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恺之“传神论”绘画美学思想特点

浅议顾恺之“传神论”绘画美学思想特点摘要：魏晋南北朝时代人的自觉直接反映为艺术的自觉，而艺术理论的独立形成又是艺术自觉的重要标志。这一时期的代表当属顾恺之，本文将从“神”的哲学概念转为审美范畴、绘画技巧的经验总结两个方面分析顾恺之“传神论”绘画美学思想特点。

关键词：顾恺之；形神论；传神论

中图分类号：j222 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1005-5312（2012）32-0191-01

魏晋南北朝时代人的自觉直接反映为艺术的自觉，而艺术理论的独立形成又是艺术自觉的重要标志。顾恺之在总结前人和自己的绘画技巧经验中，从哲学和审美的角度提出了以“神”为中心的“传神论”，本文将“神”的哲学概念的转化和绘画技巧的经验总结两个方面分析顾恺之“传神论”绘画美学思想特点。

一、“神”从哲学概念转为审美范畴

中国绘画美学中的“形神论”源于中国哲学的形神论。“形神问题即身心问题，是重要的哲学问题之一。”①形神问题在本质上是人生问题。作为人的第一自然属性“形”“神”的概念在。魏晋时期的哲学的发展中，对“神”的概念的考察，可以从《周易》《老子》、《庄子》开始。

《周易》中出现的神：

穷神知化。（《周易·系辞上传》）

传神论

传神论 中国古代美术的重要美学命题。已知画史上最早运用“传神”评价美术现象的，是东晋画家顾恺之。他说：“凡生人亡有手揖眼视而前亡所对者，以形写神而空其实对,荃生之用乖,传神之趋失矣……一像之明昧，不若悟对之通神也”（《历代名画记》卷五）,又说:“四体妍蚩本无关于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睹中”（《世说新语·巧艺》）。对顾恺之传神论有两种解释：①顾恺之主张“以形写神”，重神但不轻形，认为神似须由形似达到；②顾恺之是重神而轻形论者，“以形写神”不是作为独立的肯定命题而是作为否定命题的一部分提出的。 传神论在公元4世纪提出来,是受了汉末魏初名家论“言意之辨”和魏晋玄学的影响。名家以《周易·系辞》的“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知人论事,主张看人不能只看其骨相与言论，还必须观其内在的神，而神常是不可言传的。玄学家王弼以老庄解《易》，发挥庄子“得意忘言”思想，并扩而大之把它作为解经、证玄、调和乃至认识艺术的新方法。他的“得意忘言”与名家的“言不尽意”都重神、意，但名家轻言、象，只强调意会；他则从另一方面认识到“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认为意是目的，言、象是手段，唯有通过手段才能达到目的。顾恺之生活在玄风颇盛的东晋，与许多谈玄论道的士人相交，他接受王弼所代表的“得意忘言”思想是很自然的。他说“凡画,人最难”,说“四体妍蚩本无关妙处”，都是强调传神很难，画之妙不在形体而在内在精神气质，这显然是由“得意忘言”变化而来的。那么，顾恺之是否像名家那样认为言、象、形体可有可无呢?从他的《论画》等著述并结合他的绘画遗迹（摹本）看，他是重视形似作用的，因此才有“以形写神”之说，才在论临写时有“若长短、刚软、深浅、广狭、与点睛之节、上下、大小、厚薄,有一毫小失,则神气与之俱变矣”（《历代名画记》）之叹。 顾恺之的传神论是人物画创作实践的理论总结。所谓形神，当时都是针对画人物而提出的。直到唐代，传神论也还是主要作为人物画的审美标准被运用的。五代以后山水、花鸟画大盛，抒情寄意作为突出的美学命题被提出来，由是自宋以后，写意论成为更流行的审美准则；传神论一方面由人物画扩大到山水、花鸟领域，另一方面又有所凝缩──“传神”一词渐渐成了肖像画体裁的专用语。 历来论传神论者，大抵有两种意见，一种坚持贵神贱形求离形得似；另一种坚持形神兼得，由形似求神似。

