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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学概要》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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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学概要》读书笔记

这部文字学著作总结了旧小学和二十世纪以来文字学研究的重要成果,其中也涵盖了裘先生三十年来古文字研究和汉字学研究的体会,确实是一部关于汉字的通论性的重要著作,同时也是一部非常适用的教材。它全面讨论了有关汉字的性质、形成、发展、演变、结构、假借、分化、合并、形音义关系、整理和简化等问题。内容充实,资料丰富,分析深入,论证严谨见解深刻,方法科学,对汉字学的研究和教学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一关于汉字的性质关于汉字的性质问题,历来存在诸多学说。从最初简单地将汉字归为表意文字,到20 世纪40 年代“过渡文字”说,再到之后的“表词—音节文字”说、“音节—表意文字”说,对汉字性质的讨论从未停止过。

在本书中,裘先生第一次明确指出,所谓文字“符号”实质上有两类不同层次的概念: 一是把文字看作记录语言的符号,就这点而言,任何文字都具有表音表意记词的功能; 一是指文字本身所由构成的符号,亦即字符。《概要》指出,文字体系的性质是由字符即构字符号来决定的。字符可分为表意的念符、炎音的音符和既不表意也不表音的记号三大类。有些表意符号随着汉字的演变而丧失其表意作用,音符也可能随语音的演变而丧失其表音作用,都转化为记号。

从字符所能表示的语言结构的层次看,汉字不应该简单地成为语素文字,而应该称为“语素一音节文字”。语素一音节文字跟意符音符文字或意符音符记号文字,是从不同的角度给汉字起的两种名称。意符和记号都是属于语素这个层次的字符,因而上面两种名称是不可以并存的,相较之下,语素一音节文字这个名字对早期和晚期的汉字都适用。

关于汉字的形成和起源

汉字作为完全或者基本独立创造的文字体系,其形成必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因而像“汉字起源于何时”这样的问题都是极不严谨的。探究汉字的起源,追溯的应该是一个时间段而不是一个时间点,应该寻求汉字如何从原始的图画文字演变为成熟的文字体系的。裘先生强调“文字体系”,这是十分重要的,我们不能因为两种符号“偶然同形,就断定它们之间有传承关系”。用这一标准衡量,

殷商后期的甲骨文才是属于比较成熟的成体系的文字。

一方面《概要》比较合理地论证了图画文字和汉字体系的形成过程。另一方面,关于汉字何时何地开始形成的问题,裘氏以严谨的态度指出,某些原始陶符记号为汉字所吸取,并不能证明那些记号本来已是文字; 仰韶文化的原始陶符丝毫没有用于记录语言的迹象,不要说是早期汉字,就连原始文字的可能性也非常小。

三关于汉字形体的演变

形体,是指构形(形体结构所反映的造字意图)、笔道形态(笔画形态)、书写体势(运笔规则)三个方面的综合。这三者的变化是相关的。《概要》对汉字演变的论述既吸收了前人研究的成果,又有许多新的突破。

汉字演变形成篆书、隶书、草书、楷书等不同字体。过去人们习惯于按书体的不同,以官方正式字体为主干,过去人们人为地划分六个阶段: 甲骨文、金文、战国文字、小篆——古文字;(秦汉之际的古隶,又称秦隶——过渡字体)隶书、楷书——今文字这种模式既不能反映汉字演变的原因,也不完全符合汉字演变的实际过程。裘先生继承了自唐兰《古文字学导论》中的讲法,按时代和地域划分阶段,将先秦古文字分为商代文字、西周春秋文字、秦系文字、六国文字等四个部分。

在此基础上,裘先生更进一步把过去视为一体的“金文”按其断代分别归入商代文字、西周春秋文字、和战国文字之中,纠正了笼统地把金文当作迟于甲骨文的文字的习惯看法。对于隶变以后的文字,裘先生从简帛文字的实际情况出发,指出隶书中的古隶发源于战国晚期秦系文字的俗体,八分和章草则是西汉宣帝时期前后分别由古隶的正体和俗体发展而成文字,从而纠正了一些不合实际的传说。裘氏第一次沦证了俗体字对汉字演变的关键作用,揭示出汉字演变的内在原因和动力。早在70 年代初,郭沫若就曾经指出,“广义的草书先于广义的正书”,“草率化与规整化之间,辨证地互为影响(《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这种见解是非常精辟而富有启发意义的,可惜未受到广泛的注意。裘氏所谓“俗体”相当于郭氏所谓“广义的草书”。对商代金文而言,甲骨文便是俗体; 古隶来源于秦篆俗体,由此才有规范的汉隶即八分书; 章草来源于古隶俗体,由此才有行书和楷书。可以说,只有真正揭示出汉字演变的原因,才可能完全探明汉字发展的线索和过程。

四关于汉字的结构类型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具体阐述了六书理论,将汉字分为象形、指事等六类。过去的文字学者在讲汉字构造时,一般都遵循六书的说法。但由于许氏对六书的界说并不很明确,有些六书名称的含义如“指事”、“转注”等,历来是讨论的焦点,至今还没有公认一致的看法。唐兰先生早在30 年代所作的《古文字学导论》中已开始批判传统六书说而创立三书说,

到40 年代末出版的《中国文字学》,正式建立起新的三书说框架以代替六书说。尽管唐氏的三书说并不完善,以致文字学界并没有人采用它,但唐氏敢于破旧立新的勇气却是令人钦佩

的。学术界由此对传统六书说作出认真的反思和改造,应归功于唐氏。首

先,裘氏继承了唐兰注重实际破旧立新的精神,在唐氏三书说的基础上,吸收了陈梦家把“假借”纳入三书体系的处理法,构建出新的三书体系。裘氏三书说把汉字分为‘表意”“形声”“假借”(包括有本字的所谓“通假”在内)三大类

《概要》在论述汉字形成问题时就已注意到,早在汉字体系形成之前的原始文字阶段,汉字就已经出现表意字、假借字和形声字了。从字符所反映的汉字性质来看,如果撇开隶变后才大量增加的记号字和半记号字,裘氏三书说无疑是迄今所见最能反映汉字本质属性的结构类型模式。这是《概要》对汉字学理论建设的一个重要贡献。

其次,在汉字结构类型的小类处理上,《概要》也作了很有启发意义的探索。裘氏从汉字结构的实际状况出发而不囿于旧的名称,把“表意字”再分为六小类抽象字、象物字、指示字、象物字式的象事字、会意字、变体字。这种分类不仅避免了传统六书说中像“指事”“转注”那样含义不明的纠纷,而且更客观全面地反映了汉字结构的实际情形。

其三,了概要》以快刀斩乱麻的原则处理旧的纠纷,对引导汉字学研究的正确方向也是很有益的。

总而言之,研读了裘锡圭先生的《文字学概要》,不仅增加了文字学方面的知识积累,也体会了《文字学概要》一书在学术论证上的严谨性与一丝不苟的态

度,并且学习了传世文献与地下出土文献相结合的科学分析方法,从中汲取了

贵的营养,获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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