求的文学批评。用女权主义文学批评分析作品的人物形象特别是女性人物形象正是在这么一种文学思潮的影响下产生的。 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国外，涌现了一大批著名的女权主义文学作家，她们以女性的姿态在自己的作品中探索女性的生存、地位、价值等问题。在探索女性人生的道路上留下了深深的时代烙印。她们为我们创造了许多成功的女性形象，这一系列的女性形象渗透着女权思想，并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时期的创作中有着明显的改变。 〈可以吃的女人》（TheEdibleWoman）是阿特伍德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这部小说笔调轻松，语言幽默，在很多方面不乏喜剧色彩，但是它的主题却是十分严肃的。该书探讨了妇女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问题。1969年，小说出版后立即引起了文学评论界的注意。当时妇女解放运动恰好席卷西方世界，不少评论家异口同声地指出它是一部女权主义抗议文学作品。尽管作者在1979年为本书写的序言中指出，她在创作此书时女权主义运动尚未兴起，但这部小说所表现的内容确实反映了西方社会的现实。 但《可以吃的女人》无疑给出了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女性视角。主角玛丽安不是一个边缘或叛逆的女子，事实上她仅有一次最根本意义上离经叛道的行为，便是文末选择离开彼得。我依然坚持认为，这个举动无关对错，也并非什么权利。它仅仅是一种觉醒，然后则是觉醒之后的再度走向正轨。 而文中玛丽安的室友恩斯丽则是令我更感兴趣的角色。文字的魔力便在于此，一个在日常生活中行为怪诞，想做就做的女子，在小说中却全然是一副奇妙，独特而富有个性的形象。如果硬要套到女性主义上，恩斯丽算得上是女权主义的实践者。她将婚姻，爱情和生育分开对待，在不同角色间转换地游刃有余，根据自己的意志独立行动，来去自由，甚至是个真正做到了把男人仅仅当作精子库的女人。然而她在令人惊叹之余，又对这个女子产生了一种莫名的恐惧和疏远感，因她过于果断，过于坚决，过于不可把握。她投射出一个完全不与男性发生情感交集的强势女子所面对的社会现实，亦体现了所谓女权的真实悲哀所在。 一个女子追求自己的自由和幸福，从任何一个角度而言都是无错的。然高三时阅历史题无数，对伏尔泰一句反复出现的名言始终印象深刻：“难道农民的儿子生来脖子上戴着项圈，贵族的儿子腿上生来长着踢马刺吗？一切生理平等的人都应该是平等的。”纵然是伏尔泰，也给这种平等冠了一个前提——生理平等。农民和贵族的平等固然艰难，仍将实现。而男女的不平等，其根源是生理不平等，并且将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在普遍情况下持续这种不平等。 第二次女性主义呼吁不要忽略女性的生理现实而去追求与男性的所谓事实平等，这无疑是一个比较进步的论调。然而亦舒说，女人若以四海为家，必有不幸。
研究生读书篇目(女性主义文学与批评)
研究生读书篇目： 1.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版。 2. 【美】佩克拉肯主编，艾晓明柯倩婷副主编《女权主义理论读本》，广西师大出版社，2007年。 3.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中国人民出版社，2004年。 4.李小江，《女人：跨文化对话》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 5.任一鸣《解构与建构》九州出版社，2004年。 6.李银桥《女性权力的崛起》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年。 7.林树明《多维视野中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8.玛丽琳J·波克塞《当妇女提问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9.广西妇女理论研究会出版《社会性别理论与实践》，2007年版。 10．王艳芳《女性写作与自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 11．罗婷《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西方与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 12．【英】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女权辩护》，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 13．王政、杜芳琴主编《社会性别研究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 14．