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视域下的社区居民参与研究

社会资本视域下的社区居民参与研究

涂晓芳　汪双凤

内容提要:在社区建设中,居民参与是其内在动力和源泉。目前,我国城市社区居民参

与的积极性不高,信任、合作和公民参与等社会资本有所缺失。其原因有:社区居民工

作单位对社区社会资本的侵蚀;居委会功能缺失导致形成社区社会资本的动力不足;社

区居住状态的改变导致社区社会资本培育困难;“数字社区”的出现降低了社区社会资

本形成的机会。

关键词:社会资本;居民参与;缺失

“社会资本”原是经济学概念,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成为许多学科关注的概念和分析起点,它关注网络、规范、信任等社会内部的文化机制,强调藉由集体行动形成的社会关系,所产生的沟通、协调、互惠合作等价值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认为在社会组织中人们之间的彼此信任和相互合作所蕴涵的价值比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更为重要。如何通过社群组织的黏合作用重振公民精神,提高公民的参与意识,是社会资本研究的重要课题。而公民的参与、制度的创新、社会的规范以及社会信任等,是政治学研究需要解决的问题。因此,社会资本的概念日益进入政治学的研究领域。

学者们对社会资本的构成要素论述很多,各有侧重。总结起来主要有三点:信任、参与和关系网络。当社会关系处于高度信任状态,人们将有较高的意愿与他人进行交易或合作性的互动。这种以信任、参与和关系网络为主的社会资本构成了一种非制度化规范,使各方以信任、合作与承诺的精神集合起来,实现组织绩效的提高。由此可见,社会资本是特定群体所拥有的带有公共性质的资源,这种资源可以用于改善群体的生活状态,增加群体的福利。

一、社会资本理论在社区居民参与中的运用

(一)社会资本理论与城市社区建设的契合之处

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基本单位,社区作为一种地域性社会,有学者认为它的“基本因素有二:一是以情感为粘合剂的关系网络,二是成员间共同的价值观念、规范以及身份认同等”①。从1887年滕尼斯最初提出的“社区”本意来看,是指那些具有共同价值取向的、同质人口组成的关系亲密、守望相助、疾病相抚、富有人情味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团体。可见,社区的概念与社会资本的内涵有一定程度的耦合。因此,社区和社会资本在研究中是紧密结合的。实际上,社区定义中所关注的要素,如社会网络、规范和信任等等也正是社会资本的基本内容,而社会资本理论基本也是以社区为视角分析研究其构成和功能的。由此,我们可以总结出社会资本在社区中表现

①Etzi oni, A.,Creating good communities and good s ocieties.Conte mporary Soci ol ogy,2000.29:pp.188～195.

政治学研究 2008年第3期

出的三个方面:一是居民信任度,指存在于社区居民之间、居民与社区组织之间、社区与社区外其他组织和个人之间的信任程度。二是居民参与度,指社区居民参与社区组织活动和参与社区事务管理的能力与频度。三是关系网络密切度,指邻里关系、家庭关系、朋友关系、工作关系、组织关系等。

对于社区而言,存在于社区成员彼此之间的信任以及社区成员对公共事务的积极参与构成有助于整个社区建设的社会资本。社区建设依赖于政府、社区组织和居民在信任、互惠和认同基础上的相互合作,这种合作是政府、社区组织和居民等多方利益主体在持续互动过程中经过重复博弈而建立的互惠合作关系。它的形成、维持离不开有效的社会规范、共享的信念和价值观。社会资本能够为社区成员之间建立信任关系、提高信任度、促进沟通和合作创造条件。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蕴含社会信任的社会资本有利于解决集体行动困境,促进社区建设目标的实现。就一个社区而言,社会资本总量的多寡与分布状况决定了社区活力和凝聚力的强弱以及社区治理的绩效。社会资本总量丰富且分布均衡,居民的社区归属感就强,社区治理的效果就好,反之,社区就会因居民不愿参与社区事务而缺乏认同感导致治理的目标难以实现。

现代社会,社会资本已成为一种有效的资源,对社区建设产生着积极的促进作用。Te mkin 和Rohe指出,“社会资本在社区动力上扮演着重要角色,具有较高层次社会资本的社区,特别是社区的社会文化环境(对社区的忠诚和归属感),更能够维持社区的稳定。”①首先,社会资本能够规范居民的行为,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社会资本能够使人们的道德观、价值观内在化,规范人们的行为。能够使人们充分考虑其行为结果对他人的影响,尤其是当他的行为结果影响到他的情感和责任对象时,他就会对其行为采取谨慎和负责的态度。其次,社会资本中的公民参与和社会关系网络培养了生机勃勃的普遍化互信互惠关系。一个依赖普遍性互信互惠的社会比一个没有信任的社会更有效率。再者,社会资本代表了居民间的互信互惠关系,这些关系可以促进居民相互间的责任、规范和制裁,影响居民从事互惠互利集体行为的能力。人们在所参与的普遍信任密集或紧密的社会关系网络中能够相互学习和强化互惠,沟通和集体行为的模式得到了推动,相互信任与相互合作的精神得以产生,从而增强整个社区的凝聚力。

(二)社会资本对社区居民参与的影响

社会资本理论中的“参与”是指个人参与社会、个人关系网络、社会事务的机会,从而加强对个人关系网络的认同和归属感。参与有助于加强内部沟通、网络联系和凝聚力。社会资本体现在参与中,更重要的是,社会资本的扩展是在参与中实现的,因此,参与在社会资本理论中占据核心地位。在社区建设中,只有社区居民的直接参与和治理,才能培育居民的社区归属感、认同感和现代社区意识,有效地整合与发挥社区的各种资源。从这个意义上说,社区参与其实是居民社区生活方式的一种表现,居民的社区参与是社区建设的内在动力和源泉。社区作为社会独特的缩影是观察社会变迁的基本视角,也是反映社会资本变动的较佳区域。

社会资本越丰富,参与程度越高,参与的绩效也越高。以信任、公共参与为特征体现出来的社会资本对基层民主的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影响。20世90年代在中国兴起的社区治理就是民主理念在城市范围内的实践,它与社会资本存在相互制约和依存关系。

信任是产生社会资本的要素,对集体行动的产生帮助很大,当社会关系处于高度信任状态,人们将有较高的意愿与他人进行交易或合作性的互动。信任与合作也经由互动而相互影响,信

①Te mkin,K.and Rohe,W.M.(1998),“Social Capital and N eighborhood S tability:An Em pirical Investigation”,Housing Poli2

cy Debate,9(1):pp.61～88.