董其昌生平简介

董其昌生平简介 董其昌是明代著名的书画家，擅长山水画，董其昌一生书画作品无数，流传下来的经典作品也有一定的数量。下面是搜集整理的董其昌生平简介，希望对你有帮助。 董其昌，著名书画家。生于嘉靖三十四年，卒于崇祯九年，享年82岁。董其昌擅长书画。在绘画方面，有南董其昌，北米万钟的美称;在书法方面，集各家之长于一身，使自身的书法有超越前人之势，在中国的书法历史长河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董其昌在而立之年后，进入仕途。但是仕途不顺，在朝廷里，几进几出。由于仕途的坎坷，让他的政治抱负得不到施展。便在辞官回乡的时间里，提高自己的书画技艺。在专研学习前人书画经验，并自发组织坊间书画爱好者，和自己一同探讨书画方面的知识。并且大量临摹王羲之、颜真卿等书法大家的名作，从中获得创作灵感，开创自己的书法之美。 后人对董其昌的书画成就评价颇高。清代年间，康熙皇帝和乾隆皇帝特别推崇董其昌的书法，闲暇之余进行大量的描摹。除此之外，董其昌提出的“南北宗”论成为文人画的创作指导核心。 董其昌的书画成就对后世的书画发展影响颇深。在书法方面，他所著的《白居易琵琶行》、《金沙帖》等流传于世;他所绘的《昼锦堂图》、《疏林远岫图》等仍被珍藏于各博物馆。

董其昌去世后，后人常去董其昌墓、董其昌故居瞻仰这位书画大师。 董其昌字画价值目前，董其昌的字画被收藏于中国各个博物馆。许多文人墨客慕名而来，瞻仰大师的书画之风。除此之外，董其昌的字画也为中国文人画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董其昌自幼在字画方面造诣颇深，因为爱好的缘故，自己一边在读书考取功名之时，一边研习颜真卿等书法大家的作品，并进行描摹、创新。最终集各家书画优势为一体，成为明代著名的书法家之一，对后世书画创作影响颇远。 书法方面，董其昌在临摹前人书法基础上，将自己的创新意识融于其中。字体淡雅隽秀，刚劲有力，尤其在草书和楷书方面，造诣颇深。康熙皇帝曾大赞董其昌的书法飘逸空灵、丰神独觉，深得康熙皇帝的偏爱。而在民间，也刮了一阵效仿董其昌书法之风，其兴盛之风，难以想象。 绘画方面，董其昌提出“南北宗”论，他提出，绘画时不应只画出景物的表皮，应该注重实物的本质，并结合道家的思想观念来进行创作。除此之外，董其昌在绘画时，认为文人画太过于单调，在完成之后，加入了诗词创作，让画作主旨更为饱满。 董其昌一生的作品很多，所以，流传于世的作品也很多。 董其昌书画欣赏绘画方面，擅长山水写意。在模仿前人绘画的基础之上，董其昌又加入了自己的创新和想法，用水墨画法，将石头、树木、河流等实物强劲有力的勾勒出来，并且善用水墨，使画作层次

