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男权王国的叛逆者_为英国妇女选举权而战的男性知识分子_吴攸
妇女研究论丛
Collection of Women ’s Studies
在英国女权运动历史上，许多有识男性知识分子也曾经“背叛”了他们的男权王国，在女权运动中扮演了积极角色，发挥了推动作用。本文试图以男性知识分子在英国妇女选举权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为切入点，探讨男性知识分子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女权思想特点以及为妇女选举权运动所作出的贡献。
一、早期自由女权主义男性知识分子
在探讨早期男性女权主义者在妇女选举权运动中所作出的贡献之前，我们有必要简单介绍一下女
权主义一词的来历。事实上，谁创造了“女权主义者”（feminist ）一词无从得知。它最早出现在1895年4月27日出版的《文学协会》（Athenaeum ）上。1898年，《威斯敏斯特评论》（The Westminster Review ）首次使用该词。[1](P5)而
“女权主义”（feminism ）一词则是由法国社会主义思想家夏尔·傅立叶（Charles Fouri-er ）[2](P6)
于19世纪末发明的，并自20世纪初开始广泛使用。[3](P119-157)因此，在19世纪末之前的英语中，并
不存在feminist 与feminism 这两个词。然而，如今我
“男权王国的叛逆者”
———为英国妇女选举权而战的男性知识分子
吴攸
（狄德罗大学，法国巴黎94600）
关键词：妇女选举权运动；平等选举权；男性女权主义者；男性妇女参政论者摘
要：本文着重考察男性女权主义知识分子对英国妇女选举权运动所起到的推动作用。男性女权主义先锋，
顶住重重压力，
“背叛”了男权王国。他们成为妇女选举权运动的发起人与推动者，并为之做出巨大贡献。从19世纪上半叶至20世纪初，男性妇女参政论者支持妇女选举权运动的活动经历了由分散到集中，由“宪政”至“战斗”的历程，其指导思想也由自由主义转向社会主义。1928年英国妇女最终获得平等选举权，这一辉煌成果中包含着几代男性妇女参政论者的不懈努力。
中图分类号：C913.68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004-2563（2009）01-0053-08
"Rebels in the Male Dominated Kingdom":Male Intellectuals who Fought for Women's Suffrages in England
WU You
（Denis Diderot University ，Paris,France,94600）
Keywords:women's suffrage movement,equal right to vote,male feminists,male advocate for women'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bstract: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role of male feminist intellectuals in the women's suffrage movement in England.Male feminist fore-runners resisted the pressure of being accused as traitors of the male dominated kingdom.They were active in the organizing of the women's suffrage movement,making immense contribution to the promotion of women'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From the middle of the 19th Century to the early 20th century,these male advocates