社会资本视域下的社区居民参与研究

任是合作的润滑剂,合作则滋长了信任。那么,信任又是如何产生的呢?社会信任能够从互惠规范和公民参与网络这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产生。互惠包括均衡的互惠和普遍化的互惠,前者指人们同时交换价值相等的东西,后者指的是一种持续进行的交换关系,这种互惠在特定时间里是无报酬的和不均衡的,但它使人们产生共同的期望,现在己予人,将来人予己。另一方面,在一个共同体中,公民参与的网络越是密集,其公民就越有可能为了共同的利益而合作。公民参与网络增加了人们在任何单独交易中进行欺骗的潜在成本,公民参与网络培育了强大的互惠规范。

二、我国社区居民社区意识和参与现状分析

为了解社区参与的相关具体状况,我们在北京市的单位家属大院及商业型社区做了问卷调查,发出问卷900份,收回有效问卷851份,采用“SPSS统计软件”(13.0版)进行分析。从样本结构看,在接受调查的问卷填写人中,男性占44.7%,女性占55.3%;中学学历为7.1%;大专学历为29.4%;本科及以上学历为63.5%。

该调查问卷为封闭式问卷,基于社会资本在社区中表现的三个方面:居民信任度、居民参与度和关系网络密切度,问卷设计了三十七道题,涉及居民的个人基本情况、邻里关系、组织认同度、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意愿、参加的社区公共活动等等。

从问卷结果可以发现:

(1)居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意愿积极性总体较低。回答不太愿意和不愿意参与社区公共事务所占比例为76.5%。75.3%的居民不太同意和不愿意参加社区组织的文体活动。

(2)在涉及自身利益的社区公共活动中,居民参与的积极性较高。71.8%的居民非常愿意和比较愿意担任业主委员会委员;89.4%的居民比较愿意和非常愿意就社区的公共事务向居民委员会或有关部门提出建议,并且58.8%的人曾很多次向居委会或有关部门反映社区内的公共问题或提出建议。

(3)居民邻里熟悉程度很低,关系冷漠。调查显示,居民几乎不认识邻居或者认识很少一部分;74.7%的居民认为没有必要和不太有必要与邻居沟通感情;50%的人对生活中有困难的邻居是否提出帮助和为公益活动是否会捐钱选择了“视情况而定”。

(4)居民不认为在社区中有丰富的资源,能够得到帮助。74.1%认为在社区中只能得到部分的帮助,20%的人认为完全不能得到帮助。大部分调查对象认为社区中不存在丰富的可利用资源。

可以看出,在城市社区建设中,信任、合作和公民参与等社会资本普遍缺失。社区居民参与公共事务的积极性较低,邻里关系冷漠,邻里缺乏沟通,居民之间的交往甚少。社区中没有关系网络,居民很少能做到积极主动地参与到互动式的社区建设中,社区社会支持功能的缺位明显,由于社区无法给予社区内的居民以社会支持,社区居民对社区在情感上是疏远的。居民没有从社区中获取丰富的社会资本,社区中的社会资源没有被很好利用。

三、社区建设中社会资本缺失的原因

(一)社区居民工作单位对社会资本的侵蚀

随着中国改革的深入,原来那种高度行政化的单位制度的职能逐渐弱化了。单位制的弱化意味着政府通过单位控制社会的基础发生了动摇。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建构政府与基

层社会的关系,一个现实的选择就是由单位制向社区制转变,即随着单位制的衰退,政府需要一个能够起社会整合和稳定作用的组织,而社区组织的基层性、群众性、自主性使其能够成为承担这一功能的组织。经过几年的努力,社区建设的各项工作取得了相当的进展,但问题也不少。比如,社区的凝聚力不够,社区的自治功能有待完善;社区关系不顺,部门之间缺乏合力;政府转变职能不到位,社区行政化倾向严重。这些问题大大削弱了居民本就疑虑重重的社区意识,社区不能发挥有效功能,这就在某种程度上使原有的单位组织具有了更加重要的意义,反而从反面进一步强化了居民的单位意识。因此,单位制并没有被瓦解,只是有所松动而已。

针对这种现象,有学者提出“单位记忆”这一概念,来指称单位制在当前社会中依然存在并发挥作用的现象。就是指单位制遗留下来的特殊管理方式、分配方式以及单位意识等,对当前社区建设构成各种显在或潜在的消极影响①。由于我国非单位制的分化与发育还处于初级阶段,社会资源主要由单位占有和分配的基本状况没有根本改变,单位制无论从数量质量还是从由之所形成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上,在城市社区中始终处于主导地位,左右着人们的社会行为。中国社会结构是局部变迁而非总体变迁,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单位制与非单位制并存,两种社会行为规范和价值观念并存且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状态还会继续维持下去,单位意识在很长时间内仍然会影响整个社会的发展,中国社会仍然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单位社会。

(二)居委会功能缺失导致形成社区社会资本的动力不足

目前,我国社区邻里沟通不密切是事实,社区中没有可用的资源吗?社区居民为什么对社区公共事务的参与积极性不高?社区居民从内心就不认同社区中有可用资源吗?如果对于在生活或工作中遇到困难,74.1%的人认为部分困难可以从社区中得到帮助。而对于是否认为社区中存在可利用资源这一问题,75%的人认为社区中有可利用资源,但他们认为资源不丰富。这表明居民还是看到了社区中有可利用资源的。

社区居委会是在街道办事处的指导下,在居民区党组织领导下开展工作的群众自治性组织。主要职能为议事、协调、服务和监督。社区居委会的基本工作方法是切实依法办事,充分发扬民主,实行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社区自治制度的初衷是为了在民主指导下居民自治,可是调查表明,居民对居委会的认同不高。居民在回答“您认为由下列哪一组织来管理居民的生活事务会更好”。出乎意料,选择由政府来管理居民生活事务的比例最高。在政府组织、社会公益组织、居民委员会组织这个选项中,选择比例最低是居民委员会组织。1989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虽为社区内外关系确立了基本的法律基础,但组织法所规定的居委会的性质、职责、任务、产生程序、运行机制等与现实有较大差异,可操作性不强;同时,相关的配套法律和实施细则很少。因此,居委会法律上规定的自治性在实践中没有得到根本体现,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社区社会资本的发育。从街道一级的层面来看,居委会是街道渗透到基层的触角,如果这种触角与街道的联系本身被割断,那这只触角就无法发挥其作用了。居委会长期以来事实上是街道的“脚”的地位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居委会不能代表居民参与到城市公共决策过程中,并在地方权力结构中占有一席之地,因而它对具有某种独立性与自主性的地方社会的形成作用甚微”②。有关部门把社区建设工作作为“参观点”,对社区居委会的考核多、检查多、材料多、会议多、指派任务多,居委会与居民沟通时间少,为居民提供服务的时间少,考虑社区发展的时间少,居委会绝大部分工作是部署和组织完成政府下达的各项任务,而根据居民实际需要提供社区公共物品和服务方面可以说微政治学研究 2008年第3期

①②参见刘翠霞:《在单位记忆与社区资本间挣扎的中国城市社区建设》,第38页,《南通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杨敏:《公民参与、群众参与与社区参与》,第94页,《社会》,2005年第5期。

不足道。居委会在现实中浓郁的行政化倾向很大程度上弱化了其自治性的功能,导致居民对其认同度不高,而许多社区委员会也习惯于把自己看作是政府机构的“代理人”而不是居民的代表,从而在社区成员与居委会之间难以建立充分的互信关系。

(三)社区居住状态的改变导致社区社会资本培育困难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大批的人口从原有单位体制内流入社会,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又吸引了大批的农村人口进城务工、生活。适应经济体制的转变,以地域为基础的社区逐渐成为城市治理的基本单位,社区内的人们互不相识,仅仅由于房产纽带而居住在一起。新建的住宅区并没有历史形成的社会资本可以依赖。而且随着商品化社会人们的工作压力剧增,社会居民之间的互动减少,使社区内社会资本的培育较为困难。而且,由于科技的发展,人们与超越狭隘社区的外界联系越来越方便,他们在社区外所能够体验到归属感就越强,他们对于社区的情感投入就会相对薄弱,他们对于从社区中寻找归属感的愿望就越低,相应地参与社区建设的积极性就不高。他们的各种需要很容易从外界的各种营利性或非营利性的组织中获得满足,而不必仰仗邻里社区,而形成现代社会的“脱域的共同体”①。特别是居住在大都市中的人们之间在居住地上的相近相邻对于形成他们之间的利益关系以及其他社会联系虽然不能说已完全没有任何意义,但显然已越来越无足轻重了,这就削弱了社区在居民生活中的地位和意义。

