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学视野中的近代中国城市公共卫生研究述评

“新史学”视野中的近代中国城市公共卫生研

究述评

2011-04-19 17:55:12

李忠萍

【英文标题】Review of the Research on Public Health of Modern Chinese Cities under the New Historiography Perspective

【作者简介】李忠萍，博士研究生，苏州大学社会学院。（苏州 215123）

【内容提要】近代中国公共卫生史研究发端于民国时期的医史学界和公共卫生学界。20世纪80、90年代以来，以城市公共卫生研究为代表的近代中国公共卫生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这与新形势下历史学应对自身革新要求、增强人文现实关怀，积极与社会学、生态学、医学、公共卫生学等学科交叉渗透密切相关，是传统史学向“新史学”嬗变进程中拓展研究视野的重要成果之一。然而，“新史学”框架中以城市为代表的近代中国公共卫生史研究还处于成长时期，许多探讨尚付阙如。

【关键词】新史学近代中国城市公共卫生

20世纪后半期以来，在学科互涉的学术研究趋势下，历史学与其他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间的交叉渗透逐渐增强，传统史学积极向“新史学”进军，历史学与医学、公共卫生学的对话便是在此背景下发生。近代中国公共卫生研究就是始于医史学界和公共卫生学界，20世纪70年代西方史学界兴起疾病医疗社会史研究，80年代后期以来，随着台湾梁其姿女士相关论文的问世①及此后台湾史学界“人群生命史”、“另类医疗史”②概念的提出，台湾、大陆史学界也相继以社会文化和人类文明的变迁为透视点，采取有别于技术史的研究路径，加入

疾病医疗史、公共卫生史的研究队伍。2003年，新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疫情——非典爆发，史学面临因应自身革新要求，研究历史资鉴未来、促进人类社会健康发展的双重使命，自此，中外史学界更加聚焦近代中国疾病史、公共卫生史研究③，从而掀起了一股研究的热潮。

由于“公共卫生问题与人口集聚数量、人口密度、互动频率成正比关系。公共卫生作为世界性问题，主要是城市问题，是近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④，“城市的公共卫生事业起步较早，上海租界等外国人居住集中的地方，成为中国公共卫生事业近代化的先行地区”⑤；相对应的是，近代农村公共卫生建设非常滞后，“农村既无良好医疗之设备，民众又无卫生常识之可言，偶遇疾病流行，死亡载道，无法制止，往往委之天命。”⑥因此，现有近代公共卫生史研究的成果集中体现为对城市公共卫生的研究。既如此，探讨近代中国城市公共卫生研究现状便能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中国近代公共卫生史研究的总体面貌。何况，公共卫生关涉城市的基础设施、社会生活、市政管理、生态环境，它是社会史、城市史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对近代城市公共卫生研究现状的考察无疑也能从一个侧面透射目前近代社会史、城市史研究的综合水平。就笔者有限的涉猎来看，现有关于近代中国城市公共卫生的研究主要是围绕以下几个主题展开的。

一近代城市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变迁

在前近代时期，无论中外城市，公共卫生状况大同小异，都是令人烦恼的问题⑦。人类社会迈入近代以来，欧洲率先开始了城市公共卫生事业的建设。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城市在来华西医传教士的卫生宣传、租界的示范和刺激、有识之士的呼吁、疫病频发的促使等因素的合力作用下，也相继开启了公共卫生建设的艰难历程。何小莲说，“除了上海先行以外，到民国年间，大多数城市都设立了专门管理公共卫生的卫生局或卫生处，市政设施都有一定程度的改善，公共卫生事业都有所发展。”⑧这就意味着，晚清以来随着城市人口的迅速增加，恶劣的公共卫生环境，如上海华界“污秽不堪，非牛溲马勃即垃圾臭泥，甚至老幼

随处可以便溺，疮毒恶疾之人无处不有”⑨之情形，到了民国时期有了相当程度的改善。因此，近代城市公共卫生研究的一个重要取向，就是系统探讨近代城市特别是一些大城市公共卫生事业的历史发展变迁。

目前这方面的研究成果首先散见于相关城市史著作，如《近代天津城市史》⑩、《近代武汉城市史》(11)、《近代重庆城市史》(12)、《上海通史》（晚清、民国卷）(13)、《近代上海城市发展与城市综合竞争力》(14)和《北京通史》（清代卷下、民国卷）(15)等，都对相关城市公共卫生基础设施的建设、公共卫生行政的发展、公共卫生法规制度的递嬗等作了概略性的勾勒，对这些城市公共卫生事业建设的不足和弊端也进行了总结。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学者史明正先生在《走向近代化的北京城—城市建设与社会变革》(16)第三章和第五章中，别具一格地选择污水排放系统的修整和现代供水系统的构建这两个视点，对清末和民国时期北京公共卫生事业缓慢且无实质性飞跃的发展历程进行了“政治学探讨”、经济学乃至技术层面的分析。这种从城市史的整体视野出发，把城市公共卫生与城市政治、经济、社会融通起来进行探讨的方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其次，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表现为一些专门论述近代城市公共卫生发展变迁的论著和博硕士论文，其考察对象主要是上海、天津、武汉、北京、广州、重庆、厦门等大城市。

何小莲在《论中国公共卫生事业近代化的滥觞》(17)一文中，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上述中国大城市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轨迹作了扫描性的述略，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近代城市公共卫生事业举步维艰的原因。

Kerrie Macpherson（程恺礼）、罗苏文、朱德明、李达嘉、中岛知惠子、彭善民诸人分别构建了近代上海公共卫生发展史的研究体系。Kerrie Macpherson在《一片沼泽地：上海公共卫生起源，1843-1893》(18)一书中以大量西文资料为依据，探讨了上海开埠后50年中，公共租界在工部局的领导下基本建成近代公共卫生体系的大体历程，充分肯定了英国医疗专家们在租界公共卫

生建设上所起的作用以及西方文明对中国的影响。该著被彭善民誉为“是研究上海公共卫生不可多得的奠基之作，为华界及1893年后上海的公共卫生研究打下了良好基础。”(19)罗苏文在《上海传奇——文明嬗变的侧影(1553-1949)》(20)（十一、构筑公共卫生的防线）中选择“粪秽股与公厕”、“菜场的设立”、“牛痘疫苗”、“鼠疫查访风波”四个横剖面，简洁而生动地描绘了租界公共卫生体系的历史架构，高度赞扬了工部局卫生处作为“最早起步构筑公共卫生防线的前驱”(21)对上海公共卫生建设所起的作用，同时，罗苏文也充分肯定了西方现代医学指导下的租界公共卫生制度对华界的影响。朱德明在《近代上海租界卫生史略》(22)一文中则从卫生行政机构、医院、中西药制销业、卫生防疫和环境卫生五个方面对近代上海租界卫生史的发展作了概述，认为租界卫生事业为近代中国卫生医疗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借鉴。李达嘉在《公共卫生与城市变革——清末上海人生活文化的一个观察》(23)中，“试图从生活即文化的角度切入，以清末上海的公共卫生为题材，从饮水、街道清洁、疾疫的防治和医疗等方面，观察西方文化在上海社会传布的过程。”(24)如果说上述论著主要侧重于对近代上海租界公共卫生史的探讨，并且Kerrie Macpherson等还在很大程度上持西方中心论观点，认为近代上海公共卫生事业基本是租界示范和西方文明单向影响的结果的话，那么中岛知惠子和彭善民则着力于阐释20世纪上半叶整个上海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与挫折，并且以中西内外交融互动的价值理性呈现了更为真实复杂的近代上海图像。中岛知惠子在《上海的卫生、医药与民族(1900-1945)》(25)中分别考察了作为近代上海公共卫生事业物质基础之一的医药行业的发展，南京国民政府卫生计划下上海市卫生机构的设置及防疫活动，上海市卫生局二三十年代策动的卫生运动和沦陷时期日本军方和日伪政府在上海霍乱防治上采取的带有人身侵犯性质的强制性措施。该著特别指出上海卫生局策动的卫生运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动员民众、启发民众觉醒的政治运动。彭善民在《公共卫生与上海都市文明(1898-1949)》(26)中遵循历史发展的自然时序，系统考察了近代上海（包括租

界和华界）公共卫生事业发生、发展、困顿和重整的历程，并对近代上海公共卫生事业作出了客观公允的评判，认为它“既是都市化发展的产物，又是租界正向示范和反向刺激、政府和民众的民族意识觉醒、华洋冲突与合作等多方作用的结果。”(27)

近代天津公共卫生发展史研究的卓越成果有美国学者Ruth Rogaski（罗芙芸）的博士论文《从保卫生命到保卫国家：天津公共卫生事业的出现

(1859-1953)》(From Protecting Life to Defending the Nation: the Emergence of Public Health in Tianjin, 1859-1953)以及据此修纂而成的《卫生的现代性：中国通商口岸卫生与疾病的含义》(Hygienic Modernity: Meanings of Health and Disease in Treaty-port China)一著(28)。罗芙芸以“卫生”概念内涵的近代嬗变为切入点，通过水的供应、垃圾粪秽的处理、传染病的预防、卫生机构的设置和调整、卫生运动的开展等历史图像的串联，描述了从第二次鸦片战争到朝鲜战争近百年历史跨度中天津公共卫生的发展变迁，揭示了公共卫生制度作为一种现代化的理想和目标是如何被西方国家特别是日本移入天津城市空间，并为天津市政府和社会所接受和适应的历程，并从城市政治分裂的角度阐析了外国租界的存在既刺激了天津公共卫生建设又阻碍了天津公共卫生事业取得更大发展的历史事实。

台湾政治大学周瑞坤的硕士论文《公共卫生与广州城市现代化

(1901-1930‘s)》(29)探讨了近代广州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变迁。作者较为系统地阐述了20世纪前30年代广州城市卫生管理机构通过改良和扩充原有卫生设施，加强环境卫生管理、食品卫生管理、公共场所管理，开展卫生宣传教育和卫生统计，逐步行使卫生管理职能、贯彻各项卫生措施，进行公共卫生建设的历程，肯定了政府在公共卫生建设上的积极努力，并指出公共卫生建设也是形塑现代广州市民和现代广州城市政权的过程，揭示了它对广州城市现代化的重要意义。同时，该文还指出由于经费的有限及政治的不稳定，近代广州公共卫生只是治标的

