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音乐学的_历史研究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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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族音乐学的“历史研究”

李延红

收稿日期:2005-12-02

作者简介:李延红(1972-),女,中央音乐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100031)。

内容提要:西方音乐学术领域中,民族音乐学专注于共时研究、历史音乐学侧重于历时研究,是以往形成

的传统。最近一个时期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动向表明,这个曾以“当前”事象为研究对象的学科,正在逐步加强其历史的深度,进而出现“历史民族音乐学”的倾向。这相应影响了中国传

统音乐和少数民族音乐的研究,并对深化国内传统音乐的研究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民族音乐学;共时性;历时性;历史民族音乐学;传统音乐研究

中图分类号:J 6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270(2006)02-0113-10

以研究非欧洲音乐为发端的民族音乐学,长期关注存活于“当前”的音乐文化事象和口头传统,这使它对诸多问题的探讨,不可避免地带有共时研究的色彩①

。但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随着西方民族音乐学以及相关人文学科的不断发展,民族音乐学学者们深刻认识到历史研究之于民族音乐学的意义与价值。他们普遍认为,任何对当前事象的描述和研究,如果不拓宽历史的深度都是不完整的。在此情况下,有学者主张把“从各种历史观点出发研究音乐”作为当前民族音乐学的目标(比拉夫斯基,C .B a b i r a c k i .),也有人提出“历史民族音乐学”的学科名称(谢里梅,K .K .S h e e l e m a 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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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国外民族音乐学者们的诸多努力,不仅带动了民族音乐学的自身发展,也促进其与历史音乐学之关联。本文对国内外民族音乐学界的这种学术动向简略梳理,并试图阐明其于我国传统音乐和少数民族音乐研究的积极影响。

(一)民族音乐学“历史研究”思维的形成

最近的二三十年中,民族音乐学学者对于

历史的浓厚兴趣,被视为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十种新趋势之一。但这并不就意味着,以往的民族音乐学研究全然漠视对历史的研究。事实上,早在民族音乐学的前身———比较音乐学时期,许多比较方面的研究既已含有了历史的思维特点。

比较音乐学的兴起肇始于西方殖民主义的扩张,其思想基础深受文化人类学的影响。作为民族音乐学的母体学科,文化人类学从19世纪中叶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至今,大体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以进化论思想为主(约1850～1890)、反进化论学派(约1890～1940)、殖民体系的瓦解(约1940～1970初)、作为批评的文化人类学(约1970～至今)。比较音乐学约在文化人类学的前两个时期,不可避免地受到进化论思想和反进化论学派相关思想的影响。

根据相关资料,文化人类学中的进化论思想,主张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探索人类社会文化的起源和发展历程,并认为人类的社会文化和生物进化一样,也是简单到复杂、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逐渐地发展,全世界所有的文化都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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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这种循序进化的阶段。这种思想被后来的学者视为“单线进化论”,受到强烈批判。学者在此基础上提出多线进化的理论,认为世界文化是多线发展的、文化可在不同地方独立地产生与发明。

在这种背景下,比较音乐学最初的研究对象,首先便限定在“非欧洲”范围,比如埃及、中国、印度、波斯阿拉伯等地区和国家;学者们重点考察与研究当时存活的音乐事象,目的在于根据民族志和民俗志进行比较研究,以此揭示人类各个文化范畴的发展规律、重构音乐的历史,特别是早期的、无文字记载的历史。在具体的研究中,他们或把非欧洲音乐视作欧洲艺术音乐发展的源头,探讨音乐的起源问题;或者“将音乐按历史阶段加以划分,从原始的起源一直到现代欧洲音乐高峰赖以构筑的基础,揭示其发展的主要特征”。至于埃利斯(A.J.

E l l i s)关于“世界的音乐并非只有一种”的表述,具有“多线进化”的思维特征。此后,有的学者借用了传播论的相关理论,从所谓的“世界音乐”高度,把不同地区的音乐划分类型,并排列出音乐发展的先后顺序。

比较音乐学的中后期,文化人类学在理论与实践方面取得较大进展。20世纪20年代左右,文化人类学出现了反对进化论的思潮;以功能学派和美国历史学派为代表的诸多学派,对欧洲中心论思想大加批判。他们提倡尊重任何一种文化的价值,承认它们对各自所处的社会作用和功能,学者们的研究重点放在各族“当前”的生活方式与现状上。这种倾向加重了文化人类学研究的“共时”色彩。但在另一个方面,这些学派也把对于特殊地区和民族的社会生活现象总和的研究视为“人类历史”构成的一部分②,又使此类研究同时具有“历史”的概念。在此之后,许多文化人类学者又对“文化适应”和“文化变迁”等问题给予特别关注,更加突出了文化人类学研究的“历时性”一面。这些思想动向和理论观点,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民族音乐学。

“比较音乐学”被“民族音乐学”替代,发生于20世纪50年代。有的学者声称,“把民族音乐学从通常的音乐学中区别出来,与其说在作为分析对象的地理区域上的不同,不如说是总体观念上的不同”。在此后的研究中,这个学科的对象范围,逐渐突破“非欧洲”的局限,并出现“自我”研究的趋势。比如东欧学者对于本国民间音乐的研究、东方民族音乐学的发展、布鲁特·内特尔(B r u n o N e t t l)对美国城市音乐的研究,等。然而此时,许多研究仍体现出对历史的兴趣。比如瓦尔特·维奥拉(W.Wi o r a)跨音乐史学与民族音乐学写下了《四个时代的音乐》,从历史进化的角度把人类音乐的发展过程划分为“史前时代、古典(古希腊和东方)音乐文化高度发展的时代、工艺时代和全球工业文化的时代”;库尔特·莱因哈德(K.R e i n-h a r d)对中国、缅甸、土耳其等具有“高度文明”特征的音乐进行研究,其“侧重点则在于音乐历史”方面;约瑟夫·库尔克茨(J.K u c k e r t z)也对印度、中东以及欧洲现存的传统音乐,以及其在不同历史阶段的音乐变化进行研究;等。

在早期音乐学中,阿德勒曾把音乐学分成“历史的”与“体系的”两大类,比较音乐学被归于“体系的”类别之下,从而与历史音乐学的研究相区别。但随着民族音乐学的不断发展,C ·西格(C.S e e g e r)对这种传统的二分法进行批评,他认为:“与其把音乐学分为历史的与体系的,或历史的与比较的两大分支,不如把它看成是一个完整统一的学科……因为它们是互补的而非相互排斥的。”对于民族音乐学与历史音乐学之间的区别,民族音乐学家切斯(G.

C h a s e)早于1958年就这样概括:“这门关系很深的、相互补充的学科把音乐世界一分为二,一个以`过去'作为研究领域,另一个则把`现代'作为研究领域。”。内特尔也对这两门学科的任务进行区分,在他看来,历史音乐学更为关注于音乐的变化内容,即特殊的事象及其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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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民族音乐学家关注于正在经历着的变化过程;但民族音乐学最重要的工作,或许就是研究音乐在人类过去与现在的文化中扮演何种角色,以及音乐对人类的意义,同时也应该从历史的角度进行思考。

(二)民族音乐学“历史研究”理论的成熟

上世纪80年代至今,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触及了很多领域,其在“历史研究”方面的理论和思想也逐步走向成熟。

民族音乐学家内特尔曾经谈到,历史音乐学用历时观、民族音乐学用共时观,已是以往的范式;当前的民族音乐学更为关注音乐怎么作为一种变化的现象。在他看来,民族音乐学的历史思维分为起源和变迁的研究两部分……研究变迁的两种途径:一是设法重建过去的真象,一是观察`现存'音乐正在发生的改变。与此同时,比拉夫斯基主张把“从各种历史观点出发研究音乐”作为当前民族音乐学的目标;里查德·威迪斯(R i c h a r dW i d d e s s)也进一步断言,任何对当前事象的描述若不拓宽历史的深度,其研究都是不完整的。谢里梅则直接提出“历史民族音乐学”的学科名称。

在具体的研究中,有的学者从理论上探讨历史民族音乐学的必要性、研究目的或方法,比如日本民族音乐学学者山口修的《历史民族音乐学的必要性和可能性》(1984)、内特尔的《对民族音乐学特征的历史角度的思考》(1986)等;有的学者对某个历史时期的音乐进行研究,如C.普罗韦纳的《朝鲜早期宗教音乐的来源》(1988)、威德尔斯的《早期印度音乐中的拉格音乐》(1992)等③。而更多学者的兴趣,主要集中在探讨音乐随时间变化的过程,即“文化变迁”方面。

关于变迁研究的一个较近且具代表性的例子,可为安东尼·西格(A n t h o n y S e e g e r)的《苏雅人在歌唱》。在这篇文章里,西格通过对苏雅人歌曲的研究,向我们展示了巴西中部的苏雅印第安人通过歌曲来构筑、再造其历史的过程。在西格看来,对“外国人”的歌曲及其他可取物品的获得和同化构成了苏雅人历史的根本内容。当歌唱者对得自社区外部的歌曲进行再创造时,它就变成本社区通用的形式。使苏雅人通过与各种人接触以获得歌曲的方式,也同样适用于他们与巴西人的关系。西格因此描绘出在过去的二百年间的移民浪潮中,苏雅神话的结构是如何在其历史事件中被重新创造的。④

在诸多学者的努力中,赖斯(T.R i c e)对梅里亚姆(A.M e r r i a m)三重认知模式的评批和“重建”,被视为是对以往民族音乐学忽视历史方面修正极具代表性的例子,异常引人注目。梅里亚姆的音乐认知模式一般称作“三重模式”,通常被简单地归纳为“概念、行为、音声”,这个模式中包括三个分析层面的研究,即“与音乐有关的观念形成过程、与音乐有关的行为和乐音本身”。同时,这种模式也还必须要考虑到“民间评价”和“分析评价”、文化背景和社会背景、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各个相关方面,以及音乐体现在象征、美学、形式、心理、身体等多方面的内容。梅氏的认知模式以认知音乐学为理论基础,受到其时和其后许多学者的关注。赖斯曾高度称赞梅氏的某些做法,认为他的上述理论直接加强了同音乐相关的社会行为、身体行为及言语行为的研究,其次则开始了对连接“行为”与“乐音本身”的方法的研究。但同时,赖斯也指出此种模式的不足,称它过于强调社会过程,结果使民族音乐学疏远了历史音乐学关注的问题,等等。于是赖斯提出“重建民族音乐学”的提议,并在人类学家吉尔兹“历史构成、社会维护、个体适应”理论启发下,把梅氏的三重模式置入,提出所谓的“重建模式”,即:“历史构成音乐、社会维持音乐和个人创造和体验音乐”。在其中,“历史构成”乃是三个组成部分中非常重要的方面,它包括两个过程: 1、对某时某地的音乐作共时性研究,即在现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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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重建作为过去遗产的历史形式。……2、对音乐变化或音乐史作历时性研究,即研究随时间变化的过程。这种理论和观点一经公布,随即引起民族音乐学界的极大争议。尽管有学者对赖斯的重建模式提出这样或那样的异议,但多数人都认为,由于赖斯“坚持历史主题是研究音乐的一个基本必要条件”,所以将“历史音乐学与民族音乐学之间的距离缩短了”。

