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德国史学界对纳粹大屠杀罪行的反思

战后德国史学界对纳粹大屠杀罪行的反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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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客观性为圭臬的专业化历史学科形成于19世纪的德国,德国因此被誉为“现代历史学的摇篮”。20世纪以来,接踵而至的两次世界大战对德国历史学产生了巨大冲击,围绕如何看待近代以来尤其是当代的德国历史、应该树立怎样的历史意识等问题,德国史学界内部产生了严重分化。但有所不同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史学界普遍沉溺于因战败所带来的民族愤懑情绪之中;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大多数历史学家则保持了较为清醒的头脑,主动剖析“刚刚发生的民族之过去”,承认纳粹德国的史学史就是民族主义史观被政治与权力所扭曲的历史,奥斯威辛是历史学家必须背负的“十字架”。由于纳粹大屠杀在战后成了德国战争罪行的代表符号,也成了整个德意志民族的精神羁绊,因此,德国(尤其是西德)历史学家以反思大屠杀为切人点,开展直面战争罪责的讨论,建构起健康的历史意识,从而推动了“正常化”、“民主化”诉求在德国的回归,历史学家在重建战后德国历史意识的进程中表现

出了浓厚的社会情怀与时代关切。

一、”沉默文化”下小心谨慎的大屠杀叙述

二战结束后,传统的德国史学家分成了两大阵营,其中多数学者代表“沉默文化”,主张以禁忌的方式来保全德意志应有的荣誉,对纳粹暴行采取了“心照不宣的沉默”;另一些史学家则开始用“浩劫”、“悲剧”等字眼来解释纳粹时代,认为“罪责问题”已成为“德国人灵魂存亡的问题”,而最早发出这一声音的是历史主义学派泰斗——弗里德里希?梅尼克(Fridrich Meineche)0 1946年,83岁高龄的梅尼克撰写《德国的浩劫》一书,针对国家理性、权力与道德、纳粹主义的出现以及德国历史文化传统等问题进行了初步的剖析与反思。梅尼克认为,祸害国家与民族的根源并不在于德国的古典文化,而在于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运动的结合以及邪恶的普鲁士主义和军国主义群众性的马基雅维利主义所导致的不道德因素”,使自由传统及人道主义陷人了黑暗的深渊。?与《德国的浩劫》几乎同时出版的是著名思想家雅斯贝尔斯的《德国人的罪责问题》一书,聚焦于纳粹德国的战争罪责问题,该书开始把希特勒及其同谋视为制造战争的罪魁祸首,从而揭开了战后德国史学家反思纳粹罪行的序幕。

二、批判史学家与大屠杀历史的解读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一批年轻的历史学家开始重新定位史学的功能,他们不再一味肯定民族的过去,而是对历史过程中的政治结构、民族传统以及社会背景进行批判性分析。其代表人物有汉斯?罗森堡(Hans Rosenberg )、汉斯-乌尔里希.维勒(Hans-UIrich Wehler)、尤尔根?科卡(Jtirgen Kocka)等,因他们主要来自比勒菲尔德大学而被称为“比勒菲尔德学派”。与老一代相比,年轻史学家没有沉重的历史包袱,更容易与纳粹主义划清界限。整个20世纪六七十年代,德国历史学呈现出冲突、分化与组合的局面,激烈的争论过后,传统的历史主义学派渐失阵地,新一代历史学家更多地成为历史学界的中坚。

三、”历史学家之争”与大屠杀历史的全民认知

在二战结束40年之后,大屠杀的阴影仍盘踞在德国民众的心头挥散不去。一种希望消解罪责感的呼声在德国幡然兴起:难道我们要永远活在希特勒的阴影下吗?德国青年一代难道不能卸下第三帝国的包袱轻盈地步入新的千年吗?德国社会如何才能走出情绪低落的历史,建构新的民族集体认同?在此背景下,一场悄然发生的史学争论在德国社会激起了轩然大波。

综上所述,作为两次世界大战的挑起者与法西斯主义的策源地,战后德国对战争罪责进行了较为彻底

的反省,并赢得了外部世界的积极肯定,这在很大程度上与德国历史学界的努力密不可分。战后德国历史学家为什么能够比较深入地反思以大屠杀为标志的纳粹罪行,对其采取不回避和正视的态度,这有着深刻的社会与文化背景。

首先,德国史学界对大屠杀的反思是整个德国知识阶层乃至全社会积极反思战争罪责的一个缩影。德国是一个具有知识分子传统的国家,二战结束后,德国站在了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上,知识分子表现出强烈的济世情怀,力图在废墟之上营造理想主义的“精神共同体”。他们相信“在一个没有历史的国家里,谁注人了记忆、定义了概念、解释了过去,谁就赢得了未来”。德国历史学家一直是知识分子阵营中非常活跃的群体,自历史学科产生以来,无论是洪堡、兰克还是魏玛以来的史学家,都在不同的语境中对历史使命、历史意识进行不同的阐释,不断弘扬史学的批判性传统’强化历史学家的社会责任。

