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惠帝新论——兼论司马迁的错乱之笔之二
汉惠帝新论——兼论司马迁的错乱之笔（之
二）
五、惠帝何时立太子？
吕后四年五月废杀皇帝另立新帝。关于此事，卷九的记载，即“宣平侯女为孝惠皇后时……以太后制天下事也”，有三个问题值得探讨。一、是谁杀了皇帝之母？亦即帝言中之“后”指“孝惠皇后”或“太后”？
二、司马迁既引述帝言“我未壮”，为何又记载“帝壮”？两者似相矛盾。三、这位皇帝何时被立为太子？
关于第一个问题，《汉书·五行志上》与《外戚传上》的相关记载都明指“太后”。这是可信的。因为，此时“太后制天下事也”；张皇后当时应极年轻，岂有权力杀太子之母？而且，司马迁特别指出她在十二年后株连甚广的诛吕政变中“唯独”幸免于难，证明她先前未曾犯下这个罪行。（注：卷四九《外戚世家》载：“高后崩……卒灭吕氏。唯独置孝惠皇后居北宫。”）因此，此处的含混记述显然是有意的。
关于第二个问题，韩兆琦注曰：“张文虎曰：‘壮字疑衍。’(《校勘纪》)按：张说是。后文有帝曰：‘我未壮，壮即为变。’可知此时帝犹未壮也。”（注：韩兆琦：《史记选注》，台北里仁书局1994年版，第176页。）或许基于相同理由，《汉书·外戚传上》的同一记述删除了“帝壮”二字。然而，这个删改正确吗？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先解答第三个问题。
首先，郭嵩焘认为《史记》的记述不可信。他指出张皇后取惠帝后宫
之子为子时应在惠帝五、六年；这个小孩即位为皇帝时应只二三岁，被杀时也只不过六七岁。吕后当时大权在握，怎么会因他一两句话而害怕呢？他又是吕后的亲子孙，吕后怎么会如此狠毒呢？（注：郭嵩焘：《史记札记》卷一，上海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假定惠帝立太子在立张皇后之后，则郭氏的推论便是合理的，“帝壮”的“壮”字就如张文虎等所指的是衍文，那么班固删掉这两字就是正确的。
问题是，这个假定是不成立的。因为，惠帝立太子应在他即位之初而不在立张皇后之后。司马迁以错乱之笔在卷八《高祖本纪》记载了这件事：
丙寅，葬。己巳，立太子。至太上皇庙，群臣皆曰：“高祖起微细……”上尊号为高皇帝。太子袭号为皇帝，孝惠帝也。令郡国诸侯各立高祖庙，以岁时祠。
梁玉绳指出，这段记述有三个错乱。一、“高祖”称谓错乱，“此时群臣方议尊号，何得先称‘高祖’？《汉书》作‘帝’，是也”。二、“丙寅”前应加“五月”二字。三、同卷最后孤悬无依的“葬长陵”三字应移至“丙寅”之后并删除一“葬”字。（注：梁玉绳：《史记志疑》卷六。）笔者认为，这些应是司马迁暗示此段记述有隐情的错乱提示。这个隐情就是历来众说纷纭的“己巳，立太子”五字。
这五字班固改写为“已下，皇太子群臣皆反至太上皇庙”。张守节认为这个改写错误，原文应指“丙寅葬后四日，至己巳即立太子为帝”。《资治通鉴》作“五月丙寅，葬高帝于长陵……己巳，太子即皇帝位”，近似张氏之说。梁玉绳则认同班固的改写，认为“‘巳’乃‘已’字之
重，‘立’乃‘下’字之误”，而不同意张氏之说，认为此说与原文的“太子袭号为皇帝”重复。刘辰翁认为“立”字可能是多余的，“‘己巳太子至太上皇庙’甚顺”。王孝廉认为“‘立太子’当是‘皇太子’之伪”。王叔岷指出，前引诸说“梁说较胜”（注：本段引文均见王叔岷《史记斠证》第二册，第351—352页。）。
笔者认为，这些说法均未得其解。“己巳，立太子”当指刘盈在高帝葬日“丙寅”即位、袭号为皇帝后第三日“己巳”就立太子。
首先，太子刘盈应在高帝葬日即位为帝并谒祖庙。下列三事可以为证：一、卷九载惠帝死后，“九月辛丑，葬。太子即位为帝，谒高庙”。二、文帝被拥立时，“辛亥，皇帝即阼，谒高庙”。三、文帝葬后，“太子即位于高庙”（注：两句引文均见卷一○《孝文本纪》。）。此处惠帝所谒者为“太上皇庙”而非高庙是由于此时高帝初崩尚未立庙，“令郡国诸侯各立高祖庙”可证。因此，司马迁将“太子袭号为皇帝，孝惠帝也”十一字载于“己巳”日之后，时序错乱。
其次，惠帝即位之初很可能以亲身经历就接受群臣的建请而立太子。刘邦在汉王二年彭城大败逃难时巧得刘盈后就立他为太子；当年他只有五岁。（注：事见卷八《高祖本纪》。）这也说明刘邦早已认识立太子的重要性。而且，如前所述，他临终前由于坚信确立皇位继承人的重要性而放弃废吕后的念头，因此也应会交代惠帝即位后就立太子。此外，年轻的代王在被拥立为皇帝后，群臣也在第四个月就为他立太子。（注：卷一○《孝文本纪》载文帝元年正月立太子。）这些事实与叔孙通谏诤太子不能废之言——“秦以不蚤定扶苏，令赵高得以诈立胡亥，
《美人心计》：从刘盈到窦长君
天子刘盈是你，窦氏长君是你。 天下你不要，你选择自由。 可你，情愿舍弃自由，只为她。 因为你的天下，只有她。 而她，却不是你的。 ——题记 这一篇文章，记窦漪房生命中一个重要的男人——刘盈，或者说，窦长君。 因为我一直觉得，若唤刘盈，便只能唤她作杜云汐，而她成了漪房，他注定要成为长君。 这一篇，以倒叙来记你，因为我想你此生只希望：人生若只如初见。—————————————————————————————————————— 【一】长君之死。这一辈子，你都为她而活。到死，那笑容依然魅惑，而她，一辈子都不是你的。 那时，已是窦长君的身份，那时，她已经没有了刘恒的陪伴，可那时，她依然不愿随你而去。 因为她说：我不走，这汉宫有他的气息，我要守住他的气息，守住他的基业。 这一辈子，她口中的他，都永远不是你。 该是放手的时候了，长君。 可谁知道呢，这一放手，便是永别了。 他们拿她的儿子威胁她，他们拿江山威胁她。 那一次，只有你在她身边了，再没了刘恒，再没了雪鸢的她，只有你，只剩你。 一早就做好了赴死的打算吧，在她还惊慌失措的时候告诉她：待会一切听我的。
她慌乱地点头，从来不曾去想，这是你们的，诀别。 用自己交换了她的武儿，坦荡地走到他们的面前，我从来都觉得你是英俊的，纵使时光一转几十载，在你的脸上，仍旧有帝王的威严和潇洒。 你嘴角上扬，说：跟你们走，大汉不就完了。 你用力握剑，狠狠地直入自己的心脏。 那一刻，天旋地转，那一刻，你听到她撕心裂肺的呼喊。 倒下的那一刻，你笑了。 是解脱了吧，这一生的劫，这一世的爱，终于要到此终结，而你，现在在她的怀中。 雪鸢之死，愤懑多于悲情；刘恒之死，感动多于悲情。 只有长君之死，是全部的悲伤和不可抑制。 你笑着，她哭着。 你抬起手，想覆上她的脸，你说：姐姐，不哭，没有人可以威胁你的。 这一句，心酸，心碎。 你仍旧唤她姐姐，我知道，你多想唤她一句云汐，连漪房也不要。 生命中的最后一句，你还在保护她。 这一世，这一生，你用全部成全她。 这一死，这一别，云汐，他只要你幸福。 好吧，此生就这样了，但愿来生，来生让我再遇见你。
论司马迁经济思想的特殊性