另外,社区居民流动性的提高使得人们社会参与和社会联系降低。一方面,居民向外迁移中断了其他居民与社区的直接联系。另一方面,也会破坏其他居民与社区而产生的间接联系。“很多对于组织参与的研究表明,居住地的稳定性和与此相关的现象如对住房的所有权明显的与更高的社会参与有关。流动性就像不断地移植植物一样,会损坏根部网络,一个迁移他处的人需要时间来重新扎根。”②随着单位型社区的转型,城市负担不断加重,社会压力和社会问题不断严重,社区居民之间的交流沟通越少、组织认同越低,所创造的社会资本越少,最终影响其社区中的社会资本存量和质量。社会资本需要不断的更新和增值,否则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资本存量就会减少。

(四)“数字社区”的出现降低了社区社会资本形成的机会

随着数字化技术越来越广泛地应用于社区建设,国内各城市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数字社区”。“数字社区”的出现使社区居民之间的联系和网络结构向“虚拟化”方向发展。居民的休闲时间越来越多的用在“虚拟社区”和“网络世界”里,大减少了社区居民之间面对面直接交流的机会。城市社区的数字化倾向对社会资本的生成和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有理由相信深层次的技术趋势正使我们利用闲暇时间的方式更加‘私人化’和‘个体化’,因此也使得很多社会资本形成的机会丧失。”③在虚拟网络中人们就可以与外界广泛交流,社区外丰富的资源可以替代社区内网络结构中的资源。这也是社区居民没有从社区中获取资源的重要原因。有了获取所需资源的渠道就不会关注本身不完善和不健全的社区网络。

作者:涂晓芳、汪双凤,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北京市,100083)

(责任编辑:田改伟)

社会资本视域下的社区居民参与研究

①②③王小章、王志强:《从“社区”到“脱域的共同体”———现代性视野下的社区和社区建设》,第6页,《学术论坛》,2003年第6期。

巩怀虎:《社会资本视角下的我国城市社区发展研究》,第26页,《山东行政学院山东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

Putna m RD Bouling A l one;the Collap 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 mmunity.Ne w York Si m on Sesduster,2000:p.126.

社会资本研究

社会资本研究 一、社会资本的产生 社会资本理论的产生是建立在社会网研究的基础之上的。社会网研究的重点之就是考察个体的行为是如何受到各种外在的社会关系的影响的，正是在这个领域的研究中，美国学者格拉诺沃特和林南提出并发展了个人的社会网络与其拥有的社会资源的关系的理论，可以说是开了社会资本理论研究的先河。 70年代初，格拉诺沃特在对个人寻职行为和结果进行考察时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在某个人寻找工作时，对他找到新工作的真正有价值的信息往往不是通过他的关系密切的亲戚或朋友而获得，而是通过他的一般亲戚朋友而获得的，这与一般人的想象似乎正好相反。格拉诺沃特对此的解释是：根据社会交往理论，只有那些在各方面与某人有较强同质性的人才可能与他建立起比较亲密的关系，因此，这些人所掌握的信息也和他差别不大。而与此人关系较疏远的那些人则由于较强的异质性，也就更有可能掌握此人及其周围圈子内的人所无法得到的、对个体求职有帮助的信息（1973，1982）。在此基础上，林南提出了“社会资源”的理论。所谓社会资源，就是那些嵌入个人社会网络中的资源，这种资源不为个人所直接占有，而是通过个人的直接的或间接的社会关系而获取。拥有此种资源可以使个人更好的满足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在一个分层社会结构中，当行动者的行动为工具性行动时，他所拥有的弱关系将比强关系给他带来更多的社会资源（但前提是这种弱关系的对象处于比行动者本人更高而不是更低的社会地位）。林南的这个“社会资源”概念与我们下面将要看到的其他学者的“社会资本”概念已无太大的差异，在后来的研究中，林南有时也将“社会资源”改为“社会资本”。 1980年，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P.Bourdieu)在《社会科学研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社会资本随笔”的短文，正式提出了“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这个概念，并把它界定为“实际或潜在资源的集合，这些资源与由相互默认或承认的关系所组成的持久网络有关，而且这些关系或多或少是制度化的”。1988年，社会学家科尔曼(James Coleman)在《美国社会学杂志》发表“社会资本在人力资本创造中的作用”一文，把社会资本定义为“许多具有两个共同之处的主体：它们都由社会结构的某些方面组成，而且它们都有利于行为者的特定行为——不论它们是结构中的个人还是法人”。布特南(Robert D.Putnam)从政治学的角度，通过对制度绩效的研究将社会资本定义为“社会组织的那些可通过促进协调行动而提高社会效能的特征，比如信任、规范及网络等”。这三种定义分别从社会文化、理性选择和政治学的角度对社会资本的内涵给予了确认，使它作为社会生活的一个概念具有了合理性。 科尔曼(Coleman)在他的《社会理论的基础》(Foundations of Social Theory)中，从社会资

微观社会资本研究的反思_符平

微观社会资本研究的反思 符 平 (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学理论研究中心武汉430079) 摘要:微观社会资本本质上是一种个体关系结构,是社会结构的衍生物。适中的持续互动、共同性规范和共同利益是微观社会资本生成和维持的主要条件。不对称的利益关系结构导致大量社会资本的被支配方利益受损。社会资本的获得过程中,非理性行动和理性行动发挥同等重要的作用。实现微观社会资本向宏观社会资本过渡的条件是将个体的社会资本置于广泛的关系 网络结构中。 关键词:微观社会资本;关系结构;互动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63(2004)11-0075-06 近年来,社会资本作为一个新的概念和解释范式受到了广大社会科学者的关注。尽管其概念仍具有模糊性,实际测量也难以操作,但还是可以说,社会资本是当代社会科学界特别是社会学的一个新的理论生长点。回顾和总结以往研究,笔者根据社会资本的运作主体或者说受益主体将它区分为微观层面的社会资本(简称 微观社会资本 )和宏观层面的社会资本(简称 宏观社会资本 )。前者的运作主体和受益者是单个的社会自然人,而后者的拥有方是一个组织、社区或国家,运作者和受益者则是一个群体或大众。在本文中,笔者将努力就这两个不同取向的融合做一尝试性探讨。 一、对微观社会资本的概念及相关基本问题的反思 1.关于社会资本的定义、产生与类型的再思考。微观社会资本的研究广泛涉及到移民、农民工和大学生等的就业、个体经营者和企业家的成长与发展等方面。 1 研究者大多根据自己的研究需要对社会资本进行了定义。综观目前微观层面上社会资本的理论与经验研究,笔者认为,社会资本尽管有着诸多不同的定义,但其本质上可归结为一种个体关系结构(含先赋型和自致型两类),是个体互动的伴生物,是社会结构的衍生物。社会资本产生于个体与个体之间静态的关系结构或动态的互动所带来的关联的结点之上(见图1)。个体的社会资本大多是自然生成的,或是某些结构的附属品,或是某些行动的附属产品,或是制度环境(宏观意义上的文化、观念和法律等)下社会承认逻辑的产物,而并非一般意义上所认为的 创造 的结果。在这里,笔者的前提假设是:个体是处于特定社会环境下的组织人,通常要追求其行为的合法性与合乎情理,适应周围的社会环境,以便得到社会承认、更好地生存并开展行动,实现目的。这一行动逻辑给社会资本留下了巨大的生产空间。因此,可以说,制度环境是微观社会资本的宏观动力,微观社会资本是社会承认逻辑的产物。 创造 的社会资本多通过 理性 的途径获得,仅占较少的一部分。从所产生的功效来看,社会资本可以分为正功能的、零功能的和负功能的三种(大多数研究中的社会资本就是指第一种)。所以,不加区分地认为社会资本就是一种社会资源的观点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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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措并举促进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 这为社会组织积极参与社会治理指明了方向，给社会组织发展带来了良好机遇，也为新时期社会治理注入了新的力量和形式。 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现状和问题 能力不到位，参与社会治理的能力弱。多数社会组织处于无人无钱的尴尬局面。由于社会组织注册登记时，有一个前提条件即必须是非营利性组织。多数社会组织活动经费来源有限，工作人员兼职的居多，缺乏专门的人才队伍，自身建设能力薄弱，参与社会治理的程度很有限。有的社会组织长期处于不活动状态。 管理不到位，参与社会治理的公益性体现弱。社会组织中由于兼职人员居多，一些人员还处于临时聘用状态，内部管理很不规范，在开展活动中，首先考虑的是经济效益，公益性反而弱化，在社会上很难建立起自身的良好形象，社会公信力不足，开展活动难以持续。一些行业协会商会行政化色彩过于浓厚，提供的服务不能完全满足社会需要。