论绘画艺术审美特征

论绘画艺术的审美特征 作者：马龙潜文章来源：山东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 一 绘画以色彩、线条、形状作为艺术传达的媒介，在二维的平面上，感性具体地展现广阔的社会生活图影。绘画艺术一方面偏重客观，偏重对于对象的客观再现；一方面又突出了艺术家的主体表现，这两者使绘画更为个性化了。色彩、线条、形状往往既是展现个性化的客观对象的形式，又是个性化的艺术家主体表现的形式，它们都是线与面在二维空间中的展开，这与偏于客观的认识在空间中展开的本质有某种内在联系（正如声音在时间中流转与情感在时间中运动有着内在的联系一样）。相对地说来，色彩长于认识，线条长于表情，这使绘画艺术既能个性化地、具体地透视客观对象的本质与必然，又能细致复杂地展示主体的主观意象与精神情感。 绘画的艺术形象展现在二维的平面之中，这使它作为一种独特的艺术类别或形态，具有了自己的存在价值和相异于其它艺术类型的审美特征。绘画之在二维平面中建构的艺术传达手段，一方面决定了它以艺术家自身存在的主体性为基本原则，另一方面也为充分运用艺术材料（媒介）如色彩、线条、形状等等提供了更广阔的场所，因而在客观地反映对象方面有了更大的可能性。单就色彩而论，赤、橙、黄、绿、青、蓝、紫的不同，深浅浓淡的极细微的差别，便可把主体方面的情绪——情感、精神——心理状态，与外界各种各样的事物接触时心中引起的特别兴趣，情感都渲染出来。同时，绘画可以反映社会生

活的极其丰富多彩的内容，它可以容纳自然的天地造化，人工的精巧创造，也可容纳面目各异的人物，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它不但能够描绘各色人物的容貌神态，而且能够表现人物在复杂社会环境中的内在心灵冲突和情感色彩。绘画大大扩展了客观的主体性艺术反映社会生活的能力和范围，其题材的广阔性造成了其样式的多样性，除了人物肖像画外，风景画、静物画、人物情节画等也占有不小的比重。其艺术传达手段的特殊性与多样性，也造成了其体裁的多样性，如绘画之分为油画、水彩、素描、中国画等等。浮雕、木刻可以说是从雕塑到绘画的过渡，是联系两种艺术形态的中介和桥梁。 绘画艺术可以淋漓尽致地展现人类生活中的某些细节，但此种展现并不在于单纯地摹拟人物和客观事物的外貌，它主要是通过人物的神情与活动等可视的因素，来完成对人物性格的刻划、人物内心世界的展示，同时也实现主体内在情感的传达与表现。绘画中艺术形象的建构与每一根线条、每一点色块的具体运用相联系，这使它最适于描绘生活的细节，使艺术家能够借用刻划生活中某一可视的瞬间，来概括事物发展过程中与之密切联系的前后阶段，从而使定型化了艺术形象在观赏者头脑中引导对事物发展过程的联想，激发对动态过程前因后果的丰富奇丽的想象。如莱辛所说“作品不仅仅让人看一下，还要让人考虑，让人长期地反复观赏……；让想象自由活动才是最有意义和效果的，我们愈看下去，就愈能在里面想出更多的东西来。”（L 《拉奥孔》第三章）绘画在二维平面上去再现与反映生活，不但追求视觉上的逼真性、精确性，还力图借助视觉形象的描绘，表现人类主

郭溪《林泉高致》的绘画美学思想

浅析郭溪《林泉高致》中的绘画美学思想 摘要：郭熙的《林泉高致》为宋代画论名著，它集中体现了基于儒学的绘画美学思想。其中以绘画“四可”说来提升人格境界，以山水意象营构来扩展主体的胸襟、开拓审美视界；借营造山水之“势”来体现生命的张力，并在“三远”说的理论凝结中表达了画家对生命境界的追求和性灵安顿。《林泉高致》不仅在绘画功能、构图和技法上有独到见解，而且在艺术精神和人生境界方面亦有智慧的表达，因而成为中国古典画学的一座里程碑。 关键词：四可山水意象势三远 《林泉高致》集，主要内容为宋代画家郭熙所撰，其子郭思后来将《林泉高致》做注并整理成集，约成书于宋政和七年（1117）。《林泉高致》涵盖深广，集中体现了郭熙精深的画学与美学思想，其中对山水画的起源、功能到构思、、笔墨，以及观照法式等，都有精辟的阐述。笔者在多次研读的基础上，就其中体现的郭熙绘画美学思想的几个层面做简要述评。