论司马迁经济思想的特殊性 摘要：司马迁是我国西汉时期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经济思想家，以其鸿篇巨制《史记》名彰千古。但长期以来，关于司马迁及《史记》研究多集中在他的生平、家世、交游、字词考证、思想精神等史学方面和文学方面。而关于他的经济思想研究较少。本文拟以司马迁《史记》中的《货殖列传》为主，兼顾《平淮书》、《河渠书》，主要论述他的超越时代的、特殊的经济思想。 关键词：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独特经济思想 司马迁不仅是一位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同时也是我国古代一位杰出的经济思想家，他瑰丽奇特的经济思想主要表现在《史记》中的《货殖列传》、《平淮书》和《河渠书》三篇著述中，尤以《货殖列传》为主，笔者就其独特的经济思想，归纳如下： 一、主张民富，认为求利乃人之天性 西汉时期，自从汉武帝听从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后，儒家思想一直占官方统治地位。儒家在民众求利言富方面。先圣孔子说“放于利而行，多怨”，“富与贵，于我如浮云”，“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一部《论语》“子
罕言利。”不言利，或者认为一个人财富的多寡在于“天”，在于“命”，忽视了作为自然人后天的努力和奋斗，很明显有宿命论的倾向。孟子则曰“仁义而已，何必言利”，也采用回避的态度。儒家对于“利”的这种观点，在当时士人当中影响深远。但司马迁却不然，他主张民富，认为求利乃人之天性。是人性中的自然表现。他从人的自然本能出发，认为人人都有“趋吉好利”的本性。社会上人的一切活动，其目的就是在追求“利”，也就是追求物质财富。他在《货殖列传》中说“自天子至于庶人，好利之弊何以异哉”，“富者，人之性情，所不学而俱欲者也。”并进一步深刻的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他没有被当时的主流社会思想所掩蔽，而是独立思考，勇敢的揭去了统治阶级长期蒙蔽于百性头上“仁义”的面纱，肯定了普通民众求富的合理性，并举子贡富而使孔子名扬天下的事例，表述了自己在“民之求利”方面独到的见解，认为致富求利，是合乎人性的“道之所符”、“自然之验”。而正是这种“求利”思想，推动着个人及社会的向前发展。他的思想，表现了他朴素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和社会观。比西方亚当?斯密“经济人”的思想提出早了1800多年。 二、社会分工思想 司马迁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充分认识到了社会分工和商品交换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他把西汉当时的社会分
从《史记》看司马迁的政治思想1
从《史记》中看司马迁的政治思想 摘要：《史记》记载了上自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哲学、政治、经济、军事等）。在笔下的三千多年的历史中，司马迁将其主张的政治思想融入其中，直接或者间接地表明自己对统治者的执政理念的看法。本文将从“崇尚德治，反对暴政”“主张顺民之俗，颂扬无为政治”“反对分裂割据，颂扬秦汉统一”“认同天人感应，肯定人事作用”四个方面来阐述司马迁的政治思想。 关键词：司马迁，史记，政治思想 司马迁在我国古代是最有创造天才的历史家、文学家和思想家。他有着坚强的毅力、崇高的人格和卓越的史才，所以在两千多年前就“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融汇百家学说、各种知识于一编，将各种文化典籍整理编撰为一部历史著作，即纪传体《史记》。《史记》是一部体系完整、规模宏大、气势磅礴、见识超群的历史巨著，蕴含着深邃的思想和历史哲学，闪耀着民族精神的光辉，是伟大中华人格的凝聚，是一部“百科全书”，是民族文化的浓缩。司马迁在《史记》上投入了自己的全部心血，作为统治阶级的上层辅助，他将自己的政治思想融入了自己的心血《史记》。纵观《史记》，我们可以体会到司马迁的政治思想，基本倾向是倡导儒家的“仁政”为本，辅以道家的“无为”为表的统一体，同时对于阴阳、名、法、墨各家也兼收其长，扬弃其短。这在《论六家要指》中有着明晰的阐述。司马迁的政治思想的形成，不仅仅是融合儒、道及诸子百家的思想资料，而且更主要地是总结历史经验“自古志镜”提出的。所以，司马迁的政治思想属于经世致用型，而不是思辨理论型，他既不是儒家，又不是道家，而是升华历史经验自成一家。主要内容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崇尚德治，反对暴政 在司马迁笔下，“德治”与“暴政”是相互对立的，作者的褒贬倾向特别鲜明。在《太史公自序》中将古圣先贤禹、汤、文、武称颂为德治之君，说夏禹“德流苗裔”，周文王“德盛西伯”；而对于夏桀、殷纣、周幽王、周厉王，以及秦始皇、秦二世这些君王，贬抑为“暴”。司马迁用这一政治观念模式总结历史经验。在《夏本纪》中，他表述“帝桀之时，自孔甲以来而诸侯多叛夏，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汤修德，诸侯皆归汤，汤遂率兵以伐夏桀”。在《殷本纪》中表述：纣王“好酒淫乐，嬖于妇女，……百姓怨望而诸侯有叛者，于是纣乃重刑辟，有炮烙之法”。而周文王“修德行善”，诸侯多叛周而往归西伯。古代“虞夏之兴”，“汤武之王”，因修刃行义，“德洽百姓”；而桀、纣、幽、厉之亡，则是因暴虐不仁。中古春秋时期，“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而“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这里所说的本，就是仁义之本。近世楚亡汉兴，也因“子羽暴虐，汉行功德”。汉兴百年之间，“诸侯或骄奢，忕邪臣计谋为淫乱，大着叛逆，小者不轨于法，以危其命，殒身亡国”。所以司马迁明确地宣称，他写作《汉兴以来诸侯王表》的目的，就是“臣迁谨记高祖以来至太初诸侯，谱其下益损之时，令后世得览。形势虽强，要之以仁义为本”。 司马迁崇尚德治，反对暴政，但并不排斥“法治”，而只是认为“刑法”不是治政的根本，不能带来太平，更不应酷烈。循吏、酷吏两传序论对照极为鲜明。《循吏列传·序》：“法令所以导民也，刑罚所以禁奸也。文武不备，良民惧然身修者，官未曾乱也。奉职循理，亦可以为治，何必威严哉？”《酷吏列传·序》：“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浊之源也。”很显然，司马迁认为暴力和法，是治政之“具”，不可缺少。但“具”只是手段，不是政治的目的。“汉兴，孝文施大德，天下怀安”，这才是目的。为政之道，是以“德治”导致天下太平。 “德治”是儒家政治的根本。“德治”也就是“仁政”，出发点虽然是为了巩固封建统治，具体内容却是轻徭薄赋，主张节制对人民的剥削，缓和阶级矛盾。这一政治理论基础是“民惟邦本，本