其次,史学反思是后纳粹时代在德国占据主导地位的政治文化语境的体现。在战后德国,尽管纳粹余孽依旧活跃,各种反动意识形态长期留存,但如何回归民主世界、回归正常化、建构新的国民认同成为最主要的诉求,也是民众最根本的期盼。而承载民族文化传统

的德国历史学家作为这一社会语境的受益者和推动者,通过对纳粹罪行的深刻反思,促使德国社会承认了悲剧的历史,并积极主动地去修复与曾经遭受纳粹侵略和迫害的战争受害者之间的关系。可以说,对纳粹历史的认识成为检视德国战争反省的试金石,也是国际社会评判德国的度量尺。

回顾战后德国历史学家反思大屠杀罪行的曲折历程,带给我们最重要的启迪是:尊重事实,理性包容的民族心态与健康,负责任的历史意识相辅相成;正确的历史态度不仅仅是出于对受害者的关切,对国际社会的责任担当,更是德意志国家实现自我救赎、重建民族认同的必由之路。战后德国人以自己的智慧和行动告知世人:在华沙犹太隔都起义纪念碑前跪下的是一个人,而站起来的却是整个民族;在一次次思想论争中卸下的是沉重的历史包楸,得到的却是仇恨的化解与德意志民族的光明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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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战败到解放--德国人对历史认知的转变

从"战败"到"解放"--德国人对历史认知的转变 最新文章新华网严建卫徐海清2013-03-01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几十年来，德国人全面和深刻地反省了纳粹犯下的滔天罪行，从而使德国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和尊重。国际舆论普遍认为，在对待历史的态度问题上，德国人与日本人截然不同。但是，人们也许并不清楚，对于德意志这样一个战前千百万人曾拥戴过希特勒、战争期间几乎所有男人都上过战场、战后家家都失去亲人的民族来说，要深刻反省战争，正确认识历史，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德国人曾忌谈“大屠杀” ○战争结束后最初几年，德国社会对二战的反思主要还局限在少数知识分子范围内。联邦德国首任总理阿登纳1951年9月就发表声明说：“大多数德国人民反对纳粹针对犹太人的暴行，大多数德国人民与这种暴行无关。”但社会舆论很少揭露纳粹罪行。 ●确实如此。我曾询问过许多经历了二战的老人。提起战后年代，他们个个都对自己的经历刻骨铭心。战争结束时，德国许多城市变成了废墟。科隆、德累斯顿、维尔茨堡、多特蒙德和法兰克福等城市几乎被夷为平地。当时，德国各地出现了大批“流民”，数百万原来生活在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的德裔居民被驱逐出境……因此，战后初年，许多德国人认为自己只是“受害者”，而较少考虑本民族给其他国家造成了多大伤害，也较少思考这场人类浩劫的因果关系。在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德国人忌谈“大屠杀”，一些书刊甚至无视这个史实的存在，许多中学的历史教师也都对学生回避这个题目。 年轻一代开始提出疑问 ○那么，战后几十年来，德国人在认识历史问题方面经历了怎样一个痛苦的过程呢？ ●可以历数一些重要事例：

1945年4月1日，驻魏玛美军组织当地一千多名居民参观了臭名昭著的“布痕瓦尔德集中营”。许多德国人受到了极大的震动。他们没有想到，就在自己家门口，曾发生过那么惨绝人寰的悲剧。 1945年至1946年，“纽伦堡国际战犯法庭”对纳粹战犯进行了审判，德国举国关注。 1946年10月，德国导演沃尔夫冈·施陶特斯执导的影片《杀人犯就在我们中间》上映，该片首次反映了德军在苏德战争中犯下的滔天罪行，在德国引起了巨大反响。 1958年11月，德国建立了“追查纳粹罪行总部”，开始对数以10万计的案件进行调查…… 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德国全社会开始讨论自己的历史问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发生在70年代的两个事件，它对德国民族正确认识历史具有重要意义： 1970年12月7日，联邦德国总理维利·勃兰特访问华沙。在纳粹受害者纪念碑前，勃兰特突然双膝跪下。这一举动震撼了全世界。另一个事件是美国电视连续剧《大屠杀》在德国上映，引起了巨大反响。2000多万德国人含着热泪在电视机前观看了这部片子。由此，德国社会开始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大讨论：我们每个普通人是不是也有罪责？德国年轻一代人开始提出疑问：我们的父母在纳粹时期干了些什么？ 经过公开和广泛的讨论，德国社会真正意识到了德国在二战中的罪责。转折性的标志是，在1985年纪念二战结束40周年之际，联邦德国总统魏茨泽克明确表态：“5月8日是解放之日，我们大家（在这一天）从纳粹独裁统治下解放出来。” ○从“战败”到“解放”的认知转变，是一个重要的飞跃，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德国对纳粹历史的反思