而在此时,历史音乐学的发展也说明,这两个以往被一分为二的学科,呈现出相互借鉴、相互交融的趋向。在文化价值相对论及“文化背景”理论等的影响下,建立在注重研究欧洲艺术音乐、音乐作品以及乐谱研究等方法上的历史研究,对以往在缺乏非欧民族历史所建立的“世界历史”,以及单一的“本土历史”等进行了反思。布鲁姆(S t e p h e nB l u m)曾以多向进化论为依据,指出“欧洲人将地球视为一个整体,维系着各种“世界历史”的企图,其中包含了最初由欧洲学者于18世纪中叶提出的`一般音乐历史'。直到最近,大多数欧洲的音乐史作者还将`非欧人'视为`无历史人群'(W o l f1982)和`一般历史'早期阶段的体现,或者虽作为当地历史,但将其排除在现代历史之外。”大多学者认为,音乐知识的发展是诸多的人类行为之一,它培养了各种历史的意识并被其所支持。除此之外,在以往“单一历史”的概念上,卡尔·达尔豪斯提出了“复数的历史”,认为后者“指的是无数的本土和地区事件的环链”,而前者“仅仅是一个想法或者一个推论”;“现在复数的历史被单数的历史所取代开始被假定为一个真实的状态”。德国音乐史学家海·阿·布洛克豪斯曾写道:“必须始终重视作为一个整体的音乐文化,把它置于历史的总联系之中。所以音乐史的各个时代都表现为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它们在特殊的音乐史实中最终体现出对社会经济形态,它的社会环境、物质基础和国家机构、法律、道德、美学、艺术观等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以及对从这种上层建筑出发和逆反它而发展的艺术文化生活的依赖”。这些迹象表明,当前的历史音乐学不仅关注音乐家及音乐作品、强调对音乐文化的历史研究,也在历时的纵向研究中注意加强对共时的社会因素的关注。

在此情况下,有的学者指出,“当世界不同地区的音乐家和学者,他们提出关于导致`较新'与`较老'的音乐实践与风格之间不同的原因及结果这样的问题时,现代音乐史成为一门既博学又充满未知的学科。这与每个地区的居民都形成了他们自己的历史这样的观念相一致,现代音乐史研究扩展到世界不同地区不同时期广泛领域。`现代音乐史'这一奇特的术语,表示这是个非常宽广的、地区性和跨地区的历史研究”⑤。而在民族音乐学家中,内特尔始终鼓励去研究世界所有地方的现代音乐历史,指出民族音乐学的这类研究的重要性在于去实现对于整个音乐学的潜在的贡献。但是尽管如此,在许多学者认为,民族音乐学仍然是主要或专门研究与“当前”事象相关的学科,比如当前活着的音乐家的表演和这类表演在当前社会中的角色;它不同于历史音乐学的典型研究,因为民族音乐学关注一般情况下音乐以什么机制和规律发生的变化,历史音乐学则关注特定事件和变化而非一般性规律及模式(内特尔)。

(三)近年的“历史民族音乐学”

最近威迪斯的一篇文章《历史民族音乐学》(H i s t o r i c a l E t h n o m u s i c o l o g y,1992),集中讨论了民族音乐学的“历史研究”的内涵。他在文中这样谈到,“民族音乐学通常被描绘为是一个主要(甚至专门)涉及至今活着的音乐家的表演和那些在当代社会各类表演中的角色的学科。每一类音乐及每一类社会都是绵延的历史过程的现代结局,这种过程对于表演者可有可无,但对于来自局外的观察者却至关重要。那些过程可以在最近和遥远的过去被加以观察,包括了深刻的变化和意义的延续;此类物象包括早期的声音纪录、口传历史、文字和乐器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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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插图和考古学数据等。”若以威迪斯的想法,如果可以把“历史民族音乐学”视为一门学科的话,或许可以同时顾及了历史音乐学和音乐民族志的两个方面,充分利用所有可被利用的资料,其中包括那些至今可见的社会音乐的延续和变化,发掘历史事象和研究以变化过程形式出现的事象之间的关系。但是,威迪斯也指出,学者们研究的最终结果,则是“将历史问题整合进了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全面策略之中”。

在当前的文化人类学领域,历史民族学是可与“历史民族音乐学”相对应的一个学派,它所探讨的问题有别于民族志对一个民族的传统行为方式和传统思想的描述。这类问题主要涉及到:民族起源、民族历史、已消失民族的民族志、民族习俗和文化传统形式的起源和历史,以及经济文化类型和历史民族区的形成和演化等方面。⑥从当前学者对这个学派所做的归纳可知,历史民族学侧重于从历史的角度观察、分析和解释当前人类社会的文化现象,其研究对象常常与那些无文字的民族相关;学者们通过研究书面的文献资料,设法重建它们的历史,这类资料有的属于人类学家其于田野调查写下的报告或记录,有些则属于政府的公文档案,或驻外使节、传教士、商人、探险家的书面文献等。由此可见,在研究对象领域和视角之外,历史民族学的另一大特点,便是体现对书面文献的研究上。

与历史民族学的方法论相似,历史民族音乐学也非常重视史料的运用,这类资料往往包括早期的声音纪录、口传历史、文字和乐器资料、插图和考古学数据等。在具体的研究中,对于那些无文字或缺乏书面文献资料的地区来说,学者们对历史方面的研究,自然会以口传资料为主。但是由于口头历史很少能长于几个世纪,所以它能告诉我们更多的,却是目前的状况、而非表面上说的“过去”。在学者们看来,这种历史总是会超出评述,需要结合当前社会环境和以物质形式记录下的历史仔细解释。从当前发掘出的资料来看,一些早期由传教士、官员、商人等人留下的一些文字或声像,也可为我们提供许多重要的信息。至于在那些所谓的“高文明”地区和国家,它们拥有的大量书面文献和深厚文字传统,常常能够说明一个文化中的音乐思想、实践和机构,以及音乐本身和它在社会、信仰及其他功能方面的内部变化。威迪斯曾对这类地区存在的书面文献加以概括,它们主要包括:(1)偶尔提及音乐(常常只是一些细节)的非音乐文献;(2)音乐理论方面的论文;(3)乐谱,既包括作为例子出现在理论著作中的曲谱,也包括独立的曲目、手册或者人类学著作中的乐谱;等。⑦

从目前的研究来看,民族音乐学的“历史研究”,可以利用的资料又是多种多样的。这主要是因为:其一,近来音乐文化发生的变化,特别是受西方文化的冲击和影响发生的改变,以及经历了较广泛音乐世界的早期欧洲,都在民族音乐学学者的普遍关注之内。其二,音乐变化并非仅仅产生于与西方文明冲撞的时期,可利用的资料也并非仅限于此,许多文化中保存的图像、文物或文献记录,都可以被当作记载着当时情况的直接史料,我们据此可以追溯现代文明之前时期的历史过程;而口头的历史、歌曲文本,或者目前音乐风格的结构、分布,曲目和乐器,也可以提供过去事象的间接但却意义重大的线索。所以,为了设法重现过去的历史面貌和研究变化的过程,学者们便不仅关心非乐谱的传统、当前的变化过程、分析据说是变化的结构的东西,也研究传统意义上的历史,如使用早期文献,包括来自被研究文化的理论文章和旅行者、传教士、政府特使那一类人的早期报告等(H a r r i s o n,1973;O e s c h,1984)。

(四)国内民族音乐学的“历史研究”

从历时性角度研究中国音乐的历史,一向为我国音乐学者所重视,这种学术传统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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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我国具有悠久的文明历史和丰富的传统音乐文化史料的现实密切相关。在以往对于中国传统音乐的历史研究中,主要是以“传统音乐学的历史研究思维”的方式进行,即是一般的音乐史研究;真正民族音乐学的“历史研究”,则是发生在国外民族音乐学传入我国之后。

1990年代初,沈洽先生在总结10年中我国民族音乐学取得的成就时,曾以“文化史性质的研究”指称民族音乐学的“历史研究”,并认为其与历史学研究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是以活的音乐传承为主、后者主要是研究文献,这使二者采用的研究路线、手段和方式均有所区别。在他的论述中,对于中国音乐文化史的研究是由民族音乐学者、音乐史家、音乐考古学家共同完成的。其中属于民族音乐学家的研究,则主要是侧重于对现存音乐基料的调查和研究,同时参照文献、文物,寻找和发现这些文化沉积物中的历史断面;或者从现存的音乐基料中归纳出“共同始源模式”、设其为“最古老”,以此作为判断现存音乐之时序的基准。前类研究如黄翔鹏的《“弦管”题外谈》,王耀华的《福建南曲中的“兜勒声”》,袁静芳的《文化背景与音乐功能的演变———<料峭>乐目家族研究之一》,周菁葆的《唢呐考》等;后类如杨匡民对于“三声腔”的研究。除此之外,此时期一些从比较或传播角度进行的民族音乐学研究中,也涉及了对不同国家、地区或民族的同源乐种、乐曲、乐器或乐谱等方面的探源索流问题,比如秦序的《我国南方高山、佤、苗等族的体鸣木鼓与有关音乐起源的几个问题》,毛继增的《白沙细乐考》,王耀华对琉球三线“一扬调子”考,等⑧,显然带有历史思维的特征。

几乎是与此同时,“中国音乐史学”领域出现了“向民族音乐学靠拢的趋势”,借鉴民族音乐学的“逆向考察”方法,并在某些课题上形成与民族音乐学的交叉。这类课题涉及:少数民族音乐现状及历史,汉族音乐色彩区及其历史成因,古老乐种的现状及历史,诸邻国的音乐文化及其和中国的交流史,等等。此时期,身为音乐史学者的冯文慈先生,对《西域音乐在唐代宫廷繁盛的原因》进行研究,他从唐代皇族及其重臣们的籍里分布和有关史料入手,探讨西域音乐在宫廷繁盛的社会历史原因,并根据西域音乐东渐轨迹勾勒西北汉族民间音乐风格的嬗变以及历史形成的音乐近似色彩区概貌。郑祖襄的《历史传说中的东夷、苗蛮和华夏集团的音乐》一文,则通过研究历史文献中记载的音乐历史传说,探讨古代氏族部落时期东夷、苗蛮和华夏集团之音乐的民族特征;等等。这种研究趋向,加强了我国古代音乐史学与民族音乐学领域的联系,并特别对研究口传对象的民族(或民间)音乐涉及历史方面的探讨,提供了较有力的佐证。

