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思想品德加分： 现代版的“举孝廉”？

高考思想品德加分：现代版的“举孝廉”？

陈飞/漫画

他们提供观点

杨克祺深圳市教育科学研究院教授

熊贤君深圳大学教育系主任

高天明教育学博士后

杨茂明深圳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马恩来深圳梅林中学老师、深圳市语文学科带头人

晶报评论记者魏鼎/文

随着一年一度的夏季高考即将来临，高考改革领域不断传出新动向，有关高考改革的话题也在持续发酵升温，提醒人们：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高考季”。

近日，全国31个省份陆续出台高考改革新政，高考加分项目调整尤其引人关注。盘点各省高考加分政策可以发现，本轮调整主要集中于奥赛、体育等加分项的削减以及分值降低，在13个省份的加分项目中，“思想品德及见义勇为”赫然在列。

在传统的教育评价体系饱受诟病、人们普遍呼唤改革的语境下，政策制定者通过引入新的评价指标改变过去的纯学业评价模式，也算“审时度势之举”。然而，坊间观察家却大多持一种怀疑态度，他们质疑政策的操作性，认为道德这种“莫见乎隐，莫显乎微”的品质，很难用分数去量化和把握；他们警惕政策背后的道德风险：一旦设立新的加分项而又在标准上语焉不详，势必在高考领域掀起一股徇私舞弊、弄虚作假之风——“改”倒比“不改”的危害大。

现代版的“举孝廉”？

人之有别于动物，即在于做好事，做好事是天经地义的，毋须大书特书更不用犒劳。

无论是“思想品德加分”还是“见义勇为加分”，都是要在教育评价领域引入其它标准，以改变过去那种“唯分数是举”的人才选拔模式。从这个角度而言，政策制定者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搞偏了——深圳市教育科学研究院教授杨克祺如此揣测政策制定者的意图。

“为做好事的学生加分，给人一种什么感觉呢？好像对于一个未来社会的公民来说，做好事是不正常的。人之有别于动物，即在于做好事，做好事是天经地义的，毋须大书特书更不用犒劳。”杨克祺说。

深圳大学教育系主任熊贤君以历史眼光审视“思想道德加分”，认为该政策与汉代的“举孝廉”堪可比拟，“汉代以…孝?、…廉?为选拔人才的道德标准，很多显宦名臣通过…举孝廉?脱颖而出，这套机制发展到后来渐渐形成士族传袭的局面，所谓…贵戚书命，不宜相违?。东汉灵帝时，乐安人赵宣为父亲守孝20年，被举为孝廉，后来有人举报他在守孝期间不仅行房事，还连生了5个孩子。…举孝廉?到了这个份上，你说荒唐不荒唐？”

熊贤君联系几年前各地实行的三好学生加分政策，竟与历史神肖酷似。“有一年，山西全省享受加分的三好学生只有20多个，江西却有200多个，江西学生的道德水平就比山西学生高出这么多吗？政策在实行中渐渐走样，那些来自于权贵之家的孩子，想获得市县三好学生称号，只要官员的一个条子就能搞定。”

表里不一的道德是道德的赝品

对道德动机的把握是一个长期过程，为学生的思想品德打分却是一种片面、静止的评价。

在现行高考体制下，一分之差往往就是“天壤之别”，更何况一些地方规定思想品德可以加20分。在政策诱导之下，会不会出现大量的寻租与舞弊行为？在教育学博士后、英国兰开夏大学教育与社会科学学院访问学者高天明看来，答案是肯定的。“人有趋利避害的天性，如果看到思想品德可以加分，哪怕在情

感上并不情愿，也会违心去做。毕竟，评价者只能看到一个人的道德行为，却无法测定背后的道德动机，表里不一的道德是道德的赝品。”

而这种“表里如一”，正对应于深圳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哲学博士杨茂明所说的道德神圣性与纯洁性。在他看来，诚实乃是道德神圣性与纯洁性得以维系的前提，该政策将诱导人们去作秀、撒谎和弄虚作假。

杨茂明分析一个人如果是道德的，起码要符合两个条件：一是外在行为合乎道德，一是内在动机合乎道德。《礼记·中庸》里讲，“君子慎其独也。”意思是一个人做了好事，哪怕全天下的人都不知道而只有天知道，在精神上也是圆满自足的。然而，“思想品德和见义勇为加分”只是着眼于道德的外在方面，实际上道德的外在表现和道德本身是不一样的。

“对道德动机的把握是一个长期过程，为学生的思想品德打分却是一种片面、静止的评价。推行这项政策只会导致一个结果：即道德沦为升学的工具，在这种意图支配下的…道德行为?是反道德的。”杨茂明说。

