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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05 李曦珍 影视之镜下的人类之像_人类学纪录片在影视媒介中的_视像_呈现

2011 05 李曦珍 影视之镜下的人类之像_人类学纪录片在影视媒介中的_视像_呈现
2011 05 李曦珍 影视之镜下的人类之像_人类学纪录片在影视媒介中的_视像_呈现

视觉人类学

一、日本动漫中的中国形象刻板印象分析 我是一个喜欢看动漫的人,而众所周知,日本动漫在动漫行业确实是独树一帜的。而看了多年的动漫,不难发现很多框架较大的动漫都会涉及到中国。而从中我们不难发现日本动漫对中国形象有了一个刻板印象。 (1)中国人出场男人唐装女人旗袍的复古印象。这一点可以说是一种积极的印象了,在国内已经被大多数人给遗忘的古典服饰好歹还是被日本人给记住了。这种刻板印象却突显了国人的悲哀,日本人的和服至今依旧是一种正式的正常的穿着,而在国内却是鲜少见到唐装旗袍,这些东西都是出现在特定的场合了,真正的只能成为一种文化而已了。再从日本人的角度来看,为什么他们的印象都是停留在这些复古服饰呢?即使在现代甚至是未来背景的动漫中(如《叛逆的鲁鲁修》《四驱兄弟》等),中国人依旧是穿着复古,这是不是意味着日本人对中国的刻板印象就是如此一个古代的文明国度?发人深思。 (2)日本动漫中的中国只有乡村没有城市。这种刻板印象的产生实在令人不可思议,无论是在怎样的一部动漫中看到的始终只是中国那么一个乡村,更甚者中国角色是从深山老林出来的。这样的刻板印象,是中国的落后所造成的,虽然地大物博,虽然中国人自己自信满满,但是外国人却始终是把中国划归了落后的国家。 (3)日本动漫中的中国充满了神秘感。在绝大多数提到中国的日本动漫中,中国始终是一个神秘的古老的令人好奇的国度,而其中的中国角色也会拥有一些神秘的能力,切换到中国的场景也经常是一个充满神秘感的地方。不难看出日本人对中国的好奇与向往的刻板印象。 总之,从日本动漫中可以发现许多日本人对中国形象的刻板印象,或好或坏。我们也需要反思反思这种刻板印象产生的原因了。 二、浅谈孙明经 孙明经,一个鲜为人知的名字,一个被尘封的记忆,一段没能载入历史的遗憾。 孙明经先生一生都在为中国的影视建设而奋斗,他参与了国家电影、广播、摄影高等教育的创建工作,创建了国家电影、广播、电视、摄影高等教育最早的十几门课程,同时也建设了其教材,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电影、电视、广播、摄影的大学教师和高级人才,还拍摄了可观数量的教育电影及科学考察照片(亲自摄制科考及教育电影63部,负责组织摄制110

影视人类学作业

影视人类学作业 《鬼子来了》观后感——浅论中国国民性姜文执导的电影《鬼子来了》讲述了河北抗战的故事,在一个叫挂甲台的小村落里,老百姓无知愚昧地固守着自己

的善良,却悲惨得被鬼子集体屠杀,而且屠杀发生在日本天皇签署投降书以后。 那么这一系列悲剧的始作俑者是谁呢?拿起屠刀的毫无疑问是日本人,屠杀了挂甲台老小的是日本军队,杀害了马大三的是花屋小三郎。问题迎刃而解,但是果其然哉?非也。 影片开头,祸从天降,正在云雨的马大三被扔了一个包袱:两个俘虏,送来的人在暗处,只用刀枪说话,问其姓名,只回答一个“我”字。在此出现了本片最大的一个悬念,“我”是谁?从某个角度,一切的悲剧都是这个“我”造成的。而“我”是谁呢? “我”是谁?这一带有哲学性的命题,同时也是一切悲剧的源头,“我”究竟是谁?在此我提出几点猜想: 一、以挂甲台为代表的中国农民,国民的劣根性。 在任何一种语言中,“我”都代表自己,造成挂甲台悲剧的就是挂甲台村民自己,进一步是国民劣根性造成的结果。 (一)懦弱,血性的丧失 鲁迅说过:“中国人有两个时代,一个是坐稳了奴隶的时代,一个是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中国的老百姓,向来是不惮于反抗的,只要你给他们地种,让他们活,他们就像陷入沼泽的人,只要鼻子还露在外面能喘气,就不愿意动一

动,中国人,只要坐稳了奴隶就知足了。真是万劫不复。”(鲁迅《鲁迅全集》)处于日本人奴隶统治下的中国人,无疑是坐稳了奴隶的时代,虽然有被打的风险,被杀的可能,但是无疑还活着,于是麻木不仁,懦弱不堪,“爱国”只是个虚幻,活着才是现实,避免惹祸上身才是大事。中国农民只要有土地,哪怕是被人骑到了头上,都不会有半点反抗,顶多是在心底阿Q式骂一句,今天可被孙子打了。在电影中也确实是这样做的,村民被吃鸡的日本人打后,跑到地窖中,疯打没有反抗能力的花屋。血性不是对弱者的践踏,而是对残暴的反抗,对弱者的不是勇气,而是懦弱。 懦弱,神经质的恐惧,对其他人权利甚至自己权利的漠视。在遭受损失的时候,常听到中国人说的便是:“算了算了。”而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明哲保身也是中国人最为推崇的品质,而稍一出头,对方还未有如何表示,自己一方便都觉得此人太不懂“事”(但何谓“事”)刺头一个,赶紧隔离。老北京有一句话:“睡不着眯着。”中国人也就在眯着的时候失去了血性。影片中溜出碉堡的日本兵想要吃鸡,老兵对新兵说:“对付支那猪,只有手中的枪最管用。”这种神经质的恐惧,是滋生暴君和暴官的最好温床,是侵略者最容易奴役的顺民。 电影中,编导将中国人与日本人做了鲜明的对比,在村民的审判席上,为了活命的汉奸董汉臣与军曹花屋构成了鲜

