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国近代文化转型的历史影响？试论如何在改善民生中加强社会建设？

[摘要]中国文化的转型以及转型的动力问题，一直是长期困扰人们的一个问题。在以往对这个问题的探讨中，有的把它归纳为外来文化特别是西方文化的刺激或推动，甚至把中国文化中的现代性因素，都看作是由西方文化移植而来的；有的虽然看到了中国文化转型的动力来自其自身现代化的需要，但缺乏深入揭示；有的囿于民族文化情结，强调甚至夸大中国传统文化的合理性因素，却忽视了它的现代改造和应注入的时代精神，甚至根本否定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转型的作用等等。文章认为要探讨这些问题，必须深刻揭示文化转型的动力，特别是中国文化转型的内在动力。

[关键词]中国文化；文化转型；内在动力

当代中国文化是以原有传统为根基的多种文化因素并存的态势。这种多因素并存文化尚不能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要求相适应，其根源在于，沉积于当代文化中的传统尚未得到现代性的根本改造，历史遗留下来的文化问题没有得到合理解决；同时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又产生了许多新的文化问题，特别是在大量引进西方文化的情况下，如何与中国文化传统相融合的问题仍未得到有效的解决，由此造成了传统与现实、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隔离，制约着中国现代化的进程。这种不适应表明，中国当代文化尚未成为中国式的现代型文化。也正因为如此，当代中国文化需要转型、必须转型，已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迫切要求和人们的共识。然而，推动当代中国文化转型的动力是什么，它来自何方等，就成了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当代中国文化转型有无动力，似乎并无异议，问题是当代中国文化转型有无内在动力，或者说当代中国文化转型的动力来自何方，是主要来自外部，还是主要来自它本身，这是当前有关中国文化转型动力问题讨论所关注的焦点。自近代以来，随着中国文化的转型，有关中国文化转型的动力就成了一个引人关注的问题。我们认为，中国当代文化是兼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多种因素的文化，将它转型为现代的、民族的、社会主义的文化，其根本动力就在它自身。现代的、民族的、社会主义的文化，是针对中国文化面对的问题而提出的，即针对当代中国文化构成中浓厚的传统因素，突出其“现代性”，强调了对传统文化因素的改造，包括对过时的、没落的、落后的文化传统因素的清除；针对西方文化的全面引进，突出了文化的“民族性”，强调了在吸收西方文化中改造和消化西方文化而坚持中国文化的民族特色；针对西方文化中没落的资产阶级价值观的浸染及其所代表的文化性质，以及中国传统文化某些因素的封建性质，突出了文化的社会主义性质，强调它与资本主义、封建主义文化的根本区别。这种动力既来自社会转型的要求，也根源于中国文化自身发展的要求。强调中国当代文化转型的内在动力，并不否认外来文化特别是西方文化的作用，但它只是一种催化剂。

(一)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世界历史进入近代，入侵中国的西方列强已先行进入先进的工业社会，而中国当时仍处于落后的农业社会，这对中国传统农业社会形成了强大的压力。面对国家存亡、民族兴衰，必须实现社会转型。社会转型要求与之相适应的文化，文化转型成为必然。在中国社会发展本身的需要和外部工业文明的刺激下，自近代中国传统文化开始了转型的历程，由洋务运动的“学技”，到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的“学政”，最后到新文化运动中改造国民性的“学教”；新中国建立后，为解决社会主义建设问题。曾照搬苏联模式，但最终都未能解决中国现代化问题。

目前中国处于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已初步建立起现代的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体系，社会化大生产程度空前提高，经济在高速发展，管理体制在不断完善，世界性的交往等社会活动领域也不断在扩大，以及社会广大民众的需求不断增

加，这就要求加速社会现代化建设，由此成为推动当代中国文化转型的强大动力。

社会的需要是文化转型的最根本动力，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的要求集中体现在科学技术、体制管理、人文精神等方面。这些方面在当代文化中虽已有了一定基础，但与现代化建设的要求还有很大距离，如科学技术方面，技术的应用在我国已推广开来，特别是“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更突出了对科技的重视，但科学精神的培养在我国没有获得很好的发展；体制管理方面，已由政府为主导的行政管理体制逐渐转化为市场为主体的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但由于我国浓厚的传统影响，行政命令管理仍然存在，科学的现代管理制度还没有完全普及；人文精神方面，随着技术理性的日益膨胀，对人生价值、人生意义的关注不足，人文精神逐渐边缘化，人文精神的发展远不能满足当前社会的需求。以上种种矛盾，成了推动当代中国文化转型的强大动力。

