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识分子“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觉醒-2019年精选文档

中国知识分子“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觉醒

在近一个世纪的学人中，王国维先生是当之无愧的国学大师之一。时间如梭，光阴似箭，当我们蓦然回首，已是一代学术巨擘、清华大学国学院教授王国维先生诞辰130周年（1877－2007），他的辞世业已80周年（1927－2007），然而，他的学术和人格所折射出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至今仍然在绽放异彩。在2006年上半年“十大国学大师”评选活动中，其得票名列榜首，可见王国维这座丰碑在人们心目中仍具有不朽的地位。

一、王国维与“国学研究热”

近些年来，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又兴起了一阵“国学热”或“国学研究热”。一些国学专家、国学迷们，或撰写文章，或开讲座，或办网站，大家忙得不亦乐乎。既然要弘扬国学，自然必须又要抬出孔老夫子，或搬出孟老夫子；也自然少不了要将一度束之高阁的三纲五常、四书五经等经典清点出来。据说，在历史的指针指向21世纪的今天，还有人办起私塾、国学院或研究风水学（前些年则是研究气功学）等，有的博士生导师甚至要求他的（并非文史哲专业的）博士生必须熟读四书五经等等。

那么，何谓国学？据说，“国学”一说产生于20世纪初西学东渐、文化转型的历史时期。又据说，它的定义有许多种，有人说它是先秦至清末的中国文化；有人把它定义为儒、道、释；

有人称它即是儒学或儒家文化等。到目前为止，仍莫衷一是，没有定论。从目前各种国学研究的文章来看，国学似乎就是与西学对应甚至对立的东西――本国固有的学问或学说。难怪有人说，[下研究国学，弘扬国学，“国学热”的兴起，是文化保守主义在古老中国土地上的又一“胜利成果”之一，也是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多元化的“奇特表现”之一。然而，近来人们围绕国学研究问题，出现了许多的争论，既给人启迪，也令人困惑，甚至令人尴尬。

2006年上半年，百度与国学网和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联合主办、中国台湾网协办“是谁，撑起了民族的脊梁？”――“我心目中的国学大师”评选活动，通过投票评选的方式，选出全球华人心目中最具影响力的“十位国学大师”。此次活动候选大师选择范围为1900年1月1日至1999年12月31日期间辞世的学人。经过上百万的投票，最受网友推崇的10名国学大师已经产生，从50位候选人中选出的“十大国学大师”按得票高低分别是：王国维、钱钟书、胡适、鲁迅、梁启超、蔡元培、章太炎、陈寅恪、郭沫若、冯友兰。

以上10位国学大师，个个对所谓国学熟门熟路，如数家珍，谓之大师当之无愧。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是当年清华大学国学院“三巨头”，钱钟书则是清华学子后并任教清华，冯友兰亦曾在清华执教。蔡元培、胡适则是北京大学的校长，陈寅恪亦曾在北大兼课，鲁迅、冯友兰、钱钟书则在北大任教过。附带指出，

10位国学大师中，有4位是浙江籍学者，王国维是浙江海宁人，蔡元培、鲁迅是浙江绍兴人，章太炎是浙江余杭人。而胡适祖籍安徽绩溪，但出生于上海（原属松江府辖区）；陈寅恪（祖籍江西修水，生于湖南长沙）15岁时在上海吴淞复旦公学就读；冯友兰（河南唐河人）17岁入上海中国公学大学预科班学习。而钱钟书是江苏无锡人，梁启超则是广东新会人。也就是说，10

位国学大师的地理分布，其中有9位与东南沿海有缘，他们或是江浙人，或是广东人，唯有郭沫若是四川乐山人，他们几乎都曾在当年开放的前沿――上海读书或工作过。

而10位国学大师，均有留洋的经历，或留学欧美，或留学日本，可谓学贯中西，博古通今。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对儒家文化，有深刻的认识，但似乎对新的文化，对西方文化更有兴趣，否则，他们不会漂洋过海，到异国他乡去求学。他们当中，大多是新文化运动的参与者，且有的是主帅。而新文化运动所冲击、荡涤的主要对象，无疑是封建的、传统文化中的陈旧、保守和腐朽的东西，而首当其冲的是儒学中的东西，是儒家传统文化的某些核心价值理念、理论架构，当时的口号就是“打倒孔家店”。蔡元培明确提出废止忠君、尊孔的封建教育宗旨；胡适、鲁迅对儒家传统文化的批判最为激烈；而章太炎也对袁世凯“定孔教为国教”提出反对。总之，欧风美雨，西学东渐，离经叛道，民智洞开，中西合璧，博古通今，学贯中西，博采众长，乃是他们所处的大的文化背景，也是他们成长、成才、成为大师的必由之路。

