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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政策与数据分析

SIC国信预测分析

产业政策与数据分析

第 35 期

(总第756期)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2017年09月07日

国信观点:产业扩容发展面临资源环境的强力约束

宏观导航:承载希望金砖国家将再启“金色十年”

人民币稳步升值逼近6.5 中性降准呼声起

2050年老龄人口将增至4.8亿养老消费刚刚开始数据快报:上半年银行不良贷款率下降资产质量企稳向好

钢价上涨并非“价格异动”存在两大支撑政策快递:保监会:鼓励外资险企进入健康、养老等专业领域

人工智能产业迎来政策红利期

国际产经:华尔街:次贷危机以来中国经济表现令人叹服

乌克兰:正在制定、完善“一带一路”线路图内部报告:大宗商品价格上涨预示“新一轮繁荣”过于乐观

中国应警惕资产证券化的滥用

国信观点

产业扩容发展面临资源环境的强力约束

20世纪后期和21世纪是人类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时代,也是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遭受破坏最严重的时期,而人口的增加和产业的深层次发展,又进一步加剧了资源环境的消耗和破坏。数据表明,1992-2000年世界主要国家的能耗总量变动轨迹呈现上升趋势。美国能耗增长了15.48%,日本能耗增长了13.74%,印度能耗增长了45.46%,中国能耗增长了24.87%。国际能源局(IEA)2010年的《世界能源展望》称,在今后20年内一次全球能源使用增长将近40%,而以中国和印度为首的新兴经济体将在未来25年里驱动全球能源需求。中国的能源需求量在2008年到2035年间会上升75%,到2035年,中国占世界能源需求的比例将从目前的17%上升至22%。

当前,我国进入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快速发展阶段,环境承载力接近上限,资源环境方面大的突出问题比欧美发达国家提前35至40年出现,在未来相当长时间内,产业发展将继续受到资源环境承载力的约束,只有未雨绸缪提出和正视问题,用新理念和后发优势加强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走绿色发展、绿色生产、绿色生活的道路,才能避免产业走“先发展后治理”或者“边发展边治理”的老路。

一、资源环境承载力对产业发展形成约束

我国工业化快速推进,自然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量增加过快,许多地区主要污染物排放量接近或超过环境承载能力,环境约束加大制约着工业的发展。资源环境承载力对产业发展的约束影响表现在诸多方面,包括产业规模、产业布局、产业结构调整以及产业承接或转移等等。

1、控制产业规模和容量扩张

受自然地理位臵和资源禀赋的影响,每个地区的资源环境承载力是有限度的、特定的,不是应有尽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因此,一个地区产业的发展规模、扩张容量要与本地区资源环境的承载力相符合、相匹配,在其可承受的范围内,否则,以牺牲资源环境带来的非理性发展难以为继。目前,基于不同的资源环境承载力约束对不同产业的适度规模进行分析和研究,对产业规模扩张起到较好指导作用。

采用平衡指数计算法对新疆煤化工产业水资源承载力进行分析,得出不宜在新疆

国信观点

地区大规模发展煤化工产业,应减缓煤化工项目的实施规模,以免对该地区水资源造成更大范围的过度使用或者水源污染。采用多目标情景分析法预测,对辽河源头区四种未来发展方案的水环境人口承载力及产业结构匹配度分析预测,得出节水治污政策偏好决策方案是该地区最佳发展方案,在该方案下2020年辽河源头区的人口适度规模为550.32万人,可承载从业人口规模为302.68万人。构建人口、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的水资源承载力模型,得出北京市2020年的水资源人口极限承载力为2402万人,即2013年以后北京市常住人口增长数量不得超过每年41万人。典型地区的分析测算,对全国整个产业与环境和谐发展有较大借鉴意义。

2、引导和强化产业合理布局

合理的区域产业布局是实现环境友好型低碳经济的重要条件,在资源环境承载力条件约束下,要确保产业顺利发展必须在科学合理、可持续的基础上进行产业布局的选择。

在主导产业选择方面,主要是以特定地区为案例,进行主导产业的优化选择。以长春新区为例,将资源、环境双重约束以基准形式纳入主导产业选择过程中,并依据基准的综合分析,可以得出,未来一段时期内,长春新区应选择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金属制品业等7个产业作为工业的主导产业,而过去传统的资源型行业、制造业不在选择之内。

基于对产品需求收入弹性、资源环境基准、综合要素生产率基准、比较优势基准和产业关联基准构建工业主导产业选择模型,对江苏省工业产业进行实证分析,得出未来一个时期江苏省工业主导产业的行业选择。在产业空间布局方面,主要是不同功能区的划分以及发展优先级的评定;考虑资源环境承载力,将产业空间布局划分为重点发展区、引导发展区、限制发展区和保护发展区等类型区;并针对不同类型区的特征,提出制订产业准入门槛、产业规模和产业发展方向等产业规划建议。

3、指明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

随着我国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产业结构面临转型和升级,在资源环境承载力约束的条件下,进行产业结构研究,可以为产业结构调整提供有效理论支持和决策参考。目前主要是建立优化模型或是综合评价体系,得出产业结构的优化方向,关注较多的

国信观点

主要是环境承载力和水资源承载力对产业结构的影响,以及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如何调整,如何最优布局。

对山东济南和青岛新区的区域大气环境容量、区域环境承载力、环境压力及生态赤字等进行测算,发现这两个区域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得出增加第三产业比重,调整各产业内部比例,增加环保投资等分析结论。通过建立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产业结构与生态环境互相作用的经济模型,发现产业结构效益和产业生态和谐指数较低,产业结构和生态环境协调性总体呈下降趋势,产业结构调整要因地制宜,以保护发展生态产业、增加生态产品供给为主。

4、取舍产业的承接和转移

我国国土面积辽阔,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资源环境承载力水平差别较大,经济发展水平差异也较大。东部的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城市群,在产业绿色发展和政府政策支撑力上优势明显,但资源环境承载力较弱;西部地区的资源环境承载力较强,但产业绿色发展处于劣势。因此,不同地区间的产业承接和梯度转移,不能仅仅考虑经济因素和增长需要,还必须统筹兼顾考虑资源环境承载力。

