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利话语身份认同
权利话语与身份认同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成都 61000）
摘要：《东宫西宫》以自我言说的叙事方式，讲诉了一个同性恋者的性成长经历，并对中心权利和主流文化进行颠覆、解构。本文从权力对抗和身份认同切入，分析电影中在权利话语的转移和身份认同的改变。
关键词：同性恋；权利；话语；身份认同；解构
中图分类号：j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2）09-0000-02
同性恋题材电影以镜头语言讲述同性者的日常生活和内心情感，在一定程度上破除了社会主流人群对同性恋者的成见和歧视。1996年由张元导演王小波编剧的《东宫西宫》是中国大陆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同性恋电影，第一次以同性恋为叙事核心，将同性恋放置于公共视野，颠覆了主流文化下异性恋霸权的神圣权利。
《东宫西宫》讲诉警察小史和同性恋作家阿兰之间的权利游戏，在这场游戏中主流与边缘、弱势与强势、压制与反抗、施虐与受虐，欲望与诱惑之间的矛盾悉数上演。本文从阿兰自我言说的叙事结构出发，结合身份认同理论对影片中的人物角色进行分析，试图剥开权利的外衣，归还同性恋者应有的话语权力。
一、压制∕反抗：从暴力逼供到自我言说
1、公厕两次责难
以权力话语理论看异化翻译
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更多期刊：点此访问>>> 2007年第5期 从权力话语理论看异化翻译 作者：金敬红张艳新 字体：【大中小】 摘要:福柯权力话语理论阐述了权力、知识和话语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即知识是权力的象征,话语是权力的表现形式,控制知识权力话语的文化力量能够实 现其文化控制地位。强势文化凭借其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在文化交流中获取说 话的权力,并对弱势文化进行操控。翻译作为不同文化之间进行交流的重要工具 势必会受到这种文化霸权的影响,这体现在译者对翻译题材和翻译策略的选择中。翻译已不再是单纯的语言转换工具,而是一种在不同的权力话语制约下的对 话与交流。弱势文化通过采取异化翻译策略介绍自己本民族的优质文化,有利于 抵制强势文化的文化霸权。 关键词:权力话语;强势文化;弱势文化;异化翻译 中图分类号:H 0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3758(2007)05-0451-05 20世纪70年代,翻译研究出现了文化转向。这种文化转向强调了翻译与目标语体系中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关系,这使得研究者们越来越深刻地 体会到翻译已不再是一种中性的远离政治及意识形态斗争和利益冲突的纯粹的文字转换活动,而是一种文化、思想、意识形态的话语在另一种文化、思想、意 识形态中的改写、变形或再创造。与此同时,异化翻译也逐渐成为当今翻译理论 的热门话题之一。作为文化转向的产物,异化翻译包含了深刻的文化、文学乃至 政治的内涵。在此背景下,研究者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异化翻译进行了客观的 解释。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为翻译研究提供了宏观视角,将社会之维、历史之维 引入翻译研究,从广度和深度上拓宽了翻译研究的领域。权力话语理论深刻揭示 了翻译活动的社会性、背后的操控因素和它在文化建构中的重大作用。因此,采 用权力话语理论的视角,将异化翻译置于广阔的国际政治文化框架内进行审视,注重探讨异化翻译的真正含义及其在文化交流中不可替代的作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权力话语理论 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被公认为是西方结构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之一。受 马克思主义、现象学、结构主义以及尼采关于真理、知识和权力关系观念的影响,福柯在对文学和哲学领域、精神分析领域、政治经济领域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 出了著名的权力话语理论。权力、知识和话语是这个理论的核心概念,而且权力 是最重要的一个概念。 1 权力和知识的关系 在权力话语理论中,福柯认为权力是社会理论的重要课题。权力是指一切控 制力和支配力。这其中有有形的,如政权机构、法律条文;也有无形的,如意识形态、道德伦理、文化传统与习俗的影响。这些都可以视为权力,它们是一种对人 们思想行为的控制力、支配力。它们形成一个庞大的网络,任何人都不能独立于
阿来小说创作中的文化身份认同
阿来小说创作中的文化身份认同 【摘要】文化认同与身份认同是阿来等当代少数民族作家文学创作中的鲜明特色。毫无疑问，这是民族作家文化身份意识的觉醒，同时也是生命意识的觉醒。阿来的小说创作既坚持不懈地把艺术触角深入民族文化的沃土之中，在茫茫的历史迷雾中寻找民族文化的踪迹；又在不断地寻找中为民族文化的当代转换和重构探寻着超越之路。 【关键词】阿来小说文化身份认同超越 阿来，当代著名的藏族作家，1959年出生于四川西北部阿坝藏区的马尔康县，俗称“四土”，即四个土司统辖之地。毕业于马尔康师范学院，1982年开始诗歌创作，80年代中后期转向小说创作。主要作品有诗集《棱磨河》，小说集《旧年的血迹》、《月光下的银匠》，长篇小说《尘埃落定》、《空山》，长篇地理散文《大地的阶梯》，散文集《就这样日益在丰盈》。《尘埃落定》，1988年3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2000年，《尘埃落定》获得第五届“茅盾文学奖”，引起了评论界对阿来文学创作更多的关注。阿来作为少数民族作家，其小说创作成果，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少数民族汉语文学的最高成就，阿来也成为当代中国少数民族具有代表性的作家。 