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的互相冲突和融合

广西师范大学

高等教育本科毕业论文

题目元代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的互相冲突和融合姓名任津辉

教育层次自考本科

专业汉语言文学

学校广西师范大学

指导教师张俊杰

目录

一性格与地域特征带来的文化冲突 (2)

二音乐歌曲的审美观念不同 (5)

三蒙汉文化融合的魅力 (8)

参考文献： (10)

元代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的互相冲突和融合

10级汉语言文学本科（4）班任津辉

【内容摘要】本文主要谈元代人性格与地域特征带来的文化冲突及音乐歌曲的审美观念的不同和蒙汉文化融合的魁力三个方面，说不对之处，请各位同仁批评指正。

【关键词】文化；互相；冲突；融合

冯天瑜、杨华在《中国文化发展轨迹》中说：“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互动是世界工业化到来之前的主要矛盾。自唐末五代始，北部和西北部的游牧民族再度相继崛起，对中原农耕世界发动规模日益巨大的撞击。”在这民族的大撞击中，首先是文化上的冲突和整合。在13世纪的中国，这种文化冲突与整合的标志就是从中国朔方崛起了一个剽悍的民族——蒙古族，建立了强大的蒙古国。蒙古帝国的建立有着很大的意义，蒙古人利用他们的铁骑很快踏碎了北方一个个分裂王朝，统一了北方。公元1271年，忽必烈改国号为“元”，挥师南下，于1279年灭掉了南宋，终于结束了自唐末五代以来长期分裂的局面，完成了全国规模的统一，建成了我国历史上领土最辽阔的朝代，“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东南所至，不下汉、唐，而西北则过之”。①元朝初步奠定了中国疆域的规模，给经济的发展、文化的交流也带来了一定的保障。

“元代是一个政治现实严峻的时代，文明程度较高的汉族被处于较低社会发展阶段的游牧民族所征服，人们习以为常的传统信念受到空前的挑战，国破家亡的巨大痛苦，使汉族产生了汉代以来最为深沉的郁闷。元代又是一个活力抒发的时代，蒙古铁骑以草原游牧民族勇猛的性格席卷南下，给汉唐以来渐趋衰老的帝国文化输入进取的因子。于是，整个社会的思想文化处于一种游牧文明与农业文明、北方文化与南方文化、雅文化与俗文化

等多重交融的状态。这种时代心理的典型表现，就是辉映千古的元曲。”②确实如此，来自北方大漠的蒙古人南下中原，从而使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产生了撞击，在这种文化的碰撞中，两种文化逐渐由互相冲突走向融合，使以汉族文人为主体的元曲作者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于民族和地域的差异，以蒙古族文化为代表的草原游牧文化和以汉族文化为代表的中原农耕文化，具有不同的民族地域和民族性格特点。蒙古族入主中原，一方面必然使两种文化互相冲突，另一方面也必然使之互相影响，在某些方面最后甚至互相融合。忽视任何一个方面都是狭隘片面的。此正如王季思先生在《元曲的时代精神和我们的时代感受》中说：“我们在考察元代的时代特征时，过分强调了民族之间的冲突、斗争，看不见当时不同民族之间有互相转化、互相融合的一面。至于当时北方契丹、女真、蒙古族的尚武精神，在歌曲和音乐上的积极影响，更少注意。而把元曲的时代精神只理解为反抗民族压迫，这是未免狭隘和片面的。”王先生特意提到“歌曲和音乐”，而这正是最能体现民族特点的文化组成部分，故我们就以此为例，谈谈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在民族性格和对待音乐不同的审美观念上表现出的互相冲突和互相融合，从而对元曲的繁荣所起的作用。

一、性格与地域特征带来的文化冲突

由于民族和地域的差异，以蒙古族文化为代表的草原游牧文化和以汉族文化为代表的中原农耕文化，具有不同的民族性格和地域特点。从总体上看，草原游牧文化表现为尚武外向、纵横不羁、张扬个性、率意进取等特点。由于蒙古人在入主中原以前，其文化基本上还处在奴隶社会时期，

加之他们的草原生活习俗，使他们与中原汉文化及已被汉化的民族相比，具有鲜明的民族文化特点：“他们没有固定的住房，住的是用木杆和毡子搭起来的帐篷，圆形，不用时可以随时折叠起来，卷成一团，当做包裹。当他们必须迁徙时，把它们一起带走。他们在张搭帐幕时，常常把出入口的门朝着南方。除了运送帐幕的这些车子外，还有一种双轮的上等轿子，质量很好，构造精密，上面也用黑毡子覆盖着，虽然整天下着大雨，车子里面的人也不会受潮。鞑靼人的妻儿子女，日用器皿，以及必需的食物，都用车子运送，由牛和骆驼拉着前进。家庭里面凡有什么买进卖出的商业(生意)由妇女经营。也就是说，丈夫和家庭所需的一切物品，都是由妇女准备；至于男人的时间，全部用来狩猎、放鹰和军事生活方面。他们拥有世界上最好的隼和最优良的猎犬。”③宋人赵珙在《蒙鞑备录》中说：“鞑人贱老而喜壮，其俗无私斗争。正月一日必拜天，重午亦然。此乃久住燕地，袭金人遗制，饮宴为乐也。摩喉国王每征伐来归，诸夫人连日各为主礼，具酒馔饮燕。在下者亦然。其俗多不洗手，而每拿攫鱼肉手有脂腻，则拭之衣袍上。其衣至损，不鲜浣濯。妇人往往以黄粉涂额，亦汉旧妆，传袭迄今不改也。上至成吉思汗，下及国人，皆剃婆焦如中国小儿，留三搭头在囟门者，稍长则剪之。在两下者，总小角垂于肩上。”他们即使进入了中原，在生活上仍然保留着他们固有的生活习惯。“蒙古人从事游牧生活，因地制宜，马奶以及用马奶发酵而成的‘忽迷思’(马奶酒)便成为他们喜爱的饮料。”“进入农业地区以后，蒙古人喜爱马奶酒的习惯一直保持下来。皇帝和贵族都养有专门供取乳用的马群。‘车驾行幸上都，大仆卿以下皆从。先驱马出健德以及诸王百官，各以脱罗毡置撒帐，为取乳室。’”④正是甘甜的

“马奶酒”滋润着勇猛的草原上的剽悍民族，形成了蒙古人豪迈尚武、直率旷达的民族性格。加之，他们当时还处在奴隶制社会制度时期，因此，他们大脑中还没有严格的礼法。“蒙古建国之初，制度简朴，对于朝觐拜见及君臣议事等礼节没有严格规定。”⑤正像明人叶子奇在《草木子》卷3下《杂制篇》中说：“(蒙古)起自漠北，风俗浑厚质朴，并无所讳，君臣往往同名。”他们不像汉族要避讳，尊卑界限分明。即使业余生活，他们也仍然保留着草原文化的风俗。“游牧民爱好的娱乐活动，并没有因为他们走进了城市而被摈弃，而是继续发扬光大。于是在都城周围，就有了专门的猎场；都市中则每年都要因射柳和竞走等而大大热闹一番。”⑥

由蒙古人的生活习俗而形成的民族性格具有鲜明的草原文化的特质。这是一个崇尚竞争、勇敢善战的民族，他们更喜欢的是有高兴事时尽情狂欢，有伤心事时放声长哭，无须压抑、无须造作的直率。这与礼教传统已经相当完备的中原民族确实在文化上产生了很大的冲突，尤其是在忽必烈之前，蒙古统治者在征服其他民族过程中推行杀掠、屠城、强占民田为牧场、变俘虏为“驱口”，严重地破坏了早已进入高度发展的封建社会的中原地区的社会政治秩序和经济结构。“旧制，凡攻城邑，敌以矢石相加者，即为拒命，既克，必杀之。”⑦如蒙古人在攻打金国的过程中，从1213年冬到1214年春，前后三个月间“凡破九十余郡，所破无不残灭，两河、山东数千里，人民杀戮几尽，金帛子女牛羊畜席卷而去，屋庐焚毁，城廓邱墟矣”(《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19《鞑靼款塞》)。如此的作为确实与中原文化产生了极大的冲突。而中原民族，尤其是汉族已经经历了几千年的礼乐文化的积淀，到了宋金时期已经建立了一整套完整的生活规范和伦理制度，有