在1990年代至今的一段时期,随着国外民族音乐学的发展以及“历史研究”思想理论的进一步成熟,国内民族音乐学与传统的音乐史学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历史研究于民族音乐学的重要性,以及民族音乐学之于音乐史研究的意义。伍国栋在其《民族音乐学概论》一书中,强调民族音乐学“历时观”和“共时观”并重的研究观念。赵志安近来撰文,专门梳理“60年代以来西方民族音乐学界逐渐发展成分支学科”的“历时性研究”之脉络,从理论上探讨其与历史音乐学的区别;同时强调指出,中国进行民族音乐学的历时性研究有极大空间,若发展既有世界意义又有中国特色的民族音乐学应充分利用这一优势,积极从“历时性研究”的视角参与音乐历史问题的研究。张君仁注意到当代民族音乐学中强调历时性研究的趋向,认为尽管民族音乐学将过去趋于分离的历史与现在统一在了一起,但它与一般的音乐史学仍有所区别:前者关注事实发生的文化背景和所谓的“小历史”的研究,后者则是侧重于“历史事实”本身和“大历史”的范围之内。而在有的以研究音乐史出身的民族音乐学者来说,他们更侧重于强调把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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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史研究与民族音乐学相关理论方法相结合。比如项阳受民族音乐学相关理念与方法的影响,发现以往国内古代音乐研究中对于制度文化的忽视,并指出学者们对各个历史时期一些彰显的音乐现象关注较多,不太注重其前后的演化过程,较少考虑到制度的连续性,这成为音乐史写作中许多问题解释不清的症结所在。洛秦从民族音乐学作用于历史研究的角度,从理论与实践上进行相关探讨,并对“历史民族音乐学”的提法发表异议。在他看来,尽管“民族音乐学的视角对音乐历史的研究有许多有益的作用”,但若“把它作为一个`学派'来对待”却“似乎有点滑稽”;而威迪斯对于“历史音乐学”方法论方面的论述,则“看不出有实质性的民族音乐学思想在历史研究问题上的作用”。上述学者从各自研究立场发表的意见,反映出他(她)们对国际民族音乐学之“历史研究”的理论思想、方法和观念等方面的相当关注。

具体到实践层面,近年我国传统音乐研究领域(包括少数民族音乐研究)的许多课题,都可以称得上是民族音乐学之“历史研究”的典型性研究。比如王耀华的《三弦艺术论》的上、中、下三卷,对中国的传统乐器“三弦”和日本冲绳“三线”分别探讨,充分利用史料文献和文物等探寻各自的起源与发展,并对二者进行共时与历时的比较研究,不仅具有追宗探源的意义,也表明了作者对文化传入现象和文化变迁问题的关注与探讨。此书的相关论点和研究内容,在作者发表于诸多刊物的文章中亦有展示,比如其对福建南音与冲绳三线古典音乐的比较研究,对琉球御座乐《福寿歌》的歌词、曲调之源流的考证,等⑨。田联韬的《西藏拉萨大昭寺古乐器考释》一文,通过对历史文献、以及实地调查资料的梳理,描述了曾经存在于大昭寺的12种古乐器的形制与用途,并对目前仅存的四件西藏古乐器加以实测和记录,进而籍古代文献探讨四种古乐器的历史源渊。刘桂腾在对萨满“鼓”的研究中,从空间传播的角度,揭示满族萨满鼓与境外诸多民族和地区萨满鼓之间的历史渊源关系及其演变过程⑩。乌兰杰采用民族音乐学和历史文献学相结合的方法,探讨古代蒙古和高丽的音乐交流状况,认为“古代蒙古和朝鲜语言同属阿尔泰语系,均有萨满教信仰,从成吉思汗时代始,历代蒙古统治者与朝鲜不断通婚,建立了密切联系”。刘勇从文化学的角度研究中国婚丧礼仪中唢呐音乐的历史生成背景,刘正维则从“音乐的遗传基因”入手、探讨皮黄腔的历史源流问题,等等1。除此之外,也有学者从历史的坐标上横向取域,对于已消失的民族之乐、或者与音乐有关的某段民族历史事件、人物、民俗事象等,进行历时或共时的比较研究。比如台湾学者沈冬对一个“消失已久的民族”之乐———“骠国乐”进行研究,“藉缅甸考古学之助,以讨论印证中国史料”,依据文献资料、出土文物、以及壁画、浮雕等,试图再现“骠国献乐”一事的历史。杨民康对“云南怒江傈僳族圣诞节仪式音乐及其“本土化”的研究,属于对近现代历史上传入的音乐文化现象的变迁研究。作者通过研究传教士的回忆录、教会手册、日记等书面文献资料,再现它传入之初的历史面貌;并通过与当前相关仪式音乐的比较,探讨这种文化现象的“本土化”过程。

近年在我国民族音乐学的研究中,也出现了专门探讨所谓“小历史”的课题,即对某一地区或族群音乐文化史的研究(主要是针对少数民族音乐史而言);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例子,如乌兰杰撰写的《蒙古族音乐史》、和云峰的《纳西族音乐史》12。从这两部著作的研究对象来看,蒙古族和纳西族皆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且有本民族的文字和语言;同时,由于历史、宗教、政治等方面原因,相对于我国其他少数民族、特别一些无文字和书写传统的民族来说,两个民族的口传文化及书面资料较为丰富,蒙古族还有许多珍贵的音乐史料。这些,都为书写一部完整的、系统的民族音乐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来源。在具体研究中,两位作者充分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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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局内人”的文化身份优势,(如语言、文字、族缘、地缘等方面),利用各类文献古籍(如本民族与汉族)、考古文物和各种口传资料等,将本民族音乐的历时发展过程与共时存在环境结合起来探讨,在各时期多民族共生的文化背景中建构出本民族的音乐历史。

对于“当前”音乐文化现象“随时间变化”方面的研究非常多见。近来在这方面比较突出的例子,如杨民康对傣族南传佛教节庆仪式音乐的考察研究,这项研究即是以探讨“文化传统与当代变迁”为主要目的,通过对研究对象的共时和历时性考察,以及阐释性的比较与分析,深入剖析各阶段傣族南传佛教节庆仪式音乐的传统与变化,以及产生这种传统形成或变化的背景与原因。值得一提的一点是,杨民康在研究中重视赖斯“重建模式”在“历史构成”方面的理论贡献,针对傣族南传佛教音乐文化具有深厚的历史传统这个实际情况,把这种理论具体应用到实践中进行尝试,既注重研究各类文献典籍的资料,也强调对口传文本的分析,从而增强了此项研究的历史深度。这类研究还有包爱军对蒙古族佛教音乐文化多元化的研究、项阳对山西乐户及乐籍制度所做的共时与历时性考察13,等等。

以往的国外民族音乐学者们普遍认为,民族音乐学的历史研究往往容易在一些所谓的“高文明”的国家或地区展开,这是由于这些地区和国家可以提供更多可利用的史料文献资料;我国拥有久远的文献记载历史和丰富的传统音乐文化基料、文物、考古发现等,正在所谓的“高文明”国家之列。同时,历史上我国境内多民族同生共存的现实,以及我国与周边国家在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历史交往等,产生许多文化移入、交融或变迁等方面的文化案例,为我国民族音乐学的“历史研究”提供了许多有意义的研究课题;在研究无文字或缺少文字记载的少数民族音乐文化历史时,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长期交往的历史,为后者留下许多类型的书面文献和考古资料,这些资料将为此类研究提供宝贵的历史线索和旁证。通过上文对我国民族音乐学“历史研究”方面的梳理可见,近年国内在对传统音乐(包括少数民族音乐)历史或变迁等方面的研究中,已经在有意发挥着上述优势;学界对民族音乐学之“历史研究”的理论与实践的探索,相应地拓展了传统音乐、尤其是少数民族音乐研究的课题性质、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等。这对于全面、深入地发掘我国音乐文化传统,进一步探讨其形成、发展与演变的历史轨迹及基本规律等,具有积极而深远的意义。

注释:

①共时与历时的概念,常常分别与空间和时间

方面有关。对音乐进行共时性研究,一般是

指把音乐事象视为一种广延存在的音乐实

体,从横向的角度考察研究它与外部环境的

现时关系;而历时性研究则更注重从纵向的

角度,考察和研究音乐随时间变化之过程。

二者分别为社会学和历史学的典型研究所

偏重。本文所论的“历史研究”,即是指民

族音乐学中与历时性研究相关的各种面相。

②美国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弗朗兹·博厄斯

(F r a n zB o s e)早在《民族学家的任务》

(1888)一文就强调,民族学的基本任务是

“研究社会生活现象(即语言、习俗、迁徙、身体特征等)的全部总和,这种研究构成包

括一切民族在内的人类历史。每个文化集

团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因此,必须在每个

民族的特点中来研究每个民族。民族学应

当是文化史的一部分,最终目的是揭示社会

发展的一般规律。”(转引自宋蜀华、白振声

主编《民族学理论与方法》第33页)

③此处的文章目录转引自赵志安《民族音乐

学历时性研究述见》一文,《中国音乐学》

2001(3)

④转引自S t e p h e n B l u m.“P r o l o g u e:E t h n o m u s i-

民族音乐学的“历史研究”121

c o l o g i s t s a n dM o

d

e r nM u s i c H i s t o r y.”[J]I n

E t h n o m u s i c o l o g ya n dM o d e r nM u s i cH i s t o r y.