对于少数民族作家文学作品的评论，往往绕不开对“民族文学”这一范畴的解读和阐释。那么什么事民族文学那？“从广义上来说，作为生命个体的创作，所有的文学，都是民族文学，都是由具有独特文化身份的生命个体创作的。每一个作家，都是以一定的文化身份进行创作的，也必然地要进行他所选择的文化表达，也就是说，任何一部作品，在作家进行创作的时候，就自然的获得了某种文化意义，是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或者换句话说，任何作家的创作，都是民族文学的创作，任何作品，都是民族文学的作品。”[1]但在中国以汉族为绝对主体、各民族共存的多民族背景下，民族文学又有了特别的意义，一般指汉族之外的其他民族文学，即少数民族文学，可以从两方面进行界定，一是作家是少数民族，二是作品具有民族特色或者反映了民族生活。阿来的小说创作具有以上鲜明的特点。他从本民族的深厚文化积淀中汲取养分，通过文学话语，来建构自我作为藏民族个体的文化观。在这一过程中，作者并没有陷入“民粹主义”偏执的狭隘视角。在对汉民族和其他兄弟民族的文化比较中，使作者对自我的民族身份和本民族文化进行了深刻的文化反思。 文化认同与身份认同是阿来等当代少数民族作家文学创作中的鲜明特色。毫无疑问，这是民
福柯权力理论之概述
福柯权力理论之概述 在《知识分子与权力》一文中，福柯说了这样一段话，“毕竟，直到19世纪，人们才认清剥削。但人们大概永远不会知道权力是什么。可能马克思和弗洛伊德还不足以帮助我们认识这个神秘的、被称作权力的、被到处授与人的东西。它既是有形的，又是无形的；既是显现的，又是隐蔽的。”这段关于权力的论述多少带有一些神秘主义的色彩，这也是它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原因所在。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权力（pouvoir）一语在福柯的著作中占据了中心地位，福柯在权力领域所作的探究，被认为堪与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领域的建树相匹，甚至福柯本人，也因而被称为“权力思想家”。但即便是这样，这段话却更像是福柯发自内心的最真实的声音，或许在他看来，其实自己和其他人一样——大概永远不会弄清楚“权力”是什么。 但是，福柯仍然尽量对权力作了最大程度上的体认，这里的“权力”我觉得更倾向于现代意义上的。他指出，权力的隐蔽性的一处重要表现就是：权力有意向却没有主体性。我个人对这句话的理解是，一方面权力的行使无不具有一系列目标和目的，另一方面这又不意味权力产生于某一个人的选择和决定。任何个人或国家机器，都不可能指挥在一个社会中产生作用的整个权力网。这也是福柯在《知识分子与权力》中所谈到的，他说，“实际上人们很不了解：谁在行使权力？在哪儿行使权力？人们几乎已了解到：谁在剥削？利益去哪儿了？然而，权力……很清楚，并不是统治者拥有权力。”这里的意思应该是指在现代社会中，并不仅仅是统治者拥有权力。因为福柯多次批评过传统的权力观念，即视权力为确保奴役一个国家国民的一组机构和机制，或者说，是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实施统治的总体系统。他一再强调权力不是一样“东西”，而是一种关系，是各种势力关系的复合体，是这些势力关系通过持续不断的相互抗争，改变、增强或颠覆它们的过程。在《性史》第一卷中，福柯写道，“权力不是一种机制，不是一种机构，它不是赋予某人的一种力量；它是外借得来的一个名称，用于一个特定社会中某种策略情景。”我觉得，这段话和《知识分子与权力》中的一段话对照来看似乎更明白些，“毫无疑问，关于国家的理论和国家机器的传统分析无法穷尽权力运行和实施的领域。……凡是有权力的地方，人们都行使权力。确切地说，没有人是权力的拥有者，然而，总是一方面的一些人和另一方面的另一些人在一定的方向下共同行使权力。人们不知道谁是掌权者，但是知道谁没有权力。”权力不是一样“东西”，所以没有人是权力的拥有者。权力不是固定的存在，也不是流动的存在，而是无形的存在，是一种关系，是一
话语与权力
话语与权力 摘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进行了媒介化社会转型，媒介文化影响人们的生活、塑造人们的价值观。本文探讨媒介文化的意义生产机制，从话语学的理论出发，对大众媒介的意义呈现方式予以分析。 关键词：话语学权力商人话语 一、福柯与话语学理论 米歇尔·福柯，法国哲学家，作为一位影响深远的学者，福柯对文学理论、哲学、历史学、医学史、教育学和知识社会学都有很大的影响。福柯提出的“知识与权力”的关系问题，对研究传播问题很有启示，他的理论观点其实也深受索绪尔影响。福柯认为话语的实践不同于传统的语言实践，话语分析必须放置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等结构的相互联系之中，也就是说，意义分析必须结合具体的语境。各个时代提供的关于知识的“真理”的话语，其实受制于人类社会深处隐藏的权力关系，关注知识与权力、话语与权力之间的密不可分的关系成为福柯话语学的理论基础。“如果没有话语的生产、积累、流通和发挥功能的话，这些权力关系自身就不能建立起来和得到巩固。我们受权力对真理的生产的支配，如果不是通过对真理的生产，我们就不能实施权力。”1福柯的观点启示人们思考话语与权力的关系问题。 福柯认为，所谓“话语”，实际上是“一组陈述，这组陈述为谈论或表征有关某一历史时刻的特有话题提供一种语言或方法。”2“话语涉及的是语言对知识的生产。”3在福柯看来，话语界定生产了各种知识对象和言谈方式，话语采纳了以某种特定的方式谈论一个话题，同时也就限制、排除了其他的言谈方式，换句话说，话语是各种机构通过一种界定和排斥过程运用其权力的手段。特定的话语就某一个话题所能说的内容进行界定，这个界定机制由一系列未成文的规则体系构成，它企图对某个特定领域内可以写、可以想并付诸行动的东西进行规范。对福柯来说，重要的问题与其说是人们叙说了什么，不如说是人们为什么这么叙说，什么制约着他们的叙说。换言之，谁说和说什么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机制如何决定了“说”。 话语实践是如何被悄然完成的呢？福柯认为，权力已经渗透到整个社会生活领域之中，权力的行使温和而隐秘，它通过不同的形式来完成对个体肉体和精神的双重规训，使个体服从整合到社会秩序之中，这种规训与惩罚其实是一种微观权力的实施与运作。这个思想在福柯著作《规训与惩罚》中得到细致阐述。