中国的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它要求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与之相适应。中国现代化建设要求我们在文化转型中应当做到：解放思想，才有文化上的包容并存；学习现代科技和管理思想及知识，才有中国文化结构上的深刻变化；需要人文精神的支撑，才有人文精神的倡导；需要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才有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反思，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始终是推动文化转型的强大动力。

(二)中国文化发展的自身要求

一般来说，“传统体现着文化与哲学发展中的连续性，而现代性则体现着文化与哲学发展中的时代精神”。任何文化传统都是相对的，既承接传统而来，又在和其他文化的交流互动中获得丰富、发展，不断突破传统，这是由文化发展的内在要求决定的。

1．文化传统的相对性动力。文化传统是在一定社会条件和知识背景下形成的。随着社会条件的变化和知识的不断丰富，文化传统会注入新的时代内容和知识并得以重新解释，从而使文化传统发生改变。这种改变就会直接导致文化的形式和内容的变革。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传统的相对性是推动文化发展的自身动力。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就是根据时代的要求，容纳新的时代精神和知识，不断丰富传统、改造传统的过程。先秦诸子文化到两汉经学文化，再到隋唐三教并存，以及宋明理学、清代实学等都是如此。文化本身并不固守传统，总是在融通传统、改造传统、突破传统中发展的。在文化发展中之所以会出现固守传统的现象，一方面是人们为了安身立命而把传统作为精神寄托，以此解释生存的合理性，他们一旦找到新的寄托，就会舍弃旧传统而营造新传统。另一方面是某些人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如名利地位等，而固守传统，把传统作为牟利的手段。一旦他们发现可维护利益的新文化、新传统，就会放弃旧传统。文化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与蕴涵于其中的传统一样具有相对性。这种相对性是与社会条件和知识的可变性联系在一起的，这种可变性导致文化的可变性，使文化的发展不会固守于传统，呈现出相对性的特征。2．多元文化相互影响所产生的动力。文化首先是本民族生命存在的表达，是为解决本民族的问题而出现的。但在文化的发展中，任何民族的文化都不可能封闭发展，而是在多元文化的相互碰撞、交流、融会中取得进展的。历史上所出现的文化封闭现象并非文化自身的封闭，而是人们为了自身的利益，为达到某种目的而实行的人为封闭，即使这种人为封闭不能持久，阻挡不住文化交流的步伐，如清朝虽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终究未能阻止中西文化的接触。可见任何文化的发展都离不开其他文化的影响、互动。任何一种民族文化都不是哪一个地区、哪一个种族的独创，它是本国范围内不同区域、不同种族人们的共同创造。在这一民族文化的形成过程中，它不仅要面对不同的区域文化、不同的派别文化，而且还要面对周边民族的文化。此外，世界文化的发展进程各不相同，从时代的角度看，同一历史时期存在着各种先进的或落后的文化，因此任何民族文化的发展还要面对比自身先进的或落后的文化的影响，在多元文化的激荡交流中，依据自身的条件接受不同质的文化，从而丰富自

身、发展自身。多元文化的相互影响、相互吸收是文化发展的重要动力。当今世界的开放性更加注定中国当代文化的发展必然要在多元文化的相互激荡、影响中前进。

3．文化自身的扩张性动力。任何文化从形成到发展都是一个不断丰富、不断补充的自我扩张过程。这种扩张包括内容、形式、结构等各方面，既有量的增长，也有质的变化。文化作为人类生命的表达方式，归根结底是为满足人们的需要而产生、发展的。文化的扩张性源自人们的需要，扩张的实质是需要的扩张，需要的多样性导致文化的多样性扩张。每种需要的提出，都会创造出相应的文化以满足其需要。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就是需要不断产生、文化不断扩张的过程。两汉之际到魏晋南北朝，佛教引进传播，道教产生发展，适应了乱世人们寻求精神寄托的需要；唐代文化的繁荣，适应了盛世人们展示自我的需要，三教并存、西域文化传人、诗歌乐舞的兴盛，展示了人们自身生活的丰富性；两宋俗文化兴起，如评书、话本的产生，适应了城市居民扩张的需要；明清小说的出现和发展，满足了人们揭露现实、寻找社会生活出路的需要等等；当今对儒学现代化的探索，对文化转型的探索，也是为了满足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文化自身的扩张性，使文化不断冲破传统，增加新的因素，使文化呈现出相对性的特征；而文化的相对性特点，以及多元文化的碰撞交流，又刺激着人们需要的增长，进一步推动文化的扩张。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使得文化传统的相对性、多元文化的相互影响、文化自身的扩张性等，构成了文化发展、转型的内在动力。这种动力无论是在古代文化发展中，还是在近代文化转型中，都起到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对当代文化的转型，它依然是一种强大的动力，是中国文化自身的动力。这种文化自身的动力，既来自传统，又来自现实需要，是传统和现实需要结合形成的一种力量，使文化在自身力量的推动下不断向前发展，构成文化转型的内在动力。

