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公正审判权的解释理论初

公正审判权的解释理论初探

提要: 研究公正审判权的解释理论有助于系统地把握公正审判权的含义、理解人权事务委员会的解释实践和预测人权事务委员会未来的解释走向，促使公正审判权的国内实践符合公正审判权的国际标准。《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条规定了“解释之通则”，第32条规定了“解释之补充资料”。这些规定被国际社会认同为“解释国际公法的习惯规则”，人权事务委员会在解释公正审判权时也适用了这些规定。

公正审判权(“the right to a fair trial”或“fair trial rights”)，是指由一系列与公正审判有关的、具体的权利组合而成的权利群或权利集合。1966年的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第14条和第15条对公正审判权作了具体的规定。我国政府于1998年10月签署了《公约》。当前我国政府正在为批准《公约》作积极的准备工作。全国人大常委会一旦批准《公约》，根据“条约必须遵守”的国际法原则，我国就必须执行《公约》的规定，加强对公正审判权的保障。本文主要探讨公正审判权的解释理论，以期为我国批准《公约》和学术界进一步研究公正审判权提供一定的参考。

一、研究公正审判权解释理论的必要性

《公约》第14条和第15条共规定了16项权利，这16项权利分别是：法庭前的平等权，由合格的、独立的及中立的法庭审判的权利，审判公开的权利(第14条第1款);被推定为无罪的权利(第14条第2款);被告知指控的权利(第14条第3款第1项);准备辩护的权利以及与辩护人联络的权利(第14条第3款第2项);受审时间不被无故拖延的权利(第14条第3款第3项);出庭受审、辩护和获得指定辩护的权利(第14条第3款第4项);传唤和询问证人的权利(第14条第3款第5项);免费获得翻译人员帮助的权利(第14条第3款第6项);不被强迫自证其罪的权利(第14条第3款第7项);对未成年被告人的特殊保障(第14条第4款);上诉权(第14条第5款);因为误判而获得赔偿的权利(第14条第6款);不受重复追究的权利(第14

条第7款)以及不受事后制定的法律追究的权利(第15条)。[1] 1998年10月中国政府签署了《公约》之后，公正审判权逐步引起了我国学术界的关注，已经陆续有相关的研究成果发表。这些研究成果为我们了解和认识公正审判权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笔者在研究公正审判权的过程中发现，部分研究成果对公正审判权相关规定的理解欠缺准确性。以下列举两个这方面的例子。第一个例子是，《公约》第14

条第1款规定，公正审判权适用于判定“刑事指控”和确定“诉讼案中的权利和义务”两类案件中;有学者指出判定“刑事指控”与我国刑事诉讼的含义相同。[2]对此，人权事务委员会认为，为了防止缔约国通过把刑事性质的案件转移给行政机关处理来规避公正审判权的适用，需要对“刑事指控”的含义作自主性解释。人权事务委员会认为，“在原则上，刑事指控与国内刑法宣布的可处罚的行为相关。但是，这一概念还可能延伸到在性质上属于犯罪的行为。如果对某类行为实施者的处罚的目的、特征和严重性符合刑罚的目的、特征和严重性，那么此类行为在性质上就属于犯罪行为，无论此类行为在国内法中的性质如何。”[3]在界定一项行为是否属于犯罪行为时，人权事务委员会运用了三项标准：国内法的规定，行为的性质，处罚的目的、特征和严重性。根据人权事务委员会的这三项标准，在我国除了《刑法》中的规定之外，至少还有以下几类规定可能构成“刑事指控”：劳动教养、收容教育、强制戒毒、禁止执业和剥夺资格等。第二个例子是，《公约》第14条第5款规定了“上诉权”(又称“复审权”);有学者认为，“我国现行刑事诉讼制度中关于被判定有罪者请求复审权的保障是充分的，包括对于未生效判决、生效判决的复审请求权，完全符合公约确立的标准。”[4]人权事务委员会在其第32号一般性评论中指出上诉权具有绝对性，这种绝对性包括三个方面的含义：上诉权适用于所有类型的犯罪，即不仅仅适用于严重犯罪;上诉权不仅适用于在第一审中定罪的案件，还同样适用于上诉法院推翻一审无罪判决的案件;以及最高法院不能享有初审管辖权。[5]根据人权事务委员会对“上诉权”的解释，我国刑事诉讼中的两审终审制与《公约》第14条第5款的要求之间是存在一定差距的。首先，根据《刑事诉讼法》第22条和第197条的规定，我国最高人民法院享有刑事案件的初审管辖权，而且最高人民法院审理第一审刑事案件所作的判决、裁定即是终审的判决、裁定，被告人没有上诉权。其次，在我国刑事诉讼中，如果第二审法院推翻了第一审的无罪判决，判决被告人有罪，那么该第二审判决也是终审判决，被告人无权提起上诉。

我国学者对公正审判权相关规定的理解有欠准确的原因在于《公约》第14条和第15条运用了许多含义十分模糊的词语。条约是通过谈判获得妥协以调解分歧的产物。就多边条约而言，谈判国的数目越多，满足各方相互冲突的利益的需求、灵活起草条约的需要就越大，因此在条约中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许多概括性和原则性的用词。《公约》中的公正审判权就是以一种概括性和原则性的方式予以规定的，这种概括性和原则性的典型体现是《公约》第14条和第15条中使用了很多含义十分模糊的词语，如第14条第1款中的“刑事指控”，第14条第3款第1项中的“迅速”，第14条第3款第2项中的“充分”，第14条第3款第3项中的“不被无故拖延”，第14条第3款第4项中的“司法利益”等。事实上，甚至有学者认为《公约》是如此的不确定，以至于不能在国内法庭中适用。[6]由于公正审判权的这种模糊性，《公约》执行机构—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对公正审判权含义的阐明显得尤其重要。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是根据《公约》第28条建立的一个由人权专家组成的专门机构，其工作内容是监督和协助成员国执行《公约》。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通过审查个人来文、对《公约》具体条款的一般性评论以及审查缔约国报告并作出结论性意见等方式来解释《公约》。人权事务委员会对公正审判权的解释分散在这些审查个人来文的意见、一般性评论和结论性意见中，纷繁复杂，难于查找、梳理和把握。研究公正审判权的解释理论有助于我们系统地把握公正审判权的含义和理解人权事务委员会的解释实践。

另外，尽管《公约》第14条和第15条明确规定了公正审判权所包含的16项具体权利，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公正审判权的具体内容仅限于这16项权利，因为《公约》第14条第1款还规定了“公正审判的原则”，[7]该款规定：“……人人有资格由一个依法设立的合格的、独立的和无偏倚的法庭进行公正的和公开的审讯。……”“公正审判的原则”与第14条和第15条的其他规定之间是一般与具体的关系。但是，与公正审判的具体权利不同，“公正审判的原则”强调从整体上来评价程序，因此，“公正审判的原则”要大于这些个别权利的总和。即使刑事程序符合第14条和第15条的其他规定，却仍然可能与“公正审判的原则”相抵触。例如，如果出现下面的情况，审判就是不公正的：在刑事审判中，法庭默许旁听审判的公众对被告人进行言论或其他形式的攻击;在刑事审判中，法庭默许旁听审判的公众明确表示他们支持一方当事人;法庭默许陪审团的种族主义言论;以及具有种族偏见的陪审团挑选程序等。由于“公正审判的原

则”的独特性，人权事务委员会在其对《公约》的解释中通过“公正审判的原则”不断扩充公正审判权所包含的具体权利，使《公约》中关于公正审判权的规定能够不断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由此可见，公正审判权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动态的概念。从这个角度来说，任何对公正审判权现状的研究都会很快成为对公正审判权历史的研究，永远赶不上公正审判权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研究人权事务委员会对公正审判权的解释理论就显得尤其重要。甚至可以说，公正审判权的解释理论与公正审判权的文本规范之间是一种“渔”和“鱼”的关系。研究公正审判权的解释理论可以帮助我们预测人权事务委员会未来的解释走向，促使公正审判权的国内实践符合公正审判权的国际标准。

二、条约解释规则的学说与《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的规定

就条约解释而言，近代甚至现代的国际法学者可以大致分为三个学派：主观学派(又称意图说、主观解释学派)、客观学派(又称文本说、约文解释学派)和目的学派(又称目的与宗旨说、目的解释学派)。

主观学派认为，条约解释首要和惟一的目的在于揭示缔约国缔结条约的意图。为了解释一个条约，应当研究条约的准备资料，这是探知缔约各方真正的共同意思的最好方法。持此学说的典型代表为劳特派特，他说：“在对于一个条约意义有争论时，尽管该条约表面上是清晰的，然而为了确定缔约各方的意思，在可以获得准备资料的情况下，求助于该条约的准备资料尤其是一个正当并可取的方法。”不仅如此，它也是“一些国际法庭经常使用的方法”。[8]