改善。这篇硕士论文是近代广州公共卫生史研究的奠基之作，它为此后相关研究的开展提供了重要参照。

近代“汉口是中国内地城市公共卫生改善幅度比较大的地方”(30)，因此，对近代武汉公共卫生发展史进行研究也极具学术和现实意义，《论转型中的武汉公共卫生建设(1927-1937)》(31)便是这方面的代表性成果。作者周启明首先简介了1861-1926年武汉公共卫生的概况，重点考察了1927-1937期间武汉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肯定了这一时期武汉公共卫生建设的成就，并对存在的问题和不足进行了分析。这篇论文是目前所能见到的近代武汉公共卫生史研究的唯一之作，发轫之功应当高度肯定，但此文内容稍显单薄，对10年间武汉公共卫生发展的探讨不够深入。

此外，《近代厦门的公共卫生——以卫生检疫、粪污处理及自来水事业为中心》(32)、《从基督教福音到公共卫生——近代重庆公共卫生事业发展概况研究》(33)、《近代北京公共卫生行政的建立》(34)，也分别采取微观和宏观相结合的方式按时序对近代厦门、重庆、北京城市公共卫生的历史发展变迁作了或深或浅的探讨，宁波大学的孙善根还对南京国民政府10年间宁波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进行了述评(35)。这些无疑都为目前近代城市公共卫生发展史的系统研究注入了新鲜血液。

二近代城市公共卫生管理

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程度根本取决于公共卫生管理的制度化水平，对近代城市公共卫生管理进行专题研究遂成为现有研究的又一重要取向，它又包括对城市公共卫生管理的整体探讨，及对城市环境卫生管理、食品卫生管理、学校卫生管理、妇幼卫生管理等的专门考察。

首先，对近代城市公共卫生管理的整体探讨。龚小雪《清代城市公共卫生管理研究》(36)，陈蔚琳《晚清上海租界公共卫生管理探析(1854-1910)》(37)，马长林《上海公共租界公共卫生管理述评》(38)是整体考察近代上海公共卫生管

理的代表性成果。三篇文章从内在架构来说几乎一致，都是从公共卫生管理机构、环境卫生管理、疫病管理三个角度对城市公共卫生管理作相对系统的探讨。龚小雪的《清代城市公共卫生管理研究》虽以整个清代为考察背景，但从篇幅上来看，重心仍在晚清，而且在“清代城市环境卫生管理”一章里还立足于上海租界的个案考察，因此，在内容上，三文也多有相通之处，都对晚清以来上海租界公共卫生管理机构的嬗变、相关环境卫生管理和疫病管理条例、法规的颁布及措施的实行，进行了阐述，肯定了上海租界公共卫生管理对推动中国近代城市管理的现代化所起的积极作用，同时，对其殖民色彩也给予了一定程度的揭示。有些疑问的是，能否将公共卫生管理的概念沿用至近代之前？龚小雪《清代城市公共卫生管理研究》一文显然认为至迟到清代中国已经存在公共卫生管理机构和公共卫生管理了，她在第一章的第二节“清代传统的公共卫生管理机构”里提到了“太医院”和“宫廷药房”，“太医院”和“宫廷药房”能否称为公共卫生管理机构值得商榷，这正如彭善民所言，“传统城市社会的医疗机构主要是为皇室服务，并不具有公共性”(39)。既然不具有公共性，其职能又并非为了谋求公众的健康，那么近代之前传统医疗机构进行“公共卫生管理”一说就很难成立。除对上海的考察之外，杜丽红在其博士论文《20世纪30时代的北平城市管理》(40)中专设一章，从建立卫生稽查员制度、街道清扫管理、垃圾清除管理、粪便收集与处置管理、饮水卫生管理、餐饮卫生管理、公共场所卫生管理、公共卫生普及八个方面对30年代北平公共卫生管理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探讨。杨韵菲在其硕士论文《抗日战争时期重庆卫生管理初探》(41)中，从医政管理、环境卫生的整治、传染病的防治、卫生保健、战时紧急医疗救护的管理等方面，对抗战时期重庆卫生管理工作及其实施效果也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述评。

其次，对近代城市环境卫生管理的专门探讨，这是目前城市公共卫生管理研究成果相对丰富的领域，其研究主要围绕近代上海、北京、广州、天津四个城市展开。

在近代上海城市环境卫生管理研究上，代表性成果主要有《近代上海城市环境卫生管理初探》(42)、《20世纪30年代上海公共租界环境卫生治理概况》(43)、《公厕变迁与都市文明——以近代上海为例》(44)和《商办抑或市办：近代上海城市粪秽处理》(45)四篇文章。《近代上海城市环境卫生管理初探》比较系统地梳理了近代上海城市环境卫生管理的基本构成，包括环境卫生管理的机关部门、具体内容、相关制度及措施等，并对近代上海城市环境卫生管理的积极作用和局限性作了分析，指出“环境卫生管理理念和相关管理的兴起和发展，是上海城市管理近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46)。《20世纪30年代上海公共租界环境卫生治理概况》则从环境卫生管理的实际操作出发，如加强对垃圾、蚊虫和阴沟的处理，拆毁破陋的危房和草棚，督查一些公共场所的卫生状况等，对20世纪30年代上海公共租界环境卫生治理作了简要介绍。《公厕变迁与都市文明——以近代上海为例》和《商办抑或市办：近代上海城市粪秽处理》两文则从城市环境卫生管理的一个微观角度——公厕运营方式、粪秽商办或市办入手，阐幽发微，深刻揭示了近代上海环境卫生管理办法的变迁过程及其背后政治、经济、社会等时代因素的制约作用和近代中国都市文明漫长而曲折的演进规律。这两篇文章无论从研究的视角还是从反映的思想内涵来看，都堪称近年来近代上海城市环境卫生管理研究的佳作。

在近代北京城市环境卫生管理研究上，杜丽红的《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城市公共事务管理初探——对北平环境卫生管理的实证研究》(47)、《1930年代的北平城市污物管理改革》(48)和Xu Yamin的《维护街头文明：与民国时期北京街头乱扔垃圾者、“粪霸”和随地大小便者之间的斗争》(Policing Civility on the Streets: Encounters with Litterbugs，‘Night Soil Lords’，and Street Corner Urinators in Republican Beijing(49))以及辛圭焕的《20世纪30年代北平市政府的粪业官办构想与环境卫生的改革》(50)是代表性成果。这几篇文章都从粪秽垃圾的管理入手，探讨了民国时期特别是南京国民政府10年间北平

市政府在城市环境卫生管理上的积极作为。而且，杜丽红和辛圭焕都立足于30年代北平城市粪秽管理的改革，再现了改革背后政府与一部分社会群体（粪商、粪夫）由利益冲突到彼此调适，由试图粪秽官办到官督商办的复杂历程。杜丽红还从兼顾多数粪业从业者的利益、权衡自身经济实力和行政能力的角度，诠释了30年代北平市政府粪秽管理改革方案由官办转为官督商办的必然性和切实性，阐发了一切改革要从实际出发的历史启示。辛圭焕则以为30年代北平“政府主导的粪业官办遭受挫折，而为粪商主导的官督商办形式所取代”只是表面现象，“实际上无论第一次还是第二次粪业改革方案都是由市政府主导的”(51)，强调了粪业管理改革中国家权力向公共领域的渗透。

在近代广州城市环境卫生管理研究上，赵文青的《民国时期广州城市环境卫生治理述论》(52)和潘淑华的《民国时期广州的粪秽处理与城市生活》(53)是代表性成果。赵文青对20世纪20年代以后广州城市环境卫生管理的几个方面，如机构的设置、制度的厘定、人员的配备、经费的筹拨以及具体的治理等进行了较为系统的阐述，并对民国时期广州城市环境卫生管理所取得的成绩和不足及其原因进行了分析。潘淑华以广州城市粪秽管理为视点，阐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广州粪秽管理由商办到市办以及厕所规划由改良旧厕到建造新厕（水厕和女厕）的变迁。文章还指出“经过近二十年的改革，在物质层次上，广州政府并未能够完成其改良厕所的大部分计划……政权介入粪溺管理后，厕所与以往一样的脏，一样的臭。但政府成功地塑造了一套对厕所及如厕文化的新准则，以及改变了人们对城市文化和城市生活方式的构想。”(54)这就是说，在作者看来，20年的厕所和粪秽管理改革并未带来广州城市环境卫生实质上的改变，但却形塑了广州市民新的公共卫生观念和文化、生活追求。此文和上述杜丽红的《1930年代的北平城市污物管理改革》、辛圭焕的《20世纪30年代北平市政府的粪业官办构想与环境卫生的改革》、彭善民的《公厕变迁与都市文明——以近代上海为例》、《商办抑或市办：近代上海城市粪秽处理》等文章一样，是一种从“秽处”

着手、以小见大、管中窥豹的研究思路，它们共同构成了目前近代城市环境卫生管理研究中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除了上海、北京、广州之外，近代天津城市环境卫生管理研究也有所开展。朱颖慧在《民国时期天津环境卫生管理》(55)一文中，从道路清洁和垃圾运除入手，对近代天津清道组织的沿革、经费来源、清道计划等进行了梳理，呈现了近代天津城市环境卫生管理的一些细节。文章还指出包括天津在内的近代许多城市以清道为环境卫生管理重心的情况，“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民国时期我国的公共卫生事业尚处于萌芽状态，人们的卫生意识和习惯依然稚弱。要想真正实现卫生的近代化，最重要的途径或许是树立人们正确的卫生认知，‘内化’人们的卫生习惯。”(56)这一认识为学界如何给予民国公共卫生事业一个准确的历史定位，提供了富有启发性的思路。

再次，对近代城市食品卫生管理的专门探讨。代表性成果主要有朱德明的《上海公共租界食品检疫初探》(57)、陆文雪的《上海工部局食品卫生管理研究(1898-1943)》(58)、褚晓琦的《近代上海菜场研究》(59)、Lillian M. Li and Alison J. Dray-Novey的《清季北京的食品卫生：政府、市场和警察》

(60)(Guarding Beijing's Food Security in the Qing Dynasty: State, Market, and Police)。Lillian M. Li and Alison J. Dray-Novey侧重于考察行政权力和卫生警察在清季北京食品卫生管理中所发挥的作用，朱德明和褚晓琦分别从食品检疫和菜场规范的角度对近代上海公共租界食品卫生管理进行了微观研究，陆文雪则依据大量的工部局档案和卫生处年报，着眼于工部局建立、发展和完善食品卫生管理制度的过程，以及日常食品卫生管理工作的开展，对1898-1943年期间上海公共租界食品卫生管理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并探讨了以食品卫生管理制度为重要分支的公共卫生管理制度在上海的起源和适应性问题。诚然，如彭善民所言，陆文雪“在研究公共卫生管理制度在上海的起源和适应性问题上，尚可进一步展开，此外租界食品卫生管理对华界的影响亦可详加探讨”(61)，但无论

