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nese History
Chinese History: the Construction and Application of a New Model 驻屯西羌下
目录
Contents
前言
第1章理论框架设计：中国历史阶段划分法
第一节对中国历史不同阶段的提炼和分类
第二节理论的构建：对不同历史阶段的进一步分层
第三节理论框架的扩展：信息传播媒介和生产关系
本章小结
第2章第一周期：春秋战国时代及其孕育的秦汉帝国
第一节晚期西周政治和剧变的西周社会
第二节春秋战国：华夏文明的轴心时代
第三节秦汉帝国的兴起，鼎盛，衰败和尾声
本章小结
第3章第二周期：两晋南北朝及其孕育的隋唐帝国?????
第一节转型社会中的西晋政治和永嘉之乱的起源????????
第二节战火中的荒原：东晋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
第三节隋唐帝国的兴起和衰落?????????????????????????????
本章小结??????????????????????????????????????????????????????????
第4章第三周期，宋元明清和帝制的尾声????????????????????
第一节东京梦华：两宋的经济繁荣和政治困境???????????
第二节元和明清：最后的帝国时代?????????????????????????
第三节清末民国：屈辱，战乱和共和国的建立?????????????
本章小结??????????????????????????????????????????????????????????
第5章周期内部的阶段间关系及其原因???????????????????
第一节气候和地理环境：作为探讨和分析的起点?????????
第二节周期内部的历史阶段间关系???????????????????????
第三节八个阶段之间的对称性?????????????????????????????
本章小结??????????????????????????????????????????????????????????
第6章递变性与相似性：三个周期间的比较研究（上）??
第一节西周，西晋和北宋的夺权模式比较?????????????????
第二节周期间第一阶段的政治困境和气候环境比较?????
第三节三个周期的大分裂时期比较???????????????????????
第四节周期间第三阶段和第四阶段比较??????????????????
第7章递变性与相似性：三个周期间的比较研究（下）??
第一节大一统时代??????????????????????????????????????????
第二节第八阶段：起义，乱世和群雄割据??????????????????
本章小结????????????????????????????????????????????????????
结论: 理论的应用——解释与预测???????????????????????????
一，关注中国历史上周期性的统一与分裂问题?????????????????????
二，周期内部的阶段间关系??????????????????????????????????????????
三，周期间递变性规律及其原因?????????????????????????????????????
四，中国历史的周期性变化概览????????????????????????????????????
五，关于绪论中提出的四个问题????????????????????????????????????
外一篇模型的应用：我们所处的时代??????????????????????
第一节理论框架的适用性和局限性???????????????????????
第二节历史事实对理论框架适用性的验证???????????????
第三节朝鲜战争及其影响??????????????????????????????????
第四节生产力大发展和国家安全??????????????????????????
第五节挑战和机遇——降低中国转型的成本?????????????
前言：
公元前842年，西周王朝发生了严重的政治危机，镐京国人暴动，周厉王出奔。
次年是公元841年，而这一年成为了共和行政的元年。更重要的是，太史公司马迁将这一年确定为庚申年，使这一年成为中国历史记录进入确切纪年的开始。
共和行政维持了十四年的时间，周宣王即位，西周王朝进入短暂的复兴时期，随后又继续走向衰败。公元前771年，犬戎入侵，西周灭亡，天子的权威不复存在，中国正式进入长达五百五十年的动荡分裂时期，即东周列国时代。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横扫六合，结束了持续数百年的战乱，并统一中国。但是14年后，秦朝就在农民起义的烈火中崩毁。
公元前202年2月28日，农历二月甲午，汉高祖刘邦即位，建立西汉，漫长的统一时代终于来临，而这种大一统的局面一直持续到公元9年。也就在这一年，王莽篡汉，随后不久，大范围的农民起义和内战又一次宣告了和平的终结，这一次，内战持续了更久的时间。
公元36年，汉光武帝刘秀统一中国，又一个大一统的时代到来了，但是东汉的国内和平时期要短于西汉。公元184年，张角兄弟发动黄巾起义，著名的三国时代开始，此后，中国陷入长达96年的内战和分裂之中。
公元280年，西晋消灭东吴，天下一统。但和平并没有持续多久，291年，八王之乱爆发，中国再次陷入长达三百多年的分裂和混战，而和平再一次到来的时候，已经是公元589年的事情了。
此后的中国历史仍然没有逃脱“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和“一治一乱，一乱一治”的怪
圈：隋朝不比秦朝长命多少，而唐朝则成为与汉朝并称的伟大时代，五代和两宋的战争象征着又一个华夏文明的低谷时期，而随后的明清则部分恢复了汉唐的疆域和繁荣。
以上的历史事实中隐藏着中国历史中一个令人困惑的疑问，这个疑问也成为了本书最终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即中国历史上这种反复出现的长期分裂和长期统一时期有着怎样的逻辑关系？这种显著的历史现象为什么会出现在东亚大陆上而不是别处？
事实上，这个问题不是没有人关注到，换言之，试图从各个角度阐述这一特殊历史现象的著作汗牛充栋，但遗憾的是，这些著作往往停留于对统一——分裂这一显著的历史规律的表象描述上，而没有对这种现象背后的逻辑关系做出深入的解释。
毕竟，中国历史的复杂性和延续性都是独一无二和首屈一指的，传统的纪传体史学方法很容易把研究者的目光吸引到影响历史的重要人物身上，而掩盖了这些人物背后的时代背景。相对而言，要想对统一——分裂的中国历史周期律做出合乎逻辑的解释，社会学，经济学甚至国际关系学的知识可能都是必不可少的。毕竟，在1840年爆鸦片战争爆发之前，中国大陆保持着相当程度上的地理隔绝，传统的天下观更是将这片土地视为世界的主要组成部分和中心，所以，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并不能够用王朝史，国别史甚至民族史来概括。以漫长对峙的春秋战国时期为例，国际关系学和地缘政治学就能够更好地概括当时中国政治的特点。而当我们观察一个统一王朝的兴衰时，社会学和经济学上的某些结论也是有令人惊喜的启发意义的。