(三)强势文化挑战形成的动力

如上所述，中国文化的转型，从根本上说是自身的内在要求，但也不可否认强势文化挑战的刺激，亦构成文化转型的重要动力。

1．文化差距动力。1840年以后，随着西方强势文化的进入，使得原本应以历时态存在的封建时期的文化、资本主义时代的文化在中国呈现出共时的存在状态。中国当时处于封建时期，而近代的西方社会已进人资本主义时代，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代表着当时社会前进的方向，是当时先进的文化，优越于近代中国的封建文化，当时的中国文化从时代角度看落后于西方。在此情形下，中国文化必须根据时代性的要求，实现近代转型，拉近与西方国家的差距。当今时代，西方文化的强势主要源自西方社会完善的现代化，特别是科技、管理体制的现代化，西方的现代文化已发展到较高程度。而中国社会近代转型尚不彻底，发展到今天仍有许多封建残余势力在起作用，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仍需要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许多理论问题需要解决，管理体制需要完善，重技术应用而轻科学精神培养的倾向需要扭转。这和现代化程度高度发展的西方文化相比，是相对落后的。因此，中国要建设现代文化，必须学习西方已发展成熟的、标志现代特征的文化要素，逐渐实现文化转型。正是这种差距刺激也激励着中国人民奋起直追，由此便成了进行文化建设、推动文化转型的动力。

2．西方强势文化对中国形成的压力或挑战。近代开始，西方文化的输入不是在和平的、正常的状态下进行的，而是与战争同时进行，西方列强用武力打开了中国大门，西方文化随之而来。在西方强国的军事、文化双重冲击下，中国陷入了深重的民族危机和文化危机。中国面临的是亡国、亡魂的压力或挑战。为了挽救危机，人们反思传统文化，寻找中国文化的出路，由此把压力变成了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的动力。当代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挑战，其背景与以往有着本质的不同，但中国文化是向“东”还是向“西”依然是个严重问题。许多

有识之士正是在这种压力下投人中国文化建设问题的探讨的。面对西方文化的挑战，中国人民不会坐以待毙，必然会变外部压力为内在动力，投身于文化建设，推动文化实现转型。

西方强势文化的挑战，刺激着中国文化的发展，形成中国文化转型的动力因素。面对严峻的文化危机，人们不断探索中国文化的出路：从鸦片战争到解放前夕，中国文化的主要形态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文化；建国后是在“极左”思潮影响下的社会主义文化；当代文化是要朝着现代的、民族的、社会主义的文化目标迈进，建立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文化。

论中国近代文化转型

一、洋务运动与物质文化的转型

中国近代文化转型是在鸦片战争的隆隆炮声之中被迫仓促展开的。所以有人将这次转型比喻为“中西文化的一场遭遇战”。现代著名历史学家钱穆曾经形象地说，“中国一向是一个农业文化的国家，他一切以…安足?为目的，现在他骤然遇见了西欧一个以…富强?为目的之商业文化，相形见绌了。”

身处此“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国逐渐放弃传统的文化中心主义和自大心态，放眼世界，认识和学习当时人认为先进的西方文化，这便是中国近代文化转型的实质。从文化的内在结构来看，这次文化转型首先从物质层面入手，逐渐深入到制度层面，最终到达思想层面。在历史实践中，这次文化转型大致表现为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三个阶段。