如何，《上海工部局食品卫生管理研究(1898-1943)》代表了已有近代城市食品卫生管理研究的最高水平。

同时，在近代城市学校卫生管理研究上，朱德明的《30年代上海部分学校卫生状况考述》对30年代上海租界学校卫生管理进行了概略性的探讨，认为租界工部局卫生处的卫生股和学校医药事务股所规定的规章制度“已初具现代学校的医疗卫生管理模式”(62)。秦韶华则对30年代上海华界学校卫生管理进行了研究，在《上海市华界中小学学校卫生研究(1929-1937)》(63)一文第二章中，作者从学校卫生管理机构的设立和嬗变、学校卫生管理和执行人员的专业化配置、各项管理措施的施行和改革这几个方面，对1929-1937上海华界学校卫生管理由偏重卫生到凸显教育的过程进行了比较详细的阐述，并客观评价了上海华界学校卫生所取得的成效。

在近代城市妇幼卫生管理研究上，杨祥银的《婴儿死亡率与近代香港的婴儿健康服务(1903-1914)》(64)、赵婧的《1927-1936年上海的妇幼卫生事业——以卫生行政为中心的讨论》(65)是代表性成果。赵婧一文从政府颁行相关法规训令、设立妇幼保健机构、开展妇幼卫生调查和宣传妇幼卫生常识等方面，考察了10年间上海市政府在妇幼卫生上采取的行政管理举措。杨祥银一文考察了香港殖民政府在近代香港婴儿健康服务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以及当时复杂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和种族因素对婴儿健康政策的形塑方式，建构了一种从宏观背景出发微观考量近代香港公共卫生事业的分析框架。

上述以外，关于民国时期北平、上海等大城市市政府在公共卫生宣传教育上的策划管理，学界也有少量探讨(66)。

三疫病与近代城市公共卫生

疫病是人类最可怕的公共卫生问题。近代城市化和城市近代化过程中，由于城市人口迅速增加，流动频繁，空间狭窄，加上公共卫生意识缺乏，垃圾成堆、污水横流，城市生态遭到严重破坏，城市便成为疫病滋生并且蔓延恣肆的温

床。因此，在中国近代城市化和城市近代化的阵痛中，疫病的频发无疑是其表现形式之一。疫病的频发与近代城市公共卫生状况不良存在相当大的因果关系，疫病的肆虐又促使近代城市积极构建现代化的卫生防疫体系，加强公共卫生建设。可以说，疫病的威胁是近代中国城市公共卫生事业起步、发展的重要推力。故而，从疫病流行和防治的视角去研究近代城市公共卫生机制的建构和发展，便成了近代中国城市公共卫生研究的另一重要取向。

这方面的成果，集中体现在关于近代上海传染病流行和防治的研究上。胡勇的《传染病与近代上海社会(1910-1949)——以和平时期的鼠疫、霍乱和麻风病为例》(67)考察了1910-1949年间和平时期传染病的流行情况及其对近代上海政治、经济、社会结构方面的影响，指出传染病给近代上海社会造成消极后果的同时，这种灾变动力机制也促进了社会的变革，如促进了公共卫生体系的构建等。稍遗憾的是，该文在内在逻辑性上有所欠缺，而且对疫病推动公共卫生体系构建的探讨还可以进一步展开。刘雪芹的《近代上海的瘟疫和社会——以

1926-1937年上海华界的瘟疫为例》(68)考察了1926-1937期间上海华界的疫情及国家和社会在疫情应对上的互动合作，并进一步探讨了瘟疫的爆发和流行给上海公共卫生事业近代化带来的进一步完善，指出疫情应对促进了传统卫生习俗和卫生意识的近代化，推动了华界卫生防疫机制的近代化。刘岸冰的《民国时期上海传染病的流行与防治》(69)从传染病的流行和防治入手考察了民国时期上海传染病防治体系的构建和发展，包括传染病防治管理机构的建立和健全、传染病防治法规和防治措施的制定和落实、公共卫生设施的改善等。然而，此文对由传染病防治带来的除防疫体系的构建之外其他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则涉及很少。李娴婷的《近代上海公共租界防疫工作考察——以1908年－1910年鼠疫为中心》(70)，从1910年11月“上海公共租界鼠疫风潮”切入，溯源式地考察了租界工部局卫生处在1908-1910鼠疫风潮发生前这段时间，在鼠疫防治工作方面进行的制度建设和实际工作。

除以上博硕士论文之外，还有一些期刊论文也围绕近代上海防疫与公共卫生建设进行了探讨。饭岛涉的《霍乱流行与东亚的防疫体制——香港、上海、横滨，1919年》(71)，考察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香港、上海、横滨三地的防疫体制，认为上海租界地区与香港和横滨一样此时已经确定了初步的公共卫生制度，各地受霍乱侵害的程度明显降低。福士由纪的《日中战争时期上海的公共卫生与社会管理——以霍乱预防运动为例》(72)，对抗战时期上海由于难民迁入过多、卫生状况较差而导致的霍乱流行，及日本人和日伪政权为维持统治稳定、防止疫情蔓延而采取的大量防治措施进行了考察，并对其时上海公共卫生管理中存在的强烈干涉和介入个人身体的倾向进行了揭示。她的《国际联盟保健机关与上海的卫生——1930年代霍乱的预防》(73)，则同样以霍乱预防运动为背景，考察了国际联盟保健机关对30年代上海公共卫生事业所起的促进作用。在《战后上海公共卫生事业的重振——以防疫设施的接收管理问题为例》(74)一文中，福士由纪又以防疫设施的接收管理为例，对抗战胜利后上海公共卫生事业的重构进行了探讨。曹树基的《1894年鼠疫大流行中的广州、香港和上海》(75)，以《申报》的有关报道为依据，对1894年鼠疫大流行中广州、香港和上海三地的生态关系和公共卫生进行了考察，在此基础上，文章认为1894年的鼠疫大流行，证明了一个新的网络化的生态系统不仅改变了世界的面貌，而且改变了以往人们对于世界的认识模式，更改变了人们对于未来世界的期望和想象。由此，文章得出进一步的结论，在某种意义上，可以把中国近代社会变迁的本质视作生态的变迁，也可以把百余年来生态变迁的本质视作社会的变迁。该文视角新颖、叙事方式独特、立意深远，是将人群生命史、生态环境史等新社会史研究理念熔于一炉的典范之作。殳俏的《回眸近代上海霍乱大流行》(73)，考察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卫生处直接领导的几种反霍乱运动，意在反映近代上海租界工部局建构并实施的公共卫生应对机制及其对现实的借鉴意义。郑泽青的《昨天的抗争：近代上海防疫掠影》(77)，生动呈现了近代上海社会在疫病的威胁下，

在租界当局采取的冷漠而又科学的防疫措施的冲击下，逐步接受新理念，建构公共卫生防疫体系的历史片段。宋忠民的《上海公共租界的狂犬病防治》(78)，考察了租界工部局关于狂犬病例的统计、狂犬病预防措施和治疗狂犬病的制度化方案，认为租界工部局进行的狂犬病防治工作“促进了上海卫生防疫工作的发展，由此构成了公共租界乃至上海整个公共卫生事业的组成部分”(79)。

以上论文虽各自有所侧重，但几乎有一个共同的立论，那就是疫病给近代上海带来灾难的同时，也有力促进了上海卫生防疫体系的构建和整个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当然，也有学者以某种传染病的长期流毒为据，揭示了上海华洋各界在此公共卫生问题上的不作为倾向。安克强先生在《公共卫生政策与殖民主义放任政策的对立——上海租界的性病与卖淫》(80)一文中，就透过性病在民国时期上海乃至中国各省市包括边缘省市流播蔓延的视角，批判了华界当局对性病防治的漠视和租界公共卫生政策的局限性。

四社会力量与近代城市公共卫生

作为近代概念的公共卫生，其立足点在于国家卫生行政，即国家权力逐步介入公共卫生领域，成为担当公共卫生事务、服务公众健康的主导力量。然而，实行国家卫生行政并不等于公共卫生事业不再需要社会力量的支持和推动，相反，社会力量的作用恰好能够弥补公共卫生行政的不足。有研究者就指出，“进入民国以后，随着国家卫生‘制度化’进程的不断加深，国家在救疗防治疫病方面的作用明显加强。但民间社会力量无论在临事性应对还是日常救疗方面仍发挥着重要作用。”(81)因此，近代城市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绝离不开都市社会的积极响应和参与。

在近代城市公共卫生研究中，反映社会力量参与疫病应对和公共卫生建设的有不少，但是专门性的探讨并不多，其研究基本是围绕近代上海政府和社会在公共卫生事业上的互动而展开的。

彭善民在《公共卫生与上海都市文明(1898-1949)》中专门设置一章对此

问题进行了探讨。他强调民间组织与政府在公共卫生事业上是一种合作与互补的关系，认为近代上海社会力量主要是以两种方式参与公共卫生建设：一是社团公共卫生宣传，二是民间时疫救治，指出民间社团进行的公共卫生宣传“基本上建立在一种平等的关系之上，有时更具有感染力或影响力”，民间时疫救治也在客观上“弥补政府时疫救治的不足”(82)。在《近代上海民间时疫救治》一文中，他进一步指出“与政府组织的时疫救治相比较，民间组织的时疫救治体现出较强的自愿性，服务态度积极，受到了社会的好评”。由此，他高度评价了社团公共卫生宣传和民间时疫救治的积极作用，认为它们“不仅促进了近代上海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而且彰显了近代上海公共意识和文明意识的增长，促进了近代上海城市文明的发展。”(83)

