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为人生的现实主义作家_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现代中国的基本定位
“为人生的现实主义作家”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现代中国的基本定位
丁世鑫
摘要 “为人生的现实主义作家”———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现代中国的基本定位,实质上它却是作家本质上的人道主义在中国的一种错位,其根源一是来自五四对俄国文学的整体引入;二是由当时的时代思想与历史状况所决定。
关键词 陀思妥耶夫斯基 中国现代 基本定位
陀思妥耶夫斯基(以下简称陀氏)是随着五四时期俄国文学在中国的传播为国人所认识、了解,并且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具体来说,一方面陀氏的艺术个性中的某些特质强烈地感染了中国的读者,对中国“为人生”的文学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中国新文学发展的现实土壤和功利性要求又使得俄国文学的共性特征代替了他的另一些艺术特质,强化了他“为人生的现实主义作家”的身份。郭沫若认为:“以小说而论,俄国文学的影响,无疑是占着领导地位。俄国旧时代的果戈理、屠格涅甫、妥士多逸夫斯基、托尔斯泰、契珂夫。这些作家的名称,对于中国文艺者,与施耐庵、罗贯中、曹雪芹、吴敬梓、蒲松龄有同样的亲切,甚至还超过他们”[1](516);徐懋庸道出了其中的缘由:“我们之所以欢迎他们,乃因他们是为被压迫者呼号的作家。我们自己正辗转于重压之下,要想挣扎,恰好从邻境传来了同样的叫唤呻吟的声音,便立刻发生了同样而加以欢迎了。”[2](17)这种为“被压迫者呼号”的声音中自然也包括陀氏。
在陀氏作品中,有一种对俄罗斯人民苦难的深切关注。从普希金时代开始,广泛而深刻的同情就被认为是俄国文学中颇具特色的“人民性”或“人道主义”,到了陀氏这里,这种特色达到了令人“神经痉挛”的程度,这确实是其作品中固有的、强有力的方面。加之
作家个人的身世很特殊:平民出身、遭受过沙皇政府的流放、一直生活在贫困之中。在国人心目中,与托尔斯泰等贵族出身、生活富裕的作家相比,陀氏似乎更有资格作为“下等阶级的使徒”[3](74)。正是在这一社会写实层面上,陀氏被国人所认同,也与之发生了深切的共鸣。
周作人认为:“俄国陀思妥也夫斯基是伟大的人道主义的作家”[4](409);郑振铎也指出:“他的伟大,乃在他的很深的人道精神,乃在他的为被侮辱的人、为被人不齿的上帝之子说话”[5](1771);成仿吾甚至将陀氏与“耶稣、释迦、老聃、苏格拉底等人”一起列入到“伟大的艺术家”的行列中:“乐时要比一般的人更欢喜,苦时也要比一般的人更悲痛。他们乐时是为全人类乐。他们自知是全人类的有意识的一部分,他们以此为苦,也以此为乐;他们决不忍独善其身,弃此彷徨的羊群而他去”[6](141)。
各种文学史和文学辞典类的普及性书籍也纷纷将人道主义作为陀氏作品的主要特征来介绍。《世界文学史纲》中指出:“他的作品的长处是在他描写卑下社会的生活,与卑下的、向为人所不齿的人物”[7](302);《文艺辞典》这样介绍:“他底作品都集中在描写贫苦无告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灵魂’”[8](72);《新文艺辞典》如此诠释:“对于有罪者、无智者们的无限的同情,是表示高调的宗教的感情,为自然
07
主义派的代表作家”[9](126)……对于普通的中国读者来说,这些书籍无疑具有引导性和指示性作用,一开始便将一个“为人生的现实主义作家”的身影呈现在他们面前。