严格的等级秩序。在此规范下形成了汉族讲求礼仪、崇尚温和、不喜张扬等民族性格。

二、音乐歌曲的审美观念不同

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原农耕文化实际上是一种礼义文化、伦理文化，其在音乐歌曲的审美观念方面历来重视音乐歌曲(包括舞蹈)的政治教化功能，是一种典型的政教功利审美观。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何晏《论语集解》引包咸注日：“乐所以成性。”刘宝楠《论语正义》日：“乐随礼以行，礼立而后乐可用也”；“乐以治性，故能成性，成性亦修身也。”在孔子看来，“乐”的本质与“礼”相同，目的都在于使人正心修身，成就“仁”性，所以他经常把礼乐相提并论，如“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等等。基于这种政教功利审美观，孔子对音乐自有其赞扬和批评的标准。他所赞扬的是《韶》、《武》一类善美兼具(孔子对《武》乐稍有不满，认为虽尽美而未尽善)、“雍容和鸣”的雅乐，认为这类音乐有利于政治教化。他所批评的是“郑卫之音”和“郑声”，认为这种音乐歌曲从歌词内容到曲调演唱都不符合“尽善尽美”和“雍容和鸣”的雅乐标准，情感宣泄太过分，超过了常度(即所谓“淫”)，不利于政治教化，因此主张“放郑声”。中原农耕文化在音乐歌曲的审美观念方面既如上述，而草原游牧文化在音乐歌曲的审美观念方面又如何呢?《元史·礼乐志》日：“古之礼乐，壹本于人君之身心，故其为用，足以植纲常而厚风俗。后世之礼乐，既无其本，唯属执事者从事其间，故仅足以美声文而侈观听耳。”这里所说的“古之礼乐”与“后世之礼乐”，其时间界线是指南北宋之交时期，因为下文论及礼乐发展史时肯定北宋礼

乐仍然“号为古雅”，而“及乎靖康之变，礼文乐器，扫荡无遗矣”。这样，元代礼乐当然属于“后世之礼乐”了。古之礼乐，目的在于“植纲常而厚风俗”，这正是中原农耕文化的礼乐观念；后世之礼乐，目的在于“美声文而侈观听”，这正是包括蒙元草原游牧文化在内的礼乐观念。《元史·礼乐志》又说：“元之礼乐，揆之于古，固有可议”，“元之有国，肇兴朔漠，朝会燕飨之礼，多从本俗”，“若其为乐……大抵其于祭祀，率用雅乐，朝会飨燕，则用燕乐，盖雅俗兼用者也”。这里清楚地说明，肇兴于朔漠的元朝，礼乐制度与中原不同，除在个别极为庄重的场合采用中原礼仪和雅乐(这是受汉族文化影响的结果，详见后文)之外，其他场合仍从蒙古族风俗，多用俗乐(即“燕乐”)。所以，草原游牧文化在音乐歌曲的审美观念方面并不一味追求“植纲常而厚风俗”的政教功能，而主要追求“美声文而侈观听”的愉悦性和观赏性。正像《蒙古秘史》所说：“蒙古人欢乐，跳跃，聚宴，快活。奉忽图刺后，在枝叶茂密、蓬松如盖的树周围，一直跳到出现没肋的深沟，形成没膝的尘土。”他们的民族性格使他们难以对讲求含蓄、以教化为目的的高雅的文艺感兴趣，他们对娱乐性的歌舞有特别的嗜好。元代的教坊乐部规模非常庞大，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元代宫廷中也经常由教坊司演出各种歌舞和杂剧。正由于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在音乐歌曲的审美观念方面有如此巨大的差异，因此，在草原游牧文化的冲击下，中原农耕文化在元代出现了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为严重的“礼崩乐坏”的局面，许多传统观念都被怀疑淡化，甚至遭到否定反对。这种文化观念的变化，是使作为俗文化范畴的杂剧在元代繁荣的直接文化因素。

如前所说，中原以孔子诗学精神为核心的音乐歌曲审美观念给予音乐歌

曲以重教化的功能，从而把音乐歌曲也纳入了社会伦理的范围内。孔子就说：“礼也者，理也；乐也者，节也。君子无理不动，无节不作。不能《诗》，于礼缪，不能乐，于礼素。”(《礼记·仲尼燕居》)《礼记·乐记》也说：“乐也者，情之不可变者也；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乐统同，礼辨异。礼乐之说，管乎人情矣。”中国文化给予了礼乐以伦理的调节功能，而以“礼”为主，“乐”是它的附庸。音乐歌曲表达人的感情必须做到“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追求温柔含蓄的风格。这种文化氛围恰恰不利于戏曲的发展。由于戏曲艺术其本质上就属于民间大众化的艺术，它追求的风格恰恰是大众化的通俗直率，它的主要功能不是“载道”，而首先是娱乐。这就使大众化的戏剧从本质上与中国传统的礼乐文化精神发生冲突，故它一直只能在民间流传，难以登上封建官方文化的大雅之堂。只有到元蒙统治时期，蒙古人人主中原，以愉悦为主要目的的草原游牧文化居于了主导位置，几千年的汉族文化传统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蒙古军队的铁蹄在踏碎中原与南方山河大地的同时，也颠覆了汉族旧的传统思想与传统观念，文化思想上形成了一个断裂，断裂的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对断裂制造者的极大愤慨，如郑思肖等一批由宋人元的遗民，有一种天崩地裂、世界末日的感觉，对失去的、传统的一切怀着深深的眷恋之情；另一种是过去被排斥、抑制或可能被认为是异端的思想、行为失去了制约力，能够决堤而出，加之游牧民族原始生命力的驱动，它所提供的是截然不同于汉族传统的异质文化，新思想新事物不断涌现，汉族伦理文化在遭受沉重打击的同时，伴随蒙古族统治而来的异质文化使当时社会呈现出一种清新、蓬勃的气象，展示出一种民族与文化融合的新姿。这种现象，诚如恩格斯论述欧洲民族大迁移

所说：‘凡德意志人给罗马世界注入的一切有生命力的和带来生命的东西，郡是野蛮时代的东西。的确，只有野蛮人才能使一个在垂死的文明中挣扎的世界年轻起来。’一个野蛮的民族可以拯救垂死的文明民族，可以给一个僵死的世界带来生机和活力。杂剧就是作为一个新的艺术形式，在元代文化造成的断裂缝上破土而出的。由于戏剧思想的被抑制，戏剧力量长期积聚而没有喷发，马背民族的铁蹄踏碎了千年冰封的汉族河山，也踏裂了戏剧喷发的那根神经，于是，成熟的戏剧形式——杂剧诞生了”。⑧刘桢先生这段论述非常精辟，说明了元杂剧与蒙元文化的密切关系，真可谓一语中的。元杂剧的繁荣不是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产物，恰恰是在传统文化猝然断裂的缝隙间茁壮而出的，所以，在它的身上明显带有蒙元文化的胎记。赵义山据《中原音韵》等对元曲所用335支曲牌作过统计，其中出于唐宋词者约112支，出于诸宫调者约22支，出于大曲者14支。三者加起来共148支，仅占全部曲牌的五分之二稍强。⑨其余大部分曲牌当来自北方少数民族和汉族民间歌曲。正如明人王世贞在《曲藻·序》中所说：“曲者，词之变。自金、元入主中国，所用胡乐，嘈杂凄紧，缓急之间，词不能按，乃更为新声以媚之。”因此，元曲的繁荣，直接的原因就是北方草原游牧文化的介入带来的结果。

三、蒙汉文化融合的魅力

有着几千年历史文化传统的华夏民族，对于外来文化既有本能的抵御，也有更多的吸收。蒙汉文化在碰撞、对峙中又渐趋交流、互相影响，逐渐出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情况，以至于在某些方面最后互相融合。而民族文化的交流本来就是互动、循序渐进和潜移默化的，是不以人的主观意