故，千万不能将“国学大师”定位为研究“本国固有的学问或学说”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也千万不能将国学、儒学作为抵制西学、抵制现代科学、抵制“全球化”的借口或盾牌。

一代学术巨擘王国维先生，乃是一颗璀璨耀[的学术巨星。在王国维先生诞辰130周年、辞世80周年前夕，迎来了他名列“10大国学大师”之首的定位，这或许给人增添了几分欣慰，但也给人勾起了几分伤感。它不免会将人们的视野推到上个世纪20年代的往事：公元1927年6月2日（民国16年），农历5

月初3，离屈原投江的祭日5月初5相差两天，而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教授王国维先生纵身投入颐和园昆明湖，追随屈原而去，一颗璀璨耀[的学术巨星就这样陨落了。这位满腹经纶，才华横溢的学术巨擘，这一年刚满50岁。在人们从他身上找到的遗书中，有这样的句子：“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谨慎勤俭，亦必不至饿死也。”① 王国维先生的死因，虽然是个谜，但其巨大的学术思想贡献，却是世人所公认的。

王国维先生辞世两年后，他的清华同事、好友、另一位学术巨擘陈寅恪先生为他写下了如下碑文：“海宁王静安先生自沉后二年，清华研究院同仁咸怀思不能自已。其弟子受先生之陶冶煦育者有年，尤思有以永其念。佥曰，宜铭之贞珉，以昭示于无竟。因以刻石之词命寅恪，数辞不获已，谨举先生之志事，以普告天下后世。其词曰：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

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王国维先生的一生，是短暂而辉煌的一生。从1877年出生到1927年辞世，在他生活的50年间，跨越了两个世纪（19－20世纪），历经了光绪、宣统二帝，横跨清朝和民国，历经了辛亥革命、袁世凯复辟、溥仪小朝廷、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等重大社会变革。他学贯中西，才华横溢，曾任溥仪的“南书房行走”，官至五品；也曾是清华研究院“四大导师”之一，并被尊为“中国现代学术奠基人”。

二、视死如归：中国知识分子无声的呐喊

今天的国学研究热，“国学大师”评选，引起了人们对王国维、钱钟书、胡适、鲁迅、梁启超、蔡元培、章太炎、陈寅恪、郭沫若、冯友兰等人的再度关注，又何尝不是一件饶有趣味的事呢？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下，一些国学专家，为论证国学的重要地位，竟对新文化运动大加贬低和指责，认为今天的国人国学知识欠缺，甚至认为如今的言而无信、践踏文明、道德沦丧以及各种腐败现象盛行，追根溯源都是新文化运动惹的祸。但殊不知，若不是经过那场新文化运动的启蒙和洗礼，国人恐怕还留着长辫

见了皇帝喊万岁、见了官爷就下跪咧！

王国维先生自沉于昆明湖，令人痛惜，令人困惑，他的死再一次给中国知识界留下深深的颤栗和无限的遗憾，也留下了难解之谜。80年过去了，其死因似乎至今仍然是谜。作为一代学术大师，年方50，正值盛年，却决意不再留恋人生，投湖自尽，这无论在当时还是在当今，都是令人意想不到的。勿庸置疑，“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这是对王国维先生的学术思想和人格气节的真实写照，也是当年中国知识分子的呐喊。而它折射出的一种学术良知和学术勇气，实在令今天某些知识分子或一味复古的国学专家们汗颜。

陈寅恪先生祭文中的“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乃是对王国维先生心境的一种客观描述。而王国维先生遗书中的“五十之年，只欠一死”，则似乎把沉重的死字看得非常轻松，给人以大义凛然、视死如归之感。其实，死神虽然令人颤栗，但对于无畏者，心灰者而言，死乃是一种解脱，乃是一种归宿。借用毛泽东引用过的司马迁的话：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王国维先生之死，虽是自杀，虽不轰轰烈烈，系非正常死亡，但亦当属“重于泰山”者。