of women'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supported women's suffrage demands to move from local initiatives to more centrally organized movement and from demanding women's constitutional rights to fighting for liberation.The guiding thinking of this movement also moved from being under the influence of liberalism to becoming more in affini-ty to socialism.In 1928,women in England won their equal suffrage rights and this victory encompasses the efforts of several genera-tions of male advocates for women'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作者简介：吴攸（1980-），女，法国巴黎狄德罗大学（巴黎第七大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女性文学、历史与文化。
2009年1月第1期总第90期
Jan.2009No.1Ser.No.90
们已经广泛使用它们，用来指代那些为妇女解放运动积极奔走、作出贡献的女性与男性，即便他们生活在这两个词出现之前，本文也沿用了这一说法。
早期支持妇女参政权的男性女权主义者均为理性主义者。他们满怀信心，主张在宪法框架内、通过法律途径请愿诉求，帮助妇女争取她们的合法权利，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1771-1858)、威廉·汤普森（William Thompson，1775-1833）、乔治·雅各布·霍利约克（George Jacob Holyoake，1817-1906）、雷金纳德·约翰·理查德森（Reginald John Richardson，1808-1861）与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1806-1873）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著名的空想社会主义家罗伯特·欧文是支持妇女选举权运动的先驱，他主张充分有效地实行普选制，使人民能够在实际上享有普遍、平等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这其中也包括给予妇女平等的选举权。
威廉·汤普森是哲学家与社会改革家，他的理论植根于欧文主义与功利主义。汤普森于1925年发表了一本女权主义小册子，题为《呼吁代表人类性别一半的女性反对人类性别另一半的男性继续在政治、社会及家庭领域奴役女性的企图》①（Appeal of One Half the Human Race,Women,Against the Preten－sions of the Other Half,Men,to Retain Them in Polit－ical,and thence in Civil and Domestic Slavery），该书热情洋溢、雄辩有力地呼吁给予妇女平等权利，这也是他为妇女选举权运动所作出的最突出贡献。汤普森写道，“为了与男性享有同等的快乐，为了取得平等权利，你们必须首先获得男性的尊重……而为了得到男性的尊重，你们必须先学会尊重自己；你们必须发挥更大力量，促使自己成为社会的栋梁”。[4]无疑，选举权与参政权是女性能够更好地参与社会的重要途径。
乔治·雅各布·霍利约克是合作运动与世俗主义运动的领袖，他在思想上深受欧文的影响。1835年，欧文创办了各民族各阶级协会（Association of all Classes of all Nations），霍利约克于1837年加入进来。值得一提的是，在当时的英国，并非只有妇女的政治权利被剥夺，广大劳动阶层的男性同样被摒除在选举权之外。1838年，英国宪章运动爆发，这是一场大规模的劳动阶级运动。很快，霍利约克与其他欧文主义者积极投身于宪章运动之中。他们主张将人民宪章主义与女权主义相结合，致力于争取全人类的选举权，其中也包括妇女选举权。[5](P170)