故而，对中国历史周期律的探索涉及到各个学科的内容，甚至这种涉及会远远超过社会科学的范围。例如，当涉及到一个长期的历史阶段讨论时，气候的变化和地理环境的局限性往往有着更大的影响力，而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依靠的是环境史方面的研究结论。
在借助了大量非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和结论后，一个针对中国历史周期律的研究思路逐渐出现了：要想探索中国历史周期律背后的逻辑关系和动因，首先是要彻底明确这个周期律是什么，而事实上，这一点，学者们并没有说的太清楚。究竟怎样界定分裂和统一？分裂和统一的周期性递变之间有着怎样的时间跨度和界定方式？一个周期的时间跨度是多久？中国历史经历了多少这样的周期？这些我们并不是很清楚。虽然针对这个问题的讨论自古有之，但这种讨论并没有给出一个有说服力的答案。
上古三代时期，商人将统御天下的权力看做是天帝的眷顾，并且这种眷顾是持久存在的。而当周人取代了商人成为华夏共主之后，周人首次提出了天命的迁徙，统治者有可能因为失德而被天命所抛弃，而取而代之者则会成为新的宠儿。
总之，在上古三代时期，普遍存在的观念是政权天授，发展到西周以后，君主的德行成为了维系天命的唯一标准，这种观念深刻地影响到东周以后的各个学术派别，尤其明显的是儒家和阴阳家：
战国中期，五行家邹衍从阴阳五行的角度提出了五德循环说。邹衍认为，自古以来就存在五种彼此生克的政权模式，分别对应着金，木，水，火，土五个基础元素，所以政权的更迭不过是这五种基础元素相互转化的反映而已。这种学说属于玄学的范畴，无法证实其合理性。但是自战国以后，五德理论体现出异常顽强的生命力，新王朝的建立者往往根据五行生克的原则来为自己开创的时代选择特定的五行属性，而这种选择并不是没有争议的。以两
汉为例，汉高祖时期认为汉朝继承了秦朝，所以选择了和秦朝一样的水德，服色尚黑，而到了汉文帝当政时，一度改成了土德，直到汉光武帝当政时，才确认汉朝的德行是火德，从此，炎汉就成为了汉朝的代名词，并一直延续到蜀汉的灭亡。（总的来说，虽然以现代的眼光看来，五德循环说显得非常荒诞不经，但他毕竟深远地影响了中国两千多年的王朝政治，尤为关键的事，他能够为王朝更迭提供一种超越人力所及的超自然解释，这一点对于末代皇帝和新朝君主克服不安心理是极其重要的。）
同样在战国中期，亚圣孟子从民心的角度提出了治乱循环说。治乱循环说可以被看做是儒家观察历史的结果，也可以说是周朝天命说的再发展。孟子认为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且将天下崩坏的原因归于君主的失德和道德的沦丧。从统计学的角度上讲，这样的看法不能说是错误的。一般来说，一个王朝的开国君主都怀有勇气和美德，而随着时代变迁，统治者则趋于荒淫和暴虐。无疑，这是统一大王朝的一般性规律，但是这种规律性总结在现在看来毕竟称不上深刻。
相比而言，战国晚期的韩非子提出了不同的理论。
韩非子认为，远古时代鸟兽多而人类少，财富多而人不争，所以先王以道德规范天下，到了韩非子所处的时代，人口膨胀，人多财少，天下不得不以力搏杀，以法律界定财富分配。虽然韩非子无法预料到未来的中国会出现人口膨胀到临界点因而爆发农民起义和全民战争的情况，但是无疑韩非子的观点是相对理性的，至少“人口和财富的比例关系”这一决定社会是否稳定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已经被韩非子发现，并用来阐述上古政治和战国政治情况迥异的根本原因。从韩非子的逻辑体系中，我们可以推测出这样的一个历史发展脉络，即人口膨胀导致财富分配不均和更加严密的社会管理，社会的局面从远古时人人和乐的和谐景象转向春秋战国时“凡有血气，皆有争心”的大时代中。那么，其实这种逻辑体系暗含着一点，即社会稳定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不断生产财富的能力。
可以说，自春秋战国的学术高峰之后，中国传统的政治学和社会学走出了高速发展的历史通道，后来的学人很难超越华夏诸子在东周列国时期提出的精妙见解，这大概是因为大一统国家刚刚出现，而春秋战国火热嘈杂的争鸣已经成为往事的原因。自司马迁开创了纪传体史书的写法后，先秦的编年体史书模式遭到了主流学者的摈弃，而这并不利于学者们总结历史规律。事实上，这种学术瓶颈直到宋朝才有所转变。北宋时期，中国出现了时间跨度达一千三百多年的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而编年体史书显然比纪传体史书有着更强的规律总结能力，在此基础上，明清时期的一批大儒开始重新思考战国先贤所思考过的问题。
比如，王夫之在《读通鉴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具有重要意义的变三消说，他认为中国历史经历了邦联国家，联邦国家和专制帝国三个阶段，而每一次演变都是革命性质的，王夫之认为，商周之变和周秦之变是影响最大的两次政权更替。同时，他观察到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的力量消长，并提出宋以来的中国进入了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轮流执政的时期。可见，自王夫之起，学者们已经不满足于叙述和评论历史事实本身。
进入现代以来，李四光院士和翁文波院士分别从地磁周期和时间序列的角度探讨了中国历史的周期性问题，葛剑雄教授在阐述了统一和分裂的事实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中国历史分合的逻辑。
然而，让人遗憾的是，这些研究或者难以看到原文（李四光院士和翁文波院士的论文原
文已经无法查找，只能从林语堂的著作中一窥痕迹），或者失之系统化：如葛剑雄教授的著作，他虽然探讨了统一和分裂的标准，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统计结论，但是他并没有进一步深入探讨统一时代和分裂时代之间的逻辑关系。又比如王夫之的《读通鉴论》，王夫之发现了禅让制，封建制和帝制（如果他活到现在，他会说共和制也是递变的结果）之间的递变性，但缺乏对这一现象背后动因的探索。探讨这个问题的先辈们也许在细节上发现了治乱循环背后的某些具体因素，但是，从未有一个人能够系统地回答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中国历史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背后的核心因素是什么？民心？资源？地理结构？气候？天命？这种分裂和统一的循环可以打破和避免吗？怎样避免？为什么能够避免或者不能避免？
第二，针对华夏文明漫长的历史进程，除了传统史家的王朝断代划分法，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五阶段划分法，现阶段流行的（部落联盟-邦联国家-联邦国家-统一帝国-共和国）国家结构划分法，还有没有其他建立在经济学和社会学基础上的划分法？划分中国历史阶段的标准如果不是王朝的生灭，马克思主义生产关系的变化，国家形态，那是什么？