不但如此,陀氏的这种人道主义精神还引导了一大批的文学青年走上了文学道路。胡先 指出:“戊己以还。新潮汹涌,国人之囊日但知司各得、迭更司者。今乃群起而膜拜易卜生、托尔斯泰、陀司妥夫士忌、捷苛夫者。不两年间。写实主义随受青年社会偶像之崇奉。此好现象也”[10](13)。既然“崇奉”,焉能不效仿?有些青年读者就直言自己深受了陀氏的影响。王西彦指出:“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那种对待人生近于病态的严酷态度对我产生了强烈的吸引力,使我壮着胆子往这位伟大作家的艺术世界里闯”[11](95)。在1934年《文学》杂志“我与文学”纪念号和《现代》月刊“文艺作品对于我的生活的影响”专栏中,很多青年读者都谈到了陀氏对自己的影响。小默称:“在小说方面我特别与俄国的小说有缘,就中朵斯退益夫斯基的病态的长篇小说尤其是我的恩物”[12](4);刘大杰说:“我在日本六年……使我深一层地认识了托尔斯泰、杜斯退益夫斯基……这些文豪的思想、人格和作品。愈是读他们的作品,愈是爱他们,也愈是爱文学,想把自己的生命,献给文学的决心,也就一天天的坚定了”[13](57);署名“芄生”的文章这样写道:“妥斯托以夫斯基以及其他之诸小国的作家,给我以各种辽远的人生体验”[14](23)……
但是必须指出的是,陀氏的人道主义本质上并不等同于时人所认定的人道主义。后者更多地是从社会经济政治结构和人们的愚昧无知中寻找苦难和不幸的根源,苦难和不幸因此常常被认定为贫穷、受压迫受欺凌、无知无识和不反抗,正如梁遇春说的“我相信真真了解下层社会情形的作家,不仅费笔墨去写他们物质生活的艰苦,而且去描写他们生活的单调,精神奴化的经过,命定的思想,思想的迟钝,失望的麻木,或者反抗的精神,藐视一切的勇气,穷里寻欢,泪中求笑的心情。不过这种细密精致的地方,不是亲身尝过的人,像D ostoievski、G orki不能够说出”[15](29)。然而在陀氏眼里,苦难和不幸却有着更为广大的背景,贫穷与压迫并非人生在世的唯一不幸,甚至也不是造成苦难和不幸的主要原因,人的苦难和不幸根植于人的生存悖论。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苦难和不幸中隐藏着人和上帝之间的某种秘密。陀氏认为,人类不可能通过结束贫穷和愚昧,使社会物质财富得到极大的增长,甚至创造一个“人间天堂”而可以结束人类的苦难和不幸。就人的天性而言,它甚至宁愿沉溺于苦难,也不会像乐观而肤浅的启蒙主义者或功利主义者所主张的那样,去理性地追求自己的幸福。人惟有在原罪的教义及人与上帝的神秘关系中对自身之谜予以追问,才能通过个人的而非社会的努力,找到那可以使自己获得救赎的力量。
对于这一层面的感应,当时多数的国人是缺失的,或者根本没有达到这种人性体验的高度,或者只是遥望见一个模糊的背影便掉转头来,简单地将之归因为陀氏思想的落后性。因此,陀氏的人道主义精神对于时人的感动一直是在一种错位状态下发生的。
关于这种错位影响与接受,与五四对陀氏的引入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陀氏是作为俄国文学的一部分进入国人视野的,因此他与俄国文学的共性特点最为引人注目,也可以说,时人将对俄国文学的一种总体认识赋予了有着独特艺术品质的陀氏,并从这个角度来借鉴他,这种对俄国文学的最重要的认识就是“文学为人生”。李大钊早在1918年的《俄罗斯文学与革命》一文中就指出:“慈善亲切,优待行旅,矜悯细民,种种精神,皆为俄人之特色,亦即俄罗斯文学之特色”[16](79);周作人的说法在当时的反响最大,他说:“将俄国近代文学的情形约略地一说,我们可以看出他的特色,是社会的、人生的。俄国的文学批评家别林斯基(Bielinski)以至托尔斯泰,多是主张人生的艺术……陀思妥也夫斯奇、托尔斯泰、伽尔洵、柯罗连珂、戈里奇、安特来夫都是如此”[17](73),此语出自的《文学史上的
17
俄国与中国》的演讲很快就在《晨报?副刊》上刊登,不久《民国日报》等报刊又相继转载。在另一篇文章———《新文学的要求》中,周作人又将这一观点加以概括,指出:“俄国文学总是一种理想的写实主义,这是因为俄国人的环境与气质的关系,不能撇开了社会的问题,趋于主观与客观的两极端……我们称述人生的文学”[17](19)。
其他新文学的先驱者也纷纷对此大力地造势与鼓吹,一时间,“为人生”、“人生的喊声”等语充斥了文坛。
在这种大背景下,陀氏、托尔斯泰、屠格涅夫这些各具风格的作家,在时人的眼中,都是同一个“为人生”的类型,他们独特的艺术特点、思想倾向和艺术手法都被放在次要的地位,甚至被忽略。
