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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黄春秋200011]从扼杀戊戌变法 推行新政的慈禧--王戎笙

清末朝廷有过一场巨大的权力斗争,斗争的焦点是革新与守旧。激烈斗争中的两个阵营,都有大量的汉族高级官员和著名知识分子,且在两个对立阵营中各自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场斗争的结局,对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影响深远。权力斗争背后的铁腕太后也起着一言九鼎的作用,历史学家对这位铁腕太后的政治智慧和政治主张,基本上是持批评和谴责的态度的。这位铁腕太后,就是本文的主角慈禧太后。

洋务和维新时期的慈禧

光绪二十年(1894年)中日之间爆发了甲午战争。如何应付这场战争,清政府内部存在着两派。一派以慈禧太后为首,史称后党,主张避战求和;另一派以光绪皇帝为首,史称帝党,是主战的一派。光绪皇帝虽已亲政,但重大事务的决策权仍在慈禧手里。后党是当时d最有实力的一派,从中央到地方,掌握实权的大臣,都仰承慈禧太后的意旨行事。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是对日作战的军事统帅,却是慈禧太后的宠臣。尽管当时中国已经拥有用洋枪洋炮洋军舰武装起来的海军和陆军,单从军事力量来说,与日本不相上下,官兵们为国捐驱的献身精神也是可歌可泣的。但由于政治腐败、战略错误,甲午战争以中国惨败告终。中国被迫签订了《马关条约》,这是自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以来,西方列强迫使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中最苛刻最贪婪的条约。
《马关条约》,成为中华民族救亡图存新觉醒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被一个新近崛起的小国打败,这一严酷事实,不能不引起一批有识之士的思考。
日本向西方学习和中国“师夷之长技”,差不多是在同时和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开始的。日本的明治维新和中国的洋务运动,用了差不多相同的时间。但日本经过明治维新以後,短短三四十年之间,由落後的被人欺侮的小国,奇迹般地变成令人刮目相看的强国。而中国呢,经过30年的洋务运动之后,虽然建立了许多近代工矿企业和颇具规模的近代海军,依然还是贫穷落后的国家。中国“师夷之长技”的“洋务运动”,只着眼於技术,不求政治革新。虽然建立了一些近代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但政治上依然是封建主义的君主专制。洋务派是要用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也就是说,只允许在工业技术方面进行改革,不愿也不敢提出把专制制度改革为民主的政治制度。洋务企业无论是官办、官督商办或者是官商合办,官场上的种种恶习都带进了企业,使企业衙门化,缺乏生机和活力。企业里养了一批根本不懂得企业经营管理和在科学技术上一无所长的官僚,官僚们的一

大批亲朋好友也在企业里挂名分肥。积弊积弱的中国,没有通过30年的求富图强的运动真正富强起来。
日本的“明治维新”和中国的“洋务运动”不同之点在于,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同时推进。1881年10月天皇发布诏书,宣布1890年召开国会并制定宪法。1885年2月11日由天皇颁布日本宪法。1890年召开国会,举行第一次大选。宪法将各项改革成果从法律上肯定下来,标志着君主立宪形式的近代天皇制的最后确立。
一些有识之士开始认识到,洋务派那种只在工业企业上向西方学习无补於大局,非革新政治不足以救亡图存。于是便有了光绪皇帝支持下的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领的戊戌维新运动。
维新派的目标是要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制度,醉心于拥立光绪皇帝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实现国家的独立和富强。光绪皇帝之所以支持变法,其目的是希望大清江山繁荣昌盛,慈禧太后又何尝不希望大清江山繁荣昌盛呢?她的侍卫女官德龄在回忆慈禧时曾说:“我希望我们中国将来会强大。”就拿洋务运动来说,慈禧开始并不反对,如果那时她说半个“不”字,奕欣、文祥、李鸿章、曾国藩,就不敢有任何作为,什么向西方学习、制造洋枪洋炮、开办新式工厂、派人出国留学等等,一件事情也办不成。据《慈禧传言录》载:“后尝告德宗,变法乃素志。同治初,即纳曾国藩议派子弟出洋留学,造船制械,凡以图富强也。”慈禧太后有一条铁的准则是必须严守的,即“师夷之长技”可以,但“祖宗之法不可变”。
《马关条约》剌痛了光绪,“皇上日夜忧愤,益明中国致败之故,若不变法图强,社稷难资保守”。难道《马关条约》就没有剌痛慈禧太后?她就心甘情愿地把大清江山割让一块给外敌?她就心甘情愿地把白花花的银子作为战争赔款送给外人?据《盛宣怀未刊信稿》载,光绪二十五年九月初二日(1899年10月6日)慈禧在召见盛宣怀时曾说:“你说的甚是,必要做到自强。但是现在外国欺我太甚,我所以十分焦急。”不要让大清江山被列强蚕食鲸吞,帝党和后党之间是没有分歧的。光绪变法图强之初,慈禧采取了有条件的支持态度。光绪帝在下决心变法之前,曾到颐和园叩见慈禧太后请旨,慈禧对光绪说:“凡所施行之新政,但不违背祖宗大法,无损满洲权势,即不阻止。”还曾明确表示:“苟可致富强者,儿自为之,吾不内制也。”致国家于富强是共同的要求,变法也是可以的,但还是要坚守那条铁的准则:“祖宗之法不可变”!当然皇太后的绝对权威,满洲的权势,也是不允许有丝毫触动的。慈禧太后尤其不愿看