从知识的形成机制背后发现权力机制，这就是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贯彻的系谱学的方法。福柯意义上的知识型实际上就是一种权力机制，是通过规训的一种权力表达，规训塑造了个体，是权力的特殊手段。规训是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分析监狱制度时提出的概念。他认为，规训代替酷刑是古典时期转向现代时期的一个重要标志。它标志着一种新的知识型的产生，一种新的控制和塑造人的权力机制的产生。规训实质上是一种社会控制的形式。公开的惩罚转化成规训，实际上是权力的行使策略从公开转为隐蔽、从宏观转向微观的一种形式，最终表现为新的知识型的产生。福柯认为，人类的一切知识都是通过“话语”而获得的，任何脱离“话语”的事物都不存在，人与世界的关系是一种话语关系。换言之，话语权作为一种潜在的现实权力，更多程度上体现为一种社会 1[法]米歇尔·福柯：《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28页 2[法]米歇尔·福柯：《性史》，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年，第99页 3同上书
传统鬼怪文化与东亚电影的身份认同——以中国、日本、韩国鬼怪类型片为核心
传统鬼怪文化与东亚电影的身份认同——以中国、日本、韩 国鬼怪类型片为核心 从现代的人性观说，以鬼怪片为代表的非性类型电影，在用超越现实的术想象映照现实人性缺陷一方面上有着显著优点。对此，胡克归结得好：“果没有非现实电影类型的开拓，至还会造成几方面的不足。首先是对人性的理解会造成偏差，难以分展示人性恶的方面。其难以表现人的深层欲望，反化因素也就缺少更的表现机会。再有就是在术形式方面难以更大地冲破视禁忌，造成视觉冲击力使观众在精神上和艺术上多地获得解放。”②在目前国内电影创中，这三方面都是匮乏的。确地说，由于鬼神文化与现文明存在着严重的矛盾，传鬼神因广泛的崇拜基础而备较为完整的文化识体系，到了今天只能龟缩在藏污纳垢的民间，这在当程度上致使鬼神型电影的发挥空间日益狭窄；以判迷信弘扬文明为己任的启蒙潮彻底解构了鬼神的精神意义，同也导致传统文化的面目日模糊。这种情形在当下大的鬼神片中比比皆是。 一、中国鬼怪的尴尬：何处是家 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陆鬼怪类型片是缺席的。中原因在于，鬼怪文化中国现代社会中难以获存在的合法性。即便在目前的受情境中，唯物论仍成了鬼怪电影的创作障碍。鬼在失去了传统文化所造就精神家园后，只能是一种处告白的尴尬；国鬼怪片摇摆于诸多型，在凶杀、吸毒、枪战、情等等类型元素中，鬼怪总是退居席，仅是刺激感官的视听元素而与深层次的文化统无关。如上所说，鬼怪类型之所以如此，关键在于在当社会中分崩离析的鬼怪文化已经失了精神崇拜
的意义。从五新文化运动到文化大革命，中国统文化，尤其是被之封建迷信的鬼神文化遭受了多次击。如果说五四新文化运动播撒了主与科学，在知识分子群体广驱除了作为文化存的鬼神阴影，从知识产生与传播的层面上截断了鬼神文化承扩散的可能；那么文化大革命极端粗暴的非理形式则在观念形态画上一条巨大的伤痕，严重亵渎具有精神崇拜意味的鬼神文化，而影响到当下社会的集体心理。当们每每赞美高扬西式的民主与科学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或者沉痛控诉给民族来巨大灾难的文化大命，往往疏漏了标志民身份的文化传统被迫散落民间角落的事实。而很快，鬼怪们寄身的民间这文化空间又遭致商业文化的吞蚕食。伴随着90年代市场济迅猛兴起，西方快餐式的大文化进一步争夺瓜分文市场，这导致本已独木难的民间文化空间雪上加霜，毋讳言，同质化的全球想象严重威胁传统鬼怪本已日渐迫的存身之地。 在这种情况，大陆鬼怪类型片呈现的文症候是复杂的。国内怪类型片处于幼稚不熟状态，这不能简单归因于电审查的体制问题。年出现的如《闪灵猛》、《凶宅幽灵》、《七夜、《午夜惊魂》等鬼片在恐怖气氛、血腥场面的营造，并不逊色于亚洲他国家的鬼怪片，但是难以叙述一具备文化意义的鬼故事，就不得不令人深思。鬼怪类型片作一种文化工业产品，所对标准化的观众群在性别意识、知识结构、道德念等等，与鬼神文化所寄身民间俗众已较大的区别。与热传统鬼怪的香港恐怖片比，大陆的鬼怪片显然有所不。专门研究恐怖片的阿甘曾这说：“我是一个神秘主义者，相信不可以科学解释的，但我不喜欢缺乏根据的
福柯的话语权
傅柯的“话语理论”简述 1、话语权概述 “话语权”成为当代一个非常时髦的词，出现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方面面，在国内被人们频繁使用，在许多研究领域都运用傅柯的“话语权理论”来阐述自己的观点。上至学者，下至普通百姓，大家似乎都对“话语”和“话语权”的含义甚是了然。不同的学者在他们不同的学术领域中都多次提到对相关“话语”和“话语权”的理解，有人论述女性文学与女性主义的“话语权”，有人论述亚裔文学在国外的“话语权”，有人论述中国农民的“话语权”，有人论述民间文学的“话语权”，也有人研究建筑设计中的“话语权”，还有很多学者运用“话语权”这一较为复杂的概念来进行文本细读和分析，比如利用话语权来阐述某些特殊翻译现象等等。 话语作为人认识世界的工具，作为人与人相互交流和沟通的工具，作为与思想直接对应的关系，其存在初期仿佛被认为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并不为人们所重视，但随后对话语的认识与研究却越来越丰富和深入，事物各式各样的存在激起人们的思考，而思考又需要一个中介来“想”和“表述”，思考的结果也需要一个承载体来表达和外化。因此，在后现代主义看来，话语是极其重要的中介，人类所知所晓的一切，人类所建构起来的所有文明，都是通过话语这个中介作为传递手段并最终完成的。独特的话语由个体的出生、家庭背景、文化环境、时代风貌等诸多因素综合而成，正是有了独特的话语，才由话语建构起了独特的个体。 国内外学界对于话语是有一番深入分析和研究的。语言学界对话语做的界定是：“‘话语’通常有两种理解：狭义的理解是与篇章相对，指口头说出来的一句句话；广义的理解指言语交际行为体现出来的由词句构成的言语表达形式，它既可以是口语体，也可以是书面体。”这种广义的理解与语言学家索绪尔的“言语”概念较为接近。 2、傅柯的话语权 法国思想家米歇尔·傅柯是当代西方著名的后现代哲学家，学术研究广泛且深刻，出版过多部学术著作，其影响渗入到社会学、政治学、精神病学、医学、心理学、文学艺术等多个领域，但修辞学只研究其著作中以话语为中心的观点。话语以及话语权是傅柯在研究中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傅柯的“权力理论”一直受到学界关注。 由于独特的知识背景和生活经历，傅柯对精神病学、心理学和性错乱等问题感兴趣，他
