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的农民主体性思想及其当代意义
南京政治学院学报（JNIP ）2015年第5期第31卷（总第183期）
马克思恩格斯的农民主体性思想及其当代意义
李明宇，张真真
（江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镇江212013）
摘要：农民主体性是指农民在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实践中所表现出的能动性、自觉性、自主性。马克思恩格斯从生产方式和农民解放两条主线出发，围绕农民主体性发挥和发展的历史作用、农民主体性缺失的社会环境和表现、农民主体性的历史性生成和发展的未来可能性、农民主体性发挥和发展的途径等几个方面阐述他们关于农民主体性思想的基本见解，展示出系统性的农民主体性思想。马克思恩格斯的分析对寻求农民主体性发展新思路以及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关键词：马克思；恩格斯；农民；主体性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774（2015）05-0010-05
收稿日期：2015-06-18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2013年度项目“马克思恩格斯城乡融合理论与我国城乡发展一体化研究”（13CKS001）；国家社科基金2014年度项目“城乡一体化中文化和谐共生的实现机制研究”（14BSH059）；江苏省研究生创新工程基金项目“城乡医疗卫生服务协同机制研究”
作者简介：李明宇，江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江苏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生。
张真真，江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生。
人的主体性发展是人自由和全面发展的重要内容。农民这一占人类相当比例的特殊群体，其主体性的发展更是至关重要。农民问题是马克思恩格斯毕生关注的问题，并有大量相关著述。马克思对农民问题的道德关注早在《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和《摩塞尔记者的辩护》两篇文章中就有所体现。后来的《共产党宣言》《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1847年的运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新莱茵报》《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德国农民战争》《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摘要》《资本论》《法德农民问题》以及对东方国家问题研究的许多著作中都涉及农民问题。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没有直接提出“农民主体性”这一概念，但是在他们关于农民问题的著述中，把农民作为历史进程中无产阶级必须依靠的实践主体，对农民的自主性和能动性等主体性特质发展的局限性及发展方向和路径等有过明确的论述和分析，展示了他们较为系统的农民主体性思想。重新分析解读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农民主体性思想，映照现实、回归
经典，积极探寻农民主体性发挥和发展的新思路，对于发展城乡一体化，培育新型农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马克思恩格斯分析农民主体性的两条主线
人的主体性是人作为主体在实践中表现出的一种自由意志和自由精神。对于主体性的解读，西方哲学家进行了大量阐述和反思，马克思主义则将主体性的解读投射到实践或劳动中，认为主体性是主体在实践中生成的自觉、能动、自主的特性。农民主体性，简言之，是指农民在生产和生活实践中的所表现出的能动性、自觉性、自主性，农民能够独立选择、能动创造，从中可以展现农民在实践活动中对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的统一程度的把握和体现。农民主体性是社会性、历史性、实践性和创造性的统一。仔细梳理和分析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农民问题的论述，我们发现马克思恩格斯分析农民主体性时，依据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大致沿着两条主
－
－10
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5年第5期
线展开。
第一条主线是农民的生产方式。依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马克思恩格斯结合资本主义的社会背景，在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中寻找农民主体性特点的成因。马克思指出，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工业化的进程，“小生产衰亡”已经成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正在急剧地发生变化，在资本原始积累基础上进行的工业化，导致农民阶级的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农民的阶级分化和贫困化状况凸显。农民主体性在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大的转变过程中，急剧地呈现出新的特点和状况。
第二条主线是农民的自由解放。人的自由解放是马克思主义为之奋斗的最高目标。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农民主体性研究的最终目标同样是实现农民的自由解放。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农民在无产阶级革命的浪潮中逐渐摆脱保守性，实现革命化，农民阶级最终必然走向没落。作为未来的无产者，农民只有成为工人阶级的同盟，只有参加无产阶级革命才能最终获得自身的解放和自由发展。而农民主体性的提升和确立，又是其自身获得解放的前提和关键。