彭善民对上海都市社会与政府在公共卫生事业上的互动合作虽然着墨甚多，考察也颇成体系，但他着重于探讨民间社会组织进行的公共卫生活动本身，而对于近代上海民间社会力量何以如此踊跃地参加公共卫生建设，民间社会力量的公共卫生活动对城市公共卫生体系的构建和发展又具体产生了什么影响，并无太多集中的论述。马长林、刘岸冰的《民国时期上海传染病防治的社会环境》则对这两个问题作了进一步的探讨。文章以传染病防治为切入点，首先阐述了民国时期上海社会力量对传染病防治活动的积极参与，在这里作者除了提到“众多社会团体开展防疫宣传”之外，还对媒体和普通民众的活动加以凸显，即媒体展开有针对性地督促和批评以及民众踊跃配合；其次，文章集中探讨了民间社会的积极反应对公共卫生体系建构和发展的具体影响，包括“促进了卫生防疫机构及其职能的建立和健全”、“推动了一系列公共卫生法规得以出台”、“影响民众接受和确立公共卫生观念，使传染病防治措施得以推行”和“一定程度上普及了公共卫生知识”(84)；最后，文章还对民国时期上海社会力量所以积极参与传染病防治活动，以及上海何以会形成传染病防治的社会环境进行了一定的剖析。这篇文章虽只是从传染病防治的角度来探讨社会力量在公共卫生建设上与政府的互

动关系，但是代表了一种研究理路，因此它和彭善民的考察实际是互补长短，相得益彰。

另外，前述胡勇在《传染病与近代上海社会(1910-1949)》中，特别以中华麻风救济会在近代上海麻风救济运动中所起的作用为典型，充分肯定了上海社会力量在近代上海公共卫生事业建设中所作的贡献。秦韶华在《上海市华界中小学学校卫生研究(1929-1937)》中也认可了上海社会力量对学校卫生工作的积极参与。李娴婷在《近代上海公共租界防疫工作考察——以1908年－1910年鼠疫为中心》中，对华人精英在租界卫生防疫体系建构和措施开展中所起的协调和助推作用也给予了真实的定位。侯宣杰还选择民间商人团体这一民间社会力量的重要元素，从参与市容整顿、卫生管理、防治疫病(85)几个角度，对他们在近代城市公共卫生建设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进行了钩沉。

五殖民主义、民族主义与近代城市公共卫生

从技术和制度层面来看，国家主导的公共卫生体系比起中国传统的卫生管理模式，其所具有的科学性和效用性是毋庸置疑的，它体现了人类文明的进步。当这种发源于西方的公共卫生制度移入中国近代城市之时，它固然推动了中国城市管理现代化的步伐，促进了中国都市文明的发展。然而，这种伴随西方列强炮舰而来的制度，从在租界实行起也毫无疑问被打上了深深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烙印。因此，研究近代城市公共卫生不可能不涉及租界公共卫生的殖民性问题。

在租界公共卫生殖民性问题的探讨上，现有研究主要谈到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租界公共卫生殖民性的表现；二是租界公共卫生管理殖民化的局限性。

关于租界公共卫生殖民性的表现，20世纪30年代阮笃成先生就指出，“租界内的一切医疗设施主要为洋人服务，华人虽蛰居数十万人而为其服务的医院寥寥无几。”(86)何小莲也指出，“租界所承办之卫生事务，无一不是以保护界内侨民，特别是欧美侨民为前提。”(87)彭善民也认为，“租界公共卫生设置和管理主要是围绕自身公共健康的需要”(88)。安克强更是尖锐地指出，“公共

租界当局除了外国侨民的卫生以外什么也不关心”(89)。研究者们认为租界公共卫生的殖民性还表现在，租界执行公共卫生管理时带有明显的种族歧视色彩和自我优越感。胡成指出，“在外人市政当局看来，香港、上海等地与外人毗邻而居的华人社会……均为疾病蔓延的温床……当疫病爆发之后，将某种特定传染病与某个特定种族联系在一起，并由此对之进行强制性的卫生检疫，其中隐含的种族偏见，自不待言。”(90)彭善民认为，“早期工部局卫生处，对于西人和华人食用猪肉的检验区别对待，带有强烈的歧视色彩。”(91)赵宝爱也认为，租界当局在对待租界内被视为公共卫生威胁物的义冢、丙舍问题上的“强硬态度和近乎野蛮的行为，固然因‘不了解华人思想’所致，其实也是强势文化的反映。”(92)陈蔚琳把工部局在租界内强制实行妓女体检措施时排除外国妓女、只针对西人常去妓院的华人妓女的现象归结为“侨民潜意识里在公共卫生上的自我优越感及对华人的偏见在作怪”(93)。崔文龙则指出，德国在胶澳租界地（青岛）建设规划中一系列卫生条文的颁布“基于殖民统治当局这样一种假设，即华人不讲卫生，是传染疾病的根源，而处理的唯一办法便是强制性的迁移住所和严密的社会监控。这就使得种族主义在卫生措施的旗帜下，以胶澳总督府的强权统治为后盾，以暴力和强制的方式得以实施。”(94)

另外，研究者们也把攫取经济利益、扩张领土以及维持军事强势置于租界公共卫生殖民性表现的视阈之中。彭善民指出，“在粪秽的承包处理上，租界当局部分官员常与华界少数人勾结牟利，造成垄断之势，严重损及普通人的利益。”(95)崔文龙也认为，胶澳总督府在胶澳租界地建设规划中“强调卫生措施的背后，隐藏着殖民者攫取现实利益的企图”，他还认为由于“在军队中，对于疾病的防御是非常重要的，直接关系到军队的战斗力和战争的胜负”，所以德国强调卫生措施也“是和殖民当局的军事性分不开的”(86)。顾德曼则指出“公共健康为外国市政当局在中国土地上的扩张提供了重要途径”(97)，李娴婷也指出“从1909年开始，工部局就试图以公共卫生问题为借口来扩展租界的边界。”

(98)

关于租界公共卫生管理殖民化的局限性，彭善民认为，“租界卫生管理的殖民性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其科学管理制度的实施”(99)。《天津城市史》则针对天津的情况，反映了八国租界从各自利益出发进行殖民化公共卫生管理的结果——排水工程混乱、租界与华界公共卫生对比悬殊，指出近代天津公共卫生乃至整个城市的发展都呈现一种畸形成长的状态(100)。

在备受列强凌辱的近代中国，租界公共卫生的成效和公共卫生管理殖民性的暴露，必然会激发城市社会中华人的民族自觉，进而推动华界乃至整个城市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因此，近代中国（开埠）城市公共卫生有着鲜明的殖民色彩，更彰显着强烈的民族主义特性。

在近代城市公共卫生的民族性问题上，Ruth Rogaski颇有研究。她在《卫生的现代性：中国通商口岸卫生与疾病的含义》(Hygienic Modernity: Meanings of Health and Disease in Treaty-port China)一书中，以近代天津公共卫生的发展变迁为叙事背景，阐释了“卫生”概念在近代中国所隐含的多重意义，认为它不只是指个人养生和获得健康的生活习惯和方法，也不只是指与医疗、公众健康有关的行政制度，它还是体现“现代性要求”和“民族性”的话语，它代表了中国国家、社会与民众从落后、病态、传统提升到先进、健全、现代，以实现民族自立、国家富强的迫切需要。她还在《卫生与城市现代性：1900-1928年的天津》一文中，把天津知识阶层和行政官员在公共卫生上的民族意识归结为两点，即“通过实施卫生近代化，天津将能够加入到世界城市的行列……卫生近代化的实施，也能减少外国列强借口控制疾病要求扩展领土的风险，以及城市一步步被多国租界瓜分的威胁”(101)，并进一步指出，“这种双重动机——保卫中国主权和赞成卫生近代化是近代文明的核心——为20世纪天津的中国人在公共卫生方面所做的一切努力赋予了活力”(102)。另外，台湾学者梁其姿也以麻风隔离政策的近代变迁为透视点，认为西化防疫措施的采用“充分显示了20世纪初中

国民族主义者的选择”(103)。

大陆研究者对近代城市公共卫生的民族主义特性也多有揭示。何小莲认为，“上海特别市卫生兴市之计划，既有近代上海作为国际大都市之国际视野，也包含着强烈的民族与国家意识。”(104)赵婧认为，“一种语境始终伴随着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的妇幼卫生事业之推展”，那就是“富国强种”(105)。杨祥银认为，1928-1937期间上海卫生局举办的卫生运动“与其说是为了提高市民的身体健康和改善城市公共卫生，倒不如说是为了进行一场倡导民族复兴与国家独立的社会总动员。”(106)彭善民指出，“租界的卫生规范与制度化管理，给华界政府以良好的正向示范，激发了华界政府的民族意识与竞争意识”，租界公共卫生管理的殖民性又“给华界官方和民众以反向刺激……激发了华界民众的民族意识和自强意识”(107)。胡成也总结，“在那个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世界体系扩张的年代，关于华人‘不卫生’的讲述体现外人的强烈文化优越感，同时也激发华人精英的民族主义情绪；再加上外人市政当局借公共卫生之名，乘机攫取华界市政管理权，华人社会为捍卫主权而注重公共卫生事业的推展。”(108) 关于近代城市公共卫生的殖民性与民族性问题的探讨，包括上述在内的诸多论著均有涉及，但是专门性的探讨尚不多见(109)，这方面的研究有待加强，特别在近代（城市）公共卫生民族性内涵的解读上，除了诠释其捍卫主权、振兴民族的政治意蕴，笔者以为还可以挖掘一下近代（城市）公共卫生发展所具有的民族形态和民族内质。

六公共卫生与近代城市政权扩展

公共卫生既然以国家卫生行政为立足点，那么，公共卫生事业发展的过程实质上就是公共卫生事务行政化、制度化加深的过程，进一步而言，也是政权扩展和政府职能泛化的过程。有研究者就指出，“国家卫生防疫机制的确立，扩大了政府的职能，部分变化了政府的理念，是中国政府由传统上的‘小政府’向近代以来的‘大政府’转变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近代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国

家转变的一个具体体现。”(110)梁其姿也认为，“无论哪一国的公卫制度，在19世纪以来的发展已成为政体重要的构成部分。”(111)曹树基更是明确指出，“中国近百年来公共卫生体系的建立和与完善的过程，体现的是现代国家权力不断扩展，直至民众完全融入国家体制的过程。”(112)因此，在现有近代城市公共卫生研究中，也存在一种探讨公共卫生与城市政权扩展相关性的研究视角。