法国人类学纪录片实录

重要的是问题而不是答案2005-11-28 ——法国人类学纪录片实录 [关键词]:人类学纪录片影像anthropology documentary [内容摘要]本文作者在组织《法国人类学纪录片》展映活动中,通过与法国著名影视专家的交流,对人类学纪录片的历史,与影像的关系,与一般纪录片的异同作了介绍,并表达了自己对几部片子的思考。 [关键词]人类学纪录片;影像;客观性 1999年10月26日——31日,上海音像资料馆与法国国家科研中心影视部在上海共同举办了“法国人类学纪录片展映”活动。作为合办方,此次法国人类学纪录片的展映活动得到了法国国家科研中心影视部驻华专员范华(中文名)先生的大力支持。另一位法国知名人类学纪录片导演、人类学博士娜丁女士专程由法国来上海出席活动。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影视部主任铁里·巴杜先生为活动写来了贺信。信中巴杜先生简要地表述了他本人对于人类学纪录片的一些见解。他认为:人类学家始终与影像有着一种特殊的和得天独厚的关系。人类学家们是最早将摄影机和放映机纳入到科学研究行为中的人。这一切无疑是因为人类学是一门观察和如何观察的科学。人类学家在看待他所研究的社会时,要力求摆脱个人的局限、个人的成见,以及任何民族中心论和价值范畴的不同划分。这样一来,摄影机(还有与其不可分离的放映机或录像机)的作用则显而易见了。它们可以让人类学家重返拍摄地点,显示拍摄的图像,也即他观察到的这个社会的形象。换言之,这既是被研究的社会的画面,同时也是科学研究的成果;是一种实地考察或实地检验。 无论是巴杜先生,还是范华先生,还是娜丁女士,他们都将人类学纪录片纳入到科研领域之中,影像的记录服务和服从于人类学的研究,用影视人类学来界定他们的工作也许更为贴切。而引进如此专业性很强的影视作品,对于上海的影视纪录片创作、文化理论研究,以及上海音像资料馆自身又有什么意义呢?就连娜丁女士开始也提出了类似的疑问。 对此,上海音像资料馆馆长陈湘云女士在开幕致辞中作了这样的表述: 音像资料馆的功能在于,以音像资料作为媒体,在空间上达成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民族间的文化认知与交流;在时间上构筑起人类文明与发展的音像史志。这与人类学纪录片致力于利用影像形式来记录、保存和研究人类历史和文明的宗旨有着很多的相通之处。而举办这样一次“法国人类学纪录片展映”活动,一方面是介绍和展示法国人类学纪录片的成果,法国是世界电影的诞生地,人类学的研究也在世界上享有很高的威望。一方面也想借此推动中国人类学纪录片创作与研究的发展,激发中国的纪录片编导,自觉承担起历史的责任与时代的使命,记录上海、记录中国,记录华夏民族生生不息的发展足迹。

人类学仪式研究的理论学派述论

人类学仪式研究的理论学派述论 彭文斌 郭建勋 [摘要]仪式是作为学科的人类学界定自己的一大支柱,长期以来吸引了学人们广泛的兴趣。由于仪式文化现象的多维性与复杂性,学界对仪式的研究一直众说纷纭,神话-仪式学派、心理学派、结构-功能学派、现象学派、实践-表演学派等应运而生,从不同的角度对仪式进行阐释。本文根据近年来海内外的相关成果,对仪式研究的诸种学术取向作一简略梳理。 [关键词]人类学;仪式研究;神话-仪式学派;仪式-心理分析取向;社会结构-功能学派;宗教现象学派;仪式研究的实路表演学派 作者简介:彭文斌,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UBC)亚洲研究所、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郭建勋,西南民族大学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讲师,民族学博士, 研究藏族社会与文化。四川成都610041

仪式是宗教的实践过程,也被称为“行动中的信仰”(belief in action),其重要性得到了宗教学和人类学界的长期关注。在人类学的百年发展史中,仪式与亲属制都曾经作为人类学研究的二大支柱,对于人类学科的发展和学科边界的建构都产生过深远和不可磨灭的影响。就具体的层面而言,仪式的探索对宗教、文化和人格的研究都提供了不少独到与多维的视野。[1] 然而,由于仪式涉及的活动范围较为复杂和宽泛,如何定义仪式则有许多不同的看法。广义的仪式,近似于社会性的泛泛礼仪,包括人际交往的规范与行为,如见面与告别的日常礼仪、以及升旗等政治礼仪。狭义的仪式,则专指宗教的祭祀与礼拜仪式,早期人类学所指的仪式多与宗教信仰相关。英国人类学家威廉·罗伯逊·史密斯(William Robertson Smith)认为,在原始宗教中,仪式的重要性要高于信仰的内涵。涂尔干(Emile Durkheim)继承了史密斯的这一观点,他认为, 宗教中的仪式活动要远胜于信仰体系本身。因此,宗教“就是一整套与神圣事物有关的信仰和仪式活动”。[2] 在英语中有二个词汇来表述仪式,一为“ritual”,二为“rite”。二个词汇可以理解成前指“仪轨”,后为“礼俗”,即强调规范、秩序与强调具体实践之间的细微差别。在1771年第一版的《不列颠百科全书》(Encyclopaedia Britannica)中把“ritual” 定义为“一本指导秩序和方式的书,它见之于正在特定的教会、

