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nesto Guevara
切·格瓦拉
正面评价
格瓦拉死后，随着他的尸体的照片的传播，格瓦拉的事迹也开始广泛为人所知。全球范围内发生了抗议将其杀害的示威，同时出现了许多颂扬他，和记录他生平以及死亡的文学作品。即便是一些对格瓦拉共产主义理想嗤之以鼻的自由人士也对其自我牺牲精神表达了由衷的钦佩。他之所以被广大西方年青人与其他革命者区别对待，原因就在于他为了全世界的革命事业而毅然放弃舒适的家境。当他在古巴大权在握时，他又为了自己的理想放弃了高官厚禄，重返革命战场，并战斗直至牺牲。
特别是在60年代晚期，在中东和西方的年轻人中，他成为一个公众偶想化的革命的象征和左翼政治理想的代名词。一幅由著名摄影师阿尔贝托·科尔达在1960年为切·格瓦拉拍摄的生动的肖像照片迅速成为20世纪最知名的图片之一。而这幅格瓦拉的人像，也被简化并复制成为许多商品（比如T恤衫、海报和棒球帽）上的图案。格瓦拉的声望甚至延伸到了舞台上，在蒂姆·莱斯和安德鲁·洛伊·韦伯的音乐剧《贝隆夫人》中他成为
了旁白者。该音乐剧讲述了格瓦拉由于胡安·贝隆的受贿和专制，而对贝
隆夫人和她的丈夫感到失望。这个旁白者的角色是虚构的，因为格瓦拉与贝隆夫人并不是同一时代的人物，而且他一生中唯一一次与埃娃·贝隆有关的事情是他在孩提时代曾经给贝隆夫人写过信，信中向贝隆夫人索取一辆吉普车。
格瓦拉的遗体，同其他六个一同在玻利维亚战斗的同志的遗体一道，于1997年被安置于一个叫埃内斯托·格瓦拉司令广场（Plaza Comandante Ernesto Guevara）特别的陵墓之中。该陵墓位于古巴圣克拉拉，2004年，大约205,832人参观了格瓦拉的陵墓，其中127,597人是外国人，包括来自美国、阿根廷、加拿大、英国、德国、意大利等国的游客。该处陈列了格瓦拉写给卡斯特罗的道别信（信中，格瓦拉宣称他将切断与古巴的一切联系，投身于世界其他角落的革命运动）的原稿。
法国哲学家让-保罗·萨特称许格瓦拉是“我们时代最完美的人”，格瓦拉的支持者认为，格瓦拉被证明是继拉美独立运动的领导者西蒙·玻利瓦尔之后，拉丁美洲最伟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
格瓦拉无疑是拉丁美洲桀骜不驯、浪漫骑士化的游击战传统的最后一位伟大继承人，在他前面则是卡兰萨、潘乔·比利亚和帕萨塔。当这个共产主义的堂吉诃德端起长矛时，曼德拉还是个默默无闻的南非律师，南美洲诸多国家仍然是个分裂的前殖民地国家，整个拉丁美洲被形形色色的军人独裁政府占据。在他死后，拉美的革命游击战争再没有能达到他期望的效果和高度。里吉斯·德布雷在《革命的革命》中强调，缺乏长期系统化的农村动员和结构严密的干部队伍，精英化、具备高度献身精神的起义者只是丛林中的一撮暴乱分子。1964年，阿根廷军政府消灭了马蒂赛游击队；60年代末委内瑞拉民族解放阵线因新总统雷奥尼的政治宽容改革而分崩离析，在哥伦比亚，“黑色骑士”费尔明·查理和“神枪手”马鲁兰达创立的“民族革命武装”也因既没有系统的土地分配纲领，也不愿意动员印第安原住民，始终未能摆脱殖民时代的盗匪形象。1968年，秘鲁游击运动领导人约瑟夫·汉森在第四国际大会上承认，拉丁美洲的游击革命主义正经受着前所未有的危机，它孤军作战，在国内无法发动农民，无法和教会、知识分子、工人达成任何一致，在国际上从未得到过莫斯科或哈瓦那的支
持。
格瓦拉的牺牲与古巴式武装输出革命模式的暂时失败，反而激发着拉美乃至整个发展中世界对于经济、政治、社会公正的追求。从60年代中期开始席卷拉美的“解放神学”运动，很大程度上吸收了切的“新人”观念影响，智利的弗雷斯诺·红衣主教与尼加拉瓜的布拉沃主教，分别成为桑