在京津冀产业转移方面,通过对资源环境一体化条件下京津冀产业转移的研究,提出在资源环境及生态容量约束背景下,建立区域开发与城市空间整合的机制,包括产业转移、行业协调、产品协作、联合开发和组建集团等模式。

在长三角产业转移方面,研究表明,皖江城市带各承接区的生态承载压力和生态承载弹力均具有不断增强的趋势,合肥可适当承接资源依赖型产业,马鞍山可适当承接环境依赖型产业,其他承接区可同时承接资源依赖型和环境依赖型的产业。

二、产业发展对资源环境有较大的负面影响

一个地区产业规模或产业结构的变动,势必对本地区的资源和生态环境产生影响,进而造成该地区资源环境承载力指标的下降或者恶化。在经济发展低级阶段、工业化初期和物质产品匮乏的时代,产业发展对资源环境破坏的影响不为人重视,但是,随着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提高、以人为本的理念得到重视且进入工业化中后期的阶段,这一时期,产业发展对资源环境的负面影响越来越受到关注和谴责,必须引以为戒。

衡量和分析产业发展对资源环境承载力的影响,主要从三方面进行:一是生态足

国信观点

迹分析法;二是产业对资源环境影响评估法;三是增加新兴产业对资源环境消耗新增需求的分析。

1、生态足迹分析方法

生态足迹法是通过某区域第一、二、三产业的生态足迹变化轨迹进行分析,将经济产业发展对资源生态的使用范围、使用强度和使用效率进行量化研究,综合评价自然生态保护修复再生性状况,得出产业优先发展序列,以及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

运用产业生态足迹法,对1990—2000年10年间我国一、二、三产业的生态足迹及其生态效率进行计算和分析,发现第一产业生态足迹占比最高、生态占用强度也最高,且生态效率有下降趋势,是影响我国经济生态效率的主要问题;第二产业生态足迹占比居中,生态效率增长最快;第三产业生态足迹占比最低,生态占用强度也最低,但其生态足迹增长速度较高且生态效率提高较慢。

在地区产业生态足迹研究方面,通过计量模型得出环鄱阳湖区生态足迹的时间序列值,并将生态足迹与区域的经济总量和三次产业进行协整分析,得到生态足迹的GDP 弹性为0.35,其三次产业的弹性分别为0.668:0.011:0.049,说明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对农业土地资源的重新分配和再使用。政策建议为加强土地管理、强化区域贸易、改变消费方式、完善产业体系等。

2、产业和资源环境影响评估法

科学评估产业发展对生态环境系统的影响是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依据,也为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环境污染提供了参考方向。在评价方法方面,主要采取构建产业资源综合承载力理论模型、综合评估法和因素评价法。

一是提出包含资源损耗成本、环境污染成本和附加环境成本的产业资源环境综合成本概念,用以评估区域内各产业对区域的生态环境造成的压力。例如黄河中上游能源化工区在重点产业战略实施后,能源化工产业重点布局和大规模发展区域综合土地资源承载力指数降低10%以上。而非重点发展区域土地资源综合承载力有所提升。

二是提出由经济效益、环境资源产出率和环境资源满足度三因子集组成的评价指标体系和矩阵转换评价方法,对某地区资源环境指标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其产业对资源环境造成的压力较大,产业结构不合理。建立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产业结构与生态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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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互相作用的经济模型,发现产业结构效益和产业生态和谐指数较低,产业结构和生态环境协调性总体呈下降趋势。

三是运用能值分析方法,对天津滨海新区产业生态系统进行研究,发现新区的经济发展使得该地区生态系统功能不断减弱,环境负载率不断提高,人口承载力持续降低。对新疆的研究表明,新疆的产业资源消耗的时间特征呈现出长期以来农业用水占较大比重、近期第二产业能源消耗强度较大。“九五”以来,新疆产业结构优化是以消耗资源为代价的,生态环境遭到较大破坏。

3、新兴产业对资源环境新增需求不容忽视

从理论上讲,科技含量较高的战略新兴产业,对资源环境的消耗和破坏较小,但是,随着新兴产业向广度和深度发展,这些产业也会派生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的问题,对资源与环境负面影响不容忽视。一是高端制造业所需要的稀有元素资源问题以及所产生的新型环境污染问题;二是发展新兴产业需要满足的要素承载力问题,包括知识承载力、信息承载力、人力资源承载力等,均会对资源环境消耗和排放产生新的需求;三是新能源生产和利用所需要的资源及环境影响问题,循环经济所带来的一次资源承载力变动问题等等。这些产业的深度发展都会对资源环境承载力产生冲击和挑战,在产业后续发展中需要重点关注。

三、资源环境过度消耗导致对外贸易的“生态逆差”

2008年以来,受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全球经济增速明显放慢,但是我国经济始终保持中高速增长,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增加值不断攀升,资源环境呈现快速消耗和破坏的状态。2010—2014年,我国能源消费总量持续升高,且煤炭消费量占比始终较高。这是因为在国际化分工当中,我国始终处于劳动密集度高的低端产业链环节,作为“世界工厂”,“中国制造”成功的背后是严重的环境污染与资源消耗。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联合发布的《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显示,严重的环境污染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而资源环境的透支和危机又会制约未来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产业结构与贸易结构密切相关,长期以来我国依靠扩大出口贸易,拉动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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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虽然我国的工业产品走出国门赚取了大量外汇,然而,在向世界大量输出各种产品的同时也极大地增加了自身的能源消耗,增加了自己的环境污染。例如,中国每年出口1亿吨以上的粗钢,间接地出口了2亿吨煤炭,同时还把工业污染排放在国内。这种“替代”一方面为其他国家减少能源消耗做出了贡献,另一方面也加剧了我国能源安全和保护环境的压力。由于我国贸易顺差的不断增加,外贸的“生态逆差”也在不断扩大,国外在消费我国工业品的同时,大大损害了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与资源基础。

因此,要调整产业结构,应首先调整出口贸易结构,把出口产品由高耗能的重化工产品向节能减耗的知识密集型产品转型,才能带动国内产业结构升级,改变外贸出口的“生态逆差”,才能给子孙后代留下充裕的资源和良好的环境。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前期,日本通过调整贸易结构成功引领了产业结构向知识密集型产业的转变。(执笔:祁京梅)

承载希望金砖国家将再启“金色十年”