到的,是在光绪皇帝周围聚集了一股新的势力,一批不受慈禧太后喜欢的人;而这些人也不喜欢慈禧太后所宠信的死守着祖宗旧法的老臣。这是帝党和后党之间矛盾的焦点,这两方面的人愈聚愈多,矛盾也就愈来愈激烈。当恭亲王奕欣还活着的时候,由于他的特殊地位,既能约束光绪皇帝,也能向慈禧太后进言,实际上起到了在帝后两党之间进行协调的作用。奕欣关于变法的主张接近于慈禧,他认为“祖宗旧制不可尽更,新进之士不可遽用”。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十日(1898年5月29日),恭亲王奕欣去世,四月二十三日(6月11日)光绪帝颁发《明定国是诏》,标志着戊戌变法的开始。几天以后,光绪不得不遵照慈禧的旨意砍断自己的左臂右膀,下谕将草拟这个《明定国是诏》的翁同和开缺回籍。同日以荣禄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又命二品以上大臣要到慈禧太后处谢恩。慈禧这几项措施,是对刚刚起步的维新变法的当头一棒。光绪心里明白,他已失去了二品以上大臣的进退黜陟之权,军机大臣及各省督抚只对慈禧效忠,对皇帝的诏谕却可采取阳奉阴违的态度,甚至公然抗旨。帝后两党之间的裂隙已经演变成了鸿沟,变法的失败已成定局,只是时间迟早而已。慈禧对待维新变法,就像猫对待利爪下的老鼠一样,随时可以把它一口吞下。但暂时让它在心惊肉跳中活着,当作玩物一擒一纵地捉弄它,向那些敢于向自己的权威挑战的人显示自己的权威。
由于操纵朝廷实权的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坚决反对,自6月1日光绪皇帝颁发《明定国是诏》起,维新变法只进行了103天。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幽禁光绪皇帝,处死谭嗣同、林旭、杨锐、杨深秀、刘光第、康广仁,史称“戊戌六君子”。先后罢免或遣戍参与新政的官员数十人,康有为、梁启超等一批维新志士亡命海外。慈禧策动政变的得力亲信荣禄,内调为军机大臣,节制北洋各军,操军政大权。被光绪革罢的官员,一一起用。恢复八股旧制,停止经济特科,除京师大学堂等少数几项外,废除了绝大部分新政诏令。

慈禧的宣战与求知

1900年6月10日,英国海军提督西摩率英、德、俄、法、美、日、意、奥等国侵略军2000人,从天津向北京进发,在廊坊一带受义和团抗击。6月17日晨,英德俄法美日意奥“八国联军”以优势兵力向大沽炮台发起猛烈进攻,激战数小时,炮台失守,守将自尽。
这时,清政府面临空前严峻的内忧和外患。内忧是人数众多、具有强烈盲目排外思想的义和团;外患是用精良武器装备起来的八个国家联合起来的侵略军。如何对付义和团,如何对付八国联