志为转移的。

对元代统治者来说，他们虽然坚守草原游牧文化的民族特点，力避被中原农耕文化所同化，但要在以汉族为主体的全国实行有效统治，就不能对中原农耕文化中能有效维系统治的礼乐文化一概加以反对，而必须有选择地加以采用。前文曾提及元代在庄重场合亦用中原礼仪和雅乐，这实际就是有选择地采用汉族文化。《元史》和其他相关资料记载了元代统治者接受汉族文人与已经汉化的契丹族文人及女真族文人的建议而选用汉族礼乐制度的很多事例，就是证明。如果说蒙古人从成吉思汗到蒙哥对汉文化主要采用的政策是“破”，那么从忽必烈登上汗位后对汉族文化主要采用的就是“立”。忽必烈是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他一改前任大汗对汉文化排斥的态度，听取了很多汉文化专家的建议，采用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他于公元1260年阴历三月即汗位，五月十九日就“建元中统”。在他之前，自成吉思汗起，取国号为大蒙古，而无年号，直到第四任大汗蒙哥时，仍然如此。所以，忽必烈的改元建号对蒙古人统治来说很有进步意义，也是他主动向汉族文化靠拢的标志。1271年十一月，忽必烈下诏“建国号日大元，盖取《易经》‘乾元’之义”。为了更好地有利于对中原地区统治，至元四年(1267)，忽必烈不顾蒙古贵族质问：“本朝旧俗与汉法异，今留汉地，建都邑城郭，仪文制度，遵用汉法，其故如何?”⑩命令刘秉忠修筑中都城，至元八年，刘秉忠“奏建国号日大元，而以中都为大都”。从此，大都就被定为元朝的都城。“把大都作为首都，不但可以加强蒙古政权在中原的统治，还可为确立正统中原王朝地位并进而实现统一全国的政治目标奠定基础。以上都为陪都，通过定期的巡狩联系蒙古宗王和贵族，并保持大量的蒙古

旧俗，对蒙古民族的发展亦会有很大的好处。”同时，忽必烈还吸收了中原汉族封建王朝的官员制度，“世祖即位，登用老成，大新制作，立朝仪，造都邑，遂命刘秉忠、许衡酌古今之宜，定内外之官。其总政务者日中书省，秉兵柄者日枢密院，司黜陟者日御史台。体统既立，其次在内者，则有寺，有监，有卫，有府；在外者，则有行省，有行台，有宣慰司，有廉

访司。其牧民者，则日路，日府，日州，日县。官有常职，位有常员，……于是一代之制始备焉”。在统治汉族的过程中蒙古人实际上也在不知不觉中使蒙、汉两种文化在融合着。

注释：

①宋濂等：《元史·地理志》，中华书局1976版，第1345页。

②冯天瑜、杨华：《中国文化发展轨迹》，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62页。

③《马可波罗游记》，陈开俊等译，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82年，第62——63页。

④史卫民：《都市中的游牧民—元代城市生活长卷》，湖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42页。

⑤史卫民：《都市中的游牧民—元代城市生活长卷》，湖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42页。

⑥史卫民：《都市中的游牧民—元代城市生活长卷》，湖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39页。

⑦宋濂等：《元史·耶律楚材传》（十一），第3459页。

⑧刘桢：《勾栏人生》，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90—91页。

⑨赵义山：《王国维元曲考源补正》，载《文学遗产》第1999年第5期。

⑩宋濂等：《元史·高智耀传》（十），第3073页。

参考文献：

1、高益荣《元杂剧的文化精神阐释》[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7。

2、北师大古籍所编：《元代文化研究》北师大出版社，2001年版。

3、史己民著：《都市的游牧民——元代城市生活长卷》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4、越尔巽等编：《元史稿》 [M] 中华书局1998年排印本。

5、元史馆原编：《元史列传》 [M] 台湾明文书局清代传记丛一。

论网络文化与我国传统文化地冲突与融合

论网络文化与我国传统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摘要】网络文化作为一种崭新的文化形式，具有自身独特而鲜明的文化特征，在网络时代对传统文化必然会产生深远的影响。文章在传统文化和网络文化产生及其发展的基础上，探究了网络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关键词】传统文化；网络文化；冲突与融合 引言 信息时代的到来,互联网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人们的工作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种崭新的文化－网络文化。网络文化是以网络为依托，以计算机技术和通信技术的融合为基础，以发送、接受信息为核心，以加强联系为手段影响人类生活思维方式的一种文化形式[1]。网络文化的产生在传播方式、表达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上对传统文化都有着深刻的影响。所以,我们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加以研究。为了能够清晰的把握网络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本文从传统文化和网络文化的起源和发展来展开论述，探究二者的冲突与融合。 一、我国传统文化的起源，发展及其精髓 中国传统文化，是适应于中国社会在地理环境、经济结构、民族心理、语言文字、思维方式等方面的特殊性和特殊需要而逐步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最终成形的系统化，理论化的独具特色的中华民族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作为历史的发展，有其形成、发展、演变的漫长过程。这个过程体现出中国文化发展的血脉与经络。认识这个脉络与过程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认识理解中国传统文化，把握其发展规律，进一步研究其与网络文化之间的冲突与融合。 综合前人的研究成果[2]，我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历程可大体分为四个时期：

1 、孕育时期－殷周时期。这一时期处于原始社会末期至奴隶社会初期，经济有所发展，阶级对立越演越烈，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人们认识和改造自然的能力有限，对一些自然现象还无法解释。久而久之，在原始的宗神观念、图腾崇拜的基础上产生了命运观念，天命观念，神鬼意识。为了预知天命和自己的命运，古代人在生活中创造和总结出各种各样的占卜方法，后来对这些占卜的方法和记录加以总结形成“卦辞”和“爻辞”，编撰成书《周易》。这就初步形成了比较系统的有关天地，人生，吉凶，祸福，美丑，善恶等观念文化。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孕育与胚胎时期。 2 、发展成形时期－春秋战国至汉时期。这一时期是中国传统观念文化发展的理论化时期。根据《尚书》，《诗经》，《左传》等文献的记载，阴阳、五行、天命、神鬼、天人等观念，在春秋中后期得到了重大发展，逐渐系统化，理论化。这就为老子创立道家学说，孔子创立儒家学说，提供了思想资料和认识基础。在思想文化初步发展的起初上，开始形成关于“天道”和“人道”的系统理论，形成了百家争鸣了局面。经过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中国传统观念文化多元互补互黜，逐渐发生融合。这一时期，由于政治势力的争斗，导致各种思想理论此起彼伏，直至汉武帝上台后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取得了合法的主导地位，但从此，儒学中渗透了道家，法家的思想。中国传统文化这才形成了比较稳定的以儒道为主体的多元格局。 3、融合与演变时期－晋至唐宋元明时期。这一时期是中国传统文化大融合，大发展时期。晋时期儒，道思想进一步合流，演变为“玄学”的理论形式；道家文化历经“黄老之学”的思想融合演变为道教文化；两汉时期，印度佛教文化传入中国，与传统思想文化相结合，完成了本地化，从此出现了儒、道、释三教并存，融合发展的局面。儒、道、释三家思想融合和演变的结果，出现了宋明时期的“理学”。这一时期是中国传统文化相互吸收，相互融合的时期。 4 、反省与转型时期－近现代时期。这一时期随着中国封建社会进入后期，各种社会矛盾充分暴露，加上西方殖民势力的入侵，一批富于忧患意识的有识之士开始对中国传统文化从总体上进行反省和总结。开始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缺陷不足，开始引进西方文化，认知西方文化中与科学对社会发展的意义，引起了

浅议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交流

浅议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交流 【摘要】游牧文明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其与农耕文明的冲突与融合构成了中国北方边境历史的主题之一。两种文明在融合中相互促进，相互认同，为中华民族的统一创造了条件。 【关键词】农耕文明游牧文明交流影响 一，两种文明的特点 农耕文明，是指由农民在长期农业生产中形成的一种适应农业生产、生活需要的国家制度、礼俗制度、文化教育等的文化集合。农耕文明集合了儒家文化，及各类宗教文化为一体，形成了自己独特文化内容和特征，是世界上存在最为广泛的文化集成。主要特点是男耕女织、规模小、分工简单、缺少商品交换、向内的凝聚力和向外的排斥力，最大的特点就是勤劳朴实有韧性。 而游牧文明是在人类早期原始狩猎文明和原始采集文明之后，与农耕文明差不多同时产生的，就其生产方式和生活习惯而言，比农耕文明更接近原始的采集狩猎文明。“逐水草而居”形象地反映了游牧民族的生活。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游牧文明更加接近自然，也就更加尊重自然，同时形成了游牧民族豪爽的性格。 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界限随着历史的发展一直在向北移，现在定下来的是400mm等降水量线，以北是游牧文明，以南是农耕文明。 二，两种文明的交流和影响 经济方面 农耕文明发展较游牧文明更发达，因此经济上农耕文明对游牧文明的影响更大。如水利技术、制瓷工艺、纺织、酿造、冶炼、印刷、造纸、砖瓦、采盐制盐等技术先后传入游牧民族地区，为游牧民族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当然游牧民族中也有许多影响农耕文明的。 汉初由于国力的不足，休养生息六七十年，积蓄了足够的国力，开始了对匈奴的反击。为了获得精锐的战马，汉武帝曾经发动对大宛的远征，所得大宛马大大改善了中原马匹的质量；同时张骞通西域带回了饲养马匹的饲料——苜蓿，以及养马的先进方法。以此汉朝养马数十万匹，对阵匈奴时能够出动强大的骑兵。依靠强大的国力，汉朝对匈奴屡战屡胜。中国在汉代首次获得河西之地，并且置郡长期统治。 政治方面 五代十国之时，两种文明的交流尤其繁荣。契丹人制造鞍辔、服装的技术传入中原， 回鹘人与汴京百姓在市肆交易，这大大促进了汉民族与回鹘人的经济文化交流。 政治制度方面 政治制度方面主要是游牧文明建立政权后向中原地区学习。如 鲜卑政权学习汉族文化，采用汉族地主阶级统治制度。 占领河套地区以后，北魏政府为了加强了对河套地区的管理，采取了融合两种行政体制的方略进行管理，既有汉族地区的行政管理体制，设置郡县进行管理，也有采取军镇管理