什么是人类学纪录片

什么是人类学纪录片 [内容摘要]在中国纪录片发展面临内容和主题的深化、表现手法的更新之际,人类学纪录片为我们展示了一个新的天地,国内的一些先行者在这方面已取得了成功,实现了与国际接轨。那么什么是人类学纪录片?人类学纪录片又有几种类型?请参阅本文。 [关键词]人类学;人类学纪录片;文化 “人类学纪录片”顾名思义,它显然包括两个方面——人类学和纪录片,两者密不可分。但它既不等于人类学的传统文字表达方式,也不等同于人们日常熟悉的纪录片。就内容而言,人类学纪录片是人类学的、理性的,属学术成果,在这个意义上,与人类学书面著作等同,而与一般纪录片有异。从表述形式来看,人类学纪录片则又是鲜活的、形象的,与人类学书面著作的表述方式完全不同,而与一般纪录片相同。由此可以说,人类学纪录片是科学成果与艺术形式的完善结合,是纪录片手段用于人类学研究,其纪录片是外在的表现形式,人类学是内在的表述内容,是人类学家研究成果的产物,也是纪录片中的一类特殊类型。“人类学”和“人类学纪录片”都是从西方引入我国的。“人类学”较早,本世纪初就已传入我国,而“人类学纪录片”就很晚了,直到“1985年,当时担任国际影视人类学委员会主席的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埃森·巴列克西教授(Asen Balikci)来我国访问,这个片种才被介绍到我国”。① 在英语里,西方国家对人类学纪录片有若干种不同的称呼。一般称为Anthropologic Documentary(人类学纪录片),或Ethnologic Documentary(民族学纪录片)。也有的人把其中单纯记录某一民族的文化现象,但很少或不加任何解释和评价的影片称之为Ethnographic Documentary(民族志纪录片)。这些不同的命名多少有些差异,但并没有实质性的区别,一般情况下可以兼容,这主要是在人类学界使用。而影视圈内,一般把这类影片通通归于纪录片,仅仅认为它是纪录片中的一类,并没有赋予它比一般纪录片更多的含义。 当今世界,人们的交往越来越多,形成了多元文化的社会,人类学纪录片可以把不同的文化传递给人们,并促使人们开展对话,让人们分享世界上不同地区的不同文化,从而唤起人类对自身深刻而积极的感受。在世界人类学第9届大会上,与会人类学家通过了《关于影视人类学的决议》,决议写道:“电影、录音带和录像带在今天已是一种不可缺少的科学资料的源泉。它们提供有关人类行为的可靠资料,……它们能将我们正在变化着的生活方式的种种特征保存下来,留传给后世。我们所处的时代不只是一个变化的时代,而且是同一性增强而文化大量消失的时代。为了纠正这一过程可能导致的人类的短视行为,按现存的多样性和丰富性记录人类遗产就非常必要。”②这已成为许多国家影视人类学家们的共识。 一、人类学纪录片的起源 人类学纪录片是随着电影的诞生而出现的。据著名的影视人类学家保罗·霍金斯(美国)的文章称,第一个拍摄人类学纪录片的人是瑞格纳特(Felix-louis Regnault),他于1989年在法国巴黎举办的非洲民族学博览会上用电影记录了非洲沃洛夫妇女制作陶器的过程。“毫无疑问,这是第一部民族志电影”。 最初,人类学纪录片在人类学界不受重视,它只不过是作为人类学研究中的附带产物,而并没有作为必不可少的研究工具和研究成果中用以引用的重要部分。直到本世纪30年代,格利哥利·本特森(Gregory Bateson)和马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改变了这种状况,他们将人类学和电影结合到一起。 本特森曾在新几内亚东北部的色皮克河沿岸的雅特木耳人中间进行过田野调查工作,并写了本题为《耐温》(1936年)的专著。米德则在萨摩亚和新几内亚做过田野工作,他曾写过大量的专著和文章,并早已由于他的人类学著名通俗易懂而著称于世。本特森和米德于1936年—1939年在一个巴厘人的小村庄一起从事研究工作,他们的这一项研究对人类学的重要贡献就是:将电影和照片运用到人类学研究中去,并将它们有机地结合到一起。他们用摄影手段来弥补早期各自工作中的不足,例如生动的可视性图像可以使本特森非人格化的抽象分析更加丰满;再比如纪实性的纪录片可以使米德对人类行为的广泛描写更加生动和深刻,纪录片就像他们的人类学著作一样,描写了人们的行为,并展示了人类学研究的结果。在纪录片的“许多地方集中表现了小孩儿之间以及小孩儿与成年人之间的相互行为。譬如他们在影片中表现了巴厘人挑逗小孩儿的这样一种行为:用手触摸刺激婴儿,使他达到近乎兴奋最高点时,突然停止与婴儿的接触,这对研究成年的巴厘人没有高兴奋点的…稳定状态?来说,是很重要的,他也以生动的形象表明,这一点在纪录片中可以很好地被表现出来。”③

视觉人类学的三个维度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wendangku.net/doc/5a16643772.html, 视觉人类学的三个维度 作者:邓启耀 来源:《学术探索》2013年第01期 摘要:看或被看,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状态。就我们在什么情况下在场观看?观看者和被观看者处于什么关系?透过我们的观看,呈现的是自己文化的影像记忆,还是现实人文的多重镜像?我们的图像如何具有我们的文化特质等问题,本文结合2009年在昆明召开的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第16届大会研讨情况,对“我看人,人看我;我看人,也看我;我看人怎么看我”三个视觉人类学角度做些论述,以期和学界同仁分享大会研讨成果。 关键词:视觉人类学;我看人;人看我;我看我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3)01-006-06 2009年 7月27日—31日,号称人类学民族学奥运会的“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第16届大会”在昆明召开,有来自国内外的三千多学者参加。大会分为若干论坛,影视人类学是其中规模最大的论坛之一,有18个专题组。“视觉表达和跨文化观察暨庄学本百年诞辰纪念研讨会”,是“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第16届大会”影视人类学论坛引起较大反响的专题组之一,由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广东美术馆和中央民族大学联合主办,笔者和法国亚威农艺术学院雅克·德冯特(Jacques Defert)教授、摄影理论家李媚教授共同主持。本专题组有来自中、 法、美、日等国的40多位学者参加,根据论文内容分为三个单元:第一单元为“我看人:谁是我?谁是他者?庄学本百年诞辰纪念研讨会”,第二单元为“人看我,我看我:本文化持有者自述和视觉分享”,第三单元为“我看人,人看我:局外人和局内人的对视与对话”。 研讨会开始,笔者作为执行主席做《我看人看我》的专题主持开场白,笔者认为,看或被看,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状态。问题是,我们在什么情况下在场观看?观看者和被观看者处于什么关系?透过我们的观看,呈现的是自己文化的影像记忆,还是现实人文的多重镜像?我们的图像如何具有我们的文化特质?已故著名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关于“我看人,人看我”的人类学观察,从视觉人类学角度可以在不同的断句情况下理解:我看人,人看我;我看人,也看我;我看人怎么看我等等。这是本专题组研讨主题策划的一个结构性考虑。 一、我看人:谁是我?谁是他者? 庄学本百年诞辰纪念研讨会研讨会是对尘封半个世纪的摄影大师庄学本影像的多学科学 术研讨。庄学本作为中国现代影视人类学的杰出先行者和摄影艺术家,他的摄影考察以及摄影作品所具有的历史丰富性以及文化、艺术品质,无疑值得后人发掘与研究。本次会议研讨主题为:20世纪初中国的西部开发和边地摄影、庄学本与中国人类学摄影、拍摄者与被拍摄者、 他者观看的多种方式、民族学:国家建构与民族认同的人类学考察、中国历史中的影像人类学