军,这是当时关系国家命运的艰难选择。慈禧为此召开了四次御前会议。名为御前会议,实际上是慈禧一人说了算。这时,慈禧获得两个完全不准确的信息,一个信息是义和团有刀枪不入的神功,有不怕洋枪洋炮敢于和一切“洋鬼子”血战到底的决心和信心。这个信息使慈禧太后得出了民心可用的结论。另一个信息是各国公使要求慈禧太后归政光绪皇帝。这个信息使慈禧得出了洋鬼子可恨的结论。在6月19日召开的第四次御前会议上,慈禧太后已经决定向各国宣战。这是一个草率的决定。在没有进行任何战争动员,军事、政治、外交、财政均无准备的情况下,便向为数众多的强国宣战,总署随即照会各国公使,令他们在24小时内离京。宣战之后,慈禧所作的唯一重大决策是“招抚”义和团,利用这些未经军事训练手持简陋武器的团民去围攻外国驻华使馆,击杀外国人。由于慈禧的所作所为,一场本应是全国军民高举反侵略的伟大旗帜,坚决抵抗入侵之敌的正义斗争,起码在外观上扭曲成了一场愚昧的盲目的排外活动,而这个活动中还夹杂着帝后两党之间的权力斗争。
慈禧颁布宣战上谕之后,曾令各省督抚将义民“招集成团,借御外侮”。但东南地区的地方实力派,却提出了与慈禧主政下的北京中央政府完全相反的政治主张,史称“东南互保”。所谓地方实力派,主要是指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两广总督李鸿章、山东巡抚袁世凯,还加上江苏、湖北、安徽、江西、湖南等省的巡抚。他们认为,义和团是“邪教”,是“乱民”,他们戕害无辜洋人,焚烧洋货洋房,杀死外国外交官员,必然造成全局混乱,不可收拾。这些地方实力派公然对抗慈禧太后的决策,要求立即剿灭义和团;要求饬令各国使臣分别向各国道歉;要求“明谕各省保护洋商、教士”。几个地方督抚大员竟敢串通一气,如此明目张胆地与朝廷对立,这是从清王朝建立以来前所未有的奇变。公然抗旨,其罪当诛,这是大家心里都明白的。可是这时的慈禧太后却顾不得这些,在报告有关东南互保的电文上,无可奈何地批了三个字:“知道了。”她心里当然明白,这些督抚大员的行动,无论怎么辩解,都越出了可以容忍的界限,但她不得不容忍他们的越轨行为。
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烧杀抢掠,慈禧惊惶失措,带领光绪和一些王公大臣,向西逃亡,命李鸿章为全权大臣,赋予便宜行事之权,收拾她留下的乱摊子。在仓皇逃命时,还没有忘记下令将珍妃推入井中淹死。
受命为全权大臣的李鸿章,非常清楚与联军议和这副担子的分量。要使联军停止在华的

烧杀抢掠,结束战争行动,必须付出沉重的代价,在一项新的曲辱条约上签字是避不可免的。李鸿章犹豫了,朝廷多次电催他兼程北上,而他于7月21日从广州到达上海,便称病在此暂住,直到9月14日,也就是派他为全权大臣之后一个月零七天,他才自上海起程北上。
慈禧太后从6月21日下诏向列强宣战,到8月7日派李鸿章向列强求和,这个急转变才用了四十几天的时间。
与帝国主义列强的议和谈判是一个复杂的讨价还价过程,最大的难点是惩办肇事大臣和赔款数额。每一个谈判细节都要请示,正如奕■、李鸿章奏报中所说:“臣等相机因应,笔秃唇焦,卒以时局艰难,鲜能补救,……所有一切办理情形,均随时电陈折奏。”列强屯兵京津,拿到谈判桌上的和议总纲十二款,“不容改易一字”,还不时以派兵到西安相威胁。逃亡在外的慈禧希望尽快谈成,南方的刘坤一、张之洞则希望尽量减少损失。列强之间由于各自的在华利益不同,相互钩心斗角,还需要时间协调立场缓解冲突。求和谈判进行了一年之久,奕■、李鸿章将最后文本电奏,慈禧太后立即批准:“公约业已定议,即行画押。钦此。”1901年9月7日,庆亲王奕■和李鸿章代表中国与德奥比西美法英意日荷俄我十一国代表,签订了最后议定书,共十二条。因为是辛丑年,故称之为《辛丑条约》。根据这个条约,中国要向各国赔款45亿两白银,分39年还清,加上年息4厘和地方赔款,总额超过10亿两白银。因为是为上一年的事件赔款,所以称之为庚子赔款。这是自“马关条约”以来,列强以武力胁迫清政府签订又一贪婪无耻的条约。