洋务运动的兴起并非偶然，它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由少数政治精英们在深刻的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的双重困境下作出的艰难抉择。1861年初，奕忻、文祥等人在一封奏折中详细描述了这种困境：“就今日之势论之，发捻交乘，心腹之害也。俄国壤地相接，有蚕食上国之志，肘腋之忧也。英国志在通商，暴虐无人理，不为限制，则无以自立，肢体之患也。故灭发捻为先，治俄次之，治英又次之。”由此不难看出，尽管第二次鸦片战争随着《北京条约》的签订终于结束了，但是英法联军攻陷京城而遗留给清廷的深刻震动无疑还将持续存在。不过，这也意味外国军事势力带来的威胁已经退居次席，而南方爆发的太平天国起义此时成为满清政府的关注焦点。

在当时人眼里，为了应付清政府所面临的深刻政治和社会危机，最简捷的方法便是创建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如李鸿章所言，“中国但有开花大炮、轮船两样，西人即可敛手”。这种思想来源于魏源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著名洋务思想家冯桂芬进而将此主张分为三个阶段，“始则师而法之，继则比而齐之，终则驾而上之，自强之道，实在乎是”。他特别强调道，“且用其器，非用其礼也，用之乃所以攘之也”。由于物质文化的具体感知性，中国人在近代认识西方的过程中，最先映入眼帘的便是西方的坚船利炮。因此，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都被急功近利地简化为军事问题。而西方各国在两次鸦片战争中向清军展示了强大的军事实力，如李鸿章在太平天国战争时期已经认识到洋人的“大炮之精纯，子药之细巧，器械之鲜明，队伍之雄整，实非中国所能及”。走上向西方学习制造坚船利炮的道路就成为当时人的必然选择。

具体而言，李鸿章认为中国欲自强首先要“学习外国之利器”，而学习外国利器，先要“觅制器之器”，所谓“制器之器”就是指现代机器。这样，以建立强大的近代军事工业为直接目的的洋务运动便应运而生。所谓“洋务”指的就是实现此目的的牵涉对外关系的一切事务，包括外事交涉、派遣留学生、学习西方科学、使用机器开矿办厂、购买洋枪洋炮、按照洋法编练军队等等。自1862年曾国藩创设安庆军械所起，至七八十年代，各省相继设立军火工厂，形成官办军事工业。然而，强大的军事工业又必须依赖于发达的国民经济。中国传统的财税政策根本无力为开办这些现代化的军事工业提供充足的财政支持。因此，开发和挖掘新的税收来源便势在必行。洋务运动后期，各地纷纷建立各种民用工业，开矿设厂，修建铁路，铺设电缆，设立洋务学堂，还大量翻译外文书籍，派遣出国留学生。1872年，

李鸿章创办轮船招商局，五年后又创办开平矿务局，九十年代张之洞在湖北主办的汉阳铁厂、织布局等等，形成官督商办的民用工业。这批洋务企业中，少数完全由官方投资，大部分除了官方资金外，还招募了私人资金入股。

当时许多人都乐观地相信洋务运动的种种改革措施，都是为了保存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一时权宜之计。“中体西用”文化观的提出，无疑为他们的乐观主义提供了最好阐释。早在洋务运动前期，冯桂芬就已经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主张。洋务运动后期的代表人物张之洞也倡导“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这些主张既有力地推动了洋务运动的蓬勃发展，又将其实践活动局限于物质层面，未能将中国近代文化转型提高到更高层次。

不过，洋务运动作为中国现代化的最早尝试，深刻地动摇了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经济结构，揭开了中国近代文化转型的序幕，无疑具有积极的历史意义。随着崭新的近代大工业的初步建立，中国开始了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工业化历程。同时，这也必然意味着适应于农业社会和自然经济的中国传统文化，不得不以适应于资本主义工业社会和商品经济的西方现代文化为目标，在现代化道路上迈出了艰难的第一步。

二、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与制度文化转型

在洋务运动后期，随着对西方文化认识的深入，一批改良主义者已经逐渐认识到西方坚船利炮的背后是发达的科学技术和有效的行政体制。通过对早期洋务运动的实践经验和成果的反思，他们开始将目光转移到了西方诸国的议会民主制。如郑观应认为：“中国而终自安卑弱，不欲富国强兵为天下之望国也则亦已耳，苟欲安内攘外，君国子民持公法以永保太平之局，其必自设立议院始矣！”张之洞也认识到，“西学亦有别，西艺非要，西政为要”。他们看重的不是西方政治中体现的民主精神，而是这种民主政治制度产生的高效的行政管理体系。他们认为中国的改革步伐缓慢，成果不彰，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整个传统官僚体制已经无力适应现在列强竞争的危局。改良主义者并没有否定洋务运动所高举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只是在他们看来，西方人的“长技”技已经远远超出于坚船利炮，而且还包括政治制度和行政管理体制。然而，少数有识之士的深刻认识并不能改变反映迟缓的满清政府的保守态度。