班级：计1102柳颖超学号:41155051德国对纳粹历史的反思 “对于纳粹暴行，德国负有道义和政治责任来铭记这段历史，永不遗忘，绝不允许历史悲剧重演。我们不能改变历史，但是可以从我们历史上最羞耻的一页中学到很多东西。”——德国总理施罗德 在2007年的德国电影《拜见希特勒》中，电影的结尾时有一段十几分钟的真实采访，受访对象是今天的德国年轻人，访问的问题只有一个：“你知道谁是阿道夫·希特勒吗？”年轻人给出的答案千奇百怪，有的人回答说是演员、运动员，也有人模模糊糊回答说是个政客，还有人坦白地说不知道。能正确说出希特勒身份的人还不到整个采访人数的一半。电影以一种调侃的方式表达了忧虑：对于历史的不断“重温”，在任何时候都是一堂必不可少的功课。 战后60年来，德国对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内的纳粹时期历史的认识，经历了一个痛苦的过程。通过反思历史和战争赔偿，德国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和尊重，从而走出了耻辱，走进了繁荣，成为当今国际舞台上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德国人的反思真正触及到了民族的灵魂。 正如德国总理施罗德所说：“对纳粹主义及其发动的战争、种族屠杀和其他暴行的记忆，已经成为我们民族自身认同的一个组成部分。”从学龄儿童到政治领袖，德国上下已经完成了深层意义的民族救赎。 那么德国是怎样实现不断对纳粹历史深刻反思的呢？ 德国领导人的忏悔勇气 在莫斯科举行的欧洲胜利日纪念仪式上，德国总理施罗德和英、美、俄、中等二战的战胜国首脑一道出席纪念活动，并向打败本国军队的苏联阵亡将士鞠躬献花圈，“以德国人的名义”请求俄罗斯人民和其他国家的人民原谅德国对他们所造成的伤害。事实上，自二战结束以来，德国的历任总统和总理都在不同的场合和时机代表德国人民进行了反思、道歉和忏悔，从来没有为纳粹的侵略和屠杀行径进行过辩解。 德国教科书还原历史真相

欧洲的二战反思

欧洲的二战反思 历史上，欧洲是近代两次世界大战的源头，也是对战争的惨烈感受最深刻的地区之一，因而这里有着丰富的战争文化反思。 对一战，一个较为普遍的看法是“春秋无义战”，只是新老强权之间一场“竞于力气”的战争；对二战，由于法西斯主义的极端反人类性质，便有了一种大是大非的分野，也有了更多、更深刻的战后思索。 在欧洲，对战争的反思是与对文明、文化和人性的深层思索相联系的。以德国法西斯主义为例，从表层看，它以种族优越感为精神基础，以反犹主义为煽情手段；从思想特征上看，它具有神秘主义和非理性崇拜的特点；从深层看，它与西方文明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和暴力推崇倾向有相当的关联。60年来，欧洲对战争的反思和对法西斯主义的分析批判一直在进行，而且越来越深入，以至直指西方文明核心价值的某种缺失。 在欧洲，对战争的反省具有一种全民性质。希特勒只是一狂热偏执的煽动者，但民众在狂热中迷失，在狂暴前怯懦，却是他得以登台的背景。历史证明，犯罪行为一旦披上一种“政治正确”的外衣，便是一场社会灾难。反犹主义是法西斯主义的根源之一，但在欧洲，反犹主义是一种相当普遍的文化。二战后，法国、波兰等国对此也进行过反思乃至道歉，说明反思并不是战败国的专利，而是人类对人性的再梳理和提升。 在欧洲，对战争的反思，对历史的态度有一句名言:宽恕，但不忘记。一方面，在国家、民族乃至个人的关系史上，恩怨之事所在多有，如无宽恕之心，或会化为冤冤相报的“西西里式仇杀”。另一方面，历史的事实和是非如不理清，历史的教训如不记取，战争罪犯如不被绳之以法，不仅受害者人心难以平复，加害者还会图谋东山再起，悲剧还会重演。 在欧洲，对战争的反思，也是一种良知的拷问，是一种人生态度的重建。记得看过一个纪录片，二战后，法国出现了对通敌者的街头追打、游街、妇女剃光头之事，法国人对此也进行了反思:如果你反对纳粹，就不能仿效纳粹对犹太人的行事方式。正义的裁判是基于人格尊重的法律裁判，并非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今天，在欧洲，人们已安享了60年和平。但在世界范围并非如此。在二战之前和期间，犹太民族饱受磨难，流离失所；今天，在中东，另一个民族也在饱受磨难，流离失所。悲剧在角色转换后继续上演，令人长叹。60多年前的战争离我们并不远，导致战争和灾难的文化基因仍然存在，借用伏契克的一句话:善良的人们，你们要警惕。 二战结束和德国统一的欧洲意义 1945年5月8日德国宣布无条件投降，笼罩欧洲的二战硝烟终于熄灭。今年，战争结束60年后，欧洲人将再一次打开历史的闸门，让痛苦、悲哀的记忆涌流。然而，不管是当初的失败者还是胜利者，欧洲人将不再沉湎于对战争的回忆，他们更着眼于未来。纪念二战结束60周年，对欧洲乃至整个世界来说，其意义不仅仅是一个大陆保持和平的时间记录。更重要的是它给人们带来的欧洲人致力于开启永久和平之门的深刻启示。 欧洲是一个不断产生新事物的大陆，其中不乏影响深远的制度创新。战后的历史证明，欧洲文明正以一种新的制度在延续。欧洲人用创造新的共同发展模式来应对战争、冲突以及全球化的挑战。这个模式就是“欧洲一体化”，它既是一种制度，也是追求“欧洲大同”宏伟理想的一个漫长过程。欧洲人从来没有这么自信与雄心勃勃。2004年5月1日，欧盟接纳了10个新成员国，并决定在2005年10月与土耳其正式举行入盟谈判，欧洲的政治家们正准备实现“一体化”模式跨出欧洲的梦想。 欧洲的真正的统一始于德国的统一。战后，德国人始终敢于直面纳粹历史，认真谢罪、深刻反省已成为德国政治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1990年10月3日，德国结束了分裂的历史，欧洲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德国虽为统一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德国人也因此成熟了许多，特别是他们融入欧洲的意识和促进欧洲一体化的主动性。相信在不远的将来，有更多的德国人首先会将自己视为欧洲人，然后再称自己是德国人。