二、马克思恩格斯农民主体性思想的主要内容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农民主体性的论述涉及农民主体性发挥和发展的历史作用、社会环境、主体性困境、历史发展的可能性以及主体性发挥和发展的途径等方面，是一个由外而内、由当下到未来、卓有远见的系统思想。
（一）农民主体性发挥和发展的历史作用：农民是工人阶级的强大同盟
马克思恩格斯明确地认识到了农民的强大力量，并坚信农民阶级通过革命性引导可以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坚实同盟。19世纪90年代，法国首先爆发了一连串的农民运动。紧随其后，欧洲其他国家和地区也频频发生农民的骚乱与暴动，以至于恩格斯在1894年这样说道：“从爱尔兰到西西里，从安达卢西亚到俄罗斯和保加利亚，农民到处都是人口、生产和政治力量的非常重要的因素”[1]484。农民主体性得到发展，在实践中对无产阶级革命和人类社会发展必然规律能动、积极地认识和把握，即农民的“革命化”，是无产阶级革命和历史进步的关键要素。马克思指出：“在革命进程把站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国民大众即农民和小资产者发动起来反对资产阶级制度，反对资本统治以前，在革命进程迫使他们承认无产阶级是自己的先锋队而靠拢它以前，法国的工人们是不能前进一步，不能丝毫触动资产阶级制度的”[2]677。“近600年来，城市总是一切进步运动的策源地，农民在独立民主运动中总是反动的，而且总是被镇压下去。城市工业无产阶级成了现代一切民主运动的核心；小资产者，尤其是农民，总是跟在他们后面。”[3]301恩格斯也同样看到了这样的事实：“社会党夺取政权已成为可以预见的将来的事情。然而，为了夺取政权，这个政党应当首先从城市走向农村，应当成为农村中的一股力量。”[1]485
在这样的基本认识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将农民视为这样一股力量：由于社会的和历史的原因，他们自身存在着思想和组织方面的局限，缺乏相应的革命性；他们要实现自身解放，必须找到一个革命性和组织性很强的阶级作为引导者和领导者；一旦农民阶级能够受到无产阶级的影响，接受无产阶级的革命性特质，成为无产阶级的同盟，就会成为历史进步的必不可少的关键力量。
（二）农民主体性发展面临的社会环境
在马克思看来，“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4]32。马克思恩格斯就是运用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从农村的生活条件、小块土地所有制、小生产方式的分散性、封闭性等出发，剖析了农民思想保守，缺乏主体性的社会环境。
农民处在社会系统结构的边缘，主体性发展条件不充分。马克思和恩格斯坚信，农民和工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都是资本家攫取利润的牺牲品。而农民处于被剥削最底层，其生存状态和社会地位决定他们不可能享受当时先进制度的支持。马克思曾经指出：“印度农民的肩上压着所有这些各式各样的制度的缺陷”[5]242，使得农民成为旧制度的坚强基石，阻碍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开展，同时阻碍了农民自身的解放和发展。另一方面，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在近代工业化的进程中，“资本主义生产形式的发展，割断了农业小生产的命脉；这种小生产正在无法挽救地灭亡和衰落”[1]485。在这种旧的主体性发展条件破坏的基础上，农民生产生活方式落后，生活困苦，社会地位低下，主体性发展环境不充
－－11
分，无法融入和感受工业化提供的新的主体性发展条件。与这种经济生存环境伴随的政治环境、文化道德环境也将农民或禁锢在小农意识里面，或被排除在新体系之外。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那样，“农民至今在多数场合下只是表现出他们那种根源于农村生活隔绝状况的冷漠态度”[6]295。
（三）农民主体性困境的主要表现
马克思恩格斯从思想性和组织性方面入手，揭示农民主体性的缺失。当然，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农民主体性的缺失是相对于近代大工业的发展、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使命以及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而言，农民在实践中对这种社会发展的目的性和规律性缺乏自主性、自觉性和能动性的反应。
第一，思想意识方面，小农意识浓厚，缺乏个体自由意识，缺乏独立性和自主性，依赖、顺从心理明显。农村住处分散、环境稳定、职业固定的生活条件导致农民思想保守，不太容易接受环境的改变。他们排斥社会分工，孤立地进行生产，通过自然交换来取得生活资料。“小资产阶级和农民都完全依赖于工业无产阶级的主动性，在这一点上，农民甚至更加厉害。”[7]小块土地所有制、小生产方式的分散性、封闭性导致其所有的思想意识和实践活动受制于手中的一小块土地所决定的社会生存条件。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小块土地所有制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农民一家一户独立进行生产经营。也就是说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在极其狭窄的范围内结合起来，生产经营规模狭小，占有的生产资料数量甚微，无法形成合理的农业生产结构，限制着专业分工和社会分工，农民被死死地束缚在这些小块土地的农业劳动中，既难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也无法最大限度地利用无偿自然力。马克思对印度曾有这样的分析：“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不管看来怎样祥和无害，却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它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的作为和历史自创精神。”[5]142-143这种简单的、分散的、落后的生产方式决定了他们在道德观念和行为习惯上形成了一些局限性。这些局限导致他们尤其排斥为他们的生活带来很大变化的新生产方式，革命性的生产方式在农民那里推行就相对迟缓，相对困难。在社会不断进步过程中，不更新观念、不接受新事物、不采用新工具必然导致更大的贫困。