9月4日,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九次会晤在厦门国际会议中心举行。南非总统祖马、巴西总统特梅尔、俄罗斯总统普京、印度总理莫迪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九次会晤成果丰硕、影响深远。

过去10年风雨兼程,金砖国家顺应时代大势,秉持“金砖精神”,逐步成长为世界经济的新亮点;新的10年再扬金帆,金砖国家为了共同的发展愿景,携手再启金砖合作新里程。正如习近平主席在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大范围会议上的讲话中所说:让我们共同努力,推动金砖合作从厦门再次扬帆远航,开启第二个“金色十年”的大门,使金砖合作造福我们五国人民,惠及各国人民。

金砖合作助力联动发展,让经济增长成为“压舱石”

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世界经济进入一个长周期调整阶段。在这伴随着变革、机遇与挑战的10年里,金砖国家顺应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崛起的历史潮流,不断推进务实合作、挖掘发展潜力,实现了经济快速增长。10年来,五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从12%上升到23%,贸易总额比重从11%上升到16%,对外投资比重从7%上升到12%,金砖国家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50%。

当前,全球经济格局仍处于深刻变化的过程中,逆全球化暗流涌动,保护主义、孤立主义抬头,面对经济全球化的不确定性和政策抉择的迷雾,金砖国家的经济发展进入到滚石上山、爬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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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坎的关键阶段。能否跨越这一阶段,决定着“金砖”的成色和分量。

如何跨越这一阶段?习近平主席在金砖国家工商论坛开幕式上的讲话给出了答案:不能片面追求增长速度,而是要立足自身、放眼长远,推进结构性改革,探寻新的增长动力和发展路径。要把握新工业革命的机遇,以创新促增长、促转型,积极投身智能制造、互联网+、数字经济、共享经济等带来的创新发展浪潮,努力领风气之先,加快新旧动能转换。要通过改革打破制约经济发展的藩篱,扫清不合理的体制机制障碍,激发市场和社会活力,实现更高质量、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增长。“经济合作是金砖机制的根基。”根深方能叶茂,打牢合作根基,需要充分发挥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作用。

习近平主席指出,我们应该共同探索经济创新增长之道,加强宏观政策协调和发展战略对接,发挥产业结构和资源禀赋互补优势,培育利益共享的价值链和大市场,形成联动发展格局。同时,凝聚着五国共识、长达12000多字的《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宣言》更为加强金砖伙伴关系、深化经贸领域务实合作提出了具体的举措:

针对下行风险和内顾倾向,《厦门宣言》呼吁各国谨慎制定宏观经济政策和结构性政策,加强政策沟通与协调。同时,明确承诺将使用所有政策工具,包括财政、货币和结构性改革措施,增强经济韧性和潜力;

在经贸投资方面,五国欢迎金砖国家第七次经贸部长会议在贸易投资便利化及互联互通合作框架等方面取得的积极成果,金砖国家投资便利化纲要、服务贸易合作路线图、经济技术合作框架、电子商务合作倡议等文件正式通过;

在国际金融领域,五国欢迎建立CRA(应急储备安排)宏观经济信息交换机制,以及进一步提高CRA研究能力、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开展更紧密合作的共识。同时,支持在南非设立新开发银行(NDB)第一个区域办公室——非洲区域中心;

此外,五国同意促进金砖国家本币债券市场发展,致力于共同设立金砖国家本币债券基金。同意继续就创新创业合作平台开展工作,支持落实《金砖国家创新合作行动计划(2017-2020)》,致力于尽快完成《金砖国家海关行政互助协定》。

今年金砖国家间已经召开了22次部长会议,促成30多项的共识与合作。此次厦门会晤则为金砖国家发展和全球经济增长进一步指明了方向,达成了63项成果,其中经济就有40项,层次清晰、内容充实、措施具体,令人十分振奋。可以说,经济增长更光明的未来,正从厦门起航。

中国印记彰显大国担当,让金砖国家分享“中国智慧”

世界发展需要“金砖”,“金砖”发展离不开中国。金砖合作发展的不平凡历程,深深烙下了中国印记。习近平主席深刻总结金砖合作发展的实践启示,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为金砖合作行稳致远贡献中国主张、中国方案,让国际社会深刻感受到一个大国的责任与担当。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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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主席讲话精神和《厦门宣言》可以发现,在金砖机制中,中国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担当开启了金砖升级发展的新征程,中国智慧让世界受益。

从去年的G20杭州峰会、今年的冬季达沃斯论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再到此次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习近平深刻洞察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倡扬开放、包容、和平、发展的主张,引起世界广泛共鸣。

《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宣言》强调,创新是经济中长期增长和全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驱动力。金砖国家将致力于共同抓住新工业革命带来的机遇,加速金砖国家工业化进程。将加强金砖国家在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数据分析、纳米技术、人工智能、5G及其创新应用等信息通信技术的联合研发和创新。

中方将设立首期5亿元人民币金砖国家经济技术合作交流计划,用于加强经贸等领域政策交流和务实合作。向金砖银行项目准备基金出资400万美元,支持银行业务运营和长远发展。中国正在把握新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历史机遇,以智能制造、互联网+、数字经济、共享经济为代表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新产品正在推进供给侧改革,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中国所提倡的创新发展正在发挥积极作用,其动力强劲、潜力巨大。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成果体现了“中国担当”、彰显了“中国智慧”,将推动金砖合作不断迈上新的台阶。

此外,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为金砖国家带来新的机遇。今年5月,中国成功主办“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标志着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已经进入从理念到行动、从规划到实施的新阶段。习近平主席强调,“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不是地缘政治工具,而是务实合作平台;不是对外援助计划,而是共商共建共享的联动发展倡议。”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将为各国实现合作共赢搭建起新的平台,为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创造新的机遇。

金砖方案完善全球治理,让国际秩序更趋公正合理

基于追求和平、安全、发展和合作的宏伟目标和美好愿望,金砖国家在10年前走到了一起。在历次领导人会晤的推动下,五国致力于协调行动,开启了全方位、多层次的深度合作:坚持发展事业,秉持多边主义,共同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平等、公平、民主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

此次峰会特别突出了金砖国家参与全球治理,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的国际责任。本次会晤提出的“金砖+”成为金砖合作机制的一个重要创新,拓展了对全球发展合作的认知边界,为深化南南合作、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注入强劲动力,受到广泛认同和赞誉。印度“环球智库”成员博尔松·夏尔玛评价,“金砖+”丰富了金砖国家合作的内涵,拓展了金砖国家的全球伙伴关系网络。“‘金砖+’的合作模式解决了一个事关‘相容’还是‘排外’的重要问题”,南非赛库集团资深总裁泽纳瑞阿·巴伦兹欣喜的说,这让其他国家感受到这个合作机制是包容的,欢迎各国都来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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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厦门会晤取得的共识和成果,金砖国家将以厦门为新起点,开启第二个“金色十年”的大门,引领金砖合作的航船再次扬帆远航,驶向更加光明的未来!