人类学仪式研究的理论学派述论_New

人类学仪式研究的理论学派述论

人类学仪式研究的理论学派述论 彭文斌 郭建勋 [摘要]仪式是作为学科的人类学界定自己的一大支柱,长期以来吸引了学人们广泛的兴趣。由于仪式文化现象的多维性与复杂性,学界对仪式的研究一直众说纷纭,神话-仪式学派、心理学派、结构-功能学派、现象学派、实践-表演学派等应运而生,从不同的角度对仪式进行阐释。本文根据近年来海内外的相关成果,对仪式研究的诸种学术取向作一简略梳理。 [关键词]人类学;仪式研究;神话-仪式学派;仪式-心理分析取向;社会结构-功能学派;宗教现象学派;仪式研究的实路表演学派 作者简介:彭文斌,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UBC)亚洲研究所、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郭建勋,西南民族大学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讲师,民族学博士, 研究藏族社会与文化。四川成都610041

会、教区或相似地点举行的庆典和礼拜”。“Rite”则是“指举行礼拜的特定方式,它在各地的乡下举行”。到1910年第十一版《不列颠百科全书》时,有关仪式的现代定义才问世,它综合了泰勒、兰格、弗雷泽等的观点。阿萨德(Asad)认为,“仪式(ritual) 被看做规范化行为的一个类型,它象征或表现了某种东西,而且由此与个人意识和社会组织形成了不同的)联系”。[3]人类学对仪式的专业定义各式各样,各有千秋。有强调仪式中的表演与转换因素的,如波比·亚历山大所言: 就最一般的和最基本的方面说,仪式是按计划进行的或即兴创作的一种表演。通过这种表演形成了一种转换,即将日常生活转变到另一种关联中。而在这种关联中,日常的东西被改变了。[4] 而在著名的人类学家维克多特纳的经典定义中,他更注重仪式的规范与信仰成分,他将仪式描述为: 用于特定场合的一套规定好了的正式行为,它们虽然没有放弃技术惯例,但却是对神秘的(或非经验的)存在或力量的信仰,这些存在或力量被看做所有结果的第一位的或终极的原因。[4] 值得注意的是仪式认知过程中的意识形态因素:作为分析性的专门性词语,仪式出现在19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它被确认为人类经验的一个分类范畴里的概念,其本意是将欧洲

人类学田野调查中的语言学方法

人类学田野调查中的语言学方法 张振江 第一节准备工作 采用语言学方法进行人类学调查,涉及众多方面的准备工作。这些准备工作中,有一部分与人类学调查的其他部分的准备工作相同,有些则是语言学所特别需要的。本节主要讲述涉及到语言学的若干主要准备工作。 一、语言学相关文献和资料的准备 1.地方志文献中的人文、历史沿革、语言文献; 2.历史文献中的语言文献; 3.直接相关的语言学资料; 4.直接相关的语言学研究成果; 5.类似领域的语言学资料、研究成果; 二、语音器材准备 1.录音设备; 2.语音分析设备; 3.其他辅助设备; 三、编制语言调查大纲 1.最主要的语言调查准备工作之一。 2.根据具体调查目的,确定具体的调查大纲。在人类学调查中,这个大纲必须服从整个的人类学调查,而与单纯的语音学调查大纲可能不同。 3.但是,无论是何种目的调查大纲,都必须包括以下基本内容:(1)绪论。概述本次调查的基本目的、意义、方法、程序等等; (2)语音学方面; (3)语法学方面; (4)词汇学; (5)句子与长篇语料 细致地编写调查大纲,以便更好地服务于人类学诸目的。就人类学田野 调查中的语

言学研究来说,一般的,语音学、词汇学、语料等方面尤其重要,因此,尤其要周详。 四、选择语言调查合作人 1.语言调查合作人很大程度上决定调查的成败; 2.对合作人的语言能力方面的要求; 3.对合作人地方性知识的要求 4.对合作人身体等其他方面的要求; 5.语言调查非常辛苦,必须尽可能地为合作人提供便利,掌握调查节奏,以达到最好的结果。 第二节记音 一、记音 不论对语言学调查来说还是对人类学调查来说,记音都是最基础的工作。记音工作如果 不扎实甚至出现重大错误,将对以后的工作产生根本性的影响。 二、人类学调查中常用的记音方法 许多人类学家并不是语言学家,掌握的记音手段可能多种多样,下面是常见的几种。 1。使用汉语拼音方案 优点是通行面广,缺点是适用面窄。它是基于普通话而设计的,通常也仅仅适合于普通话。因此,不能广泛用于精确记录其他语音系统。 2。使用具体语言或者方言的拼音方案 许多语言、方言另有专门的拼音方案,例如壮语、水语、汉族的粤方言等等。 一般来说,通行都受限制。 3。汉字拟音 这是很常见的方法。 原因:一方面与纪录者不能很好地掌握其他记音手段有关,另一方面也与现实有关。

什么是影视人类学

什么是影视人类学 A什么是影视人类学 影视人类学是人类学的分支学科之一,旨在用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贯穿纪录片电影的摄制;或者说,影视人类学是以影视手段表现人类学原理,记录、展示和诠释一个族群的文化或尝试建立跨文化比较的学问。在人类学的教学与研究中,照片的拍摄、分析和民族志电影或录像最为常见。 在以文字作品为主流的人类学学术界,影视作品一直处于辅助性的位置,这显然和重文字轻图像的人类学传统相关。然而,人类学家发现,有别于文字撰写,影视方法通过镜头所建构的图像可以寻求对文化的另一种理解形式。而且,影视表现可以方便地实现人类学者―读者(观众)―当地人三者之间的直接交流,特别是把人类学思想反馈给那些异文化或没有书写符号的当地人。 文本与影视这两种类型的民族志实践具有相通性,因此影视人类学片也称为民族志电影。 B民族志电影的特点――文字与影视合璧报告