客观学派强调条约解释的惟一基础在于条约文本而不在其他方面。客观学派以贝克特、表克奈尔为代表。他们认为，在解释条约时，越是许可求助于准备资料，就越会使不确定性因素输入国际关系并松驰条约对缔约各方的拘束力;越是鼓励律师们发挥准备资料的作用，就越是削弱条约约文的重要性。“为了解释的目的而回溯准备资料，可能发生的实际作用，是从坟墓中抬起一个死尸的手来控制生人，或使一个成年人受其童年时父母的禁谕的支配。”[9]

与主观学派和客观学派相比，目的学派的历史要短些，其强调在对条约进行解释的时候，应特别注意使条约的目的与宗旨得以实现。对这种解释方法最明确的表述是《哈佛条约法公约草案》第19条第1款：“对于一个条约的解释应按照该条约意在达成的一般目的。该条约的历史背景、准备资料、该条约缔结时缔约各方的情况、企图对这些情况作出的改变、缔约各方在缔约以后适用该条约规定中的行动、以及解释条约时所流行的情况都应联系该条约意在达成的一般目的来考虑。”[10]

上述三种关于条约解释规则的学说在1980年1月27日生效的《维也纳条约法公约》中都有明显的体现。[11]《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条规定了“解释之通则”，第32条规定了“解释之补充资料”。

第三十一条解释之通则

一、条约应依其用语按其上下文并参照条约之目的及宗旨所具有之通常意义，善意解释之。

二、就解释条约而言，上下文除指连同前言及附件在内之约文外，并应包括：

(甲)全体当事国间因缔结条约所订与条约有关之任何协定;(乙)一个以上当事国因缔结条约所订并经其他当事国接受为条约有关文书之任何文书。

三、应与上下文一并考虑者尚有：

(甲)当事国嗣后所订关于条约之解释或其规定之适用之任何协定;(乙)嗣后在条约适用方面确定各当事国对条约解释之协定之任何惯例;(丙)适用于当事国间关系之任何有关国际法规则。

四、倘经确定当事国有此原意，条约用语应使其具有特殊意义。

第三十二条解释之补充资料

为证实由适用第三十一条所得之意义起见，或遇依第三十一条作解释而：(甲)意义仍属不明或难解;或(乙)所获结果显属荒谬或不合理时，为确定其意义起见，得使用解释之补充资料，包括条约之准备工作及缔约之情况在内。

按照国际法委员会的释义，第31的精神是：约文必须被推定为各条约当事国权威性的意思表示，解释的出发点是阐明约文的含义，而不是从头调查各当事国的意图。换句话说.该条所采取的是客观解释，即约文解释，而不是主观解释。该条第一款开宗明义明文规定了解释的三个原则：第一，按照善意进行解释的原则，该原则直接渊源于“条约必须遵守”的规则;第二，条约当事国应被推定为具有其所使用的词语的通常意义，这是约文解释的精髓;第三，词语的通常意义不应抽象地予以决定，而应按该词语的上下文并参考该条约的目的和宗旨予以决定，这是善意的要求，也是折衷地采纳了目的解释。[12] 另外，根据国际法委员会对于第31条的释义，第31条并不为其中包含的条约解释规则规定法律上的上下等级关系，而只是按照逻辑把一些解释因素进行适当的排列。国际法委员会指出：既然确定了解释的出发点是约文的意义，逻辑上就必须把“条约应依其用语按其上下文并参照条约之目的及宗旨所具有之通常意义，善意解释之”作为第一个解释因素提出。同样，按照逻辑，该条第2款所列举的包含在“上下文”中的一些因素在顺序上应其次予以提及，因为这些因素或者是约文的组成部分，或者与约文密切相关。而第3款所列举的三个因素是约文以外的因素，因此必须置于第1、第2两款之后。然而第3款仍然是在解释上必须注意的因素，决不能认为第3款规定的解释规则在等级上低于第1、第2两款规定的解释规则。

[13]在Golder v.United Kingdom案中，欧洲人权法院指出：“从解释过程在《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条‘解释之通则’中的表述方式来看，解释过程是一个整体，是一个单独的混合运作;这一密切结合的规则将该条4款中列举的诸多因素置于同等地位。”[14]

意图说在《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2条中得到了一定体现，但是缔约国的意图只是解释条约的补充资料，只有在下列两种情形下才能使用：一是，为了证实按照第31条解释所得的结论;二是，按照第31条解释所得结论意义不明、难以理解，或显然荒谬、不合理。

对于《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条与第32条之间的关系，国际法委员会指出：第31条所列举的一切因素都是权威性的解释因素，因为这些因素都与各当事国之间在约文中得到权威性表示的、当时或此后的含意有关。而第32条所提及的条约准备资料和缔约的情况，按其设想的前提就没有这种性质，因而只能是补充的解释资料。补充的解释资料，不论其有时在阐明各当事国的合意在约文中的表示方面怎样具有价值，不是权威性的解释因素。特别是准备资料，或条约谈判的记录，在很多情况下是不完全的或容易引起误解’的，从而在决定其作为解释资料的价值时应相当谨慎，并且第32条也只是在有限的范围内采用为解释资料，即只是作为证实由于适用第31条所得到的意义之用，或者按照第31条进行的解释所得到的意义不明或显然荒谬等时的补充解释资料。第32条容许使用补充解释资料以“证实”由于适用第31条所得到的意义，这就在这两条之间建立了一般的联系并维持了解释程序的统一性。[15]

三、《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的规定在公正审判权解释中的体现

《维也纳条约法公约》中关于条约法解释规则的有关规定是国际社会长期接受的条约解释习惯法，广泛地被各国际司法和仲裁机构所引用。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在解释《公约》时也以《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的规定为准。在此需要指出的是，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对《公约》的解释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欧洲人权公约》的执行机构—欧洲人权委员会和欧洲人权法院的影响;[16]因此，下文在考察公正审判权的解释理论时，适当参照了欧洲人权委员会和欧洲人权法院对于公正审判权解释理论的阐述。

(一)《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条在公正审判权解释中的体现

根据《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条的规定，条约解释的出发点是阐明约文的通常意义。阐明约文的通常意义是人权事务委员会在解释公正审判权时最常用的解释方法。本文第一部分人权事务委员会对于“刑事指控”和“上诉权”的解释即是该种解释方法的体现。除此之外，阐明约文的通常意义还被运用于其他很多具体权利的解释中。《公约》第14条第1款规定了由合格的、独立的及中立的法庭审判的权利。对于“中立”的含义，人权事务委员会在其第32号一般性评论中解释到：“中立性的要求有两个方面。首先，法官不得允许他们的裁判受个人歧视或偏见的影响，不得对他们裁判的案件有预断，也不得不适当

地以有损另一方当事人的方式提升一方当事人的利益。其次，对于理性旁观者来说，法庭也必须是中立的。例如，由根据国内立法本来没有资格担任法官的人员参与、并实质影响的审判通常被认为是不公正

的。”[17]这一解释明显地体现了“中立”的通常意义。对于《公约》第14条第2款规定的被推定为无

罪的权利，人权事务委员会也运用了阐明通常含义的解释方法，对其含义作了较为具体的解释。“凡受刑事指控者，在未被依法证实有罪之前，应有权被视为无罪。被推定为无罪的权利对于保障人权非常重要，强加给控方证明指控的负担，保障在指控被超出合理怀疑地证明之前不得推定被告人有罪，确保在存在怀疑时有利于被告人。被告人应当享有与被推定为无罪的权利相一致的待遇。所有的公共当局不得预断审判结果，禁止公开发表证实被告人有罪的声明。在审判期间被告人一般不应当被戴镣铐，或被置于囚笼中，或以表明其可能是危险的罪犯的方式出现在法庭上。媒体应当避免有损无罪推定的新闻报道。而且，审前羁押的长度不应当被看作是有罪和罪行程度的标志。拒绝保释或在民事程序中被确定有责任不影响无罪推定。”[18]但是，有时必须参照公约的上下文及公约的目的和宗旨，才能够准确地阐明公正审判权的通常意义。

其一，参照公约的上下文。在实践中，借助上下文可以使得一部条约作为一个整体被理解，并且经常能够在条约前言所确立的各项目标中获得对解释的帮助。

人权事务委员会对《公约》第14条第3款第1项的解释便是使用了这种解释方法。《公约》第14条第3款第1项规定了被告知指控的权利。对于该权利适用的诉讼阶段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该权利从侦查开始时就应当适用;另一种观点认为该权利只适用于起诉后。人权事务委员会在Paul Kelly v. Ja-maica案中对被告知指控的权利适用的诉讼阶段进行了解释，指出，由于《公约》第9条第2款已经单独规定了告知被逮捕者逮捕的原因和指控，因此被告知指控的权利只有在正式起诉作出后才适用，否则就会出现同一个被指控者在侦查阶段两次被告知指控的现象。[19]

