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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社会理论的三大流变及核心议题_西方市民社会理论研究综述

 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 2

012年第4期 收稿日期:2012-01-

23 作者简介:

陈 朋(1979-),男,湖北英山人,江苏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助理研究员,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后流动站科研人员;江苏镇江 212003

*本文系教育部2

011年人文社科研究基金青年项目“协商合作型社区治理体制研究”(批准号11YJC810003)和中国博士后基金(第50批)“农民利益诉求表达中的协商机制建设实证研究”(批准号2011M500751

)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市民社会理论的三大流变及核心议题*

———西方市民社会理论研究综述

陈 朋

摘 要]市民社会研究是西方政治学研究者的重点话题之一,并逐渐形成一种话语,向纵深方向拓展。检视西方社会研究,可以总结发现它的发展有三大流变过程:从“与野蛮社会的分离”到“与政治社会的同义”,从“与政治国家的分离”到“多种属性的赋予”,从与“经济社会的分离”到“文化与公共交往领域及第三领域的拓展”。在三大流变中,其核心议题一直在围绕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而展开,形成了合二为一、二元分立和胶合互动三种模式。

[关键词]市民社会研究;三大流变;国家;社会

中图分类号:B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10X(2012)04-0056-

06 任何一种理论都产生于一定的客观现实之基

础上。对于西方市民社会理论复兴的背景,邓正来作了比较中肯的总结。在他看来,驱动市民社会理念于当下复兴的一个较为深久的原因,主要是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初显并于20世纪中叶炽盛的形形色色的“国家主义”,它从不同的向度对市民社会进行渗透或侵吞。作为对此种状态的回应,人们开始诉诸市民社会理念,试图对国家与社会之间极度紧张的关系作出检讨、批判和调整,以求通过对市民社会的重塑和捍卫来重构国家与社会之间应有的良性关系。然而,促使市民社会理念复兴的更为直接的导因,乃是东欧及苏联等国家为摆脱集权式统治而进行社会转型的过

程[1](P3)。正是基于这一假设,市民社会被认为

不仅仅是一种可以用来对抗或抵御暴政、集权式统治的必要手段,而且还是一种应被视为当然的

目的[2](P246)。在这种情况下,市民社会理论逐

渐形成一种话语,向纵深方向拓展。检视西方社会研究,可以总结发现它的发展有三大流变过程,在三大流变中,其核心议题一直在围绕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而展开。

一、市民社会理论的三大流变

客观而言,源于西方的市民社会理念并非铁板一块。庞金友等人研究发现,西方市民社会理论实际上经历了三次流变历程。

(一)第一次流变:从“与野蛮社会的分离”到“与政治社会的同义”

“Civil Society

”虽然由西塞罗于公元一世纪提出来,但其渊源依可追寻到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思想家关于“公民”和城邦生活的政治学说。亚氏在其名著《政治学》中首提“PolitikeKoinnia”的概念。此时,它是指政治共同体或城邦国家,具体是指自由和平等的公民在一个合法界定的法律体系之下结成的伦理-政治共同体。

这一概念后经西塞罗予以继承。但它意指“已发达到出现城市文明政治共同体的生活状况。这些共同体有自己的法典,有一定程度礼仪和都市特性,市民合作并依据民法生活并受其调整,以

及城市生活和商业艺术的优雅情致”

[3](P125)。很明显,这一时期的“Civil Society”虽然难以称是现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但可以看作是文明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