一、“四可”说之意蕴 中国山水画发展到北宋中期有巨大变化，突出的一点是多数山水画家摒弃隐居，不再强调山水画表现隐居的思想倾向。郭熙作为宫廷御用画家，适应山水画的发展趋势，及时从实践和理论方面给予总结。由于郭熙的山水画强调表现诗意，并提出山水画的“四可”价值论———可行、可望、可游、可居，使山水画的创作和理论进入一个新的境界。 郭熙在《林泉高致·山水训》一开始就谈到山水画的艺术价值与功能问题，认为人们生在承平时代，想要“苟洁一身”，不必去隐归自然；借助山水画，完全可以不下堂奥而坐穷泉壑。这是对宗炳提出的“卧游”、“畅神”的绘画美学功能论的补充和发展，宗炳的“卧游”、“畅神”论是在道家和佛学思想影响下的产物，而郭熙则不同，他主要是从儒家的角度来看待绘画的艺术功能问题。《山水训》曰：“君子之所以爱夫山水者，其旨安在？……此世之所以贵夫画山之本意也。”在郭熙看来，君子爱惜山水，主要是为了养素、啸傲、隐逸、常亲、常适，“快人意，获我心”。是为了养成淡泊虚静、素洁平常的内在的心灵世界。从而陶冶性灵，提升人格境界。 同时郭熙认为，“画山水有体，铺舒为宏图而无余，消缩为小景而不少。看山水亦有体，以林泉之心临之则价高，以骄侈之目临之则价低。”欣赏山水，要“以林泉之心临之”。林泉之心就是审美的心胸，是超越世俗尘淖的真我的体现。

美术鉴赏论文——浅谈董其昌的“南北宗论”

浅谈董其昌的“南宗北论” 董其昌，明末的山水画家，对我国的山水绘画史具有深远的影响。特别其绘画理论——“南北宗论”，是明清时期绘画理论中的重要思想之一，它深刻地影响了画家的创作活动，及其对绘画本身的理解和对中国山水画史的把握；对明清山水画的影响是有目共睹的，甚至波及了书法、诗词等相关艺术门类的理论建构。然而，同时他也是中国古代绘画史上极具争议的人物，学术界上自古到今都有许多赞成和反对的意见。本文试从董其昌的个人生平出发，就其社会背景，浅谈“南北宗论”及其对中国山水画的影响，面对古今褒贬不一的评价，讨论现如今我们以何种目光对待。 如果说“南北宗说”是中国美术史上第一个画派理论学说，那么提出“南北宗说”的董其昌则是中国美术史上第一个画派理论家。在我看来，董其昌的“南北宗论”绝非偶然，它的出现具有深刻的历史背景，是面对当时的政治、宗教、经济、社会风气，而对山水画发展面临的困境而发出的声音，与当时的绘画界的情况有密切关系。 明初期和中期的浙派和吴派山水画，到了董其昌生活的年代已经到了陈腐或烂熟的时期。在日益动荡纷乱的社会现实和封建文化日趋衰败沉落的大趋势中。文人士大夫逐渐丧失了他们昔日积极进取的精神，山水画的发展逐渐没落。正是在这一文化社会背景下，“南北宗论”随之而生。“南北宗论”在明末出现，符合中国画自身发展的逻辑，是唐、宋、元、明的发展史与明代绘画批评相汇合所结出的果实。 从唐至明，山水画风格几经演变，画家对自然持的态度，审美情趣，表现手法也有种种差异，这么长的历史时期，只用两个流派去归纳，难免有自相矛盾，牵强附会，评价不当之处。历来有人对此进行了反驳、批判。但是，在中国历史上，画山水画毕竟有两种风格与画法，这是事实。董其昌作为对山水画艺术流派进行研究的先行者的作用还是应肯定的。 通过上文对董其昌及其“南北宗论”的分析，我们可以更为清楚地认识到“南北宗论”的创立者想通过对从唐至明近千年的山水画的分析总结，用艺术风格分流派，并加以褒贬，以建立绘画的新风格和绘画批评的新标准。理论来源于实践，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也是无止境的，故任何理论也当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予以发展与创新。