第三，怎样解释中国疆域的变迁？导致华夏文明能够辐射到的地理区域面积不断变化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第四，怎样预测华夏文明的未来？或者说，历史惯性对未来的作用有多大？中国历史规律通过什么媒介起作用？这个媒介依然存在吗？
本书旨在提出问题并系统化地予以解决。针对以上四个问题，我们的分析就从历史规律本身开始。
鉴于这种所谓的历史周期律实质上是模糊的，在探索周期律背后的驱动力之前，我们要做的仅仅是用统计学的方法归纳中国历史上和平统一和分裂混战的阶段，并试图在这些阶段之间找到稳定的周期关系，也就是说，我们的第一步是细化和归纳中国历史周期率现象。
我们的方法是首先假设中国历史存在周期性，并根据分裂和统一的不同时间段提炼出一个有普遍解释力的理论框架和分析模型。在此之后，我们将用这个模型来分析中国历史上的不同阶段，并试图找出阶段之间的周期性关系。在明确这一点后，我们将在本书的后半部分解释中国历史周期律背后的逻辑关系和动因。
本书的主体部分包括八章，可以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包括前言和第一章，内容是提出问题，研究设计和理论框架。第二部分包括第二章到第四章，内容是案例验证。第三部分包括第五章到第七章，用于解释分析我们在第一章提出的理论框架为什么符合或者不符合历史事实。第四部分是第八章，这是全书的结论，也是一个崭新课题的起点——关于华夏世界和文明在全球格局中的地位和前景。
详细来讲，在接下来的讨论中，我们将在第一章提出一个不同于过去任何划分法的中国历史阶段划分法，并提出这种划分法的核心依据和划分标准。
在第二章，我们将分析从公元前841年到公元301年的中国历史，并向读者展示这段历史和理论模型的契合度。我们将探讨东周时期的列国战争和学术争鸣，以及这种竞争所孕育的秦汉帝国，最后我们还要探讨秦汉帝国走向衰朽的原因和历史必然性。
在第三章，本文将以相同的范式来分析从公元301年到公元1127年的中国历史，并探讨西晋的崩坏，南北朝的民族融合，儒道释的合流，这种融合孕育出的隋唐帝国，隋唐帝国军制的弊端和这种弊端导致的结果，以及隋唐帝国走向衰朽和分裂的历史宿命。
在第四章，本文将介绍从公元1127年到公元1949年的中国历史，并探讨两宋的繁荣和分裂，北方民族的南下，元朝的短命，明清的大一统时代，以及清政府在清末的危机中所能够做出的种种应对。
在第五章，本文将带领读者回到模型本身，去阐述这个模型背后的逻辑和事实基础。我们将纷繁复杂的历史事件中抽样出关键的时间点和人物，来探讨不同历史阶段内部的逻辑关系。
在第六章和第七章，本文将分段阐述这个模型的八个阶段，并用之前叙述过的历史事实加以对照研究。我们将比对第二章到第四章所阐述的历史事实，并探讨这些历史事实背后的相似性和递变性。
第八章是最后的结论，也是一段新的研究的开始，就如读者已经知道的，我们的研究不包括西周以前的中国历史，而本文的几个外篇正是要前瞻性地涉及上古三代（夏商周）甚至上古三代之前的中国历史，以发现更普遍的，贯穿整个华夏文明发展进程的民族核心理念。而在这些外篇中，本文还打算在可能弄懂历史规律的基础上，结合新的变量以推演未来一百年的中国格局。
到最后，读者会发现，我们的工作开始是解释性的，最后则是预测性的。社会科学的目的并不仅仅在于让读者了解过去，更在于让读者了解未来。
需要指出的是，本书的研究方法是以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为主的。
众所周知，社会科学的理论有两种，即规范性的和解释性的。从哲学意义来讲，前者是选择性的：规范性研究者强调人类社会的可选择性，即人的主观能动性是可以影响历史进程的，在每一个历史节点上，关键人物的选择都有可能导致更好或者更坏的结果，故而人类社会也一直需要理论家对未来进行更合理的规范。这种特质导致了，在讨论历史事件的时候，规范性研究有着价值判断的标准和褒贬的倾向（譬如《史记》和《资治通鉴》），而这一点，正是为解释性研究所反对的。从哲学意义来讲，解释性研究者是因果论的产物，他们对人类自身的影响力估计有限，这并不是说，解释性研究者否认人类的自由意志，而是认为自由意志也是某个历史阶段的产物，任何选择都不能脱离其所处的环境。这也代表着，自由意志在更宏观的角度下仍旧是有限的。甚至，自由意志不过是人类对于外界刺激和自身固有观念的必然反映，因而也只是无数历史链条中非常普通的一份子，除了人类的选择，历史的链条包罗万象，雨量的剧变，地势的起伏，洋流的增减，这些同人类的自由意志一样是不可忽视的。基于此，解释性研究缺乏价值判断，甚至，很多解释论者将历史看做必然而不是偶然。
如汤因比博士在《历史研究》的开篇所说，历史研究者只是说明社会的思想，而非纠正社会的思想。在具体到本文的讨论对象——从公元前841年到公元1949年的中国历史时，我们需要强调的是，本文的研究方式和理论是解释性的而非规范性的。这并不是说本文更加倾向解释性的理论，相反，针对这两种基本的研究方法，本文并没有优劣评判。之所以选择解释性的研究方法，是因为本文的时间跨度过于漫长——在长达两千七百多年的历史面前，要找出能够衡量这片土地上的社会嬗变和王朝生灭的价值判断标准，这绝非易事。规范性理论更多是针对某个具体时期的具体事件的，而相对于此，当时间长河变得悠远，历史事件变得繁复而臃肿，芸芸众生在段落之间诞生，积累，辉煌和逝去，价值判断最终变得苍白，而历史事实本身，往往就是真理。
所以我们打算将工作变得精炼一些——解释性研究能够更容易地做到这一点。
具体而言，在我们的论述中，并不会存在一个价值判断的标准。我们基本不会讨论，如果某个决策者采用了相对更好的方案会对历史产生什么影响。我们认为，历史上的任何重大事件都是无数个因素构成的结果。历史研究不允许假设，而只是阐述事实和逻辑，因为对任意历史事件的非真实性假设，都造成其他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其他历史条件的变化又否认了导致这个历史条件的历史事件，这一点足以说明：假设行为本身就是反历史的——起码在解释性的研究中是这样。
既然我们的研究工作是解释性的，因而，我们将首先采用中国历代史官的记录作为论述的依据，其次是考古发掘报告对这些记录的证实。在史料的选取中，本文优先采纳多种史料记述一致并符合考古报告的历史事件，其次采纳多种史料记录一致但没有考古证据的事件，最后采取单一史料记录的事件。中国历史研究的便利之处在于史料的丰富和连续性，而这些史料的真实度长期以来一直经受住了考古成果的检验（最典型的例子是秦始皇陵中已经被证实存在的大量水银）。
我们将基于这些相对可靠的历史记录来梳理中国自公元前841年到1949年的历史事件，但这种整理既不是纪传体的，更不是国别体的，从某种意义来说，也不是编年体的。我们的工作并不是用白话文讲述那些众所周知的历史事件和结论，而是将这些事件和结论作为一项实证研究的原材料而已。梳理历史事件的目的是探索中国历史背后的一般性规律，以及不同历史阶段之间的潜在逻辑，而历史研究的对象是发生在两千七百多年跨度的中国历史事件。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讲，我们的研究开始是统计和归纳的，后来是推理和演绎的。
这项研究的名称，叫做中国历史模型的建构和验证。我们将在接下来的研究过程中，力图建构一个具有针对普遍解释力的理论框架和历史模型，这个理论和历史模型是能够最大限度地接近中国历史演变的内在逻辑的。
那么，要完整地构建一个理论框架和历史模型，我们首先需要知道一些什么呢？
首先是历史研究的空间跨度，或者范围。