慈禧罪己、求言和变法

1900年8月20日,慈禧在向西逃亡的途中,以光绪帝名义,下罪己诏。诏中对列祖列宗及慈禧太后作了一番颂扬之后说:“不谓近日衅起,团教不和,变生仓猝,竟致震惊九庙。慈舆播迁,自顾藐躬,负罪实甚。……知人不明,皆朕一人之罪。”无论谁读了这段文字都会知道,承认“负罪实甚”的不应被幽禁的光绪,而是专制独裁的慈禧。
8月22日,在向西继续逃亡途中,在宣化府城又下诏求直言。谕曰:“自来图治之原,必以明目达聪为要。此次内讧外侮,仓猝交乘。频年所全力经营者,毁于一旦。是知祸患之伏于隐微,为朕所不及察者多矣。惩前毖后,能不寒心。自今以往,凡有奏事之责者,于朕躬之过误,政事之阙失,民生之休戚,务当随时献替,直陈无隐。”谁都看得出来,做出这种虚心纳谏姿态的是慈禧,而不是光绪。这道求直言的诏书,没有得到任何反应,因为谁也不敢轻易相信慈禧求直言

是真诚的。
又过了100天,12月1日,慈禧已逃到西安,在西安行在发布上谕:“取外国之长,乃可补中国之短。惩前事之事,乃可作后事之师。欲求振作,当议更张。着军机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各直省督抚、驻扎各国使臣,各就现在情形,参酌中西政要,举凡朝章国政、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兵政财政等,有因有革,有省有并,各举所知,限两个月内详悉以闻。”要求大臣们在两个月的限期内,就政治改革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两个月过去了,屠杀维新志士的恐怖记忆,使大臣们仍然噤若寒蝉。
1901年1月30日(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日),一向坚持“祖宗之法不可变”的慈禧太后,以光绪皇帝的名义颁布了变法诏书。诏书以雄辩的文字说明,只有“变法”,才能使国家渐致富强。祖宗之法也不是不可变的,而且列祖列宗也是在不断地变法。请看诏书的几段原文:
“世有万古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穷变通久,见于大《易》;损益可知,著于《论语》。盖不易者三纲五常,昭然如日星之照世;而可变者令甲令乙,不妨如琴瑟之改弦。伊古以来,代有兴革。当我朝列祖列宗,因时立制,屡有异同。入关以后,已殊沈阳之时。嘉庆、道光以来,渐变雍正、乾隆之旧。大抵法积则敝,法敝则更,惟归于强国利民而已。自播迁以来,皇太后宵旰焦劳,朕尤痛自刻责,深念近数十年积习相仍,因循粉饰,以致成此大衅。现正议和,一切政事,尤须切实整顿,以期渐致富强。懿训以为取外国之长,乃可补中国之短,惩前事之失,乃可作后事之师。”
“今者恭承慈命,壹意振兴,严祛新旧之名,浑融中外之迹。中国之弱,在于习气太深,文法太密,庸俗之吏多,豪杰之士少。文法者庸人借为藏身之固,而胥吏恃为牟利之符。公事以文牍相往来,而毫无实际。人才以资格相限制,而日见消磨。误国家者在一私字。祸天下者在一例字。晚近之学西法者,语言文字制造机械而已,此西艺之皮毛,而非西学之本源也。居上宽,临下简,言必信,行必果,服往圣之遗训,即西人富强之始基。中国不此之务,徒学其一言一话一技一能,而佐以瞻徇情面,肥利身家之积习,舍其本源而不学,学其皮毛而又不精,天下安得富强邪?总之,法令不更,锢习不破,欲求振作,须议更张。”
慈禧当然知道臣民们对于不久前戊戌政变的被血腥镇压会心有余悸,所以在光绪的变法昭书中不得不作某些新的解释。说康有为、梁启超等“妄分新旧”,以致造成“■辩纵横”。给康梁定性为“乃乱法也,非变法也”。为表朝廷变法之心诚,