认识不到位，社会组织在参与社会治理中处于弱势地位。现有的社会组织处于民政部门和业务主管单位的双重领导，在参与各项社会活动时，要经过业务主管单位的严格审核和把关，实际上处于政府部门的附属地位，并且组织规模普遍偏小，自己的主张和声音难以独立地展现出来，受到社会的普遍轻视。 培育不到位，大量没有登记的社会组织处于灰色地带。由于目前实施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的门槛相对较高，大量的“草根”社会组织距离拥有真正合法身份还有很长一段距离，由于缺乏政府和民政部门的监督指导，处于自生自灭状态，不利于社会组织队伍的发展壮大，也不利于对这些社会组织的有效管理和引导。 促进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措施 抓紧制定社会组织法，明确社会组织的指导思想、性质、地位、作用、运作方式、奖惩办法。社会组织依法参与社会治理是依法治国的重要方面。通过立法，明确非营利的定义与标准，社会组织为了自身的生存所从事的必要的有偿服务与营利之间的界限模糊，造成人们对非营利社会组织公信力的误解和责难，同时造成对人们参与社会组织工作积极性的伤害。有些新社会组织特别是中介组织，大多以营利性的逻辑来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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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企业的社会资本与技术创新研究(一) 论文关键词：企业社会资本技术创新 论文摘要：影响企业技术创新的因素除了物质资本和人力费本外，还有一个被忽略的重要因素——社会资本。社会资本为技术创新研究提供了新的方向。文章将社会资本理论融入到技术创新理论中，探讨了企业在技术创新过程中信息需求与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试图为企业技术创新提供新的视野和思路。 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提到：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强化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形成自主创新的基本体制架构。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在我国将掀起一股企业自主创新的浪潮。 进入21世纪以来，以网络和通讯技术为核心的信息技术革命使世界经济进入了以信息、网络和知识等为主要内容的新经济时代，社会经济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面对变化迅速且难以预测的买方市场，企业不再只是依赖于对稀缺资源的占有，而是通过不断地学习、知识创造以及提高技术创新能力来获取竞争优势。但是，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是一个运用知识改造世界的过程，它必定会与社会的许多层面产生各种复杂的联系，从而给技术创新活动增加了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在此背景下，任何企业仅仅依赖自身拥有的、有限的内部资源已无法满足技术创新对各种资源的需求。因此，为了有效利用企业内、外部资源，原有的生产组织形式和资源配置方式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企业正开始朝着开放、合作、网络和动态整合的方向迈进。 一、从社会资本理论出发来研究企业的技术创新，是技术创新理论进一步发展的要求 技术创新的概念来源于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的创新理论，熊彼特于1912年在其德文版著作《经济发展理论》中，首次提出了“创新”概念。他认为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动力和最根本的源泉在于企业的创新活动。创新概念包括了五种情况：采用一种新的产品；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法；开辟一个新的市场；取得或控制原材料或半制成品的一个新的供应来源；实现任何一种新的产业组织方式或企业重组。这个定义一直到现在还有它的积极意义。自熊彼特提出创新理论以来，随着科技进步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的不断提高及研究的不断深入，国内外学者先后从不同的角度对技术创新理论进行了研究，即从传统的经济学视角转向管理学视角，并向社会学视角演进。 随着技术创新理论的不断深入和发展，技术创新已经成为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关键因素。作为市场竞争主体的企业也逐渐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因此，为了更深入地了解技术创新的本质和特征，理论界和企业界开始从管理学的角度来打开技术创新这一“黑箱”。从企业管理的角度看，技术创新就是从一种新思想的产生剧研究、发展、试制、生产制造到首次商业化和扩散的过程。解释了创新的“过程”与“结果”的重要性。这种观点强调，在这一复杂的过程中，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将导致创新的滞后甚至失败。 由于孤立的创新性企业或者高度专业化的研究与开发部门本身很难迅速创新并开发足够多的、能适应市场需求的新产品，它需要在与其它企业或组织建立广泛的社会联系的基础上才能不断进行技术创新活动，因此，当代的技术创新被人们看作是一种广泛的社会过程，即技术创新的社会网络理论。 因此，如何从社会资本理论的角度去研究企业社会资本与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受到理论界和企业界的关注和重视。同时，从社会资本理论出发来研究企业的技术创新，也是技术创新理论进一步发展的要求，它可以为技术创新理论自身的“创新”提供—个新的突破口。 技术创新过程面对的是一个不确定性的世界，不确定性的存在既是创新存在的根据，又是创新行为发生的障碍。由于没有历史的惯例可以依循，技术创新的产生、发展以及创新后果的不确定，使企业的创新行为面临较大的风险，在很大程度上也滞缓了企业技术创新的进程。