当中日甲午战役惨败的消息传来，举国上下都沉浸在“亡国灭种”的深刻危机感中。中国文化转型的历程也摇身一变，从温和转向激烈。较之早期改良主义者的稳健作风，以康有为为领袖的维新派则以慷慨激昂的姿态登上历史舞台。1895年，他在《强学会叙言》中大声疾呼：“俄北瞰，英西（目夹），法南瞬，日东眈，处四强邻之中而为中国，岌岌哉！” 值此存亡之际，维新派认为救亡之道惟有变法自强。所谓“变法”，梁启超以一言蔽之曰：“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7维新派突破了洋务派的思想局限，将改革的矛头直指中国传统官僚政治制度。

维新派的政治理想就是在中国建立君主立宪政治，如康有为主张“君与国民共议一国之政法”，“以国会立法，以法官司法，以政府行政，而人主总之”。实行三权分立，只要行宪法、开国会，君民共主，“则中国之治强”指日可待。在当时的维新派中，严复和谭嗣同的民主思想更为鲜明。谭氏的《仁学》一书公开向封建三纲五伦宣战，提出每个人都应“不失自主之权”，经济政治上都应有平等权利。严复把孟德斯鸠《法意》、穆勒《论自由》等名著介绍到中国，极力倡导个人自由。这些主张大大超越了洋务派和早期改良主义者“中体西用”的思想。

中国传统官僚政治体制，作为中国古典政治思想和政治理想的制度化载体，遭到了维新派的深刻怀疑和批判。他们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和历史经验已经不能为今日中国所处之“千年未有之变局”提供任何思想资源了。为了寻找救亡道路，维新派将西方思想大规模介绍到国内，不仅超越了洋务运动时期偏重翻译自然科技类西方书籍的局限，而且也推动了中国

近代文化转型向制度层面的过渡。在此期间，各种新学堂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这无疑宣告了传统文化的深刻危机，也加快了文化转型的步伐。同时，各种学会团体和报刊杂志也应运而生，《中外纪闻》是维新派创办的最早的刊物之一，被迫停刊后，又先后于上海澳门等地创办了《时务报》《知新报》和天津《国闻报》等等。各报大声疾呼国家处于危亡之境，变法不仅是修路开矿、练兵购炮，而且要在政治上来一番改革，甚至提出了“民权”的口号，对于西方政治思想的传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随着戊戌六君子血洒菜市口，震动一时的维新运动宣告流产。这也预示着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开始成为历史的主角。孙中山自少年时期便开始学习西方文化，因此他对西方文化的了解无疑较维新派更深刻，他的政治主张也就更彻底。他折衷西方社会主义和中国传统民本主义思想，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试图将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毕其功于一役”。革命派坚持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主张推翻满清政府，实现共和政治，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因此与避居海外的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展开了激烈的论战。论战的结果是革命派的激进主义成为社会主流思想。

在二十世纪最初十年中，在举国上下的变革呼声中，保守的清政府也一度竭尽全力地依照当初维新派的改革措施施行新政，宣布君主立宪，建立中央内阁机构，先后制定了宪法、刑法、民法等诸多法律，彻底废除科举制，大量派遣出国留学人员等等。但是，极富历史嘲讽意味的是，满清政府的新政最终只是为自己培养了掘墓人。当武昌起义仓促爆发，竟出人意料地结束了清朝两百多年的统治，同时宣告了中国两千年的专制政治成为历史。

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颁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具有完整意义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是中国政治现代化进程中的一座里程碑。这标志了中国近代文化转型在制度层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所以，在中华民国建立五年后，袁世凯企图在传统政治中为自己找寻政权合法性基础的努力，最终只可能是一出荒唐的历史闹剧。袁世凯及其党羽以为可以利用中国社会中迷信皇权的传统习惯势力来稳定自己的统治，过高估计了帝国主义支配中国政治的作用，过低估计了辛亥革命所造成的民主共和潮流以及民族主义情绪，因此受到了历史无情的嘲弄。