战后德国史学界对纳粹大屠杀罪行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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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浓厚的社会情怀与时代关切。 一、”沉默文化”下小心谨慎的大屠杀叙述 二战结束后,传统的德国史学家分成了两大阵营,其中多数学者代表“沉默文化”,主张以禁忌的方式来保全德意志应有的荣誉,对纳粹暴行采取了“心照不宣的沉默”;另一些史学家则开始用“浩劫”、“悲剧”等字眼来解释纳粹时代,认为“罪责问题”已成为“德国人灵魂存亡的问题”,而最早发出这一声音的是历史主义学派泰斗——弗里德里希?梅尼克(Fridrich Meineche)0 1946年,83岁高龄的梅尼克撰写《德国的浩劫》一书,针对国家理性、权力与道德、纳粹主义的出现以及德国历史文化传统等问题进行了初步的剖析与反思。梅尼克认为,祸害国家与民族的根源并不在于德国的古典文化,而在于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运动的结合以及邪恶的普鲁士主义和军国主义群众性的马基雅维利主义所导致的不道德因素”,使自由传统及人道主义陷人了黑暗的深渊。?与《德国的浩劫》几乎同时出版的是著名思想家雅斯贝尔斯的《德国人的罪责问题》一书,聚焦于纳粹德国的战争罪责问题,该书开始把希特勒及其同谋视为制造战争的罪魁祸首,从而揭开了战后德国史学家反思纳粹罪行的序幕。 二、批判史学家与大屠杀历史的解读

东德电影视角下的纳粹历史记忆-文档资料

东德电影视角下的纳粹历史记忆 在世界电影史和德国文化研究领域，东德电影长期以来处在边缘地位。尤其是冷战之前，位于柏林的德发电影制片厂出于其特殊的地缘政治环境，率先对法西斯事业和战争创伤进行反思。而联邦德国的电影界此时却对纳粹历史保持缄默，并将大荧幕让位于好莱坞式的商业娱乐电影。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东德电影结合了平实严谨的社会风气和欧洲新现实主义电影运动，产生了一大批反思战争创伤和灰色人性的电影杰作。了解这一时期的东德电影，并以此为视角透视当时东德人民对纳粹的思考，能帮助我们了解战后初期东德对法西斯问题的处理，并通过东德的叙事模式了解东德政治当局如何通过电影文化改造民众对法西斯的文 化记忆，构建自己的文化基础和身份认同。 一、荧幕之上：东德对纳粹问题的公共叙事 东德电影有着强烈的现实主义风格，并一直围绕官方意识形态，建设自己的叙事模式和审美情趣。在充满政治斗争和脸谱化叙事的影片当中不时有充满思辨和批判精神的电影出现。他们在当局所允许的限度里追寻纳粹主义的起源，拷问纳粹追随者的道德困境，抚平东德民众的心灵创伤，并以此来达到与历史的和解，增加集体认同。 （一）反法西斯叙事 东德电影天生具有反法西斯的使命。不过电影界较少关注法