地诺、皮诺切特等军事独裁者最有威胁、最激烈的反对派领袖。而巴西的卢拉·席尔瓦和委内瑞拉的查韦斯则把在拉美湮没已久的“民众主义”，与格瓦拉式的社会平均分配理想重新拾起，当作反击国际经济贸易不平等和自身经济结构恶化的全新武器。
切·格瓦拉
埃内斯托·拉斐尔·格瓦拉·德·拉·塞尔纳（西班牙语：Ernesto Rafael Guevara de la Serna，1928年6月14日—1967年10月9日），通常被称做切·格瓦拉（西班牙语：Che Guevara），香港译作捷·古华拉。他是出生于阿根廷的马克思主义革命者和古巴游击队领导人。格瓦拉于1959年参与了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七二六运动”，推翻了亲美的巴蒂斯塔独裁政权。在古巴新政府担任了一些要职之后，格瓦拉于1965年离开古巴，在其它国家继续策动共产革命。首先是刚果，然后是玻利维亚。在玻利维亚，他在一次由美国中央情报局策划的军事行动中被捕，并于1967年10月9日被玻利维亚军队杀害。死后，他成为了第三世界共产革命运动中的英雄和西方左翼运动的象征。
10月9日是切?格瓦拉（CheGuevara）被枪杀40周年，在这位传奇革命家短暂的生命历程里，他的声名在另一个革命王国中国并不显赫，然而今天的中国，切的名字已为千万人所传扬。
今天的中国，在一些时尚的大都市，你不难看到切?格瓦拉：他头戴红星贝雷帽的经典造型，会随时出现在驻唱歌手的文化衫上、青年诗人的马克杯上，或者博客和BBS的题图、头像上。在今天的中国，切?格瓦拉已经是一个符号，看见那头像，许多人都会脱口而出一连串的概念：纯洁、执着、清廉，等等。
在中国数以万计的格瓦拉推崇者中，也许不会有几个人去读一读古巴总统卡斯特罗刚刚撰写的纪念长文，更不会有几个人对切的治国理念和游击战方略，以及他在非洲的扎伊尔期间巨大的内心变化感兴趣，因为那些太具体、太琐屑、太世俗、太不格瓦拉了。许多人推崇切，没错，但他们推崇的是作为一个符号的切，而不是活生生的那个切。
随着“红五月”、“反战”和“垮了的一代”，在西方，个性解放、反抗权威和秩序的思潮席卷了整个上世纪70年代，敢于反抗霸权、垄断、资本和权威，并具有不恋权势的清教徒特质和“宁可站着死，决不跪着生”无畏品格的格瓦拉，便很快成为这一代充满叛逆和反权威思想、追求个性自由的西方青年心目中的偶像和英雄，
他屡屡以微薄力量挑战强大军事机器的行为，在这些青年眼中，更是充满了浪漫主义气质。于是革命者切?格瓦拉首先在他们当中成为偶像、符号和英雄，他的头像被高举在反全球化示威的行列中，被印在反战标语和旗帜上，甚至环保主义者也会把切?格瓦拉当做自己的保护神，他的名字常常被摇滚乐手唱响，形象被印在从雪茄烟盒到T恤五花八门的物品上，庇佑着更多的人，切?格瓦拉很快成为全球性的符号，他象征着叛逆、自由、反威权、不逆来顺受，也许一些以切的名义发起的行动其实恰是切所反对的，也许只有南美乡村和贫民窟里的穷人才真正懂得切所说、切所想的，但这并不重要：切?格瓦拉只是一个符号。
切在中国真正的大众化，却是随着摇滚乐队的载歌载舞和文化衫，随着MTV、电影和西方流行文化，作为一种时尚传入，并迅速地本土化。如果说在西方，切的符号更多出现在街头，在中国，他却往往呆在卧室或音响室的天花板上，或个人电脑的壁纸上；如果说在西方，切更多是一种群体符号，在中国，他却被无数个人所尊奉，所收藏。
和西方的格瓦拉尊奉者多数来自劳工和边缘阶层不同，在中国，切往往是“精英”、白领、小知识分子等的话题，却通常不为普通劳动者所熟知（真正的切，恰是前者的敌人，后者的朋友），他们津津乐道于切的廉洁，切的理想主义，他们对切在古巴银行行长任上吓跑贪官污吏的轶闻耳熟能详，对切的积极反美更赞不绝口，却未必敢领教切的清教徒生活，更难效仿其骑着摩托车遍访拉美民间疾苦的颠沛生涯。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仅因为切的造型很酷，或者别人也在谈论切而去关注，去追慕，却并不了解这位外貌英俊、出身中上阶层的阿根廷人为与穷人打成一片，在演讲时几乎永远使用最俚俗、最普通的大众语言。对大多数中国追慕者而言，切?格瓦拉只是一种时尚，一个符号，而不是一个思想。