【汉武大帝吧】汉武帝对司马迁_史记_影响考论
文艺评论·literature and art criticism 2012·2 汉武帝于公元前141年3月登基，公元前87年3月驾崩，在位五十四年。司马迁生于建元六年（前135年），约于征和三年（前90年）去世。因此，可以说司马迁的一生和汉武帝的统治相始终。 汉武帝的雄才大略所营造的积极进取的时代精神不仅极大地感染了司马迁，而且对他的文学创作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同时，等级森严的封建制度决定了依附于皇权的司马迁也会因君主好恶而遭遇人生沉浮。因此，笔者拟以汉武帝对司马迁创作的影响为个案，以剖析等级制度下帝王与文学的关系。 （一）汉武帝为司马迁创作提供了有利条件 汉武帝的历史功业、 对司马迁的任用激发起他创作《史记》的责任感，统一安定的国内形势，给司马迁漫游搜集史料提供了保证。 汉武帝统治时期达到西汉的鼎盛，国家实力大增，呈现出蒸蒸日上的大汉气象。据《汉书》记载： 躬仁谊，厉威武，北征匈奴，单于远遁；南平氐羌、昆明、瓯骆两越，东定薉貉、朝鲜，廓地斥境，立郡县，百蛮率服，款塞自至，珍贡陈于宗庙；协音律，造乐歌，荐上帝，封太山，立明堂，改正朔，易服色；明开圣绪，尊贤显功，兴灭继绝，褒周之后；备天地之礼，广道术之路。上天报况，符瑞并应，宝鼎出，白麟获，海效钜鱼，神人并见，山称万岁。功德茂盛，不能尽宣。① 汉武帝在政治、军事、经济以及思想文化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巨大成就。汉朝的一统天下不仅稳定了政治，而且安定的社会环境促进了国家经济的发展和繁荣。如司马迁在《平准书》的开篇即描述了武帝时人民富足、天下承平的盛况： 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傧而不得聚会。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故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义而后绌耻辱焉。② 经济上的富庶不仅使百姓的生活水平有所改善，而且他们也开始重视礼义廉耻。同时，往来交通的便利也带来了商业贸易的长足发展。如 《史记·货殖列传》：“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 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 ③ 在通过各种途径促进国家发展的同时，汉武帝格外重视对人才的培养和任用。他广开仕途，招揽人才，因此即位伊始，他便下诏求贤： 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有负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驾之马， 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异等可为将相及使绝国者。④ 活跃于这一时代的士人大都怀有强烈的功名渴望，以积极进取的态度去面对社会。“君 欲为治，臣以贤才辅之”⑤，此令极大地鼓舞了 他们的参政热情，士人们“为王前驱”的积极性被空前地调动起来，他们希望用自己的才华为国为民，建功立业，从而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的人生理想。汉武帝时期因此呈现出了一派人才济济的繁荣景象，据 《汉书》记载：汉之得人，于兹为盛。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倪宽，笃行则石建、石庆，质直则汲黯、卜式，推贤则韩安国、郑当时，定令则赵禹、张汤，文章则司马迁、相如，滑稽则东方朔、枚皋，应对则严助、朱买臣，历数则唐都、洛下闳，协律则李延年，运筹则桑弘羊，奉使则张骞、苏武，将率则卫青、霍去病，受遗则霍光、金日磾，其余不可胜纪。是以兴造功业，制度遗文，后世莫及。⑥ 汉武帝对司马迁《史记》影响考论 金璐璐 文史新义 文史新义 108
司马迁的经济思想体现在
司马迁的经济思想体现在《货殖列传》和《平准书》之中，是中国经济思想史上的第一座丰碑，其灵魂在今天仍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他与别人不同之处在于强调商业流通天下物资、货币从而促进工农业生产发展的作用。他敢于在史书中为商人立传，总结致富之术，还首创经济史传。更可贵的是，他还敢于反对正统的义利观，在理论上为商人正名，这便是宣传欲望动力说和素封论。他非但不认为逐利求富是耻辱的、非正义的，反而认为这是所有人的共性。他引用俗谚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在他看来，那些“深谋于廊庙，论议朝廷”的达官显贵，“守信死节，隐居岩穴”的清雅之士，陷阵却敌的军士，攻剽椎埋的少年，走死如骛的侠士，不择老少的歌伎，“饰冠剑，连车骑”的游闲公子，不避猛兽的猎者，博戏驰逐的赌徒，舞文弄法的吏士，以及医农工商等等百工之人，无不是为了追求财富而忙忙碌碌。“此有知尽能索耳，终不余力而让财矣”。“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 各行各业的分工，物之贵贱，在司马迁看来，这些经济上的一切现象都是在人欲的推动下自然形成的，是符合“道”、“自然”的规律而运动的。用他的话说就是：“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本来，社会经济结构就应该是多层面的，在政策上，不应该有人为的偏重，应该顺应道、顺应自然，即司马迁说的“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能提出这一点该是多么可贵啊！假若中国共产党在建国前期能顺应经济发展规律，而不是施加过多的人为的粗暴干预，那么，中国的经济也不会要今天进行这样艰难的改革。当然，“因之”并不是放任自流，并不是说政府不该管经济，而是必须顺应之，道所兴者，介之；道所衰者，亦不加之。农工虞乃生产之本，但如果没有商之流通，则将裹足不前；所以司马迁看重商业，并不是他个人有所人为的侧重，而是顺应经济发展规律的，从这一点不能不说司马迁具有一般人所没有的远见卓识。 司马迁的素封论更是了不起的思想，虽然它不完全是经济思想，但它是司马迁为商人辩护、鼓励百姓从商致富的思想，而且历来被后世正统文人所诋毁，更显其难能可贵，故略一叙述。他引用《管子》“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观点得