宪章运动爆发初期，运动的许多领袖支持妇女获得选举权，要求实现真正的普选权。在1837年草拟的《人民宪章》初稿中，其中第六点是要求赋予21岁以上的公民选举权。尽管在正式的《宪章》中，第六点被修改为给予21岁以上男性普选权，然而宪章运动领袖支持妇女选举权运动的热情始终高涨。雷金纳德·约翰·理查德森是这些领袖中最为杰出的一位。1840年，在位于兰开斯特城堡的国家监狱中，理查德森撰写了题为《妇女权利》（Rights of Women）的小册子,文章从“自然权利”、“公民权利”、“政治权利”、“社会责任”以及“忽视这一责任有损神圣意愿”五点着手分析、论证，阐明了赋予妇女选举权的必然性、必要性与紧迫性。[6](P115-127)值得赞赏的是，理查德森不仅仅将选举权归结为妇女应当拥有的一项权利，更称之为妇女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将妇女选举权上升到责任的高度，足见他对妇女选举权运动的强烈支持。
为妇女选举权与参政权摇旗呐喊的声音贯穿了整个19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宪章运动。到了运动后期，由于许多工人阶级男性认为应当首先争取男性的普选权，而不少劳动阶层女性也认为自己在社会上所遭受的不平等境遇首先是一个“阶级问题”，因此阶级问题逐渐成为运动的主要方向，湮没了对妇女选举权的诉求。尽管如此，宪章运动大大推动了妇女选举权运动的发展，在英国妇女解放史上书写了光辉的一页。
早期妇女参争论者中最为杰出的男性知识分子当属著名哲学家、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密尔是当时功利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作为一名进步的政论家，密尔参加了几乎各项女权运动。他毕生致力于支持与推动妇女的解放事业，并将
①本书是汤普森与安娜·道尔·惠勒(Anna Doyle Wheeler，1785-1850s)合著的，后者同为功利主义与欧文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
男女平等作为其追求人类自由斗争的中心议题。[2] (P25)密尔曾经撰写过三本有关女权的著作，即《承认妇女的选举权》、《代议制政府》与《妇女的屈从地位》，他也是世界上第一个妇女参政促进会的创办人之一。[7](Pii)
在妇女选举权问题上，密尔秉持早期自由女权主义的理性主义立场，主张在宪法框架内维护妇女权益，坚持通过法律途径寻求妇女选举权与参政权。《妇女的屈从地位》是女权运动史上最伟大的著作之一，与《女权辩护》并称女权主义的两大经典之作。《妇女的屈从地位》发表于1869年，文章言辞犀利、论证有力，以功利主义学说为基础，抨击了父权文化强加给女性的政治与社会上的不平等地位。密尔指出，无论男性还是女性，都应当获得选举权，因为这是他们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确保其能够在社会上自食其力的基础。密尔认为，妇女的社会从属性是现代社会制度的一个孤立事实，是“唯一违反其基本法律的事实”，也是旧世界留下的“唯一遗迹”。[7](P305)然而，在现代社会，
“人不再是生而即有其生活地位，并不可改变地被钉在那个位置上，而是可以自由运用其才能和有利的机会去获取他们最期望的命运。”[7](P301)因此，如今的妇女为她们的选举权与参政权而战并不是不可企及的梦想了。
密尔对于妇女选举权运动所做出的贡献并非只停留在理论上，他更是一位女权主义的实干家。1865年，密尔作为自由党候选人角逐威斯敏斯特区的国会议员席位。在其竞选纲领中，密尔明确提出赋予女性选举权的主张。1865年正是针对选举制度改革的讨论进行得十分激烈的一年，在密尔顺利当选议员之后，针对每一次议会选举法改革草案，他均提出一项修正案，即为妇女争取选举权。迪斯雷利政府提出了一项赋予劳动阶层的男性选举权的草案，密尔随即提交了一份修正案，建议将草案中的“男性”（man）一词改为“人”（person）。[8](P304)1866年4月，在芭芭拉·利·史密斯·博迪雄（Barbara Leigh Smith Bodichon）与艾米莉·戴维斯（Emily Davies）的领导下，妇女们起草了要求议会在适当条件下给予妇女