这种范围一定程度上是地理意义的，而更多程度上是文化意义的。从地理意义上讲，我们探讨的地理范围位于欧亚大陆的东端，其范围最大时包括日本列岛，朝鲜半岛，俄罗斯远东，蒙古高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境，越南，缅甸北部，中亚五国，最小则局限于黄河，长
江流域，包括关中，汉中，蜀中，荆襄，淮扬，中原，山东，山西，河北九个区域。从文化意义上讲，这个范围就是受到中国文化辐射的所有区域，随着华夏文明的强盛和衰弱扩大和缩小。在这个范围内，地势的起伏变化构成了整个历史模型的基础因素之一：在中华文明的活动范围四周，北方是游牧，渔猎民族活动的草原，沙漠和雪山林地，西部是连绵起伏的高山，戈壁，荒漠和绿洲，东方是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和太平洋，南方是南亚次大陆，印度支那半岛，南洋和星罗棋布的列岛。在中华文明的核心地带，几列东西向的山河与几列南北向的山河纵横交错，将中国腹地分成几个相对独立的区域。华夏世界地势的三级阶梯大体上呈东北——西南向分布。其中，第二级阶梯东部边缘地带的一系列山脉——北起燕山，循太行山南下，经嵩山山脉、方城山，接桐柏山、大洪山，再转向鄂西、湘西山脉而接云贵高原——为中国的东、西部之间的一个重要分界线。南北之间也分出几个层次，其主要的分界线则为长江、黄河、淮河及秦巴山地，此外，中条山、大别山也起到了补充作用。这几列纵横交错的山河将中国腹地分成几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这些地理单元的腹地一般都有一定的空间容量，外围有险要的山脉或者江河为之险阻；有大大小小的江河周流内外，既是这些地域内部流通的运输线，又将不同的区域联系起来，这种联系乃是区域之间战略关系得以形成的重要基础。在这些子区域中，关中是四面山塞的平川，汉中是夹在秦岭和川北之间的谷地，蜀中是四周险要的盆地，荆襄地区遍布着河流和丘陵，吴越江南一马平川河网密布，中原是无险可守的辐射中心，河北是依山傍海的出口，山西是隔断北方的枢纽，山东是经济重心东移后南北争雄的要冲。研究中国的历史事件，首先必须是基于这样的地理结构的，而在这一领域，前人的研究成果汗牛充栋。那么在涉及地理因素时，本文将直接采用历朝地理志和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的相关资料，以及当代历史地理学者的研究成果。
第二是历史研究的时间跨度。
这个时间并不仅仅包括前文所讲到的两千八百多年的时间跨度，而更多的意义在于关注发生在这个时间跨度范围内的气候变化。在华夏文明漫长的演变过程中，在东亚大陆发生了温度和湿度的反复变化，如同地理结构一样，气候的周期性变化也是研究中国历史事件最重要的物质基础之一，其重要性和地理结构是不相上下的。在这一领域的研究者中，竺可桢院士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并且，伊懋可教授在他的新作《象之退隐：中国环境史》中也提出了具有建设性的观点。
第三，是社会心理的周期性变化，也就是人类社会的预期。这种预期大体可以分为积极，迷茫和消极三种。用古语来说，即人心思定，人心思变和人心思乱。先秦的君王热衷于采集民间的诗歌，这即是最古老的一种调查社会心理的模式，这种对社会心理预期的探寻一直没有消失，相反，他长期以来存在于中国的政治生活中，并影响着君主和大臣们的决策讨论。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从先秦的政治讨论一直延续到现在，研究决策者如何同臣民的集体意志或集体无意识互动，这并不是一种现代性的产物，相反，中国传统史家惯于使用这个变量来说明王朝的生灭和君主的成败，他们将这个概念称之为民心。虽然，民心一直没有被系统化地讨论过，以至于经常成为文官集团束缚君主行为的托词，但是民心的作用确实是无人可以否认的。如果说，地理结构和气候变化决定性地影响了中国的历史事件的话，那么，民心则是放在基础变量和历史事件之间的中间链条，在某个时间点，地理结构和气候变化影响着社会的心理预期，之前的历史事件同样影响了它，而它则反过来作用于之后的历史事件。
在探讨中国历史的时候，有两条经验型的总结值得重视。一条是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提出来的“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一条是司马光在《资治通鉴》提出来的“治乱循环，盛极而衰，在所不免”。事实上，这两句话经常是放在一起用的，虽然他们的意义
有显著不同：前者并没有价值判断，而后者则有。分合的轮回和治乱的轮回并不重合，分裂的价值和统一的价值在某种意义上是如一的。事实上，统一并非一定意味着文明的昌盛，如中华文明走向封闭和保守的清朝前期，而分裂也并非一定意味着文明的衰朽，如诞生了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代。当然，分裂和统一毕竟是中国历史演变的核心变量，而这也正是我们在文章中用于讨论中国历史的第一标准：本文对历史规律的探寻是建立在政治结构变化的基础上的：长期的分裂和长期的统一，短暂的内战和短暂的统一，统一的衰朽和维持，这些政治结构的周期性剧变成为了中国历史的最主要特点，而这种特点在世界文明史上是独一无二的。
如果我们的讨论从有确切纪年的公元前841年开始，我们会发现，夹杂在那些比较成功的统一王朝之间的政治格局，会呈现出长期的割据和对峙状态。西周二百年后，地方诸侯就彻底吞噬了中央政府的权威，随着思想启蒙和技术革新的出现，战争状态一直持续到秦始皇统一天下的前221年。或者说，如果我们从东汉王朝末年的黄巾起义开始研究，我们同样会发现中央权威的衰弱和地方军阀的崛起，持续的动荡并没有随着三国归晋而结束，而是一直持续到隋文帝一统天下的公元589年。而如果我们以安史之乱后唐朝的藩镇割据为探讨起点，我们就会发现，割据和战争并没有随着赵匡胤的建国而终结，而是一直延续到蒙古人歼灭南宋海军的崖山之战。在北宋和南宋的时代，原唐朝的版图上出现了各种外族建立的国度，而这些国家最终同宋朝一起覆灭于蒙古人所向披靡的骑兵。
以上的例子是为了说明，延续二百年以上的统一王朝和延续二百年以上的分裂时代之间有着怎样一种彼此相生的关系。就如西汉，唐，明等延续二百年以上的王朝向我们呈现出中央权威的鼎盛和漫长的衰落一样，那些延续二百年以上的分裂和混战也向我们呈现了中央权威的终结，重生和复兴。事实上，基于统一和分裂的统计结果告诉我们，统一的时间和分裂的时间是差不多的。
在华夏文明的演变过程中，分裂和统一构成了政治结构演变的主要脉络，这是一个不容否认的历史事实。本文将在接下来的讨论中，建立一个相对客观的理论框架来对这一基本现象加以规范和解释。
（前言完）
第一章：理论框架设计——基于政治结构演变和信息技术革新的中国历史划分法
同以往的史学研究不同的是，我们的研究顺序并非先叙述历史事件，之后再对历史事件做出分析和归纳。相反，我们的研究顺序将从构建理论开始。这样的研究顺序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即既然学界对中国历史存在周期性变化是有一个模糊的共识的，那么不妨假设这种周期性的存在，并以此假设为基础来分析中国历史上的不同阶段并进行归类，如果这种分析和归纳能够提炼出一个准确的历史周期的话，即说明我们的假设是成立的。在提炼出一个历史周期的基础上，我们将构建一个能够解释这种周期性变化的理论框架，这种理论框架将以图表的形式直观地表现出来。