中西方绘画审美观念 的异同

中国绘画以中国的水墨画为代表，中国的水墨画以写意为主旨，作画者不但要心中有画面，还要有对画面深深的感情寄托，不以生活中的实物的形象为局限。用笔是大胆，不拘于形式，不刻求光感以及画面色彩搭配，观赏者要走入画中，走入作画者的思想中，这样才能真正的欣赏它，感受它的美。中国的水墨画画面多辅以文字，作为欣赏画作的铺路石，如中国五代时期画家荆浩的《匡庐图》，画面气势磅礴，危峰重叠，四周溪峰连绵，山石之感坚实，体感厚重，体现出作者对山水无限敬仰之情，也同时能体现出作者无限的胸襟。 西方绘画作品非常繁多，但其中以宗教色彩浓重的题材为其代表，画面多凝重，色彩对比鲜明，画法笔触精细，力求完美，画面人物表情清晰明了，而且作品题材多为广为人知的宗教故事。做平力求形似，有种真实贴切的感觉。作者多追求画面的光源，以及光源在画中人物中的折现。他们善用光和色彩来体现作品，西方绘画作品也能体现画家的一些思想感情，但过于拘泥，不像中国水墨画般豪放、洒脱。如：拉斐尔的《西斯廷圣母》徐徐打开的帷幕中圣母怀抱着圣婴从云端缓缓落地，圣母端庄矜持的脸上略带忧伤，而圣婴也带着超乎儿童的神圣。画面如诗一般，艺术语言表现出一种优雅、和谐、轻快，体现了当时的人文主义理想。

那你可能会问中国就没有了细腻，西方就没有来豪放吗？我只能告诉你：“是也！非也！”。 无论是西方绘画还是中国的绘画，他们都在不断的发展，不断的变化，随着世界文化的交流，随着审美观念的拓展，西方也出现了洒脱之作，中国也不乏细腻光感的作品出现。 西方绘画作品中现代的大作中写意、奔放的作品很多，如蒙克的《呐喊》，画中天空被染成了鲜红色，灰蓝色的海湾和小镇，桥头两个僵直的人影向前走着，画中央一个有几分变形的人正在捂着耳朵呼号呐喊，像是画家自己的化身。让我们体会到了画家的紧张、恐惧和不安，甚至是绝望。 中国绘画的细腻、婉约就如同中国的绣花针，细致入微，极其考究，如中国唐代阎立本的《历代帝王图》，他以每位帝王以及侍从为一组造型，侍从体型小于帝王，同样的背景进行烘托，画面通过描绘人物的外貌特征的细微，刻画表现人物各自的性格气质心态。它是中国古代绘画史上重要的人物肖像画之一。 西方绘画与中国绘画在时间和空间的观念上是相辅相通的。有细致入微的联系，又有绝对性的不同，不论是西方还是中国，都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发展。