[M]E d i t e db yS t e p h e nB l u m,U r b a n aa n d

C h i c a g o:U n i v e r s i t y o f I l l i n o i s P r e s s

⑤此部分观点参见S t e p h e nB l u m.“P r o l o g u e:

E t h n o m u s i c o l o g i s t sa n dM o d e r nM u s i cH i s t o-

r y.”[4](《民族音乐学家与当代音乐史》)⑥C·魏因施泰:民族学结构中的历史民族

学,载《民族学译文集》,第三集(转引自宋蜀华、白振声主编《民族学理论与方法》第

252页)

⑦此部分主要参阅R i c h a r dW i d d e s s1992.H i s-

t o r i c a l E t h n o m u s i c o l o g y,p219-221

⑧此处列举的文章出处参阅沈洽《民族音乐

学10年》一文。

⑨王耀华发表的此方面文章有:《福建南音与

冲绳三线古典音乐的比较研究》,载《音乐研究》,1995年第1期;《琉球音乐对中国音乐受容的两种样式及其规律》,载《音乐研究》,2004年第4期,第54-59页;《琉球御座乐<福寿歌>》,载《中国音乐学》,2001年第1期,第61-66页,等。

⑩刘桂腾关于萨满鼓的研究文章有:《清代乾隆朝宫廷礼乐探微》,载《中国音乐学》,

2001年第3期;《西伯利亚诸族与满族萨满的象征――鼓的音乐学比较》,载《乐府新声》,1999年第3期;《中国东北阿尔泰语系诸族的萨满乐器及其文化特征》,载《中国音乐学》,2004年第2期;《亚欧北部寒带萨满鼓之比较――以中国黑龙江的宁安抓鼓和斯堪的那维亚半岛的挪威抓鼓为例》,载

《乐府新声》,1994年第4期;《中国萨满和匈牙利塔托什语境中的鼓及其象征意义》,

载《乐府新声》,1995年第1期,等;论著有

《满族萨满乐器研究》,辽宁民族出版社,

1999年。

1这两篇文章可见刘勇:《从文化学角度看中国婚丧礼仪中唢呐音乐的生成背景》,载

《云南艺术学院学报》,1999年第4期,第82

-86页;刘正维《从音乐的遗传基因为皮黄

腔寻宗探源》,载《音乐研究》,2004年第2期,第43-58页。

12乌兰杰:《蒙古族音乐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9年;和云峰:《纳西族音乐史》(博士

论文),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4年。

13包爱军:《蒙古佛教音乐文化的多元性》,宗教文化出版社,2002年;项阳:《山西乐户研

究》(博士论文)、《乐籍制度的畸变期考

述》,载《天津音乐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第35-43页,第47页;项阳:《山西“乐

户”考述》,载《音乐研究》,1996年第1期,

第76-88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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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u a g e a n d m a t h e m a t i c s,r e f e r r i n g t o t h e s e t w o t e r m s a s t o n a l m o d u l a t i o na n d m o d e m o d u l a t i o nr e-s p e c t i v e l y,a s w e l l a s t o t h e s i m i l a r s c a l e m o d u l a t i o n a s t o n a l c o l o r m o d u l a t i o n i n C h i n e s e t r a d i t i o n a l m u s i c.

T a k i n gL e a v e o f S c h o o l:A S o n g b yX i a oY o u m e i a n dh i s Mu s i cE d u c a t i o nP r a c t i c e(C o n g s h u o q i)/J I NQ i a o(68)

T h e a r t i c l e t a c k l e s X i a o Y o u m e i's m u s i c e d u c a t i o n p r a c t i c e i n P e k i n g W o m e nT e a c h e r s C o l l e g e i n t h e1920s,w h i c h i s p r e c e d e d b y t h e a u t h o r's a n a l y s i s o f t h e s o n g,b o t hl y r i c s a n dm u s i c,a n d i t s c o n t e x t.

S u r v e y o f C h i n a'sS t u d i e so f S c h u b e r tL i e d e r:1980-2005(D u i w o g u oe r s h i s h i j i80n i a n d a i y i l a i s h u b o t e y i s h u g e q u y a n j i uz h u a n g k u a n g d e y a n j i u)/L I R u n s h e n g(75)

T h i s i s a s t a t i s t i c a l s u r v e y o f C h i n a's S c h u b e r t L i e d e r s t u d i e s b e t w e e n1980a n d2005,p o i n t i n g t o s o m e n e wr e s u l t s a n d m a j o r i s s u e s.

I D E A/C O N C E P T S/N A T I O N/C U L T U R E

I d e a-B e h a v i o r:T h e o r e t i c a l C o n c e p t s a n dMe t h o d o l o g i e s o f R i t u a l Mu s i cS t u d i e s(s i x i a n g-x i n g w e i: y i s h i y i n y u e y a n j i u d e l i l u ng a i n i a ny u f a n g f a)/C H A O B e n y e(83)

T h r o u g h o u t e t h n o m u s i c o l o g y i s t h e s t u d y o f h u m a n i d e a a n d b e h a v i o r,a s w e l l a s t h e i n t e r a c t i o n b e-t w e e nt h et w o.F r o m t h i sp e r s p e c t i v et h ea u t h o r s u g g e s t ss o m e t h i n gn e w c o n c e r n i n gt h e o r e t i c a l f r a m e w o r k,m e t h o d o l o g i e s,a n d p r o g r a mo r i e n t a t i o n i n C h i n a's t r a d i t i o n a l r i t u a l m u s i c s t u d i e s.

N u oT h e a t r e:N oO t h e rC h o i c eb u t P a n-R e l i g i o u s a n dMa r g i n a l E x i s t e n c e(B i e w ux u a n z e d e s h e n g-c u n:f a nz h o n g j i a o,b i a n y u a n h u a)/WA N GY i b i n(103)

N u o t h e a t r e,a l i v i n gt r a d i t i o nl o v e db yt h e l o c a l p e o p l e i nC h i z h o u,S o u t h w e s t A n h u i p r o v i n c e, b o a s t s o f i t s s i m p l e t u n e s,a c c o m p a n i m e n t,c o s t u m e s,a n d p e r f o r m a n c e,a l l o f w h i c h c a n b e a t t r i b u-t e d t o e x t e r n a l t r a n s m i s s i o n o f t h i s f o l k c u l t u r e.H o w e v e r,t h e s p i r i t u a l e s s e n c e o f i t s e x i s t e n c e l i e s i n r e l i g i o u s s a c r e d n e s s.

H i s t o r i c a l S t u d i e s o f E t h n o m u s i c o l o g y(Mi n z uy i n y u e x u e d e“l i s h i y a n j i u”)/L I Y a n h o n g(113)

B r e a k i n g t h e b o u n d a r y b e t w e e n s y n c h r o n i c a n d d i a c h r o n i c d i m e n s i o n s,r e c e n t e t h n o m u s i c o l o g y,o n c e o n l y f o c u s i n g o n l i v i n g t r a d i t i o n s,c o m e s i n t o t h e h i s t o r i c a l f i d l e o f m u s i c o l o g y.T h u s a h i s t o r i c a l e t h-n o m u s i c o l o g y h a s b e e n f o r m e d.

C O MME N T/R E V I E W

C o m m e n t o nT w oR e c e n t Wr i t i n g s o f Mu s i cH i s t o r y(L i a n g b uy i n y u e s h i x i n z h uw e n s h i)/Z H A N G H o n g m e i(123)

概述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大融合

概述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大融合 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一个十分强大的国家，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有着悠久的历史，灿烂发展的民族文化。民族种类也是无法比拟的，就当前中国的发展现状和趋势不难发现，中国已发展有五十六个民族，并且和各个民族相互融洽，相互团结的生活在中华民族这个温暖的大家庭中，进而发展到一个很高的历史阶段。纵观中国历史她是怎样发展成现在的状况的呢？这须从中国古代历史说起。 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民族大融合──秦朝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 建立 秦朝的确立，决定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民族大融合。自从有了人类，就决定了人种的不同，即发展成后来的民族。在夏商周时代，各个部落的存在，每一个部落都是按照一定的血缘关系组成的，说明了组成部落的人种不同，不同的人种，形成了各民族。春秋战国时期，由于民族的风土人情、生活习惯大不相同，再加上诸侯兼并，势必会引起矛盾。为了生存，他们连年征战，广大农民不分民族深受其害，苦不堪言。人们迫切要求统一，结束这种局面。应时代需求，秦国在商鞅变法的基础上和赢政的带领下，经改革，励图治，平息了各民族之间的纠纷，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国家，把各族统一为一个整体，为中国的民族融合、民族大团结迈出了第一步。 中国历史上第二次民族大融合──北魏的民族大融合

中国的封建社会历经秦、西汉以后，东汉时部分北方少数民族出现内迁。此后，朝代出现了分裂，魏蜀吴三分天下，乃至两晋时期国家处于十分混乱的局面，但在两晋时期由于司马家族的努力，出现的两晋的短期统一，而此时出现少数民族的内迁(内迁各民族主要有匈奴、鲜卑、羯、氐、羌即“五胡内迁”)，少数民族的内迁，同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杂居相处，逐渐融合，对祖国北方的生产做出了贡献。但是，由于两晋统治者对少数民族的剥削和压迫，激化了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时至北朝时期，鲜卑族兴起，后统一黄河流域，建立北魏，结束了十六国的分裂局面，出现了民族大融合的趋势。而在此时，居住的北方少数民族在生产实践中逐渐改变了过去本民族的游牧生活习惯。当然汉族人民也向少数民族人民学到了很多东西，各族劳动人民在反对各民族统治阶级斗争的过程中，也进一步加强了联系，互相支持，促进了融合，到孝文帝继位后，由于改革的完成，有力地促进了民族大融合，于是在孝文帝的领导下，落实实施了汉化政策，让少数民族同汉族人民混杂相处，通婚、改汉姓、说汉话、穿汉服，完成了我国历史上著名的第二次民族大融合，同时也加速了北方封建化的进程。 中国历史上第三次民族大融合──元朝的民族大融合 自古历史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隋唐统一中国以后，中国出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盛世景象，使封建社会达到顶峰时期，唐朝后期藩镇割据，时至藩镇灭唐以后，中国北方的少数民族逐渐强盛起来，国家和社会一片混乱，鱼龙混杂，民族之间也存在着矛盾。后来随着蒙

民族音乐学

填空 1：民族音乐学是音乐学下属的一门音乐理论学科，在未使用这一名称之前，它曾被广发地称为“比较音乐学” 2: 民族音乐学是将世界诸民族的传统音乐作为体现其学科对象和范围的基本内容 3：民族音乐学的实地调查既是一种具体的方法又是一种自成系统的方法论 4：实地调查1：横向分类形态：微型音乐调查。地理区域音乐调查 2：纵向分类形态：音乐志调查。音乐论题调查 5：搜集资料可以按他们与调查主题的远近关系，分为“直接资料”和“间接资料” 6：调查提纲是调查工作的行动指南，也是调查形式和内容的总体规划 7：实地调查法1：直接观察法2：集会调查法3：个别访谈法 判断 1：1950年金斯特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出版了他的著作《民族音乐学》一书，在这部著作中他首次使用了“民族音乐学”这一学术称谓 2：“民族音乐学”是一个复合词语，它是由“民族学”和“音乐学”两个概念复合而成 3：科学采集资料的基本原则1：完整性2：准确性3：客观性4：持久性 4：音乐调查报告他是民族学工作者展示其调查研究成果最基本的书面形式 5：绝大多数调查报告都相应的在标题之下采用常见的前言（序论）正文，总结这样的格式或最后再带一个附录 名词解释 民族音乐学：是音乐学下属的一门研究世界诸民族传统音乐的理论学科，它的基本特征是将某民族现存的传统音乐置入该民族特定的自然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中去，通过对该民族成员是如何根据自身文化传统去构建，使用，传播和发展这些音乐的考察和研究，阐述其有关音乐的基本特征，生存规律和民族文化特质 直接观察法：是调查者亲临音乐事象生存环境后，在音乐发生现场进行直接观察，记录其发生，发展和终结的动态过程的一种调查方法