直到20世纪30年代,贝特森和米德将电影和照片运用到人类学研究中去。他们认为,电影可以实现文字调查报告不能表现的东西。1936―1939年,贝特森和米德使用摄影手段补充他们巴厘岛进行有关文化与性格的田野研究报告。此次田野调查结束后的1932年,他们配合大量照片出版了两部著作。此外,他们将拍摄的22000英尺16毫米胶片素材剪辑成《巴厘跳神与舞蹈》、《巴厘与新几内亚的儿童竞争》、《一个巴厘人的家庭》、《一个新几内亚婴儿的出生》等6部影片。因此,米德和贝特森在巴厘岛关于文化和民族性的田野工作,因影像的介入使得再现栩栩如生的人物性格与表现过程成为可能。并且,他们使影像作品首次成为人类学研究与成果报告的重要组成部分。 C 拍摄原则及其实践 1.为人类学的影片影视人类学的对象和人类学是一致的。 其目的都在于应用学科理论解释某种文化或行为。多种方法的民族志田野工作经验及其田野成果的再现方式可以 获得对于该族群和文化的重要综观。 保罗?霍金斯则认为,民族志电影在以下领域扮演了独特的角色:

人类学视野中的_仪式_与_文化展演_[1]

第29卷第6期 盐城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V o l.29No.62009年12月 Journal of Y ancheng T eachers U niver sity(Humanities &So cial Sciences) Dec.2009 [收稿日期]2009-10-19 [作者简介]王 静(1981- ),女,辽宁阜新人,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博士生。 人类学视野中的/仪式0与/文化展演0 王 静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北京100081) =摘 要>在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开展得风起云涌之际,人们日益发觉,许多传统的民间活动都已/旧貌换新颜0,尤其是一些古老的宗教活动所发生的本质性蜕变尤为令人瞩目,它们正从一种传统的/仪式0渐变为一种为权力所操控的现代/文化展演0。作为一对水乳交融但又截然对立的文化形态,仪式与文化展演本身究竟有着各自怎样的结构程式、功能意义及逻辑秩序,二者之间又是如何相互关联及相互转换的,本文通过对仪式与文化展演的相关人类学理论的探讨、评述,以期对这些问题予以探究。 =关键词>仪式;文化展演;权力;元逻辑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3-6873(2009)06-0032-05 在历史的遗忘与重构中,许多宝贵的民间文化传统都已慢慢凋落消亡。近年来,随着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如火如荼地展开,各地纷纷掀起了对处于濒危的传统文化资源进行挖掘、整理、抢救及保护的浪潮,很快这其间所迸发出来的热情便渲染了从国家到地方政府、到地方文化精英再到民间的各个阶层。于是,人们日益看到许多以往或残存或消亡的民间文化艺术活动又开始悄然探头,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然而,透过这一/繁华0的背后,人们也日益发觉,昔日里的许多民间活动正/旧貌换新颜0。其中,一些古老的宗教仪式活动所发生的本质性蜕变尤为令人瞩目,随着商业娱乐性元素的不断糅入,它们原本所负载于身的神圣、神秘性正日益消弭,传统的宗教仪式正渐变为一种为权力所操控的现代文化展演。于是,神圣与世俗的交锋、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民族性与地方性文化艺术特质的日益彰显,使得这一类民间文化活动的复兴工作显得扑朔迷离。然而,作为一对水乳交融但又截然对立的文化形态,仪式与文化展演本身究竟有着各自怎样的结构程式、功能意义及逻辑秩序,二者之间又是如何相互关联及相互转换的,这些都将是本文所致力于解决的问题。 一 仪式研究,可谓人类学领域内热衷探讨的经典话题。长期以来,这一概念本身被人类学的各理论流派不断地界定,但正如利奇所说,/虽然-仪式.是人类学论述中一个很突出的概念,对它的确 切含义却从来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0[1]504不过,就目前仪式研究的总体状况而言,人类学的仪式研究对象基本还是被界定为那些/带有明确宗教意义和喻指性的行为0。 然而,尽管人类学的仪式研究对象有了较为清晰的界定,我们似乎仍然不能仅此来理顺以往仪式研究所呈现出的繁复多样性,由此,对人类学仪式研究状况进行总体的归类就显得尤为重要。彭兆荣在5人类学仪式研究评述6一文中指出,目前在人类学的仪式研究中,基本上存在两种取向。一是对古典神话和仪式的诠释,这主要是就二者之间早期的互文(inter contex t)、互疏(inter prela -tion)及互动(interaction)的关系提出来的,这一研究特点在泰勒、斯宾塞、弗雷泽等学者的著述里都有所体现;二是对仪式的宗教渊源和社会行为的探讨,即将仪式视为特定的宗教行为和社会实践[2] 。如列维-斯特劳斯、利奇、特纳、道格拉斯等人的仪式研究。 # 32#

人类学概论章节要点整理

人类学概论章节要点 第一章人类学要义 第一节何为人类学 第二节人类学的领域 第三节认识论与方法论主题 章节要点: 人类学有如下概念要点: 人类学是研究人性与文化的学科,具有兼容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学科的跨学科特征。人类学是关于不同文化的他者及他者性的学科,是以文化概念为中心,参与观察为主要方法,采取经验性的田野工作进行研究的领域。人类学是人类学者和田野调查点当地人进行的有关文化涵的知识性交流实践,并就文化撰写的结果——民族志素材进行分析、诠释或建构而著书立说(含口传记录和影视作品)。当我们承认存在着超越文化和语言界限的客观现实,以及总会有共同的可供研究的分析单元与要素的前提下,发现人类行为的共性及差异,以及发现某种通则或进行理论概括的跨文化比较法才能得以实现。 在人类学的诸分支学科中,跨越时空的生物——文化连续性与中断是人类学视野下体质与考古研究的共同旨趣。在此基础上,引起对人类自身进化和多样性的科学分析与文化诠释。由于不同文化中的语言和言语规则不尽相同,因此,话语分析和交际民族志在关注同一族群部的交际的时候,同样注重跨文化互动中的语言文化差异及其意义。而当代的文化研究,因日益凸显政治的、经济的、区域的、国家的、信息的,以及全球化的巨大的系统侵入,不断影响传统人类学旧日的研究领地,为此传统乡土社会和外在力量移入之间的联动过程尤为引人注目,成为今日人类学不可逾越的考查要点之一。 人类学在形成自身学科的过程中,积累了一些特有的学科认识论主题。例如对人类普同性的认识是建立在对各个地理区域社会与文化的相似性与差别的基础之上;不同文化具有相对性和平等性,并不意味着放弃批评或赞成某一群人的所思所为,而是将其文化行为放入具体的历史、环境和社会中加以评估和看待。人类对环境的适应,不只是修正自己的社会文化系统,同时也是修正自然环境以适应自己的生存需要。人类群体的适应还包括教育、创新、发明等方式调整成员的行为习惯,以使社会得到持续的发展。人类学主把人类社会的过去、现在和将来视为一个动态的整体,从过程的、功能的、综合的(人的生物——文化系统)、认识论的和方法论的出发点考察人类社会,以下不断认识田野工作中的较小的社区和更大的人类社会之总体。上述人类的普同性、文化相对性、适应和整体性等,也和田野工作、参与观察以及民族志一样成了人类学的几个重要学科标记。