对福柯权力理论的分析
对福柯权力理论的分析 【内容提要】权力是政治的核心，对于权力的定义域理解，古来便是见仁见智。福柯提出了权力-知识的概念，明确表示否定传统的阶级分析和阶级理论。权力不仅来自上面的结构对个人的排它性活动，而且也和知识与话语密切相关。权力和知识是共生体，权力可以产生知识：权力不仅在话语内创造知识对象，而且创造作为现实客体的知识对象。人文科学的主体，并不是由意识形态引起的幻想，而是某种权力关系现实存在的结果。新的人文科学的产生和新的权力结构的建立总是同时出现的。 【关键词】知识、权力、国家 福柯是法国哲学家、社会历史学家，后现代理论主要代表之一。其思想以反中心、反权威、反常规而著称，分析方法独特，研究主题多变，涉及历史、文学、哲学、政治、社会、文化等众多领域。福柯的权力理论强调文本与历史的关系，把权力当成具有心理意志力的普遍欲望。认为权力是档案负面的社会、政治现实，是一种永远存在、无法摆脱的社会罪恶。知识和权力是密不可分的“共生体”。知识是表象，权力是实质。每一种话语实践都有一套规则，以潜在的权力形式支配着特定领域的知识、思考和写作。历史写作的话语是在权力斗争中产生的，权力是人们对于事物所实施的暴力。不存在纯粹客观的话语，只有体现或大或小权力的话语。在艺术领域，一如政治、历史中，通过掌握话语而获得权力。福柯认为，权力不是获得的，也不是分享的，而是通过各种关系的一种转换无定的游戏，这些关系涉及经济、政治、知识、情感、性等各个领域。权力有意向却没有主体性，即便是权力促生了反抗力量，但它也只能存在于权力关系错综复杂的游戏网之中。 自政治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以来，人们就对权力进行着持续而深入的研究。可以说，权力是一个既古老而又崭新的话题，从古希腊的先哲们到现当代的思想家们都在孜孜求索。然而，权力却是一个在本质上具有争议的概念，又具有多张面孔，学者们见仁见智，必然会产生不同的理解。权力问题既是一个政治学的问题，又是一个法学的基本问题，虽然权力问题由来已久，但是关于权力的问题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概念，而且在这些权力问题的论述中最为关注的是统治权问题，即统治权的合法性问题，谁掌握统治权的问题，统治权问题一直是西方权力理论的一个核心问题。权力是政治的核心。从某种意义上说，政治研究就是关于权力分配方式和运行机制的研究，政治学也就是关于权力的学问。 福柯对于权力的定义独树一帜，福柯认为权力是档案社会的政治侧面，是一种无所不在、无法摆脱的社会事物。1972年他在知识分子与权力一文中说：那东西如此神秘，可见有不可见，在场又不在场，无所不在无孔不入，这东西就叫做权力。对福柯而言，权力不只是物质上的或军事上的威力，权力中处于核心地位的是权力和知识的关系。“权力和知识是直接相互连带的，不相应的建构一种知识领域就不可能有权力关系，不同时预设和建构权力关系就不会有任何知识。”即能够表现出来有知识是权力的一种来源，并引进了“话语”的概念。这里的“知识”有更广泛的含义，即人们对整个世界认知。福柯认为人们只有精通某一领域的知识才具备了这个领域的话语权，同时，这一领域的知识只有被普遍承认，才能转变成“权力。 福柯悬置了权力的本体论以及权力的合法与非法这一问题，可以得出自由主义所主张的法治的着点被悬置了。在传统自由主义看来法律是用来确定权力获得的合法性问题，以及限制权力的滥用的，这些法律的合法性同样也来自更深刻的合法性，在福柯这里传统自由主义的主张变地没有说服力了，甚至是变地不现实了。福柯批判了理性的霸权地位，同样否认法律的全能性与完备性，那种在权力面前无可置疑的法律在福柯看来是不存在的。与启蒙时期的法学家不同，福柯不认同那种对法律进行的客观分析，试图探讨法律的真实处境，运用历史-政治话语来分析法律的起源问题，法律之所以为法律的标准问题，以及法律的中立性问题。
中国人的身份认同
中国人的身份认同 作者：贾虹生 国家认同 中国人的身份认同，首先应体现在国家认同上。当今世界仍然是以国家为实体组成的，现实中没有人生活在国家之外，不管你是身在祖国，还是侨居他乡。我们13亿之众的中国人，99%以上就只能生活在祖先留下的这片国土上。因此，可以肯定地说：国家，既是社会统治的机器，也是世界各民族赖以生存的基础载体和基本形态。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中国古代先贤两千多年前概括的这一点，至今并没有本质上的改变。那么，各国人民的福祉必然和他的国家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一点也没有根本改变。国家利益至上仍是现今世界必然的行事逻辑，爱国主义也就成为各国人民的行为准则，家国情怀自然就被纳入到人们的道德标准和根本利益范围。这一串的关系绝不是道德说教，而是影响每一个人的活生生的现实课题。 笔者曾经两次去过美国，令我颇感震撼的不是那里的先进发达，而是两件小事。一次是代表团参加一个大型活动，成千上万人聚集在广场，生性自由活泼的美国人，看似无拘无束地嬉笑打闹。但当三名海军陆战队士兵护卫着星条旗正步走入广场时，人们立刻安静下来，右手按在左胸前，表情庄严地注目他们的国旗，偌大广场只听见三名战士的脚步声。可畏的是并没有人提醒，大家都是自觉的。另一次是在饭馆吃饭，当电视里响起“星条旗高高飘扬”的国歌声时，所有正在用餐的美国人，不约而同地站起来，表情严肃地按住心口，直到国歌声结束。我当时就想，美国人的爱国情怀，绝不输于任何国家，美国人的国家认同感与美国的强大有着必然关系。 国家认同，离不开对国家基本状况和发展道路的认同。我们的国家，是从一盘散沙、外强瓜分、军阀割据、战火频仍的状况下重新站立起来的。无论说它是“睡着的狮子”，还是说它“东亚的病夫”，都是任人宰割、欺辱的对象。除了掠夺你的资源财富，没人关心你的人民疾苦，国民也变得越来越愚昧和麻木，就像鲁迅先生无情鞭挞的那
福科话语理论