欧洲人权法院也强调，“公约和其议定书必须被作为一个整体来理解;因此，这些规定中一个条款处

理的问题也可能在某些方面受制于其他条款”。[20]Maaouia v. France案说明了欧洲人权法院是如何使

用上下文来确定术语含义的。[21]在该案中，申诉者就驱逐出境命令的撤销程序提出申诉。该案中的争点是，此类案件是否涉及“民事权利和义务”或者“刑事指控”。欧洲人权法院强调：《欧洲人权公约》各项规定必须参照包括公约各项议定书在内的整个公约体系来加以解释;由于第7议定书包含了一些与驱逐外国人的程序有关的具体保障措施，因此该案并不涉及“民事权利和义务”，也不构成一项针对申诉者的“刑事指控”。

其二，参照公约的目的和宗旨。《公约》和《欧洲人权公约》的目的都在于使其中宣布的权利得到普遍和有效的承认与遵守。公约的目的和宗旨构成了解释和适用公正审判权的核心指导原则。欧洲人权法院认为，“必须寻求为了实现公约的目的和宗旨最恰当的解释，而不是寻求最大限度地限制缔约国义务的解释”，“公约的目的和宗旨要求以使公约的保障措施实际和有效的方式来解释和适用公约条款”，因此，需要“超越正在被讨论的程序的表现形式，考察其实际状况”。[22]这表明，在参照公约的目的和宗旨解释公正审判权时，欧洲人权法院反对形式主义的路径，认为公约“意图保障的不是理论上的和虚假的权利，而是实际的和有效的权利”。[23]这意味着，缔约国遵守公约条文的文字规定并不必然是足够的，因为有时这会削弱对某些权利的保障，从而与公约的目的和宗旨不符。

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对公正审判权的解释实践充分体现了对公约的目的和宗旨的尊重。《公约》第14条第1款规定审判的程序应当公开，但是如果媒体和公众无法获得审判的信息，那么自然就无法达到审判公开的目的。在对审判公开的权利进行解释时，人权事务委员会明显地考虑到了公约的目的和宗旨，要求缔约国有义务为公众出席法庭审判提供信息和方便。在Van Meurs v. the Netherlands案中，人权事务委员会强调，为了实现法庭审判过程的公开，缔约国的法律和司法实践必须以便于新闻媒体和公众出席庭审的方式来设计。对于缔约国来说，公开审判包括了如下义务：法庭必须使公众可以获得有关开庭的时间和地点的信息，并在合理的限度内，为感兴趣的公众出席法庭审判提供充分的便利。至于何为合理的限度，需要考虑若干因素，如公众对该案的潜在兴趣和审判的持续时间等。[24]《公约》第14条第3款第2项规定了准备辩护的权利以及与辩护人联络的权利。为了使与辩护人联络的权利得到实际的和有效的保障，人权事务委员会强调与辩护人联络的权利有以下几项要求：首先，被指控者应当迅速被准许获得律师

帮助;其次，律师应当能够在隐密的情况下会见被指控者，能够在完全尊重交流秘密性的条件下与被指控者交流;第三，律师应当能够在不受任何限制、影响、压力或不适当干预的情况下，根据公认的职业道德来为被指控者进行辩护;第四，在被指控者不通晓语言且贫困的情况下，只有为其提供免费的翻译人员，才能确保其与律师进行联络。[25]另一个例子是人权事务委员会对《公约》第14条第3款第7项的解释。尽管《公约》第14条第3款第7项只规定了“不被强迫作不利于他自己的证言或强迫承认犯罪”，并没有明文规定禁止将通过强迫方式获取的材料作为证据，但人权事务委员会基于公约的目的和宗旨，认为，国内法必须确保违反上述规定所获得的有罪供述被排除在证据之外，除非这些材料是用作证明存在该条所禁止的刑讯或其他待遇的证据。[26]

(二)《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2条在公正审判权解释中的体现

在一般情况下，条约解释的范围仅限于条约的约文。根据《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2条的规定，只有在为了证实按照《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条所作的解释，或者如果按照《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条所作的解释意义不明、难以理解或显然荒谬、不合理时，才可以使用准备资料，如缔约的历史背景、缔约的谈判记录、条约的历次草案、讨论条约的会议记录等。正是由于准备资料在解释条约时处于补充解释方法的地位，所以人权事务委员会在解释公正审判权时运用准备资料进行解释的情况比较少见。这方面的典型例子是人权事务委员会对《公约》第14条第5款规定的上诉权的解释。在解释上诉权是否只适用于严重犯罪时，人权事务委员会首先运用了阐明词语通常意义的方法，指出，正如不同语言的作准文本所表明的那样，这一保障措施并不仅限于最严重的犯罪。接着，为了证实按照上述办法所作的解释，人权事务委员会援引了《公约》第14条第5款的准备材料。该准备资料证实了人权事务委员会的解释：最初以色列提出的草案建议将轻微罪行作为上诉权的例外，但随后根据锡兰的建议，这一例外被取消。[27] 对此，欧洲学者也认为，对于《欧洲人权公约》来说，将准备资料作为补充解释方法尤其恰当。[28]尽管准备资料对于确定公约的目的和宗旨具有一定的价值，但它们不能用来作为具体条款解释的首要手段。首先，条约的准备资料在性质上没有其他要素那样可靠，经常是不完全的和容易引起误导的。其次，

欧洲人权法院已经在许多场合肯定了《欧洲人权公约》是一部活的法律文件，并且对公约各项规定的要旨已经采用了一种动态的解释。[29]另外，欧洲人权法院还接受与准备资料相冲突的解释，如果它认为这是确保公约权利在现代语境下实际有效所需要的话。

你好哦啊，

公正的审判

公正的审判 原本美丽的地球越来越受不了人类的折磨了，毅然决然地将人类告上了宇宙法庭。 在2097年8月17日这一个特殊的日子里，人类的三个代表来到了宇宙法庭。太阳坐在法官的位置上，耐心等着地球进场。当大钟敲了整整九下时，地球——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终于进场了。她一出现，大家都大吃一惊。太阳公公立刻大叫起来：“你是谁呀？捡破烂的？怎么穿成这样！”这也难怪，地球身上那件原本漂亮，令人羡慕的湖蓝色连衣裙现在只剩下了一大块灰扑扑的破布，到处都是窟窿，活像一块抹布，她那一头柔顺的秀发现在掉的一根不剩，难看死了。她居然盲了一只眼睛，腿脚也有些不稳，全靠手里那一根拐杖了。人类的代表也大吃一惊，压根没想到自己的家园成了这个样子。地球本来眼眶就红红的，再看见大家诧异的目光，干脆抽泣起来：“呜、呜……这都是人类害的！呜，都怪他们，他们无限制地排放工业废水，河流、大海都被污染了，鱼虾都死亡了。呜……我湖蓝色的裙子呀！” “好！”太阳公公清了清嗓子说，“现在请人类的代表入场，他们分别为少儿组代表、青年组代表和老年组代表。” 人类刚走上被告席就不自在起来，到处都是指责、痛恨的目光，台下一片窃窃私语：“这就是人类啊？把地球害成这个样了，还怪大自然惩罚了他们！” “安静！”太阳一拍惊堂木，四周立刻安静下来。太阳戴上眼镜严肃地问地球：“你为什么告人类？” “呜……”地球见大家都把视线转移向了自己，又忍不住抽泣起来，“人类不仅毁了我的裙子，还乱砍伐树木，让鸟儿无家可归，土地严重沙漠化，毁了我一头引以为荣的秀发！他们还毁了我的容貌!” 这时，大家才注意到地球脸上一直蒙着一层黑色面纱。地球边揭开面纱让大家看。她的脸上都是小坑，密密麻麻，不堪入目。“呜，这都是被浓烟熏出来的，眼睛都失明了……” “对啊，人类多坏呀！”听了地球的话，大家十分赞同。 “可我们不是故意的。”人类试图辩解。 没想到立刻遭月亮一记白眼：“有谁做坏事是故意的？” “好。”太阳法官念到“少数服从多数，人类将受到大自然无条件地惩罚！” “耶！”大家齐声欢呼。