人民币稳步升值逼近6.5 中性降准呼声起

伴随着人民币的稳步升值,降准呼声再起。

近一个月来,在岸人民币对美元已从6.72一线回升至6.52,涨幅达到近2000个基点。9月6日,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报6.5311,较前日上调59点,连续8个交易日调升,为2015年以来最长连升。8月底以来人民币连续加速升值,其实是过去积累了长达2年的未结汇头寸及阶段性看空人民币头寸的反向平盘推动的,未来存在突破6.5的可能。

专业人士认为,人民币企稳回升为货币政策的操作打开了空间,降低存款准备金率的同时,大幅压缩短期公开市场操作工具余额,可以达到“中性”降准的效果。虽然“中性”并非“大水漫灌”,而是解决流动性结构性失衡的问题。

结汇需求助推人民币升值

之前人民币贬值的时候,多数企业没有及时结汇。但总有需要人民币的时候,而且人民币利率比美元利率高,资金放在离岸要承受负的利差。如今人民币一直在升值,企业就觉得扛不住了。

今年人民币对美元的变化可以分为三大阶段。

第一阶段,今年前5个月人民币相对于美元一直保持稳定。而从今年初开始,美元指数就已经告别了去年末以来的强劲势头,开始缓慢下行。于是,人民币贬值压力降低,外汇储备也趋于稳定。

第二阶段,5月份下旬,央行在汇率定价模型中引入逆周期调节因子后,人民币汇率开始相对于美元升值。5-8月份,人民币对美元的升值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元持续走弱,美元指数在5月下旬的97.2附近一路走低,在8月初最低跌破93。不过,在这个阶段,市场对人民币走势仍持有一定疑虑,尽管贬值预期减轻,但对人民币是否会重新升值将信将疑。此间,人民币的结汇阶段性增强,外汇占款的下滑压力进一步减轻,但尚未回到很强的结汇需求以及外汇占款大幅回升的状态。

第三个阶段,则是8月份至今,人民币在7月末8月初连续突破6.75和6.70两个重要关口后,市场心态开始发生一些重要变化。虽然美元指数未必进一步大幅下跌,但人民币依然相对于美元补涨。人民币在这一阶段的升值其实是过去积累了长达2年的未结汇头寸及阶段性看空人民币头寸的反向平盘推动的。一旦人民币突破一些重要关口,会触发一些止损盘的平盘,企业的结汇情绪也会上升,带动银行自营盘也跟着买入人民币。

数据也显示,近一个月,在岸人民币对美元从6.72一路回升至6.52,涨幅达到近2000个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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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8月底以来,人民币走升速度明显加快。人民币8月底以来连续突破6.60和6.55关口,其实是结汇需求增强推动的结果。

过去长达2年的贬值预期积累了太多的未结汇头寸,这些未结汇美元囤积在在岸和离岸银行,使得境内和离岸美元流动性相对宽松。但中美利差在今年上半年扩大,人民币融资成本升高使得持有美元的机会成本上升。对企业而言,与其融资人民币使用,不如将此前积累的美元头寸结汇成人民币使用。美元进一步走弱的情况下,重新结汇对企业而言是更优选择。

激战6.5关键点

一路披荆斩棘后,人民币短期内是否有希望继续突破6.5这一重要关口?

在岸人民币8月30日以来一度录得六连阳,连续攻破6.60和6.55两个关口。但在几度逼近6.51后,在岸人民币略有回探。

人民币突破6.5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一方面,“8·11汇改”以来,央行开始将人民币重新锚定一揽子货币而不是锚定美元。2016年人民币相对于CFETS(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一揽子货币保持稳定。但今年前5月,由于某种程度上重新锚定美元,而美元贬值,人民币在前几个月实际上是相对CFETS一揽子货币贬值的。直到最近2个月人民币对美元加速升值后,对CFETS一揽子货币才重新升值。总体来看,从年初以来,人民币对CFETS一揽子货币仍是小幅贬值0.5%左右。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美元指数年初至今的跌幅为9.6%,而人民币年初至今相对于美元升值了6%左右,仍低于美元指数的跌幅。因此,无论是相对于CFETS一揽子货币还是相对于美元指数,人民币目前对美元仍有一定补涨空间。未来突破6.5的可能性依然存在。

如果美元指数能在92附近稳住,人民币的强势上攻行情不会延续很久。但如果美元再次掉头向下,人民币突破6.50的难度并不大。

短期来看,美元走势仍需观望。美联储理事布雷纳德近日表示,尽管市场普遍认为美国通胀低于预期,但低通胀主要受到一些临时因素扰动,加息的步伐仍将取决于通胀数据的变化。

业界呼吁“中性”降准

近期,伴随着人民币的稳步升值,市场上再度出现降准的呼声。人民币企稳将打破汇率市场的单边预期,减轻资本外流,进而有助于国内资金面和流动性预期的改善,国内货币政策的独立空间将继续提高。

一是货币市场流动性偏紧已经持续了较长时间,超储率已经从2016年以来的最高值2.4%下降至2017年二季度1.4%的水平。流动性失衡的问题也不容忽视,一方面,DR007与R007(同为银行间7天回购利率,两者区别在于DR限定交易机构为存款类金融机构,质押品为利率债)分化明显,反映出银行与非银体系的结构失衡;另一方面,同业存单发行量居高不下,大型银行资金相对宽裕、中小银行负债压力凸显,反映出大型银行与中小银行的结构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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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随着人民币汇率贬值压力释放、央行预期引导加强,“降准”政策窗口期到来。其一,人民币进入趋势性升值,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涨幅已经达到5.8%,汇率给予了央行政策足够的降准空间;其二,央行预期引导加强,市场对降准不会过度解读的可能性较大,对市场影响温和。