影视人类学论文

影视人类学论文 通过对影视人类学这门课程的学习,以及课程中的精彩环节,我对这门课有了一定的认识。下面我通过对影片《史前一万年》和《盲山》谈谈影视人类学。 第一篇 爱情是一个永恒的主题 电影《史前一万年》,作为一部影片是不完美的,它没有影片中描述的爱情那么完美。其所描述男女主人公历经生死,终成眷属——有情人历尽坎坷,方见彩虹。这与我们国家传统词曲作品中的先苦后甜,喜剧式结尾,皆大欢喜是一个意思。给观众很大的满足感,个人感觉这点是最让我欣慰的。 爱情,一个永恒的话题,回顾历史,我们不难发现有太多的历史事件是和女人分不开的。个人认为,女人的伟大就在于她被赋予孕育下一代的历史使命的同时,成就了身边的男人。“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必定有一个优秀的女人”在影片《史前一万年》得到了再次印证。 勇气是一个贯穿全篇的主线 年轻的猎人为了找回被抢走的恋人,在漫漫追踪之路上,他们不断面对史前猛兽的袭击,并要与恶劣的大自然作殊死搏斗,他的勇气也随着每次的“战斗”而与日俱增。在即将结束长途跋涉的时候,他

们发现了失落的文明,此时,男主人公也终于明白,他的使命不仅仅在于营救自己的爱人,而是要拯救整个人类的文明…… 又一个高大的、无畏的英雄形象在我们面前诞生了。我们为之热血沸腾,呼吸加深,喜悦之情尽显脸庞。 我们的日常生活太功利,太现实,遇到的自私自利的人远远多于讲无私奉献的人。虽然,现实环境是这样,但这并不表示我们的生活不需要英雄,相反,正因为如此,影片《史前一万年》才更能打动观众的心,使之与之共鸣。 成长是环绕主题纵贯全篇的完美句号 看完整部影片后,我感觉时间过得很快,不知不觉影片就播放完了,感觉很轻松,很难得看完一部电影后会让我会觉得轻松,应该说我好久没那么放松过来。 《史前一万年》整部影片一直以先果后因,再又由结果转换到原因的手法,给观众展示编导所要表达的主题。 影片开始,预言颇多,观众可能会不知所以然,但当你看到影片后面,你会很自然的明白,并不由感叹:“哦,原来是这样的啊!”比如,为什么猛犸象来山谷的次数越来越少了,为什么长四条腿的怪兽会接连抓人,为什么会和老虎说话的人能拯救部落,又为什么有猎户星座疤记的人会……太多太多的疑问都随影片中男主人公的不断成长而将那些疑问的答案在不经意间,又以很顺其自然之感诠释给观众。 影片最后,“老妈妈”将自己的生命以一种不能以常理来解释的方式给了女主人公,使得故事完美结局。个人感觉这就是成长。生老病死,

当代西方人类学纪录片研究

当代西方人类学纪录片研究 任 远 邱茹萍作 西方纪录片理论界习惯地把纪录片区分为两种性质:人类学的和社会活动的。《英国牛津现代高级英汉双解词典》对于纪录片(Documentary)的解释是:“展示人类或社会活动的电影或电视影片”。人类学的纪录片还被看成纪录片的最传统的类型。正如美国学者玛莎?福斯特所描绘的那样:“自1922年《北方的纳努克》震惊了全美国以来,纪录片工作者已经记录了其他与己不同的文明,或者为不同的文明记录了自己”。纪录片史惯于把罗伯特?弗拉哈迪的纪录片看成是人类学的纪录片,而同约翰?格里尔逊的社会性纪录片相区别。美国学者埃里克?巴尔诺在他所编写的《世界纪录片史》中有这样一段叙述:“弗拉哈迪的纪录片是以较长的篇幅把身居远方却相亲相爱的人群特写下来的肖像片,而格里尔逊的纪录片则是超越个人去反映社会的进程”。 如今,世界上每年都有人类学纪录片展播或评奖活动。由总部设在洛杉矶的国际纪录片协会(International Documentary Asso2 ciation,简称IDA)和芝加哥哥伦比亚学院合办的一年一度的“风城”国际纪录片节(Windy City International Documentary Festival)就是其中有影响的一个。1997年春季本文作者之一任远有缘接受约请以“荣誉嘉宾”的身份,访问了这个纪录片节,并做了《今日中国的电视纪录片》和《东西方纪录片对比研究》的学术报告;并出席了’97“风城”纪录片节特别节目———“亚洲影像”、“中国纪录片

日”,亲自感受了中国电视纪录片《最后的山神》(中央电视台)、 《沙 《深山船家》、 《回 《游牧》(辽宁电视台)、 与海》(辽宁、宁夏电视台)、 《百姓家园》(北京电视台)等一批优秀的纪录片家》(四川电视台)、 受到美国观众、学者欢迎的情景。哥伦比亚学院影视系教师尼可莱斯说:“我们美国人已经很少看到这样优美的纪录片了。因为美国观众已经被电视新闻宠坏了。他们往往习惯于用短短几分钟了解一件大事,而很少接触你们这类慢慢道来的真正纪录片”。风城纪录片节主任玛莎?福斯特女士则因此写了一篇题为《跨文化纪录片和美国观众》的论文,她深有感慨地说:“反科学和激情主义成了美国埋葬跨文化纪录片不可忽视的传统”,她夸奖跨文化纪录片“至少为两种以上明显不同的文明来制作,并为这两者服务,与两者相关”的传统,因为中国纪录片的加入而“获得加强”。 “跨文化纪录片”这些概念或意识,我们觉得“人类学纪录片”、 对于我国纪录片工作来说还相当的陌生。因此,把我们所接触到的西方关于人类学纪录片的讨论点滴披露于后,也许是有价值的。 纪录片和人类学的关系 纪录片诞生于崇尚以人为本的西方。美国有些学者(如芝加哥哥伦比亚学院Columbia College Chicago影视系艾拉?阿布拉姆斯博士Dr Ira Abrams)把人类学与纪录片相联系,认为“纪录片开始时是人类学的分支,纪录片与人类学的距离没有想象的那么大,它们的关系是文化的相比性/相关性”(1998年7月23日在北京广播学院的报告)。不少学者认为,从早期的纪录片来看,反映的就是人类学这个主题。例如20世纪20年代罗伯特?弗拉哈迪的 《摩阿那》和1934年的《阿兰岛人》以及近代的《北方的纳努克》、 《斯里兰卡的宗教节日》(原名为《所有季节的上帝》,它和《克孜尔《中国》都是英国导演查理?奈恩拍摄的人类学的片子)游牧部族》、 等等,相当数量的纪录片在反映着人类生存状态、生活的观念和人