关于公正行使审判权的价值取向

关于公正行使审判权的价值取向 论文提要： 近些年来，在我国刑事司法领域，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为标志，以我国政府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下简称《公约》）为契机，发生了一场观念上的革命。研究刑事司法的国际标准无疑是重要的，因为它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国际社会在刑事司法领域形成的共识，对于我国刑事司法制度的改革有指导意义。《公约》第14条规定了公正审判权。公正审判权在国际人权法中的确立已逾40年，它以英美法中的“法律的正当程序”为直接的理论依据。在刑事司法中，公正审判权用来保护受刑事指控者免遭不合法、不公正的定罪。国际人权公约从司法组织和司法程序两个方面规定了公正审判的保障措施。作为对多元法律文化的规制，公正审判的国际标准体现出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结合。在我国，有必要明确树立保障公正审判权的观念，并在有限的条件下最大限度地促进现行刑事司法制度与国际标准相协调。公正审判权目前已成为一个独立的或专门性的研究课题，为各国学者广泛关注。而在我国，对许多人来说，“公正审判权”还是一个相当陌生的名词。这种状况使笔者深感有对此问题进行系统梳理之必要。 在本文中，笔者拟以《公约》第14条作为考察的主要

对象，从该条产生的背景、基本含义、实践状况等方面对公正审判权的内在要求进行诠释，以期发掘对完善我国刑事司法制度有启发意义的理论、观念、规则，并形成对国际标准切合实际的判断，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我国法律与国际标准的衔接问题，推动我国在此方面的研究逐步走向深化。 全文共：8055字 以下正文： 一、公正审判权确立的背景 “公正审判权”这一概念在国际人权法中的出现源于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以下简称《宣言》）。《宣言》第10条规定：“人人完全平等地有权由一个独立而无偏袒的法庭进行公正的和公开的审判，以确定他的权利和义务并判定对他提出的任何刑事指控”。此后，在1950年《欧洲人权公约》第6条中，公正审判权的内涵得以扩展──无罪推定原则被纳入其中，同时确立了受刑事指控者所拥有的最低限度的人权保障。1966年《公约》第14条沿袭了《欧洲人权公约》第6条的模式，但在具体内容上又有进一步的扩充──增加了反对被迫自我归罪、上诉权、禁止双重受罚、刑事错案赔偿

和谐社会呼唤公正审判权

第28卷第7期 河北法学V ol.28,N o .72010年7月H ebei Law Science Jul.,2010 和谐社会呼唤公正审判权 王 彬 收稿日期:2009 11 20 作者简介:王 彬(1972 ),男,安徽砀山人,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研究方向:宪法学。 (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上海200240) 摘 要:公正审判权是宪法性基本权利。与其他国家宪法关于公正审判权的规定相比较,中国宪法对这项 基本权利的规定存在很多缺失。为适应和谐社会对公正司法的要求,我国有必要将公正审判权确 立为宪法性基本权利。 关键词:公正审判权;和谐社会;基本权利 中图分类号:DF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 3933(2010)07 0062 06 H ar moni ous Society Calls for the R i ght to Fair Trial WANG B in (Law Schoo ,l Shangha i Jiao tong U niversity ,Shanghai 200240Ch i na) Ab str ac t :T he right to fair tr i a l is one o f the basic ri ghts sti pulated by the constituti on .Co m pared w it h the sti pulati ons about the ri ght to fair trial i n other countries 'constit u tions ,there are a l o t of defi c ienc i es i n Ch i na s 'constituti on .In o rder to mee t the requ irem ents abou t the jud i c i a l j ustice of ha r mon i ous soc iety , it is necessary f o r Chi na t o stipulate the ri ght to fair trial as one of the constituti onal basi c ri ghts . Keywords :t he ri ght to f a ir tria;l har m onious soc i ety ;bas i c r i ghts 从我国新闻煤体披露的有重大社会影响的典型案件来看,保障被告人的公正审判权已经成为构建和谐社会,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任务。有代表性的案例诸如1994年湖北省佘详林曾两次被错误裁判犯故意杀人罪(杀害其妻)被判处 死刑 而在其妻生还后才得以昭雪冤案!;杜培武被判处死刑3年后真凶抓获案?;超期羁押第一案(谢洪武案)#;以及因为审理程序问题而深陷网络舆论旋涡的杨佳故意杀人案?。 上述典型案件中,无论实体正义与否,皆因审理的程序问题而遭受质疑。在笔者看来,这些案件的审理程序问题在某种程度上都可归结为一个问题:有没有充分保障被告的公正审判权?笔者认为,中国要构建和谐社会,建设法治国家,就应当保障公民享受公正司法的权利。因为司法公正是法治的基本条件之一,人权保障是法治的根本目标以及衡量法治水平的尺度。不实现司法公正,不认真对待

新闻舆论监督与新闻审判关系

新闻舆论监督与新闻审判 姓名张雨 学号08022060 院系（部所）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专业新闻学 指导教师熊焰 完成日期2010年 11月 05日

一．两者涵义 1.新闻舆论监督 新闻舆论监督是针对对社会上某些组织或个人的违法、违纪、违背民意的不良现象及行为，通过报道进行曝光和揭露，抨击时弊、抑恶扬善，以达到对其进行制约的目的。舆论监督是现代反腐败斗争的重要手段，这是因为腐败行为具有隐蔽性，是在黑暗中进行的肮脏交易，所以，担心腐败行为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使之成为千夫所指的丑闻，一直是腐败分子的心病。 新闻舆论监督是社会监督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前社会矛盾相对比较复杂的特定环境之中，当事人寻找媒体介入几乎成了一种潮流。这一方面体现了目前我国司法功能、行政功能一定程度上的松驰无力，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新闻舆论监督在解决问题中的独特功能。从理论上说媒体只是一个传播工具，并没有解决问题的能力，但我国许多媒体具有半官方性质，有时可以通过舆论使松驰的司法功能得以恢复，并最终解决当事人的各种问题。 “新闻舆论监督具有强大的社会影响力，它利用报纸、杂志、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大众传播手段，对国家、社会生活中出现的违反公共道德或法律、法规的行为进行揭露和批评，引起人们的关注，形成社会普遍性的看法，借助舆论的压力使上述不良、不法行为得以及时纠正，从而确保权力的良性运行，维护社会公平及正义。因此，新闻舆论监督是实现公民言论自由权的最根本体现，是公民参与和监督社会公共事务管理活动的重要途径，也是宣传社会主义国家法律的重要手段。 2.新闻审判 “新闻审判”又名“媒介审判”，原初是西方新闻传播法中的一个概念，意指新闻报道超越法律规定，干预、影响审判独立和公正的现象，一些国家通过法律或者新闻职业道德规范来禁止和防范这类行为。积极作用是媒介发挥其监督作用,第四权利的作用,与立法,司法,行政机关一起促进社会的民主法制进步。用不好则会导致媒介超越了本职,越俎代庖,扰乱司法程序,混淆社会舆论，干预正常的审判。

实现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的统一

在新的形势下，为了提高人民法院的形象和公信力，在审判实践中，我们法官要正确处理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的关系，要以程序公正有效地保障实体公正，坚持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统一，才能实现司法公正追求的价值最终目标。最高人民法院院肖扬在第五次全国刑事审判工作会议指出：“要将实体公正作为审判工作的价值取向，将程序公正作为实现这一价值取向的根本保障，坚持两者的有机统一。”肖扬院长的指示精神，对法院的审判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实现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实和谐统一，我们应该： （一）充分认识诉讼程序的内在价值，切实解决轻程序观念 诉讼程序的价值有两个方面，一是程序工具性价值，二是程序本位性价值。程序的工具性价值是指程序对于公平、安全、正义等结果的产生是否有用和有效的价值标准，作为程序实施和实现实体法的工具。程序的本位价值是指不依赖于判决结果而存在的，即使并未增进判决准确性，法律程序也要加于维护的价值。长期以来，我们的立法和司法都过于侧重程序的工具性价值，而忽视程序的本位性独立价值，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程序公正是“看得见的公正”，通过程序公开，当事人可以看见在诉讼过程中法官是否严格遵守程序法的规定，是否保持中立，是否平等地重视双方当事人的主张、举证、质证等，容易使当事人从心理上和行为上接受。程序公正要使当事人感觉在被充分尊重的诉讼氛围中得到他所期待的结果，法官裁判的过程就是当事人感受平等、客观、公平、公正的过程。这样的裁判才能使诉讼双方获得“双赢”的效果，才容易被民众所接受，才能真正体现司法公正。因此，我们既要重视程序的工具性价值，又要强调程序的独立价值，并把两者紧密结合起来，要切实解决重实体轻程序的观念，要严格按程序法规则办事，要以程序公正有效地保障实体公正。 （二）强化当事人责任，弱化职权主义 由于受我国传统的诉讼制度和程序操作方式过分强制职权主义影响，在审判实践中，还有部分法官庭审以“纠问式的庭审操作”方式进行或为了达到事实清楚违法调查取证用以代替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对当事人诉讼处分权未给予应有的重视，实践操作随意性很大，影响了诉讼和审判的公正。因此，根据现代法治理念的要求，我们应该强化当事人责任，弱化职权主义。在审判活动中，法官要坚持引导为主，介入为辅原则。应当保持中立态度的同时，应当通过引导或介入促使诉讼结构合理、诉讼力量均衡。引导诉讼各方当事人围绕事实争点和法律争点进行陈述、举证、质证和辩论，从而使当事人积极、主动、充分、正确、有效地行使诉讼权利。当事人应当对自己处分诉讼权利和实体利益的行为负责，如承认对方的主张和请求、放弃某项要求和主张、放弃质证和辩论、自愿达成调解协议、撤回起诉等，法院可以通过一系列程序加以确认，不去干涉，但对诉讼欺诈、滥用诉讼权利及损害他人合法公益、为逃避法定义务或责任而放弃利益以及撤回解除不合法的人身关系（如非法同居关系）之诉等，要给予必要的职权干预。 当事人的责任主要包括：主张责任、举证责任和辩论责任等。 主张责任又分为两种：一是对自己权利的主张，即对自己的实体和程序权利全面主张，当事人不主张法院不能裁判；二是对事实主张，它是权利主张得以成立的基础，是确定是否有权利内容的前提。[4]在审判实践中，法官要保证当事人享有对自己权利的主张，当事人的处分权应以自主、自愿为基础。就民事权利和利益而言，如果原告处分的实体权利和利益，应得权利多而请求少的，除有诉讼代理人或代表人恶意串通或不负责外，法官不能职权干涉。