选举权的请愿书，并且在两个月内征集了1499个支持妇女选举权的知名女性签名。[9](P184)正是密尔代表她们向国会提交了这份女士请愿书。1867年5月20日，在选举权法修正案的激烈辩论中，密尔在议会发表了一篇长篇演讲。他慷慨陈词，第一句话便切入主题，“先生们，我建议扩展选举权（至妇女），这一主张不涉及议会中的任何党派或阶级情感。”[10](P3)密尔指出，赋予妇女选举权不会对目前政治势力的均衡产生丝毫破坏。他论证道，女性拥有法律与宪法规定的一切充分行为能力。将占社会人口一半的群体排除在政治权利之外，“违背了最古老的宪法的真理，即纳税义务与代表权利应当并存”，对此我们很难找到合理解释。[10](P3-5)在演讲中，密尔针对反妇女选举权阵营的四种借口②一一做出反驳。演讲末尾，他充满信心地说道：
“赋予妇女选举权的一天终将来到。当这一时刻到来之际，我确信在座的各位一定不会后悔自己的选择。”[10](P18)1868年,密尔在议会改选中落选，在离职之前，他仍不忘递交一份支持已婚妇女拥有财产权的议案。1873年，密尔与世长辞，这使得他未能完成为妇女争取选举权的心愿。然而,他的理想通过后人的努力最终得以实现。
在密尔之后，男性知识分子循着他的足迹在妇女选举权斗争的道路上继续前行。亨利·福西特（Henry Fawcett,1833-1884）是密尔的支持者。他与密尔同年当选议员，在1867年的议会辩论中，福西特紧接着密尔也发表了支持妇女选举权的演说。激进的自由党议员雅各布·布莱特（Jacob Bright，1821-1899）也是继密尔之后支持妇女选举权运动的重要男性知识分子。1868年，布莱特提交一份议案，要求恢复女性纳税人的地方选举权。1870年，一份由理查德·马斯登·潘克赫斯特（Richard M arsden Pankhurst,1834-1898）起草的议案通过布莱特提交议会。这份提案史称1870年修正案，它成为日后所有涉及妇女选举权的议案的蓝本。[5](P182)在此后的3年中，布莱特每年都提交一份扩展选举权的私人提案，但均以失败告终。1884年，另一名自由党议员威廉·伍德尔(William Woodall,1832-1901)再次提出选
②即，第一，政治不是女性的事业，它会使得妇女分散精力，忘却本职。第二，妇女根本不希望得到选举权。第三，妇女的政治权利已经由男性间接代表。第四，妇女已经拥有相当的权利。
举权法修正案。尽管这次提案再遭挫败，然而由于该提案在1883年的自由党协会会议上获得通过，因此这次的提案不再是私人提案，而是议会选举法的修正案。[11](P75)这已经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二、支持妇女选举权的男性组织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经历了议会提案的多次挫败之后，男性知识分子支持女性选举权的运动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这一时期，男性知识分子对妇女选举权运动的支持由分散向有组织的方向发展，出现了许多由男性组成的支持妇女选举权与参政权的组织，如：妇女选举权男性选民团体（Male Electors for Women’s Suffrage,1897）、妇女选举权男子同盟（M en’s League for Women’s Suffrage,1907）、妇女选举权北方男子联合会（Northern Men’s Feder-ation，1907）、妇女选举权男子政治联盟（Men’s Po-litical Union for Women’s Enfranchisement,1909）与支持女性正义男子委员会（Men’s Committee for Justice to Women,1909）等，还包括1912年成立的妇女选举权国际男子联盟（M en’s International Alliance for Woman Suffrage）。