民族音乐学的田野调查探讨

民族音乐学的田野调查探讨 摘要：音乐调查，是一种从古至今存在的名词，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含义，从古代的“采风”到现在的“田野调查”，可谓经历了多少时代的更迭。近现代开始，西方的人类学、民族学和民族音乐学等不同学科在不断地被引入，因此，“田野调查”这一称谓逐渐代替了“采风”的称谓。田野调查作为一种研究方式在不同的学科以不同的目的被采用，即使所面对文化事项相同，研究目的的不同也使得工作方法会有很多种选择。田野调查需要有计划、有准备、有目的运用科学的方法来进行，它是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必要方法和途径，在民族音乐学研究工作中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主要在本文主要在针对田野调查前期的准备和田野调查中的文化冲击以及消除“文化隔膜”的基本原则等方面做了简要论述。 关键词：民族音乐学；田野调查；“文化隔膜” 一、民族音乐学中田野调查的重要性 田野调查就是一个人背井离乡，离开自己习惯和熟悉的生活环境，去到一个完全陌生，甚至语言不通、生活环境很差、交通、通讯等诸多不便的城市、乡村及部落，去到和音乐有关的地方去调查所需的音乐事象。很多在学术上有所发现、有所发展和有所突破的民族音乐学课题，都是经历过丰富而坚实的实地调查和建立在现场音乐资料的积累基础之上的，正所谓实践出真知。许多著名的经验分丰富的民族音乐学家及社会科学家都是通过利用自己的时间去坚持不懈、不辞劳苦的进行实地调查，进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科学探索，将此项工作当成自己学术生涯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结合自己的专业知识为相关学科的进步与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他们的经历和精神，是民族音乐学家们的先锋和楷模，为民族音乐学进行田野调查提供了借鉴和参考。 二、田野调查的前期准备 （一）分析现状、明确目的和选择类型 对于准备实施某项实地调查，首先要明确自己考察的音乐事象和内容，要明确自己调查的目的，要调查的内容是什么，想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要有针对性地对某一地区的某种音乐事象进行考察，通常某一地区会有比较丰富的音乐活动，若调查目的不是为了编写音乐方面的著述，就要提前确定调查对象为一个还是几个音乐事像，接着要明确此次调查是为了解决什么实际问题，随后确定调查研究的范围和调查时要深刻细致到何种程度，再来确定调查研究要采用的方法。分析现状、明确目的之后要实事求是、恰如其分地确定调查类型随后进行后续准备。 （二）现有材料的搜集及整理 提前了解被考察地区的相关资料，是一项重要的准备工作。相关资料包括直接资料和间接资料，其中，直接资料是指前辈们留下来的与调查内容相关联且是直接关联的资料，而间接资料是指背景资料、历史资料以及相同艺术资料等材料。只有提前做好充分的准备，才能不做无谓的重复功，才能将所调查音乐事象与社会生活相联系。

小学弘扬民族传统文化主题班会教案

小学弘扬民族传统文化主题班会教案 弘扬民族传统文化主题班会 一、活动目标： 1、知识与能力目标：让学生了解祖国的灿烂文化，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 2、过程与方法目标：在活动中相互分工，相互合作，培养学生的合作能力。通过展示有关传统文化资料，旨在引起学习传统文化的浓烈兴趣，领略传统文化的无穷魅力。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增强学生的爱国情感和保护祖国传统文化的意识，从而激发对伟大祖国的挚爱之情。 二、活动准备： 1、了解有关民族传统文化，了解传统文化中丰富的内容。 2、图片，实物(中国结等)，文字资料。 3、黑板中间写“弘扬民族传统文化”的标题。 三、活动人员：XX班全体师生。 四、活动过程： (一)活动的步骤： 1让学生了解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丰富内涵。 2展示中华传统文化多彩的内容。 3培养爱国情感。 (二)活动的具体过程 1、宣布主题：

老师：“弘扬民族传统文化”主题班会现在开始!。 2、活动开始 今天，老师给大家带了一件礼物，你知道这是什么吗?(出示中国结) 全班答：中国结。 那你能说说你所了解的关于中国结的资料吗? 学生A：……学生B……学生C…… 主持人甲：谢谢大家。 主持人乙：看完老师的展示，我知道大家也准备了很多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资料。请看李然等同学的展示。 李然：我们几个给大家带来的是几首古代的诗词。 (诗词背诵) 是啊。同学们，看了这么多，你最喜欢谁的展示呢? 学生A：……学生B：……学生C：…… 请大家谈谈自己的打算吧。(学生交流、汇报) 主持人甲：请班主任老师给大家做总结。 班主任总结： 今天的主题班会开得很成功，我在同学们的展示中呀，看到了祖国传统文化的魅力。同学们也通过自己搜集资料对我们的传统文化有所了解，老师为你们感到骄傲，感到自豪。 作为新世纪的主人，我们要继承和弘扬优秀的文化传统。 3、主持人宣布活动结束： “弘扬民族传统文化”主题班会到此结束。 老师讲过传统节日的习俗

浅谈民族音乐学与相关学科间的关系

民族音乐学概论 （学期论文） 题目：浅谈民族音乐学与相关学科间的关系 学号： 2007020070 专业：音乐学 姓名：_____________ 杜晶___________ 指导教师：________________王静怡_ 2008 年1 月1日

浅谈民族音乐学与相关学科间的关系 摘要：民族音乐学是音乐学下属的一门音乐理论学科。近几年来民族音乐学已经成为音乐学科中最活跃、最富生命力．发展最迅速的研究领域之一。作为音乐学体系下的一门分支学科，它与音乐学体系下历史音乐学和体系音乐学以及其它各学科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正确的认识和对待他们之间的联系，对于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有很大的帮助。 关键词：民族音乐学音乐学各学科关系 民族音乐学是音乐理论科学领域内音乐学下属的一门分支学科，是与音乐史学、体系音乐学并重的学术专业。民族音乐学的前身是比较音乐学(ComparativeMusicology)。而民族音乐学这一学科名称是荷兰音乐学家孔斯特(JaapKunst．1891～1960)首先提出的。他在1950年出版的《音乐学》(Musicology)一书的副标题“民族音乐学性质的研究其问题、方法及主要特点”中使用了“民族音乐学“这一名称，并主张用它来代替以往人们习惯称呼的”比较音乐学。此后，“民族音乐学”便作为标准的学科名称而固定下来。①民族音乐学是一门交叉学科，在其发展过程中同许多社会科学领域其它分支学科都发生着直接的或间接的联系，但是无论民族音乐学具有何种跨学科的性质，它的研究对象都始终是音乐。所以作为音乐学中的一个分支，绝不可将其独立划分，否则民族音乐学就失去了“音乐学”这样一个涵盖的空间。正确的认识和对待民族音乐学和音乐学其他各学科的关系是研究民族音乐学的重要准备。 一.民族音乐学与历史音乐学 民族音乐学与历史音乐学最大的不同在于前者主要是借助于文献学、考古学、形态学等相关学科来探讨音乐文化发展的历史脉络，是在探讨音乐文化的历史结构；而后者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存活在民间的音乐形态及其相关的文化意义，其研究主要是在音乐文化的共时结构上展开。②一个纵、一个横，各自有不同的论域，似乎没有什么交叉。然而，音乐史在从历史的角度对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种种文化现象进行研讨的同时，也可以从现存民间的音乐形态中结合实地调查的结果进行逆向考察，因为我们所生存的时代的确有历史的孑遗物—— ①伍国栋：《民族音乐学概论》，人民音乐出版社，1997年3月版。 ②项阳：《音乐史学与民族音乐学论域的交叉》，《新疆艺术学院学报》2006年3月。

民族音乐和民族音乐学的关系

从音乐学科上看，民族音乐主要指中国传统音乐，民族音乐是产自于民间，流传在民间的，表现民间生活、生产的歌曲或乐曲，也包括中国历史传下来的各类古代音乐。主要包括民歌、器乐音乐、说唱音乐、戏曲音乐、民间歌舞和古代音乐等。可参看书目有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编的《民族音乐概论》，伍国栋写的《中国民族音乐》、刘正维写的《民族民间音乐概论》等。 比较音乐学的产生与研究对象 民族音乐学最初被称为比较音乐学。比较音乐学的名称是进入20世纪后首先在德国开始使用的，英文为“Comparative Musicology”，其实比较研究的方法用于非欧洲音乐研究最早在17世纪就开始了，但是这一学科的建立是以1885年阿德勒的《音乐学的范畴、方法和目的》和亚历山大约翰·艾利斯的《各民族的音阶》为标志的。其研究对象是欧洲以外的种族、民族的音乐文化，正如萨克斯所定义的异国文化的音乐。这一学科的建立和研究对象的确立是与当时的历史背景和研究者的立场有着密切关系的。首先，比较音乐学的产生和发展与欧洲殖民主义的兴起和扩张有密切的联系。以18世纪为开端，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继跨入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进入这些地区的西方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和文化学家首先向外部世界开启了这些非欧国家民族的传统文化之门。他们用西方学者的观点和方法试图了解、认识和把握这些国家和民族所具有的令他们新奇的特殊文化，想将这些相异于欧洲文化，不被欧洲人所知的文化公诸于众，加之古典进化论学派和马克思、恩克斯对于人类进化和原始社会经济的科学认识，至19世纪60—70年代，民族学作为一门科学在欧洲和美国产生并兴起，Enthnology一词1830年首先由法国人让·雅克·昂佩勒提出，30-70年代民族学、人类学学会先后在法、美、英、德和意大利建立起来。比较音乐学则是在民族音乐学进入80—90年代的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时应运而生的。这一时期的欧美出现了一支受过专业训练的民族学队伍，开展了世界范围的、有目的的民族学田野调查工作，异国的民间艺术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与此同时，欧美的许多城市建立起了人类学和民族学的博物馆，收藏了许多非欧洲的乐器和有关的音乐文物与手稿，记录亚洲、非洲、美洲民族音乐的材料大量增加，使人们对于非欧洲地区音乐文化的注意力进一步增加，加之1877年爱迪生发明了留声机，对无文字非欧民族音乐的研究产生了无法估量的推动作用。在这些基础上，比较音乐学这门学科在民族学诸多研究的影响下，应强烈而广泛的社会和时代需求产生了。英国语言学家兼物理学家和数学家艾利斯和阿德勒、艾斯比塔等欧洲学者为比较音乐学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由此可见，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异国音乐文化是相对于当时殖民者的主体文化而言的，也是相对于起初参与比较音乐学研究的这些欧洲学者自身的文化体系而言的。相对于其原本欧洲音乐文化知识体系的未知领域就成了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对象，在这种情况下，异国音乐文化=非欧洲音乐文化，即形成了欧洲文化特别是欧洲城市艺术音乐文化相对于非欧洲音乐文化的比较研究。实质上是一种以欧洲整体作为一个中心以欧洲大民族为立场而进行的研究。 随着学科的不断发展，整个人类文化研究的进步和不同种族的非欧洲国家的学者对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参与，比较音乐学的研究环境和立场出现了变化和拓展，其研究方向和对象也出现了扩大和性质的变化，最初的比较音乐学的名称被民族音乐学所代替。