著名学者李国文先生通过长期研究，撰写出《中国文人的非正常死亡》一书，书中描写了从西汉的司马迁到民国的王国维共39位中国文人或知识分子的非正常死亡死因，书中情节悲壮、凄凉，令人痛心，令人深思。遗憾的是，该书没有写屈原之死，

但在“王国维之死”一文中，作者称屈原是“在中国全部非正常死亡的文人中间，大概算得上是自杀排行榜上的第一名”②。屈原与王国维，一个投江，一个投湖；一个在公元前约278年5月初5，一个在公元1927年5月初3，相隔约2205个端午节，跨越时空，谱写了古今中国文坛的两大悲剧。李国文先生为何没有往后写？不得而知。从王国维之后，究竟有多少中国文人非正常死亡？也就无人知晓。而仅就大文豪老舍先生“文革”中不堪受辱而投湖自尽而言，其影响与屈原、王国维投江、投湖一样，实在令中国知识分子痛惜和震惊。

陈寅恪先生在纪念王国维先生碑文中所题写的掷地有声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10个字，乃是王国维、陈寅恪、蔡元培、胡适、鲁迅等先生所倡导和践履的学术精神，亦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共同心声！面对这几乎封存了近百年的碑文，实在令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尴尬、无奈和汗颜。中国学术净土屡屡受到权力和金钱腐蚀，这似乎是一个通病。如果说，根据世界发达国家城市化、工业化、现代化的历程，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中国农民守望的黄土被城市化、工业化蚕食，乃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历史的进步；那么，中国知识分子守望的学术净土被权力和金钱腐蚀，乃是历史的悲哀。就这一点而言，中国的知识分子较之中国的农民更为可怜、可悲！

在我们这个向来有不屈不挠精神的民族，虽盛产专制和奴才，在文人或知识分子之中，亦虽有许多人“缺钙”甚至缺德，

但仍不乏有许多思想不羁的“硬骨头”。不是像屈原被逼无路而投江自杀；就是像那500余位不知姓名的文人或知识分子凛然就义，被秦始皇残忍地活埋；或像司马迁受宫刑、孙膑受膑刑；或者像嵇康“轻肆直言”而被司马昭处死。而嵇康被杀的罪名，乃是“非汤武而薄周孔”。令人钦佩的是，嵇康在法场临刑前，仍神色安然地抚拔琴弦，弹奏一曲《广陵散》，皇都城里“太学生三千人请以为师，弗许”。嵇康从容就义，从此，这《广陵散》“于今绝矣！”成为了千古绝响！10位国学大师之中，梁启超、蔡元培、胡适、鲁迅、章太炎、陈寅恪等，都是鼎鼎大名的“硬骨头”。王国维虽然一生保持着传统文人“温、良、恭、俭、让”的德行操守，但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终于爆发出骨子里积淀或固有的骨气、勇气，纵身一跃，到达了他与屈原神交已久的另一个世界。而一贯主张“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陈寅恪也不例外，受到了冲击。但他（她）们堪称中国知识分子的脊梁，堪称中华民族的脊梁！

中国文人或知识分子的脊梁，就是如此痴情，他们对文化、艺术、科学、真理的执着追求，已升华为人文精神，甚至表现为强烈的忧患意识。如像屈原、王国维、老舍这三位中国的大文豪，悲剧性的历史人物，皆因忧国忧民，忧心忡忡，直至忧心如焚，而投江、投湖自尽，将他们的思想和灵魂化作清水，去滋润那片心灵的净土。这些先贤不惜用宝贵的生命去谱写一曲曲悲歌，希冀能给世人以警示。其用心良苦，可歌可泣，可敬可佩。然而，

历史告诉我们：从根本上讲，创造良好、宽松的学术环境，才是最好的“诺亚方舟”。否则，谁也不能逃避遭受“滔天洪水”的厄运。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三、王国维学术精神的现代意蕴