福科话语理论的新解读 [摘要] 福科的理论事业无法用哲学、历史学、心理学、文化学、人类学等学科来概括，也就是无法给福科的思想定位。然而，他对当代理论的主要贡献是他对“权力”的分析，尤其是对微观的处于边缘话语权力的分析。围绕权力与知识这一核心问题，对权力与真理、知识分子、政治、性及后现代殖民性问题之间的关系展开了分析，完善了他的话语理论。 [关键词] 福科话语理论权力 一．福科的经历与思想轨迹。（一个传奇式人物） 福科是法国后结构主义思潮的主要代表之一。1926年出生在法国普瓦提埃。1948年毕业于巴黎高等师范哲学系，以后又继续攻读心理学，心理病理学士学位。20世纪50年代，福科曾在瑞典一所大学做过讲师；1960—1968年侨居突尼斯，任教于克莱蒙-菲兰特文学院。1968年12月返回法国以后在巴黎大学文森纳学院任哲学系教授；1970年以后在法兰西学院认识论史系任教授。 福科像他那个时代的许多法国思想家一样，在二战后曾一度沉浸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天地，有人还说他在一个短时期里参加过法国共产党，但福科后来说自己从未打上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印记，否认自己曾在实际上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对于福科思想发展有较大影响的，有伊波里特（巴黎著名的亨利四世中学的一个极其出色的哲学讲师，著名的黑格尔研究者，他给福科留下了巨大的终身的影响）、康吉汉和阿尔都塞。从伊波里特那里，福科认识到，黑格尔并没有预示哲学的终结，而是预示哲学的开端。在1970年他在法兰西学院的就职讲演中说，伊波里特不是把哲学看成是一种最终能在概念运动中使自己得到传播和重新组合的总体性，而是对着无穷无尽的地平线的背景，把它改造成一种无穷无尽的工作。他说，伊波里特认为，象不可接近的总体性的思想一样，哲学是那个能够在经验的极端不规则性中予以拒绝的东西；它是那个把它自己表述和显示在生、死和记忆中不断复发的问题。这样，他就把黑格尔关于自我意识的终结课题，变成一个反复质问的问题。 从康吉汉那里，福科加深了他关于科学哲学的特有的法国传统的知识，正是在康吉汉的帮助下，福科完成和发表了他第一批论疯狂和医院的书，如1954年发表的《精神疾病与心理学》，1961年发表的《疯狂和文明》等等。虽然福科说过，他的关于知识的考古学史，有点不同于康吉汉的较为直截了当的科学的认识史，但却和康吉汉一样地猜疑连续性、猜疑逐渐增加和积累的地步。 而在和阿尔都塞交往和交流中，福科加深了他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不是植根在哲学人本主义、不是一个人道主义者的看法。福科和阿尔都塞一样认为，马克思对历史的认识论
跨文化交际中的语言运用与文化身份认同
跨文化交际中的语言运用与文化身份认同 近几十年来，随着经济发展与科技进步，世界发生着越来越紧密的联系，各个国家、民族的文化紧密交织，相互碰撞，带来异彩纷呈的文化盛宴。与此同时，跨文化交际又不可避免地带来异文化的对抗和冲突。越来越多的现象表明仅仅学会对方的语言并不能完全保证交际畅通无阻。这种由文化冲突带来的焦虑和不适应主要发生在长期旅居国外的留学生和工作人员身上。他们长期浸润在与本国迥异的行为规范中，更需要不断反思调整自己的文化身份，以求在陌生环境中寻得正确且舒适的生活状态，如何运用别人可以接受的语言建立有效的身份认同，是关系到交际效果的重要问题。 一、文化身份的概念引入 参考邢福义在《文化语言学》中对广义文化的定义，我们认为，“文化是为全体社会成员共同拥有的生活方式和为满足这些生活方式而共同创造的事事物物，以及基于这些方式而形成的心理和行为。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文化身份（cultural identity）的定义也不尽相同。如Hamers and Blanc认为：复杂的文化结构经过整合进入个体，并与个体人格相结合，继而构成个体的文化身份。偏重于强调文化身份是个体在社会化过程中形成的动态机制。Kramsch认为文化身份是在特定文化系统中社会认定或自我认同中建立起来的，侧重强调文化群体成员对其文化归属的自我认同以及外部认同。综合几种定义，我们认为文化身份是某一文化群体成员对其成员身份即文化归属的认同感，包括自我认同和外部认同。 每个个体从出生起就开始被赋以各种文化身份特征，宏观层面上包括国家、种族、民族身份；微观层面上包括地域、性别、年龄、信仰、学历、职业等。通过群体成员的言语行为、所思所想表现出来，向外部群体表征该群体的独特性。人们拥有多种社会身份决定了文化身份具有多重性，即使是处于同一宏观身份群体的个体，也因归属若干不同的次文化群体而彼此区分开来。 二、语言与文化身份 不同的文化群体以其独特的特征与其他群体区分，表明成员的文化身份。身份建构有多种途径，其中语言是体现文化身份最重要的标志。Kramsch在《语言与文化》一书中指出“一个社会群体成员所使用的语言与该群体的文化身份有一种天然的联系。”通过不同的语法、词汇、口音和言语模式，以及各种形式的语码转换，说话者表明了自己的文化身份。也被自己或他人确认为该言语社团的成员。比如人们往往会把与自己有类似人种特征、使用相同语言的人认定为同一国家或民族的人，由此获得亲切感和归属感。广泛存在的老乡会也是为了满足成员间相互的文化认同而存在的。恰当的语言有助于建立起有效的身份认同。反之，不当的语言将导致身份认同的混乱，在跨文化交际中甚至影响国家、民族的形象 语言影响身份的建立，反之，身份也会制约着交际者的语言运用。语言的选择呈现出差异，其深层次原因就是文化身份的差异。不同国家、民族的人常使用
福柯：话语的秩序
福柯：话语的秩序 一 我希望我本可以悄然滑入今天，以及将来许多岁月里，我在此地所必须说的话语中。我宁愿被言语包裹而远离所有可能的开端，亦不愿成为始作涌者。我更愿意意识到在我之前早已有一无名的声音在诉说着，如此我便只需加入，接过其已开的话头，置身于其裂隙间而不为人所知，就好像是它短暂停顿以召唤我。如此则不会有任何开端，而我也不是话语的缔造者，相反却听命于其偶然的开绽，一个微小的空隙，话语可能消失的那一点。 我企望在我身后有一早已开始言说的声音，预先复制我将言说的一切，此声音将会说：“你得继续，我不能继续，你得继续，我将继续，你得念念有词，只要还有词可念，直到他们发现我，直到他们说到我，异样的痛楚，异样的罪，你得继续，也许这已完成，也许他们已谈论过我，也许他们已把我带近我故事的门槛，在开启我故事的门之前。如果它真的开启，我将倍感惊奇。” 我想很多人都有类似规避开端的欲望，以求从最初即在话语的另一边，这样便无需从外部考虑话语的奇特、可怖和邪恶之处。体制之于这一常有愿望的答复却是讽刺性的，因为它将开端神圣化，用关注和静默将其围绕，并强加仪式化的形式于其上，似乎是为了使其在远处亦能更为容易地辨认。 欲望的表白：“我不善被迫进入这危险的话语界；亦不喜卷入它的专横决断里；而愿话语如同一平静、深缈的透明体，索绕我四周，无限地开放，其间别人亦会迎合我的期望，真理将——一从中呈现，我惟一可为的是随波而行，在其中或在其旁，如同一快乐的残骸。”