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翻译高潮看中国翻译理论的变化与发展

从翻译高潮看中国翻译理论的变化与发展

张亚敏，任培红

（河南科技大学，河南洛阳471000）

摘要：翻译是把一种语言转变成另一种语言的行为，属于文化活动的范畴。该文主要讲的是中国历史上的四次翻译高潮，文章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翻译的定义，第二部分是四次翻译高潮的过程，第三部分是翻译理论发展的体悟，以此来探究中国翻译理论的发展,最终实现翻译整体水平的提高。

关键词：翻译高潮；翻译理论；变化与发展

中图分类号：H31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039(2016)15-0143-02

1翻译的定义

翻译，不仅仅是一种文学运动，思想运动，更是一种知识技能、一项职业选择，而且与当时所处的环境密切相关（马祖毅2004：2-3）。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多民族国家，在中国翻译历史悠久，翻译内容、形式丰富多样，出现了不少佳品。在我国,翻译活动是从夏、商两代开始的。早期的翻译活动是没有文字记录的,基本上是口译,活动的目的性很强，因而理论的高度也受到了一定的限制。追溯历史，一共有四次大规模的翻译高潮，在这些高潮中涌现出大量优秀的翻译家,受历史条件限制，当时没有总结出系统的、连贯的记录阐述他们的理论,也没有构成统一体系,但是这些翻译大家的理论都是植根于中国本土文化,受到了一定文化因素的影响，中国的风格特色十分鲜明。在后代人的不懈努力下，这些理论不断地深化、发展,实现了翻译风格突出、独具特色。因此如果想要进一步地探究中国翻译理论的发展轨迹,就必须走进历史、总结经验。本文是从中国历史上的四次翻译高潮对翻译理论的发展进行探讨。

2四次翻译高潮的过程

2.1第一次翻译高潮：从东汉至唐宋的佛经翻译

佛经翻译开始于东汉末年，在魏晋南北朝有了质的变化，唐代时达到极盛，北宋时期慢慢衰减，元代以后趋于没落。翻译佛经的队伍，是由两队人马组成。一队是从西方来中国传教的僧侣。据历史统计，从东汉到南宋约三百年间，来中国进行佛教传教活动的就有六十多人，另一队是去西方求经的中国僧侣，他们有的中途死亡，有的定居国外不归，真正回国进行翻译的人员只有四分之一。对于这种“留学活动”，著名学者梁启超说，第五、第七世纪最为盛行，而第六世纪最为低迷，其主要原因是第五、第七世纪中印度的佛教极为昌盛，对中国僧侣吸引力颇大，而起到关键作用的则是那时候的交通条件很便利。这一阶段佛经翻译的主要特点为：第一，外籍僧人和华籍僧人的参与为主，汉族知识分子为辅。在当时，政府思想封闭，不支持“崇洋”的佛经翻译，所以众多的翻译活动是在民间资助下秘密进行的。第二，大部分翻译是通过口授，既由外僧背诵某篇佛经，再有一人口译成汉语，另一人或数人笔受，记录成汉文，在进行加工。第三，就翻译方法而言，由于当时处于佛经翻译初期，译者对佛经态度虔诚，不敢贸然违背（马祖毅2004：77-81）；另一方面是经验不足，语言知识缺乏，不太擅长忠于原文，因此大多采用直译法。

在这一时期，翻译家们都表达了自己对翻译的见解,通过翻译实践得出翻译经验,体现了唯物辩证法,即实践决定认识,认识指导实践。而这一时期最具盛名的翻译家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大师—玄奘（又名三藏法师）。玄奘在唐太宗的派遣下，远赴印度取经，历经九九八十一难，17年后才返回祖国。在这段时间玄奘不仅译出了七十五部佛经著作,而且还把老子著作的部分片段译成梵文,是第一个将汉语典籍介绍给国外的中国人。玄奘出道较晚，经过不懈努力后来者居上，与鸠摩罗什、真谛并称为华夏翻译三大家。在翻译中，玄奘始终坚持自己的原则:“既须求真,又须喻俗”。“求真”说明了玄奘在做翻译时追求真实，“喻俗”又体现了玄奘追求译文通俗易懂。他将“求真”、“喻俗”结合在一起，对后世研究翻译理论具有重大的意义。根据后人研究，在翻译经书时玄奘还运用了代词还原法、补充法、省略法、译名假借法、变位法等翻译技巧。

2.2第二次翻译高潮：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

到了北宋，我国的佛经翻译活动接近尾声,紧接着的是明末清初时期的以科技为主的翻译高潮。明清交替之际，最后的一任传教士钱明德去世，自此从利玛窦开始的中外交流结束，历时近二百年。这辉煌的二百年见证了中国第二次翻译高潮，同时也是中西文化交流、碰撞的第一次高潮。在这一时期，传教士的目的是传教，文化交流是他们的一种手段，虽然他们介绍的并非都是欧洲最先进的科学技术，但对于中国士大夫来说，已然是新奇玩意，所以他们也乐于学习先进的西方科技。因此在徐光启等人倡导的“经世济民、科技救国”思想的影响下,西方科技文献翻译成为了主流,并且带有强烈的目的性。政府也给予了一定的支持，例如设立接待外宾和配备翻译人员的机构—鸿胪寺、主客清吏司。

在这次翻译高潮中,以徐光启、马建忠、严复为代表的士大夫表现突出。比如徐光启和传教士利玛窦合译了科技著作《几何原本》、《测量法义》等,这开创了传播西方先进科技的先河。徐光启还指出翻译西洋书籍必须循序渐进、不得急功近利。他提出了自己独到的翻译思想:“臣等愚心认为: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先须翻译”（徐光启2009:87-90）。这就是告诉我们，只有先翻译才能“会通”，会通以后才能得出真谛，才能战胜与超越。在翻译标准的规定上，士大夫马建忠给出了自己的看法，提出了“善译”，就是要求译者对原语言和译语言都要有深入研究，不仅要考虑语音、语调，还要模仿原文的文体变化以及内涵精髓。他提出:“必先将所译者与所以译者两国之文字,深嗜笃好,字栉句比,以考彼此文字孳生之源,同异之故。

收稿日期：2016-06-12修回日期：2016-06-22

作者简介：张亚敏（1992—），女，河南商丘人，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翻译学；任培红（1955—），教授，河南科技大学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语料库语言学和翻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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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研究

本栏目责任编辑：梁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