研究国学也好，“整理国故”也罢；评选“国学大师”也好，重建国学研究院所也罢，无非是要“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但必须清醒地看到：并非所有的国学、儒学都是“优秀传统文化”，这是不言而喻的。而无论“国学”还是“西学”，对其“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都是欠妥的，欠科学的。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挖掘人文精神固然重要，而呼唤科学精神则似乎更为迫切。从“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发生在中国”这一著名的“李约瑟难题”，便可看出缺乏科学精神，崇尚学而优则仕、官本位的严重后果③。遗憾的是，在中国，近百年来，“科玄之争”却旷日持久。其实，所谓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无论对于个人还是社会系统，本属一枚硬币的两个侧面，它们是不可割裂的。而必须正视的现实和学术事实是：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提出，国学与西学的提出，玄学与科学的提出，究其起因、前提或文化背景，乃是囿于欧风美雨，西学东渐，抑或对外开放（从被动到主动）。用鲁迅先生的话来讲，是由“送来”到“拿来”。因而，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而言，培植科学精神、理性精神尤其显得突出，且任重而道远。

必须看到，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

传统文化的核心理论架构、价值理念，长期幽灵似的环绕在人们的脑海。中国的文人或知识分子，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的传统文化背景下，不独立、不自由地生活了几千年。是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给人们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全新的制度、全新的文化，使国人尤其是文人或知识分子心花怒放，一些才华横溢的人，才有机会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如鱼得水，大显身手。王国维、钱钟书、胡适、鲁迅、梁启超、蔡元培、章太炎、陈寅恪、郭沫若、冯友兰等10大国学大师，就大多出生在或活跃在那个激动人心的岁月。“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乃是那个年代的闪闪发光的精神。而陈寅恪先生在纪念王国维先生的碑文中所写的“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这不仅仅是对王国维先生的永远的祭奠，也是对那一代知识分子的永远的祭奠！

一个民族，其科学精神、理性精神、批判精神和反思精神的传统，共同构成了创新精神。而创新乃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世界文明的一种共同价值理念。可以说，科学理性精神、“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一种普世性的价值观。又如蔡元培先生提倡学术自由，科学民主，主张“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胡适先生提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鲁迅先生提出的“个体尊严”、“独立思考”、“拿来主义”（学习西方文化）

等，而这些东西正是儒学传统思维模式中所欠缺的。当然，使科学理性精神、“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赖以存在并茁壮成长、开花结果的社会文化背景和制度环境的创造，更是不可或缺的。从屈原、嵇康到王国维、老舍等，中国文人或知识分子对于“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诉求，乃是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为代价的。

如像中国农民世世代代守望着一片古老的赖以生存的黄土

一样，中国知识分子一直在守望着一片学术净土。这片学术净土，是希冀不受权力和金钱腐蚀的思想园地，精神家园。问题是，中国的农民，囿于城市化、工业化的扩展，其栖息地日渐缩小。这或许是所谓现代化的必然结果。土地是不可再生的资源。土地这种稀缺资源，作为农民赖以生存的唯一保障或手段，它的失去或减少，迫使原来的农民及其子孙离乡背井，流入城市，无奈地卷入城市化、工业化的浪潮。尽管当前中国的“三农”问题令人忧虑，但农民进城务工谋生，这或许是历史的进步。然而，中国知识分子守望的一片学术净土一旦受权力和金钱腐蚀，则似乎是历史的倒退，更与现代化、全球化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在“全民皆商”的今天，令人遗憾和痛心的是，中国知识分子守望的学术净土已每况愈下，几乎无处不被权力和金钱腐蚀。是谁在亵渎学术、糟蹋学术、败坏学术？净土不净，焉能不败？中国的学术腐败与官场腐败一样，似乎已成为民众怨声载道的社会公害。显然，若将当前普遍存在的学术腐败现象，归咎于学者

或知识分子中的某些败类的道德操守问题，恐怕过于简单。必须指出，学术精神的沦丧令人忧虑，而呼唤学术良知、学术道德的回归，呼唤现代科学理性精神的觉醒，有赖于塑造良好的、净化的学术环境和土壤，并且也有赖于整个社会的环境和土壤的净化。而营造人人具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学术环境和土壤，乃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百年梦想。