农耕文明与草原文明的碰撞

农耕文化与草原文化的碰撞 近期看了《狼图腾》一书，本来这本书是前几年闹的沸沸扬 扬的一本书，可以说在文化界的轰动不亚于王小东的《中国不高兴》。书是几年前出的，可是很惭愧，现在才把它看完。看完这本书后，才真正懂得为什么很多人都执著地追求这本书中的真谛。的确，书中的思想和观点也同样让我产生深深的震撼。 这几日我在不停的思考书中之意，也逐渐有了一点自己的陋解， 在这里写出来，本也委实是自家直言，姑且论之，希望不要被笑话. 书中的大意就是在文化大革命这个大背景下，毛主席号召广大 知识分子:上山下乡，要知识分子深入到农村去建设农村，故事的 主人公陈阵就是响应这个号召插队到蒙古大草原去的。而故事讲述 的是在陈阵的眼里被世人称为凶残的野兽“狼”的形象。中心是 围绕陈阵看狼，以及蒙古人看狼，和其余知青看狼的不同，以及狼 自身所处的社会形象。中心大致如此，而我要讨论的是陈阵从狼身 上看出草原文化与我们小农文化的区别，其实这也是作者借陈阵的 口吻来说出自己的观点。 　纵观人类文化历史可以看出一个民族所处的自然环境和生产方式 不同，那么，就会产生不同的社会文化心态。在畜牧业生产条件下， 由于作为第一生产资料的草资源在游牧经济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 而反映到头脑中对草的认识亦不同，直接影响着他们的价值取向、 道德观念、审美情趣和思维模式。

自古以来，华夏各族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共同创造了较为发达的农耕文化，他们根据不同的地域生产特点，总结出一系列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随季节的更替，农民进行着有规律的春播、夏锄、秋收、冬储的生产活动，长期的农业生活和物产丰盈的文化氛围，使汉民族形成了特有的思维模式和传统观念，比如对草的看法和行为与游牧民族就截然不同。由于野草对农作物生长具有破坏和抑制作用，农耕民族为了保证农作物正常生长，提高产量，决不允许其他杂草存活其中，久而久之，在人们头脑中形成排斥草、贬低草、视草为敌的观念，随之自然表现在语言词汇和行为方式之中，以汉字汉语为例，凡草字打头的词绝大部分带有贬义，诸如“草莽”、“草包”、“草率”、“草稿”、“草芥”、“草寇”、“草昧”等，对草的鄙视还波及到畜牧业上，一些含有愚蠢、讽刺之意的词汇常常与牲畜联系在一起，比如“吹牛”、“拍马”、“牛头马面”、“牛脾气”、“马虎”、“马前卒”等。由此可以见得，农耕民族传统文化中涵有轻视、蔑视畜牧业的价值观念。 以经营畜牧业为主的蒙古族，对草、畜的理解和认识远非其他民族能够达到。因为草原和畜群在其经济生活中居特殊地位，反映在它的传统文化价值取向上表现出一种相反的文化心态，我们可以从大量的民歌、祝词、赞词、谚语及日常生活中得到证实。风格独特、内容丰富的民间文学表达了游牧民族对草原上的一草一木深深的眷恋和由衷的赞美。千百年来，蒙古民族遵循着祖先的遗训，以极其认真的态度对待草场和牲畜。在十三世纪的蒙古社会当中，就

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_解读_喜福会_中的母女关系

3 亲吴素媛在战乱中不仅失去了丈夫 ,还不得不忍痛仗丈夫鼻息度日”。但也如母亲们说的“除了头发 文 ( 母 寓 , 性 [ 1相 [ 2长 , , 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解读《喜福会》中的母女关系 李雪峰 (河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河南新乡 453000) 摘 要 :通过对华裔作家谭恩美的成名小说《喜福会》中母女关系主题的探讨 ,集中展现了华裔 第一代移民同其美籍子女之间由于生活环境、化差异而产生的心理隔膜和情感冲突 ,以及最终相 互理解和相互认同的过程。衍生并讨论了中美文化的碰撞与兼容这一社会历史现实 ,揭示了血浓 于水的骨肉亲情和爱国情结。 关键词 :母女关系 ;文化 ;冲突 ;融合 中图分类号 : I106. 4 文献标识码 : A 文章编号 :1008 - 3944 (2007) 06 - 0055 - 03 谭恩美是当代华裔美国作家中声望颇高的一位辱 ,最后终以母亲的生命为代价脱离了那个明争暗 女作家。她的处女作《喜福会》1989年)一经推出 ,斗的大宅院。龚琳达家处中国的北方 ,连年灾害迫 就在美国主流文化内一炮打响 ,跃居美国畅销书的使她从小就嫁给了一个无用的富家子弟 ,名为少奶 榜首长达 9个月之久 ,被译成包括中文在内的 25种奶 ,实则童养媳 ,受尽各种侮辱 ,最终凭借自己的智 文字 ,后又被改编搬上荧幕。小说之所以获得巨大慧挣脱了那个“父母之命 ,媒约之言”的不幸婚姻。 的成功是因为作者极其细致地探索了现代社会人们顾映映这位富家千金由于丈夫寻花问柳身心受到了 普遍关心的主题之一———家庭 (母女关系)主题。极大伤害 ,在对丈夫的憎恶下亲手杀死了腹中胎儿 , 《喜福会》这部小说讲述了 4位中国移民母亲和从此一直生活在绝望与郁愤中直到丈大死去她才走 从小在美国成长的女儿们之间由于文化差异和对民出绝境 ,嫁给一位美国士兵来到美国开始了新的生 族身份的不同认识等原因由冲突到相互接受又到彼活。这 4位走出各自命运阴影的母亲们来到异域他 此融合的故事。谭恩美采用中国传统的叙述手法 ,乡之后 ,为了适应新的环境要求 ,不得不隐藏在原有 从个人的记忆出发 ,以特定的历史和文化视角 ,将自文化基础上形成的人格 ,但她们骨子里仍渗透着几 我经历放大 ,将家庭矛盾、女冲突提升到文化冲突千年来的传统教育和封建家长制思想 ;同样也是受 的层面 ,在中美文化传统的大背景下使之象征化、害者的她们有着共同的理想就是要严格教育、管束 言化 ,使得小说更具文化内涵和艺术张力 ,树立了近自己的女儿们 ,使其能逃脱自己这辈女人的命运 ,成 年来美国华裔作家对中美文化关系探索的范本。作为她们眼中的幸福女人。然而 ,对于母亲的管束 ,女 者形象地把全书构筑在一张麻将桌上“四户人家是儿们则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反抗着 ,在这个种族、阶 四个主要部分 ,每个部分的中心都是从一个家庭转级、别不平等的大熔炉里 ,两代女性上演了一出出 向另一个家庭”。]5母亲和女儿们像打麻将一样轮由相互争斗到殊途同归、互认同的悲喜剧。 流坐庄 ,依次用第一人称讲述自己的人生故事。]《喜福会》中的女儿们生于美国、于美国 ,真如 《喜福会》中的母亲们都经历过旧中国的贫穷战当初“逃离”旧中国 ,投奔“自由世界”的母亲们所期 乱以及封建父权制带来的灾难和痛苦。吴精美的母望的那样“讲一口流利漂亮的美式英语”“勿需仰 [ 1 ]1 放弃了襁褓中的一对双胞胎女儿。许安梅跟随被迫和皮肤是中国式的外 ,她们的内部都是美国制造 改嫁做妾的母亲从宁波搬到天津 ,寄人篱下受尽羞的”。女儿们说美式英语 ,吃美国食品 ,穿美国衣服 , 作者简介 :李雪峰 (1984 - ) ,女 ,河南南阳人 ,硕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 ?55?