有人提出“中性”降准的说法。所谓的“中性”降准,即是在全面降低存款准备金率的同时,大幅压缩短期公开市场操作工具余额,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净回笼操作配合降准,能保证流动性总量基本不增加的前提下修复结构性失衡问题。当前金融体系流动性压力较大,在整体流动性水平并非十分充裕的情况下,金融体系内流动性还表现出结构不均衡的特点。

首先,降低存款准备金率有助于释放流动性支持;其次,降低存款准备金率惠及中小银行和非银金融机构。在当下金融体系流动性水平整体不高、流动性结构失衡凸显的背景下,这种降准并不是“大水漫灌”式流动性投放,而是“中性”的流动性结构调整和修复。

2050年老龄人口将增至4.8亿养老消费刚刚开始

截至2016年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接近2.4亿。据预测,到2050年,中国老年人口将增至4.8亿,占全球老年人口的四分之一,也就是说全球每4个老年人中就有一个是中国人。

8月27日发布的《中国城市养老指数蓝皮书2017》指出:“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不仅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而且是世界老龄人口最多的国家,且人口年龄结构老化在各地区也是趋势愈发明显,我国已步入老龄化社会。”

面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问题,《中国城市养老指数蓝皮书2017》指出,每年我国养老金的支出都在增长,平均每年增长高达22.84%。养老金的支出远远大于收入,且支出增幅也远远高于收入增幅,这势必给国家财政带来严峻的挑战;从医疗保障制度上看,老年人消费的医疗卫生资源一般是其他人群的3~5倍。

此次发布会上同时举办了中国康养产业发展座谈会,来自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农业部、科技部、民政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部门的多位专家围绕“中国康养产业发展模式”与“城市养老的关键问题”等话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民政部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刘更光指出,全球人口发展趋势表明,人口老龄化将重塑21世纪的世界。目前,中国人口老龄化的严峻挑战已成为共识,呈现出老年人口增长快、规模大,高龄、失能老人增长快等问题,社会负担加重,农村养老问题突出,老龄人口家庭空巢化、独居化趋势发展迅速。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进程的加快,家庭的保障功能持续弱化,老龄化对经济社会的深刻影响正在呈现。

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宋洪远认为,我国社会养老水平总的来说比较低,经济不发达、

数据快报

欠发达地区的广大农村表现更为突出。农村老龄化问题比城市老龄化问题解决起来难度更大,却更加急迫,“我国农村近几年出现了村庄空心化、人口老龄化、农业兼业化的现象,这关系到了农业的生产发展、农业现代化等重大问题;此外,解决农村老龄化问题还可以兼顾到农村脱贫。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陆百甫认为,老龄化是一个新的发展机遇,养老产业是一个‘大金矿’,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市场,而且我国是边富边老,所以老人消费的前景大好,我们要通过发挥新消费的引领作用,促进我国养老产业转型升级,并为相关产业发展提供新需求。如果把养老事业仅仅看成是一项福利事业,就看窄了,看偏了,也就看成负担了。

国家科技部调研室巡视员胥和平指出,发展中国康养产业要走出‘把老人养起来’的这个思路误区,要把老年人的养老问题和老年人的需求问题结合起来。从60岁到75岁,很多老人还有15年的能力释放期。如果把这些老年人的能力释放出来,那么养老的成本就会降低很多。

宋洪远认为,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的发展对促进我国康养产业的进步有十分巨大的潜在推动力。从需求角度来说,城市人口收入水平提高,消费需求旺盛,但是房价高、交通拥堵、空气质量变差的城市环境并不适合养老;从供给角度来说,乡村的水、电、路、网等基础设施在逐步完善,教育、卫生等公共服务水平也在提高,此外乡村的资源环境好,对老年人有着天然吸引力。

北京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认为,中国的“退休消费”才刚刚开始。从退休到养老是有很长一段时间的,从60岁到80岁有20年的时间,正是有钱又有闲还可以玩的时候,是可以消费的时候。新一代的退休者正在形成,这批退休者是我们改革开放经济增长以后,挣了高工资的中产阶层。有了钱的中产阶层现在开始退休,这些人退休后甚至可能开始计划周游世界。他们退休前是有钱,但是可能没闲,而现在又有钱又有闲,就开始要享受生活了。

上半年银行不良贷款率下降资产质量企稳向好综合分析近日披露的25家A股上市银行半年报业绩可以发现,不良贷款率普遍下降,部分上市银行资产质量趋于好转。不少股份制银行更加重视不良贷款问题,主动加快不良贷款释放,积极核销清收。另外,经济增长呈现底部企稳并局部回暖向好的态势,这为银行资产质量改善提供了非常好的外部环境

不良生成放缓趋势显现

不良贷款是指在评估银行贷款质量时,把贷款按风险基础分为正常、关注、次级、可疑和损失五类,其中后三类合称为不良贷款。不良贷款率指金融机构不良贷款占总贷款余额的比重。在业内人士看来,在衡量上市银行资产质量上,除了不良贷款率,关注类贷款占比及正常与关注类贷款迁徙率也是一个重要评判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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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行上半年不良贷款率是 1.51%,比去年年底降低了一点点。不仅是建行,数据显示,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均有所下降,不良贷款率分别为1.57%、2.19%、1.38%和1.51%,下降幅度分别为0.05%、0.18%、0.08%和0.01%。

五大国有银行半年报显示,资产质量指标全面改善,不仅不良贷款指标好转,关注类贷款及逾期贷款作为领先指标也显著好转。从半年报数据看,工行不良贷款率、逾期贷款率和剪刀差等关键指标全面下降,其中不良贷款率是自2013年不良贷款“双升”以来首次实现“单降”。中行关注类贷款比率2.77%,比一季度末下降11个基点。逾期贷款金额、比率实现“双降”,6月末集团逾期率1.97%,较上年末下降18个基点。这意味着中行贷款质量全面好转。