《史记》的礼治思想探析
２００７年１１月 总第１６４期第１１期学术交流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Ｎｏｖ．，２００７ ＳｅｒｉａｌＮｏ．１６４Ｎｏ．１１ 《史记》的礼治思想探析 陈纪然８，孙树勇６ （哈尔滨师范大学ａ．人文学院．ｂ．德育教研室，哈尔滨１５００８０） ［摘要］礼是中国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礼治是中国古代政治文明的特征，礼的历史即是中华民族心灵的文化史。司马迁在《史记》中有关礼的阐述，在中国礼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从 社会功能、情感因素、历史沿革三个本质方面来看《史记》的礼治思想，虽然带有等级社会的印痕， 但同时也具有历史进步意义。《史记》倡言的礼，虽然因强调礼的社会规范功能而表现出浓厚的封 建伦理政治色彩，但同时也具有人文精神；《史记》言礼，虽然强调礼有损益，但也重视对礼的坚守。 “缘人情而制礼”是司马迁的重要礼学观点，在以往的研究中却多有忽略。探析《史记》的礼治思 想体系对人性和人情的关注，有益于准确把握《史记》礼治思想的精华。 ［关键词］《史记》；礼；礼治 ［中图分类号］Ｋ０３［文献标志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８２８４（２００７）１１—０１６７—０３ 《史记》是良史所记，其特点是真。《史记》作为信史，终极目标不止于真，而是由真及善。司马迁认为《春秋》记事不载空言，“其实皆以为善”，只不过人们“为之不知其义”。（《史记?太史公自序》）。《史记》则《春秋》而撰，《史记》的义理也是“以为善”。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善是德的核心，德在礼的范畴，有德者守礼，守礼即是有德。“以为善”既是《史记》倡言礼的核心，也是目标。 了解《史记》的礼治思想，《礼书》、《乐书》两篇是极为重要的资料。我们知道，《礼书》、《乐书》主要录自《荀子》的《礼论》、《乐论》，这是不是司马迁自录呢？以《索隐》、《正义》为代表的褚遂良补录说和以日?泷ＪＩＩ资言《史记会注考证》为代表的除去序的部分为后人妄增说，是对这个问题的否定性回答，但这两说的共有弊端是没有坚实的证据。也有人认为，《礼书》、《乐书》是司马迁自录。我们同意这种观点。清?郭嵩焘《史记札记》卷三认为，《礼书》既有“太史公草创之文”，也有取苟子书以足之的文字，“史公于此，有深意焉”。《乐书》的情况与此相类。取他书以为己篇，是《史记》述史的特征，也是古代书籍编撰的传统。也正因为这样，后人理解其书会产生很大困难，录于他书的文字体现什么样的“深意”？这很不好回答。因为在录于他书的文字基础上，所作的讨论显得似是而非。因此，应该把“太史公日”为标志的《礼书》、《乐书》的序赞作为了解《史记》礼治思想的最明确的资料。 一、礼是规范 礼治是中国古代政治文明的特征，也正因为如此，对礼治的明确认识很早就被总结出来。最具代表性的是《左传》之说，“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左传?隐公十一年》）。实际上这道出了礼的本质，即规范社会行为，维护社会秩序。在本质上，《史记》的礼治思想与《左传》相承。司马迁认为，“人道经纬万端，规矩无所不贯”（《礼书》），人类社会看似纷繁无序，但必然有其规范存在。司马迁在此基础上强调礼的社会规范作用。“故绳者，直之至也；衡者，平之至也；规矩者，方圆之至也；礼者，人道之极也。”（《礼书》）“礼”和“绳”、“衡”、“规矩”并举，目的在于说明礼对“人道”（人的实践、活动）的规范。这个比喻来自于《礼记?经解》“礼之于正国也，犹衡之于轻重也，绳墨之于曲直也，规矩之于方圆也”一句，但有所发展。《乐书》太史公日“淫佚生于无礼”，《史记》多篇都用到“无礼”、“失礼”等语，往 ［收稿日期］２００７—０８—１６ ［基金项目】哈尔滨师范大学人文社科研究项目（ＳＭ２００６—１７）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陈纪然（１９７５一），男，黑龙江青冈人，讲师，博士研究生，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１６７? 万方数据
导言翻译
以奇妙之笔成一家之言 ——论司马迁“尚奇”的文学观 摘要：《史记》无论其史学成就，还是文学成就，都达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司马迁的爱奇情结成就了他的《史记》，使得它具有其他史书不可比拟的思想性和深刻性。司马迁写《史记》的宗旨是“成一家之言”。如何成一家之言，司马迁做出了自己独特的选择。那就是对屈宋以来的骚体精神自觉地继承与发扬，以奇情奇文来写奇人奇事。本文以司马迁文学观中“尚奇”这一特点为例，通过分析司马迁尚奇心态产生的原因、在《史记》中的具体表现以及对后世文学创作的影响，来论述司马迁是如何运用奇妙之笔而成一家之言。 关键词：司马迁《史记》尚奇成一家之言 Use a magic pen to become a words -----Discourse on Sima qian’s curious literature idea [Abstract]: “The 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 regardless of its achievements on historical or literary, has reached an unprecedented height. Sima Qian's curiously love achieves his “The 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 which makes other historical books incomparable with its ideological and profundity. Sima qian wrote “ The 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 which aims to make it unique in his