浅论中西方文化冲突和融合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标志着我国对外开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中国将在更大的范围内和更深的程度上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经济的交往必将促使文化产业和文化交流的发展。与此同时，中国文化在与世界文化的交往中因差异而产生冲突，由沟通而形成融合，这是一种趋势 何为文化冲突？文化冲突是不同性质的文化之间的矛盾和对抗。 在相互的交往中由差异而发生冲突这在国际上是常见的事，我们也不必过分忧虑。在文化融合的过程中，各种文化因素之间相互渗透、相互结合，最终融为一体。这种融合，一是把外来文化融入自己的文化，就像中华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一样，充分利用文化传播这一促进文化发展的动力，为自己注入新鲜血液，增添生机和活力；另一种则是把自己的文化融入到异质文化中去。这种融合是在深切了解异质文化的深层意蕴的基础上，摈弃自己原有的认知结构，既保留了本民族文化的合理因素，又把本民族文化提高到异质先进文化所达到的时代水平。如满族在汉化的过程中，它的一些文化因素也融入到汉文化中。据史料记载，日本人来华，“目睹东方文化发祥地的中国，有统一的政治组织，有灿烂如花的物质生活，更有崇高理想的精神生活，而因对中国文化产生强烈的爱慕与追求”。“必须突进文化母国，直接移植优秀的文化，才能满足其欲望。”

在文化的交流和融合中，由于其层次的不同，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在人们的接受中也是不一样的，不论交流与融合的层次有什么不同，但是，在交流与融合中，为实现世界多元文化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目标，坚持“和而不同”的理念是十分必要的。 有幸看过鲁迅先生的一篇名为《拿来主义》的文章。 这篇文章阐明对待中外文化遗产的态度应是“拿来主义”。我们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批判地继承文化遗产。 “排外则易倾于慕古，慕古必不免于退婴。”鲁迅先生认为，我们应该以宽阔的胸怀汲取外来文化中有益的东西，用于改造我们自己的文化，使中国文化不断丰富和发展。 我们国家从改革开放到现在，经济、社会发展及人民生活水平都实现了很大的飞跃，我们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实行“拿来主义”，吸收了国外很多先进的文化和技术，借他山之石以攻玉，这是好的一面。但是某些行业（如科学仪器制造）却常常是只仿其形，未得其意，越来越落后于国际水平，生产出大批“山寨”产品。这些行业所处的正是“占有”和“挑选”阶

农耕游牧关系的经济分析(正文)

农耕游牧关系的经济分析 一、导论 “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相互挑战与反应，是近代以前世界史上最重要的课题之一”（萧启庆，1972）。中原王朝和游牧政权间的冲突与战争几乎贯穿于整个中华文明史，成为影响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农耕游牧关系也一直是中国传统史学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 因农耕游牧关系涉及（理性）行为主体（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之间的政策选择与博弈，经济学、国际政治学等学科也开始应用博弈论和交易成本等经济分析工具分析农耕游牧关系。俞炜华和章自刚（2006）从游牧区比较贫瘠及游牧民族组织军事成本较低的现实出发，构造博弈模型，在统一的框架下，分析出击草原惩罚、修建长城防御和通过和亲、朝贡贸易等方式购买和平等政策背后的经济理性。俞炜华、南文海构建模型说明在农耕游牧双方对土地既存在武力抢夺又存在交易的情况下，“谁对土地评价高，谁就能得到土地”，由此说明“400mm等雨量线”、长城与农耕游牧分界线基本一致背后的经济逻辑。在此基础上，该文还认为，长城并不影响土地在游牧和农耕民族之间的配置，其价值在于节约农耕民族军事投入并减少向游牧民族支付的财富数量（俞炜华和南文海，2009）。盛洪（2011）应用科斯定理分析了长城与“400毫米等降水线”、清代的草原政策及军事技术变革对“华夷边界均衡”的影响。周方银（2011）则从动力机制的角度，构建博弈模型，对朝贡体制的均衡及其稳定性进行分析。 经济学和政治学等社会科学将农耕游牧关系视为理性行为主体选择行为的结果，从双方政策选择约束条件入手进行分析，拓展了农耕游牧关系的研究视野。尽管不少研究涉及双方边界的确定，但没有考虑到空间因素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1990年代以来，在组织理论快速发展和国家政治版图新一轮重组推动下，基于空间经济学的国家规模经济理论成为新政治经济学研究中最具活力的研究领域之一，A.Alesina和E.Spolare（1997；2005），H.I.Crossman和J. Mendoza（2001），D.Wittman（2000）等学者应用产权与新制度经济学、冲突经济学、国家贸易等方法，分析国家规模和边界的变迁、统一与分裂等问题。帝国的扩张和国与国之间关系是其中重要的研究方向，如R.Findlay（1996）以土地、劳动力为要素的生产函数和固定数量的劳动力在争抢土地和生产间配置为前提，构建国家边界扩

黄帝开创了传说时代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融合(一)

黄帝开创了传说时代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融合(一) 黄帝是传说时代游牧者首领，并且是带领他们从游牧生产和生活，转为定居农耕的华夏先民首领。所以，黄帝也是传说时代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融合的开创者。无论是古代华夏，还是今天的汉族和世界各地的华人，始终认为自己是黄帝的后代，认为自己是黄帝和另一位创立农耕文明的始祖炎帝的子孙，从而自诩为“黄帝后裔”和“炎黄子孙”。同时，他们还将历史上古代华夏文明的发生、起源和许多文化方面的肇启，都追溯到开创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融合的黄帝或黄帝时代。 在历史上的中国，以农耕文化为基础的华夏文明，主导着多民族统一的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然而，中国历史上肇始于黄帝和黄帝时代、独步一时的华夏文明，实际上是由中原华夏农耕文化，与其周边民族创造的游牧文化、游耕文化、渔猎文化，以及东南沿海和岛屿上的海洋文化融合汇成的。它是人类惟一绵延至今的古代文明，并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中国古代，当中原华夏与周边民族文化发生交往、冲突和矛盾之际，或者中原地区出现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出现非华夏族为主要统治者的政权之时，华夏先民显赫的始祖黄帝，便在剧烈的民族文化冲突、碰撞和交融中，成为维系和巩固华夏团结，传承和弘扬华夏文化的一种象征。黄帝在历史上的中国，经常起着巩固民族团结、弘扬民族精神，以及维系中华传统、融合各民族优秀文化的纽带作用。 黄帝是传说时代华夏先民中游牧者首领 据《史记·五帝本纪》所记：“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轩辕。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又说：“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这些记载既指出黄帝轩辕氏是少典之后代，又说明黄帝轩辕氏是在神农氏衰落的基础上兴盛起来，并且取代神农氏的。然而，从历史唯物主义关于民族交往和文化的跨民族传通观点来看，《史记·五帝本纪》所描述的，则正是传说时代发生在华夏先民中，充满强劲活力的游牧部族文化，与固土重迁的农耕部族文化之间，在彼此汲取、互相融合基础上，汇成为新的农耕文化的形象化写照。在汉文史册中，有关以黄帝为首的华夏先民，从事游牧生产和生活的记述比比多是。例如，《史记·五帝本纪》所记：黄帝率“熊、罴、貔、貅、貙、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然而，成书较早的《国语·晋语》说：“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生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又据《水经注·渭水》的记称：“轩辕之丘，在上邽。”上邽指渭水上游的今甘肃天水一带。学者们认为，姬与歧同音相通，所以，黄帝活动地区当在歧山下的歧水流域。因此说，黄帝轩辕氏最早是活动在西北地区，从事游牧生产和生活的华夏先民首领。史学家徐旭生先生曾经指出过，黄帝轩辕氏是由西向东不断迁徙，并在迁徙过程中发展自己游牧文化的。其东迁的路线主要是顺北洛水南下，抵达今大荔、朝邑一带，东渡黄河。再沿着中条山和太行山边，逐渐向东方迁移，到达中原涿鹿的山湾里。1]这就印证了《史记·五帝本纪》说的黄帝：“邑于涿鹿之阿，迁徙往来无常处。”在这里，我们可看出，黄帝轩辕氏抵达涿鹿之初，尚处于“逐水草”而居的游牧阶段，过着“迁徙”不定、居“无常处”生活。 不过，《史记·五帝本纪》同时又记述了抵达涿鹿之初的黄帝，也在率民“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的情景。这就反映出，以黄帝轩辕氏为首的华夏先民，抵达中原涿鹿之时，正在发生着由迁移不定的游牧生产，向定居的农耕生产过渡的历史性转变。所以，这也就证实了，黄帝是传说时代从游牧生产转为定居农耕的华夏先民首领。 阪泉大战反映了传说时代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的融合 按照汉文古籍记载的传说来看，黄帝率领从游牧生产转为定居农耕的华夏先民，开创了传说时代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融合。在这个巨大的历史性转变过程中，曾先后与早已活动在中原地区的、以炎帝为首的农耕者，以及以蚩尤为首的狩猎者，发生了两次大规模的剧烈争斗。