除国有大行外,城市商业银行也延续了去年以来的不良生成放缓趋势,如宁波银行和南京银行不良贷款率都在1%以下。其中,南京银行不良贷款率0.86%,较年初下降0.01个百分点。宁波银行不良贷款率为0.91%,与过去6个季度持平。其他一些城商行中虽然不良贷款率稍高,但也呈现出下降趋势,如中原银行不良贷款率为1.85%,较上年末下降0.01个百分点,关注类贷款比例较年初下降0.01个百分点。

主动加快不良贷款核销

相比较而言,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在不良贷款率上的表现差异较大。其中,浦发银行不良贷款率升至2.09%,不良贷款余额达633.97亿元;关注类贷款余额1158.67亿元,占比3.83%,较去年末上升1个基点。浦发银行资产质量在恶化,不良率环比大幅回升,估计是事件性因素导致,关注类占比也在回升,逾期贷款占比有所下降,不良生成率在提高。

不良贷款率上升的还有民生银行和华夏银行等。其中,民生银行不良贷款率 1.69%,比上年末上升0.01个百分点;平安银行不良贷款率小幅上升至1.76%,较上年末增加0.02个百分点;华夏银行不良贷款率则升至1.68%。

中信银行、招商银行、光大银行等不良贷款率均有所下降。具体来看,截至上半年末,中信银行不良贷款率1.65%,比上年末下降0.04个百分点。招商银行不良贷款率为1.71%,较上年末减少0.16个百分点。光大银行不良贷款率1.58%,较年初下降0.02个百分点。兴业银行不良贷款率1.6%,较年初下降0.05个百分点。

与过去通过贷款重组等方式掩盖不良贷款的做法不同,多家股份制上市银行都正视不良贷款问题,主动加快不良贷款释放,积极核销清收。根据对平安银行进行深度调研发现,该行2016年专门成立特殊资产管理部门处理公司不良贷款的清收工作,2017年上半年收回不良资产44亿元,同比增长66.52%,其中信贷资产40亿元,包括已核销贷款17.69亿元,现金回收率达90%,其余则采取以物抵债方式收回。此外,公司明显加大贷款核销力度,上半年核销不良贷款188.9亿元,同比增73%。不良资产处置初现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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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质量保持稳定可期

上市银行不良贷款企稳与大环境息息相关。经历2015年不良贷款呈规模暴露后,2016年起不良贷款出现边际企稳迹象。银监会公布,截至2017年二季度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1.74%,环比持平,不良贷款余额1.64万亿元,环比新增563亿元,增量较一季度下降。关注类贷款率3.64%,环比下降13个基点,余额3.4万亿元,环比下降53亿元。关注类贷款率已连续3个季度处下降态势,且二季度实现关注类贷款“双降”,不良贷款整体放缓趋势确立。

那么,银行资产质量改善的趋势能否持续?对此,工商银行董事长表示,目前资产质量企稳向好的信号更加明显,资产质量出现转折的曙光进一步显现。当前,宏观经济逐步企稳向好的态势比较明朗,这为下半年发展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尽管还存在一些结构性和新旧动能转换问题,但随着我国各项改革举措的进一步落地,经济增长呈现底部企稳并局部回暖向好的态势,这为银行资产质量改善提供了非常好的外部环境。建行副行长对今年以及今后的不良资产较为乐观。他指出,近期最主要暴露的还是落后的制造业以及批发零售业。与此同时,建行在风险防控过程中,贷前、贷中、贷后等各个环节都有较为先进、有效的做法,确保资产质量达到较高水平。

钢价上涨并非“价格异动”存在两大支撑近2年来,中国钢材市场持续升温,价格行情出现较大幅度上涨。迄今为止,钢材价格比较前期低点上涨超过6成。对于钢材价格上涨的主要推动力量,人们众说纷纭。在众多因素中,人们却忽略了最为重要,也是最为基础的因素:即连续两年来国内需求的旺盛增长。

根据统计数据测算,2017年1-7月累计,全国粗钢表观消费提速至14.3%,其中1季度同比增长9.9%,上半年增长10.2%,7月份更是飙升至17.9%,国内需求确实进入了上行通道。按照这个趋势推算,2017年中国粗钢表观消费将比上年增长8%以上,凸显其旺盛增长局面。国内钢材需求旺盛增长,还可以从下述统计数据中得到证明。

一是下游耗钢产品产量大幅增长。除了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增速保持高位水平外,主要的30个用钢行业中,有24个行业的产量是正增长。比如重型卡车、挖掘机、机器人等同比增幅都在5成以上。二是全国粗钢产量同比增速不断提高。其中3月份同比增幅为1.8%,4月份为4.9%,6月份为5.7%,7月份为10.3%。因为有需求才会有生产。三是社会库存持续下降。在国内产量不断提速的同时,全国钢材社会库存却在持续下降。中钢协统计数据显示,2017年8月,全国20个城市5大类品种钢材社会库存总量连续6个月下降,处于历史偏低水平,更加凸显了国内需求强劲。

正是因为具有国内需求旺盛这个坚实基础,所以钢铁去过剩产能才能产生效应,另外一个方面促进了供求关系改善。否则仅仅缩减产能,供应减量,而无国内消费增长,势必陷入需求互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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削减、联袂下降的利空循环,上个世纪的世界经济大萧条就是这种局面的显现。同样道理,“铁腕”环保题材所以能够刺激钢材价格扬升,也是因为需求旺盛这个前提,否则价格不但难以上涨,甚至都不能成为“炒作”题材。

在市场升温过程中,投机资本炒作,推波助澜行情“溢价”不可避免,但这也是投机资本察觉到了基本面的需求旺盛、供求关系改善与成本增加后的顺势而为,否则便缺乏大举做多的“坚硬底气”,甚至反向而为。比如前期“熊市”中投机资本纷纷撤离钢材市场,撤离所有黑色系列商品市场,甚至撤离相关板块的股票市场。