第二，政治生活方面，政治参与意识淡漠，缺乏组织性，难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论及法国农民的分散性时关于“一袋马铃薯”的说法——“法国国民的广大群众，便是由一些同名数简单相加形成的，好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8]229。虽然有一定的共同性，但彼此之间只存在地域联系，失去了广泛交往的机会，难以“形成全国性的联系，形成政治组织，就这一点而言，他们又不是一个阶级。因此，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9]639。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2]678。但同时我们也看到，马克思对农民是区别对待的，这样状态的农民只是代表保守的农民，不代表革命的农民。“不是力求联合城市并以自己的力量去推翻旧制度的农村居民，而相反，是愚蠢地拘守这个旧制度，期待帝国的幽灵来拯救自己和自己的小块土地并赐给自己以特权地位的农村居民。”[8]230
总之，思想性和组织性方面的局限性造成了农民无法正确认识自身的历史命运和历史使命，不能准确把握历史发展的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摇摆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这正是农民主体性缺乏的根本表现。为此，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农民自己不可能解放自己，必须有革命性的阶级作为它的同盟者和领导者，它才可能实现自身的彻底解放。
（四）农民主体性历史发展的可能性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农民主体性的缺失状态是具体的、历史的，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随着社会的发展，农民主体性有着积极和能动的未来发展可能性，所谓的“缺失”是相对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使命以及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而言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高利贷和税收制度必然到处使这种所有制陷入贫困境地。资本在土地价格上的支出，势必夺去用于耕种的资本。生产资料无止境地分散，生产者本身无止境地互相分离。人力发生巨大的浪费。生产条件越来越恶化和生产资料越来越昂贵是小块土地所有制的必然规律。”[10]912依照这个逻辑，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同时，小农贫困化加剧、地位愈加低落的状况致使他们日益革命化，保守性转变为革命性。小农必然地转化为农业工人、农村工人或城市产业工人。作为未来的无产者，他们与城市无产阶级具有
李明宇，张真真马克思恩格斯的农民主体性思想及其当代意义
－
－12
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5年第5期
相同的利益和立场。因此，农民阶级不可避免地衰落，终将落入无产阶级的队伍，其主体性也将随之得到发展，必然同工人阶级联合反对资产阶级，从而推动历史的发展。
（五）农民主体性发挥和发展的途径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农民主体性发挥和发展的途径主要遵循两条途径展开。
第一是无产阶级革命。具体途径是农民与工人阶级联盟，推翻资本主义和一切剥削制度，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这是完成自身解放的必要条件和根本利益所在。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初稿》中指出，只有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才能保证农民“改变他们目前的经济状况能够一方面拯救他们免于地主的剥削，另一方面使他们不至于为了所有权的名义而遭受压榨、苦役和贫困的煎熬；能够把他们的名义上的土地所有权变成他们对自己的劳动果实的实际所有权；能够使他们既享受……现代农艺学之利，又无损他们作为真正独立生产者的地位”[11]102。因为在资产阶级专政下，农民通过自己的劳动所获得的果实被夺走，所有权本身变得徒有其名，是一种幻觉的所有权，并且他们随时随刻都会遭到剥夺，这就甚至使他们名义上的所有权也被剥夺，沦为农村无产者。对此，恩格斯指出：“只有为城镇工人谋福利的政府才能把他们从那种虽有一块不大的份地却愈来愈受痛苦和煎熬的绝境中解放出来”[12]8。这里，恩格斯为在小块土地上痛苦挣扎的贫苦农民找到了一条解放的道路，这就是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和工人联合起来推翻资产阶级的蛮横无理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随着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资本的剥削日益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农业也不例外。小农经济在资本的强大攻势面前显得如此软弱无力，农民的利益同资产阶级的利益越来越不可调和地相对立起来，结果“农民所受的剥削和工业无产阶级所受的剥削，只是在形式上有所不同。剥削者是同一个：资本。……只有资本的瓦解，才能使农民地位提高；只有反资本主义的无产阶级的政府，才能终结他们在经济上的贫困和社会上的衰落”[13]98。只有在消灭封建制度，使农民自由占有土地之后，才能在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完成小农经济向社会化的农业生产的转变；只有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农民个体自由了，才能真正地实现向现代社会的转变。
第二是工业化。马克思恩格斯一方面找到了消除农民贫困的途径——实行“城乡融合”，消灭城乡差别；另一方面也指出通过发展生产力，开展集体经济，实现工业化，废除私有制是实现这一途径的根本条件。同时，马克思恩格斯也把对农民的教育和改造视为工业化的必要条件。