西斯受害者的创伤记忆，而是集中在纳粹施暴者和追随者的心理活动。[1]1948年的《布鲁姆事件》也根据20世纪20年代的真实故事改编，讲述一个犹太制造商布鲁姆博士被神秘谋杀。在调查过程中，凶手身份越来越清晰（极右翼势力），但是国家检察官拒绝为布鲁姆开庭。这部电影把犹太人作为引线，目的是为了展现前纳粹时期德国精英阶层对犹太人的态度，进而体现司法体系、反犹主义和法西斯的关系，并关注到纳粹兴起时的社会背景和党派斗争。 虽然西德也上映了部分纳粹主题电影，但是社会反应平平。这是因为美英法当局在战后初期禁止德国人拍电影，也严禁电影反映严肃政治题材；另一方面，联邦德国对纳粹历史的态度讳莫如深，一直到五十年代才出现像《恶魔降临的夜晚》《最后的桥》这种战争电影。东德是社会主义的全新政权，并且不像西德那样大量任用原纳粹官员。大量希特勒的反对者战后进入东德领导层，民众只要不离开东德，就无需背负历史包袱。因此，整个东德国家、精英阶层和民众，都无需通过积极反省过去来与纳粹划清界限。东德电影反法西斯的主流叙事以揭露和批判法西斯罪行为主，对犹太人的遭遇表达含蓄的同情。 （二）集中营和犹太人 两德在犹太人和集中营问题上不约而同地保持了沉默，第一个有关集中营的电影并没有来自德国，而是邻国波兰。这一时期欧洲电影对犹太人和大屠杀的讨论是缺失的。许多电影只是在批

高中历史 第7单元 具有警示意义的世界文化遗产 第2课时 德国法西斯的杀人工厂——奥斯威辛集中营试题

第2课时德国法西斯的杀人工厂——奥斯威辛集中营 一、选择题 1．在20世纪30年代，德国国内颁布立法，“否认犹太人是德国公民，禁止犹太人担任公职和经商，不允许犹太人与德意志人通婚。”这反映了德国法西斯推行( ) A．对外扩张政策B．种族主义 C．反共产主义政策D．殖民主义政策 解析本题为材料选择题，解题关键是理解材料，材料中指的是对犹太人的歧视，它属于推行种族主义。故选B。 答案 B 2．在德国纳粹所建的集中营中，奥斯威辛集中营以规模最大、最典型、屠杀人数最多而臭名昭著。这座集中营位于( ) A．德国境内B．波兰境内 C．苏联境内D．奥地利境内 解析奥斯威辛是波兰南部的一个小镇，1939年德国占领波兰，于1940年4月修建了奥斯威辛集中营。故选B。 答案 B 3．奥斯威辛集中营的罪恶包括( ) ①监禁②灭绝③掠夺④人体实验 A．①②③B．②③④ C．①③④D．①②③④ 解析本题考查基础知识，据所学知识可知①②③④均是奥斯威辛集中营的罪恶。 答案 D 4．据估计，奥斯威辛集中营被害人数约( ) A．30多万B．250多万 C．300多万D．400万以上 解析据估计，奥斯威辛集中营被害人数约在四百万以上。 答案 D 5．德国对犹太人的“最后解决”方案宣告破产是在( ) A．1942年B．1943年 C．1944年D．1945年 解析1944年11月，面对苏联红军的攻势，德国法西斯下令停止屠杀犹太人，“最后解决”方案宣告破产。 答案 C 6．1979年，奥斯维辛集中营遗址被世界遗产委员会批准为“世界文化遗产”。其目的不

包括( ) A．记住德国法西斯犯下的反人类罪行 B．让人类同情犹太人，支持以色列 C．永记人类相互残杀的后果，争取人类和平 D．人类对历史灾难的深刻反省 解析1979年，奥斯维辛集中营遗址被世界遗产委员会批准为“世界文化遗产”，其目的在于人后人记住德国法西斯犯下的反人类罪行，永记人类相互残杀的后果，争取人类和平，也是人类对历史灾难的深刻反省。与支持以色列无关。 答案 B 7．下图中的人物曾在1970年获得了世界诺贝尔和平奖，其主要原因是( ) A．他为世界的科学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B．他的科学发明促进了生产力的巨大发展 C．他认真反思纳粹的罪恶，为世界和平，和谐发展作了贡献 D．他推行排犹政策，建立了奥斯威辛集中营 解析根据上图判断出该人物是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他在1970年12月双膝跪在犹太人殉难者纪念碑前哀悼死难者，让世界人民看到了德国对纳粹暴行真诚的反省，得到了世界的谅解，有利于世界的和平、和谐，所以诺贝尔委员会把诺贝尔和平奖授与勃兰特。勃兰特不是科学家，是政治家，因此排除A、B；D是希特勒的政策，更应排除。 故选C。 答案 C 二、非选择题 8．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认识法西斯主义的危害，避免历史悲剧重演。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战胜国的经济惩罚转嫁到了德国人民身上。成千上万从前线回来的军官们流落街头，他们不时怀念着帝国往日的荣光，“钢盔团”“前线战士同盟”等右翼武装团体，得到了国防军部的津贴。之后，经济危机使国内矛盾日益尖锐，而当时的德国政府对此束手无策。希特勒和他的纳粹党正是利用了上述情势，乘机兴风作浪。 ——黄玉章等《第二次世界大战》