试析新闻自由与公正审判的冲突与平衡

试析新闻自由与公正审判的冲突与平衡 论文摘要独立公正的司法和自由的新闻出版，是民主政治与法治的基本要求，媒体可以监督司法的公正、防止枉法裁判，同时也会对司法裁判产生不利影响。如何解决传媒与司法之间的矛盾，实现两者间的良性互动，成为当前法制建设需要解决的一个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本文在通过分析两者之间冲突的成因，探讨如何克服二者的矛盾，使之形成良性互动，共同促进我国法治的进步。 论文关键词新闻自由公正审判司法公正 “正义不仅应当得到实现，而且应当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得到实现。”不受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不受监督的司法程序与审判结果,也可能导致司法的不公正。司法实践中，公民并未能充分的受到公正审判，传媒也并不甘平庸，仅仅充当“传话筒”的角色。这就引发了两者之间的冲突。两者之间既有矛盾冲突又存在一致性，实现传媒与司法的平衡与契合,促使二者在各自的领域中承载独特的社会功能，又共同服务于实现社会进步这一终极目标已然成为我们不容回避的问题。 一、公正审判与传媒监督的概述 公正审判就是司法机关严格贯彻法定的审判原则、审判制度和审判程序，充分保障当事人及其诉讼参与人的诉讼地位和诉讼权利。对于法院而言，公正审判是法院审理案件的终极目标和任务，真正的公正审判即正义；对于公民而言，就是公民在审判活动中应该享有的程序性人权，既是公民在审判活动中获得程序公正的具体表现，也是实现实体公正的措施和保障。 新闻自由是近代民主制度的产物，新闻体制的基石。指“公民和新闻传播媒体在法律规定或认可的情况下，搜集、采访、写作、传递、发表、印制、发行、获知新闻或其他作品的自主性状态。”传媒监督不同于客观报道，“传媒介入是大众传媒媒介对自己认为具有新闻价值、传播价值的社会事件进行不同程度的报道，通过这种方式吸引公众的注意力，让公众参与这个问题的讨论，并自由发表自己的观点和看法，通过这一进程促进事件得到关注，进而促使其解决。”舆论监督司法具有正当性，这种正当性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探究：（一）从新闻媒体的使命、目的分析 传媒的使命是呈现司法活动的真相，实现对司法权力的制约，并希望以此来帮助公民实现公正审判权。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克拉克曾说过：“一个负责任的新闻界常常被看作是有效司法管理的助手。”大众传媒有理由运用介入式的报道，对审判活动提出合理的质疑，促进司法公正的实现——大众传媒传播的广泛性决定了传媒作为社会正义的守望者，其目的就是为了服务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忠诚地坚守着全社会成员的生存、生活环境，增进社会福祉。

论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对审判伦理的影响

论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对审判伦理的影响 摘要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对于审判伦理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本文试图通过逻辑推理的方式加以阐述。本文的主要逻辑为：“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改革确立了审判的中心地位，继而加深了法官以及相关审判人员坚守审判伦理的重要性，而审判公正又是审判伦理的最重要组成部分，坚守审判伦理就必须坚守审判公正；又因审判公正包括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所以整个逻辑贯通起来就是：坚守审判伦理，就必须做到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最后，对于如何做到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提出自己的建议。 关键词程序公正实体公正审判公正审判伦理 一、审判伦理概述 英国的哲学家培根说：“一次不公正的裁判比多次不平的举动为祸尤烈。因为这些不平的举动不过弄脏了水流，而不公的裁判则把水源败坏了。”由此可见公正的审判对于保障社会的公平正义是多么的重要，培根将其比喻为水的源头，当公正的审判被破坏之时，也就意味着水源的破坏，导致的结果将是整个河流的破坏，也就是整个司法体系的破坏。在所有的司法活动中，审判活动居于中心地位。特别是在刑事审判领域，随着诸多的冤假错案被纠正过来，司法界对纠正“以侦查为中心”，变更为“以审判为中心”的呼声越来越高，近几年的司法实践也是努力的朝着这个方向发展，目前已经基本建立了“以审判为中心”的审判模式。随着这个趋势，带来的是审判活动中心地位的巩固与加强，审判活动将会变得越来越重要，从而审判伦理在法律职业伦理中也就居于核心地位，其伦理上的要求要高于其他法律职业。裁判是否公正是衡量法官是否坚持和实现正义的基本尺度，因为无论是民事案件，还是行政案件和刑事案件，最终解决实体纠纷的在于法官的那一张判决。这张判决的重量很轻，轻到只有几页纸，但同时它又很重，因为这个判决切切实实的关乎到当事人的财产权利、甚至是关乎到一个人的自由、生命，所以裁判的公正与否，从微观上看关乎着当事人的切身利益，从宏观上看是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保障。为了保证法官裁判的公正，除了法律制度的设计外，还要求法官严格遵守职业伦理的要求，做到自省、自律，坚守审判伦理。 审判伦理是指法官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以及在审判活动之外为了保障审判的公正应当遵循的伦理规则。在我国，审判伦理的规范主要体现在三大诉讼法、《法官法》和《法官职

审判程序公正的含义及标准(程慧平)

审判程序公正的含义及标准 程慧平 上传时间:2003-4-12 一、程序公正的必要性 在法制社会中，审判被视为救治社会冲突的最终、最彻底的方式，社会成员间的任何冲突在其他方式难以解决的情形下均可诉诸法院通过审判裁决。合法的裁决以国家暴力为后盾，具有显著的强制性。“司法最终裁决”的原则，要求审判必须是公正的。审判制度或程序真正永恒的生命基础在于它的公正性。不公正的审判会减损人们对法律的信任，对司法制度失去信心。正如培根所说，一次不公的审判比多次不平的举动为祸尤烈，因为这些不平的举动不过是弄脏了水流，而不公的审判则把水源败坏了。1 时至现代，任何一个具有历史责任感的法学家或是审判机构，在其具体的活动中，都包含着对公正的考虑和尊重。马克思指出：“如果认为在立法者偏私的情况下可以有公正的法官，那简直是愚蠢而不切实际的幻想！既然法律都是自私自利的，那么大公无私的判决还能有什么意义呢？法官只能够丝毫不苟地表达法律的自私自利，司法只能够无条件地执行它。在这种情形下，公正是判决的形式，但不是它的内容，内容早已被法律所否定。”2显然，公正同民事诉讼法具有本质的联系，这种联系可能源于这样一种逻辑：任何民事争端都包含着对公正原则的扭曲，因此，纠正这种现象必须有公正的主观意识，公正的客观评价标准以及正义的社会力量。无数的民事诉讼争端表明，任何诉讼当事人都强调自身行为和要求的正当性，为了就两个对立的观点做出判定，不能没有真正公正的标准。这个标准只能是正当的诉讼程序，它是极其重要的。正如马克思所说：“审判程序和法二者之间的联系如此紧密，就象植物的外形和植物的联系，动物的外形和血肉的联系一样。”3审判程序模式的内容及其公正与否，与法律的实施效果密切相关。程序公正是实现裁决结果公正的手段，一般来说，不公正的程序是难以实现裁决结果公正的。因此，程序本身是否公正是当事人、执法者以及社会主体普遍关心的问题。 二、程序公正的含义 程序公正是一个历史范畴的概念，具有相对性，不同时期或不同阶级对程序公正有不同的理解和要求。西方学者认为，程序公正主要包含如下两层意思：一是法官不能自己审理自己，不能审理与自己利益有关系的案件，法官应该是公正无私的；二是应该平等地通知当事人各方，让他们准备陈述或答辩，允许被告为自己辩护，给当事人以同等机会和权利接受审判。4有的法学家则把程序公正概括为：法院公开审判，当事人有权聘请律师，原告负举证责任，陪审团参加裁定，裁判书要写判决理由，判决公开，当事人有上诉的权利，控制可能发生的藐视法庭的行为，等等。 笔者认为，从审判程序的历史演进过程考察，程序公正包含以下几方面：第一，程序的民主性。也就是说，程序设置是否体现大多数人的意志，是否便利于大多数人；能否体现和保障公民权利在实体上的实现；程序性义务是否给当事人带来不必要的负担等等。第二，程序的控权性。程序的功能之一是制约权力的运行，权力失控将导致不公正，程序可以约束法官行为的无常或专横。现代程序法通过法定的时限、时序、原则和制度来约束权力行为，防止法官主观臆断和偏听偏信。诉讼程序，一般来说，是法律对法官弱点和私欲所采取的一种