民族音乐学：学术前沿与教学研究

民族音乐学：学术前沿与教学研究 杨民康，男，白族，中央音乐学院研究员、博士研究生导师、香港中文大学哲学（民族音乐学）博士。曾就读于中央民族学院音乐舞蹈系、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和香港中文大学音乐系，获文学硕士和哲学博士学位。历任中央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所长助理、民族音乐研究室主任、中央音乐学院学报副主编。兼职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副会长，中国艺术人类学会、中国传统音乐学会常务理事，上海高校音乐人类学E 研究院特聘研究员，上海音乐学院仪式音乐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西安音乐学院西北民族音乐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三峡大学楚天学者讲座教授，上海音乐学院、中央民族大学音乐学院、中国传媒大学影视艺术学院、云南大学艺术学院、云南艺术学院、河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等校客座/ 兼职教授。对中国民歌及歌舞音乐，傣族和南亚语系民族（布朗族、德昂族、佤族等）传统音乐，中国南方少数民族传统仪式（基督教、道教、南传佛教、民间信仰）音乐及民族音乐学、音乐民族志理论有较深入研究。曾赴欧洲、日本、韩国、台湾、香港及大陆各省市参加民族音乐学、文化人类学学术会议和进行学术交流。著作有《中国民歌与乡土社会》《中国民间歌舞音乐》《云南瑶族道教科仪音乐》《贝叶礼赞――傣族南传佛教节庆仪式音乐研究》《本土化与现代性：云南少数民族基督教仪式音乐研究》《一维两阈一一布朗族音乐文化志》等 10 余部，获第三届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奖一等奖，第二

届文化部文化艺术科学优秀科研成果奖二等奖，第三、六、七届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三等奖。专著《中国南传佛教音乐文化》2015 年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发表论文150 余篇，获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首届优秀论文评奖一等奖、北京市文联文艺评论奖一、二、三等奖，中国音乐评论学会奖二、三等奖。 音乐时空：据了解，您是从作曲专业转向少数民族音乐学研究的，这是出于个人兴趣吗？ 杨民康教授：这里面有个人兴趣的原因，但也有必然的因素在起作用。我来自云南，本身又是白族人，因此原先作曲主要也是集中在少数民族音乐创作领域，采风时接触到很多民间音乐。当然，起初采风主要是以作曲为目的。我1986 年撰写和发表的第一篇论文，涉及了布朗族的民歌研究，所采用基本材料就是1983年在云南西双版纳、思茅等地采风4 个月的部分成果。后来，随着采风活动和手中掌握的民间音乐资料越来越多，很自然地就逐渐转向民族音乐学研究。事实上，在当时不少国内民族音乐学者都有从表演、作曲实践升华至理论研究的过程和经历。从我的老师田联韬先生到我们这一代都是这样，这是一种符合文化和艺术实践规律的，必然的发展过程。它和今天大学里盛行的学生转学生，课堂到书本的研究生培养过程很不一样，当然我个人的主观兴趣也是十分关键的。 音乐时空：同时也请您谈谈当时国内的民族音乐研究生的培养状况。以及您是怎样由此踏上民族音乐学研究道路的呢？ 杨民康教授：在我对民族音乐研究开始感兴趣之后，便有了考

《在中小学开展民族传统文化艺术教育的研究》中期评估材料

在中小学开展民族传统文化艺术教育的 中期研究报告 一、课题简介 20XX 年10 月我们向安阳县教研室申报了《在中小学开展民族传统文化艺术教育的研究》课题，20XX 年7 月得以立项，此后顺利开题。在半年多的时间里，我们力求做到领导重视，课题研究人员工作到位、脚踏实地，课题研究紧张而有序、进展顺利。我们紧扣研究目标，让学生在一种文化情境中理解美术。对于古老的传统文化，我们应当充分地加以利用，使传统文化有所继承，有所延续，有所创新，有所发展，并取其精华融入到教育过程始终，发挥其巨大作用。 （一）本课题研究的背景与意义作为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美术素质教育对于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要深化美术素质教育，就要坚持美术素质教育的基本原则和导向，面向全体学生，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民族传统美术教育是深化美术素质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在学校的美育教育中有独特的重要的意义，在美术素质教育中加强对本民族文化的弘扬和学习是非常具有现实意义的。 中国传统文化是现代文化的基础，从中小学美术教材了解可知，中小学美术教育不仅仅是美术技能技巧的传授，而应该是在一种文化观的观照下学习，应该让学生在一种文化情境中理解美术。对于古老的传统文化，我们应当充分地加以利用，使传统文化有所继承，有所延续，有所创新，有所发展，并取其精华融入到教育过程始终，发挥 其巨大作用 为了更好地通过美术了解传统文化，也为了更好地通过传统文化了解美术，可以让中小学美术课程走进传统文化，二者相互联系、相互促进。从而陶冶学生的性情和心灵，为修炼完美的人格与高尚道德情操打下扎实的基础。

中国民族传统文化艺术是中华民族亿万劳动群众为了满足自身 社会生活需要而创造的艺术。它的文化内涵和艺术形态，代表着民族文化群体的中国本原宇宙观、美学观、感情气质、心理素质和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反映了中国本原文化的哲学体系、艺术体系、造型体系和色彩体系。若从民族传统美术作品的性质、多寡和主次出发，强调造型艺术的特点，中国民族传统美术作品则有年画花纸、门神纸马、剪纸皮影、陶瓷器皿、雕刻彩塑、印染织绣、编结、扎制、儿童玩具等多个方面，充分体现了其源远流长、丰富多彩的特点。 （二）本课题研究的主要思路： 美术是人类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优秀的中小学美术教材了解可知，与传统文化有关联的课程逐渐增多，将现在所缺失的传统知识揉合到美术教育中去，让艺术生活化，让文化与教育不再脱节，让传统文化、传统艺术、民间艺术的加入成为一种生活习惯。所以，在缺少情感与关怀的信息时代，具备人文关怀特征的传统文化被慢慢记忆起来。学校美术教育在这一时刻肩负重任，通过美术教学，让学生了解民族传统艺术文化和对于培养自身的思想道德素质，以及自身的审美观念，都有极为重要的价值，激发珍惜美术遗产、关爱民族文化的情感，让学生学会传承与保护文化遗产，莫让“遗产”变“遗憾” 。这是美术教育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因此,美术学习绝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技能技巧的训练，而应视为一种文化学习。通过美术的学习，使学生认识人的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差异性，并在一种广泛的文化情境中，认识美术的特征、美术表现的多样性以及美术对社会生活的独特贡献。 纵观世界史，民族文化的继承和发展直接关系着民族美术的继承和发展。我国的传统美术是东方美术的代表，在世界美术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我们要保

民族音乐欣赏心得体会

民族音乐欣赏心得体会 这学期学了《少数民族音乐赏析》这门课程。虽然只有短短的八周课程。可是真的学到了挺多的知识。虽然现在已经是大二的后半学期了，在新疆待了快两年了，但是新疆的地域特色，少数民族的民族风情一直是一无所知。 老实说，跟其他同学一样，我也很少认真听选修课，但是这个课我听起来还是比较认真的。因为感觉这个讲的挺有意思的，每天上完课之后很疲惫，晚上还可以听听不同风格的音乐，放松一下，感觉挺好。我知道了新疆有7个自治州6个自治县5个直辖市，知道了，南疆北疆以天山为划分等一些基本常识。 记得老师说过一首歌，刀郎的新疆好，其中有一句歌词是：弹起你的冬不拉啊。在一次演唱时，有人说冬不拉不能代表新疆的乐器，于是改成了：弹起你的热瓦普啊。因为冬不拉是一种哈萨克族民间流行的弹拨乐器。音箱是用松木或桦木制成，或扁平或瓢形，琴杆细长，上面有8—10个品位，两根丝弦或钢丝弦，可奏出三至八度的和音。演奏的基本方法是弹与挑，一般弹用于重拍，挑用于轻拍。这是哈萨克族人民喜爱的一种艺术表演形式，他们用冬不拉伴奏，自弹自唱。在音乐上可分为歌唱性和说唱性两种，歌唱性有固定的唱词，旋律悠扬、宽广、而明快，擅长演奏哈萨克族民间的