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养老服务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养老服务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发表时间：2018-09-18T09:53:29.343Z 来源：《知识-力量》3中作者：许家 [导读] 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养老服务不仅能有效补充政府职能，而且可以有效改善老年群体的养老环境。但是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养老服务还存在很多问题，具体表现在缺乏法律法规保障、监督问责机制不完善、社会组织参与空间受挤压等方面，本文针对上述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以期对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养老服务有所帮助。 （西南大学，重庆北碚 400715） 摘要：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养老服务不仅能有效补充政府职能，而且可以有效改善老年群体的养老环境。但是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养老服务还存在很多问题，具体表现在缺乏法律法规保障、监督问责机制不完善、社会组织参与空间受挤压等方面，本文针对上述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以期对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养老服务有所帮助。 关键词：社会组织；社区养老服务 一、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养老服务的理论基础 （一）社区养老的内涵 社区养老是以社区为载体，整合社区资源，协调社区各界力量，为需要帮助的老年人提供物质精神服务，使老年人能够在社区活动，在家休息灵活的养老方式。 （二）城市社区治理的理论依据 1、新公共服务理论。新公共服务，是指以公民为中心的公共管理理念，政府的作用是掌舵而不是划桨。登哈特夫妇在《新公共服务：服务，而不是划桨》一书中梳理了新公共服务理论基础，并系统阐述了新公共服务理论的基本观点：服务而不是掌舵、公共利益是公共行政目的而不是副产品，战略性思考、民主化行动，为公民服务而不是为客户服务，责任是多重的而不是单一的，尊重人的价值，而不是生产效率的价值。 2、治理理论。治理理论开始兴起并进入诸多学者的视野，在各个研究领域内得到广泛的应用。世界银行、全球治理委员会和联合国开发署等国际机构对治理的定义具有权威性和代表性，具体表述为“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者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他们认为治理强调多元主体、机制、过程和制度等因素。 二、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养老服务的问题分析 （一）缺乏法律上的保障。目前国内和社区养老服务相关的法律和文件大多都是由国务院及民政部制定颁布的，这些政策和文件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较强的指导性和总揽性，但是社会组织在参与社区养老服务时需要的是更加细致规范的指导，而我国的相关法律政策正是缺乏对社会组织参与权利具体的内容或是参与的方式和途径加规定，同时关于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养老服务时应有的奖励制度或是对非法的参与方式做出相应的惩罚等方面的规定也十分模糊。 （二）监督问责机制不完善。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养老服务的监督问责机制不完善可归结为外部监督问题。从科学规范的监管政策到问责主体，在年检制度、重大活动报告制度、信息公开制度和法律责任制度等方面的政策法规较宽泛，针对性不强，这就导致了政府的监管政策失效，政府监管政策内容宽泛，对社会组织约束力低，加剧了社会组织的监管问题。 （三）社会组织参与空间受挤压。我国长期处于家长作风很强的政治统治之下，塑造了人们事事靠政府的心态，社区居民认为政府是提供公共服务的唯一合法主体，社会组织是不正规、没保障的代名词，使居民心生抵触。这直接造成居民不配合、抵触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养老服务，造成资源无法整合协调，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效率却很低的局面。 三、公民参与社区治理的对策分析 （一）细化法律法规。社区养老服务在我国经过多年的理论和实践的发展，社会组织参与相关的基础制度框架也已形成，但是相关的法律法规还需细化。首先，需要有关部门在制定相关法律法规的时候结合社会组织的实际参与要求，对社会组织具体的参与活动如参与的内容、参与的途径和参与的程序等做出具体的规定。其次，制定具有可实施性的民办非企业组织参与细则也是一种有效的途径。因为民办非企业组织是参与社区养老服务的主体力量。 （二）加强监督力度。就政府而言首先要明确权责部门，在确保社会组织独立于自主的基础上，及时修改调整对社会组织的税收、行政政策，加强资金审查力度，及时考察社会组织项目任务完成效率，完善信息的公开透明，保证其运行的正当性，预防违法事件的发生。同时严厉惩戒运营过程中的非法行为，维护公共利益。除此之外，合理运用大众媒体和自媒体，充分发挥媒体及时性的优势，曝光不合法的行为，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养老打造一片净土。 （三）优化参与环境。政府要加强对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养老服务的宣传，可以通过牵头构筑活动平台，深入社区开展讲座，提供社会组织的报刊书籍等方式实现，在符合政策要求的情况下，政府可为社会组织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同时，作为参与主体的社会组织要利用自身灵活、适应性强的优势，打造自己的品牌，提高社会知名度和公信力，为社区养老服务制作一张响亮的名片。 四、小结 随着老龄化速度的加快，解决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养老服务的难题，加强法律法规建设，细化法律法规、加强监督力度、优化参与环境迫在眉睫。当然，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养老服务困境的化解并不能一蹴而就，在化解老问题的同时，也要主要解决产生的新问题，避免新矛盾的发生。 参考文献 [1]郑琳.社会组织参与社会养老服务的困境与策略选择——基于安徽省铜陵市的实践分析[J].长春大学学报,2015,25(03):86-90. [2]方永学.遂宁市安居区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加快发展养老服务[J].中国社会组织,2015(06):36-37. [3]褚庆义.南阳市开启社会组织与养老服务双赢新模式[J].中国民政,2015(04):49. 作者简介：许家（1992年12月—），女，汉族，河南邓州人，硕士，西南大学，行政管理专业，研究方向为地方政府治理与改革。

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路径研究

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路径研究 综合世界各国的共同趋势,社会多元化治理格局是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经阶段,中国社会在经过过去三十余年的强势改革之后,经济、社会、文化等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这样的大环境和大背景下,中国社会组织快速成长,在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由于社会组织的日益成熟,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问题也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社会治理是个难题,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新的社会元素不断涌现,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日益突出,在一个已经出现深度社会分化的社会中,传统的社会治理形式已不能够满足当下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需求,如果不进行变化,仍然采取过去的社会管理模式,只会让这种矛盾日益加深,且愈演愈烈,加大社会矛盾。一个以政府为主导、市场作调节、民间主动参与的社会治理模式开始呈现在人们面前,各类社会组织的成长壮大是社会发育的基本标志,通过社会组织发展带动公民社会发展,限制过强过大的政府权力,进而形成社会多元治理的格局,并最终形成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均衡局面,是实现我国社会有效治理,从而达到“善治”目标的基本途径。自中国共产党十七大以来,党和政府通过政府报告等向广大人民群众传达了一个讯息,那就是“转型”,这一转刑即意味着政府将告别过去的全能形象进行适当放权,而社会组织被引入到社会治理之中,将二者进行结合,完善社会组织,创新社会管理。 我国党与政府所提倡的党为主导,政府管理,社会配合,民众参与的新型社会管理局面,这一新模式是对马列主义的传承与发扬,也是基于我国现实情况的选择。本文以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为研究考察的对象,通过理论和实践分析,寻找我国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新路径。论文运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借鉴了现代中外政治学、管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相关最新理论或研究成果,运用规范研究与实证分析、文献研究法等多种研究方法进行撰写。本篇论文共有绪论、正文和结语三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通过对于国内外研究综述,重点、难点、创新点,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的交代来闸述论文的选题背景和意义。根据社会的发展规律,当下我国政府把加强和完善社会治理放在政府改革转型的重要地位,同时在变革中政府也清醒地认识到社会组织发展对于今后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

基于二阶因子模型的企业社会资本测量研究

本文在评述现有文献的基础上，针对当前企业社会资本测量研究存在的问题，提出高管团队社会资本概念，并率先对这一最新概念进行了具体操作化，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方法建立了高管团队外部社会资本的二阶因子度量模型。样本数据检验结果表明，模型拟合良好，各建构通过信度检验并具有较高的聚合效度和区别效度，能够可靠地度量高管团队社会资本这个复杂的多维理论建构。 [关键词］企业社会资本；高管团队社会资本；二阶因子模型[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69X （2010）11－0014－04 张进华（1982－），男，湖北汉川人，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高管团队社会资本与 企业战略管理。（湖北武汉 430074） ■张进华 基于二阶因子模型的企业社会资本测量研究 伴随着社会资本研究在社会学、经济学中的兴起，企业社会资本已成为管理学研究的热点。现有企业社会资本理论研究主要集中于概念确立（Adler &Kwon, 2002）、维度划分以及作用机制的探讨（Nahapiet &Ghoshal ，1998），而实证研究则重在探索企业社会资本 对企业经营绩效（Shi ，Hu and Fu ，2006；Reed and Srini - vasan ，2009）、产品创新（Tsai &Ghoshal ，1998；Subrama -niam and Youndt ，2005）、行业网络形成（Koka and Prescott ，2002；Knoke ，2009）的影响作用，侧重于企业社 会资本测量的研究较为少见。企业社会资本作为学者们从社会生活中总结和归纳出的一种理论建构，无法被直接或间接地从社会中观察到，因而难以量化。由于没有统一规范的测量体系，学者们通常从各自研究角度出发，对企业社会资本的测量多种多样，差异较大，相关的研究结论也无从比较，阻碍了企业社会资本实证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有鉴于此，本文试图在分析和总结现有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对企业社会资本的测量作些有益尝试。 一、现有企业社会资本测量研究存在的问题对企业社会资本的测量多附属于实证研究社会资本影响企业战略选择、知识共享、产品创新和经营结果的文献中。他们通常局限于企业家个人层次，仅仅用几个指标来简单代替企业社会资本。随着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的不断完善，权力制约与集体决策的精神在企业 中逐渐盛行，高管团队已经取代企业家个人成为企业最高战略的制定者和执行者，负责整个企业的组织与协调。企业家资本社会资本已无法代表企业社会资本（刘林平，2006）。 另一方面，一些文献(如Liao &Welsc,2003；韦影， 2007a ；钱士茹&韩瑜，2008)在研究企业外部社会资本 的功效时，经常采用Nahapiet &Ghoshal （1998）提出的结构维、关系维、认知维的分类法，实际上是对这一理论框架的一定程度上的误用。从Nahapiet &Ghosha （1998）对结构维、关系维、认知维各自的定义来看，这一分类标准有一个隐形的前提，那就是“网络的边界是明确的”，也就是说结构维、关系维、认知维是考察的某一具体网络内部各单元之间的联系及其属性，是属于企业内部社会资本(bonding social capital)的范畴。而企业外部社会资本一个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外部联系网略的界限是不确定的，因此，Nahapiet and Ghoshal （1998）的三维度分类方法不适合企业外部社会资本的测量，在此基础上进行的企业外部社会资本测量也必然是有误差的。 二、高管团队社会资本概念的提出 针对以上问题，Shipilov &Danis(2006)结合企业社会资本理论和高阶理论首次提出了高管团队社会资本概念。高阶理论(Upper Echelons Theory)认为，高管团队而非企业家个人是企业的关键决策者，企业经营结果 J ournal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金融与经济2010.11