东晋画家顾恺之的传神论探析

第28卷第1期2011年3月长江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J ournal of Chan gjian g Engineering Vocational College Vo l.28N o.1M ar.2011 收稿日期:2010-11-16作者简介:彭志斌(1982-),男,湖南衡阳人,助教,大学,主要从事思想政治教育和学生管理工作。 东晋画家顾恺之的传神论探析 彭志斌 (长江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武汉 430212) 摘 要:魏晋时期玄学的兴起,社会意识形态的变化,使这一时期的艺术所追求的美,既有形色又超于形色,含有一种具有审美意义的人格理想,高扬了情感的意义和价值。顾恺之的传神论作为中国画的一个基本理论,也一直深刻影响着中国画的发展。 关键词:传神论;魏晋玄学;顾恺之;以形写神 中图分类号:J 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96(2011)01-0079-02 On Eeastern Jin Dynasty Artist Gu Kaizhi 'Theory of Soul Communication PENG Zh-i bin (Changjiang Engineering Vocational College,Wuhan 430212,China) Abstract :Rise of m etaphysics in Wei and Jin dynasties and changes of so cial ideolog y makes the beauty w hich the ar t of this per io d pursues not o nly co ntains form and color but also ex cesses for m am d colo r.It consists of per sonality and thoug hts of aesthetic significance and hig hlig hts e -m otional meaning s and value.Gu Ka-i zhi 's theory of soul com munication,as a fo undamental theo -r y,has had a pro fo und influence o n the developm ent of Chinese painting. Key words:theory of soul comm unication;metaphysics of the Wei and Jin dy nasties;Gu Kaizhi;idea of spirituality of form 顾恺之约生于公元345年,卒于406年,字长康,小字虎头,晋陵无锡人,东晋时期杰出的人物画家。他家祖辈都是晋朝官吏、书香人家。顾恺之很小就博览群书,崭露才华。他是中国绘画史上最早的卓越的理论家,也是中国绘画史上最早遗留有画迹的大画家,是在中国绘画发展史上具有现实主义绘画精神的大宗师。 顾恺之在画论中,从美学角度论述了道教绘画创作问题,提出/传神0/写神0,强调/迁想妙得0/以形写神0/气韵生动0等美学思想,成为中国画创作的基本原则。他的传神论作为中国画的一个基本理论,一直深刻影响着中国画的发展,被历代美术史学所重视。魏晋时期顾恺之传神论的形成与当时的历史、社会背景及玄学都有着很大的关系。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动荡战乱的时代,阶级和民族矛盾尖锐,政权分裂。东汉中叶以后,社会矛盾激化,战乱频繁。汉末以来剧烈的社会动荡与变革,也引起了社会思想的深刻变化。汉朝所竭力宣扬的儒家王道同汉末的腐朽政治和残酷现实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曾经是社会统一思想的儒家面临着土崩瓦解的危机,而道家思想对人世黑暗和人生苦痛的批判与超越,对个体自由的追求,恰好符合亲历战乱 与动荡的门阀世族的心理,于是以老庄学说为核心的玄学兴起了,魏晋玄学的兴起,对这个时代的美学思想和文学艺术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以老庄思想为核心内容的清淡玄学之风的兴起,是魏晋时期社会文化思想方面出现的一个重要现象,它导致了这个时期美学精神的重大转折。玄学清淡之风的高涨深化了自汉末以来对人生的感慨和重才情风尚,使这一时期的艺术所追求的美,既有形色又超于形色,含有一种具有审美意义的人格思想,高扬了情感的意义和价值,让人们认识到人的自然之情不可消除,应该使情能/畅0,能/物情通顺0。这种/情0原先所包含的政治伦理道德内容已大为减弱,成为一种与个体的人格理想相联系的/高情0,是一种较为纯粹的审美感情。而这种情的外在表现,见之于色则谓之/神0。玄学立足于以/道0畅/情0这一根本点,追求一种妙合无垠的情感的体验、抒发和表现,使许多文人士大夫更加向往潇洒不群、超逸绝尘、纵情山水、高远放大的悠闲生活。如嵇康好服食,好游山泽,见到打柴山民,以为是神降仙临。艺术中,他们自觉地把情感提到了极高的位置,从个人情感的抒发和表现中去追求美。在宗炳的5画山水序6、王微的5叙画6等著作中,都把情放到了审美的中心位置。人们所追求所欣赏的不再是汉人看重的外在功业、经学造诣和品性道德,而是一种任性放达、不拘于泥法、不拘泥于形迹,简略玄澹的人生境界,即所谓的/魏晋风度0。士大夫虚静超脱,睿智才情的内在精神 ) 79)