第一节：对中国历史不同阶段的提炼和分类
在绪论中我们讲到，本书对于中国历史的分析法，既不是编年体的，也不是国别体的，
更不是纪传体或者断代史的。基于这样的界定，我们将在第一章构建基于政治结构演变（统一和分裂）以及信息技术革新的中国历史划分法，也就是整个理论框架和历史模型的地基和龙骨，在搭建好理论的“地基”和“龙骨”后，我们还将在接下来的几章里向整个理论框架内加入以历史事实为主的实质性内容。
一，概念的界定
绪论讲到，一个理论框架和历史模型的基础，是其描述和界定的空间范围和时间跨度。当我们的讨论涉及到具体的历史事件时，我们首先必须明确这一历史事件发生的地理位置和时间点，并确定当时的气候环境，这一点对理解这些事件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是至关重要的。
那么，为了接下来讨论的方便，一些概念的界定是必要的。
首先要界定的概念是历史红线,
我们假设单位人有食品摄入量的最低要求（当然这个假设是正确的），而华夏文明区的可耕地面积是在一定历史时期总是有限的（这也是历史事实），那么随着人口的增长和耕地面积增加到达上限，中国传统的小农社会迟早会发生食品紧缺，饥荒和全面内战。就此，我们将人均耕地面积的最小值称之为历史红线。需要注意的是，历史红线的出现无疑是治乱循环的主要原因之一，即朝代因为人口的膨胀和财富分配不均而走向崩溃。当然，同样要注意的是，这种因为历史红线而引发的王朝更迭并不能决定分裂和统一的趋势，因为内战后能否建立起一个大一统的新王朝，是无法通过历史红线来进行预测的。
统一，指的是在华夏文明区内，有且只有一个中央政府，且中央政府拥有压倒性的军事力量来控制地方势力，用《论语》中的话讲，即“礼乐征伐自天子出”。
分裂，是指在华夏文明区内，存在多个中央政府，或，在一个中央政府之下，有多个地方性政府对该地区的防务，人事和税收有绝对的处置权，也因此不服从中央政府的命令。华夏文明区，指使用汉字和汉语的地理区域，该区域可能随着华夏文明的影响力放大或者缩小。这也意味着，每一次统一和分裂的地理区域是不尽相同的。需要说明一点的是，用文字和语言来界定华夏文明的范围避免了讨论落入狭隘民族主义的窠臼，也不符合华夏文明的发展特点，对血统的过度推崇并非是华夏文明价值观的一部分，相反，孔子有言：“夷狄入华夏则华夏之”，也并非是言无所指的。
代偿性政权，特指这样一种中原政权，该政权建立之前的中国经历了二百年统一大王朝的瓦解和一百年的军阀混战，以及发生在军阀混战期间的外族入侵。代偿性政权的功绩是结束了军阀混战和反击外族入侵，但其局限性是对大一统时期的领土继承有限。举例说明，西晋和北宋都是具备显著代偿性特征的时代。（代偿性是病理生理学中的概念，指代人体的备用机能，在我们的讨论中特指那些旨在维持大一统局面的政权，这种政权建立于一个二百年大王朝崩毁后的废墟上，面临着大一统阶段结束后的内在分裂张力和外族入侵的强大压力）。
地理壁垒，指一个特定区域外部和内部的天然疆界。外部的地理壁垒能够维持该特定区域内部的政治演变不受到同等力量外敌的介入，而内部的地理壁垒则能够决定该特定区域内部存在具备长期割据能力的地理子区域。
在明确了这些概念后，我们进入实质性的探讨。
二，划分中国历史——以统一和分裂为衡量标准
中国的政治结构在其三千多年的历史上，呈现出反复的统一和分裂变化，如果我们的讨论从西周末年的共和元年开始，到1949年共和国建立为止，这种变化进行过数十次。按照时间序列，这些分裂和统一的历史阶段包括以下内容：
从-841年到-771年的70年的统一时代包括了西周末年的一系列重要历史事件，从国人暴动到西周灭亡；
从-771年到-221年的550年的分裂时代即著名的春秋战国时期，始于平王东迁，终于秦灭六国；
从到221年到-209年的12年的统一时代即短命的秦朝前期，从天下一统到大泽乡起义；
从209年到-202年的7年的分裂时代，即秦末农民战争和楚汉争霸时期，始于大泽乡起义，终于项羽的败亡；
从-202年到21年的223年的统一时代，即西汉时期和新朝前期，起于刘邦的统一，终于王莽的乱政；
从到21年到36年的15年的分裂时期，即新末农民战争和群雄逐鹿时期，起于绿林赤眉起义，终于刘秀的统一。
从36年到184年的148年的统一时期，即东汉前中期，起于东汉的统一，终于黄巾起义；
从184年到280年的96年的分裂时期，即汉末三国时期，起于黄巾起义，终于西晋灭吴；
从280年到301年的21年的统一时期，起于西晋的统一，终于八王之乱；
从301年到589年的288年的分裂时期，即两晋南北朝时期，始于八王之乱，终于隋朝灭陈；
从589到611年的22年的统一时期，即隋朝前中期，起于隋朝的统一，终于杨广的乱政；
从611年到622年的11年的分裂时期，即隋末农民战争和群雄逐鹿时期，起于长白山起义，终于辅公拓的败亡；
从622年到755年的133年的统一时期，即唐朝前期，起于唐朝的统一，终于安史之乱；
从755年到785年的30年的分裂时期，即安史之乱和藩镇割据前期，起于安禄山叛乱，终于朱李之乱的终结；
从785年到875年的90年的统一时期，即唐朝中后期，起于藩镇和中央的妥协，终于黄巢起义；
从875年到979年的104年的分裂时期，即唐末五代时期，起于黄巢起义，终于北汉的灭亡；
从979到1128年的149年的统一，即北宋时期，起于北汉灭亡，终于靖康之难；
从1128年到1279年的151年的分裂时期，即南宋金西夏时期，起于建炎南渡，终于崖山海战；
从1279年到1351年的72年的统一时期，即元朝前中期，起于南宋灭亡，终于红巾军起义；
从1351年到1368年的17年的分裂时期，即元末农民战争和群雄逐鹿时期，起于韩山童刘福通起义，终于明朝的统一；
从1368年到1630年的262年的统一时期，即明朝时期，起于朱元璋的统一，终于明末农民起义；
从1630年到1659年的29年的分裂时期，即明末农民战争时期，起于李自成革命，终于清朝的统一；
从1659年到1853年的174年的统一时期，即清朝前中期，起于南明残余势力的败亡，终于太平天国起义；
从1853年到1949年的96年的分裂时期，即清末民国时期，起于太平天国革命，终于共和国成立。
这些历史阶段概括了西周末年以来的政治格局演变，包括春秋战国，秦朝，秦末农民战争和楚汉战争，西汉，新莽末年农民战争和群雄逐鹿，东汉中前期，汉末军阀割据和三国鼎立，西晋前期，西晋末年的内战和东晋南北朝，隋朝，隋末农民战争和群雄逐鹿，唐朝前期，安史之乱，唐朝中期，唐末军阀割据和五代十国，北宋，北宋末年的战争和南宋金西夏蒙古的对峙，元朝，元末农民战争和群雄逐鹿，明朝，明末农民战争和满清入关，清朝中前期，清末农民战争以来的军阀割据和民国时期。
用表格可以表示如下：
进一步观察，我们发现，这些中国历史上的不同阶段呈现出有趣的对应关系：
第一，在统一阶段中，有维持时间很长的统一阶段，如西汉，也有维持时间很短的统一阶段，如秦朝。
第二，在超过200年的分裂阶段和超过140年的统一阶段之间，存在显著的对应关系，即长期的统一阶段总是对应着长期的分裂阶段，而之间则会出现短暂的统一和短暂的分裂。例如，春秋战国之后，会有两汉的漫长和平时期，两晋南北朝的动荡孕育了文武鼎盛的隋唐时代，而两宋的长期战争则是明清长久和平时代的先声。
第三，短暂的统一可能孕育着短暂的内战和长期的统一，如果该短暂统一时期之前的那个分裂期足够长的话。例如秦朝，隋朝和元朝末年的内战都是短暂的，而之后的和平时代是长久的。
第四，漫长的统一时代之间会有短暂的中断和内战，中断前的统一时间长于中断后的统一时间。如果我们把两汉，唐朝和明清看做三个不同的大一统时代的话，他们之间确实出现了短暂的中断。中断之后的朝代在维持稳定的能力上是不如之前的时代的，固有东汉的稳定时间短于西汉，中晚唐短于初唐和盛唐，清朝的稳定时间也短于明朝。