再考虑到目前钢材期货价格对于现货价格依然贴水,现货市场也未出现大量投机性囤积,整体社会库存仍处于历史偏低水平,因此钢材价格中的炒作成分并未成为主导。

由此可见,现阶段钢材价格较大幅度上涨,主要为前期偏低价格的合理回归,绝非“价格异动”,更不能将其主要归结为投机“炒作”,当然也不能将其完引向“铁腕环保”。

9月份钢价存在两大支撑。一是突发消息点燃钢价。9月1日上午10点号称亚洲最大高炉的本钢板材第二炼钢厂新1号高炉发生火灾。伴随着这场大火,上周五螺纹钢、热卷期货迎来了9月份火热开局,两品种主力合约分别大涨3.4%、4.4%。该高炉规格为容积4350m3,号称为亚洲最大高炉,单日影响成品材产量约4500吨,月产量15万吨上下,火灾消息传出后,钢材期货即受到刺激增仓大涨,热卷主力一度涨停,现货市场方面也纷纷看涨。

二是销售旺季利好将释放。8月中旬后,热卷期货掉头回落,市场开始维持按量调价出货为主,现货价格重心下移。但随着环保消息持续发酵,后期钢企发货量不会出现明显增加,市场资源价格深跌空间有限。供应方面来看,唐山地区主流钢厂生产热情仍处相对高位,仓储库存微增0.23万吨。需求方面来看,下游调坯轧企采购积极性略一般,钢贸商操作谨慎居多。在消息面提振下,预计短期钢坯市场或继续趋强运行。展望后市,9月份钢企出台的热卷价格政策持续以调涨为主,沙钢9月份热卷指导价上调370元/吨,其涨幅放大,对后期钢企政策出台提供指导。‘金九’销售旺季来临,多数钢企对后市预期依旧向好,钢厂政策均维持上调,进一步对价格形成支撑。

2016年中国为发展高铁投资超过1180亿美元德国之声电台网站9月4日刊文称,未来属于铁路交通,起码在中国是如此。按照中国政府的规划,中国高铁也将走出国门迈向亚洲。最新研发的“复兴号”将于9月21日起在全长1300公里的京沪线开始运营,使从北京到上海的行驶时间再次缩短大约一小时至4个半小时。相比之下,在德国乘坐高速列车ICE从汉堡到慕尼黑的路程只有北京到上海的一半,但却大约需要6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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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称,中国高铁时速目前为350公里。虽然还有比其速度更快的长途列车,例如日本东京至名古屋的磁悬浮中央新干线最高时速可达603公里。但是要在10年后才能完工,而且该时速还是在试验阶段。

文章称,中国拥有高铁已经很长时间。首都北京至上海的线路是全国最重要的一条高铁线路,自2011年开通运营以来,累计运送旅客突破6.3亿人次,平均每年超过1亿人次。2016年该线路营业利润达到10亿美元。如果“复兴号”高铁在该线路成功运营,将为全球的高铁树立新的标准。中国人如此迅速地跻身行业前茅,确实令人感到震惊。

文章称,中国赶上老工业国的水平并非易事。仅2016年一年,中国就为发展高铁投资超过1180亿美元。按照目前的5年计划,中国将为发展高铁投资超过5000亿美元。

当下,中国的高铁网总长度已经超过2.2万公里,占全球高铁总长的大约三分之二。中国计划在2020年之前高铁线路总长达到3万公里。届时高速铁路线将横贯全国的东西南北,连接全国80%的百万人口以上的城市。

文章称,“复兴号”高速列车将成为中国新的出口强项商品。中方已经同印度尼西亚签署协定,为印度尼西亚提供“复兴号”高速列车并承建从首都雅加达至该国第四大城市万隆之间的高速铁路线。线路计划3年内完成,届时行车时间将从目前的3小时缩短到40分钟。连接泰国与中国的一条高速铁路线已经在建设之中。中国政府也将目光投向北部。上周,一条连接中国与俄罗斯的6630公里长的高速货运铁路正式完工投入使用。承建一条连接莫斯科与喀山之间高速铁路线的谈判正在进行之中。

中国的铁路技术是如何变得如此强大的?文章称,原因之一是与外国公司的多年合作。中国人从中学到了很多东西。2004年,德国、法国和日本铁路公司获准进入中国市场,条件是进行技术转让。13年后的今天,这一交换条件令中国人受益匪浅。

文章称,更重要的是要知道北京现在的打算。认真观察一下其整体规划中的每一个具体项目就不难看出,所有这些项目都服务于“新丝绸之路”这个庞大工程。无论是在俄罗斯、印度还是东南亚的新修铁路线,都是为了打造一条跨越中国边界直至欧洲的泛亚走廊。

文章称,从整体经济而言,这是一个应该让欧洲人兴奋的发展。当然要是欧洲的公司也能够参与这条走廊的建设再好不过。这些新建铁路会进一步推动欧亚大陆的经济发展。

保监会:鼓励外资险企进入健康、养老等专业领域9月5日,中国保监会召开外资保险公司座谈会,邀请10家外资保险公司负责人围绕“保险业回归本源服务实体经济”进行了座谈。保监会副主席陈文辉在会上表示,鼓励外资保险公司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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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积极的姿态参与中国保险市场发展,鼓励外资保险公司进入健康、养老、巨灾保险等专业业务领域,参与保险业经营的新模式,支持其参与国家和保险业的各项改革,促进其健康快速发展。

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共有来自16个国家和地区的境外保险公司在我国设立了57家外资保险公司,下设各级分支机构1800多家,世界500强中的外国保险公司均进入了中国市场,完善了我国保险市场主体结构,形成了中外资保险公司优势互补、公平竞争、和谐发展的局面。外资保险机构市场份额逐步扩大,从入世之初不足1%增长到2016年末的5.19%。截至今年7月末,外资保险公司总资产达到10022.50亿元。相较入世之初的30亿元,实现了较大发展。

陈文辉表示,外资保险公司的进入,带来了先进的理念、技术、产品,推动了行业改革发展;在合规和风险防控方面,外资保险公司坚守依法合规经营理念,积极防控风险,推动了市场规范化发展,起到了很好示范作用。总体上看,外资保险公司已成为我国保险市场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保险市场的影响逐步增强,但也还存在外资保险机构发展相对缓慢、份额占比仍然较小等问题。

陈文辉指出,保险业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有利于保护保险消费者权益、促进保险市场有序竞争、防范保险业风险。下一步,监管部门将重点着手以下两方面工作,进一步提升中国保险市场对外资保险机构吸引力。

一是对于已进入中国市场的外资保险公司,将进一步优化监管环境,鼓励其进入健康、养老、巨灾保险等专业业务领域,参与保险业经营的新模式,支持其参与国家和保险业的各项改革,促进其健康快速发展。