三、新文化运动引起的变迁

辛亥革命建立共和制度后，中国的现实却使孙中山不禁发出“夫吾党革命之初心，本以救国救种为志，欲出斯民于水火之中，而登衽席之上也，今反令之陷水益深，陷火益热，与革命初衷大相违背”的叹息。而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们则更进一步地指明了新社会的诞生必须伴随着文化深层结构的转型。1915年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在上海正式发行，发起了冲决封建精神网罗的斗争，这标志着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新文化运动揭开序幕，也同时宣布了中国文化转型发展至精神层面。

新文化运动首先是从文学革命开始的，它主要发生在中国的文化领域，如伦理道德、社会风俗、文化教育等。这场运动的根本目的就是胡适在1919年总结的，以“一种评判的态度”来重估传统文化的价值。因此，这场运动也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对传统的精神文化进行的一场大批判。在猛烈攻击儒家文化和孔子思想后，中国的知识精英都主张全方位学习西方先进文化。同时，来自西方的各种社会思潮在中华大地上都受到热烈欢迎，新村主义、工读互助主义、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革命民主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等也纷纷亮相。在这场思想和文化革命中涌现出来的知识精英群体在文化价值观上大大超越其前辈，他们不再把中国文化置于与西方文化相互冲突的地位，而是继承了中国早期传统思想中的大同观念，站在世界主义和普遍主义的角度来认识西方文化，大力主张对西方文化兼收并蓄。

新文化运动深刻动摇了国人对中国传统文化核心价值的至高信念。新文化运动领袖陈独秀、李大钊等依据进化论构建了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的“冲突论”，张东荪提出文化

发展的“突变论”驳斥新旧文化调和论，胡适也主张在文化上的革命与突变。换言之，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认为中国不仅经济落后、政治落后，而且素以礼仪之邦自豪的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也是落后的。由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的发展，必须经过政治经济思想各方面的文化更新重塑民族精神才能实现，主张引入西方的民主和科学精神从根本上改造传统文化。陈独秀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中说，要用民主和科学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

一个民族的心理定势，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反映了该民族的文化精神，在二千多年封建专制传统文化压制下的中国国民，严重缺乏民主和科学观念。因此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首先从解剖中国人的“国民性”着手。陈独秀曾指出中国的国民性其一“只知道有家，不知道有国”；其二“只知道听天命，不知道尽人力”，“阿谀、夸张、虚伪、迂阔”，正是招致民族危亡的深层原因之一。鲁迅也认为要解救同胞，就要首先向同胞的病躯——国民劣根性开刀。他们不约而同地开出了民主与科学的药方。陈独秀指出：法律上之平等人权，伦理上之独立人格，学术上之破除迷信、思想自由，此三者为欧洲文明进化之根本原因，缺乏这三者也正是中国落后、专制、黑暗的症结所在。李大钊号召青年“竭力铲除种族根性的偏执”，希望都明白“世界大同”的真理。从精神层面指出了世界潮流是全世界的西方化，也就是“科学化”与“民治化”。

他们指出中华民族要追赶世界潮流，应“以科学与人权并重”，也是鉴于鸦片战争时期的抵抗派只知道科学技术可以学而制夷；六七十年代的洋务派企图用科学挽救清朝的没落；戊戌变法时期的维新派要用科学以救亡图存，均不离“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窠臼。只有从物质、制度和精神诸方面彻底扬弃传统文化，将民主与科学作为国人自我解放的武器，让民主与科学的光芒照耀整个民族，将未来的新社会建筑在民主与科学的成果之上，才能实现民族的复兴和世界大同的远大目标。

他们把科学引入人生观领域，把人的解放与科学的解放同时推向了高峰。他们用科学来击破儒家圣道的权威，大胆怀疑过去的一切，提倡科学实证方法，使事事求实证成为思想界的新风气。近代科学主义思潮历经半个世纪的传播，到新文化运动时期才被作为一面旗帜举起，力图把中华民族从蒙昧主义状态下解放出来。正是在这个视角上，他们发现了科学与民主之间有深刻的内在联系。

知识精英们高唱民主和科学，寻求人的自我追求与社会和谐之间的合理关系。他们努力在传统社会的废墟上建构起全新的现代道德伦理体系。他们不仅大声呐喊个性解放，而且不断实践，试图找到一种新的民主的社会组织方案，以冲破传统专制社会的束缚。例如王光祈等人1919年发起成立“北京工读互助团”，主张“人人作工，人人读书，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无政府主义者也提出，政治权力和政府是人类社会一切暴力和不平等现象的根源，因此只要废除政府，人类就会自然进入理想社会。基尔特社会主义者张东荪等人更主张首先发展实业和教育，建立由生产者和消费者各自自由联合组成的二重结构社会。他们已经意识到资本主义经济形态，是民主与科学赖以生存的基础，社会改造的终极目标是社会主义，但当下的主要目标不是谋求“分配平均”，而是发展生产。