国内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是由近年来着力于从医疗史角度观察和理解现代政治的杨念群先生开展的。其代表性成果有《民国初年北京的生死控制与空间转换》、《“兰安生模式”与民国初年北京生死控制空间的转换》、《北京“卫生实验区”的建立与城市空间功能的转换》(113)，三文以民国初年北京传统社区内控制生和死并具有文化与仪式协调功能的接生婆和阴阳生职业的没落为叙事背景，考察了兰安生模式、卫生示范区，即国家权力控制下的以现代预防医学为指导的公共卫生医疗网络，在北京逐步确立的过程。认为这种来源于西方的制度监控形式（指现代公共卫生医疗系统）甚至比另一种形式（指警察系统）更为有效地打破了城区人民原有的日常生活节奏和秩序，实现了“自然社区”和“医疗社区”的全面叠合，把北京人的出生和死亡纳入到了一个非常严密的档案化网络之中。文章实际上指出公共卫生网络化的过程，某种意义上就是政治对每个个人的身体在日常生活中进行塑造、规训、调控和惩戒的过程(114)。显然，他把民国时期北京公共卫生行政的推进与城市政权的扩展视为孪生物了。赵婧在考察南京国民政府10年间上海妇幼卫生事业时，也把妇幼卫生行政的实施看作是“政府企图在现代化的框架下，更加全面而深入地控制城市社会生活。”(115)另外，Ruth Rogaski在对近代天津公共卫生史的研究中，也倾向于“把公共卫生的历史论述为社会控制的缓慢增长和政府权力不知不觉的扩展”(116)。

结语

根据以上对近代城市公共卫生研究现状的梳理不难看出，已有的研究，就对象而言，都是近代约开较早的口岸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如上海为焦点；就主题

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综述知识分享

1.2 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综述 1.2.1国外研究综述 1）人力资源外包 Lever觉得外包是一种管理策略，将非核心业务委托给外部专家执行，使公司能专注于本身核心业务发展，以提高竞争优势[3]。而人力资源管理外包，则是一种特殊的外包形式。greer认为，外包是由外部伙伴在重复基础上从事原来由企业内部从事的人力资源任务[4]。 对于人力资源外包，许多国外学者认为，对许多企业来说，外包浪潮的兴起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实行人力资源管理外包，人力资源管理的实践性很强，往往对适合的企业才最好。 在总结外包优势的基础上，Rodriguez和Carlos指出与专业的雇佣组织签订合同来处理企业的人力资源职能是一个可变的结论，专业雇佣组织可以与他的顾客建立一个雇佣合作关系。Greet认为有五项竞争因素使企业将人力资源部分或是全部外包，分别是企业精简、快速成长或衰退、全球化、竞争增加以及企业再造，而在这些竞争因素背后的根本因素其实就是降低成本与增加人力资源的服务品质。 关于人力资源外包的风险，Quelin认为一个是企业在外包过程中对外包商的过分依赖，他们认为外包后企业就不用再过问这部分工作了，全部由外包商负责就行，很少进行沟通。另外一个是外包商的工作效率及能力不能达到既定目标，影响组织绩效的完成，把工作交给外包商后，企业失去了对这部分工作的控制，至少不能完全控制，于是当外包商的能力及效率不能达到原来期望的时候，就会影响企业的整体绩效。Bahli，Bouchaib等根据交易成本的观点，归纳了外包所具有的风险带来的不确定性有以下两点:交易的不确定性；委托的不确定性和所提供服务的不确定性。 以上研究表明国外的人力资源外包相关研究大多集中在外包决策、外包作用与外包风险上。主要关注的是企业人力资源外包在实际运用中的可行性与实践中的问题。在人力资源外包中引入信任的研究不多。国外学者对信任的研究集中在信任的作用、类型与建立上。这里只摘录其中的一部分。 2）信任 梅耶、戴维斯、斯库尔曼认为:信任是指一方在有能力监控或控制另一方的情况下，宁愿放弃这种能力而使自己处于弱点暴露、利益有可能受到对方损害的状态。Sabel认为:“相互信任就是合作各方坚信，没有一方会利用另一方的脆弱点去获取利益。”胡孔河将信任定义为：在一定情境下，一方凭借自己对对方的

国内外自主学习研究现状综述

国内外自主学习研究现状综述

国内外自主学习研究现状综述 自主学习的思想源远流长。继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之后，卢梭、第斯多惠、杜威等都是自主学习思想的倡导者。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自主学习成为教育心理学研究的重要课题。20世纪80年代末出版的《自主学习和学习：理论、研究和实践》一书中也系统总结了维果斯基学派、操作主义、现象学派、社会学派、意志理论、信息加工心理学等不同角度对自主学习做过的一些探讨。但是，由于研究者的理论立场和视角不同，对于什么是自主学习至今尚未形成统一的看法。目前，国外使用的与自主学习有关的术语也很多，如自我调节的学习（self—regulated learning）、自我管理的学习（self—managed learning）、主动学习（active—learning）、自律学习（autonous learning）、自我计划学习 （self—planned learning）、自我监控学习 （self—monitored learning）、自我定向学习（self—directed learning）、自我教育（self—education）、自我指导（self—instruction）等。在国外，自主学习思想一直受到心理学和教育学的共同关注。但是，20世纪中叶以后，由于信息加工理论心理学迅速发展，维果斯基的语言自我指导理论在西方得到了认可，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开始兴起，心理学领域的这些发展从不同角度推动了对自主学习的理论阐述或者实践研究。

我意识是获取和应用意志控制策略的前提，在意志过程中起关键作用。自主学习过程分为：内隐的自我控制过程，包括认知监控、情绪监控与动机监控三大类；外显的自我监控过程包括学习环境中的失误控制与任务控制。其中内隐的自我控制过程是自主学习的关键过程，而学习任务和情景的变化也会增强学生的一直控制。因此，可以通过训练学生的各种叛逆个意志控制策略来增强其自主学习能力。 以弗拉维尔为代表的认知建构主义学派认为自主学习实际上是元认知监控的学习，是学习者根据自己的学习能力、学习任务的要求，积极主动地调整自己的学习策略和努力程度的过程，认知水平的提高，对增强自主学习能力极为关键。通过直接教学、采用同伴辅导和学习问题讨论、开展合作学习，以促进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美国密峙安大学的宾特里奇（Pintrich，2000）教授认为，自主学习是一种主动的建构性的学习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学生首先为自己确定学习目标，然后监视、调节、控制由目标和情境特征引导和约束的认知、动机和行为。自主学习活动在学生的个体、环境和总体的成就中起中介作用。 在众多西方学者对自主学习的界定中，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美国自主学习研究的著名专家、华盛顿城市大学的齐莫曼（B.J.Zimmenrman）教授。20世纪90年代齐莫曼在广泛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建立了一套具有代表性的自主学习理论。齐莫曼认为，当前学生在元认知、动机、行为三个方面都是一个积极的参与者时，其学习就是自主的。具体来说，如果学生自己能够主动、灵活地应用元认知策略，能够自我激发学习动

国内外新城市贫困问题研究述评

国内外新城市贫困问题研究述评 作者：来源：互联网 贫困是人类社会的大敌。进入2O世纪7O年代以来，当人类尚未从传统贫困(old poverty)中摆脱出来，又陷入“新城市贫困”(new urban poverty)的困扰，成为人类社会面临的新难题，国内外学者对此纷纷给予了关注。 一、国外新城市贫困问题研究 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西方工业化国家几乎都经历了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经济重构和社会转型。与之相伴而生的是大量失业，非正规部门就业及其就业者的低收入、无保障，无家可归者，社会闲散人员，单亲家庭成员贫困，种族、移民贫困等问题，并呈现出区域性贫困、阶层性贫困等特点。西方把这些现象称之为“新城市贫困”。 当代西方社会的新城市贫困现象，是“富裕中的贫困”，即相对贫困。尽管这些国家通过广泛的收入再分配计划和社会保障有效地减少了收入贫困，但仍未能消除部分人群的相对剥夺感和劣势。对此，以往的收入贫困范式已无法令人信服地予以解释，这促使学者们从不同视角对新城市贫困现象进行深入研究，贫困范式由此逐渐转向能力贫困、权利贫困、底层阶级和社会排斥等问题的讨论。 ——能力贫困(capabilitypoverty) 能力贫困的概念是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印度学者阿马蒂亚·森提出的。针对收入分析这种以往考量贫困惯常做法在当代的缺陷，森指出要用一个人所具有的可行能力，即一个人所拥有的、享受自己有理由珍视的那种生活的实质自由来判断其个人的处境。森的能力方法框架主要有四个概念：1)商品(commodity)。指那些维持生命必不可少以及由一个国家风俗决定的作为一个体面的人所不可缺少之物。2)功能性活动(functionings)。就是一个人认为值得去做或达到的多种多样的事情或状态，包括从免于饥饿、营养不良、可避免的疾病这样的基本要求到诸如参与社区生活和获得自尊的高级活动。3)可行能力(capabilities)和可行能力集(capabilities set)。“可行能力”是一个人实现各种可能的功能性活动组合的实质自由，也就是实现各种生活方式的自由；“可行能力集”则是个人可以选择的各种相互替代的功能性活动向量的集合。4)自由(freedom)。自由是发展的首要目的，也是发展的主要手段，兼具建构性和工具性意义。就工具性自由而言，主要有五种类型，即政治自由、经济条件、社会机会、透明性保证和防护性保障，它帮助人们更自由地生活并提高他们的在这些方面的整体能力。 根据森的理论，判别贫困的标准不仅仅是经济收入低下，而是一组基本可行能力的被剥夺和机会的丧失，包括低收入、疾病、人力资本不足、社会保障系统软弱无力、