二是对于尚未进入中国市场的外国保险机构,将进一步优化准入政策,通过引入更多优秀的境外保险机构,完善保险市场主体结构,进一步增强市场活力,促进行业有序竞争。

人工智能产业迎来政策红利期

从工信部获悉,为进一步推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工信部将会同相关部委、科研机构、产业组织和行业企业,在《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等产业指导性文件的基础上,出台一批具体的产业推进措施,加速政策落地,促进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在未来快速健康发展。人工智能产业将迎来政策红利期。

据悉,未来将出台的人工智能产业推进措施主要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具体产业落地政策,包括出台针对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和初创企业的财税优惠政策,通过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和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政策支持人工智能企业发展政策;落实数据开放与保护相关政策,开展公共数据开放利用改革试点,支持公众和企业充分挖掘公共数据的商业价值;盘活现有资金,引导市场力

国际产经

量,建立健全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基金。

第二类是推进各类人工智能创新发展。主要包括按照国家级科技创新基地布局和框架,统筹推进人工智能领域建设若干国际领先的创新基地;引导现有与人工智能相关的国家重点实验室、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实验室等基地,聚焦新一代人工智能的前沿方向开展研究;前瞻布局新一代人工智能重大科技项目,形成以新一代人工智能重大科技项目为核心、现有研发布局为支撑的人工智能项目群;建立人工智能技术标准和知识产权体系,建设跨领域的人工智能测试平台,推动人工智能安全认证,评估人工智能产品和系统的关键性能。

第三类是制定促进人工智能发展的法律法规和伦理规范,开展与人工智能应用相关的民事与刑事责任确认、隐私和产权保护、信息安全利用等法律问题研究,建立追溯和问责制度,明确人工智能法律主体以及相关权利、义务和责任等。重点围绕自动驾驶、服务机器人等应用基础较好的细分领域,加快研究制定相关安全管理法规,为新技术的快速应用奠定法律基础。

工信部正在牵头起草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有关具体行动计划,并联合有关部门支持成立相关产业发展联盟。上海、安徽、江苏等地均在加紧制定相应的人工智能产业扶持政策。

制定和出台具体的产业落地政策,是我国推进产业发展的有力手段之一。通过出台有针对性的具体政策,一方面可以促使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应用,加速人工智能应用市场成型;另一方面,还将有助于产学研快速整合,形成完备的人工智能产业生态,有利于人工智能产业在未来做大做强。百度、阿里巴巴、腾讯等企业均表示,后续落地的多项人工智能产业推进措施,将从政策扶持、加速产业应用、扫清风险三个层面出发,能够进一步提升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活力,有助于人工智能应用在我国快速应用,并被社会接受,这将为未来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成熟、壮大奠定基础。

华尔街:次贷危机以来中国经济表现令人叹服标准普尔公司首席全球经济学家保罗·希尔德日前在接受专访时说,次贷危机以来,中国经济的表现令人叹服。自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体现出其经济发展的巨大潜力,体现出其加入世贸框架后获得的增长动能,更体现出中国及时采取行之有效的应对措施。

相关报告也显示,自2008年第四季度以来,中国平均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按年率计算高达8.2%,而该数据在美国和欧元区仅为1.4%和0.4%。

十年前,全球金融危机初现端倪。2007年8月9日,法国巴黎银行宣布暂停旗下三只涉足美国房贷业务的基金交易,这一天被英国主要抵押贷款银行北石银行时任首席执行官亚当·艾普尔加思称作是“世界改变的一天”。十年后,再来回顾这场金融风暴,中国在次贷危机之时的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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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和这十年来经济的高速发展,被世界叹服认可。

希尔德认为,危机发生后,中国迅速反应,灵活运用财政和货币政策,成功地将经济从外需导向型引导为依靠内需,尤其是基础设施投资拉动增长。这些政策令中国经济免受全球经济衰退带来的负面波及,在一定程度上修正宏观经济数据失衡,同时也加快了城镇和交通等基础设施投资的积累。

然而,凡事皆有利有弊。希尔德认为正是由于危机之后中国采取的一系列刺激政策令中国债务问题在近年来凸显,因而,当下中国决策层采取的改革措施“十分必要”,“正逢其时”。

今年上半年,得益于多项结构性改革释放的红利,中国经济实现6.9%的增长,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超50%,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一股“中坚力量”。

希尔德说:“一系列改革措施的推进将令中国资本分配更趋合理,同时,中国经济也将更加平衡、完善,中国居民的服务消费将逐渐成为带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美国金瑞基金首席投资官布伦丹·埃亨表示,我们相信内需将继续成为提振中国经济的主要动力,而中国经济也将继续在世界经济舞台扮演重要角色。

希尔德表示,自危机以来,全球经济增速在3%至3.5%区间,并预计在可预见的未来,将保持3.5%的增速。尽管未来经济、政治和政策等方面的挑战与下行风险依然存在,但是绝非是金融危机即将发生的前奏。当下发达经济体并没有出现巨大失衡,而且,目前也看不出美国华尔街金融市场蕴藏泡沫。

乌克兰:正在制定、完善“一带一路”线路图从乌克兰大使馆获悉,为推动中乌中小企业合作与发展,由乌克兰工商会、中国产业海外发展协会主办的“中乌经济合作论坛暨首届中乌中小企业实业论坛”将于10月9-10日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举办。

乌克兰驻华使馆公使衔参赞塔胜利表示,中国和乌克兰是战略合作伙伴关系,2015年双方签署了“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合作协议,目前两国正在制定、完善有关路线图。随着政局逐步稳定,发展经济成为乌克兰的重要任务,两国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将为中乌经贸合作提供新的机遇。

早在8月31日,“2017中乌经济合作论坛暨首届中乌中小企业实业论坛”新闻发布会在乌克兰驻华大使馆举行。塔胜利介绍道,乌克兰的科技水平和装备制造基础十分雄厚,且素有“欧洲粮仓”的美誉,是世界第三大粮食出口国。同时,乌克兰地处欧亚大陆与中东欧的连接点,具有突出的地缘优势和良好的经济发展潜力,自然人文风光独特,希望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家和游客赴乌考察投资、旅游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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