论德国与日本对二战历史反思不同的原因

论德国与日本对二战历史反思不同的原因 摘要：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是胜利者从历史中汲取力量、明确方向的重要契机，也是失败者从历史中痛定思痛、转向前行的关键之年。70年来，作为侵略战争的主要策源地德国和日本，在对这场战争的认知和态度上却大相径庭，前者认真反省，吸取教训，取信于世；后者百般歪曲，不知悔改，欺骗世人。由此导致了两个国家不同的周边关系、国际形象和发展走向。 关键词：德国、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反省态度 70年前德国和日本在东西半球共同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最终以法西斯同盟的覆灭而告终。岁月的推移，可以抹去战争的硝烟。但是，却抹不去受害者和遗属心灵上的伤痛。世界各国人民对这场战争的反思也未曾停止。德国和日本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动者，但是两国对二战的态度以及在行动上却大相径庭。 一、德国和日本两国政府的不同态度 其一，对战争的认识不同。德国和日本在二战中究竟是受害者还是施害者，两国却有着截然不同的历史观。战后德国历届政府都采取对本民族历史负责任的态度，不因纳粹集团的覆灭而放弃承担德国发动侵略战争的罪责后果，以各种形式向战争受害国、受害者表示真诚谢罪。1951年，战后联邦德国第一任总统阿登纳就明确表态：“纳

粹以德国人民的名义犯下了滔天罪行，对此我们有义务进行道德和物质的赔偿。”1975年西德前总理勃兰特到华沙访问时，曾双膝跪在华沙犹太人死难纪念碑前，以德意志民族的名义向波兰人民道歉[1]。2013年，德国总理默克尔仍然不忘：“我们对纳粹犯下的罪行，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尤其对种族大屠杀受害人承担一份永久责任。”德国从未停止对逃匿纳粹战犯的缉拿，从未停止过向战争受害国，向遭受集中营关押和虐杀的犹太人及其家属等战争受害者进行国家赔偿。到21世纪30年代，预定支付的战争赔偿额将达1200亿马克[2]。而且尽管德国在二战中本国人也遭受着战争的迫害，德国本土甚至都变成一片废墟了，但是德国政府和人民并没有因此而颠倒黑白是非称自己是受害者。 然而，同样在二战犯下罄竹难书罪行的日本，从天皇到历届首相一律采取回避、否定甚至歪曲的态度。天皇裕仁在 1945 年 8 月 15 日以终战的广播形式宣布无条件投降但他没有使用“战败”或“投降”而且“诏书”中拒不承认日本侵略，反而对效忠天皇“圣战”的臣民倍加称颂。纵观战后历届首相的表现，无一不对侵华战争表示反省，但明眼人都能看出这只是外交辞令。70年代以来，主张日中友好的大有人在，如田中角荣、中曾根、竹下登等都在促进日中友好做出过贡献。但他们坚决不承认自己的侵略罪行，更别提什么谢罪了。而且在日本右翼军国主义分子的鼓吹和煽动下，很多民智未开的日本人却坚持认为自己才是受害者，特别是在经历广岛原子弹爆炸后这种想法更加根深蒂固。

论德国小说《朗读者》的罪责反思

论德国小说《朗读者》的罪责反思 论德国小说《朗读者》的罪责反思 摘要：德国小说《朗读者》是德国反思文学的一部力作。作品涉及亲历第三帝国时期的父辈之罪责“平庸的恶”、后代的罪责以及罪责的延续性。对于罪责问题的讨论与作者的职业有关。作为法学工作者，本哈德?施林克对罪责的高度敏感在其作品中得以体现。 关键词：德国小说《朗读者》本哈德?施林克罪责反思德国小说《朗读者》自1995年出版包揽众多文学奖项，受瞩目程度在德国现代文学作品中实属罕见。小说通过一个爱情故事，引发读者对第三帝国历史、人性、代际关系等层面的反思。而小说中对罪责和法律公正性的探讨是作者关注的焦点。作者本哈德?施林克在谈及小说《朗读者》时表示：“《朗读者》不是关于纳粹或者屠犹的。它是一本关于战后一代和战争一代之间关系的书，关于罪责。”①《朗读者》中关于罪责的反思可分两方面探讨：一方面是以汉娜为代表的父辈的罪责，即“平庸的恶”；另一方面是以米夏为代表的后代的罪责，他们别无选择地成为道德良心的负罪者。一、父辈之罪责“平庸的恶” 政治理论家阿伦特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中首次提出了“平庸的恶”。艾希曼是二战头号战犯，他曾是第三帝国的犹太人问题专家、大屠杀的前线指挥官，欠下五百万条人命，血债累累，罪大恶极。然而在对艾希曼审判的过程中，阿伦特惊奇地发现在艾希曼的身上找不到任何邪恶的动机、狂热的信念或是痛恨犹太人的证词。他为自己作为一个“守法公民”而感到骄傲，他身上似乎没有任何引人注目的特征能把他和他所犯的罪行联系起来。这种现实促使阿伦特思考人的“穷凶极恶”并不是犯下滔天大罪的必要条件，恶可能采取一种平庸的形式，不仅魔鬼可以毁灭世界，像艾希曼这样平庸的人同样可以毁掉世界。于是，阿伦特提出了一个在她政治学理论上具有创新意义的概念：“平庸的恶”。《朗读者》中冷漠麻木的“小人物”身上都承载着这种“平庸的恶”，女主人公汉娜被塑造为“平庸的恶”之代表。作为女人的汉娜简单平凡，