人类学

人类学field work 人类学田野工作,调查报告,田野方法,田野报告,田野图像、感悟随笔 《文化人类学基础》之“田野调查” 2008-06-17 《文化人类学基础》之“田野调查” (美)Y·N科恩, (美)A·埃姆斯著; 李富强编译 几乎所有的人类学家都同意,文化人类学的目的是了解人类的行为。人类学对人类行为的研究,包括特殊行为和一般行为的研究。它既研究处于边远地区的鲜为人知的具有奇特风俗习惯的民族,也研究我们自己的社会中一般的、日常生活中的风俗习惯。 不仅人类学的研究主题广泛、多样,而且人类学家对文化人类学的意义、目标和方向也有很大的分歧。在这里我们不必涉及这些争论,但这些争论确实提出了一个问题:文化人类学的特点是什么? 我们认为,文化人类学有许多特点,其中一个就是田野调查。 第一节田野调查的经验 田野调查是文化人类学了解人类行为的基本方法。为了了解人类的行为,人类学家把自己融入他们所研究的民族的生活里。他们试图了解、思考、感受、模仿另一种生活方式。广义而言,田野调查包括长期与另一种文化的民族住在一起,学习、使用他们的语言,与他们建立社会关系,还包括单调、费时的记录观察,记下详细的笔记,参加日常活动。同时,作为一个人类学家,在那种通常是困难的条件下,必须能够吃得饱,住得惯、穿得惯,保持感情思想和身体的健康。 田野调查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参与观察,这包括调查者在科学观察时,行动上和思想感情上参与不同的文化。田野调查既是一个人为的过程,也是一个科学的过程,它是文化人类学的核

心。 要学会怎样做田野调查、做田野调查并了解它包括些什么内容,是困难的。因为方法是不可能明确表述的。有一位叫伊凡·卡普(Ivan Karp)的人类学家,在一本有关田野调查的书(1976)中说,专业人类学家的一个特点就是,经常抱怨人类学家缺乏田野调查的训练。无疑,老一辈人类学家在讲授人类学时,强调理论和概念,很少描述如何建立社会关系,获取关于个人性生活的资料,或者发现一些政治上的资料。杰出的田野工作者E.E·埃文斯·普里查德(E.E.Evans-Pritckard)对这个问题作了最好的表述。他向他同时代的著名人类学家请教田野调查的方法: 保罗·雷丁(Paul Radin)是生于奥地利,后来,加入了美国籍的一位很有影响的天才人类学家。他说,没有一个人非常清楚田野调查该怎么做。有了这类回答,也许我们不应该再去理会这个问题了。但是,我年轻在伦敦当学生的时候,我想,在我出发到中非调查之前,我应该从有经验的田野工作者那里得到一些启示。我首先向韦斯特马克(Weotermarck)请教。我从他那里得到的全部忠告是:“与提供情况者的交谈不要超过二十分钟,因为,即使你有充裕的时间,他却没有;”这是很好的劝告,虽然不尽适当。我还向哈顿(Haddon)请教,哈顿是田野调查的第一流的专家。他告诉我说,这非常简单,只要一个人不论什么时候的举动都象绅士一样。我的老师塞林格曼(Seligman),要我每晚服十粒奎宁,不要接近妇女。著名的埃及学家弗林德斯·皮特里(F1inders Petrie)先生,要我不要因喝脏水而焦虑,很快就会适应的。最后,我请教马凌诺斯基(Malinowski),他叫我不要太傻。可见,没有明确的答案,更多的要依研究者本身的情况、所研究的社会和自己所创造的条件而定。(普里查德·1976) 五十年前,哈顿告诉埃文斯·普里查德,田野工作非常简单,“只要调查者的举动象绅士一样。”现代的一位在非洲进行了广泛的田野调查的人类学家最近写道:“田野调查的基本要求就是良好的训练和良好的礼貌。”(密德尔顿1970),田野调查,作为人类学的基本方法,为什么还被当作一顶神秘的工作?(柯安·1980) —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文化人类学家不同于所谓“硬科学”的研究者,他们调查和研究别的人类群体。人类学家所采用的方法,没有心理学的实验程序或者社会学所用的限制式或匿名式的问卷、访问、抽样方法。人类学田野调查是一心一意地日夜和一个群体一起生活,这个群体的行为、信仰、传统、习惯和风俗通常是很奇特,甚至是无法理解的,很多时候是身体上、感情上难以接受的、令人厌烦的。