own style. How to make it unique and having his own style, he made a different choice. He consciously carried on but developed the spirits of Saoti from Qusong. Using the curious emotion and words to note down the anecdotes and miraculous people. In this paper, taking the example of Sima qian’s curious literature idea ,through the analyses of the reasons, the concrete act and the influences about Sima Qian's curiously love, the author discusses Sima qian how to make his “The 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unique and own style. [Key words]: Sima Qian The 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 curiously love unique and own style
司马迁 思想
略谈司马迁的经济思想和政治思想 摘要：司马迁的《史记》一书,不论在我国的史学遗产中还是文学遗产中, 都占有重要地位。在对《史记》进行研究时, 首先碰到的一个问题, 就是对司马迁思想的评价问题, 这个问题是我们从思想上研究《史记》的出发点。 关键词：司马迁；经济思想；政治思想；史记 一、经济思想 司马迁经济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是比较复杂的，是一个充满阶级矛盾的时代，也是西汉从鼎盛逐渐走向衰微的时代。司马迁从事著作时，西汉的经济经过“文景之治”达到空前繁荣。农业、手工业、对外贸易的发展，以及经济市场的扩大是汉武帝初年经济繁荣的标志。然而从经济繁荣中得到利益的只是那些占着统治地位的大土地所有者和富豪大贾们, 至于广大农民所得到的却是沉重的赋役、豪强的侵凌、地主和高利贷者的盘剥。因此, 在“盛世”之下, 农民破产, 卖妻窝子的现象屡屡发生。汉武帝好大喜功, 连年对外用兵耗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 出现了海内虚耗, 户口减半”的局面。因此汉武帝末年广大劳动人民愈来愈陷于贫困,农民与地主阶级的矛盾日益尖锐, 农民暴动、起义事件时有发生。作为历史学家的司马迁, 他的美好的理想与残酷的现实发生了尖锐的冲突, 这就从思想上给他打上了充满矛盾的时代烙印。 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司马迁在《史记》中将《平准书》、河渠书》列入八书，并为古代的经济思想家和大工商业者专辟《货殖列传》。为中国的史学创造了必须记载经济活动的范例, 翦伯赞曾高度评价司马迁“利的眼光注视着社会经济方面，而写成其有名的《货殖列传》”,①为中国的史学创造了一条必须记载经济活动的范例。 司马迁认为, 在各种行业中, 经商是致富的捷径。“夫用贫求富, 农不如工, 工不如商。”②这体现了司马迁经济思想中的重商观念。他指出，商业的性质决定了经商容易致富。其主要思想表现在几个方面：一、商业营运, 实际上是资本运动, 商品经济与资本永远是相辅而行的。商品流通的每一个环节都是都是一资本为依托，没有充足的资本作媒介，商品流通是不可能的。二、商业利润主要是来自商品价格的差额。三、商业主要是为富有阶级服务, 故商人也主要是从财富所有者的丰盈荷包中来赚取高额利润的。③ 《平准书》、《货殖列传》记载了历史上和西汉以来的社会经济状况和对各种经济措施的评价,体现了他的财富观念。司马迁在叙述历史时, 把经济发展的状况和政治上的治乱兴衰联系起来, 并注意到经济变化对政治以及历史的作用和影响。在记述秦的发展变化时, 也很注意经济的盛衰与政治成败的联系。当时, 司马迁已经认识到, 经济利益是人类社会各项活动的根本所在。因此, 他认为人们追求经济利益是正当的、合理的。司马迁得出的结论是: “富者,人之情性, 所不学而俱欲者也”。④既然逐利求富是人之性情, 社会上各种人物都是围绕物质利益而奔波忙碌。所以, 他又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司马迁把人们追逐经济利益的遮羞布彻底撕下来, 鼓励人们奋发有为的进取精神, 这是应当肯定的。但是,他把剥削阶级唯利是图的本性说成是普遍的人性,
【你所不知道的汉帝】汉惠帝刘盈
汉惠帝 汉惠帝刘盈（前211年—前188年），西汉第二位皇帝（前195年—前188年），他是汉朝开国皇帝刘邦的嫡子（次子），母亲吕雉，在位7年，死时年仅24岁。谥号“孝惠”，葬于安陵。 第一章汉惠帝的生平 一、生平 公元前211年，刘盈生于沛郡丰邑阳里。 公元前205年，刘盈被立为王太子。 公元前202年，改立为皇太子。 公元前195年五月，刘盈即位，是为汉惠帝。 公元前194年—公元前190年，刘盈大规模修筑长安城。 公元前195年—公元前189年，刘盈先后下诏，制订恢复、发展经济的政策。 公元前191年，刘盈废除了限制思想文化发展的《挟书律》。娶张敖的女张氏为皇后。 公元前188年八月，刘盈驾崩，太子刘恭继位。 汉高祖二年（前205年），7岁的刘盈被立为太子。当初，高祖宠幸戚夫人，戚夫人有一子名曰刘如意，刘如意聪明伶俐，英武果敢，作风很像汉高祖，汉高祖觉得太子刘盈优柔寡断，软弱无能，便想废刘盈。刘盈的母亲吕皇后依张良计，请大贤“商山四皓”来替刘盈说话并辅佐，刘邦惊觉太子“羽翼已丰”，才打消废太子的念头。汉高祖十二年（前195年）四月甲辰，高祖在平定英布的战争中受伤而崩，享年62岁。五月丙寅，十七岁的刘盈继承了皇位，是为汉惠帝。惠帝即位后实施“仁政”，减轻赋税，提拔曹参为丞相，政治清明，社会安定。但是惠帝优柔寡断，软弱无能，在位期间大权掌握在母亲吕后之手，司马迁甚至不设惠帝本纪，而设吕后本纪。汉惠帝受到母亲极大的压力，且在茅厕见到戚夫人成了“人彘”惨状，最后抑郁而终。惠帝七年（前188年）八月戊寅，惠帝崩于未央宫，享年仅24岁。九月辛丑日，葬于安陵（在咸阳城东18公里处渭城区韩家湾乡白庙村）。 将门非虎子，却是好皇帝。俗话说：“将门虎子”。刘邦以一布衣提三尺剑取天下，但继承他皇位的汉惠帝刘盈，却是一个生活在母亲擅权阴影下的皇帝。他在位七年，所作的业绩寥寥无几，不过对于资质浅薄的汉惠帝而立言，他只要保证坚决执行父亲创立的一套政策，上乘父制，善尽职守，就可国泰民安了。的确，汉惠帝也在汉王朝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就凭这一点，汉惠也算得上是个好皇帝了。 相关整本阅读https://www.wendangku.net/doc/692846370.html,/ebook/1247423b79563c1ec4da712b.html