妇女选举权男子同盟(下简称“男子同盟”)是最为活跃的男性支持者组织之一。男子同盟成立于1907年，是一个无党派、非激进的组织。其成员为了妇女选举权事业团结在一起，其宗旨是“在宪法框架内为妇女选举权团体提供一切支援”，[12]帮助她们通过法律途径赢得选举权。男子同盟由来自社会主义、自由主义甚至保守主义等不同政治背景的人士组成，其中也包括宗教界人士。男子同盟的主席为当时的利顿伯爵（The Right Honourable The Earl of LYT-TON，1876-1947），副主席十数人，均为当时社会各界名流，如：罗素伯爵（The Right Honourable The Earl of Russell）,林肯主教（The Right Rev.the Lord Bishop of Lincoln），以及著名犹太小说家、诗人伊斯雷尔·赞格威尔（Israel Zangwill）等。
男子同盟从法律、军事、宗教、教育、科学、文学、艺术、美学以及商业金融各界人士中寻求对妇女选举权运动的最广泛支持。1909年初，男子同盟发表了《支持赋予女性选举权男性代表宣言》，《宣言》称由于许多反对妇女选举权的人们习惯于宣称有评判资质的男性均反对扩展选举权至女性，因此男子同盟征集了一些社会各界有身份的男性代表签名，以证明许多有识男性均支持妇女选举权运动。[13](P1-2)宣言主体由一份长达7页的名单组成,题为《支持给予妇女选举权的著名男性名录》，名单涉及几乎所有社会领域的知名人士。同年3月，响应全国妇女参政运动社团联盟(National Union of Women’s Suffrage So-cieties，NUWSS)的号召，共计350名男性知识分子发表《支持妇女选举权男性宣言》，宣称“我愿意毫无保留的贡献自己的名字，支持议会赋予女性选举权。”[14]
1910至1911年，男子同盟两次向首相递交公开信，③信中向首相介绍了妇女选举权运动的发展情况、主要妇女参政与选举权组织的概况，敦促议会对于扩展选举权的法案给予充分重视。1913年，男子同盟再次与伦敦妇女选举权协会联合出版一份小册子，题为《支持妇女选举权或要求议会消除选举权性别限制的十四条理由》。[15]
男子同盟的领导人也运用自己的社会地位与影响力，为妇女选举权运动贡献力量。同盟主席利顿伯爵的家族与女权主义运动结下了不解的渊源，他的祖母正是在1925年与威廉·汤普森合著《呼吁》的安娜·惠勒。他的姐姐康士坦茨·利顿勋爵（Lady Con-stance Lytton,1869-1923)是战斗的女权组织“妇女社会政治联盟”（Women’s Social and Political Union, WSPU）的成员，并曾因参加激进运动于1910年被捕入狱。身为男子同盟主席的利顿伯爵也撰写了一本支持妇女选举权运动的政治手册，题为《妇女选举权——
—唯一的道路》。文中他强调了赋予女性选举权是超越党派利益的主张，是政治“正义性”的要求。[16]他还分析了选举法改革修正案在议会屡遭挫折的原因，并呼吁各界人士继续为之努力。联盟的副主席之一林肯主教也积极利用自己在宗教界的影响力支持
③参见Men's League for Women's Suffrage.Open Letter to the Prime Minister:Votes for Women.London:Men's League for Women's Suffrage,1910.与Men's League for Women's Suffrage.A Re-opened Letter to the Prime Minister.London:Men's League for Women's Suffrage,1911.资料来源：伦敦，The Women’s Library。
妇女运动。对于那些宣称上帝规定妇女只能待在家庭内的反妇女参政人士，林肯主教不对他们提供庇护。他表示，“虽然圣经经文中未提及女性权利，但是我们并不能从中推断出什么来。因为我们的上帝及其圣徒生活的那个时代与如今不同”。[5](P226)他警告，《圣经新约》不是法律与规范的最后准则，我们应当随着时代的改革不断进步。
男子同盟是20世纪初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妇女选举权组织之一。同盟的分支机构遍布英国，并且曾在美国建立分会，由美国著名社会主义作家马科斯·伊斯特曼（M ax Eastman）担任领袖。与此同时，自1909年起，男子同盟创办了一份报纸（月报），为会员详细传达选举权运动发展的最新信息。1909年10月，《妇女选举权男子同盟月报》的第一期正式出版发行。第一期的报纸社论指出，