舆论监督与审判独立的关系辨析

舆论监督与审判独立的关系辨析 ————以李某某等五人强奸案为例 摘要 舆论监督是我国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 审判独立是法治国家一项基本的法律原则。在一个民主的法治社会里 两者都有它各自的功能和价值 都是依法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的形势下 如何理性定位舆论监督与审判独立的关系 并找到二者的最佳平衡点使舆论对司法审判的监督自由而不过度 司法审判对舆论监督的排斥合理而不过分 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论述二者既有兼容统一性 又有冲突对立性 并简析了二者产生冲突的原因 最后提出构建我国舆论监督与审判独立的平衡协调机制 以实现二者相互制衡的良性互动关系。关键词 舆论监督审判独立兼容统一冲突对立平衡 引言 轰动一时 喧嚣了近半年的李某某等五人强奸案 经北京市海淀法院于2013年9月26日公开宣判 李某某被判有期徒刑十年、其余4人分别获刑三年至十二年不等。11月27日 二审法院北京第一中级法院宣布终审判决结果 维持李某某等原审审判结果不变。这个案件虽属一桩普通的刑事案件 但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受到社会广泛关注。当然 多数民众关注的焦点还是这起案件的真相 关注该案的审判能否排除身份差异和权贵干扰 能否严格依照法律程

序审理 判决结果是否公平公正。在媒体令案情越来越公开透明的该案中 言论的交锋与舆情的对峙 使司法审判机关承受了很大压力。宣判结束后 海淀法院就此问题向社会作了公开回应 该案审理严格按照新刑诉法的相关规定进行 没有“舆论审判”的因素 真正做到了依法独立办案 体现了程序正义和实体公正。 该案从头至尾舆论监督在公民知情权和言论自由权的保障下提前介入 营造出了强烈的舆论氛围。可以说 案件的审理在很大程度上寄托着民众对审判独立和司法公正的期待。舆论的强势介入促进了司法审判活动的公开和透明 同时也彰显出审判独立在当今社会中的重大价值。本文欲以此案为例就如何认识和正确处理舆论监督与审判独立的关系试做浅论。 舆论监督是广大社会公众及新闻工作者通过多元化的媒体对社会公共事务和公共权力运行中存在的偏差行为进行批评、建议和制约的一种监督 是公民言论自由权、批评建议权和知情权的延伸权利。我国从宪法层面确立了舆论监督的法律依据和法律地位。审判独立指司法审判机关在法律的范围内对案件进行独立公正审判 而不受任何干扰。审判独立在法治国家中是一项基本的法律原则 既是宪法原则 又是审判原则。 舆论监督和审判独立均有其合法性根据 它们的最终价值追求和根

审判权公正行使问题探析

审判权公正行使问题探析 [摘要]法官公正行使审判权是审判权公正行使的核心内容，而法官独立行使审判权是审判公正的前提条件。文章拟从法官公正审判的角度来探析审判权公正行使的实现问题。 [关键词]公正审判；法官独立；监督 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主要内容之一，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人民法院被视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而公正是法院审判的最终价值追求。法官是代表法院行使审判权的主体，法官公正行使审判权成为审判权公正行使的核心内容，①而法官独立行使审判权是审判公正的前提条件。我国宪法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这里的独立包括外部独立，即审判机关与其他机关、团体、个人的独立，也包括内部独立，即上下级法院之间的独立、同级法院之间的独立（包括各同级法院之间的独立、同一法院各庭室之间的独立、同一庭室之间各法官之间的独立等）。但审判实践中，因制度缺失、法官素质等因素的影响，一些法官无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基于此，本文拟从法官公正审判的角度来探析审判权公正行使的实现问题。 一、制约法官公正审判的主要因素 （一）法官独立受制约 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法院的设置及法院的人事和财政等权力归地方政府，另外，法院内部助理审判员、审判员、审判长等级别的划分被打上了行政等级的烙印，庭长、院长等的行政性事务与法官的审判职能往往交错在一起，庭长、院长案件审批制度的存在等都影响了法官办案的独立性。 （二）法官队伍素质参差不齐 1.法官任职门槛低。法官公正行使审判权是审判权公正行使的核心内容，是法官的神圣使命。正是基于法官职业的特殊性，在法官的选拔和任免上要求应更为严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的规定，担任法官必须具备的条件之一为“高等院校法律专业本科毕业或者高等院校非法律专业本科毕业具有法律专业知识，从事法律工作满二年，其中担任高级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法官，应当从事法律工作满三年；获得法律专业硕士学位、博士学位或者非法律专业硕士学位、博士学位具有法律专业知识，从事法律工作满一年，其中担任高级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法官，应当从事法律工作满二年。”每年，全国各级法院都要新招一批人（包括且大部分为应届毕业生），根据法官法的规定，这些人在法院工作满一年或两年后一般就能成为法官。因为缺乏审判实践及系统培训而无法做到独立办案，于是庭长、院长审批案件制度有了其继续存在的理由。一些审判经验丰富的老法官学历不高、理论功底不够不扎实，遇到新情况新案件不知如何入手；