体制的回复：“你不应该恐惧开端；我们在此即为向你表明话语属于规则范畴，我们长期以来一直在监视它的出现；已经为它准备好一予其荣誉却也缴其械的处所；话语也许某些时候具备些许威力，却也是从我们这儿，也只能从我们这儿获得。” 但也许这一制度与这一欲望只是针对同一种焦虑的两种相反的回答：关于话语作为言说或书写之物，其物质性实在是什么的焦虑；关于此一诚然注定会被抹去，但其发展的时间之维又不归我们所有的短暂性存在的焦虑；当感到在这一话语活动（虽然它单调、苍白）之下存有难以想像的权力和危险时的焦虑；当怀疑到这许多言词虽经长期使用而失去棱角，但正是通过它们进行过斗争，取得过胜利，造成过伤害，行使过控制和奴役时的焦虑。 人们言说，其话语可无限扩散，那么在这一事实中，到底存在什么危险呢？而危险又在哪里？ 二 这是我今晚为了确定我的工作领域——或是一临时舞台——而提出的假设：在每个社会，话语的制造是同时受一定数量程序的控制、选择、组织和重新分配的，这些程序的作用在于消除话语的力量和危险，控制其偶发事件，避开其沉重而可怕的物质性。 在我们这样的社会，排斥（exclusion）的程序是为人所熟知的。最明显和熟悉的便是禁律（prohibition）。我们明知我们没有谈论一切的权利，一些话题在某些场合是不能谈及的，也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权随便谈论个什么。在言语对象的禁忌，言语环境的仪规以及言语主体的特权或独享的权利上，我们看到三种禁律的运作，它们相互交叉、加强或互补，构成一不断变化的复杂网络。此刻我仅指出这张网织得最严密，亦即黑色方块最多之处，就是性和政治的领域；好像话语远非一透明或中性的环境，性在其中可被绥靖而政治亦得安抚，相反，
外国学者眼中的中国文化
外国学者眼中的中国文化 1. 中华文明是一盏从未熄灭并永远照亮人类的明灯 中国文化是中国的身份认同，更是世界文明的重要组成，为世界文化的丰富性做出了杰出贡献 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国际社会高度重视、新闻传媒日益瞩目的国家。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中国国际地位的迅速提高，中国文化在国家整体外交格局中的地位日益彰显，在世界上的传播力和影响力逐步提高。 未来中国在国际文化交流和世界文明格局中的影响力、话语权，正取决于中国今天在世界文化体系中的角色和地位。那么今天的中国文化在外国人眼中是什么样貌，在外国人的口中又作何评价呢？ 印度学者谭中教授说：“中国传统文化对世界文明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中华文明是一盏从未熄灭并永远照亮人类的明灯。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中华文化是一种特殊而巧妙的融合中外的文化。” 中国以文化立于世界，通过文化展现了在世界的独特存在。没有文化的中国是不可想象的，中国文化是中国的身份认同和本质特征的
体现。“中国文化的作用在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多极化过程中十分独特。中国作为一个经济强国，以其历史的积淀、优秀的文化传统已经、并将继续对世界发挥惊人的文化影响力。”美国尼德兰环球娱乐公司总裁尼德兰说。 埃及作家黑托尼认为，人类文明的发源从两大文明开始，一是包括法老文明和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在内的地中海文明；另一个则是包括佛教、孔子哲学、道教的亚洲文明。尽管人们知道中华文明的存在，但由于语言、地理位置和文化差异，中国文化并没有被世界广泛认知，人们对其内涵的了解仍不深刻。 瑞典著名汉学家林西丽教授对中国文化颇为精通，她详细列举了古代中国文明在工程、医药、科技数学、军事、交通和音乐等方面的伟大贡献，感慨中国造纸、印刷、水转翻车、浑天仪与地震仪、独轮车等等中国古代发明为欧洲农业、工业革命提供了灵感。“中国文化具有独特的人文价值，这些特点在当今世界犹自散发着独特的人文光辉。”意大利威尼斯佛斯卡利大学蒂其亚娜教授对中国文化蕴含的特有价值有着独到的认识，她认为中国人从古代就会依据文化而不是战争准则生活并治理自己的国家，“这是他们的智慧之处”。 中国文化影响整个亚洲，惠及欧美，在东亚形成以汉字和儒家思想为主要特征的中华文化圈，成为东方文明的核心体系。日本学者认
权力话语与文化理论
权力话语与文化理论 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科（Michel Foucault，1926-1984）的理论充满挑战性。福科著作和思想的考古学方法，对当代人文科学有重要启示作用。而他在时代、文化和思潮中展开的理论关键，即"知识型"、"人之死"、"话语权力"、"谱系学"等重要问题，需要进行清晰而深刻的阐释。福科一生著述颇丰，其著作大多译成英语，主要有：《疯狂与文明》（1961），《词与物》英译书名为《事物的秩序》（1966），《知识考古学》（1969），《监禁与惩罚》（1975）以及《性史》（1976-1984）等。 这些著作试图分析疯狂、性、犯罪如何变成某种真理的游戏，而在这些人类的行为实践中，主体自身又是如何通过真理的游戏获得改变。他不仅从人类科学的考古学角度，而且从监禁、惩罚和性的权力禁忌压抑的角度，揭示主体的存在及其现代问题。在对疯狂、性、文明、权力、压抑等关键问题的探讨中，福科要去发现在现实的权力机构和权力压抑网络中被确认和隔离的一系列问题，关注人类文明中那些异端和边缘的东西，注重研究现代权力机构复杂系统包容的知识和经过调整的日常实践活动的话语。 福科问题的核心是，弄清一种知识通过什么方式得以在文明中产生转换和发展，同时又为科学理论提出新的观察领域，提出未曾涉及的问题和尚未发现的对象，因此，权力、真理、话语和考古学的方法，成为他挖掘那些被掩盖被压抑的问题和"知识型"的方法。