黄帝开创了传说时代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融合

黄帝是传说时代游牧者首领，并且是带领他们从游牧生产和生活，转为定居农耕的华夏先民首领。所以，黄帝也是传说时代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融合的开创者。无论是古代华夏，还是今天的汉族和世界各地的华人，始终认为自己是黄帝的后代，认为自己是黄帝和另一位创立农耕文明的始祖炎帝的子孙，从而自詡为“黄帝后裔”和“炎黄子孙”。同时，他们还将历史上古代华夏文明的发生、起源和许多文化方面的肇启，都追溯到开创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融合的黄帝或黄帝时代。 在历史上的中国，以农耕文化为基础的华夏文明，主导着多民族统一的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然而，中国历史上肇始于黄帝和黄帝时代、独步一时的华夏文明，实际上是由中原华夏农耕文化，与其周边民族创造的游牧文化、游耕文化、渔猎文化，以及东南沿海和岛屿上的海洋文化融合汇成的。它是人类惟一绵延至今的古代文明，并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中国古代，当中原华夏与周边民族文化发生交往、冲突和矛盾之际，或者中原地区出现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出现非华夏族为主要统治者的政权之时，华夏先民显赫的始祖黄帝，便在剧烈的民族文化冲突、碰撞和交融中，成为维系和巩固华夏团结，传承和弘扬华夏文化的一种象征。黄帝在历史上的中国，经常起着巩固民族团结、弘扬民族精神，以及维系中华传统、融合各民族优秀文化的纽带作用。 黄帝是传说时代华夏先民中游牧者首领 据《史记·五帝本纪》所记：“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轩辕。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又说：“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这些记载既指出黄帝轩辕氏是少典之后代，又说明黄帝轩辕氏是在神农氏衰落的基础上兴盛起来，并且取代神农氏的。然而，从历史唯物主义关于民族交往和文化的跨民族传通观点来看，《史记·五帝本纪》所描述的，则正是传说时代发生在华夏先民中，充满强劲活力的游牧部族文化，与固土重迁的农耕部族文化之间，在彼此汲取、互相融合基础上，汇成为新的农耕文化的形象化写照。在汉文史册中，有关以黄帝为首的华夏先民，从事游牧生产和生活的记述比比多是。例如，《史记·五帝本纪》所记：黄帝率“熊、罴、貔、貅、貙、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然而，成书较早的《国语·晋语》说：“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生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又据《水经注·渭水》的记称：“轩辕之丘，在上郌。”上郌指渭水上游的今甘肃天水一带。学者们认为，姬与歧同音相通，所以，黄帝活动地区当在歧山下的歧水流域。因此说，黄帝轩辕氏最早是活动在西北地区，从事游牧生产和生活的华夏先民首领。史学家徐旭生先生曾经指出过，黄帝轩辕氏是由西向东不断迁徙，并在迁徙过程中发展自己游牧文化的。其东迁的路线主要是顺北洛水南下，抵达今大荔、朝邑一带，东渡黄河。再沿着中条山和太行山边，逐渐向东方迁移，到达中原涿鹿的山湾里。[1]这就印证了《史记·五帝本纪》说的黄帝：“邑于涿鹿之阿，迁徙往来无常处。”在这里，我们可看出，黄帝轩辕氏抵达涿鹿之初，尚处于“逐水草”而居的游牧阶段，过着“迁徙”不定、居“无常处”生活。 不过，《史记·五帝本纪》同时又记述了抵达涿鹿之初的黄帝，也在率民“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的情景。这就反映出，以黄帝轩辕氏为首的华夏先民，抵达中原涿鹿之时，正在发生着由迁移不定的游牧生产，向定居的农耕生产过渡的历史性转变。所以，这也就证实了，黄帝是传说时代从游牧生产转为定居农耕的华夏先民首领。 阪泉大战反映了传说时代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的融合

游牧民族对中华文化影响

目录 摘要 (1) 关键词 (1) 一、游牧民族的介绍 (2) 二、游牧民族的起源 (2) 三、游牧民族的发展 (3) 四、游牧文化与中华文化的交融 (4) 五、游牧文化对中华影响 (5) 参考文献 (6)

游牧民族对中华文化影响 游牧是指终年随水草转移进行游动放牧的一种粗放的草原畜牧业经营方式。牧民长期无固定住所，过着逐水草而居的生活，生产设备相当简陋，经营非常粗放，基本处于靠天养草和靠天养畜的落后状态。游牧民族指的是以游牧为主要生活方式的民族。广义上的游牧民族指的是居无定所的流浪民族，包括草原民族和海洋民族。 起源 关于游牧民族的起源，国内外学者众说纷纭，争论的主要观点可归纳为人口压力说、游牧出于游猎说、驯化地理说、游牧与农耕并立说、游牧与农业分离说、气候变迁说等。有关中国北方游牧业的起源问题，与世界游牧业的起源问题研究是密切相关的，笔者主张游牧与农业分离说。 游牧经济是一种高度专业化的、非自足性的经济类型，对农耕社会存在着依赖性，它不能完全脱离种植业，需以整个社会生产和交换的相当发展并产生一定的剩余产品为前提。这就要求种植技术和游牧技术都有相当的进步，从而决定了游牧民族只有在较晚的时候才能形成。以种植业为主的农牧结合的混合经济是人类赖以进入文明时代的最主要的经济类型。中国北方游牧业的兴起是在青铜文化的背景下展开的。马被认为是草原游牧的象征，马的驯化和传播是欧亚草原游牧兴起的关键。钱穆先生云：“大体文明文化，皆指人类群体生活言。文明偏在外，属物质方面。文化偏在内，属精神方面。故文明可以向外传播与接受，文化则必由其群体内部精神累积而产生。……人类文化，由源头处看，大别不外三型。一、游牧文化二、农耕文化，三、商业文化。……游牧、商业起于内不足，内不足则需向外寻求，因此而为流动的，进取的。农耕可以自给，无事外求，并继续一地，反复不舍，因此而为静定的，保守的。”游牧的起源、游牧国家的产生与演化在人类历史发展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游牧与农耕在人类历史发展的很长时期内曾相互对立、相互依存。战争、掠夺、和亲、互市等所有的历史现象似乎在说明一个主题：生存与财富是游牧国家兴起的原因。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明确提出了“第一次社会大分工”的理论：“游牧部落从其余的野蛮人群中分离出来——这是第一次社会大分工”。这是解开游牧起源这一历史悬案的锁钥。如何正确理解恩格斯的这一经典论述，学界为此长期争鸣不休。 有的学者认为，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并不是游牧与农业部落的分离，而是人类从攫取经济——采集和渔猎向生产经济的发展过渡。在不同的自然条件下，有些部落向农业经济发展，有些部落向游牧经济发展。恩格斯所说的正是后一种情形。直接从攫取经济向农业生产过渡也是第一次社会大分工的形式之一，而且世界上几个文明古国都是沿着这一道路发展的。因此，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发生在距今约一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持反对意见的学者则指出，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从新石器时代起一直以农业为主，没有游牧部落从“其余的野蛮人群”中分离出来，也就没有农业和游牧业的社会大分工。有的学者认为，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发生于新石器时代末到铜石并用时代，游牧部落的形成标志着第一次社会大分工的实现。也有人基于考古发现指出，我国整个新石器时代原始畜牧业和锄耕农业结合在一起，到了青铜时代，适宜农业发展的地区形成了灌溉农业，而适宜放牧的地区在锄耕农业的基础上发展成游牧业，从而实现了第一次社会大分工。