司马迁
司马迁 1.生平：司马迁（前145或前135—前87？），字子长，西汉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人，一说龙 门（今山西河津）人。中国西汉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司马谈之子，任太史令，因李 陵之事有所辩解，受宫刑，后任中书令。发奋继续完成所著史籍，被后世尊称为史迁、太史公、 历史之父。 他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原名《太史公》）。被公认为是中国史书的典范，该书记载了从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期，到汉 武帝元狩元年，长达3000多年的历史，是“二十五史”之首，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 离骚”。 **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想用它来研究自然现象和人类社会的关系，通晓从古到今的变化，形成一家的学说。 1,究天人之际:所谓"究天人之际"就是要探讨天道和人事之间的关系.在这个问题上,司马迁继承了 先秦以来天人相分的唯物主义传统,他反对以天道干预人事,认为社会现象是由人的活动构成的,天 是天,人是人,天属于自然现象,与人事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这种观点与汉武帝所提倡的儒学正宗 的所谓 "天人感应"学说相对立. 2,通古今之变:所谓通古今之变,就是要通过历史的发展演变,寻找历代王朝兴衰成败之理. 3,成一家之言:所谓"成一家之言",就是借写这样一部历史著作,来表达他的某些独到的历史见解, 表达他的某些社会,政治思想.《太史公自序》中说他的理想是使《史记》成为《春秋》第二,他自 己成为第二个孔子. 2.司马迁家世 司马迁自称其先祖是颛顼时期的天官，《史记·太史公自序》记载“昔在颛顼，命南正重司天，火正黎司地。唐、虞之际，绍重、黎之后，使复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周宣王时期，司马迁的祖上来到秦国。 高祖司马昌是秦始皇的铁官。曾祖司马无泽，在汉初作长安的一个“市长”（管理市场）。祖父司马喜，没有做官，而有第九等爵位，为五大夫。 司马迁的父亲是西汉武帝时期太史令司马谈。司马谈是当时一位非常杰出的学者，著有《论六家要旨[4] 》一文，系统总结了春秋战国秦至汉初以来阴阳、儒、墨、法、名、道各家思想的利弊得失，并对道家思想进行了高度肯定，该文是对春秋战国以来的诸子百家思想的高度概括和凝练总结。司马谈在约汉武帝建元六年至元封元年间任太史令。 汉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年）司马谈去世，三年之后，司马迁承袭父职，任太史令，同时也继承父亲遗志（司马谈临终曾对司马迁说：“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准备撰写一部通史。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司马迁与唐都、落下闳等共同定立了“太初历”，该历法改变了秦代使用的颛顼历以十月为岁首的习惯，而改以正月为岁首，从而，为中国
汉朝历史
汉朝历史.txt爱空空情空空，自己流浪在街中；人空空钱空空，单身苦命在打工；事空空业空空，想来想去就发疯；碗空空盆空空，生活所迫不轻松。总之，四大皆空！本文由zpsxy23贡献 doc文档可能在WAP端浏览体验不佳。建议您优先选择TXT，或下载源文件到本机查看。 1、汉朝、 （公元前 202 年—公元 9 年，公元 25 年—公元 220 年）汉朝是中国历史上继短暂的秦朝之后出现的朝代，分为“西汉”（公元前 202 年—公元 9 年)与“东汉”(公元 25 年—公元 220 年）两个历史时期，后世史学家亦称两汉。西汉为汉高祖刘邦所建立，建都长安；东汉为汉光武帝刘秀所建立，建都洛阳。其间曾有王莽篡汉自立的短暂新朝（公元 9 年－公元 23 年）。另外，部分学者亦将蜀汉列入汉朝的延续而将其归入汉朝的一部分，如此汉朝灭亡则是在 263 年，但大部分说法均将由汉昭烈帝刘备建立的蜀汉政权归入三国史中。 两汉时期是当时世界上一个伟大的一段历史，汉高祖至汉景帝时期的汉朝，经济实力直线上升，成为东方第一帝国，与西罗马并称两大帝国。中亚和西域各大国也都闻而惧之。而到了汉武帝时期，大汉帝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匈奴帝国战败而向北狼狈逃遁。张骞出西域首次开辟了著名的“丝绸之路”，开通了东西方贸易的通道，中国从此成为世界贸易体系的中心，直到一千多年后蒙古人的叛乱。正是因为汉朝的声威远播，外族开始称呼中国人为“汉人”，而汉朝人也乐于这样称呼自己，“汉”从此成为了伟大的中国华夏民族的永远的名字。汉代起初在汉高祖刘邦汉高祖刘邦时根据五德始终说五德始终说，定正朔为水德水德，到汉武帝刘彻汉高祖刘邦五德始终说水德汉武帝刘彻时，又改正朔为土德土德，直到王莽建立新朝王莽建立新朝，方才采用刘向刘歆父子的说法采用刘向父子的说法，认为汉朝属于火土德王莽建立新朝采用汉朝属于火汉光武帝刘秀光复汉室之后，正式承认了这种说法，从此确立汉朝正朔为火德确立汉朝正朔为火德，德。汉光武帝刘秀汉光武帝刘秀确立汉朝正朔为火德东汉及以后的史书如汉书、三国志等皆采用了这种说法。因此汉朝有时也被称为“炎汉”，又因汉朝皇帝姓刘而称“炎刘”。汉代为汉高祖刘邦建立的中国第二个大一统的王朝。前期定都长安，又称西汉、前汉；后期定都洛阳汉长安城复原图 ，又称东汉、后汉。西汉是我国封建社会初期的一个强盛、富饶的王朝，它继承和巩固了秦朝开始的统一国家，经济繁荣，国力强盛、人民安乐，呈现出一派太平盛世的景象。在此期间，中国一直以世界强国的面目屹立于世界之林。因此，西汉王朝被视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黄金时期。西汉共传十四帝，前后经历近 210 年。 西汉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中华各民族的核心汉族就是在这一时期出现的。