战后对纳粹罪行的审判与德国反省历史的自觉意识

战后对纳粹罪行的审判与德国反省历史的自 觉意识 李乐曾 【作者简介】李乐曾，同济大学德国问题研究所教授。（上海200092） 【关键词】德国/纳粹罪行审判/自觉反省 由德国司法进行的纳粹罪行审判是德国反省纳粹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乌尔姆审判和纽伦堡审判以及联邦议院对纳粹罪犯追诉时效的辩论，对德国20世纪50至70年代的政治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中德国人反省纳粹历史的自觉意识的产生和变化是其主要成果之一。 世界当代史研究 今年是二战结束60周年，当年的战胜国和战败国以不同的方式隆重纪念5月8日这个二战在欧洲结束的日子。德国通过各种活动纪念这一历史性的日子，通过不断深化的自觉意识，德国人对反省纳粹历史又有了新体验。（注：文中所提到的德国均指联邦德国。） 德国反省历史的自觉意识是指德国人，特别是德国的政治及知识精英从政治、司法、宗教、道德等不同角度，通过对纳粹德国及其战争罪行的理性认识，逐步形成的一种发自内心的反省历史、自我批判的精神。本文尝试以战后对纳粹罪行的审判为主线，探讨德国司法所起的作用和对德国反省纳粹历史的自觉意识的影响。 从纽伦堡审判到乌尔姆审判 纳粹执政时期，德国司法助纣为虐，成为希特勒政权的重要政治支柱和专政工具。战后，盟国对德国处理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对纳粹战犯的审判和处置，除国

际法庭的审判外，德国司法也参与其中，并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成为执行纳粹罪行审判的唯一主体。德国司法在此期间采取的立场及其变化，比较典型地反映了德国人对纳粹历史的认识及自省过程。 根据《波茨坦协定》，二战结束后盟国将对德国强制实行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方面的全面处置，其中包括追究纳粹战犯的战争罪行。1945年8月8日，英国、美国、法国和苏联在伦敦签署了关于起诉和惩处欧洲轴心国首要战犯的《伦敦协定》，决定建立国际军事法庭对战犯进行审判。1945年11月20日，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在德国纽伦堡开庭，对纳粹德国首要战犯进行公审。纳粹执政时期德国国家和个人在国内外犯下的罪行包括，第一，对欧洲犹太人及吉普赛人进行大规模种族屠杀；第二，肆无忌惮地压榨和奴役占领区居民，包括在战前和战争中、在德国国内和占领区系统地实行种族隔离和恐怖政策；第三，严重违反战争法，包括以犯罪手段对待俄罗斯战俘，致使其中约330万人因受饥饿和虐待而死亡；第四，谋杀弱智及残疾人；第五，通过警察和司法机构以恐怖方式消灭政治反对派。（注：Gerhard Werle：Die Bestra fung von NS-Unrecht in Westdeutschland.In：Klaus Marxen/Koichi Miyazawa/Gerhard Werle（Hrsg.）：Der Umgang mit Kriegs-und Besatzungsunrecht in Japan und Deutschland,Berlin Verlag 2001,S.138.）这些罪行是纽伦堡审判和战后盟国及德国司法追究纳粹罪犯的定罪依据。 纽伦堡审判拉开了盟国战后对德国实行“非纳粹化”的序幕。至50年代初，盟国军事占领当局对德国人进行了大规模的政治清查，对有罪者继续予以惩处。纽伦堡审判和这一时期的“非纳粹化”对铲除纳粹主要骨干力量、推进德国战后民主制度的建设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积极影响。在纽伦堡审判和基于盟国管制委员会法第10条（Kontrollratsgesetz Nr.10）进行的连续诉讼（Folgeprozesse）中，共有5025名罪犯以战争罪被国际军事法庭判刑，死刑判决806例，其中486例被执行。（注：Gerhard Werle：Die Bestra fung von NS-Unrecht in