试论中国近代城市化进程

试论中国近代城市化进程1 陶炎武 一 城市在人类社会早期就出现了,但城市化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是在人类进入工业社会后开始的,城市作为一种社会聚落形式,只是到了工业社会才逐渐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形式,在工业革命前,城市虽然存在了四千多年,其发展速度相当缓慢,产业革命使生产力获得巨大发展,集中的现代化大规模机器生产代替了手工劳动的小商品生产,城市从数量、规模、布局、形态上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并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因此城市是以工业革命引起的城市的数量和性质的根本变化为开端的。工业化对城市的推动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工业化促使人类的居住形式由分散走向集中,人口由农村转移到城市,城市人口增加,规模扩大,城市体系不断完善。第二,工业化使城市经济关系生活方式广泛渗透到农村,冲击破坏农村原有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促进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转变。城市化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1)人口流通方面的城市化,即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集中,城镇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增长;(2)地域景观方面的城市化现象,即城市状态在地域方面的扩大,城市数量的增加;(3)经济领域的城市化现象,即第二三产业在空间上向城市集中、集聚的过程;(4)社会文化方面的城市化现象,即城市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的普及。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是与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化过程同时开始的。1840年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开始大规模入侵中国,列强迫使清政府开放大批通商口岸,损害中国主权,掠夺大量侵略特权,他们在中国各通商口岸设领事馆、建租界、开银行、办工厂,建教堂、办学校、医院等,残酷地剥削奴役中国人民,与此同时外国资本主义先进的生产方式也对中国传统的经济结构造成巨大的冲击,中国传统的手工业品抵挡不住廉价的洋货进攻,销路日渐狭小,城市手工业者纷纷破产,作为农民家庭副业的手工纺织业也走向衰退,农村经济开始向为城市服务的单一种植、饲养经济转变,通商口岸周围农村剩余劳动力潮水般涌入城市谋生,这为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机器生产的威力及其带来的丰厚利润,刺激中国社会一批有钱者如官僚、商人、买办、华侨投资办厂,清政府中的洋务派为巩固其统治,也兴办了一批军事工厂,如民用企业,到甲午战争前夕,外国资本家在中国设厂103家,资本总额2600余万元,民族资本工厂100家,资本200万元,1洋务企业44个,资本2000万元左右,所有这些工厂绝大多数分布在通商口岸。甲午战争后,列强获得在中国投资办厂、开矿山、修铁路等特权,对中国进行更大规模的经济侵略,中国封建经济瓦解加速,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也进一步发展,尤其是在列强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增长较快,1912年) 1920年间新登记的工矿数是418家,新增资本额达15858万元,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重视实业建设, 1931年废除了阻碍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厘金制度,统一货币,提高进口关税率,到1939年,全国核准登记的工厂达3849家(不包括日占东北),o这一时期的工业发展突破了通商口岸范围,随着铁道的修筑,航运的扩大,矿山的开掘,一些交通枢纽、矿藏丰富的地区也成为新产业的聚集地,并逐渐发展为城市。 二 新式资本主义工业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启动了中国近代城市化进程。 第一,工业化促进了旧城面积的扩大和一批新城市的出现。开埠前的上海城区面积不足千亩,开埠后列强纷纷在上海抢战租借地,1914年,租界区占地近5万亩,昔日芦苇丛生的外滩一变而成繁华的十里洋场了,?与此同时,中国商人大力开发闸北,修路建桥、开办工厂,原先/荒辟冷落、人迹罕至0的闸北成为上海又一新的繁华区,开埠前的汉口镇基本附着在汉水入江口上,因此古汉口的土码头、街道多集中在汉水之傍, 第17卷第4期(总第55期)咸宁师专学报1997年11月1收稿日期:1997)09)15

国内外城市形态发展综述

1工业文明前期 公元前1500年，商朝盘龙城遗址一号宫殿是迄今所知最早的“前寝后朝” 式建筑布局事例 公元前1100年，我国在奴隶制鼎盛时期的西周开国之初就有了满足等级制度需要的城市形态的规划制度。 春秋战国时期的《周礼.考工记》中记载：“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前朝后市，市朝一夫。”这一制度代表了正统的体现王权意志的营造观念和理论。 几乎同一时期，《管子》一书提出了与《周礼.考工记》截然不同的灵活性、因地制宜、遵从自然的观点。《管子》中的“乘马”曰：“因天材，就地利。 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则”，“凡例国度，非于广州之上，比于大山之下，高毋近旱而水租用，低勿近水而沟防省。” 公元前450年，古希腊的重要贸易城市米利都出于“商业的殖民地系统需要” 发明了已知世界上最早的棋盘方格网都市形式。 于此同时，希腊发明了最早的神居广场 公元前一世纪，古罗马的军事工程师维特鲁在《建筑十书》中提出了有利于城市防御和避风的八角形城市方案。 15、6世纪文艺复兴时期，弗朗切斯科.迪乔治在维特鲁威的理想城市方案上， 制定了一个道路按放射状、中央有圆形纪念建筑物的城市方案。“统一完整的构图轴线方法直接影响了17、8世纪巴洛克时期的城市布局实践，其美学构图上的作用和意义影响至今。 2工业文明时期——历史进化的转折点

西方18世纪下半叶开始工业革命，改变了原有城市自然有机发展的传统。 刘易斯.芒福特认为“1820-1900年之间，大城市里的破坏与混乱状况简直和战场上一样“。城市社会面临着巨大的种种危机。 19世纪初，空想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代表——欧文和傅里叶关于理想城市的设想和实践。 1898年英国社会活动家霍华德提出“田园城市“的概念。他的著作《明天——一条通向真正改革的和平道路》阐述的核心思想是在认同工业文明的前提下把城市和乡村结合起来作为一个统一体系进行研究，其所蕴涵的生态思想主要包含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发展极限的概念，而是城市群体有机组合。 霍华德认为，城市的扩散、疏散大城市的机能以及提高田园城市公共生活的水平和质量应该以组成城市联盟的形式来解决。在保持田园城市应有的规模和乡村风光特色的同时，达到与大城市同等的公共生活质量。这对现代城市规划思想具有重要意义。 1871达尔文《人类的起源》预言了一个微茫的希望——“人类还可以继续提高到一个更加伟大的幸运命格“。 1882年西班牙工程师索里亚提出了“带形城市“的概念，认为在新的集约运输方式的影响下，城市可以沿着交通轴线呈带状无限制发展。”带型城市“概念在20世纪30年代的苏联得到了新发展，并逐步演变出”连续功能分区“的思想。 1889年卡米罗.西特发表了具有开拓性意义的《城市建筑艺术》。他系统调查分析了欧洲古代城市建设的历史遗产及其艺术价值，并首创现代建筑的“视觉艺术“准则。

我国近现代城市化特征及原因

我国建国以来城市化进程特征及原因 摘要：本文回顾了建国以来我国不同阶段城市化概况，从经济结构以及深层机制上对城市政策的制定进行了新的剖析。 关键词：城市化城镇化城市化进程 一、城市化简介 1、城市化的概念 城市化（urbanization），又称为城镇化或都市化，是由农业为主的传统乡村社会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现代城市社会逐渐转变的历史过程。《辞海》对此的解释是“指人口向城市集中，农村地域转变为城市地域的过程。表现为城市数目增多、规模扩大、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提高。”总的来说，城市化就是生产力进步所引起的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价值观念的转变的过程。 2、我国近代城市化概况 早在宋朝时期，我国就有了较为发达的商品经济，在宋代经济发展的基础上，虽然经历了元代外族入侵的重创，但至明朝已然出现了以私人手工作坊、手工工场为代表的资本主义萌芽。进入近代以后，进入近代以后，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化开始在中国出现，但受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制约，我国的城市化也呈现出与其他国家和其他民族截然不同的模式。首先是入侵带来的脱离自身独立发展的殖民地色彩，使得中国的城市化不得不根植于半殖民半封建的特殊历史背景下。其次是商业化先于工业化导致城市工业难以吸收过剩劳动力，城市对农业人口的吸引力有限。再次是自然灾害和传统“小农经济”瓦解的天灾人祸夹击下农民被迫涌入城市谋生，带来消极的城市化效应。 二、建国以来城市化进程 1949年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结束了百年以来政局动荡、战争不断的混乱局面，进入了一个稳定发展的全新时期。但纵观建国六十年来的城市化进程，其过程也非一帆风顺，这一时期我国的城市化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1、1949~1957年：城市人口迅速增长时期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初，随着政治稳定，经济恢复发展，全国上下于一片废墟之中呈现出“百废待兴”的状貌。据国民政府内政部1947年编印的全国行政区域简表，1947年全国共有69个设市城市，新中国成立后，经过调整新设，1949年底城市数增加到136 个，建制镇2000多个，城镇人口4900 万。 1949年至1952年三年历史上又被称为国民经济恢复时期，这一时期的城市化率从10.64%上升到12.46%，城镇人口增长率为7.5%。这一时期对交通运输建设和能源原材料工业建设的大力投入，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城镇对劳动力的吸引。此外，农村土地改革激发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农业生产迅速恢复。劳动力结构改变同产业结构改变基本同步。加之尚未对城乡人口流动进行控制，因此人口增长率较高。 1953年到1957年是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从1953年起，我国开始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其突出特征是进行了156个重点项目的建设。这一时期，我国新设城市八座，并形成了一批工业基地。 尽管此时的城乡经济发展还没有显露出严峻的问题，但这一时期的战略选择和政策导向无疑对后来的社会经济、城市政策和人口政策等埋下了伏笔。 首先是产业结构重型化。“一五“期间，国家的建设和投资方向主要集中在规模巨大、用现代技术装备的重型工业。重工业投资是轻工业的7.8倍，占工业总投资的85%，增长速度是轻工业的2倍。在工业部门内部，投资又集中在直接生产部门，导致城市基础设施严重

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及评价1

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及评价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无疑是今年全国两会的热词，而作为经济运行的“血液”，金融业在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尤其是中国互联网金融业自诞生之日起就努力为众多小微企业和个人的创新创业活动提供普惠金融服务。而农业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国民经济的基础，为了实现我国经济腾飞及综合实力的提高。我国一直在探索农业发展的道路，现在的中国农业在社会、经济和生态等和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在农业科技、经济和各个方面存在问题，严重制约着农业的发展。我国农业的发展必须确定明确的目标，选择适合我国实情的农业发展模式，最终实现农业现代化，那么如何让蓬勃发展的互联网金融运用到农业供给侧改革，从而推动农业提速发展成为了学者们研究的课题。目前，我国著名学者李宏畅与袁娟率先提出来互联网金融与农业相结合的发展的几种模式。（一）农业智能模式 当前在很多先进农场里，奶牛的耳朵上都会有一颗非常精致、特别的“耳钉”，即奶牛的电子耳标，这个“耳钉”里蕴藏着这头奶牛区别于其他奶牛的信息。散养在农场里的奶牛，当它悠闲的进入挤奶大厅时，它身上的所有信息就会被感应器所感应，然后被计算机扫描，进入电脑，信息包括它的所有信息：出生日期、最后一次挤奶日期、交配时间等等，所有信息都一目了然，这些都突出体现出了农业智能模式的优越性。 （二）电商模式 淘宝之所以成功，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其站在了顾客的角度去思考问题，把顾客所需要的东西当作了自己所需要的东西，将市场划分到最小化，将产品包装减到最轻，而且注重产品特色、模式和内容，把简单的“B2C”模式转化为“B2C2B”，并不断改进产品品质，逐渐实现了电商模式。目前，农村电商逐渐成为巨头们布局的重点。但是由于网络基础设施不健全等各种因素限制，农村市场的电商需求远远未被满足，是一个典型的蓝海市场，含金量十足。然而，农村电商市场要被很好地开发出来还是面临着许多挑战，这也与农村市场的特性紧密相关，农民购物的便利性与网购信任度是农村市场电商发展的主要瓶颈。 （三）产业链模式 一方面农业产业链融资模式改变了以往农村金融服务方式，采用一对一模式，借助农民专业合作社、龙头企业等平台，采用批量作业、降低借贷双方交易成本的