自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原战国时各国的文化便相互渗透融合，到西汉时中华地区在典章制度、语言文字、文化教育、风俗习惯多方面都逐渐趋于统一，构成了共同的汉文化。从此中华地区的各族就出现了统一的汉族。汉族和周边各少数族都是汉代中国多民族国家的成员。汉族由于文明程度较高，在中国各兄弟民族中一直处于主导地位，这是历史发展和自然形成的结果。汉以后历代的朝代名称虽有变换，但汉族作为中国主体民族的地位始终未变。国号释义】【国号释义】楚霸王项羽封刘邦为汉王，以后刘邦击败项羽，统一中国，改国号为“汉”。汉朝前期都长安，后期都洛阳，故从都城上有“西汉”和“东汉”，从时间上又有“前汉”和“后汉”之分。 [编辑本段编辑本段] 编辑本段 2、西汉、 秦朝灭亡以后，项羽和刘邦展开了长达四年的楚汉之争。刘邦在手下萧何、韩信、张良等人的辅助下，在垓下之战打败了西楚霸王项羽，于公元前 202 年正式称帝，定国号汉，汉朝就此开始。虽然公元前 202 年刘邦才称帝，但因史学界计算西汉年数时，为了与秦朝灭亡时间相接，则从公元前 206 年刘邦称“汉王”算起，并以十月为汉太祖元年的首月。汉
浅析司马迁《货殖列传》中的经济思想
浅析司马迁《货殖列传》中的经济思想 司马迁所著的《货殖列传》历来被看作是中国正史中的第一篇经济学专论，全文贯串着司马迁独特而朴实的经济思想，集中反映了司马迁敏锐的社会经济洞察力以及超前的经济思想。本文总结概括了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体现的四个经济思想，即商业的重要性，市场经济规律的阐述，地域经济思想和致富的方式方法。 关键词：司马迁经济思想货殖列传 司马迁所著的《货殖列传》历来被看作是中国正史中的第一篇经济学专论。钱钟书先生说：“司马迁传《游侠》，已属破格，然尚以传人为主，此篇（《货殖列传》）则全非‘大事记’、‘人物志’，于新史学不啻僻鸿朦矣”全文贯串着司马迁独特而朴实的经济思想，集中反映了司马迁敏锐的社会经济洞察力以及超前的经济思想。其中许多经济思想在大力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仍然有着很大的借鉴意义。 《太史公自序》中说道：“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之于时而息财富，智者有采焉。作《货殖列传》”。这十分明确地说明了写作《货殖列传》的目的。即像布衣匹夫这样的平平常常的人，不妨害政令，不妨害百姓，据时买卖增值财富，智者在他们那里可以取得借鉴。这在市场经济发达的今天并不算什么创新的经济思维，但是这在距今两千多年前的汉代，在“重本抑末”的经济政策下，司马迁的经济思想打破了传统与流行。他赞扬了从春秋末期至秦汉以来的大货殖家，如范蠡、子贡、白圭、猗顿、卓氏、程郑、孔氏、师氏、任氏等。并说“智者有采焉”，认为应当向他们学习。本文仅就《货殖列传》浅谈司马迁的经济思想。 商业的重要地位 司马迁认为，利己之心人皆有之，求富求利，追求和满足更多的物质需要是人的本性。他说：“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自有文字记载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衿势能之荣”等欲望，就一直存在着，它是生来就有的。人们在欲望的驱使下去追逐利益，是一条永恒的规律，即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他指出，“贤人深谋于廊庙，议论朝廷，守信死节隐居岩穴之士设为名高者”不过是为了“归于富厚也”；做官廉洁，那是因为“廉吏久，久更富，廉贾归富”；“壮士在军，攻城先登，陷阵却敌，斩将搴旗，前蒙矢石，不避汤火之难”的目的，是为了能够得到
从班固对司马迁的批判窥探两汉社会思潮变化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wendangku.net/doc/692846370.html, 从班固对司马迁的批判窥探两汉社会思潮变化 作者：董家旭 来源：《学习与科普》2019年第16期 摘要：司马迁和班固两人可谓是汉朝史学，乃至中国史学领域的双子星座，马班并列，《史》《汉》并举已是公论。然而，对于相同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评价，班固却与司马迁大相径庭，甚至针锋相对，这集中体现于班固对司马迁及《史记》所作的论断：“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此其所蔽也。”面对这样的批判，我们不禁会产生疑问，司马迁和班固两人同为汉朝史官，且年代相距也并不是甚为久远，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这两人的思想倾向表现出如此的差异呢？本文将就此问题作简要论述。 关键词：渊源；儒术。 一、马班的家学渊源 司马迁出生于史学世家，父司马谈对其影响深远。司马谈是汉初黄老学派的代表人物，学识渊博，通晓天文历法，在其所著的《论六家要旨》中，创造性地将先秦诸子思想归纳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六家，并对其进行了比较客观、辩证的评论。在六家中，司马谈独钟情于道家，在他看来，“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与此同时，司马谈又特别强调各派的融会贯通，认为“‘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只要对各家学说进行适当的取舍，都可以为政治服务。司马谈所表现出的道家思想倾向，及辩证的融会贯通的治学视角，对司马迁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生活在司马迁之后百余年的班固，出身于世代书香的官宦家庭，其父名彪，是东汉初年著名的儒学大师。班彪所生活的时代，正值西汉末年的动荡时期，农民起义接连不断，地方割据势力乘机而起，班彪著《王命论》，救时难，为刘秀寻找建国的理论依据。在《王命论》中，班彪从儒家思想的角度出发，论述了汉王朝存在的合理性，王权天授，汉再受命等儒家思想贯穿《王命论》始终，为东汉王朝的建立提供了理论依据。《王命论》深刻地影响了班固的史学思想和学术生涯。班固在《汉书·叙传》中全文照录了《王命论》，宣扬“汉绍尧运以建帝业” 的正宗思想。班彪晚年潜心研究史籍，现行《汉书》中的《元帝纪》、《成帝纪》即为班彪原作。班彪从儒家思想出发，批判司马迁“欲以多闻广载为功，议论浅而不笃。其论术学，则崇黄老而薄五经，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穷，道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此其大弊伤道”，班固受其父影响，在《汉书·司马迁传》中批判司马迁“是非颇缪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父子二人在言语用词上稍有差异，但基本精神是一致的。