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救助服务的治理创新

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救助服务的治理创新 近年来，社会组织在参与地方治理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地方政府也在不断尝试，发挥社会组织的优势和作用，提升社会组织的服务能力，协助政府解决差异化、多样性的社会问题和社会需求，最大限度调动社会力量，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让社会聚合更多的正能量，使党和政府动员群众、组织群众、服务群众的方式更为有效。 作为沿海经济相对发达地区，宁波在提高社会救助政策保障力度的同时，意识到相对于政府整齐划一的社会救助政策，如何更加有效地满足大量差异化、多样化、个性化的社会救助需求，如何在治理理念引领下，通过社会化的参与，提供政府不能包办的大量服务性救助，从而在解决物质贫困的同时，使社会救助的供给向更多地服务贫困者延伸，通过多样化、多层次的服务进一步改善困难群众的生活，提升城市社会福利的总体水平，是政府需要认真考虑并着力予以破解的问题。 发动社会组织广泛参与，必须建立一套与之相适应的高效运作机制，比如社会组织培育机制、政府购买服务机制、公益创投机制，才能实现政府力量与社会力量协同互动，更好地应对复杂多样的社会问题和社会需求，让社会更加有序地运转起来。社会化参与在很大程度上解放了社会救助服务

的生产力，提高了社会救助服务的生产力水平，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 网络化。由各级政府和社会力量搭建的社会组织服务平台依托人才、信息、技术、资金等优势，积极参与社会救助，平台间的协同功能不断完善，成规模的平台网络化服务体系基本形成。宁波的81890求助服务中心，加盟的服务性企业达740多家，注册志愿者10万多名。目前类似于81890的社会组织服务平台已达138个。此外，宁波注册登记的58家基金会净资产余额近23亿元，年均公益事业支出近4亿元，为社会参与救助服务提供了渠道和大量的资金支持。 项目化。以服务需求为导向，以公益项目为载体，引入市场机制，盘活整合各方资源，推动社会力量的广泛参与，实现项目资助和公益服务的有效对接，促进社会资源在公益服务领域的流动。通过开展公益项目设计大赛和项目对接活动，打造了“恒爱行动”、“五谷画坊”、“名医下乡直通车”等一批社会救助服务品牌项目，满足各类救助对象的服务需求。这些服务项目因更接地气、更顺民意，救助服务也更加精准、更受欢迎。如宁波恒爱公益编织站项目，编织产品通过义卖拍卖、企业认购、商场寄卖等方式进行“销售”，使项目运作逐步具有自我造血功能。 专业化。对特殊人群的特殊帮扶需求、个体求助者个性化的救助需求，需要专业社会工作者的介入。引入专业团队

社会资本研究简述

社会资本研究简述 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是西方经济社会学领域最近30年的重要研究内容。社会资本成为了包括经济学和社会学在内的许多学科的研 究对象。随着社会资本理论的发展,在就业、企业、教育、经济发展及经济体制等领域对社会资本的分析和研究越来越 深入。 1、社会资本的定义 目前,对社会资本进行系统分析研究的是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他在1980年出版的《社会科学研究》杂志上正式提出了“社会资本”概念。他把社会资本定义为“实际或潜在的资源集合体,这些资源是同某种持久性的网络占有分不开的,这一网络是大家熟悉并得到公认的,而且是一种体制化的网络。个体所占有的资本数量依赖于他所占有的网络规模和数量,依赖于和他有联系的所有行动者以自己的权力所占有的资源数量”。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外对社会资本的研究有几种方向,一种方向是从社会资源或社会网络的角度研究,并将这种理

论应用到对社会结构的分析。代表人物科尔曼(Coleman)、林南(Lin Nan)、普特南(Robert Putnam)等人。同时,福山(Fukuyama)从文化、信任的角度对社会资本展开了综合研究。 科尔曼(Coleman)在其所著的《社会理论基础》中,对社会资本理论作了较为系统的阐述。科尔曼从结构和功能主义角度出发将社会资本定义为“人们在一个集体和组织中为了共同的目的而在一起工作的能力,它是在两个方面具有共同特征的实体,这些构成了社会结构的许多方面;在这种结构框架中,它们促进了行为主体(无论是个人还是公司)的某些行动”。 普特南(Robert Putnam)开创性地把社会资本这一范式应用到更大规模的民主政治和社会经济发展研究中。他认为社会资本是社会组织的特征,例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它们有助于参与者更加有效地共同行动以追求共同的目标,提高社会的效率,能够提高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是全世界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普特南的定义目前被各方面基本认同和普遍接受。 福山(Fukuyama 1999)则认为社会资本是“……群体成员之间共享的非正式的价值观念、规范,能够促进他们之间的相互合作。如果全体的