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研究学术综述

理论视野 青年记者·2009年12月中 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研究学术综述 ● 刘喜梅 公共交流的平台，为促进环境生态好转，构建公共性，培育公共意识的作用独一无二。可见传媒在促进环境治理方面的巨大效能。 强调传媒公共性并非要抹杀它的利益诉求，泯灭其合理的逐利选择，而是要突出它的公共责任，以及公共利益维护者的地位和权威。环境生态是今天最为突出的公共问题，如果不借助传媒这一公共平台，恐怕环境问题的解决就会遇到更大的阻碍，环境的破坏会来得更猛烈，社会矛盾会更加尖锐。所以作为公共信息平台反映公共问题是符合逻辑的，二者应该有效结合，以此提升公共性层次，培育公民更强有力的公共意识，从而促进环境生态有效改善，促进文明、民主的社会发展前进。 以上分析了环境问题作为公共问题的特点表现以及环保传播中传媒与环境公共性的重合，最后的问题则要归结为两种公共性统一之后的目的与走向—— 近 些年来，随着我国民主法制建设进程的加快，舆论监督在我国政 治经济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显著，媒体舆论与司法活动的关系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因此二者的关系也成为近年来新闻传播学术研究的热点之一。 问题的缘起 在我国，媒体作为舆论监督的重要载体，对司法的监督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不断发展的过程。1954年新中国颁布第一部宪法，对出版自由、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做了纲领性的规定，新闻自由也蕴涵其中。但是遗憾的是，这种良好的开端并没有持续发展下去。 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开始了对新闻立法的探索，1984年5月，全国人 大教科文卫委员会与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共同成立了“新闻法研究室”，这标志着新闻法起草工作正式启动。1988年，“新闻法研究室”起草了《新闻法》（草案），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我国至今未制定出新闻法。1998年4月，在全国法院整顿工作座谈会上，时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肖扬同志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公开审判制度。同年12月1日起，北京市各级法院对依法应当公开审理的案件一律公开审理 ，并要求旁听或采访的新闻记者遵守法庭规则，对公开审判案件的报道应当实事求是、客观公正、文责自负。此后，全国各地媒体对司法的监督便日益频繁起来。因此，也可以说，“传媒对司法监督问题是在中国司法体制改革的大环境 中提出、并且作为司法体制改革的一项具体措施来认识和讨论的。”① 媒体监督司法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首先，“新闻媒体监督司法审判是公民和媒体新闻自由的直接要求。新闻媒体对司法审判活动进行采访、报道和评论，形式上是新闻媒体新闻自由权在司法领域的直接体现，实质上是广大公民新闻自由权的直接要求，是公民在司法领域行使知晓、言论、出版、批评、建议等权利的直接要求。”② 其次，“司法腐败已到了非根治不可的地步”。现阶段，司法腐败现象大量存在使人们普遍认识到必须强化对司法权的监督，以清除司法腐败，促进司法公正。传媒作为重要的社会监督力量，在这方面被寄予厚望。由此，传媒监督 公共参与。由于公共问题的内涵、特征及其外延，决定了环境问题无一例外具有公共问题的突出症候。当前的公共问题有很多，环境生态只是其中的一种，但它是最为典型的公共问题。其他公共事务诸如教育、医疗卫生、住房、交通、人口、粮食、土地、能源等方面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弱化问题。环境问题除了政府作为主导者之外，这种公共问题的解决还有赖于全体人民的共同努力，也就是需要和衷共济、齐心协力、共同参与。有些问题要靠政府解决，但不是仅靠政府就可包办；对环境的治理，政府与市场都存在着“双重失灵”，因此需要民众的广泛参与，而民众的参与又离不开传媒的动员，这就需要政府、市场、民众三方为主体的参与，具体包括各级政府、职能部门、大众传媒、企业、社区、个人以及各类自治组织团体都需要参与环境治理。 【本文为2009年江苏省高校社科项 目《科学发展观与环保传播研究》部分成果，项目编号：09SJD9860005】 注释： ①赵成根：《行政决策概论》，北京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自编教材，1999年版,第44页 ②陈庆云：《公共管理基本模式初探》，《中国行政管理》，2000年第8期 ③张庆东：《公共利益：现代公共管理的本质问题》，《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 ④陈桂棣：《淮河的警告》，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0页 ⑤李小 ：《淮河流域水污染的原因分析及防治对策的探讨》，《中国科技论文》，2007年第4期 ⑥【德】哈贝马斯著，曹卫东等译：《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32页 ⑦关于厦门海沧化工项目危害的消息主要是通过手机短信在广大厦门市民之间进行传播 (作者单位：徐州师范大学信息传播学院)

关于公正审判权的解释理论初

公正审判权的解释理论初探 提要: 研究公正审判权的解释理论有助于系统地把握公正审判权的含义、理解人权事务委员会的解释实践和预测人权事务委员会未来的解释走向，促使公正审判权的国内实践符合公正审判权的国际标准。《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条规定了“解释之通则”，第32条规定了“解释之补充资料”。这些规定被国际社会认同为“解释国际公法的习惯规则”，人权事务委员会在解释公正审判权时也适用了这些规定。 公正审判权(“the right to a fair trial”或“fair trial rights”)，是指由一系列与公正审判有关的、具体的权利组合而成的权利群或权利集合。1966年的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第14条和第15条对公正审判权作了具体的规定。我国政府于1998年10月签署了《公约》。当前我国政府正在为批准《公约》作积极的准备工作。全国人大常委会一旦批准《公约》，根据“条约必须遵守”的国际法原则，我国就必须执行《公约》的规定，加强对公正审判权的保障。本文主要探讨公正审判权的解释理论，以期为我国批准《公约》和学术界进一步研究公正审判权提供一定的参考。 一、研究公正审判权解释理论的必要性 《公约》第14条和第15条共规定了16项权利，这16项权利分别是：法庭前的平等权，由合格的、独立的及中立的法庭审判的权利，审判公开的权利(第14条第1款);被推定为无罪的权利(第14条第2款);被告知指控的权利(第14条第3款第1项);准备辩护的权利以及与辩护人联络的权利(第14条第3款第2项);受审时间不被无故拖延的权利(第14条第3款第3项);出庭受审、辩护和获得指定辩护的权利(第14条第3款第4项);传唤和询问证人的权利(第14条第3款第5项);免费获得翻译人员帮助的权利(第14条第3款第6项);不被强迫自证其罪的权利(第14条第3款第7项);对未成年被告人的特殊保障(第14条第4款);上诉权(第14条第5款);因为误判而获得赔偿的权利(第14条第6款);不受重复追究的权利(第14

简论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 陈力丹

简论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 如何处理好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的关系，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在西方法律界，不论是海洋法系还是大陆法系的国家都排斥“舆论监督司法”这样的概念，担心造成公众对司法的不信任，从而损害法律的权威性；而新闻界，则习惯于担当与主流政治制度对抗的角色，司法便是主流政治制度的替身。但是，由于传媒和司法至少在形式上都宣布其价值追求是“公正”，因而各法治国家均将新闻自由和司法独立作为基本价值予以肯定。同时我们还应注意，司法追求的是法律公正，而传媒体现的是自身或受众观念上的道德意义的公正。这两者的差异正是本文企图厘清的 一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媒介与司法都是在党的领导下，都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不应处于根本对立的态势。但是在具体的操作中，也确实出现过媒介不大正确的意见压力，影响司法公正的事件；出现过司法压制正确舆论监督的事件。矛盾在于二者社会职能和工作性质的差异。差异在于： 第一，媒介的职业特征就是报道动态的东西、超常的事情；而司法对待纠纷的态度是消极的，按照法律规定的管辖权限和程序去消弭纠纷。 第二，媒介要求尽可能在第一时间内以最快的速度完成报道，而司法审判的时效要宽松得多，以经得起时间考验。 第三，新闻语言力求标新立异，扣人心弦；司法讲求用词严谨，要求前后的一致性。 第四，新闻事实是记者的所见所闻或采访所得，而司法事实是指以法律为准绳，有确凿的证据的事实。 第五，舆论监督缺乏明确的法律定位，而司法代表着国家强制力与终局裁量权。 出现传媒与司法之间的矛盾是正常的，问题在于需要找寻两者之间的平衡点。 二 现在，我国的舆论监督和司法公正都存职业化程度不高的问题。某些司法部门一方面未完全履行职责，另一方面又不断地越权和扩张权力。有些媒介也在利益驱动下，以舆论监督司法的名义进行炒作，这种非规范行为对司法的损害是很大的。这里开的是传播学界的研讨会，所以特别就传媒关于司法报道的炒作态势多讲几句。 我国传统的犯罪案件报道，本来有“声讨、公审、枪毙”的模式，忽视司法独立，实行舆论审判的积习较深厚。现在又多了一层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出现干扰司法审判的情形增多。例如在报道蒋艳萍经济犯罪案件时，各媒体的报道一边倒，难以看到或听到不同的、客观的评说。法庭还没有庭审调查，报道中就说起诉书“言之凿凿”（那么何必还要法院审判呢？）；审理过程中，又把律师和蒋的申辩斥责为“强行狡辩”、“百般抵赖”（那么何必还要设置辩护制度呢？）。再如张君抢劫杀人案审理时，某家全国性报纸发表《重庆满街声讨“魔头”》的通讯，抢在法庭判决前，做了大量的渲染，诸如“张君该千刀万剐”、“杀一儆百”、“用张君人头祭奠亡灵”等等极端的语句，缺乏基本的文明。这种“文革”式的对案件报道的热心，显然会妨碍司法的公正审判。 针对这类情况，可以考虑一些解决问题的应景措施（作为道德性质的要求，它们尚是相当软弱的）。例如，媒介对于司法的监督需要做好以下几点：首先，报道中绝不能有意炒作，要表现出尊重事实的严肃态度。

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线

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线 ——“依法治国、依规治党”系列述评之五 “必须完善司法管理体制和司法权力运行机制，规范司法行为，加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 “破解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司法不公等制约依法治国全面推进的瓶颈性问题，是四中全会的主要着力处。把这些工作做实、做细、做到位，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才会从法治愿景走向现实生活。”中央党校教授辛鸣说。 司法不公，降低国家法治的公信力 公正是法治的核心。正如英国哲学家培根所说：“一次不公正的审判，其恶果甚至超过十次犯罪。因为犯罪虽是无视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审判则毁坏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源。” “目前，在我国，司法腐败、司法不公的现象依然存在，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等情况时有发生。”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胡建淼说。 2014年10月29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关于人民检察院规范司法行为工作情况的报告》时表示，最高