汉书·纪·惠帝纪原文及翻译参考
汉书·纪·惠帝纪原文及翻译参考 孝惠皇帝，高祖太子也，母曰吕皇后。帝年五岁，高祖初为汉王。二年，立为太子。十二年四月，高祖崩。五月丙寅，太子即皇帝位，尊皇后曰皇太后。赐民爵一级。中郎、郎中满六岁爵三级，四岁二级。外郎满六岁二级。中郎不满一岁一级。外郎不满二岁赐钱万。宦官尚食比郎中，谒者、执楯、执戟、武士、驺比外郎。太子御骖乘赐爵五大夫，舍人满五岁二级。赐给丧事者，二千石钱二万，六百石以上万，五百石、二百石以下至佐史五千。视作斥上者，将军四十金，二千石二十金，六百石以上六金，五百石以下至佐史二金。减田租，复十五税一。爵五大夫、吏六百石以上及宦皇帝而知名者有罪当盗械者，皆颂系;上造以上及内外公孙、耳孙有罪当刑及当为城旦舂者，皆耐为鬼薪、白粲;民年七十以上若不满十岁有罪当刑者，皆完之。又曰：“吏所以治民也，能尽其治则民赖之，故重其禄，所以为民也。今吏六百石以上父母妻子与同居，及故吏尝佩将军、都尉印将兵，及佩二千石官印者，家唯给军赋，他无有所与。” 令郡诸侯王立高庙。 元年冬十二月，赵隐王如意薨。民有罪，得买爵三十级以免死罪。赐民爵，户一级。 春正月，城长安。 二年冬十月，齐悼惠王来朝，献城阳郡以益鲁元公主邑，尊公主为太后。
春正月癸酉，有两龙见兰陵家人井中，乙亥夕而不见。陇西地震。 夏旱。郃阳侯仲薨。 秋七月辛未，相国何薨。 三年春，发长安六百里内男女十四万六千人城长安，三十日罢。 以宗室女为公主，嫁匈奴单于。 夏五月，立闽越君摇为东海王。 六月，发诸侯王、列侯徒隶二万人城长安。 秋七月，都厩灾。南越王赵佗称臣奉贡。 四年冬十月壬寅，立皇后张氏。 春正月，举民孝弟、力田者复其身。 三月甲子，皇帝冠，赦天下。省法令妨吏民者;除挟书律。长乐宫鸿台灾。宜阳雨血。 秋七月乙亥，未央宫凌室灾;丙子，织室灾。 五年冬十月，雷;桃李华，枣实。 春正月，复发长安六百里内男女十四万五千人城长安，三十日罢。 夏，大旱。 秋八月己丑，相国参薨。 九月，长安城成。赐民爵，户一级。 六年冬十月辛丑，齐王肥薨。 令民得卖爵。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
关于司马迁的历史评价
关于司马迁的历史评价 汉代 汉代研究《史记》的名家当推扬雄和班固，他们都肯定了司马迁的实录精神。 扬雄在《法言》一书中写道：“太史迁，曰实录”。“子长多爱，爱奇也。”杨雄是赞扬司马迁实录精神的第一人。他提出的实录与爱奇，为历人者所赞同，直到现在。 班固是汉代系统评论司马迁的第一人。《汉书》中有《司马迁传》。班固在赞语中说：“自刘向、杨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状况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说司马迁“不虚美、不隐恶”，可谓一语中的，世称其当，后人皆服。司马迁的“实录”精神已成为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 唐代 唐代研究《史记》成就最大者当推散文大家韩愈、柳宗元。韩、柳肯定了《史记》一书的文学价值，奠定了司马迁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 韩愈十分推崇司马迁的文学才华。他说：“汉朝人莫不能文，独司马相如、太史公、刘向、杨雄之为最。”他认为司马迁作品的风格是“雄深雅健”。《史记》成为韩愈作文的样本。 柳宗元认为《史记》文章写得朴素凝炼、简洁利落，无枝蔓之疾；浑然天成、滴水不漏，增一字不容；遣词造句，煞费苦心，减一字不能。 宋元 宋人赞司马迁，其著名者为马存赞司马迁的壮游和郑樵赞司马迁的五体结构。 马存认为司马迁平生喜游，足迹不肯一日休。司马迁壮游不是一般的旅游，而是尽天下大观以助吾气，然后吐而为书。所以他的文章或为狂澜惊涛，奔放浩荡；或为洞庭之波，深沉含蓄；或春妆如浓，靡蔓绰约；或龙腾虎跃，千军万马。司马迁世家龙门，念神禹立大功；西使巴蜀，跨剑阁之鸟道；彷徨齐鲁，睹天子之遗风。所以，天地之间，万物之变，可惊可愕，可以娱心，使人忧，使人悲者，子长尽取为文章，因而子长的文章变化无穷。 南宋史学家郑樵认为：诸子百家，空言著书，历代实迹，无所纪系。而司马迁父子世司典籍，工于制作，上自黄帝，下迄秦汉，勒成一书，分为五体：本纪纪年，世家传代，表以正历，书以类事，传以蓍人。使百代而下，史家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易其书。六经之后，惟有此书。可见郑樵对《史记》评价之高。 明清 金圣叹把《史记》作为“六才子书”之一，评论《史记》序赞九十多篇。他在评《水浒传》、《西厢记》中多次赞扬司马迁，发表了不少真知灼见。他说：“隐忍以就功名，为史公一生之心。”在评《屈原贾生列传》中说司马迁“借他二人生平，作我一片眼泪。”金圣叹可谓司马迁的知音。他对《史记》与小说关系的探讨独树一帜。“《水浒传》方法即从《史记》出来”，“《水浒传》一个人出来，分明是一篇列传。”清人张竹波更直言：“《金瓶梅》是一部《史记》。”可见《史记》对后世小说写作技巧的广泛影响。 钱谦益在《物斋有学集》中说：“司马氏以命世之才、旷代之识、高视千载，创立《史记》。”他认为司马迁创立的五体结构，成为历代史学家编史的样本，发凡起例之功“炳如日星矣”！ 章学诚在史学理论名著《文史通义》中说：“夫史迁绝学，《春秋》之后一人而已。”他认为《史记》一书“范围千古、牢笼百家”，司马迁有卓见绝识之能，《史记》有发凡创例之功。由于司马迁有卓绝千古的识力和笔力，《史记》是“经纬乎天人之际”的一家之言，章学诚俨然比于后无来者。 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说：“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本纪以序帝王，世家以记侯国，十表以系时事，八书以详制度，列传以专人物。然后一代君臣政事贤否得失，总汇于一篇之中。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司马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