混合拍子，伴奏、合奏、独奏都能应用自如，是冬不拉弹唱艺术在音乐上的主要特征。人们把即席作词演唱歌者称为“阿肯”，意即游唱诗人。曲调分为歌唱性和说唱性两种，节奏多用混合拍子。可奏出三度、四度、五度、六度和八度的和音。音量较小，一股用于自弹自唱、独奏和合奏等。热瓦甫，又称热瓦普、拉瓦波、喇巴卜。维吾尔族，乌孜别克族弹弦乐器。流行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相传创制于十四世纪。毛拉·艾斯木吐拉穆吉孜《乐师史》中记载，热瓦普起源于南疆喀什。民间流传的喀什热瓦普，全长130厘米。 民间歌曲，是各少数民族用以表达思想、感情、意志和愿望的艺术形式。许多少数民族地区被称誉为歌海、音乐之乡。歌声伴随着他们的劳动生产、社交、娱乐等活动。他们在放牧、从事农业生产时唱歌，婚礼或丧葬时唱歌，谈情说爱，思念故土时也唱歌。许多民族都有歌唱节日，如壮族的歌、回及撒拉等族的花儿会、苗族的龙船节及绕三灵、侗族的采桑节对歌、布依族的老鹰坡歌会、族的温泉水边赛歌节、瑶族的耍歌堂、彝族的火把节等。情歌在少数民族民歌中占有很大比例，或在草原、山野、森林或在月光下、火塘边、公房(供男女青年社交活动的房屋)，都荡漾着优美动听的歌声。 在我国新疆西南部，在那雪山冰峰高耸的帕米尔高原上，居住着勤劳、勇敢、有悠久历史与文化传统的塔吉克族人民。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融合Word版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融合 【内容摘要】魏晋南北朝时期经历了长期的封建割据及连绵不断的战争，是中国历史上政权更迭最频繁的时期，但同时又是我国历史上民族融合规模最大的时期。经历了东汉以来少数民族的内迁，北魏孝文帝的改革，最终实现了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的民族大融合。 【关键词】少数民的内迁北魏孝文帝改革民族融合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政权更迭最频繁的时期，封建割据和战争连绵不断。但由于民族融合是我国历史上恒久不变的主题，因此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我国历史上继春秋战国时期后第二次民族大融合。这次融合无论从规模还是民族数量上来说，在我国历史上都是仅见的。当然这是建立在一定历史条件基础上的，东汉以来的少数民族内迁及北魏孝文帝的改革都加速了这一时期的民族融合。 少数民族的内迁 1、“五胡”的内迁 东汉末年，由于汉王朝的军事征服以及他们为弥补中原兵力和劳力不足而对各少数民族的招诱使中国西北部和北部周边的各少数民族开始不断地向内地迁徙。其中以匈奴、鲜卑、羯、氐、羌族为主，中国古代把这几个民族称为“五胡”。他们越过农牧分界线同汉族杂居。这些民族本来就与内地汉族有频繁的交往与经济文化交流，加之各族的杂居，使其与汉族的交往、交流更加频繁，更加直接。到西晋时期，“西北诸郡，皆为戎居”，“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多少，戎狄居半”。他们成为我国北部、西北部地区不可忽视的一支力量。 魏晋时期，汉族统治者、官僚、地主奴役与剥削这些少数民族，强迫他们当兵；西晋八王之乱中，诸王也都利用少数民族参加内战。一些少数民族的人还被掠卖，充当官僚、地主的佃客、奴婢。这样，许多少数民族人口因动乱、饥荒而成为生活无着的流民，这些少数民族与汉族贫苦农民一样，生活上陷入十分悲惨的境地。西晋末年政治黑暗，统治者的自相残杀，对人民进行残酷的剥削与压迫，中原人口或死于战乱饥荒，或大批南迁，因而加快了少数民族的内迁步伐。 2、“十六国”的民族融合趋势

浅谈民族音乐学的学习方法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wendangku.net/doc/5510831766.html, 浅谈民族音乐学的学习方法 作者：张钰 来源：《北方音乐》2017年第21期 【摘要】民族音乐学是从比较音乐学中逐步演变发展而来的，时间大概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左右。在对民族音乐学进行研究时，一定要注重其研究方法，这样才能在深度上有所进益，因此，民族音乐学的学习方法就是一个重要的研究内容。本文基于此，对民族音乐学习的方法进行了探究，并在研究中发现其他新兴学科对民族音乐学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所以，对民族音乐学的学习方法研究将向着更广阔的空间发展，笔者写此论文希望能为与民族音乐学有关的人提供一点理论基础，为我国民族音乐学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关键词】民族音乐学；学习方法 【中图分类号】J60 【文献标识码】A 一、音乐民族学的发展情况与研究背景 （一）比较音乐学时期 这个时期的特点是侧重于运用“比较”的方法关注欧洲以外的国家和民族的音乐。具体而言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我们可以认为是比较音乐学的酝酿期，时间大体为15世纪-19世纪末。15世纪哥伦布发现欧洲大陆，欧洲殖民主义扩张，一些对殖民地的音乐感兴趣的人们开始收集、记录当地的音乐。直到19世末，这种记录一直持续，并有很多书籍出版。例如《中国音乐古今录》、《音乐通史》等。第二阶段，以英国学者艾利斯1885年发表的《论诸民族的音阶》为标志，他的贡献直接形式表现为“音分标记法”的发明，他认为：音乐学是一门“从人种学的角度对民族音乐进行比较研究”的学科。即之后来人们所说的“比较音乐学”。 （二）民族音乐学时期 在1950年，孔斯特发表《音乐学-民族音乐学性质的研究，它的问题、方法及其代表性特点》，这一著作当时已经引起了音乐界不小的轰动，作者又于1974年将书再版时改称为《民族音乐学》，自此，民族音乐学迈进了崭新的发展，涌現出一大批杰出的民族音乐学者和一批重要的理论成果。主要代表人物有：胡德，提出“双重音乐能力”的理论；艾伦·梅里亚姆，提 出“音乐人类学”的概念，认为它提供了所有乐音产生的基础以及最终理解那些乐音和声音过程的框架；阿兰.洛马克斯，美国民族音乐学家《歌唱测定体系》将世界分为十大类歌唱风格 区。

“中华传统文化教育”实施方案

“中华传统文化教育”实施方案 “中华传统文化教育”实施方案 教育需要积极而有效的文化，学校教育价值最值得品味的东西就是学校所拥有的文化，以强化超功利的人文教育思想，给学生一个东方传统文化熏陶下的人格支撑、精神支撑是我校教育模式特色化创建的主导思想。正是基于这一教育理念，我校决定以“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为内容进行德育特色化学校 创建活动。 一、指导思想： “用文化经营学校，用理念支撑学校” 是我校的特色化学校创建的指导思想。中国有着五千年未曾中断的发展历史。在漫长的、不绝如缕的繁衍历程中，我们的祖先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形成了本民族特有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审美情趣、行为模式、德行素养和社风民俗。通过开展“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系统整合教育资源，形成德育特色模式，全面提升学校办学的核心竞争力，全方位提高育人质量。通过教育，为学生奠定文化修养的基础，未来能以健全的人格、道德和智慧投身于社会，为中国文化之发扬光大，为建构“人文和科技交汇的未来世界”做出贡献，培养名副其实的文明人、现代人、成功人。 二、总体设计

以“中国传统文化导读”为主线，以人文性管理为手段，以养成教育为途径，以德育活动为载体，以“合约式”评价为终结，引导广大青少年从小树立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挖掘和寻求熠熠生辉的精神瑰宝，从而继承和发扬传统的美德、良好的风范、高雅的情趣、昂扬的气概、坚韧的意志、顽强的的追求，逐步形成“明理厚德”的德育体系。 三、意义 （一）理论意义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中小学开展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教育实施纲要》等文件精神，进一步改进学校德育工作体系，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等。 依据心理学原理“幼儿养性，童蒙养正，少年养志，成人养德”进行传统文化教育可以提高学生的记忆力，提升学生的民族素养。民族凝聚力来自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中华传统文化教育不仅有利于社会主义德育内容民族化，系统化和科学化体系的建设，而且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有利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进步。 （二）实践意义

民族音乐学研究对象的历史回顾与思考

[民族音乐学研究对象的历史回顾与思考] 在给民族音乐学下定义时，常常是从划定其研究对象和方法着手，无论是起初的比较音乐学还是后来的民族音乐学，及今天的“Enthnomusicology”一词译成民族音乐学或音乐民族学，或者干脆叫音乐学、音乐文化人类学等争论，都是与这一学科自始至今研究对象的不断变化拓展有着密切的关系，民族音乐学研究对象的历史回顾与思考。因此，本文仅对民族音乐学研究对象的演变作历史性的回顾和思考。 比较音乐学的产生与研究对象 民族音乐学最初被称为比较音乐学。比较音乐学的名称是进入20世纪后首先在德国开始使用的，英文为“ComparativeMusicology”，其实比较研究的方法用于非欧洲音乐研究最早在17世纪就开始了，但是这一学科的建立是以1885年阿德勒的《音乐学的范畴、方法和目的》和亚历山大约翰·艾利斯的《各民族的音阶》为标志的。其研究对象是欧洲以外的种族、民族的音乐文化，正如萨克斯所定义的异国文化的音乐。这一学科的建立和研究对象的确立是与当时的历史背景和研究者的立场有着密切关系的。首先，比较音乐学的产生和发展与欧洲殖民主义的兴起和扩张有密切的联系。以18世纪为开端，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继跨入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进入这些地区的西方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和文化学家首先向外部世界开启了这些非欧国家民族的传统文化之门。他们用西方学者的观点和方法试图了解、认识和把握这些国家和民族所具有的令他们新奇的特殊文化，想将这些相异于欧洲文化，不被欧洲人所知的文化公诸于众，加之古典进化论学派和马克思、恩克斯对于人类进化和原始社会经济的科学认识，至19世纪60—70年代，民族学作为一门科学在欧洲和美国产生并兴起，Enthnology 一词1830年首先由法国人让·雅克·昂佩勒提出，30-70年代民族学、人类学学会先后在法、美、英、德和意大利建立起来。比较音乐学则是在民族音乐学进入80—90年代的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时应运而生的。这一时期的欧美出现了一支受过专业训练的民族学队伍，开展了世界范围的、有目的的民族学田野调查工作，异国的民间艺术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社会文化论文《民族音乐学研究对象的历史回顾与思考》。◆分享好文◆与此同时，欧美的许多城市建立起了人类学和民族学的博物馆，收藏了许多非欧洲的乐器和有关的音乐文物与手稿，记录亚洲、非洲、美洲民族音乐的材料大量增加，使人们对于非欧洲地区音乐文化的注意力进一步增加，加之1877年爱迪生发明了留声机，对无文字非欧民族音乐的研究产生了无法估量的推动作用。在这些基础上，比较音乐学这门学科在民族学诸多研究的影响下，应强烈而广泛的社会和时代需求产生了。英国语言学家兼物理学家和数学家艾利斯和阿德勒、艾斯比塔等欧洲学者为比较音乐学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由此可见，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异国音乐文化是相对于当时殖民者的主体文化而言的，也是相对于起初参与比较音乐学研究的这些欧洲学者自身的文化体系而言的。相对于其原本欧洲音乐文化知识体系的未知领域就成了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对象，在这种情况下，异国音乐文化=非欧洲音乐文化，即形成了欧洲文化特别是欧洲城市艺术音乐文化相对于非欧洲音乐文化的比较研究。实质上是一种以欧洲整体作为一个中心以欧洲大民族为立场而进行的研究。 随着学科的不断发展，整个人类文化研究的进步和不同种族的非欧洲国家的学者对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参与，比较音乐学的研究环境和立场出现了变化和拓展，其研究方向和对象也出现