那么，基于这些基础性的观察结果，我们将把上文列出的历史阶段进一步细化。
三，寻找历史阶段之间的相似性
首先，在观察从西周末年到1949年的历史时，我们已经能够发现，这两千七百多年的政治格局演变由两个最基本的因素所构成，即统一和分裂。那么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率先比较容易地筛选出几个漫长的统一时代，即西汉，东汉中前期，初唐和盛唐，中唐，明朝，清朝中前期。在这些统一时代，大一统王朝都维持着幅员辽阔的疆土，人员和物资在帝国的疆域内川流不息。
第二，我们已经观察到，在西汉东汉，盛唐中唐和明朝清朝之间的时代，华夏世界陷入到各自为政的长期分裂之中，这些时代包括春秋战国，西晋末期和东晋南北朝，以及辽宋金西夏蒙古时期。我们可以进一步得出结论，即在研究所涉及的时间跨度内，统一和分裂的大周期已经运转了一共三次。
第三，基于在西周末年的时候，华夏世界发生了已知的第一次大规模分裂，将每一次大分裂开始的时间作为一个历史大周期的开端，有助于研究的方便。自此，我们的模型就可以以西周，西晋和北宋的开国作为三个阶段性起点。
第四，进一步观察这三个起点之间的历史阶段时，我们可以抽样出比较短暂的几个王朝，秦朝，隋朝和元朝，他们的共同点是终结了一个大分裂时期，以及在统一全国后非常短命，并最终被农民起义直接毁灭。相似地，我们也能够抽样出三个历史阶段间的一些著名而相似的战乱时期，如秦末农民战争，新莽末农民战争，东汉末年农民战争，隋末农民战争，唐末农民战争,元末农民战争，明末农民战争和清末农民战争，在这七组大规模的起义引发的战乱中，我们进一步将其细分为两个大类，秦末，新莽末，隋末，元末和明末的战争直接导致了中央政府的灭亡，东汉末年农民战争，唐末农民战争和清末农民战争则为崛起的军阀所镇压。
第五，在整个历史研究的时间跨度范围内，还有四个阶段我们没有提到，现将这四个阶
段一一列出，分别是三国时期，安史之乱，五代十国和民国。其中，三国，五代和民国时期可以比较容易地归为一类，因为这三个时代都发生在一个漫长统一王朝（汉朝，唐朝，清朝）之后，体现为来自旧帝国的军阀之间的对峙和混战。安史之乱暂时无法归类，于是我们在这里将安史之乱的历史先单独搁置一旁。
第六，经过之前几步的分析，我们现在可以把西周到民国的历史阶段大致分为六个类型，其中的农民起义类又可以细分为两个类型，如下图(括号中的数字为一个阶段的持续时间)：可见，除了安史之乱尚未能够归类之外，中国历史上的很多阶段都是非常相似的，并且，经过以上的归类，我们可以发现除了“导致政权灭亡的农民战争”和“安史之乱”之外，所有的小类别都包含三项，如“军阀混战时期”，包含的是“三国”、“五代”和“民国”；“短暂的大一统时期”包含的是“秦朝”、“隋朝”和“元朝”；同时我们进一步发现，“导致政权灭亡的农民战争”和“安史之乱”之和同样是三的倍数，这也证明了，我们之前总结过的分裂——统一大周期一共重复过三次的结论是正确的。
第二节：理论的构建——对不同历史阶段的进一步归类和分层
上文的论述让我们初步了解了中国历史上不同阶段的类别。我们的分类以统一和分裂作为第一级衡量标准，将这21个历史阶段区分为统一和分裂两部分。之后，我们以统一或者分裂的持续时间作为第二级衡量标准，又进一步将这21个历史阶段区分为7个大类。但是，需要承认的一点是，统一或者分裂的持续时间长短仅仅是一个相对的衡量标准，故需要更多的辅助手段对上文的分类加以解释和补充：
一，短暂的统一时期和随后的短暂内战时期
将秦朝，隋朝和元朝划分为一个大类，其直观的原因是，这些大一统的王朝持续时间都是相对短暂的。但同时我们也知道，西晋王朝同样短命，所以我们需要一个新的标准对西晋加以排除，即：秦朝，隋朝和元朝都建立于一个漫长的分裂时期之后（两周，两晋，两宋时期）；并且，这三个王朝覆灭的原因都是农民起义，或者说，发生在三个时代末期的农民起义并未得到朝廷军队的有效镇压，相反，起义直接导致了王朝的覆灭；另一个标准是，这三个时代之后的内战时期是非常短暂的，而之后的统一时代（汉朝，唐朝，明朝）确实十分长久的。通过这种细化的定义，西晋的例子得到了排除，而秦朝，隋朝和元朝的共同点变得多样化了。
根据类似的原因，我们可以把秦末，隋末和元末的农民战争和群雄逐鹿时期划分为一个大类，这一时期的内战体现出短暂和血腥的共性，人口出现了大量损失，同时，这一时期的内战之后的那个统一王朝是强盛而长久的。
二，大一统时代和大一统时代的中断
同样，我们将西汉和新朝前期，明朝和安史之乱前的唐朝划分为一个类型，这是大一统时代的前一个阶段，华夏世界从人丁稀少的和平向繁荣富强的时代快速推进，并最终爆发因为历史红线而导致的农民起义。
鉴于终结这三个时代的历史阶段分别是新末农民起义，安史之乱和明末农民起义，我们
暂时将安史之乱同这两个历史阶段归为一类，这样的归类是需要进一步论证的，而这正是之后几章需要解决的重点内容之一。
三，大一统时代的恢复和衰败
这三个阶段之后的东汉前中期，唐朝中后期和满清前中期是大一统时代的后半部分，在这三个时代，中央政府开始趋于内敛，社会矛盾激化的速度有所加快，但和战乱之前的时代有所不同的是，他们会随着一次大规模的起义而走向衰弱，但并不会直接灭亡。
基于同样的理由，我们将之后的黄巾起义，黄巢起义和太平天国起义归为一个类型，这三次起义都发生于统一王朝的末期，沉重打击了封建王朝的统治，但最终却为封建王朝所镇压。
三国，五代和民国时代有着非常显著的共同点：他们都开始于一个长期统一的大一统王朝的末期，建立于农民起义的废墟之上，在一段时间内维持着实质上的军阀割据和名义上的中央政府，并且，最终这些军阀都无力统一中国，统一中国的力量来自别处。
五，按照时间顺序排列和总结
那么，如果我们以一次大分裂时代作为每个历史周期的开头的话，以上这些包含三项的历史阶段，就可以按照时间顺序排列成八个清晰的部分：
第一阶段，我们称之为中央王朝的回光返照时代。在这一阶段之前，中央集权刚刚经历了衰朽和再次统一，当统一政权恢复后，国土比起统一刚刚建立时期有大幅度萎缩，中央政府的政策取向是内向型（维护统治，打压和消化新阶层为主）的而非外向型（对外扩张和价值观输出）的。在这个阶段，内部矛盾远远大于外部矛盾。这个阶段的典型代表是西晋和北宋。
第二阶段，本文称之为中央政府的死亡和孕育时代。在这一阶段，苦苦维持的中央集权在新兴阶层崛起和外族入侵面前趋于瓦解，中央政府的控制范围大幅度缩小，华夏文明外围的少数民族可能纷纷成立自己的政权，并采取中国式的统治方式。中央政府之前勉强控制的边疆地区走向独立，中国腹地和外围一起陷入大范围的思想革命和流血冲突中。大分裂时期一般会持续二百年以上。同样，春秋战国和南北朝也体现出第二阶段的显著特点。
第三阶段，本文称之为中央王朝的重建时代。漫长的流血冲突和思想解放终结于一个崛起于华夏文明圈外围①的军事型国家，这个军事型国家维持统治的时间相对较短。军事征服并没有从心理上摧毁分裂的社会基础，虽然制度已经建立起来，但是软实力的缺乏必然让这个时代变得短暂。需要重点指出的是，大分裂时代末期会孕育高峰值的人口数，而这些人口数并没有因为军事政权的统一战争得到大幅削减，这也是第三阶段很难长久的原因。符合这一个阶段特征的时代，如秦朝和元朝，都没有逃脱武力扩张和土崩瓦解的命运。
第四阶段，本文称之为中央政府的短期崩溃时代。由于人口基数庞大，和平带来战后婴儿潮，以及统一观念并未建立起来这三个主要原因，刚刚统一的华夏世界很快陷入了残酷的内战，这场内战短暂而血腥，会消耗掉中国腹地的大多数人口。