道德的圆满：外在性与内在性的统一

我们既不需要“假英雄”，也不需要“不会思考的英雄”，因为任何一种圆满的道德行为都是借助思考得以实现的。

有人说，实行“思想道德加分”是对学生潜移默化的一种“教育”，高天明显然无法认同这一观点。“西方教育哲学里有一个命题，即…道德可教吗？?这也是关系德教合法性的前提命题，亚里士多德、杜威都认为道德不可教，我认为道德可影响，但不可教。既然不可教，又如何去测评呢？我们不能只关注偶然的道德行为，而忽略背后的道德情感、道德动机。”

在杨茂明看来，道德的圆满体现为“外在性与内在性的统一”，即外在的行为合乎道德，内在的情感、动机合乎道德——如果再加上“思考的能力”，也许更为圆满。杨茂明解释说，一个人做好事，他的脑子不应当是糊涂的，要明白自己为什么这样做。比如在公共生活中，他为什么捍卫别人的权利，因为他知道如果自己袖手旁观，下一个受害者很可能就是自己；在歹徒持刀伤人的场合，他为什么没有挺身而出，因为他知道自己无力对抗，不如采取另一种策略。

杨茂明进而言之，如果一个社会没有英雄，可能是缺憾，但一个社会如果常常出现假英雄，则无疑是灾难。我们既不需要“假英雄”，也不需要“不会思考的英雄”，因为任何一种圆满的道德行为都是借助思考得以实现的。

“道德的圆满自足还体现在：道德行为不需要利益报偿，它不假外求，总能收获精神补偿，而政策制定者却认为道德是以利益回报为基础的。”

公民教育能否取代思想品德教育？

一个未成年人只要不触犯基本的道德底线，就有权利和他人站在平等的竞争平台上。

面对“大一统”的教育评价体系，教育当局显然已经意识到改革的必要性，通过实行思想品德加分，引导学生承担社会责任、提高道德修养，正是出于这一意识。然而，“思想品德”毕竟是一个内涵模糊的概念，“公民教育”不是更能培养一个人作为公民行使权利和义务的能力吗？公民教育能否取代思想品德教育？杨克祺虽不主张以道德指标评价学生，却建议政府探索公务员人才选拔与道德挂钩，不妨以“孝”作为评价指标。

对此，深圳市语文学科带头人、梅林中学老师马恩来认为并不妥当。“以前我们总是混淆公德与私德的界限，曾几何时，北大招生曾把…孝敬父母?列入报名条件，有政府部门考核公务员也以…孝?为标准，岂不知…孝?属私德范畴，…清官难断家务事?，政府部门又如何评判呢？”

评价者被赋予神圣的任务，却没有神圣的能力——杨茂明如此形容思想品德加分政策以及背后的德育思维。“尤其在缺少透明、公开与权力制约的体制下，很难在道德考察上达到高考那样的抽象公平。一个未成年人只要不触犯基本的道德底线，就有权利和他人站在平等的竞争平台上。至于他们的灵魂、他们的精神世界，我们无权粗暴地评价和干涉。”

多元智能理论下的教育改革

我们遗忘了“差异”二字，实际上差异性不光体现在考试录取环节，更体现在高校与中小学教育的内容设计和价值取向上。

政策制定者的初衷是要通过“思想品德加分”建立多元评价体系，杨克祺却认为这项政策并不能检验出一个人的禀赋，因为禀赋和道德并没有多少关系。而从

具体的加分政策中跳出，杨克祺觉得，传统评价体系并无实质性改变，仍然流于一种死板、僵化的模式。

“比如毛泽东的秘书陈伯达、蒋介石的秘书陈布雷，两人均为才高八斗的书生，经史子集无所不通，数学成绩却很差，因为特殊才能而被高校破格录取。他们在今天的高考体制下，是不是要被埋没了呢？”杨克祺有此一问。

美国哈佛大学教育研究院的心理发展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曾提出“多元智能”理论，他认为每个人都拥有八种主要智能：语言智能、逻辑-数理智能、空间智能、运动智能、音乐智能、人际交往智能、内省智能、自然观察智能——正是基于这一洞见，高天明认为内地教育的内容以及评估方法也应随之改变，努力实现差异性与多元性。

“过去，我们遗忘了…差异?二字，实际上差异性不光体现在考试录取环节，更体现在高校与中小学教育的内容设计和价值取向上，高校的类型不同，对人才的要求势必存在差异，录取的标准自然不同，与其对接的中小学课程当然也要体现差异性。”

一个人做好事，他的脑子不应当是糊涂的，要明白自己为什么这样做。比如在公共生活中，他为什么捍卫别人的权利，因为他知道如果自己袖手旁观，下一个受害者很可能就是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