“这份月报的主要目的是将全体成员紧密团结在男子同盟举办的活动周围。我们恳切希望，所有成员不仅定期阅读新闻，更要将身边具有新闻价值的事件报道给编辑社，以期最大可能地记录同盟及会员的活动信息。”[17]1910年的多期报纸报道了《调节法提案》的进程，呼吁全体会员给予妇女支持。此外，每逢大型活动，报纸即刊登广告，召集会员及支持者集会，声援妇女选举权运动。比如，1912年7月号的报纸在头版位置刊出醒目通知，号召会员参加于7月14日下午3时在海德公园举办的大规模示威运动，这次运动由妇女社会政治同盟发起，男子同盟与许多其他妇女参政团体协办。[18]
1912年，在男子同盟及其海外分支的基础之上，妇女选举权国际男子联盟（下简称“国际联盟”）成立，其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伦敦召开。国际联盟的宪章明确指出，争取妇女选举权是联盟存在的唯一宗旨。会上，所有成员一致通过，表示要通过“正义与立法途径达成这一目标”。[5](P229)自1914年起，《妇女选权男子同盟月报》开始具有明显的国际主义视野，报道的内容不再局限于英国国内，而是放眼于整个世界。1914年2-3月号以及4月号报纸均长篇报道了国际联盟的组成与活动，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维克托·杜瓦尔（Victor Duval）于1909年创办的
妇女选举权男子政治联盟（下简称“政治联盟”）也是一个异常活跃的妇女参政组织。与男子同盟相比，政治联盟在行动上更倾向于激进的妇女社会政治同盟。政治联盟的目标是确保妇女获得与男子同等的议会选举权，其具体措施包括：第一，完全独立于党派的行动；第二，直到妇女获得选举权为止，反对一切执政党；第三，在议会选举中反对政府候选人；第四，运用一切常规方法宣传与教育民众。[5](P223-224)除此之外，政治联盟与妇女社会政治同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行动方法上也与后者相似。政治联盟的会员在政治集会上当众使得政府发言人难堪，在这方面他们的破坏力甚至比激进的战斗妇女更强，因为后者往往被排除于这类政治集会之外。许多政治联盟的成员也因为过激行动入狱，其中包括杜瓦尔。
政治联盟的主席亨利·内文森(Henry Nevinson, 1856-1941)是一名进步记者，他也是男子同盟的创办人之一。内文森撰写了大量文章，为激进妇女运动的正当性进行辩解。1909年，内文森出版一本题为《妇女选举权与男性》的小册子，在这本小册子中，他写道，经历了饥饿游行、牢狱之苦，对于战斗的妇女参政论者④来说，如今选举权是一个神圣的象征，值得为此献出生命。“选举权之于战斗的妇女参政论者，相当于十字架之于基督徒。”[19](P1)1910年，内文森发表了《新时代的小册子》（New Tracts for the Times）系列，其中第一本题为《呼吁民主》（The Democratic Plea）,强调热爱自由的人们必须承认平等。[20](P1)系列的第二本小册子取名《牛津主张》（The Claim on Oxford），作者分析了牛津反对变革的部分原因来自于富裕阶层，那些年轻人害怕变革，因为他们认为哪怕最轻微的变革都会影响到他们目前的舒适与稳定。[21](P2)内文森还反驳了对妇女的错误看法，赞扬妇女参政论者是“雄辩的而非絮叨的，一旦妇女选举权的目标达成，她们不会归于沉寂，而是会为社会公益事业与我们合作，继续努力。”[21](P13)
三、战斗的男性妇女参政论者
战斗的妇女参政论者不仅拥有潘克赫斯特夫人这样的女性领袖，也拥有许多男性支持者，其中理查德·马斯登·潘克赫斯特、詹姆斯·凯尔·哈第（James
④英文为suffragette,相对于宪政的妇女参政论者suffragist而言。