中西方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中西方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中西方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一、《喜福会》——母女纠葛中的文化碰撞 在这一书中，母亲和女儿之间的关系是作者一直着重描写的一对矛盾。四对母女之间的矛盾存在着对立和冲突，到最终还是融合到了一起。母亲们是来自中国的传统女性，她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举止都是中国儒家传统文化的充分体现和代表。但是女儿们是出生在美国的新女性，总有新思想，所以母女之间即使是有亲情的纽带进行维系，但是她们之间仍然存在代沟，仍然充满着矛盾。母女双方分别代表了中国传统思想和美式的价值观念，所以她们陷入了僵局——到底应该如何生存在两种文化的夹缝之中,在女儿的成长过程中，母亲对她们施加了许多的影响，以“这都是为了女儿好”的心态和中国传统思想进行教育。但是女儿们明显是有自己的想法的，想冲破束缚，想要取得自我独立的权利，母女双方的紧张形势一触即发。这里可以体现为中国传统文化和美国新式价值观念的一种文化冲突。但是，当女儿们成长过程中遇到了许多的磨难的时候，母亲们都会以自身的亲身经历进行开导，帮助女儿们明白自身的处境并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法。同时母女之间的矛盾得到了化解，并走向了融合和和谐的道路。这四个家庭就像是一个大环境下的小舞台。在这个舞台上，浓缩了中美文化价值观念的冲突，并融合的过程。女儿从母亲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 逐步确立了自己的来源和价值，在美国这个新环境下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并且正确地找到了如何对待文化冲突的方法，即肯定自己的根源和传统文化，并在新环境之下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所以谭恩美女士通过艺术地描写两代人的文化冲突、融合、碰撞展现出了中美文化之间的矛盾以及融合的过程。 二、《吃一碗茶》——第三空间的挣扎

农耕世界与游牧世界的冲突融合及其历史效应_赵林

第55卷　第6期2002年11月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Wuhan University Journal (Humanity Sciences )　Vol .55.No .6Nov .2002.700706　○世界历史 农耕世界与游牧世界的冲突融合及其历史效应 赵 林 (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院,武汉湖北430072)[作者简介]赵　林(1954-),男,北京人,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院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 师,主要从事西方哲学史和文化史研究。 [摘　要]从公元前2000纪初到公元后15世纪这漫长的3000多年时间里,游徙于欧亚 大陆北部的游牧民族对南部定居的农耕世界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入侵活动。农、牧世界之间 的这三次大规模的冲突和融合对于人类文明的发展和世界历史的形成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 响,它不仅导致了文明形态的变更,构成了历史自身发展运动的重要动力,而且导致了文明域 界的扩展,使得越来越多的“化外之地”被裹挟到文明的历程中,从而为人类历史从区域史、国 别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奠定了必要前提。 [关键词]农耕世界;游牧世界;冲突;融合 [中图分类号]K 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374(2002)06-0700-07 一、两大世界的对垒与文明扩展的“酵母”作用 在人类历史上,曾经长期存在过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或文化模式———农耕与游牧。从新石器时期末叶一直到公元15、16世纪的漫长历史过程中,这种生活方式的分野导致了农耕世界与游牧世界之间旷日持久的文化对峙和冲突,我们今天的世界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两个世界长期冲突与融合的结果。 不同的生活方式导致了不同的文化特性和社会制度。相对而言,游牧民族骁勇强悍、性情凶野,长期的简朴生活使其顽固地保持着传统的氏族公社制度,迁徙不居的游牧习性则使得这些民族喜好马背上的营生(劫掠)而不耐耕作之苦。据《史记·匈奴列传》载:匈奴“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然亦各有分地。毋文书,以言语为约束。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用以食。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罗马杰出的历史学家塔西陀在描述日耳曼游牧者的生活习性时说道:“要想劝他们像向敌人挑战和赢得创伤那样地去耕种土地和等待一年的收成,那是很困难的。而且他们还觉得:可以用流血的方式获取的东西,如果以流汗的方 式得之,未免太文弱无能了。”[1](第62-63页)游徙不定的生活方式极大地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和文明的 发生,许多游牧民族的文明化历程基本上是以一种“入赘”的方式而实现的,即剽悍的游牧民族在入侵农耕世界的过程中反过来被后者的文明生活方式所征服和同化。 相形之下,农耕民族则要显得文静柔弱得多,其生活方式也较为稳定和有规律性,“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王世纪·击壤之歌》)。农耕民族长期维持着一种以农为本、自给自足的 收稿日期:2002-09-17

从饮食文化看中西方文化差异与融合

从饮食文化来看英语国家社会与文化 系别： 专业班级： 姓名： 学号：

摘要：2010年上海世博会既是一次国际文化盛会，也是一次美食盛宴，为中西方饮食文化的交流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和平台。中西方饮食文化的差异主要表现在饮食观念、内容、烹调方法以及方式等方面。随着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中西方的饮食文化也在不断地融合，相互之间形成了优势互补的趋势。本文主要以通过上海世博会这一美食盛会为契机，比较中西方饮食文化的差异，进而来研究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及发展趋势。 关键词：上海世博会；饮食文化；差异；文化融合 上海世博会在持续六个月的精彩运营后，完美的落下帷幕，其出色的餐饮服务无疑是精彩的一笔。世博会也是一次名副其实的美食博览会，游客既可以品尝到中国各地的美味佳肴，也可以一尝来自世界各国的风味餐饮，这给中西方饮食文化交流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提供了一个宽广的平台。世界博览会是各种新思想、新创造、新理念充分展示的盛会，也是多元文化跨国界交流的平台，人们在大饱口福的同时，思维方式也在悄然发生变化。中国饮食学习了西方的科学营养知识，吸收西方传统思维方式的合理成分，西方饮食业也吸取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遗产和精华，充实了新的内容。总之，中西方餐饮不论是从饮食意义烹饪过程饮食习惯还是饮食方式等各方面，都将赋予新的丰富而独特的饮食 文化内涵。 一、上海世博会饮食情况 上海世博会不仅是一次世界经济、文化和科技博览会，而且还是一场名副其实的美食博览会。在这里，既可以品尝到中国各地的美味佳肴，也可以一尝来自世界各国的风味餐饮。许多国内外游客来到世博的目的是了解不同国家的风土人情。像日本馆、意大利馆、卢森堡馆等许多国家馆内备有餐厅，包括横跨几大洲的各类美食，从日本顶级大厨带来的日本料理到法国馆提供的正宗法式浪漫大餐。为了能更好地展现美食的世界风味，除了快餐的洋品牌引进外，餐饮中心里还专门设立了世界风味美食区，由法国、土耳其、日本、东南亚等诸国的美食构成。世博快餐包括了十多家全国乃至全球闻名的快餐品牌，从汉堡炸鸡到馄饨面条，各种口味供人选择。世博会也为中国餐饮走向世界提供了一个绝好机会，改变了外国人对中餐的传统印象，让世界更真实、更全面、更深入地了解了中国饮食文化。在世博会的供餐上，中西餐结合，凸显丰富多元的饮食文化中国八大菜系、意大利甜品、美国汉堡、法式大餐、日本和牛、土耳其烤肉、德国啤酒、泰国咖喱、新加坡小吃、挪威三文鱼、韩国泡菜、比利时巧克力等等，各国美食尽展风貌，各显特色。上海世博会展示了全球饮食文化的丰富性与多样性。

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的互相冲突和融合

广西师范大学 高等教育本科毕业论文 题目元代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的互相冲突和融合姓名任津辉 教育层次自考本科 专业汉语言文学 学校广西师范大学 指导教师张俊杰

目录 一性格与地域特征带来的文化冲突 (2) 二音乐歌曲的审美观念不同 (5) 三蒙汉文化融合的魅力 (8) 参考文献： (10)

元代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的互相冲突和融合 10级汉语言文学本科（4）班任津辉 【内容摘要】本文主要谈元代人性格与地域特征带来的文化冲突及音乐歌曲的审美观念的不同和蒙汉文化融合的魁力三个方面，说不对之处，请各位同仁批评指正。 【关键词】文化；互相；冲突；融合 冯天瑜、杨华在《中国文化发展轨迹》中说：“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互动是世界工业化到来之前的主要矛盾。自唐末五代始，北部和西北部的游牧民族再度相继崛起，对中原农耕世界发动规模日益巨大的撞击。”在这民族的大撞击中，首先是文化上的冲突和整合。在13世纪的中国，这种文化冲突与整合的标志就是从中国朔方崛起了一个剽悍的民族——蒙古族，建立了强大的蒙古国。蒙古帝国的建立有着很大的意义，蒙古人利用他们的铁骑很快踏碎了北方一个个分裂王朝，统一了北方。公元1271年，忽必烈改国号为“元”，挥师南下，于1279年灭掉了南宋，终于结束了自唐末五代以来长期分裂的局面，完成了全国规模的统一，建成了我国历史上领土最辽阔的朝代，“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东南所至，不下汉、唐，而西北则过之”。①元朝初步奠定了中国疆域的规模，给经济的发展、文化的交流也带来了一定的保障。 “元代是一个政治现实严峻的时代，文明程度较高的汉族被处于较低社会发展阶段的游牧民族所征服，人们习以为常的传统信念受到空前的挑战，国破家亡的巨大痛苦，使汉族产生了汉代以来最为深沉的郁闷。元代又是一个活力抒发的时代，蒙古铁骑以草原游牧民族勇猛的性格席卷南下，给汉唐以来渐趋衰老的帝国文化输入进取的因子。于是，整个社会的思想文化处于一种游牧文明与农业文明、北方文化与南方文化、雅文化与俗文化