2000多年前，古希腊人就把“认识你自己”作为铭文刻在阿波罗神庙的门柱上。据载，古希腊先哲苏格拉底最爱引用“认识你自己”这句格言开导、教育别人。苏格拉底是古希腊著名的哲学家，苏格拉底与他的学生柏拉图及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并称“希腊三贤”。而亚里士多德这位徒子徒孙有一句名言：“我受我师，但我更爱真理”。此言若在中国儒家弟子的“门规”中，显然是“口出狂言”，甚至会被扣上“欺师灭祖”的帽子而被清理门户，逐出师门。而17世纪法国哲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笛卡尔则说：“我思故我在”。科学巨匠牛顿则更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科学不信奉权威，更不信仰上帝。18世纪法国百科全书派学者、哲学家、文学家狄德罗说道：“如果你想让我相信上帝，你得让我触到他”。18－19世纪法国数学家、天文学家、物理学家拉普拉斯在对拿破仑问他为何在其《论天体力学》中不提到世界创造主的名字时回答道：“陛下，我不需要这种假说。”可见，理性思想、独立自由的传统在西方文化中是多么源远流长。显然，西方文化或西方文明中，科学理性精

神似一种永生的血液或不灭的火种，在世界科学史、文明史中源源不断地流淌着、传递着。这就像中国几千年“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人生依附传统源远流长一样，它似乎凝结成了一种文化基因。

就学术本身而言，值得历代中国文人或知识分子深刻反思的是：儒家弟子似乎总是世世代代一个样：永远匍匐在孔子、孟子的脚下，无止境地对儒学经典作诠释、注解。比如，中国几千年农耕社会遗留的带着儒家传统文化胎记的封闭式、内省型、大一统的思维模式，“六经注我”、“我注六经”、“述而不作”的治学方法，“祖宗之法不可变”的处事理念，形成了一道无形的屏障，它与现代科技创新所要求的开放的理性思维，求异、求新等科学探索精神是不太相适应的。历史地、客观地看，孔子所处的时代，其科学观、价值观，许多东西已与现代科学技术、与市场经济相去甚远，甚至是格格不入的。时代在进步，实践在发展，拘泥于刻舟求剑的思维模式当然是找不着那一把宝剑的。科学巨匠牛顿的成功，是因为“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而中国的学者有谁敢“站在孔子的肩膀上”？

不难发现，西方学者似乎普遍具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如牛顿、爱因斯坦等，恰恰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创造的。这种东西方文化的差异耐人寻味。而这些问题，既令人困扰，也令人深思。回眸当年，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曾高呼“打倒孔家店”、“科学救国”。饶有趣味的是：如今，中国的知识分子却

一方面传承久违了的尊孔之道，另一方面，仍一如既往地力主“科教兴国”。可见，科学精神是一种跨越时空，超越意识形态的普世价值观。而当年王国维、陈寅恪、蔡元培、胡适、鲁迅等先生崇尚并践履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乃是充满科学精神的一种全新的价值理念。

四、结语

总之，从孔子到王国维，依稀凸现出跨越时空的学术分野，凸现出中国传统文化走向现代的拐点。回眸陈寅恪先生在纪念王国维先生的碑文中提出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虽历经沧桑，但仍似一束不灭的火种，使众多在漫漫学术追求的茫茫学海中夜行的人们依稀看到它的光芒。这是学术理性之光，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之光！屈指算来，一代学术巨擘王国维先生诞辰已130周年，他离开我们也整整80年了。虽斗转星移，岁月如梭，但他所执着追求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与日月同辉，与河山共存。他所代表的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脊梁，即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不为五斗米折腰，甚至“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在纪念王国维先生诞辰130周年暨辞世80周年之际，重温和解读王国维等先生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的学术论著及其崇尚并践履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冷静、客观、理性地反思一些儒学传统思维模式的局限性，对于践履现代科学理念，构筑创新思维模式，建设创新型国家，都是大有裨益的。这或许也是对王国维先生最好的纪念吧。最后，借用陈寅恪先生祭文中的

那句闪光的词语作为本文的结语：王国维先生“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不朽！中国知识分子“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永存！

注释：

①② 李国文：《中国文人的非正常死亡》，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37、344页。

③ 赵建军：《从科学文化传统看中国人何以与诺贝尔奖无缘》，《书摘》200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