Keir Hardie,1856-1915)、乔治·兰斯伯里（George Lansbury,1859-1940）、菲利普·斯诺登（Philip Snow-den,1864-1937)与弗雷德里克·佩西克－劳伦斯（Frederick Pethick-Lawrence,1871-1961）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理查德·马斯登·潘克赫斯特是激进女权主义理论的奠基人。他曾经起草了1870年扩展选举权提案，同时也是最终于1882年获得通过的《已婚妇女财产法》提案的起草人。在政治上,潘克赫斯特属于激进的极左派别。他曾经三次竞选议员，均遭到失败。1883年他第一次竞选之时，提出了新“自由主义”的政纲，具体包括废除君主制与上议院，以及给予所有成年人选举权。在1885年第二次竞选失败之后，1895年潘克赫斯特改换门庭，以工党候选人的身份卷土重来。在妇女选举权问题上，他主张全民的平等选举权。他甚至对于一些妇女参政论者的妥协主张感到震惊与难以接受。1889年，潘克赫斯特与布莱特等人创办了妇女选举权同盟（Women’s Fran-chise League）,通过公共集会与示威游行的方式向政府施加压力。当改革选举法提案一再遭受挫败之时，潘克赫斯特禁不住愤怒地向妻子喊叫：“为什么你们不强制我们给你们选举权？为什么你们不把我们的眼睛给挖出来？”[5](P201)正是这一发自内心的怒吼触动了潘克赫斯特夫人，鼓舞了她后来的战斗行动。
潘克赫斯特去世之后，接下妇女选举权斗争重担的是凯尔·哈第。身为农场女仆私生子的哈第有着悲惨的童年，他10岁开始成为矿工，全凭夜校自学成才。1894年，哈第当选独立工党主席。哈第信奉社会主义理论，在他心目中，社会主义首先要强调男女平等与自由。同时，哈第还鼓励潘克赫斯特夫人继续其丈夫未尽的事业，并且促使工党与妇女社会政治同盟保持密切的联系。1906年，哈第撰写了一本题为《妇女的公民权利：呼吁赋予女性选举权》的政治手册，为寻求妇女选举权呐喊。哈第写道，女性一半是天使，一半是白痴的时代已经过去，如今在每一个工业领域均能看到女性的身影，她们也要为争取自
己的平等权利而战斗。[22](P14)文章结尾，哈第再次强调，给予妇女选举权不是一个政党问题，而是超越党派、获得社会广泛支持的共同诉求。
乔治·兰斯伯里是妇女选举权事业坚定的支持者，作为战斗的妇女参政论者，他的激进程度超越了常人想像。兰斯伯里早年曾是自由党党员，1892年，他脱离自由党，成为社会主义者。1910年12月，兰斯伯里作为工党候选人当选国会议员。他是《猫鼠法案》⑤的强烈批评者，他批评首相赫伯特·阿斯奎斯（Herbert Asquith,1852-1928）对被投入监狱的战斗妇女的卑鄙行径，并因此挥舞拳头“教训”了阿斯奎斯。1913年，兰斯伯里因散布煽动性言论被捕入狱。在本顿维尔监狱监禁期间，他也参与了战斗女性的绝食抗议活动，并最终被释放。
英国历史上的第一位工党财政部长菲利普·斯诺登也是战斗妇女参政运动的坚定支持者。他经常在战斗妇女的集会上演讲，声援妇女运动。他曾经表明自己的观点，宣布“我支持扩展选举权至妇女，因为我坚信男性与女性之间和谐的关系会将政治推向一个更高、更纯的境界。”[23](P114)
弗雷德里克·佩西克－劳伦斯出生于富裕家庭，他对妇女选举权运动作出的主要贡献是资助创办了一份周报《妇女选举权》（Votes for Women）。佩西克－劳伦斯创办这份报纸的宗旨是报道妇女社会政治同盟的活动情况，这份报纸献给“如今为自由而战的勇敢妇女”。此外，佩西克－劳伦斯雄厚的家产也为保释被投入监狱的战斗妇女贡献良多。与此同时，他还致力于培训投身妇女运动的志愿者，教导他们如何保护监狱中的妇女。在1912年的一次法庭辩护上，佩西克－劳伦斯说道：“我是一名男性，我不能直接参与到这些妇女的战斗中去，原因是因为我是男性；然而，我打算，我也已经这样实践了，我要站在她们身旁，支持她们的战斗……因为，在我的心目中，这不仅仅是一场争取妇女权利的战斗，更是一场追求这个国家所有人民权益的战斗。”[24]
四、评述
⑤是英国于1913年通过的一项法案。当时女权运动者尤其是妇女社会政治同盟（WSPU）的成员，因参与激进社会运动被捕入狱后，不少以绝食抗议。为免女囚绝食致死，政府将绝食女囚释放，待身体状况复元后，再拘捕入狱服刑。这样来回反复，情形颇似猫捉老鼠，故称“猫鼠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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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Karen Offen.Defining Feminism:A Comparative Historical Approach [J].Signs ,14(1988);quoted in Barbara Caine.Victorian ⑥英国妇女选举权的获得分为两个阶段:1918年1月10日，议会通过《人民代表案》（Representation of the People Act ），宣布赋予30岁以上、同时在地方选举中拥有选举权或者是地方选举人妻子的妇女选举权；1928年7月2日，《平等选举权代表案》（Representation of the Equal Franchise Act ）得以通过。至此，年满21周岁的妇女享有与男子同等的选举权，这标志着英国妇女选举权运动获得最终胜利。