促进城市的可持续发展_多维度_多尺度的城市形态研究_中美城市形态研究的综述及启示

2012 Vol.27, No.2 国际城市规划47 A Multi-disciplinary, Multi-scale Agenda of Urban Form Studies Towar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 Literature Review on Urban Form Studies in the USA and China 刘志丹 张纯 宋彦 促进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多维度、多尺度的城市形态研究 ——中美城市形态研究的综述及启示 Liu Zhidan, Zhang Chun, Song Yan 引言 城市形态（urban form ）是指城市的物质空间布局以及开发模式[1]。近年来随着人们对城市土地粗放利用、空间无序蔓延的批判和反思，以及对精明城市形态的寻求，有关城市形态及其测度的研究在美国重新受到高度关注[2]。 随着美国城市物质建成环境的日益成熟，1970年代和1980年代早期的美国规划研究兴趣转向了社会、人文和经济等方面，体现出浓郁的社会关怀（social-care ）特性。然而，自198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城市土地利用粗放蔓延式的发展模式开始受到批判——从城市形态的视角来看，蔓延式发展模式带来了很多负面效应，包括拥堵的交通、过度的能源消耗、高额的公共服务、低水平的户外活动以及冷漠的邻里交往等。规划师和政策制定者积极寻求应对蔓延的规划策略。由此，城市形态的话题重新引起了城市规划领域的兴趣，并成为城市精明增长和新城市主义运动的理论基石[3]。可以认为，关注城市形态的目的在于探求如何塑造精明的城市形态，从而营造良好的物质空间环境和社会环境，使人们能够以更加健康及环境友好的方式生活。同时，研究城市形态可以帮助政策制定者制定公共政策来抑制蔓延式城市形态，提升城市整体的可持续性[4]。 中国城市在1980、1990年代快速城市化过程中，同样面临着上世纪中叶美国城市迅速蔓延中曾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例如土地粗放利用、城市无序发展、大面积用地功能单一、配套设施缺乏等。虽然与郊区独立住宅占主导 的欧美城市相比，中国城市通常被认为是相对紧凑的，然而快速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城市蔓延，却为21世纪中国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中国近年来的城市形态研究，在1980、1990年代大量引入西方经典理论的同时，结合中国实践不断发展，目前分别集中在城市地理学、 摘要：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人们对城市土地粗放利用、空间无序蔓延的批判和反思，以及对精明城市形态的寻求，重新引起了美国城市规划者和政策制定者对城市形态的研究兴趣。本文综述了美国和中国城市形态研究的主要文献，认为中国的城市形态研究目前主要分别集中于城市地理学、城市规划、建筑和城市设计等领域，尚未进行跨领域的研究。而从过去20多年美国相关研究进展来看，美国的城市形态研究趋向于多尺度下的多维度形态识别，即可分为景观生态、城市经济、城市交通、城市社区以及城市设计等五个维度，分别对应大区域、大都市区、次区域、社区和街区等五个尺度。这些多维度、多尺度的城市形态研究成果对制定城市公共政策有直接相关意义。美国城市形态研究的最新进展不仅可以为中国城市形态研究提供启示，也将为21世纪中国城市塑造更健康、可持续的城市形态提供借鉴。 Abstract: This paper reviews recent literature on urban form in both China and the USA. Based on the review in China, it shows that research on urban form in China mainly concentrates on ?elds such us urban geography, urban planning, architecture and urban design.The review in the USA reveals a multi-disciplinary, multi-scale, and policy-oriented agenda. Research involves five disciplines: landscape ecology, economic structure, transportation planning, neighborhood planning and urban design; these disciplines are in correspondence to five scales: regional, metropolitan, sub-metropolitan, neighborhood and blocks. Recent progress on urban form research in the USA will not only shed light on research contents, but also provide implications for the creation of healthier and sustainable urban form in China in the 21st century.关键词：城市形态；多维度；多尺度；公共政策Keywords: Urban Form; Multi-disciplinary Analysis; Multi-scale Analysis; Public Policy 作者：刘志丹，深圳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硕士研究生。 zhidanliu111@https://www.wendangku.net/doc/5611404395.html, 张纯，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博士后，北京大学-林肯研究院城市发 展与土地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zhangch@https://www.wendangku.net/doc/5611404395.html,, zici0723@https://www.wendangku.net/doc/5611404395.html, 宋彦，深圳大学城市规划系教授，美国北卡罗莱纳大学教堂山分校城市 与区域规划系终身副教授。ys@https://www.wendangku.net/doc/5611404395.html,

近代中国城市化特征

近代中国城市化特征 本文从网络收集而来，上传到平台为了帮到更多的人，如果您需要使用本文档，请点击下载按钮下载本文档（有偿下载），另外祝您生活愉快，工作顺利，万事如意！ 【英文摘要】Starting with the flow of rural poulation into urban areas, the author adopts a comparative approach to studyurbanization in modern China. Arguing that urbanization inmodern hina was quite different from that in the West, theauthor makes three observations:1)migration to urban areas inthe West was due to the “pull”of the city, while Chineseurbanization was due to the “push”of the countryside; 2) urbanization in the West was coincidental withindustrialization,and the two phenomena spiraledupward, whilEin China urbanization was not tied to industrialization andsometimes occurred without it;3)urbanization in modern Chinahas propelled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both ruraland urban areas,but with much moresuffering and at author concludes that the social character resultingfrom the “semi-feudal and semi-colonial China”determined thehistorical characteristics of urbanization in modern China.

如何写国内外研究现状

毕业论文指导：如何写“国内外研究现状”？ 一、为什么要写国内外研究现状 通过写国内外研究现状，可以考察学生是不是阅读了大量的相关文献。 为什么要求学生阅读大量的参考文献呢？不是为了让学生抄袭，而是为了让学生了解相关领域理论研究前沿，从而开拓思路，在他人成果的基础上展开更加深入的研究，避免不必要的重复劳动。 二、怎样写国内外研究现状 在写之前，同学们要先把收集和阅读过的与所写毕业论文选题有关的专著和论文中的主要观点归类整理，并从中选择最具有代表性的作者。在写毕业论文时，对这些主要观点进行概要阐述，并指明具有代表性的作者和其发表观点的年份。还要分别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研究的不足之处，即还有哪方面没有涉及，是否有研究空白，或者研究不深入，还有哪些理论问题没有解决，或者在研究方法上还有什么缺陷，需要进一步研究。 三、写国内外研究现状应注意的问题 一是注意不要把研究现状写成事物本身发展现状。例如，写股指期货研究现状，应该写有哪些专著或论文、哪位作者、有什么观点，而不是写股指期货本身何时产生、有哪些交易品种、如何演变。 二是要反映最新研究成果。

三是不要写得太少。如果只写一小段，那就说明你没有看多少材料。 四是如果没有与毕业论文选题直接相关的文献，就选择一些与毕业论文选题比较靠近的内容来写。 国内外研究现状的开题报告的格式(通用) 由于开题报告是用文字体现的论文总构想，因而篇幅不必过大，但要把计划研究的课题、如何研究、理论适用等主要问题说清楚，应包含两个部分：总述、提纲。 1 总述 开题报告的总述部分应首先提出选题，并简明扼要地说明该选题的目的、目前相关课题研究情况、理论适用、研究方法、必要的数据等等。 2 提纲 开题报告包含的论文提纲可以是粗线条的，是一个研究构想的基本框架。可采用整句式或整段式提纲形式。在开题阶段，提纲的目的是让人清楚论文的基本框架，没有必要像论文目录那样详细。 3 参考文献 开题报告中应包括相关参考文献的目录 4 要求 开题报告应有封面页，总页数应不少于4页。版面格式应符合以下规定。

城市社会学研究前沿：场景理论述评

城市社会学研究前沿：场景理论述评(1) 摘要：随着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城市形态开始由生产型向消费型转变。随着城市形态的转变，以生产为基础的传统社会理论在解释城市更新与发展方面受到了挑战。为了应对这种挑战，新芝加哥学派提出“场景理论”，对这些问题 进行重新诠释。新芝加哥学派认为，场景的构成是“生活娱乐设施”组合。这些组合不仅蕴含了功能，也传递着文化和价值观。文化和价值观蕴含在城市生活娱乐设施的构成和分布中，并形成抽象的符号感和信息传递给不同的人群。正是这种不同文化与价值观的场景吸引着高级人力资本聚集，催生新兴产业，推动城市更新与转型。该理论以消费为导向，以生活娱乐设施为载体，以文化实践为表现形式，重塑后工业城市更新与转型路径。关键词：城市社会学；场景理论；新芝加哥学派作者简介：吴军，社会学博士，中共北京市委党校社会学教研部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城市社会学与城市政策。一、为什么要研究城市“场景”纵贯社会理 论的历史，解释城市发展的思维大体可以分为两种：一是从生产的观点来研究消费与居住，二是从人力资本的视角来分析工作与就业。这两种理论视角及其所形成的理论对工业社会的城市发展做出了贡献。其中，代表学者有亚当·斯密（Adam Smith）、卡尔·马克思（Karl Marx）、阿尔弗雷德·马

歇尔（Alfred Marshall）等。他们把土地、劳动、资本和管理作为生产要素，来解释城市发展，这些构成了社会理论最初的解释范式。到20世纪50年代，大批人口涌入城市，以制造业为代表的工业城市兴起，城市不断向外扩张，于是，有些学者认为，在解释城市发展的模式中，应该加入人力资本要素。这些学者把人力资本看作是推动城市发展的重要因素。持这种观点的代表学者有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西奥多·舒尔茨（Theodore Schultz）和社会学教授詹姆斯·科尔曼（James Coleman）。他们认为，促进城市迅速扩张的重要原因已不是土地和资本存量的增加，而是人的技能与知识的提高。舒尔茨在美国经济学会第73届年会上阐释了人力资本概念，科尔曼在1988年《美国社会学杂志》上发表了《社会资本在人力资本创造中的作用》一文，标志着人力资本作为生产要素正式纳入社会理论研究议程。20世纪80年代末，随着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大批制造业从城市中心撤离，取而代之的是文化创意、休闲娱乐、高新技术和金融服务等新兴产业，城市形态开始由生产型向消费型转变。随着城市形态的转变，传统以生产为导向的社会理论已经不能完全解释城市发展，需要以消费为导向的一套新学术语法体系来对后工业城市的发展进行诠释①。在这样的背景下，“场景理论”（The Theory of Scenes）应运而生，它以消费为导向，以生活娱乐设施为载体，以文化实践为表现形式，推动着经济

