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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是与国事

“国是”专指国家大事、国策、规划等重大事务,有政策法规等含义。“国是”所指的国家大事严格限用于国人在中央所议之国家大事。如党和国家领导人与政协委员“共商国是”。

“国是”要比“国事”的范围窄,因此不能用“国是”替代“国事”。

“共商国是”原本是“共定国是”,其源出于西汉刘向《新序》卷二《杂事二》:

楚庄王问于孙叔敖曰:“寡人未得所以为国是也。”孙叔敖曰:“国之有是,众非之所恶也。臣恐王之不能定也。”王曰:“不定独在君乎?亦在臣乎?”孙叔敖曰:“国君骄士曰:…士非我无逌富贵。?士骄君曰:…国非士无逌安强。?人君或失国而不悟,士或至饥寒而不进,君臣不合,国是无逌定矣。夏桀殷纣,不定国是,而以合其取舍者为是,以不合其取舍者为非,故致亡而不知。”庄王曰:“善哉!愿相国与诸侯士大夫共定国是,寡人岂敢以褊国骄士民哉!”第一句话,楚庄王说他不知道拿什么来做为“国是”,“是”在这里有确定的意味,有“正确”的意思,也有人解释为“是,则也”,也就是法则的意思。无论意思如何,国是在这里就是一个国家确定下来的,认为正确的事情。这里的“是”与“非”相对,所以孙叔敖回答“国之有是,众非之所恶也”,把一些事情、政策定为“是”,与之相反的意见就是“非”,“国是”必定会遭到反对派的诘难,持“非”意见的人,必定会厌恶这个“是”。这就是“众非之所恶也”。所以一件事是不是“国是”,不是君王轻易能定的(臣恐王不能定也)。于是楚庄王就说:单单君王不能定吗?是不是臣下也定不了?孙叔敖回答:……君臣不合,国是就定不下来。夏桀、殷纣没有和士大夫共同定下一个“国是”(国家定下来的认为正确的事情准则政策等等),而是合自己心意就定为“是”,不合自己心意就定为“非”(以合其取舍者为是,以不合其取舍者为非),所以到国家灭亡都不知道原因所在。楚庄王说:很好!愿相国和诸侯士大夫们一起定下“国是”,我不敢恃国而骄。从“国是”出处这段典故来看,“国是”中的“是”始终是与“非”相对应的。正确的叫做“是”,不正确的叫做“非”,这里是由一个人的是非引申到一个国家的是非,一个国家到底怎么做才是对的,选择哪些作为“国是”,哪些作为“国非”。这样解释我们就明白了,为什么“国是”不同于“国事”,“国事”是一个中性词,而“国是”不是中性的,它是代表一个国家确定下来认为正确的东西。当然,“国是”由谁来定,要分不同情形,像夏桀和殷纣凭由于处在君王的地位,凭自己的意愿来定“国是”,结果只能是“亡国而不知”。

“国是”并不是一般的国事,而是治国的大政大策。“是,则也”(《尔雅·释言》),而“则,常也”,“法也”(《尔雅·释诂》)。“愿相国与诸大夫共定国是也”中的“是”即为则也,常也,法也,是国家长治的大政。“共,同也”(《说文解字》),即齐心协力的意思。这样看来,共商国是,即可解释为“齐心协力地商定国家大事”的意思。

“国事”与“国是”是近义同音词,二者都是名词,都指国家的政务、政事。但二者同中有异:

(1)词义范围不同,“国事”既可以指对国家有重大影响的事情,也可以指一般的国家事务;而“国是”则专指国家决策、规划等重大事务。

(2)适用对象不同,“国事”可用于国内,也可用于国际,如“国事访问”是一国首脑接受他国邀请所作的正式访问;“国是”所指的国家大事则严格限用于国人在中央所议之国家大事。在我国,人民代表大会是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构,全国人大代表到北京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就是“共商国是”。

(3)语体色彩不同,“国事”是颇具口语色彩的词,“国是”是用于书面语的文言词。

国是与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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