第五阶段，本文称之为中央王朝的壮大和稳定时代，建国初期的危机，地多人少的局面，前朝速亡的教训都逼迫这个时代的统治者兢兢业业。中央王朝的权威会随着时间慢慢深入人心，社会的集体意识形成了，人口稳步复苏，财物大量积累，中央王朝会在经济复苏后迅速转入军事扩张，并征服之前不属于华夏文明圈的领土。
随着历史红线到达极值，第五阶段会以短暂的内战和惨烈的人口损耗作为终结，我们称这个短暂的内战期为统一王朝的中断时期，即第六阶段。
第七阶段，本文称之为中央政权的恢复和衰落时代。在短暂的内战后，中央王朝的权威会得到重建并开始衰退，在经历过略短于第五阶段的和平后，历史红线趋于极值则再一次引起全面内战。
第八阶段，本文称之为中央王朝的溃败期。随着上一个阶段的全国内战，各地军阀借助镇压农民起义上位并实际上摆脱了中央政府的控制。但是一个名义上的中央政府仍然存在着，直到第一阶段的代偿性政权崛起为止。
虽然本文已经以统一和分裂为线索初步阐述了这个模型纵向的八个部分，但这种叙述仍然是不够直接的，为了进一步表达清楚，本文打算借助图表：
第三节：理论框架的扩展：信息传播媒介和生产关系
我们在上文的论述中初步完成了将21个历史阶段和新加入的3个历史阶段（西周，西晋，北宋）加以进一步细化，分类和排序的工作，结论是显著的，即这些历史阶段之间存在某种共性，根据这种共性，我们进一步细化了统一——分裂大周期内部的历史阶段，我们已经知道，大周期已经反复运行过三次，这三个周期之间，政治结构的变化是极其相似的，但在华夏文明的活动范围，物质基础和社会组织方式方面，却存在显著的不同。
可以说，到此为止，我们已经将理论框架的龙骨搭建了二分之一。即，周期内部的阶段已经初步明确了，纵向的“柱子”已经打好，现在我们需要的是“房梁”。而社会物质基础和社会组织模式便是这个理论框架的“房梁”。
一，信息传播媒介的三次革新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之一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结构决定上层建筑，我们的讨论也将遵循这个原理，只不过，生产力的表述过于抽象了，我们打算在不同时代的物质基础中选择最具有代表性的一种来作为衡量不同周期间变化的标准，即信息传播媒介。
所谓的信息传播媒介，即信息用于流通的物质基础，说话和做手势可以说是最古老的一种信息传播方式了，其物质基础正是我们的身体，我们能够发声，做手势，听见和看见。又比如，远古人类的岩画，古埃及的莎草纸，两河流域的泥版书，欧洲的羊皮纸，中国的兽骨，青铜器，竹简和纸，乃至我们这个时代的电子书，打印机，电脑，传真机和手机。信息传播媒介的革新无一例外地推动了人类历史走向巨变，因为不同的信息传播媒介决定了不同的社会运转效率。就像印刷术在西方的普及促成了神权社会的解体和启蒙运动的开始一样，中国
历史上的数次大分裂和南北对峙都有着对应的信息技术革新：
竹简，造纸术和活字印刷术的普及分别对应着中国历史上的三个历史阶段，两周，两晋和两宋。也就是说，春秋到魏晋是竹简刻字作为主要信息媒介的时代，魏晋到北宋是纸张书写作为主要信息媒介的时代，而北宋到民国则是以活字印刷术为主要信息传播媒介的时代。
这三次信息传播媒介的革新，都反映了技术的积累，并引起了社会思潮的剧变，同时，他们对应的时代也无不是政府统治乏力，社会出现沧桑巨变的时代。
可以说，任何一次中央集权的长期溃败，都建立在政府无法掌控知识传播渠道的困境之上。
可以看出，在中国历史以统一——分裂为衡量标准的大周期中往复运动的同时，信息传播媒介发生了三次翻天覆地的变化，如果我们以信息传播媒介为主要衡量标准的话，整个历史模型的横向脉络也就清晰起来了
二，社会人才流动方式的演进
第二个需要引入的衡量标准是社会形态。这里的社会形态并非是具有普遍意义的，而是特指中国社会的人才晋升方式。在西周到春秋前期，中国仍然处在贵族世袭制社会，人才向上流动的门槛主要是血缘关系，周公的儿子仍然会是周公，武士的儿子仍然会是武士，工匠的儿子仍然会是工匠；春秋战国到东汉中期，人才流动的模式打破了血缘，而主要是依据社会行为体的积功，残酷的战国竞争环境迫使君主重视能力和功劳而非血缘，最终在战国竞争中胜出的秦国模式更是创造了以斩首数为核心考核标准的人才晋升体系，这个考核制度在两汉推而广之，与察举制和征辟制相辅相成。这种社会形态在东汉末期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充分竞争之后必然形成的垄断家族，即门阀士族。从魏晋到唐朝中期，门阀士族之间的推举和联姻垄断了人才流动模式，虽然科举制已经出现，但在大族掌握阅卷权和阅卷者能够看到考生姓名的时代，科举制仍然是皇权对大族举荐人才的一种补充和平衡。这种局面直到北宋终于得以改变，考生的名字是不为阅卷者所知的，皇权全面控制了录取渠道，并打破了出身对人才流动的限制。自宋朝开始，大量出身寒微的知识分子通过考试获得了做官资格，并依靠科举形成的文官集团维持自己的地位。而这种人才流动方式终于在清朝中后期变得不合时宜，1905年，慈禧太后终于在袁世凯和张之洞的鼓动之下为这个古老的制度画上了句号。
下表直观地列出了三个大周期之间的显著不同:
也就是说，在确认了八个阶段之间的时间顺序之后，我们回到之前的统计结论，发现类似的八个阶段一共出现了3次，即所有的历史阶段类型划分都是3的倍数，而这与三次信息技术革新发生的历史节点是符合的——
于是我们假设，在这两千七百多年的历史中，统一和分裂的大周期一共出现了三次。
那么到目前为止，一个基于数学统计方法的理论框架已经逐步具备了雏形。
如果总结一下的话，我们认为，在我们的研究范围内，中国历史可以以社会形态和信息传播媒介为特征划分为三个时代——春秋中期到东汉中后期的事功社会，这一时期，社会通用的信息载体是竹简；魏晋到唐朝中后期的门阀社会，这一时期，社会通用的信息载体是纸，
北宋到清朝中后期的市民社会，这一时期，社会通用的信息载体是印刷书籍。根据这个假设，我们可以推断，在以上列出的已经完成的三个周期内，中国历史会按照八个阶段的顺序依次运动，而周期与周期之间，八个阶段会首尾相接，即上一周期的第八阶段同下一周期的第一阶段相衔接。
本章小结：
应该承认，除了春秋之前的贵族社会缺乏完善的史料和考古报告导致本文无法详细描述，以及建国以后的历史为我们和我们的父辈所亲历，我们可能暂时无法客观梳理之外，中间的三个时代内部，发生了以中央王朝的生灭（即统一与分裂）为核心衡量标准的八个阶段的演化，这八个阶段的大略内容，上文已经叙述过，而细心的读者应该已经发现，这八个阶段并没有脱离“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经验型总结。
也就是说，我们的理论并没有超越元末明初的战略家们，本文的工作也不是要推翻罗贯中们的观点，而是用现代性的语言和图表对这个结论进行系统性的解读和阐释。在接下来的工作中，本文将始终带着这八个字来衡量华夏民族的历史——
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反复上演着中央权威的孕育，诞生，崛起，鼎盛，衰败，回光返照和灭亡。在华夏民族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央政府耗费了多少时间去完成其从崛起到鼎盛到衰落的过程，也就将用大约相同的时间去完成其衰朽，裂变和重生的过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关键在于一个“久”字。
稳定而持久的统一王朝孕育着混乱而漫长的大分裂时代，而夹杂在大统一和大分裂之间的短暂统一和短暂分裂不过是历史的假象和过度而已。