代工企业社会资本与企业升级研究

代工企业社会资本与技术创新，企业升级的关系研究 第一章绪论 1研究背景 长期以来，中小代工企业作为我国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历史性跨越的重要推动力量。但是，纵观我国中小代工企业，大多简单依靠劳动力成本优势来生存，却在设计研发、打造自主品牌等附加值增加最多的环节少有涉及和建树。然而，在当前CPI上涨、刘易斯拐点出现、人民币升值、外需萎缩、国际市场竞争加剧、贸易摩擦频发等的经济大变化的背景下，一直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的中小代工企业将面临严峻的挑战。例如，作为苹果的代工制造企业富士康老总的郭台铭称，2010苹果利润率36.2％，而代工苹果利润却只有5％，富士康净利润为2.7％，且在2011年7月传出苹果欲打破由富士康独家代加工模式，准备增加第二家iPad制造商的消息，可见品牌主导商扼住了代工企业命运的咽喉。据统计，我国中小代工企业2010年的年利润率仅为1．47％，且主要来自于出口退税。欲转变这一不利局势，中小代工企业有力的回击方式只能是提升自己的技术创新能力，实现企业的转型升级。事实上，不论实业界或是学术界都早已意识到，培养自主创新能力以扭转技术、品牌、渠道受制于人的被动局面，实现OEM企业的升级是大势所趋，迫在眉睫。 中小代工企业转型升级，既要突破自身的成长瓶颈障碍，又要克服外部环境剧变带来的严峻挑战，则必须要化被动适应为主动出击，对代工模式实施升级。目前，学术界对于企业升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全球价值链的治理和企业集群的竞争与协作两个角度。然而，这两个研究视角却忽略了一些企业未从GVC（全球价值链）以及企业集群获得资源，但升级水平和升级绩效却显著的事实。因而，可能存在某些潜在的未被重视的对企业升级有影响的因素未给予详细的分析和讨论。为此，Bell &Albo（1999）认为可以从企业的核心竞争力（core competence）的角度来关注企业拥有的有价值的且为其他企业难以复制和替代的资源和能力，从而分析企业成长原理。Ericsson & Michelson（1996）认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不仅包含组织资本, 还内涵有社会资本。在新的经济背景下, 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为我们研究企业的成长机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社会资本已逐渐成为分析社会学经济学的一个时髦工具( 边燕杰,2004) ，因为它可以揭示内嵌于行动者之间的网络关系资源的价值，这种网络关系资源往往被传统经济学所忽略。然而这种非正式制度规则，即社会网络却具有巨大的魔力，因为其网络了权利﹑传统人情﹑信息获取的渠道等，在影响企业资源配置企业创新能力提升等方面都具有一定的作用。因而有学者提出企业社会资本是转型中的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必要资源。 张其仔博士在《新经济始于技术，成于社会资本》中讲到，在东南亚的台湾投资商很大比例是利用原有的社会资本：63.6%的依靠当地华人为期当地的投资提供咨询，48.6%的台商参与协作行政管理，并与当地政府进行联系。由于中小代工企业自身规模和资源的局限，其更加重视内部各部门和雇员之间的信任合作，更重视与企业外部经济主体的联系，也更加注重整合企业内外部的隐形资源，进行创新知识的引进吸收和转化。所以，研究如何利用社会资本的网络关系中的资源来学习创新并获得技术创新能力从而实现企业的成功升级，将显得十分重要和有意义。 2研究目的与意义 本文旨在引入社会资本这一新的视角来分析企业升级，具体通过分析社会资本对企业技术创新绩效和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提升的影响，分析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与企业升级之间的关系，进而探讨企业社会资

社会资本文献综述1

政治关联研究述评与展望 摘要：企业与政府建立政治关联的现象在很多国家都存在，尤其在正式制度欠发达的转型经济和新型经济中，这种现象更加普遍。每年都有很多企业在政治关联上花费大量的时间和成本。本文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和回顾，在分析政治关联的内涵、获取途径以及度量方法的基础上，阐述企业建立政治关联的构建动机，最后指出了未来研究方向。 关键词：政治关联；获取途径；度量方法；动机 一、“政治关联”的提出：基于社会资本理论和高阶理论 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Ports，1998；张宏文，2003；周晓红，2005）最早对“社会资本”进行系统的研究，他认为社会资本是“现有的与可能存在的资源的集合，这些资源是某些持久的网络的占有有着密切的联系。”“这种网络是一种体制化的网络，它从集体性拥有的资本的角度为每个个体提供支持，提供他们赢得名誉的证明。”（Bourdieu，1986）。而后又有不少学者从不同的角度阐释了社会资本，包括科尔曼的社会资本功能观（Coleman，1990）、普特南的社会资本的社区观（Robert Putnam，1993）以及林南的社会资本的资源观（Lin，2005），现在影响较为广泛的是林南的社会资本的资源观，它从社会网络的视角解释了社会资本的概念，他认为“社会资本是镶嵌在一种社会结构中的可以在有目的的活动中获取或调动的资源”。 在经济学研究领域中，“社会资本”主要应用于宏观层面的讨论分析，见于对区域经济增长的研究中（Zak& Knack，2001）。而在管理学的研究中，“社 会资本”多从微观层面入手。根据研究对象的不同，“社会资本”的研究又分为以个体为对象和以组织为对象的研究。前者主要关注个体（如企业家）镶嵌于社会网络中所获取的资源是否能够影响组织的发展（Peng & Luo，2000；Moses Acquaah，2007）。后者主要关注组织外部资源及组织内部社会资本对组织绩效的影响（Nahapiet & Choshsl，1998；Landry，2002）。 高阶理论认为一个组织的决策首要领导者——高管团队对组织的发展发挥 着重要的指挥和协调作用。Hambrick和Mason(1984)指出：组织是其高层管理者的缩影。高管团队的内在认知、价值观、洞察力以及预测能力等特征影响着企业的经营绩效。高阶理论让我们开始重视高管团队的作用，也为企业的人才招聘提供了参考依据。

论社会资本的研究文献综述

论社会资本的研究 摘要：社会资本开始作为一种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相对应的理论为社会学、经济学和政治学所重视。本文从社概念的起源、概念的界定、测量等方面介绍了社会资本。在此基础上，分析了理论界对社会资本在宏观、中观和微观层次上的研究，回顾了国关于社会资本研究的起源、以及研究的最新动态，并在回顾现状的基础上探讨了国关于社会资本研究的不足。 关键词：社会资本；测量；取向； 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社会资本开始作为一种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相对应的理论为社会学、经济学和政治学所重视。由于学科的知识背景的差别和学者们研究领域的不同，在引入社会资本的概念时侧重点也存在着差异。有的侧重研究社会资本的功能，有的则从组织和结构的意义上进行研究，有的则侧重社会资本的社会制度的意义。 虽然社会资本的概念没有得到统一，但并不影响它在学理研究中的重要地位。研究者们都试图将这个概念所涉及的容与社会发展和社会进步联系起来，并力图通过它来解决有关学科和现实中遇到的疑难问题[1]。 一、社会资本的概念 “社会资本”这一术语是由莱达·贾德森·哈尼凡（Lyda Judson Hanifan）于1916年描述乡村学校共同体中心时第一次使用的[2]。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在其经典著作《美国城市的兴亡》一书中使用了“社会资本”这一术语来解释由密集的社会网络构成社会资本促进了社区的公共安全[3]。经济学家伦·劳里（Glenn Loury）以及社会学家伊万·莱特（Ivan Light）在20世纪70年代运用“社会资本”分析了美国市中心贫民区经济发展的问题[4]。 1980年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在《社会科学研究》上发表了题为《社会资本随笔》的短文，正式从社会学的意义上提出了“社会资本”的概念，并首次对其进行了系统的表述——“社会资本是实际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这些资源与由相互默认或承认的关系所组成的持久网络有关，而且这些关系或多或少是制度化的。”[1] 詹姆斯·科尔曼（James Coleman）在推广“社会资本”的利用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他关于社会资本的概念却有是相当模糊的。科尔曼认为社会资本是个人拥有的表现为社会结构资源的资本财产，由构成社会结构的要素组成，主要存在于人际关系和社会结构之中，并为结构部的个人行动提供便利[5]。科尔曼的定义犯了一个重大的错误：他用社会资本的功能为社会资本下定义，在逻辑上混淆了前因与后果，由于后来的研究者非批判地接受了科尔曼的定义并因而重复了他的错误，由此引发理论性不足，过于简单化和缺乏概念表述的论点，且至今仍在困扰着社会资本领域的学术研究[6]。 在布迪厄和科尔曼分别提出了社会资本的概念以后，研究者们又从不同的侧面对社会资本进行了界定。亚历山德罗·波茨(Alejandro Portes)强调了社会资本的起源和性质，认为社会资本是“个人通过他们的成员资格在网络中或者在更宽泛的社会结构中获取短缺资源的能力。获取（社会资本）的能力不是个人固有的，而是个人与他人关系中包含着的一种资产。社会资本是嵌入的结果。”[6]而罗伯特·D·普特南(Robert Putnam)则从社区为视角，提出“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相比，社会资本是社会组织的特性，例如信任、规和网络，它们能够通过推动协调和行动来提高社会效益。社会资本提高了投资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收益。”[7]罗纳德·博特（Weiiman Barry）以网络结构为重点，将社会资本定义为网络结构给网络中的行动者提高信息和资源控制的程度。他称之为“朋友、同事以及更一般的熟人，通过它们获得使用金融和人力资本的机会”[8]，亦即“结构洞的社会资本”。