比如茅盾将陀氏具有浓厚基督教色彩的断语———“谁犯了罪,这也不是同一个人的过失,我们大家共同担任的”———加入了社会批判的内涵,引申为:“那么,冻着、饿着的人更不是他一个人的罪恶了。在‘理想世界’尚未实现的时候,谁又能免了‘掠夺人’、
‘损害人’的罪!”[18](130)
陀氏深刻的精神病学心理分析也与“为人生”进行了“拉郎配”:“陀斯妥耶夫斯基是以病态心理来解释人生的”[19](61)(胡愈之语);“像陀思妥夫斯奇的文学,都是描写病的心理的,在写实派中,真得是心理的写实派”[20](茅盾语);“他和迭更斯一般,是心理派人生派,只有人类的灵魂惹他的眼”[21](70) (郑次川语)。
陀氏对“可怕的”、
“神秘的”、
“欠缺的”美的揭示也被赋予了人生的色彩:“写实派主张表现实在的人生,不但描写美的,亦描写丑的,不但描写苦痛,更注意那些不完全的现象。如左拉、杜斯退益夫斯基、哈笛的作品中所表现的”[22](瞿世英语);“自然主义厌世观是对于迫在目前的生活问题、道德问题,即社会制度的缺陷,因而有此痛苦,如易卜生的戏剧、屠格涅夫及杜思拖益夫斯基的小说,都表现这种厌世的悲观”[23](78)(吕天石语)。
至于陀氏对理性主义和乌托邦理想的深刻质疑更是被认为“是因为想在沦落的人生中发见些新生命新光明而起的怀疑及苦闷。对自己,社会及人类之救济的要求和努力愈热烈,他的怀疑也从之更深刻,他的苦闷也随即更激烈”[24](68)(张资平语)
另一方面,由于这种“为人生”的文学极大地满足了中国文人强烈的政治参与需要和社会优越意识,也符合自古以来士人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忧患意识,所以将俄国文学与俄国革命相联系的观点便立刻得到了他们的认同。李大钊宣称:“文学之于俄国社会,乃为社会的沉夜黑暗中之一线光辉,为自由之警钟,为革命之先声”[16](79);郭沫若也认为:“俄罗斯最近的大革命,我们都晓得是一些赤诚的文学家在前面做了先驱的呢”[25];阐述最为详细的是王统照,他说:
“自从俄罗斯多数派革命告成以后,于是伏在全俄革命事业中的背景的俄国文学,遂足使世人震惊其潜势力的伟大,从他们国里的作家的血和泪与深刻的观察、惨淡的描写,创造出来的灰色文学的作品,其足以使人惊越的程度,比高揭赤帜、图谋世界全体改造的革命计划,都高出若干倍。因为他们的革命事业,绝不是突然而发的,是有预备的,由酝酿的、经过思想的淘洗与人心的测量的。而唯一的供给这种大革命事业的滋养料,就是他们最近二百年的文学著作。制造这些丰富而有刺激性的滋养料的机田,便是俄国几个文学家的脑和手”[26](352)。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陀氏无疑也被裹拥在其中,被赋予了神圣的“革命家”的光环。胡愈之说:“俄国革命之成功,与其谓托洛茨基、列宁之力,不若谓赫尔岑、陀斯妥耶夫斯基、高尔基之力也”[19](101);李之常称:“俄国底革命,文学底力居很大的一部分;要是俄国没有果戈里、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陀斯妥以夫斯基等文学作家,俄国革命之花能开得这么早吗”[27](81);王统照更是在很多文章中大力宣传:“屠格涅甫、陀以陀夫斯奇、高尔基、安得列夫是何等伟大的天才。其所著著作,切
27
实说去,与一九一八之红色革命,是有密切之关系”[26](417)、“如托尔斯泰、陀夫妥夫司基D ostoevsky,他们著作的力量,早已给全俄人民的生活———兼精神与物质的生活———下了革命的种子”[26](352)。虽然20年代末以后,这种看法常常受到质疑、抨击以及被否定,但对于其革命性的认定却一直存在着,甚至在1950年文光书店版的《陀思妥夫斯基选集》的“编者语”中,依然认为:“他对于被压迫阶级的同情和启发激起了读者对于旧社会的反抗,成为新时代革命的大动力”[28](1)。