检今年3月起部署开展针对一些“有权人”“有钱人”违法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问题的专项检察，至9月底已建议收监执行800名罪犯，包括原厅局级以上职务犯罪罪犯82人。 赵作海、佘祥林、聂树斌、念斌……人们不会忘记这些与“冤案”相关的名字，这些司法不公的案件，在社会上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损害了法治的公信力。 与此同时，法官执法犯法已不鲜见—— 2002年8月，“辽源打黑第一案”的主角“黑老大”刘文义，在初审时获刑20年，但几经司法来回后，最终服刑3年即告出狱。2007年8月，刘文义再次被捕，相关律师、法官和监狱管理人员因涉嫌介绍贿赂和受贿被查，其主体竟是吉林省高院的4名法官。 此外还有，原告被告通吃的广东高院原经济审判庭法官苏利民，福建泉州“索贿法官”王通，武汉中院13名法官腐败案…… 法院是保障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法官的腐败行为，直接导致司法不公，极大危害社会公平正义，是对国家法治公信力的严重亵渎。针对这些现状，四中全会提出，对司法领域的腐败零容忍，坚决清除害群之马。 造成司法不公的原因，客观主观因素都有

审判程序公正的含义及标准

审判程序公正的含义及标准 一、程序公正的必要性 在法制社会中，审判被视为救治社会冲突的最终、最彻底的方式，社会成员间的任何冲突在其他方式难以解决的情形下均可诉诸法院通过审判裁决。合法的裁决以国家暴力为后盾，具有显著的强制性。“司法最终裁决”的原则，要求审判必须是公正的。审判制度或程序真正永恒的生命基础在于它的公正性。不公正的审判会减损人们对法律的信任，对司法制度失去信心。正如培根所说，一次不公的审判比多次不平的举动为祸尤烈，因为这些不平的举动不过是弄脏了水流，而不公的审判则把水源败坏了。1 时至现代，任何一个具有历史责任感的法学家或是审判机构，在其具体的活动中，都包含着对公正的考虑和尊重。马克思指出：“如果认为在立法者偏私的情况下可以有公正的法官，那简直是愚蠢而不切实际的幻想！既然法律都是自私自利的，那么大公无私的判决还能有什么意义呢？法官只能够丝毫不苟地表达法律的自私自利，司法只能够无条件地执行它。在这种情形下，公正是判决的形式，但不是它的内容，内容早已被法律所否定。”2显然，公正同民事诉讼法具有本质的，这种可能源于这样一种逻辑：任何民事争端都包含着对公正原则的扭曲，因此，纠正这种现象必须有公正的主观意识，公正的客观评价标准以及正义的社会力量。无数的民事诉讼争端表明，任何诉讼当事人都强调自身行为和要求的正当性，为了就两个对立的观点做出判定，不能没有真正公正的标准。这个标准只能是正当的诉讼程序，它是极其重要的。正如马克思所说：“审判程序和法二者之间的如此紧密，就象植物的外形和植物的，动物的外形和血肉的一样。”3审判程序模式的内容及其公正与否，与法律的实施效果密切相关。程序公正是实现裁决结果公正的手段，一般来说，不公正的程序是难以实现裁决结果公正的。因此，程序本身是否公正是当事人、执法者以及社会主体普遍关心的问题。 二、程序公正的含义 程序公正是一个历史范畴的概念，具有相对性，不同时期或不同阶级对程序公正有不同的理解和要求。西方学者认为，程序公正主要包含如下两层意思：一是法官不能自己审理自己，不能审理与自己利益有关系的案件，法官应该是公正无私的；二是应该平等地通知当事人各方，让他们准备陈述或答辩，允许被告为自己辩护，给当事人以同等机会和权利接受审判。4有的法学家则把程序公正概括为：法院公开审判，当事人有权聘请律师，原告负举证责任，陪审团参加裁定，

传媒监督与司法公正

传媒监督与司法公正 冷宝阳 传媒即传播媒介，包括报纸、刊物、广播、电视等，传媒监督也即是以大众传媒为载体对各种违法违纪行为特别是国家公职人员的违法犯罪，渎职腐败行为所进行的揭露、报道、评论或抨击。在现代法治国家，司法权是国家权力的重要部分，传媒对司法活动进行监督，已成为一种司空见惯的社会现象。近年来，随着我国司法改革的不断深入，司法公正的呼声日益强烈，加强对司法的监督已成为一项紧迫的任务。传媒监督因其居于舆论的主导地位而成为我国加强司法监督，促进司法公正的一支重要力量。近年来的社会实践证明，传媒监督在促进司法公正、遏制司法腐败、维护社会正义方面发挥了其积极的作用。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在我国由于缺乏对传媒监督的制约机制，传媒监督对司法公正造成的负面影响应不容忽视。在此，本文试对传媒监督与司法公正的互动关系，传媒监督存在的误区及原因以及如何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传媒监督机制作初步的探讨。 一、传媒监督与司法公正的互动关系 司法公正不是一个孤立的概念，其前提是司法独立，并通过公开审判得以实现。因此，研究传媒与司法公正的关系不能离开司法独立和公开审判。 (一)传媒监督与司法独立 司法独立，是一项为现代法治国家所普遍承认和确立的基本准则。

作为一项宪法原则，它确认司法权的专属性和独立性，是现代法治的基石;作为一项审判原则，它确保法院审判权的公正行使，防止法官的审判过程和审判结果受到来自其他政府部门和外界力量的干涉和影响。从历史的经验和当代的实际来看，对司法独立的最大威胁除了来自行政机关的非法干涉以外，传媒的过度渲染和炒作，也是影响司法独立的一个重要因素。 审判活动本身是一个以主观认识客观，以已知探求未知的过程。理性思维与独立判断是法官正确认识案件事实和适用法律的基础。在此过程中，排除任何形式的干涉和影响，包括来自媒体的渲染和影响，对于承办法官是十分必要的。然而新闻的自由性、典型性和及时性原则对司法独立天然就具有侵犯性。 首先，新闻自由是指采集、发布、传送和收受新闻的自由，包括出版、播放、报道、发表意见和进行批评的自由，然而，由于司法动的严肃性，要求新闻自由的范围和程度应当受到限制。但在实践中，新闻工作者通常过多地强调新闻自由，对司法活动的报道往往超越了法律的界限，从而对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造成损害。 其次，新闻的典型性原则要求新闻媒体从社会公众心理考虑，抓住典型、重大案件进行报道，引起公众关注与参与，形成舆论热点。在片面追求轰动效应，提高受众率的利益驱动下，媒体可能会对某些案件的情节过于渲染或妄加评论，从而对法官判案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和心理负担。

构建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体系的一种思路——以公正审判原则为核心

构建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体系的一种思路——以公正审判原则为核 心 长久以来我国刑事诉讼法都有在总则中规定基本原则的立法传统，因此长期以来刑事诉讼学界对刑事诉讼基本原则的研究开展的十分深入，有关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的内涵、确定标准、特征、外延及组成等内容的学理探讨一直未曾中断过。目前最高立法机关已经将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列入了立法计划，在此次修改刑事诉讼法的过程中，如何完善与规定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也就成为了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学理中关于基本原则论述主要是从基本理论的角度论证了各个刑事诉讼原则的合理性，但是从立法的角度来看，最为迫切的问题是找到一个确定基本原则的合理标准或者说方法，从而勾勒出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的大致体系。一个清楚、明了的体系有助于在修改法律时，准确、合理地梳理目前的原则构成，尽量形成完整的原则体系统率整部法典，这也是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一个重要基础工作。 关于刑事诉讼原则体系的已有研究 我们可以大致将现有的关于刑事诉讼原则体系的研究分为两类：一是从纯粹解释刑事诉讼法3－16条的法律规定出发，将我国刑事诉讼法中的原则概括为13项基本原则，在此本文不再一一列举。[①]这种注释的研究方法显然具有明显的缺陷，尤其是注释我国这样一部较不完善而且仍处于不断变动中的刑事诉讼法，其对刑事诉讼原则的概括是很难令人满意的。 正是出于对这种注释研究方法的反思，近年来特别是96年修改刑事诉讼法以来，学术界在加强刑事诉讼基本理论研究和国际公约适用研究的同时，开始提出了一系列的为国际社会所通用且符合刑事诉讼基本原理、基本价值观念的刑事诉讼原则。这些原则大致可以列举如下：程序法定原则、司法独立原则，无罪推定原则，辩护原则，法的平等保护原则，诉讼经济原则，诉讼及时原则，禁止重复追究原则。[②]也有学者继续补充增加了国家追诉原则、任何人不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程序参与原则、强制性措施适用与适度原则、程序公开原则、社会参与原则[③]以及司法审查原则、控审分离原则、审判中立原则、控辩平等原则。 在提出这些刑事诉讼原则的同时，也有不少的学者对于刑事诉讼原则的基本范畴如内涵、外延、基本特征、体系、分类、研究方法、价值与功能等问题进行了分析与研究。其中关于刑事诉讼原则的内容或者说是体系之争尤其引人瞩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