张岩冰《女权主义文论》，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 15．【美】琳达·诺克林等《失落与寻回——为什么没有伟大的女艺术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 16．【美】卡米拉·帕格利亚《性面具》，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3年。 17.（英）弗尼吉亚·伍尔芙(Virginia Woolf)：《一间自己的屋子》，王还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 18.（英）罗瑟琳·科渥德（Rosalind Coward）：《妇女小说是女性主义的小说吗》，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19.（法）埃莱娜·西苏(lelene Cixous)：《美杜莎的笑声》，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20.（美）乔纳森·卡勒(Jonathan Culler)《作为妇女的阅读》，张京媛
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发展简述
１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思潮回顾 女性主义运动发展经历了两大高潮。 第一个高潮从１９世纪中叶到２０世纪２０年代，主要目标是从法律上为女性争取财产权、选举权及受教育权。１８４８年，美国废奴运动积极分子伊丽莎白?凯蒂?斯坦顿和卢克丽霞?莫特倡议、主持了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妇女权利大会，并起草了女性主义第一个历史文件《观点宣言》。这是美国女性运动的第一次爆发，它其实是个体主义思想和女性在社会中从属地位之间深刻矛盾的反映。１８９５年斯坦顿编著的《妇女圣经》一书出版，掀开了女性对《圣经》中男性权威质疑与诘问的序幕。到２０世纪初，第一次浪潮进入尾声时，妇女在选举权、教育权和就业方面取得了极大的成就。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女性运动的第二个高潮出现，运动的主要目标转向更深的层面。在以后的十几年里，女性主义从生物学、经验感受、话语、无意识和社会经济条件这五个方面对男子中心主义进行清算。如以自由主义女性为主体的女性主义理论关注从性别平等、性别中立转向性别差异和女性的独特性；激进女性主义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来分析父权制。７０年代中后期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家重视对女性经典作家文本的解读，其中“女性视角”的提出构成了女性主义批评解读文本的基点。所谓“女性视角”，即用女性意识、女性经验关照作品，包括一套与男性迥异的阅读和写作标准。这一时期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英国的伍尔夫， 美国的贝蒂?弗里、凯特?米利特、肖沃尔特，法国的西蒙娜?德?波伏娃等。其中，肖沃尔特在《她们自己的文学》中试图为英美文学中的女性主义传统勾勒出一条线索，也即：（１）女权阶段（１８４０－１８８０）；（２）女权主义阶段（１８８０－１９２０）；（３）女性阶段（１９２０－）。较强调女性的性别特征。波伏娃《第二性》（１９４９）被誉为西方女性主义的理论经典。“女人并非生来就是，而是后天变成的。”这表明女性主义者开始不从生理上，而是从社会、文化上来考察女性受压迫的根源；并认为法国和西方社会都是由男性控制的家族式的社会，女性在社会中是第二性的，是“他者”；还首次比较系统地清算了男性作家文学作品所虚构的“女性神话”，批评了他们对女性形象的歪曲，从思想和观念上给当代女性主义批评多方面的启迪。２０世纪后半期法国文学批评的代表人物是克里斯蒂娃。通过采用拉康的精神分析，她的符号学话语打破了传统语言定势的一统天下，目的是要颠覆作为男性社会意识形态基础的二分法，并超越这种充满菲勒斯中心的二分法；她提出的有关互文性的概念也给文本分析带来了全新的视角。 由于第二次浪潮过于浩大，女性主义并未形成一个概念统一的学派，此后经过４０多年的发展，西方女性主义经受了不断创新、挑战、质疑与突破，从把女性视为被动的受害者到具有主动的能动者，从男女二元对立到多元的性别观，从身份政治到分裂矛盾的身份，从白人中心到后殖民女性主义，从后现代女性主义到生态女性主义，这就是西方女性主义的发展和大致走过的道路。 ２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及“中西结合” 社会性别为女性主义者批评“男性逻克斯中心主义”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基点，女性主义一切理论都从这里开始。