同样是符号，西方世界的切和中国的颇有不同，前者更具叛逆性而后者更接近完美的理想主义者，这和符号的特质有关：不论在哪里，切都被当做对人们心中不满的逆反，不满的差异，自然也产生了作为符号不同的切?格瓦拉：中国的切迷对全球化不会有太多切肤之痛，而在另一些国家，激进青年们也不会对其改造私有化的故事产生多少兴趣。
英雄时代早已离我们远去，在这个消费至上的时代，商场、竞技场的经营成为社会偶像的主流，但任何时代、任何社会的任何人，其心目中或多或少都有英雄影
子的存在。在今天的中国，在缺乏英雄的年月里，切?格瓦拉这样的英雄符号也更容易流行、更容易被当做人们的心灵寄托，而且如陈年佳酿，历久弥醇。
当我们提到“伟人”的时候，不免就想起了那些死去的人，比如毛泽东，或者说将要死去的人，比如乔布斯。接下来说的正如大家所料，是个死人，他叫切·格瓦拉。
有大量关于他的文艺作品
自切死后，他的肖像成为了反主流文化的普遍象征、全球流行文化的标志，同时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英雄和左翼人士的象征。
格瓦拉是名极富传奇英雄色彩的的历史人物，被誉为“人间的耶稣”、“红色罗宾汉”、“共产主义的堂吉诃德”、“拉丁美洲的加里波第”、“完美的人”、“浪漫冒险家”。格瓦拉常现身于传记、回忆录、文章、纪录片、歌曲、电影甚至电子游戏，对其的褒扬远多于批判。《时代》杂志将格瓦拉选入二十世纪百大影响力人物。阿尔贝托·柯尔达为他拍摄、命名为《英勇的游击队员》的照片，被美誉为“世上最知名的照片”。
球化的示威游行中，经常都会出现切·格瓦拉的肖像。古巴历史学家Edmundo Desnoes认为，切·格瓦拉的肖像能被买卖、能被随意弃掉，甚至能够被神化，但它却已经成为了阶级斗争中不可分割的一
部份，它的意义亦从不会改变。
因为这已经成为一个标志，标新立异，追求反叛和真诚的文化符号。他的精神很伟大，为了自己的信念去反抗、斗争，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终生都在追求，他富有着冒险与浪漫，做着世界上99%的人都做不到的事。
而摇滚音乐的精髓是叛逆，是前卫，摇滚试图用音乐的形式改变人们对自我的认知，这与格瓦拉所做的事在某种意义上有着相似之处：都有着自己的理念而且坚定不移的去实行。都相信自己本身对外界的影响，都崇尚冒险与前卫，由此，摇滚开始崇拜格瓦拉。
大家都把摇滚作为一种革命，所以一些人敬佩他的精神，所以就这么跟风似的流传了下来．摇滚的精髓表现在精神上，这就是摇滚和流行音乐的区别。流行音乐只是空有个躯壳。摇滚对它的爱好者来说不只是一种音乐，还是一种文化，一种信仰，一种精神。所以格瓦拉和摇滚的关系就在于此。
所谓摇滚精神，就是打碎的精神.并不带有符号意义，它就是它，就是叛逆本身。
“腐烂的是世界，而腐烂的我将与它同入地狱。”
而革命偶像格瓦拉，正是这种反叛精神的最杰出代表，这种带点天真幼稚却又决不妥协的性格，无疑完美的体现了摇滚精神的精髓。即对现实生活反叛的勇气，毫不迟疑站到强大对手对立面的胆量.在今天的表现则是格瓦拉戎装像的迅速流行。正是
因为这个，他才会被全世界的左翼青年奉若神明。并不是因为他的思想，而是他那种吸引所有热血青年的摇滚精神。
他之所以被广大西方年轻人崇敬，原因就在于他为了全世界的革命事业而毅然放弃舒适的家境；当他在古巴大权在握时，他又为了自己的理想放弃了高官厚禄，重返革命战场，并战斗直至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