总之,时人基本上是从激进主义的视角来透视俄国文学的,把俄国文学与革命联系起来主要也是由于当时非常紧迫的具体目标———民族救亡———和理性化的社会启蒙的需要,并且在接受中又将它进一步启蒙化和功利化,这就决定了以“为人生的现实主义作家”作为整体认知和借鉴俄国文学其中一员———陀氏的视角和方向,甚至有些现代主义作家对陀氏的某种轻蔑,也是从写实角度出发的,比如穆时英在小说《被当作消遣的男人》中借人物之口盛赞新感觉派作家刘呐鸥等人的小说,而把“写实主义的东西”———“朵斯退益夫斯基的《罪与罚》”———贬为“一服良好的催眠药”[29](185),这在某种意义上说明了即使追逐文学新潮的前卫作家,对陀氏的认知也没有跳出这一圈子。因此,鲁迅在《〈竖琴〉前记》中所说的“俄国的文学,从尼古拉斯二世时候以来,就是‘为人生’的,无论它的主义是在探究,或在解决,或者堕入神秘,沦于颓唐,而其主流还是一个:为人生。这一种思想,在大约二十年前即与中国一部分的文艺介绍者合流,陀思妥夫斯基、都介涅夫、契珂夫、托尔斯泰之名,渐渐出现于文字上,并且陆续翻译了他们的一些作品”[30](14)便是对这一历史状况的准确描绘。
参考文献
[1]郭沫若:蒲剑集[C],重庆文学书店,1942。
[2]徐懋庸:徐懋庸选集[C],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
[3]胡愈之:陀斯妥以夫斯基的一生[J],东方杂志, 1921年第18卷第23号。
[4]周作人:希腊之余光[C],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
[5]郑振铎:文学大纲[M],商务印书馆,1927。
[6]成仿吾:成仿吾文集[C],山东大学出版社,1985。
[7]赵景深:世界文学史纲[M],上海亚细亚书局, 1933。
[8]胡仲持:文艺辞典[M],上海华华书店,1942。
[9]顾凤城:新文艺辞典[M],上海大光书局,1935。
[10]胡先 :胡先 文存[C],江西高校出版社,1995。
[11]王西彦:打开的门窗———我和外国文学[J],中国比较文学,1985年第1期。
[12]小默:我对于文学的理解与经验[A],我与文学
[C],上海生活书店,1934。
[13]刘大杰:追求艺术的苦闷[A],我与文学[C],上海生活书店,1934。
[14]芄生:文学作品对于我的生活的影响[J],现代, 1934年第6卷第1期。
[15]梁遇春:梁遇春散文[C],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3。
[16]李大钊:俄罗斯文学与革命[J],人民文学,1979年第5期。
[17]周作人:艺术与生活[C],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18]茅盾:茅盾全集第18卷[C],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4。
[19]胡愈之:胡愈之文集第1卷[C],三联书店,1996。
[20]茅盾:文学上的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和写实主义[J],学生杂志,1920年第7卷第9号。
[21]郑次川:欧美近代小说史[M],商务印书馆,1934。
[22]瞿世英:小说的研究[J],小说月报,1922年第13期。
[23]吕天石:欧洲近代文艺思潮[M],商务印书馆, 1931。
[24]张资平:欧洲文艺史纲[M],上海联合书店,1929。
[25]郭沫若:文艺之社会的使命[N],民国日报,1925.
5.18。
[26]王统照:王统照文集第6卷[C],山东人民出版社,1984。
[27]李之常:支配社会底文学论[A],文学研究会资料
[C],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
[28]韦丛芜:西伯利亚的囚犯?编者语[A],上海文光书店,1950。
[29]穆时英:公墓[M],上海现代书局,1933。
[30]鲁迅:南腔北调集[C],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文化与新闻传播学院)
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