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女性主义运动的产物，它以女性主义思想为理论基础，以性别和社会性别为基本出发点，以“从边缘走向中心”为行动纲领，致力于挖掘女性在历史、文学、社会中处于从属地位的根源，探讨性别和文本之间的相互关联，从文学角度对性别歧视进行批判，从而达到发掘女性的语言、寻找女性文学史、重建文学新理论的目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以不同的方法、角度、理论来研究的主题，主要有社会性别、性行为、种族、阶级、经典文学书目、再现角度、阅读、主观性、女性特征和男性特征、欲望、身体、作家身份、母性、家庭等，其中以美、法、英研究最为突出。 这些国家的女性主义批评理论，都对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具有借鉴作用。一般认为，中国最先引进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是１９８１年，朱虹在《世界文学》第四期发表的《＜美国女作家作品选＞序》，站在女性主义立场，介绍了美国带有女性主义色彩的女性文学。还有在１９８３年选编了《美国女作家短篇小说选》，为我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和实践起到了重要的引领作用。 我国学术界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译介和研究日趋活跃，经过三、四代批评家的努力，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体系已基本建立起来，主要包含了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阐述了中国女性主义文学产生、发展的理论依据。有的批评家从马克思关于文学发展和经济发展不平衡关系的论述中阐述了女性诗学发展的必要性；有的从生理、心理的相互契合、沟通方面论述了解构男性中心主义的可能性；有的在不否定男女平等前提下，张扬女性的特殊性，以此建构一种自给自足的女性诗学；第二，在各种层面界定了女性主义文学的内涵。批评界从主题、题材、体裁、结构、象征、比喻及叙事角度等方面寻找着女性特有的文学表达方式，探索女性主义文学的特殊性；第三，建立了一个以批评男性中心为支撑的理论框架。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对男性中心主义进行了猛烈轰击，揭示其压抑女性的真面目，呈现广大女性的现实 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发展简述 石晓静 （太原理工大学阳泉学院，山西阳泉０４５００１） 摘要：中国女性主义文学及其批评在特定的历史情景下“中西结合”，结合西方女性主义文 学批评及中国女性的性别境遇而得到产生和发展，是一种非女权运动而产生的“文化批评”， 不断建立并形成自己的女性主义批评体系，但由于上路时间短，仍有许多工作尚待完成。 关键词：女性主义；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中图分类号：Ｉ０４１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８１３６（２００７）０７－０１１３－０２ 科学之友Ｆｒｉｅｎｄ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ｍａｔｅｕｒｓ２００７年０７月Ｂ １１３ －－
文学理论与批评实践答案
《文学理论与批评实践》第一批次 通俗艺术与大众文化之间有着共同的指向和相似的建立基础。正确 “艺术是现实的反映”是我国实践派美学代表性观点。错误 中国古代诗歌理论的总纲是：：“诗言志” 五四时期以写爱情诗闻名，被朱自清誉为“对于旧礼教好像投掷了一枚炸弹”的现代诗人是：汪静之 曹丕讲：“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这里所讲的“文章”包括: 文学非文学各种应用文体议论文 “诗言志”中的“志”在古代主要是指：政治抱负 文学作为审美乌托邦，它所代表的文艺与现实生活的基本关系是：冲突与对立 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评价徐干“时有齐气”，这意味着影响文学风格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地理环境 在我国的文论史上，首次运用西方文论话语体系全面地评论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著作是：《评论》 充分肯定自然环境对文学有直接影响，并提出了著名的“三要素”说的理论家是：泰纳 我国传统文论史上较为完整和系统的一部文论著作是：：《文心雕龙》 明确提出诗歌应“乐意戴着脚链跳舞”的现代诗人是：闻一多 法兰克福学派对于大众文化的态度主要是: 斥责 在我国现当代文学史上被称为“革命好莱坞”的是：当代革命文学 第二批次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语出《文心雕龙》。错误 白居易曾激烈主张“文章合为时而做，诗歌合为事而做”。正确 文革时期，被奉为“革命文艺”最高典范的艺术样式是：报告文学 中国当代战争文学所追求的价值取向主要包括：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