一权力与话语的理论向度 福科对当代理论的主要贡献是他对"权力"的分析，尤其是对微观的处于边缘话语权力的分析。于是围绕权力与知识这一核心问题，展开权力与真理、权力与知识分子、权力与政治、权力与性、权力与后现代后殖民问题的当代分析，成为福科的主要工作。 就权力与知识而言，"权力"问题是福科研究疯狂、监狱、文化、现代化发展的一个核心问题。诸如：权力是如何实施的，权力是以一种怎样的形态在社会中运行，又受到怎样的制约等。福科一反过去所谓的权力就是禁止或阻止人们做某种事情的力量的说法，而将权力看作是一种网络关系，追问权力在社会中的功能和运作方式，研究权力的策略、网络和机制，并发现权力赖以实施并促使其得到实施的手段。权力无所不在，除了硬性权力以外，软性权力同样值得研究。 权力的策略产生了知识，权力与知识之间有着一种微妙的关系，因此，知识分子总是努力划定一条不可超越的界限，把象征着真理和自由的知识领域与权力运作的领域分割开来。然而，人文科学是伴随权力机制而产生的，知识的作用就是保护个体的生存，并对外部世界加以理解，知识通过理解活动构成现代人生存的手段。知识与权力融和在一起并禀有一层现代面具，使统治的结构获得某种合法性，而这种统治总是具有压迫、监禁和权力的分割等特征。知识与权力具有一种微妙关系，所以，监狱、精神病院、医院、学校甚至大众传媒等都与权力有着紧密的关系，可以说是与不同形式的知识连接在一起的，在
中国文化精神“ 一、二、三”--当下中国文化身份认同构铸之橼桷
中国文化精神"一、二、三" !当下中国文化身份认同构铸之橼桷 !! 龙宝新1容中逵2 (1陕西师范大学教科院,西安710062;2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北京100875) 摘要:何谓中国文化精神?对这一老生常谈的问题,笔者依据人与自然、人与他人、人与自身三维,结合自 身所学所思,对前贤的论述进行了梳理与归类,进一步明确了"天人合一"、"为人由二"、"省己求三"的中 国文化基本精神,希冀此论能在这个被全球化吞噬的"众神狂欢"时代,为国人带来一丝迷失后的文化身 份认同。 关键词:中国文化精神;天人合一;为人由二;省己求三 中图分类号:(20)文献标识码:* 在国族经济实力日强、国际地位日显、国人生活日佳的当下,人们对中国文化精神这一问题的探讨似乎又开始沸腾起来。虽然不同人对此的看法有些出入,但无论其具体措词如何,其字里行间所表露的内容基本上是一致的。因而此处笔者所要做的工作便是,结合自己对中国文化精神的所学、所察、所悟,根据相应维度将这些早已被先人述说的精神进行一定的梳理与归类,然后将其纳入到相应的"名分"之下,为国人的文化身份认同重新展示出类似本迪尼克特·安德森所言的"想像的共同体"①来。 文化怪杰辜老前辈认为,"中国人的精神并不仅仅是指中国人的性格或特征。而是指中国人赖以生存之物,是本民族固有的心态、性情和情操",并认为典型中国人的特点是"基于同情与智能的温良、基于宗族与名分的责任、基于忠诚与礼致的廉耻感、基于仁与道德的君子之道",一句话,"真正的中国人就是有着赤子之心和成年人的智慧、过着心灵生活的这样一种人"。②钱穆先生则在分析各地文化精神之不同时指出中国乃一大型农国,具有农耕文化的特征,认为中国的农耕文化是一种"安、足、静、定之文化"。③张岱年先生认为,"文化的精神即思想。就字源来讲,精是细微之义,神是能动的作用之义。文化的基本精神就是文化发展过程中的精微的内在动力,也即是指导民族文化不断前进的基本思想",并认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是一个包括诸多要素、统一而非单纯的体系,主要包括"刚健有为、和与中、崇德利用、天人协调四个要素,其中天人协调思想主要解决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崇德利用思想主要解决人自身在精神与物质生活上的关系;和与中思想主要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刚健有为思想是解决处理各种关系的人生总原则"。④廉永杰等先生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是凝聚在中国传统文化现象中并通过它们体现出来的最精微的思想基础,是指导和推动中国传统文化不断前进的精神支柱、思想源泉和基本观念,主要包括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贵和持中、豁达乐观;修养品行、经世治邦;追求真理、崇尚气节;知行合体、求是务实;忧国忧民、恋土爱国"。⑤何静等先生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特质包括"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厚德载物的包容精神、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名分大义的礼治精神、天人合一的自然精神"五个方面。⑥当然,还有其他学者也提出了大致相似的看法,不一而足。 从上述诸种关于中国文化精神观点的摘抄中,我们至少可以看出其间两点共性:一是文化精神主要锁定在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层面。二是文化精神主要围绕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三者展开论述。
权利话语理论
浅谈《追风筝的人》中的权力话语理论 摘要：《追风筝的人》是勒德·胡赛尼的第一部小说。本文将运用米歇尔·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对该小说进行解读，分析其中的三组权力关系及其之间的话语，从而更深刻的体会小说主题，并使文学理论更好的与文学作品相衔接。 关键词：《追风筝的人》；米歇尔·福柯；权力话语；沉默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1005-5312（2012）21-0077-01 《追风筝的人》，作者勒德·胡赛尼。《追风筝的人》是他的第一本小说。小说由第一人称视角，讲述了一个身在美国的阿富汗移民童年的往事和他成人后对儿时过错的心灵救赎过程。 米歇尔·福柯（1926-1984），法国后现代思潮的前卫人物、结构主义哲学家，他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将人们的视线转向在西方哲学以及思想的研究历史中向来被忽视的一些方面，例如：疯癫，医学史，规训及其制度，性欲。 福柯所说的权力是“支配人体的政治技术”。权力一方面借助话语实现自身的价值，一方面又是影响和控制话语最根本的因素。但是真正的权力又通过话语来实现，就是这样一种权力话语，它有着巨大的力量和权威性。福柯的话语理论的基本观念是“人是受话语支配的”。所谓话语是：思想的物质表现，不仅决定思想，而且影响人的身体。 