当代大学生如何对待民族音乐

当代大学生如何对待民族音乐 摘要：民族音乐是各民族从古到今在悠久历史文化传统上创造的具有民族特色，能体现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音乐，是世界上非常具有特色的一种艺术形式。作为一名当代大学生，我们有权利也有义务接受民族音乐文化教育，并将民族音乐传承发扬下去！增强我国的文化建设！ 关键词：大学生民族音乐文化音乐 在文化和经济日益发展的今天，我国音乐在自身的发展和提高中却面临流行音乐对民族音乐空前的冲击。特别是由于国内许多文化传媒的错误导向，青少年学生中有很大一部分对流行音乐、通俗歌曲投入了异乎寻常的热情，出现了众多的追星族。这实在是一种令人深思的文化现象。本来，青少年偏爱流行歌曲是无可非议的，因为个人的爱好本不相同，只要这种爱好是有益身心健康的，应当允许。可是据调查了解，许多学生过分热衷于流行歌曲，排斥、抵触高雅的艺术，对中国的民族音乐知之甚少，表现出无知与淡漠，这就值得我们关注了。如果任其发展，长此以往国民音乐素养如何提高?祖国文化遗产如何继承、发扬?因此，不能把学生对流行歌曲的热衷，仅视为个人的某种爱好，而应视为关系到国民音乐素质的提高，文化遗产是否能继承与发扬的问题。因此，我们当代大学生应该作为民族音乐的传承者，提高自身的文艺修养，下面我们就先了解一下民乐的发展历史。 中国民族音乐是指用中国传统乐器以独奏、合奏形式演奏的民间传统音乐。我国是个拥有56个民族、具有优秀民族传统及民族文化的古老国度，各地区的方言极其丰富，蕴含的民歌也极为丰富。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民族特点，使用不同的语言，那么他们的民歌也风格迥异、流光异彩，如东北的二人转、苏州的弹词、天津的快板、北京的京韵大鼓等，不胜枚举。中国民族器乐的历史悠久。从西周到春秋战国时期民间流行吹笙、吹竽、鼓瑟、击筑、弹琴等器乐演奏形式，那时涌现了师涓、师旷等琴家和著名琴曲《高山》和《流水》等。秦汉时的鼓吹乐，魏晋的清商乐，隋唐时的琵琶音乐，宋代的细乐、清乐，元明时的十番锣鼓、弦索等，演奏形式丰富多样。近代的各种体裁和形式，都是传统形式的继承和发展。 民族音乐取材广泛，形式多样，不同风格的民族音乐来自祖国的四面八方，作品内容不同，创作的时代背景也不同，作品的类别、结构、体裁以及所采用的乐器也各有区别。针对这一特点，教师首先要在教授新歌或欣赏乐曲前分析作品。分析时可结合各种作品的地方特点，结合该地区独特的区域文化，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从而使学生更好地理解作品，使感性与理性得到很好的结合。在教学中应充分利用这一特点让学生了解和喜欢上民族音乐，去熟悉不同类型的民族音乐的特点。这不仅要让学生了解自己家乡的民俗民歌、轶闻趣事，而且还要让学生了解到其他的不同地区、不同特色、不同体裁的民族音乐，在这一过程中学生自然而然地便会了解到家乡的民族音乐和其他地域的民族音乐有什么不同，无论是在方言上还是在演唱、表演形式上的差异。同时也让学生了解到民族音乐是与人民生活、工作、习俗息息相关、密不可分的。这些民歌曾伴随着我们先辈春种秋收，伴随着他们的喜怒哀乐，伴随着他们的悲欢离合，它们是具有鲜活艺术灵性的生命音符，是具有历史文化特色的记录，是具有民族吸引力的价值载体。听优美的民族音乐会使学生更加了解自己的家乡，乡音之情也能激发学生学习民族音乐的兴趣。 只有具有民族性的文化，才能在世界艺术之林中占有一席之地；只有具有民族性的文化，才能具有永恒的生命力。我国伟大的音乐家王光祈曾说过：“优秀音乐中含有美感，能使人态度娴雅，神思清爽，去野人文，怡然自得，以领略有生之乐。”因此，培养学生对民族音乐的兴趣，是音乐教育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部分。走进民族音乐，增强民族精神将是

中国古代民族融合问题研究摘要

中国古代民族融合问题研究 陈玉屏 四川民族出版社 前言 马克思主义认为，民族是一个历史范畴 民族发展的实质是一个不断融合的过程 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四次民族大融合：先秦时期是第一次民族大融合时期，“天下万国”——为数众多的族群不断聚散分合，但其趋势是一些主要的族群规模不断扩大，而族群数量减少，到了周初，以“周礼”的形成为标志，华夏民族最终形成，继而四夷各族逐步形，经春秋战国，四夷中一大批民族或族群融入华夏，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民族大融合完成，秦汉时期，民族融合出现了“互动”现象，少数民族与汉族间的相互融合。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北方五胡政权的建立和南方经济的大发展，中华大地上各民族前所未有的大交融，出现了我国历史上的第二次民族大融合，后果产生了一个经济文化发展到新的高峰的盛唐王朝，辽宋金元时期第三次民族大融合。清朝时期，经济发展和人口的急剧增长，汉族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民众的双向流动大规模进行，我国历史上第四次民族大融合完成 建立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里素质——共同文化 达到相当的理性高度的文化认同，在民族融合进程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 华夏族最终形成理论意义上的民族是在周朝初期，周礼的形成和同遵同礼，此后的发展趋势是华夏族——汉族犹如滚雪球越滚越大 融合是民族从产生直至消亡的严演进过程中的永恒主题 本书目的：客观的系统的研究中国历史上汉族占主体，少数民族占部分这种独特的民族融合现象，科学的分析其原因，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意义和时实践价值 1、儒家民族观与中国古代民族融合 儒家的民族观具有凯敏包容的时代特点 强调夷夏之分的意识源于实践——夷夏碰撞的社会现实 孔子首创了自觉的、系统的民族理论——孔子以他的仁学为出发点看待和处理人际关系的归宿，孔子的理想社会是不分民族、世界大同的社会，孔子十分推崇没有剥削，没有阶级，泯灭了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界限的、人人平等的理想社会，孔子的民族观，有事与他提倡的仁和主张的德政密切联系，孔子对人生命的重视——当时战乱连连的现实，孔子的民族观有着朴素的民族平等思想的因素，“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的民族同化思想——政治上，经济上，教育上。儒家以礼仪作为标准来区分夷夏 重夏轻夷的倾向，华夷存在这较大的差别和摩擦冲突，轻视落后的优越感 孔子“夷不乱华”的主张中包含了在夷夏冲突中保护现金的华夏文明，不能倒退到“披发左衽”的落后状态的意愿，是有一定的进步性的 以发展的眼光来看待民族是孔子民族观的重要内同，孔子提出一种以文化心里素质为记住、部分族类、一视同仁、兼容并包、共同发展的民族观，正确总结了华夏族发展壮大的历史经验，也反映了春秋时代民族关系进程的主流，这是合乎理性的明智选择，更是他的仁学思想在民族问题上的逻辑结论，孔子主张行仁德之政和修文德以来远人的民族观对后世处理民族问题上有着积极的影响 战国时儒家民族观的进一步发展，孟子对四夷的看法又进了一步 秦汉时期的民族观是以坚持大一统的主张为基础的 大一统观念的成熟标志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有董仲舒完成 大一统的国家观念被历代封建统治者所接受，汉儒认为只有华夷统一的国家，才是完全意义上的中国，主张“爱及四夷”，强调对四夷以仁义道德的感怀和礼制，进一步发展孔子修文

民族音乐学中文书目

民族音乐学书目 苗晶、乔建中 1978：《论汉族民歌近似色彩区的划分》[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伍国栋 1997：《民族音乐学概论》[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 张振涛 2002：《冀中乡村礼俗中的鼓吹乐社－－音乐会》[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 薛艺兵 2003：《神圣的娱乐－－中国民间祭祀仪式及其音乐的人类学研究》[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3：《中国乐器志·体鸣卷》，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 萧梅 2001：《田野的回声――音乐人类学笔记》[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陈铭道 2004：《音乐学－历史、文献与写作》，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 人民音乐出版社编辑部 1988：《民族音乐学――音乐词典词条汇编》[Z]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 董维松、沉洽编 1985：《民族音乐学译文集》[C]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王光祈： 《中西乐制之比较》，1924年成书，1926年中华书局出版。 《东方民族之音乐》，1925年成书，1929年中华书局出版。 Myers, Helen 1992: Ethnomusicology: An Introduction. New York, London: W.W.Norton & Company.

民族音乐学理论文章 沉洽：“民族音乐学在中国”，《中国音乐学》1996年第三期。 沉洽：“音乐文化的双视角关照――民族音乐学的一种新定位”，《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5年第三期，第18－21页。 沈洽：“民族音乐学10年”，《中国音乐年鉴》1990年卷，第338－355页。 汤亚汀：“西方民族音乐学思想――历史的轨迹”，《中国音乐学》1999年第二期，44-62页。汤亚汀：“西方民族音乐学思想对中国的影响：历史与现状的评估”，《音乐艺术》1988年第2期。 伍国栋：“20世纪中国民族音乐理论学术思想的转型”，《民族音乐学视野中的传统音乐》，上海音乐出版社，2002年，第3－43页。

民族音乐学的学科定位

民族音乐学的学科定位 2000年5月，中国音乐学院举办民族音乐学论坛，学科定位问题成为争论的焦点之一，说明这一问题在我国尚未彻底解决。定位是一个学科的基本问题，若不明确，该学科便不能得到很好的发展。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结合历史对此问题再进行一些探讨。不当之处，希望大家批评指正。民族音乐学是英文Ethnomusicology的意译，Ethnology在英文中是民族学，Musicology是音乐学，Ethnomusicology这个英文字就是由Ethnology和Musicology复合而成的。从字面上看，民族音乐学应当是从民族学的角度研究音乐的学问。民族学是主要采用实地调查法（又称田野工作法）研究民族发展演化规律的一门社会科学。它期望通过对一个个民族进行实地考察，研究它们各自的起源、分布、社会、经济、文化、生活方式以及各民族之间的历史、文化关系。民族学的研究目的是通过梳理上述这些方面在历史上发展、演变的情况揭示世界诸民族发展的共同规律或某一个民族发展的特殊规律。民族学在欧美一些国家里又称文化人类学。文化人类学是一种研究人的文化属性的、属于社会科学的范畴的学科，它和研究人类自然属性的、属于自然科学的体质人类学一起构成了人类学学科。因为人的文化属性及其民族性不可能分开，所以文化人类学和民族学没有实质性的差别。民族学源于欧洲，它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主要研究非欧、非西方民族的人类共同体，不涉及西方民族。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学科本身的发展，目前民族学研究的范围已不限于非西方民族，世界上各种人类共同体，包括西方民族和西方社会中的移民社区，都已经成为它的研究对象。因为民族音乐学是民族学和音乐学的一个交叉学科，所以它一直受到民族学的发展及其各个学派的深刻影响。民族音乐学早先称为比较音乐学（ComparativeMusicology），荷兰音乐学家孔斯特（JaapKunst，1891—1960）首先提出“民族音乐学”这一名称，并主张用它来代替以往人们习惯称呼的“比较音乐学”。后，“民族音乐学”便作为标准的学科名称而固定下来。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