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指出，庸人把唯物主义理解为贪吃酗酒娱乐肉欲 作为人类整个心灵活动的产物，艺术作品通常表现为：感觉梦幻欲望情感 我国古典诗歌尽管主题的种类繁多，但是大致可以分为农业诗政治抒情诗 中国古代诗歌中著名的叙事长诗包括：《孔雀东南飞》：《长恨歌》 30年代郑振锋、傅东华主编的《文学百题》一书把文学作品的体裁分为：散文诗小说戏剧 近代以来，在域外小说及文艺的译介方面最引人注目的核心问题是：社会政治性 艺术发展规律主要表现为：有自己独立发展道路不同于科学 中国当代革命文学的创作规范包括：“根本任务论”“三突出”“三陪衬” 过去长久以来，我们心目中作为文学艺术传统的典范的是士大夫文艺宫廷文艺民间文艺山歌 受古代农耕社会生活方式的影响，我国传统文论在阐释诗的起源及情感表达方式时多采用：物感说 第三批次 1、现代新诗即摆脱古典诗歌的艺术形式的束缚而来的。正确 2、中国历史上的圣贤英雄特别是在红色经典中与西方常常形成鲜明对照，他们往往都与女色女色无染日正确 3、当代中国革命战争文学所严厉批评和鞭笞的人物形象主要包括：贪生怕死的胆小鬼信奉活命哲学的叛徒 4、在《什么是散文》中主张把散文视为新文学的一个独立部门而把论文、宣言等斥于散文之外的人物是：朱自清 5、李泽厚认为美感的矛盾二重性主要体现在：主观直觉性客观功利性 6、在肯定自然环境对文学的直接影响等方面有着相似的理论主张的人物是：刘勰、泰纳泰纳、孟德斯鸠 7、文学批评的核心应当是：文学性
美国黑人批评文学概述
美国黑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综述 摘要：美国黑人女性主义批评在20世纪70年代崛起并迅速发展，成为当代西方文学与批评领域的新思潮。它引入了性别、种族、阶级等共时性话语，并借鉴其它当代文学批评理论，建构了自己独特的文学特色，丰富了女性主义的内涵，不仅推动了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美国黑人文学批评的发展, 也是美国文学批评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关键词：黑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性别；种族；阶级 （一） 女性主义运动在历史上经历了很长一段发展、成熟的过程。早在文艺复兴时期，薄迦丘、乔叟等人文主义者已开始呼吁家庭婚姻中的“男女平等”。1729年，英国的克雷弗特(Mary Wollstone Craft)发表了题为《女性权利》的论著。19世纪出现妇女解放运动的萌芽。20世纪初开始了更积极争取男女平等和选举权的运动，被称为西方女性主义运动的“第一次浪潮”。在这期间也出现了女性主义批评的声音。以弗吉尼亚·沃尔夫的《一间自己的屋子》(1929)为先声，西蒙．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1949年出版了《第二性》，大大深化了女性主义思想，这对以后的西方女性主义思潮产生了重要的引导作用。 20世纪60、70年代，西方的女性主义运动进入“第二次浪潮”，主要以反对男性在家庭的统治为核心，强调男女平等，鼓励妇女走出家庭，参加工作，实现经济独立。这个时期的女性运动主要是争取白人妇女的权利，白人女性主义者成为所有女性的代言人，她们把自己的生活经历和观点普适化，而忽略了黑人女性和其它第三世界女性的差异性。莫汉蒂在《在西方注视下：女性主义学术研究与殖民话语》一书中指出，西方女性主义者在提到“妇女”这个范畴时，不约而同的把它看作一个先验的、统一的、有一致利益和欲望的整体，而有意忽略它内部包含阶级、种族、文化等差异。美国的白人妇女很难将黑人妇女视为平等的姐妹，甚至很难视她们为女人，这就导致了白人女权主义者不可能真正站在黑人妇女的立场上为她们谋求福利。 20世纪60、70年代正值美国黑人民权运动的高潮，它强调黑人的团结，旨在唤起黑人大众的民族意识和自豪感，最终解放黑人种族，但事实上它所关注的对象主要是黑人男性，忽略了存在于种族内部的性别歧视和性别压迫，忽视了黑人妇女的存在和要求。在这两次运动中，“黑人”成了黑人男性的代名词，而“妇女”一词则成为白人妇女的专利，“所有的女性都是白人，所有的黑人都是男性” 黑人女性地位一直处于双重边缘状态。 早在19世纪30、40年代，美国黑人女性就开始了争取女性权利的斗争。主要代表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