德意志历史传统与德国纳粹主义的关系

德意志历史传统与德国纳粹主义的关系 【摘要】：纳粹军国主义因为它激烈的外部性较为引人瞩目, 但其文化的内敛性却常为人忽视。文章探讨了德国历史主义对于德国人的民族主义的关系，种族主义是纳粹理论的核心。”历史主义”虽不能说直接导向了纳粹主义,但在很重要的方面为1933年德国彻底抛弃民主制度和确立权威主义的恐怖统治扫清了道路。 【关键词】：历史主义；民族主义；纳粹 所谓历史主义，历史主义是人类历史上一种重要的方法和理解世界的态度,但它本身却一直是纷歧多义的,在其名义下包含着各种对立的思想潮流,有所谓德意志类型的历史主义、绝对主义的历史主义、客观历史主义、历史循环论、历史决定论、历史相对主义等。它强调以一种动态的观点来看待事物，认为人类社会处于不断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具有不可逆性。并且每个民族、国家具有不同的发展过程，影响及形成不同发展道路的原因在于每个民族具有不同的民族精神。 一、德国历史主义学家的一些思想 历史主义中包含德国文化中的的民族主义思想。民族主义是一种强烈的意识形态化的民族情感，是为本民族求生存、求发展、求繁荣昌盛的集中体现”。 [1] 康德（1724-1804）作为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始人，其”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的思想对后世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2]海德格尔曾把人类中心主义的统治称为”世界之暗”，萨特认为如果过分强调”人是目的”就会走向法西斯主义的”种族优越论”。 黑格尔(1770-1831)通过他的哲学体系阐述了欧洲中心论思想，”普鲁士国家是世界历史的顶峰”[3]，因而日耳曼民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统一的德意志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非常必要的，是伟大的纯洁剂，它有益于”为长期和平所腐化的各国人民的伦理健康，正如刮风使海洋去除长期平静所造成的污秽一样”。[4]尼采(1844-1900)也认为战争是权力意志的集中体现，是实现人类进化和理想的超人社会的重要手段，因而战争是不可避免和不可缺少的。这些思想无疑对德国的军国主义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德裔美国历史学家伊格尔斯先生认为：”18世纪历史主义的立论被用于保护地方性的的制度，以及对抗近代中央集权官僚国家的侵犯。19世纪，历史主义则被用来抵制西欧的议会政治模式以及把民主政治延伸到德国。”[5]这种分析很有见地，历史主义强调个体的特殊性，由此便自然的可观产生保守主义的思想，建立历史与文化不可比较的原则。

二战结束时德国就开始反思了吗

二战结束时德国就开始反思了吗？ 周志兴 共识网7月8日文章原题：周志兴：粗看柏林(一) 摘编如下：到柏林的第二天，恰好是77卢沟桥事变的77周年纪念日。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和日本、意大利等国家结成同盟，是所谓的“轴心国”。他们到处点燃战火，直到失败。 到德国，不免会想到这段历史。 昨天傍晚，飞机将要落在柏林时，能见度极好，我看到绿树掩映下的红色屋顶，看到农田里还没有收割的一片金黄，看到田野里慢慢流淌的河流，禁不住想，当年，盟军进攻时，这里的安宁也许是一片火海! 见鬼，这次出来怎么总离不开战争？怎么在维也纳谈一战，到了柏林，该谈二战了？ 果然，今天上午，我们到了伯尔基金会，基金会的专家专门为我们谈德国的历史。 这位专家体格健硕，我目测要将近三百斤，而名字很长，以至于基金会的朋友介绍时也无奈地说，他的名字太长，就叫他麦克吧。 因为时间不长，所以我希望有重点，就先提了要求。我说，我想知道两个问题，二战以后，德国是怎么看待这场战争的，又是怎么处理和邻国的关系的？再就是，东西德统一后，怎么能够融合在一起的？ 麦克说，这正是我想说的。 几十年的历史，不同意识形态的斗争和融合，不是三两句话可以说完的，可是，在日记里又不可能长篇大论，于是我偷懒，把喻杉的微信贴在这里： “今天是抗战纪念日，我们在柏林的一天非常有意义。东道主伯尔基金会为我们请了一位德国政治及教育方面的专家麦克先生给我们介绍二战后德国是如何反思他们的历史及如何重新与邻国建立互信关系的，尽管只有我们两位听众，但麦克先生作了非常充分的准备，他既介绍史实，又谈他的分析与观察，整个上午的交流太丰富无法在此一一转述，只说最让我受启发的是，对历史的认识只有在有广泛的社会认同后，才能真正拥有行动的力量。他告诉我们，德国的政治家及民众并不是从战争结束就有反思的，对盟军的纽伦堡审判当时的德国上下是不忿的，也是不参与的。直到61年，更多屠杀犹太人的行为被揭露，德国民众的心越来越有不安，61年德国法院自己对战争中参与迫害犹太人的高级军官起诉并审判，开始德国人对仅是战败者到有罪者的认识。68年的学生运动，是整个社会对有罪认识的形成，70年的勃兰登一跪是顺应整体社会的赎罪行为。从此德国全民都加入到主动为受害国和受害者的赎罪行动中。” 喻杉说的很精辟。如果要多说几句，那么，历史是这样走过的。 战争刚结束的几年里，德国社会普遍存在“胜者王侯，败者贼”的心态，对二战的反思也主要局限在学术范围内。1951年9月，联邦德国首任总理阿登纳发表声明说：“大多数德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