昭书还呼吁:“著军机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出使各国大臣、各省督抚,各就现在情弊,参酌中西政治,举凡朝章国政,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制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如何而国势始兴?如何而人才始盛?如何而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备始精?各举所知,各抒所见,通限两个月内悉条议以闻。
慈禧在西安大讲变法图强,尽管娓娓动听,但很难取得大臣们的信任。除了两年前那腥风血雨的可怕记忆外,还有眼前的现实:八国联军驻在北京,和议谈判仍在艰难的进行。此时此地大谈变法图强,总给人以玄机莫测的感觉。疑虑、惶惑、观望,是当时官员的普遍心态。
慈禧用成立领导变法的办事机构,以证明自己倡导变法的真诚。1901年4月21日,下令成立督办政务处,网罗了当时在位的全部军机大臣和全部大学士,还加上当时最有影响的地方实力派人物遥为参预。成立这样一个强有力的督办政务处,使得慈禧所推行的新政,一亮相就是声势显赫,如上谕所说,“示天下以必信必果”。

慈禧新政种种

慈禧下令成立督办政务处,使得她的变法决心,终于取得大臣们的信任和理解。列名督办政务处的两江总督刘坤一和湖广总督张之洞,先后于一个月之内(7月12日、7月19日、8月11日)联衔会奏,连上三折,即著名的《江楚会奏变法三折》。
同年10月2日,慈禧以发布太后懿旨和皇帝上谕的形式,充分肯定了刘坤一、张之洞联衔会奏的变法三折。懿旨云:
“自经播越,一载于兹。幸赖社稷之灵,还京有日。卧薪尝胆,无时可忘。推积弱所由来,叹振兴之不早。近者特设政务处,集思广益,博采群言,逐渐施行。择西法之善者,不难舍己从人;除中法之弊者,统归实事求是。数月以来,兴革各事,已降旨饬行,惟其中或条自繁重,须待考求,或事属创举,须再参酌。回銮以后,尤宜分别缓急,锐意图成。兹据政务处大臣荣禄等面奏:变法一事,关系甚重,请重申诰诫,示天下以朝廷立意坚定,志在必行,并饬政务处随时督催,务使中外同心合力,期于必成。用是特颁懿旨,严加责成,尔中外臣工,须知国势至此,断非苟且补苴所能挽回厄运,惟有变法自强,为国家安危之命脉,亦即中国民生之转机,予与皇帝为宗庙计,为臣民计,舍此更无他策。尔诸臣受恩深重,务当将应行变通兴革诸事,力任其难,破除积习,以期补救时艰。昨据刘坤一、张之洞会奏整顿中法,仿行西法各条,其中可行者,即着按照所陈,随时设法,择要举办。各省疆吏,亦应一律通筹,切实举行。”
从这道懿旨不难看出,慈禧的变法是