一、《追风筝的人》中体现的权力关系篇二：话语与权力 话语与权力 * 戏剧《人民公敌》的情节概括起来说的就是：科学家兼医生斯多克芒发现本城镇的浴场矿泉里含有多种非常危险的传染病菌，因而他坚持全部工程必须进行改造；而他的哥哥彼得作为市长兼浴场委员会主席则坚决反对这一改造计划，其理由是改造浴场需要二三十万克罗纳，且要停止经营两年，这既损害了资本筹集者的利益，也不符合城镇市民的利益。我们完全可以把这看作两个不同的阶级围绕各自不同利益而展开的一场冲突与斗争。也可以在这基础上，把斯多克芒医生最后的失败原因，一方面归咎于他个人缺乏斗争经验和群众觉悟的有待提高两个因素，另一方面可以把失败的原因归咎于官僚势力和资产阶级势力的勾结及其狡猾的本性。 但有趣的是，这场关涉不同阶级利益的冲突与斗争，完全没有以暴力或革命的形式出现，也避开了经济利益分配的焦点问题；而是转移到一系列诸如民主、真理、责任、义务、自由和正义等问题的论战。一场斗争冲突更像是一场话语的争夺与阐释，更像是一次从不同角度展开的修辞活动。最终斯多克芒以失败告终，被审判为“人民的公敌”。这样我们要问的是，“人民公敌”这一显然不合情理的宣判为什么能以合乎情理的方式展开？的确，易卜生笔下的彼得市长确实与被脸谱化的反面人物大有不同之处：他对斯多克芒医生可谓晓之以情，动之以理。一方面他并没有完全拒绝弟弟的发现，而是认为对存在的问题“可以用适应委员会的财力的办法来补救”，为了照顾地方利益，可以想出私下解决的办法；另一方面他教导其弟弟要懂得人情世故，并警告他如果执意坚持改造计划，他就会遭到解聘，最终一无所有。相反斯多克芒的缺点暴露无遗，显得极为“固 执”、“冲动”和“鲁莽”，他直接冲撞市长，甚至夺过他的官帽和手杖，多少显得有点“不合时宜”。但这显然还不是不合情理的宣判之所以能够以合情合理的形式演绎、发生的关键所在。那么，究竟谁是“人民公敌”？谁赋予这一宣判的权利？看来文本中所展开的这场冲突和斗争比我们想像的要来得复杂，其方式更为隐蔽。米歇尔?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将为我们揭示外在的对立与斗争背后，一场隐蔽的话语争夺和“微观权力”较量在这里是如何进行的，我们也能从中找出那个不合乎事理的宣判之所以能以合理的形式进行的支撑点。 话语原来是属于语言学范畴，用来指构成一个具有相对完整的单位。而在福柯的谱系学理论中，话语显然是一个赋有文化、社会和历史内涵的概念。“能指”（signifier）和“所指”
浅谈中国传统文化传承
浅谈中国传统文化传承 在全球化发展的今天，面对现代本土文化的变迁和外来强势或非强势文化的渗透，中国传统文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一些国人对传统文化日益护士或遗忘，甚至否定，民族文化身份认同面临缺失危机，对此，迫切要求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重塑。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文化的根基，也是中国民族精神的精髓，重塑中国传统文化是振兴中华民族之源。 中国传统文化就是中华民族在以往漫长的岁月中，形成的有别于其他民族的思想文化和物质生活的总成。那么，我们今天说弘扬传统文化，是不是凡属传统文化或者说凡是老的旧的东西都该复兴呢？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其实就是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问题。在一些人眼中，传统文化仿佛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只要它一出现，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遭遇的种种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另一些人则更对传统文化顶礼膜拜，对它既不能有丝毫的怀疑，更不能有取舍之间的犹疑。 而对于传统文化的态度问题，其实是早在上世纪的五四时期就已经有过反思和激辩的，那个年代的青年曾经响亮地喊出过?打倒孔家店?的口号，而陈独秀、胡适、鲁迅也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标志性人物。但是，在高喊抢救和弘扬传统文化的今天，我们应该首先应该反思的不是怎么去集成怎么去弘扬，而是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你又了解多少，如若你连其内涵，其本质是什么都不知道，又该如何传承？怎么传承？你所做的一切也基本上是一些跟风形式而已，并没有什么实质
性质上的改变，对于文化的传承也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所以要想传承，先了解再弘扬。 在弘扬的时候我们也应该思考，也依然有必要回答一下?什么样的传统文化才有弘扬的必要?这个老问题。对待传统文化应该有一种审视的态度，任何的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都是不理性的。对此，许多专家学者也表示，抢救和弘扬传统文化不是复旧和倒退，而是要更好地认同与养护我们民族文化的根，并从中找到它的现代价值。 著名学者朱大可说：?传统文化应当接受普世价值的检验。所谓普世价值，就是被全人类所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像爱、民主、自由、平等、公正、正义和教养等。凡是符合这些普世价值的传统文化，就可以被继承和弘扬，相反，凡是违背这些价值的，当然要予以抛弃。?而学者裴钰则对此看法不同：?在法理社会中，我们需要尊重个人的文化权利。一些旧俗的出现，本身就体现了多元化文化的兴起，这也是国际文化的潮流，早在1988年，美国斯坦福大学就把‘西方文明’这门课程，变为‘世界文明’，引导学生从西方文明的单一视野，扩展为包括非洲、拉丁美洲、西亚和中国在内的多元化的世界文明。这是大势所趋。?他表示，传统文化需要理性和真诚的传承，而不是做作的?弘扬?。 而在我看来，一棒子打死，妄自菲薄，数典忘祖，搞历史虚无主义是不行的；但是抱残守缺，照抄照搬，全盘吸收，大搞复古主义也违背历史发展的规律。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理性发展中国传统文化才是中国人的不二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