那么，如果带着这样的高度去审视历史，我们就可以完全充当每一个时代的先知——
比如秦朝覆灭后有无可能继续保持春秋战国的漫长对峙？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分裂的时间相对于统一的时间来说过于漫长（550年vs12年），所以走向漫长的统一时代才是趋势，和这种趋势对抗的诸侯是一定会失败的。
同样，西晋是否能够代替汉朝，成为又一个统一汉朝版图并向外扩张的时代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统一的时间相对三国分裂的时间过于漫长（371年vs 96年），西晋虽然结束了三国混战，但绝无能力将一统江山的局面维持太久——分裂，才是稳健大帝国崩溃后的历史趋势，西晋是汉朝的代偿机制而已,作为汉朝的代偿机制，他必然会出现，也必然会难以维持。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粗略地搭好了整个理论的框架。接下来，我们就要以历史阶段为经，物质基础和社会形态为纬，来观察发生在这个模型中的历史事件。需要指出的是，这样的观察和研究是细碎而冗长的，我们将暂时离开电脑，网络和手机，并回到用竹简和刀笔作为信息传播媒介的两千多年以前。我们将同我们束发蓄须的先民对坐交流，不，事实上他们是听不到我们的反馈的，当他们在历史的洪流中不断登场又
不断谢幕的时候，我们能够做的不过是观察，记录和倾听。
是的，这是漫长的旅行，我们将上溯先秦，下至民国。和西方世界一样，华夏文明的源头也可以追溯到卡尔?西奥多?雅斯贝尔斯博士所描述的轴心时代①，而我们的探讨也就从华夏民族的轴心时代——春秋战国开始。
第二章：第一周期——春秋战国的思想繁荣及其孕育的秦汉帝国
我们将在这一章回顾西周的灭亡，波澜壮阔的春秋战国时代，以及这种大分裂时期孕育的秦汉帝国，并在最后对三国时期的叙述中谈及秦汉帝国的衰亡和帝国最终的落日。在这风云变换的一千多年中，贵族分封制被粉碎，井田制被打破，能臣如雨猛将如云，哲学大师层出不穷，政治改革风起云涌，文化形态日新月异，迅猛的技术进步和思想解放确定了这一时期时期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这正是属于华夏民族的，盛大而雄心勃勃的青春——一段以征服，奋斗和事功为主线的华夏文明开拓史，以及华夏民族第一次扩张到地理上的极限之后发生的裂变，内战和纷争。我们将完整地再现华夏文明在第一历史周期中的政治演变，即华夏文明从漫长的分裂走向稳健的统一，并从繁荣的顶端走向衰败的历史宿命。
第一节：镐京风暴：迟暮的西周政治和剧变的西周社会
历史的幕布拉开的时候，正是公元前842年。
这一年，镐京政局波澜诡谲，国人暴动，周厉王出奔。
前841年，共和行政，是为共和元年，也是中国历史记录走出充满传奇和不确定性的三皇五帝和上古三代时期，进入确切纪年的第一年。之后，西周出现过短暂的复兴，但随即再一次进入周幽王执政的混乱阶段，前771年，犬戎入侵，周幽王败死，次年，即前770年，平王东迁九鼎于成周洛邑，天子失威，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春秋时代拉开序幕。
“平王立，东迁于雒邑，辟戎寇。平王之时，周室衰微，诸侯彊并弱，齐、楚、秦、晋始大，政由方伯。”太史公司马迁这样评价西周的灭亡和春秋时代的开始。
当然，任何一次中央权威的长期溃败以及随之而来的漫长分裂时代都不是突然出现的。虽然，我们已经在第一章选择了春秋战国时代作为叙述的开始，但不熟悉西周的开国史，我们就不会明白春秋以来风云变幻的列国争霸和学术争鸣。所以，即使在严格意义上，我们的模型开始于西周走向衰败的公元前841年，为了对之后的历史变化有个交代，简述前841年之前的西周发展史是有必要的。
一，西周开国
公元前十一世纪，周武王伐纣，并于牧野之战击败商军，从而消灭了商朝统治核心，而这一历史事件曾长期被学者们误读。大多数严谨的史家和学者，包括司马迁和孟子，都将这一事件描述为周人吊民伐罪的正义战争，事实上，在《竹书纪年》出土以前，这些学者们可能仅仅只是全盘接受了周人的政治宣传。从考古发掘报告来看，周人和商人长期并存，并作为商人的附属国为商人征伐戎狄。商人为了防止周人强盛，也屡次调集其他诸侯削弱周人，但周人仍然在这种遏制下壮大。武王伐纣时，商朝大军在征伐东夷的战场未归，纣王仓促赶回朝歌组织抵抗，却最终战死。东方的商军群龙无首，最终被周公一一消灭。武王去世后，
商朝遗族勾结西周贵族发生叛乱，这次叛乱很快被摄政的周公平定，周朝进入平稳发展时期。
二，社会的转型
周康王之世，西周分封进程进入高潮，诸姬姓贵族和姜姓贵族得到土地。分封从本质来说，仍然是社群自治的延续，不过西周的分封制度为地方自治套上了来自中央政府的束缚，即来自西周贵族的管理。
也就是说，同商朝相比，很多西周封国的中下层社会结构并未发生改变，但是出现了上层的，获得天子承认的管理者。可以看出，比起殷商松散的联盟制度，西周的封建制强化了国家的控制力。
但是，西周所处的时代，比起商朝来说显得更加风雷激荡。
稳定的生产环境带来技术进步和文化积累，在王室不能够控制的范围内，社会财富迅速增加。祖先的荣耀并不能保证后代的富贵，而采取新的生产方式致富却又让贵族们不屑。所以，不可避免地，社会财富的分配开始向王室外倾斜，到周厉王执政的时候，这种情况变得严重。周厉王试图收回王室的权力和财富，但是遭到了人民的驱逐——这便是本节开头的国人暴动事件。居住在首都镐京的人民因不堪周厉王的统治而发动了暴乱，周厉王狼狈逃走。从史书记载的周厉王罪状来看，周厉王希望获取社会的财富，并禁止臣民对其政策的诽谤。这些在后世看来并非不可理解的政府行为引发了首都民众的暴动，而本应该保护周厉王的暴力机关并没有起作用——这也许能够从一个侧面说明西周中后期悄悄发生的社会结构变化。周厉王逃走后，周朝进入长达14年的共和行政时期。14年后，太子长大成人，执政者共伯和归政于太子，也就是史上的周宣王。等到他的儿子周幽王即位后，高层内斗日益激烈，最终出现了犬戎入侵毁灭镐京的事件，西周王朝自此灭亡。
三，西周的覆灭
在西周覆灭的过程中，有几个重要的节点需要去关注。
第一，周幽王与王后势力——也就是申国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周幽王后来自姜姓申国，这位王后的父亲就是申国的国君申侯。周幽王宠信的却是另外一个女子，即来自褒国的褒姒。周幽王并不喜欢王后的儿子宜臼，而宠爱褒姒的儿子伯服。这种矛盾日益扩大的结果是发生了废后事件，即周幽王废除了申后的地位，也剥夺了太子宜臼的继承权。
第二，在西周末年的整个冲突中，王室从头到尾都处于极其不利的位置，这反映了当时王权的困境。在周幽王做出废太子的决定后，太子宜臼便投奔了自己的舅舅申侯，并在申侯的支持下称天王。周幽王率军队征讨申国，申国便连结诸戎同周幽王作战，周幽王战争失利，和他后来册立的太子伯服一同死于骊山。
第三，诸侯对王室的敬畏也随着周幽王的败死烟消云散，即使这种敬畏可能是停留在表面上的。在周幽王死后，虢公拥立了另一个王子余臣作为天子。这样，在周幽王死后的混乱中，中国出现了两个争锋相对的政治集团，一方是诸戎和姜姓国家拥立的宜臼，另一方是姬姓国家和秦国拥护的余臣。在讨价还价和收买分化中，拥护余臣的一派逐渐妥协，最终，晋文侯杀死了余臣，并同其他诸侯一起承认了宜臼的政治地位，而宜臼也就是历史上的周平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