马克思恩格斯从“小生产衰亡”的角度，“认为家庭经营是落后的，要被社会化大生产所取代，不是被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所取代，就是被社会主义社会化大生产所取代”[1]485。马克思恩格斯在评价农民在社会化过程中，或者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过程中地位变化时，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形式的发展，割断了农业小生产的命脉；这种小生产正在无法挽救地灭亡和衰落。……资本主义的大生产将把他们那无力的过时的小生产压碎，正如火车把独轮手推车压碎一样是毫无问题的”[1]501。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小生产方式的革命提上了日程，工业化成了农民发展自己、解放自己的必由之路。要完成这个任务，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应该通过发挥新生产方式的魅力来逐步吸引和感化农民。“当我们掌握了国家政权的时候，我们绝不会用暴力去剥夺小农（不论有无报偿，都是一样），像我们将不得不如此对待大土地占有者那样。我们对于小农的任务，首先是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不是采用暴力，而是通过示范和为此提供社会帮助。”[1]498-499这样，通过加强对农民的教育，实现对农民的改造，从而让农民在被动接受的基础上逐步认识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使命和人类发展的必然，最终主动完成主体性的构建和转型，实现自身的解放和发展。
三、马克思恩格斯农民主体性思想的启示与中国农民发展的思考
从历史层面考察农民主体性发展的阶段性状态和特点来看，当前中国农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下，农民主体性发展环境、主体性状态有了本质性的提升。但在实践中相对于中国工业化、现代化进程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农民主体性缺失状态明显，表现为农业生产的经验化、政治参与的淡漠、盲从的社会心理以及全球化的冲击所带来的传统与现代转换间出现的价值真空状态，精神需求与价值困境之间失衡，体现出被动、质朴、缓慢、滞后等特点。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解决农民主体性缺失及农民解放途径的观点在当前仍具有重大的现实价值，对中国农民的自我发展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31
以马克思恩格斯的探索为借鉴，针对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在探索中国农民的出路问题时，应围绕如何培育新型农民、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核心问题，寻求中国农民主体性发挥的途径。这个新农村建设的核心问题应着重关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转变农业生产方式，塑造高素质的新型农民。结合当前中国农村的现实问题，转变农业生产方式应着力关注以下几个方面：实现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提高生产效率；实现封闭型向开放型转变，改变农民的小农意识和传统观念，增强市场意识；实现密集型向技术型转变，提高农民的技能素养。通过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变，促进农民综合素质的提高，从而塑造适合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新型农民。
第二，加速农村城市化、农民市民化进程，建立新型工农联盟。农业生产方式顺应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要求，促进了农业产业化发展的进程，尤其是加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大大加快了农村城市化的进程。生产方式改变了农民的思想和生存理念，提高农民的综合素质，也改变了农民的生存方式。开放的文化环境也使农民深受现代观念的影响，展露开放性的特质，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务工，接受了城市的生活理念。这加速了农民市民化的进程。在农村城市化、农民市民化的过程中，农民逐渐摆脱保守性，主体性大大提升，农村与城市在发展理念和生存理念上有了实质性的交融，促进了新型工农联盟的建立。
第三，大力发展农村现代文化，加强对农民的教育和改造。通过文化的途径对农民进行教育和改造也是塑造新型农民的必要途径。通过政策调控和制度创新、加大文化设施的投入、扩大农村公共空间、拓宽农民教育渠道，大力弘扬乡土文化，积极培育农村文化产业，让农村文化产业进入市场经济的运行轨道，挖掘乡土文化资源，大力发展特色文化产业，在弘扬民族文化的同时，促进农民增收，在经济效益中获得自我价值和主体体验。切实提高农民科学文化素质，逐步促进农村逐渐与城市接轨，切实让农民享受到现代化的成果，使农民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找到自我人生意义的坐标，提升农民的主体价值，从而塑造高素质的新型农民。
第四，推进制度建设，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强农村和城市的制度对接和推进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让农民普遍接受制度的关照和辐射，加速农民融入现代化进程，实现农民主体性质的飞跃和提升。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7]Oscar J.Hammen.Marx and the Agrarian Question[J]. The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 ol.77,No.3,Jun.,1972.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0]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责任编辑张明之]
李明宇，张真真马克思恩格斯的农民主体性思想及其当代意义
－
－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