共青团参与社会管理创新方面调研报告

共青团参与社会管理创新方面调研报告 共青团参与社会管理创新方面调研报告 共青团参与社会管理创新方面的思考与举措 一、发展现状 近年来，以志愿、自治、公益和非营利为主要特征的各类社会组织蓬勃发展，并正以崭新、醒目的形象进入政府和公众的视线，越来越多的成为经济社会发展中一支不可忽视的积极力量。而青年作为社会创新的生力军，祖国发展的接棒人，未来希望的承载者，责无旁贷的成为了这支力量中的主力。与此同时，随着西城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作为共青团主要工作对象的西城青年，其“社会人”特性正日益明显，流动性强、构成复杂、需求多样等特征不断凸显。因此，“参与社会管理创新工作”也就理所当然的成为了共青团引导青年投身区域发展，以及整合力量服务青年成长的必要工作。 20__年，为适应首都社会建设的新要求和青年群体的新变化，西城团区委专门成立社会工作部，集中力量从零做起，全力打开了以“社区青年汇”建设为核心的社会领域工作新局面。并快速将09年以来，北京市首批公开招考社区专职工作者纳入视野，以他们为样本做了一份“青年社工工作与生活状况”摸底调研，通过对300余名社区专职工作者的广泛普查，以及30份个案访谈，团区委对社会领域建设工作以及社区工作者这一在社会工作领域中起着骨干作用的青年人群有了较为系统的认识。我们发现，社会领域工作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共青团工作，因其社会化的运作模式，对工作内容、工作形式在贴近青年现实需求方面，都有着更高的要求。而社区工作者以及由他们衍生出的广泛意义上的`社会工作者这一群体自身，也面临着自我认同感缺失、专业知识储备欠缺等现实问题。 二、针对现实问题开展的具体工作 针对以上这些现象，西城共青团提出了一延、一变、一过渡的工

基于社会资本理论的中小企业持续竞争优势研究

基于社会资本理论的中小企业持续竞争优势研究 [摘要]本文在对企业持续竞争优势理论进行梳理的基础上，从社会资本理论视角构建了企业获取持续竞争优势的理论框架，认为企业外社会资本为企业获取异质性资源，而企业内部社会资本提升了企业动态能力，两者共同形成了企业持续竞争优势。在此基础上，对中小企业应该如何构建持续竞争优势提出建议。 [关键词]社会资本,中小企业,持续竞争优势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中小企业得到迅猛发展，截止到2006年10月低，经工商部门注册的中小企业已达到430多万户，约占全国企业总数的99.8%。中小企业创造的最终产品与服务价值、出口总额和上缴税收，分别占全国的58%、68.3%和50.2%。此外，中小企业还提供了全国60%以上的发明专利和75%以上的就业机会。中小企业已成为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然而中小企业发展却面临着许多问题，特别是中国加入WTO以后，企业面临的竞争将更加激烈。在未来的市场竞争中企业要赢得优势并持续获取利润，就必须拥有持续的竞争优势。本文从社会资本理论的视角探讨中小企业持续竞争优势，构建了基于社会资本理论的企业持续竞争优势框架，并为中小企业持续竞争优势的构建提供建议。 1 企业社会资本的内涵及分类 社会资本概念的提出最早可以追溯到布迪厄，他认为，社会资本是实际或潜在资源的集合，这些资源与相互默认或承认的关系所组成的持久网络有关，而且这些关系或多或少是制度化的(Bourdieu，1980)。科尔曼(Coleman，1988)认为社会资本具有公共物品的属性，它由构成社会结构的各个要素组成，并为其结构内部的个人行动提供便利。后来随着著名社会学家普特南、格兰诺维特、福山等人对这一理论体系的不断完善，社会资本已经成为学界广泛关注的重要理论。这些学者分别从网络组织、价值观念、行为规范、互惠信任以及合作行动等不同方面对社会资本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如普特南(Putnaan，1992)认为社会资本是社会组织的特征，如网络、规范和信任，它们有助于人们为了共同的利益进行协调与合作。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1992)认为社会资本是一种有价值的资产，它来源于参与者的社会关系网络中。福山(Fukuyama，1995)则认为社会资本是群体成员之间共享的非正式的价值观念、规范，能够促进彼此间合作。另外，社会资本理论也受到一些国际著名组织、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广泛关注。1997年世界银行在《拓展财富衡量》的报告中专辟“社会资本：失落之链”一章，论述了社会资本的衡量和意义。

社会组织参与为老服务的问题与建议

社会组织参与为老服务的问题与建议 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明确了为老服务“坚持党政主导、社会参与、全民关怀”的总体格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中第13项关于“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中也提到了要“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坚持系统治理，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由此，街道作为政府的派出机构，作为城市治理的“神经末梢”，在为老服务领域中，承担着大量繁重工作。 另一方面，在“决定”第4项关于“加快转变政府职能”中明确“加大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力度”，“凡属事务性管理服务，原则上都要引入竞争机制，通过合同、委托等方式向社会购买”。可见，街道作为基层管理机构，以购买服务的方式加强公共服务和事务性管理，是改革的趋势。 从2012年起，我所在的挂职街道提出了用3-5年的时间，积极探索以项目化工作解决民生问题的制度框架，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引导社会组织围绕“助老、助学、助困、助残”等民生问题，以承接项目的模式，开展专业化服务。这与国家法律和党的社会治理方略相一致。 鉴于由社会组织参与项目化工作，既是街道在政府职能

转变理念下的有益尝试，也是基层实现社会治理的创新途径，更是对基层政府行政管理能力的挑战，为此，笔者拟结合挂职期间参与街道民生工作的实践，在对社会组织参与为老服务领域项目化工作的实践及存在问题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从完善社会组织参与项目化工作的制度规范的角度，谈些体会与思考。 一、社会组织参与为老服务领域项目化工作的实践 据了解，该街道现有民办非企业性质的社会组织共32家。其中，属于民政系统的有8家，由街道职能部门的负责人或者由街道聘用事业人员担任法定代表人的7家，只有宝善公益事务服务所1家是由社会人员自发组成，由街道于2012年底从杨浦区引入。 2012年，街道民生项目化工作有16项。其中，涉及为老服务的有5项，均由职能科室承担。2013年，为老项目有两类10项，包括心灵慰籍类和生活照顾服务类，由上述民政系统的8家民非组织分别承担。其中，由宝善公益事务服务所承接的项目化工作主要是“银手杖”和“左邻右里调和”两项。 如上所述，为老服务领域中涉及的社会组织，其负责人大多是街道职能部门负责人或者聘用的事业人员。这一现状的形成有各种原因，包括历史形成、约定俗成或是上级部门拨款成立等等。由这些社会组织承担的项目化工作，本身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