从19世纪上半叶至1928年英国妇女获得完全
的选举权，⑥
这期间经历了将近一个世纪的斗争。在
妇女选举权运动中，男性知识分子的贡献不可忽略。
从发展阶段上看，早期男性妇女参政论者支持妇女选举权的运动均为个人的、非组织的，而当时的代表人物，如密尔与汤普森，都是自由主义者。自由女权主义的思想发源于16至17世纪的社会契约理论，依据人们具有同等的理性潜能这一假设，主张人生来是平等的。
女性与男性一样，都是具有理性思维的人类，所以她们也应当享有与男性同等的政治与法律权利。可以说，这便是早期自由女权主义男性知识分子支持妇女选举权运动的共同理论基础。
早期的男性女权主义者推动下的妇女选举权运动带有浓厚的中产阶级色彩。他们主张在宪法范围内寻求妇女的政治与公民权利，他们无一不是通过法律途径来表达自己的诉求。深受欧文主义与自由主义影响，17世纪中叶，三个妇女选举权法修正案（1867，
1870，1884）均由自由党人提出，在这一时期的政治舞台上，为妇女权利奔走呐喊的男性知识分子也多为自由党人。早期男性女权主义者为妇女选举权所付出的努力，往往是与为所有男性（劳动阶级）争取选举权分不开的。例如，宪章运动的领导人提出全民选举权的诉求，从主观上主要是为劳动阶级男性争取选举权，却在客观上也推动了妇女选举权运动的发展。
早期支持妇女选举权运动的男性先锋所承受的压力之大是可想而知的。在19世纪，整个社会的思维与舆论均停留在反对给予妇女选举权的阶段，他们的言行在当时十分突兀，是男性反妇女参政大合唱之中的不和谐之声。
19世纪末、20世纪初，男性支持妇女选举权的斗争从分散走向集中，在指导思想上也日趋多样化。
在这一时期，既有仍然秉承宪政路线的妇女选举权男子同盟，也有走向激进、战斗路线的妇女选举权男子政治联盟。他们在各自的立场上，在不同理论的指导下，采取不同道路为同一个目标———妇女选举权———而斗争。
与此同时，伴随着大机器生产的发展，工人阶级日益壮大，工党力量日益强大。到了20世纪，工党已成为英国政治舞台上一支强大的力量，而在妇女选举权运动中，工党男性也开始取代自由党人扮演重要角色。理查德·潘克赫斯特更促使妇女权利成为工党政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一时期的妇女选举权运动往往与工人运动相结合，在理论上也接受了社会主义学说的指导，因此，往往具有更强大的战斗性。不少男性，比如兰斯伯里，甚至不以自己的政治前程为意，牺牲自己的政治生命来支持妇女的选举权事业，这样的热忱令人敬佩。
诚然，男性妇女参政论者在争取妇女选举权运动的过程中也暴露出各自的局限性。
比如，早期男性女权主义者，如密尔，他仍然坚持男女在社会上应该扮演不同的角色，这也就是对社会角色区分“公共”与“私人”领域的观点的认同。[25](P3)又如，工党领袖支持妇女选举权运动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意识到工党不断增加的支持者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劳动阶层的女性，例如在纺织厂劳作的女工，因此赋予妇女选举权对于壮大工党的政治力量不无裨益。
无论如何，这些男性女权主义者，他们以颇有声望的男性知识分子身份，背叛了自己的男权王国，成为许多同僚心目中的叛逆者。为了支持妇女解放事业，为了赋予妇女选举权，他们或奋笔疾书，或劳碌奔波，甚至被投入监狱也义无反顾。他们在英国妇女选举权斗争的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足迹，书写了伟大篇章，令后人敬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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