如何对待中西方文化的冲突和融合报告

关于如何看待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 冲突和融合的调查报告 彭应晓（会计121）张玲芳（会计121）范羽（会计121） 杜艳梅（会计122）余慧霞（会计122）陈家友（农水121） 李世超（农水121）张千（农水121）赵亮（农水121） 文章摘要：如何处理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是是我国文化发展中必须处理好的问题，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矛盾不仅仅体现在政治和经济层面，文化价值观层面上的冲突甚至可以说更根本，更激烈。在当前情况下，要想发展中国传统文化，走起中国文化困境，以中国传统文化解读西方文化，促进文化的再生和创新是良好的解决路线。中国传统文化，是各个时代的文化精华通过不断的沉淀、积累，面对社会变革的趋势，面对中国的对外开放，特别是西方社会思潮的大量侵入，其影响极其深远，当前解决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关系问题，成为了燃眉之急。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化冲突融合 一．对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了解调查 （一）解读中西方文化内涵的差异： 关于中西文化的差异，在生活中就处处可见，比如中国建筑讲求的是对称、和谐、秩序、天人合一；西方建筑讲求的是非对称、对上帝无限超越精神的礼拜；中国人的生活观念体现的是人伦关系、群体关系，与之相对，西方人的生活观念体现的是个人自由意志和自我完善。 （二）调查背景： 当前我国传统文化的发展状态——面临双重危机，余英时先生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现在面临着双重危机：从客观方面说，危机表现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在历史上曾遭到极大破坏；从主观方面说，中国当下的文化氛围显示出普遍的急功近利和浮躁现象。传统文化在历史的发展潮流中受到很大的破坏：朝代更替、意识形态，阶级斗争、西方价值观带来的冲击，市场经济带来的挑战。从韩国要申请中国的端午节作为自己的节日时，中国才意识到传统文化的重要性，想起了保护。所以很有必要认识了解我们身边的人如何认识传统文化的，以及看了解的程度有多深。 （三）现状：机遇与挑战并存 机遇： 融汇百家发展自我、去除糟粕提升自我 挑战： 思想观念倍受冲击、文化认同产生困境、传统文化后继乏人 （四）调查设计 1.调查对象：此次调查以大学生为主，其次还涉及社会上各职业的人。 2.调查方法：问卷调查、走访调查、上网查询 3.调查时间：2014年5月 4．分析办法：统计分析为主、数据结合图表呈现 5.资料收集：此次以大学生以及社会各职业者问卷调查为主，共发放问卷150

农耕文明与商业文明,中西文化起源比较

第二节农耕文明与商业文明 上一节讲到中西民族生存环境的不同，中华文明的自然基础是河流，而西方文明是海洋，这种不同的自然环境，必然会带来不同的生产形式和经济模式，这一节，我们就中西民族不同的经济生活形态来做进一步的探讨。 一．华夏土地上的农耕文明 （一）中华农耕文明的起源与发展 1．起源：原始社会新石器时代（新旧石器时代的三点区分：磨制石器，制陶，出现农业） （1）仰韶文化时期（7000-5000年前） 西安半坡遗址，发现最初的农具：石斧、石铲、骨锄、陶刀；小米和粟的皮壳 说明：黄河中游已经广泛种植耐旱的粟谷和蔬菜，形成稳定的农业定居点浙江河姆渡遗址，发现骨耜，木耒耜等种稻工具和大量炭化的稻谷。 出现家畜的驯化和饲养 （2）龙山文化时期：农业和畜牧业成为华夏居民主要谋生手段。出现灌溉系统和排水工程。 2．发展 （1）夏：农业是关系国之存亡的命脉 这一部分，很难找到史料记载，但是从流传下来，大家都熟知的神话传说中可以看出，农业已是当时主要的经济形式。 同一时代的西方的神话大都是宙斯，阿伽门农等神力和勇士，而我们这一时代的神话却是：古代农业和医药的发明者——神农（炎帝）； 教民耕种的后稷；为民治水的大禹 养蚕抽丝的嫘祖； 。 （2）商代：农业是华夏居民最基本的生存手段 关于这一部分的历史考证，我们主要从殷墟甲骨文中寻找。 甲骨文中很多基本词语的字型都与农业密切相关。例如： 男：男，丈夫也，从田从力，言男用力于田也。 （3）周代：农业是经济生产活动的中心内容 ①周王朝对诸侯功臣分赏土地，赐予田产和臣民，使他们成为拥有土地和农奴的领主 ②周代帝王开始身体力行的方式，鼓励人们从事农业生产，充分显示统治者对于农业的重视。 《诗经周颂》写到：噫嘻成王，既昭假尔，率时农夫，播厥百谷 ③从周代始，由民间歌谣汇集的《诗经》中有大量关于农业生产及农民生活的描绘。

农耕文化与草原文化区别与相似

草原文化与农耕文化 任何地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都同具体的生态环境和历史变迁直接相关。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不同的地理环境、经济状况和历史演变的特殊性，就会形成不同的文化特征，经过漫长的演化和冲撞，积淀成为今天的文化系统，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就是这样逐步形成、传承和发展的。它们有其自身内在特质和规律，通过人们的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表现出来，显示着地域文化的博大和雄浑。本文以蒙古族和汉族为例，具体比较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差异性。 特定的生态环境决定着特定的文化系统 (一)地理环境直接影响着文化系统 蒙古高原地处内陆半干旱的自然环境，疏松沙层广泛分布，使这里形成了干旱荒漠的景观，加之雨量奇缺，气候温差大，只能适宜多年生、旱生低温的草木植物生长，千百年来，生聚在这一地域的人们，因地理条件所限，不宜从事农耕，只能依赖游牧、狩猎等生产方式生存繁衍，并且逐步形成表现于共同文化特点上的心理素质，融合为一个人们共同体——游牧民族。这里的居民以游牧生活为主，而游牧生活是一种粗犷而富于冒险的生活，恶劣的自然条件培养了他们极强的与自然搏斗的能力。他们衣皮被旃裘，食肉饮乳，居毡帐，乘坐骑,衣、食、住、行、用与牲畜须臾不可分离。正像农民依恋土地一样，牧民则离不开牲畜、草原。辽阔的草原是北方游牧民族的摇篮，在这块土地上曾经养育过匈奴、乌桓、鲜卑、突厥诸族，同样，它为蒙古族这个马背上的民族提供了一个独特的、隔绝的历史地理环境。独特的生活环境，造就了独特的草原文化系统，作为草原骄子的蒙古民族深受环境的陶冶和启迪，在承载北方游牧民族文化系统的基础上，经过本民族长期的开拓和实践，创造出灿烂的富有草原色彩的语言、饮食、服饰、建筑、礼仪、祭祀、宗教等等游牧文明。 与这一地区相邻的是气候温和、地势平坦、雨量充沛的黄河流域。湿润的土地，适宜的气候宜于农作物大面积种植。这里则生息着以农耕为生的农业民族，他们生活在固定的土地上，培养了大量宜于种植的农作物，同时发展了养殖业、酿造业、手工业等等。由于农业生产对自然和气候的选择性很强，还有土壤的种类、水利资源、作物种类等，都会影响作物的种植和生产程序，农业民族正是依据这些因素，经过长期的摸索，形成了汉民族农业生产的耕作方式——以最初的“刀耕火种”、“轮作抛荒到精耕细作”，并且一代一代得到传承和发展，形成了异彩纷呈、高度发达的农业文明。 （二）游牧经济与农业经济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经济方式 “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1］，这是游牧经济的一大特点。恩格斯指出：“游牧部落的生活资料多，不仅有数量多的多的牛乳、乳制品和肉类，而且更有兽皮”等各种畜产品。游牧民族出现以后，我们就可以看到不同的部落的成员之间进行交换，以及它作为一种经常制度发展和巩固的一切条件都具备了。他们用来“交换的主要的物品是牲畜”，牲畜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