大胆的、真诚的,而且有很强烈的紧迫感。刘坤一、张之洞联衔会奏的变法三折,实际上为慈禧绘制了一幅变法自强的蓝图。
这时的慈禧,还在逃亡途中,此时决心变法图强,自然与被迫逃亡有关。慈禧以往的口头禅是祖宗之法不可变,可是坚持祖宗之法的结果是愚昧贫穷软弱,眼看着龙兴之地让俄国人蹂躏,列祖列宗的陵寝无力守护,不得不告别宗庙社稷,来一个噩梦般地大播迁。教训当然是惨痛的。以顽固不化著称的慈禧太后终于明白了: 为了祖宗,为了保住祖宗留下的江山,祖宗之法是可以变的,不变祖宗之法不足以图富强,到头来连祖宗的江山都保不住了。
慈禧的新政,就其重要者说,大致有如下几个方面:
行政制度的改革。裁撤或合并一些有名无实或职能重复的衙门。创设了一些新的官署,最重要的是将总理衙门改组为外务部,改变了沿袭千余年的传统的六部建置,而且品级高于其他各部。此后还设立了前所未有的商部、巡警部和学部(教育部)。
军事制度的改革。裁汰绿营十分之二三,取消武举,命各省创设武备学堂。设立练兵处,控制各省的新军,光绪三十二年并入陆军部。改革的目标是按西方模式,建立一支强大的新式军队。
教育制度的改革。颁布《学堂章程》,这是我国近代第一部完备的教育法规。学堂有普通学堂和专业学堂。改书院为学堂,命各省于省城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改设中学堂,各县改设小学堂。学堂的管理、课程设置和考试方法完全是从西方引进的。1905年明令废除了沿袭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
法律制度的改革。中国的法律制度起源甚早,直到清代,还没有适应工商业发展需要的民法和商法。为此,制订了《商会简明章程》、《大清商律》、《公司注册章程》和《矿务章程》等等。同时,参照西方的法律修订了《大清律例》。
慈禧新政,无论从深度和广度说,大大超过了被她一手扼杀的,戊戌变法,这是出乎人们意料之外的。但有识之士逐渐意识到,仅仅是实行这些新政而不改变国体,是不能使国家富强的。于是,便有了变更国体的议论。而这种议论,也来自地方实力派。
1905年7月2日,直隶总督袁世凯、湖广总督张之洞、署两江总督周馥,联衔奏请立宪,要求派遣大臣出洋考察各国政治。慈禧采纳了他们的建议,以光绪帝名义颁发上谕,决定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
五大臣先后考察欧美及日本等十几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并亲眼看到了这些国家工业、交通、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情况。他们回国后,慈禧多次召见,询问考察心得。他们一致赞扬

这些国家的立宪政治。出国考察政治的载泽、端方,都先后上折,请慈禧太后准备立宪。
经过王公大臣一番辩论之后,慈禧发布懿旨,宣示预备立宪。懿旨说,“我国政令积久相仍,日处阽险,忧患迫切”,“国势不振,实由于上下相睽,内外隔阂,官不知所以保民,民不知所以卫国。而各国之所以富强者,实由于实行宪法,取决公论,君民一体,呼吸相通,博采众长,明定权限,以及筹备财用,经划政务,无不公之于黎庶。又在各国相师,变通尽利,政通民和,有由来矣。时处今日,惟有及时详晰甄核,仿行宪政。”慈禧这次急转变,也是迅猛的。自听取出洋大臣的考察报告之后,短短的一个多月,便下懿旨,宣示仿效西洋,为立宪作准备。
专制暴戾之西太后,晚年承诺采用立宪制,曾遇到来自两种势力的反对。一种势力是一批顽固守旧大臣,他们反对的理由有两条,一条是立宪妨碍君主独揽大权,一条是立宪利于汉人不利于满人。另一种势力是清末的革命党人,他们认为,西太后预备立宪是假的,是为了麻痹革命党人的意志而进行的欺骗宣传。一开始就采取了激烈的态度。当慈禧派五大臣出国考察政治的时候,他们便密谋予以阻挠。在五大臣乘火车出京时,革命党人吴樾勇敢地掷放炸弹,吴樾壮烈牺牲,五大臣只有两人受轻伤,出洋考察政治改期进行。
慈禧晚年实行新政,并准备立宪,其中一些改革举措,不仅超越了百日维新,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空前的。她用铁腕把戊戌变法扼杀在血泊之中,两年之后又用铁腕实施了戊戌年间提出的变法主张,并且还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历史的潮流是不能阻挡的,即使像西太后那样顽固出了名的铁腕人物,也不例外。慈禧的新政无可非议,承诺预备立宪也非一无是处。但慈禧的顽固保守和她的急转变,仍然逃避不了历史的谴责。正是她的顽固保守,丧失了改革政治体制的大好时机。当她实行新政、承诺预备立宪时候,一个新的政治气候已经形成。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不推翻清政府不足以刷新政治,不足以使中国走向富强。这个新的政治观念,代替过去那个在君主专制体制内进行政治改革以使中国走向富强的政治观念。民主共和与君主专制的较量,取代了君主立宪和君主专制的较量。即使慈禧的立宪是真诚的,也只是君主立宪,而且只是一个承诺。挽救覆亡的努力,尽管由铁腕人物挂帅,但为时已晚。她的预备立宪的承诺,遇到的是革命党人举起的民主共和的大旗,一面推翻君主专制的大旗。
历史是无情的。几年之后,清王朝就被革命党人推翻了。铁腕太后的种种

努力,都不能挽救清室的覆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