尽管新思潮中涌现出来的各种主张具有很多乌托邦色彩，但是追求民主与科学，改造中国传统文化，寻求中国在世界的平等地位却是各派思想和主张一以贯之的目标。此间，共产主义思潮逐渐在新思潮中脱颖而出，其原因也正在于它为这个总目标提供了科学化系统化的解决途径。然而，新文化运动毕竟历时太短，而且其影响更多地滞留于知识群体内部。历史没有给中华民族留下从容建设现代文化，尤其是充满民主和科学精神的现代文化的建设时间，物质和制度层面的文化转型还需要整个民族来消化吸收。

试论如何在改善民生中加强社会建设？

胡锦涛同志在十八大报告中提出，在改善民生和创新管理中加强社会建设。胡锦涛指出，加强社会建设，是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保证。必须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高度，加快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胡锦涛强调，加强社会建设，必须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目的。要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努力让人民过上更好生活。他强调，加强社会建设，必须加快推进社会体制改革。要围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加快形成政府主导、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加快形成源头治理、动态管理、应急处置相结合的社会管理机制。

一、是要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教育是民族振兴和社会进步的基石。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着力提高教育质量，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办好学前教育，均衡发展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积极发展继续教育，完善终身教育体系。大力促进教育公平，合理配置教育资源，重点向农村、边远、贫困、民族地区倾斜，支持特殊教育，提高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水平，积极推动农民工子女平等接受教育，让每个孩子都能成为有用之才。鼓励引导社会力量兴办教育。加强教师队伍建设。

二、是要推动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就业是民生之本。要贯彻劳动者自主就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和鼓励创业的方针，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和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鼓励多渠道多形式就业，促进创业带动就业。加强职业技能培训，提升劳动者就业创业能力，增强就业稳定性。健全人力资源市场，完善就业服务体系。健全劳动标准体系和劳动关系协调机制，加强劳动保障监察和争议调解仲裁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三、是要千方百计增加居民收入。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必须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和公平，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多渠道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规范收入分配秩序，保护合法收入，增加低收入者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

四、是要统筹推进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社会保障是保障人民生活、调节社会分配的一项基本制度。要坚持全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方针，以增强公平性、适应流动性、保证可持续性为重点，全面建成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改革和完善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社会保险制度，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建立兼顾各类人员的社会保障待遇确定机制和正常调整机制。扩大社会保障基金筹资渠道，建立社会保险基金投资运营制度，确保基金安全和保值增值。完善社会救助体系，支持发展慈善事业。建立市场配置和政府保障相结合的住房制度，加强保障性住房建设和管理。坚持男女平等基本国策，保障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大力发展老龄服务事业和产业。健全残疾人社会保障和服务体系。健全社会保障经办管理体制，建立更加便民快捷的服务体系。

五、是要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健康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要坚持为人民健康服务的方向，坚持预防为主、以农村为重点、中西医并重，按照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要求，重点推进医疗保障、医疗服务、公共卫生、药品供应、监管体制综合改革，完善国民

健康政策，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健全全民医保体系，建立重特大疾病保障和救助机制，完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和重大疾病防控机制。巩固基本药物制度。健全农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网络和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深化公立医院改革，鼓励社会办医。扶持中医药和民族医药事业发展。提高医疗卫生队伍服务能力，加强医德医风建设。改革和完善食品药品安全监管体制机制。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

六、是要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必须加强社会管理法律、体制机制、能力、人才队伍和信息化建设。改进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方式，加强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体系建设，增强城乡社区服务功能，充分发挥群众参与社会管理的基础作用。完善和创新流动人口和特殊人群管理服务。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建立健全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渠道。建立健全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强化公共安全体系和企业安全生产基础建设，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深化平安建设，完善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强化司法基本保障，依法防范和惩治违法犯罪活动，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完善国家安全战略和工作机制，高度警惕和坚决防范敌对势力的分裂、渗透、颠覆活动，确保国家安全。

胡锦涛说，全党全国人民行动起来，就一定能开创社会和谐人人有责、和谐社会人人共享的生动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