近现代城市发展阶段即原因和特点

中国的近现代城市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第二阶段：辛亥革命到抗日战争。第三阶段：抗日战争到新中国成立。 中国的城市化与近代化一样，具有先天发展不足和后天发展畸形的特色，而这一特色贯穿了整个中国近现代史，即使在当今工商业较为发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高速发展的形势下，依然对某些落后地区的城市化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 为什么说中国近代城市化先天发展不足、后天发展畸形呢？我们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和其他客观环境因素方面分析。 首先，中国的城市化开始于封建社会晚期，之前虽然早在宋代就有了较为发达的商品经济，明代更出现了以私人手工作坊、手工工场为代表的资本主义萌芽。但是，这些仍然难以动摇数千年的封建小农经济的根基。明中后期的海禁更是极大阻碍了海外贸易的发展。由于近代以前中国城市的主要职能多为军事要塞或者政府的行政枢纽。这使得在历次战争中，对城市的破坏由为严重。特别在明末农民战争和清前期的一系列战争中产生的破坏，虽经历康乾盛世，但依然不能把商品经济完全恢复过来。传统的重农抑商思想以及清朝摊丁入亩的土地制度更是将劳动力束缚在土地上 在近代以前，如果说中国的政局与政策不利于城市化的发展，进入近代社会以后，中国的政治环境则出现了一种错综复杂的局面。近代中国，真正的城市化开始了。但是城市化的开始却是建立在自然经济的条件下，列强各种形式的入侵的刺激之上。“正象它使乡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1]受西方殖民者入侵影响，中国近代城市化不仅不可能处于那种自身的和独立的发展形态，而且必然带有明显的殖民地色彩。但是，我们也同样应该看到，如果没有这一种外来因素的刺激，中国的城市化或许需要更多的时间才能开始起步。没有近代化也就不会有近代城市化。

国内外自主学习研究现状综述

国内外自主学习研究现状综述 自主学习的思想源远流长。继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之后，卢梭、第斯多惠、杜威等都是自主学习思想的倡导者。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自主学习成为教育心理学研究的重要课题。20世纪80年代末出版的《自主学习和学习：理论、研究和实践》一书中也系统总结了维果斯基学派、操作主义、现象学派、社会学派、意志理论、信息加工心理学等不同角度对自主学习做过的一些探讨。但是，由于研究者的理论立场和视角不同，对于什么是自主学习至今尚未形成统一的看法。目前，国外使用的与自主学习有关的术语也很多，如自我调节的学习（self—regulated learning）、自我管理的学习（self—managed learning）、主动学习（active—learning）、自律学习（autonous learning）、自我计划学习 （self—planned learning）、自我监控学习 （self—monitored learning）、自我定向学习（self—directed learning）、自我教育（self—education）、自我指导（self—instruction）等。在国外，自主学习思想一直受到心理学和教育学的共同关注。但是，20世纪中叶以后，由于信息加工理论心理学迅速发展，维果斯基的语言自我指导理论在西方得到了认可，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开始兴起，心理学领域的这些发展从不同角度推动了对自主学习的理论阐述或者实践研究。

以斯金那纳为代表的操作主义理论认为自主学习本质上是一种操作性行为，它是基于外部强化或自我强化而做出的一种应答性反应。自主学习能力的形成，本质上是个体的学习调控反应与邻近的强化物建立联系。它包含四个子过程：自我监控、自我指导、自我评价和自我强化。以及由此开发出了自我记录技术、自我指导技术、自我强化技术。该理论最强调外部环境对自主学习的制约作用。 以班杜拉为代表的社会认知学派从个人、行为和环境交互作用的角度来理解学生的自主学习问题。认为学生的自主学习行为主要由个人内部的本能、需要、驱力、特质等决定，不主要由外在的环境因素来决定，而是受到这两者的交互作用——主体社会认知的影响制约，这种影响并决定行为的社会认知有两种：即结果期望和自我效能感。结果期望是指人关于自己的某一行为会导致他所期望的某种主观推测或判断。自我效能感是指人关于自己是否有能力胜任某一行为的主观判断或推测，它将影响行为的结果因素转化为先行因素，对行为发作用。从理论分析，任何学生的学习行为实际上受学生的结果期望和自我效能感的双重制 约和调节。这一理论十分重视学生的社会交往和社会认知在其自主学习发展中的作用。它认为，学生与教师、父母、其他学生的积极交往和反馈会极大地促进自主学习的发展。此理论把自主学习分成自我观察、自我判断、自我反应三个子过程，强调自我效能和榜样示范在自主学习中的作用。 自由意志理论认为自主学习实际上也是一种意志控制过程，意志成分控制着人的学习行为，使学习者克服困难、坚持学习。高度的自

城市空间形态相关研究进展_周荣

中山大学学报论丛,2007年第27卷第12期 SUN Y ATSEN U N IVERSITY FORU M,V o l127N o1122007 城市空间形态相关研究进展* 周荣1,冯娴慧2 (1.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园艺系,广东佛山528000;2.华南理工大学,广东广州,510641) 摘要:近几年,国内外学者对有关城市空间形态进行了大量的的研究,本文主要从以下3个方 面对其研究进展进行总结归纳:空间形态类型的描述与分析、城市空间形态的演变过程与发展历 程分析、城市空间形态演变的影响因素与内在机制,并针对其研究结果进行分析评价。 关键词:城市空间形态;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1792(2007)12-0295-04 一、城市空间形态类型的描述与分析 城市是人类聚集活动的中心,在漫长的城市发展过程中,人类创造出各种城市空间形态。关于城市空间形态分类,国内外理论研究方面存在许多不同的方法:按照城市建成区平面形状分类;按照城市演变历程分类;按照城市交通发展与道路网结构分类等等。 邹德慈(2002)根据建成区总平面外轮廓形状将城市空间形态分为集中型、带型、放射型、星座型、组团型和散点型六大主要类型。赵和生(1999)根据城市发展演变的历程,将其空间形态分为单核生长的同心圆式扩展模式、轴向生长的带状扩展模式、多核生长的延连扩展模式和多核生长的结构重组模式共4种类型。凯文#林奇(2001)根据城市的平面形状,将城市空间形态分为放射形(星形)、卫星城、线形城市、棋盘形城市、其他格状模式、巴洛克轴线系统式、花边式城市、/内敛式0城市、巢状城市共9种类型。刘易斯#芒福德(1989)将中世纪的城镇形态分为3种形式:罗马时代遗留下来的为长方形体系的街区空间形态;从一个修道院或城堡周围发展起来的圆形城镇;严谨棋盘形的殖民地城市形态。 通过分析,以上这些方法是相互关联的。如星形通常也是多轴线扩展式空间形态,集中式通常也是同心圆扩展式等。目前,在城市规划学术界较多采用的形态类型分析法是比较直观的、简单易行的/图解式分类法0[1]。综合上述的分类方法与各类特征,常见的城市空间形态主要有集中型、放射型、组团型和带型4种类型。 集中型空间形态(FocalM orphology)这种类型城镇是最常见的基本形式,即长期集中紧凑全方位发展状态,城市往往以同心圆式同时向四周扩展。城市活动中心多处于平面几何中心,属于单中心的城市空间形态。但是,形成密集团块状态的城市,人口密度与建筑高度不断增大,交通拥塞不畅,环境质量较差。 放射型(星型)空间形态(RadialM orpho l o gy)这种类型的城镇多位于地形较平坦,而对外交通便利的平原地区,有一个人口密集的多功能核心区,由此核心向外发散若干主干道,主 *收稿日期:2007-11-29 基金项目:广东省科技厅软科学项目5基于绿地布局生态机理的城市空间形态研究6 作者简介:周荣(1966-),女,佛山科技学院园艺系副教授、系副主任。

浅析近代中国城市的发展概况

浅析近代中国城市的发展概况 刘娜·人文学院广告学·201101010285·周一1、2节 摘要：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的城市都是封建社会型的，绝大部分是地主封建统治阶级以及一些商人、手工业者的聚居地。城市在政治上统治着乡村。城市集中了官府，地主宅第，以及商业、手工业及其他劳动人民，城市大部是消费性的。城市的功能结构简单，平面形式沿袭着封建社会的城制，建筑面貌也完全是中国传统的形式。鸦片战争以后，标志着我国近代史的开端，封建社会经济开始逐渐解体，逐渐形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城市是社会经济的产物，这种变化必然使原有城市发生不同内容和不同形式的发展。帝国主义列强的侵入，不仅使中国的社会制度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也对我国的城市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关键词：中国近代史、城市、发展 正文：城市作为人类走向成熟和文明的标志，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而中国在4000至5000年的龙山文化时期城市的萌芽就已经出现，可见中国的城市在世界城市发展史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在这其中清代城市可谓是重中之重，我觉得清朝就是一个分割点，清朝作为封建社会的最后的一个王朝，继承了之前各朝城市发展之精华，达到了封建社会城市建设的高峰。之后在中国进入近代史之后，开启了中国城市现代化的道路。 近代城市基本上可以分为两大类型：第一类是由于帝国主义侵略、外国资本的输入，或由于本土资本的发展，而产生较大变化或新兴起的城市，包括：（1）受帝国主义列强直接控制的城市：1）割让地；2）租借地；3）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沿线附属地城市；4）占领地。这类城市在发展过程中的特点主要是，多半原来并无基础或基础较差，但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是在列强占领以后被选定发展起来的。城市一般按帝国主义的侵略意图进行规划建设，显得较有条理，但其布置手法和建筑形式，都是当时西方各帝国主义国家流行形式的移植，整个城市反映出明显的殖民地色彩，如：青岛、大连、香港、哈尔滨等。第二类是原来的封建城市，由于受到帝国主义的侵入及本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发生了局部的变化。包括：租界城市，即帝国主义国家强迫中国在某些口岸或城市划出的供外侨“居住和经商”的一定区域，它是帝国主义国家对我国进行各种侵略和罪恶活动的据点。如上海、天津、汉口。此外还包括有些由中国官僚资本或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