从文学人类学角度探析《红楼梦》中的仪式

从文学人类学角度探析《红楼梦》中的仪式 摘要:仪式理论是文学人类学研究的重要范畴,对于揭密文学之魅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拟从文学人类学的角度,通过总结《红楼梦》中的五种仪式即通过仪式、超自然能力仪式、丧葬仪式、替罪羊仪式、祭祀仪式,并分析其内在依据,将仪式理论与文学叙事结合起来,以探讨《红楼梦》中的文化内涵及其价值。 关键词:阈限;交融;《红楼梦》;仪式;人类学 仪式理论常应用于宗教和神话领域,往往与神话存在着密切的联系。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期,颇有影响的“神话——仪式学派”(Myth andRitua l School),即特别关注神话与仪式之间的渊源和派生关系,以从中推寻神话的本源及其与仪式之间的相互联系。神话——仪式学派在宗教学、人类学、心理学乃至文学领域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其影响至今绵延不绝。随着近些年研究的深入,仪式理论经常地被应用于文学批评叙事之中。与传统的神话——仪式学派相比,文学人类学的仪式理论范畴更加宽泛,他们除了继续人类学家弗雷泽的原则,即把他们的仪式研究始终与古代神话传说相联系之外,还把仪式放到文学领域中去寻找其内部的依据,寻找作者将主人公的命运、文学主题与诸多仪式联系在一起的文化意义。 郭于华在其主编的《仪式与社会变迁》一书的导论中,曾经对“仪式”做过一个比较宽泛的概括:“仪式,通常被界定为象征性的、表演性的、由文化传统所规定的一整套行为方式”,它“可以是特殊场合情境下庄严神圣的典礼,也可以是世俗功利性的礼仪、做法。或者亦可将其理解为被传统所规约的一套约定俗成的生存技术或由国家意识形态所运用的一套权利技术。”本文也将在这一宽泛的理解上运用仪式这一概念,来观照古典文学巨著《红楼梦》,从其文学叙事中寻找仪式的踪迹。 一、通过仪式中的阀限与交融 翻开《红楼梦》,迎面而来的是“一僧一道”,他们于大荒山无稽岩青埂峰下带走补天石,幻形人世。在以往的红学研究中,这块具有神性的“补天石”,被看作是贯穿红楼梦故事始终的一条重要线索,它见证了神瑛使者和绛株仙草的凄美爱情。而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补天石为女娲所遗弃——来到人间——回归青埂峰的这一历程,恰恰迎合了人类学中有关“通过”仪式的研究。人类学家范·杰内普指出:任何社会里的个人生活,都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从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过渡的序列,而人生要经过生命周期的每个阶段就要相应的举行“通过仪式”。通过仪式是“伴随着每一次地点、状况、社会地位,以及年龄的改变而举行的仪式。”通过仪式有着标识性的三个阶段:一是分离阶段(separation),二是边缘阶段(marigin)[或叫阈限阶段(lmen)],三是聚合阶段(aggregation)。分离阶段是带有象征意义的行为,表现个人或群体从原有的处境、存在状态中脱离出去,离开先前所固定的位置,分离出去的行为,这是象征与过去状态的分离的仪式,在补天石的身上表现为离开大荒山,进入红尘俗世之中。而在介乎分离和聚会二者之间的

论如何让纪录片变得好看

论如何让纪录片变得好看

论如何让纪录片变得好看 电视纪录片可以分为很多种,有人类学纪录片、自然类、文献专题类、社会生活类、历史文化类、风光片、文艺类等等。可是纵然纪录片种类繁多内容丰富但在大多数人眼中却是乏味,缺乏故事性的。 对于纪录片而言,故事性是十分重要的。因为纪录片不像故事片那样单纯的讲述一个故事,它是对真实事件人物的记录,是生活原生态的信息、是经过选择和提取的再现性的信息、是经过加工和改造的表现性信息。 但有一点纪录片与故事片是一样,它们都是给人看的艺术品,它们需要研究观众的心理结构,因为对故事性的要求是人类很基本的心理欲求。美国纪录片制作者和理论家Michael Rabiger使用了“编剧”这一不可思议的概念:“戏剧感是从哪里来呢?我自己的感受是来自于集体潜意识,而这是恒久不变的人性之一。大家都知道,它是从古至今都一直存在的人性动力,我们对于一遍又一遍地说故事与听故事都很渴望,你可以想一下现存亚瑟王传奇故事的改编版本有多少种:故事本身是中世纪的产物,但是千年之后,它仍一直被改编与更新,也不断给予人们乐趣。”既然故事符合观众的心理结构,能够满足观众的猎奇心里,那我们就可以把故事性融合进纪录片中。 并且对于表现人类生活,纪录片和故事片是互补的。但如果纪录片放弃故事性,则无疑是自动缩小自己的版图。美国南加州大学电影系教授米歇尔·若曼说认为纪录片和故事片是互相包含的,“纪录片和故事片在题材和图象表现等形式方面享有同样的地位,并且纪录片可以运用很多很多故事片的方法和手段。 现在许多纪录片展示人物状态却缺少情节,也就没有冲突和高潮,造成节奏拖沓,结构散漫,无法勾起观众的心理兴趣。不管多么高深的内涵,一部纪录片倘若没有审美魅力,就一定不是一部成功的作品。 如有些纪录片似乎为了追求宏大气势或文化品位,时间拉得很长,结构甚是雄伟,但读解起来空空荡荡。究其原因,不是不吃苦,不是不专业,而是场面东西多,生活细节少,没有故事性,哲学意义大于美学价值。如纪录片《风中的山林》讲述一位河北农民承包荒山的事情,前后拍了三、四年,不可谓不刻苦,编辑思路与主题都颇宏伟,这是一个具备世界意义的题材。但是,这部作品只有大的构架,缺少丰富的感性细节,人物形象比较贫弱。从根本上说,没把故事讲好。类似事例在纪录片创作界批量存在,尤其是一些被巨大文化感笼罩的作品,惟恐不文化,却不担心没故事。这是精英意识对纪录片的误导。 从纪录片表现故事性的方式来说,纪录片不能扮演,必须是生活中真实的人和事的影像记录。但也不是完全的不能扮演,纪录片是大环境的真实,对于其中的细节可以进行一定的虚拟,搬演重现就是增加纪录片故事性的一个好的方法。在纪录片《大明宫》中的很多情节都是搬演重现的,它所创造的是一个大环境中的真实——大明宫这一真实的环境,这个在中国的历史上真实存在的地方;真实还在于历史事件的真实,那些曾经在大明宫发生过的事情,例如杨贵妃赐浴华清池、唐明皇创霓裳羽衣等等。这些事件、人物都是真实的,所以构成了纪录片的真。但是《大明宫》的细节有很多都是虚拟的,更多的采用的都是搬演重现的方法来增强故事性以吸引观众的。像是唐玄宗喜好音律,与杨贵妃在大明宫共同谱曲演奏;杨玉环于华清池的沐浴,水上的花瓣、宫人的伺候这些都是搬演的。没有人知道当时的情况具体是怎样的,人们所知道的只是大概的历史事件,在历史事件的基础上进行一定的戏剧加工可以为纪录片增添一定的故事性。这样的纪录片不仅可以展现事实同时也有一定的趣味性,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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