简谈董其昌的绘画美学思想与绘画艺术特征(转载)

简谈董其昌的绘画美学思想与绘画艺术特征董其昌，字玄宰，号香光，别号思白，思翁。松江华亭人，生于嘉庆三十四年，死于崇祯九年。 在中国绘画史上，董其昌是一位很特殊的人物，不论是他的政治生涯、艺术思想和艺术实践中都体现了明显的复杂性和矛盾性。董其昌热衷功名，但是却屡遭贬谪，多次隐退，寄情山水。他追求清旷之乐的生活状态，但去纵子行凶，横行乡里，以致家宅被焚。从他的艺术思想和艺术实践方面看，他信服心学，沉溺于禅学，主张顿悟；另一方面又在艺术实践中主张“苦心力学”。特别是他提出了“南北分论”的艺术理论，至今也是各方争论和关注的焦点。 董其昌的画论中包含着丰富的美学思想：首先是董其昌对绘画艺术的绘画对象，绘画方式和绘画作品的“意境”都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其次就是“南北分宗”的理论问题，南北分宗是董其昌绘画美学思想的独特之处，也表现了董其昌绘画思想的独特性。 一、董其昌绘画美学思想 （一）绘画师法的三种对象 董其昌认为，伟大的艺术家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读万里书，二是行万里路。他说：“不行万里路，不读万里书，欲作画祖，其可得乎？此在吾曹勉之，无望庸史矣[1]。”我认为这里的读万里书就是指对传统文化的汲取和把握，当然也包括对古代各个朝代画论与绘画技巧的的深入研究和探索。这也就是董其昌绘画师法的三个对象中的第一个方面：师法古人。董其昌对于绘画和书法艺术都提出了同样的要求；而行万里路，我认为就是绘画师法的第二个方面：自然。艺术家要师法自然，从而使千山万壑一一列于心中，只有这样的绘画才能将自然山水的内在气质一一写出。正所谓“画家以古人为师，已自上成，仅此当以天地为[2]。”“画以天地为师，其次山川为师，其次古人为师，故有“不读万卷书，不行千里路，不可为画”之语[3]。”可见,董其昌不仅强调师法古人的重要性,而且还强调了师法自然的重要性。从上述的董其昌的画论中可见绘画以天地、山川、古人为师。或者说，这三者就是绘画艺术师法的三种对象。 1. 绘画师法第一种对象：天地 以天地为师，这里的天地董其昌并没有明确的指出它的具体意义，我认为

略论董其昌的书法艺术特色

略论董其昌的书法艺术特色 马永明 董其昌是晚明著名书法家、画家和书画理论家。他不仅在仕途上一帆风顺，而且在书法、绘画以及书画理论上都卓有建树。其书法与邢侗、张瑞图、米万钟合称为“晚明四家”。绘画方面，他是华亭派的代表人物，他的山水画和画论对后世都有着深远的影响。同时，董其昌也是书画史上争议最多的书画家，围绕着他的绘画、书法到书画理论乃至人品，后世都一直存有争议。民国期间，董其昌曾经遭受强烈的批判，然而这并没有影响到他在美术史上的地位，今天我们谈论明代的绘画和书法艺术，董其昌依然是一个绕不过去的人物。 考量董其昌的书画艺术，笔者认为他的书法要比他的绘画成就略高一些，已故书画家、美术理论家启功先生在《董其昌书画代笔人考》一文中对此已有过评论。尽管人们常说书画同源，但实际上二者毕竟还是有差别的。画家在进行绘画创作时要考虑素材、造型、笔墨、色彩等一系列问题，而书法的创作相对来说要单纯得多。董其昌的仕途生涯决定他专门滕出来作画的时间有限，而公务繁忙之余创作书法倒是更为方便一些。整体来看，董其昌的书法显然比他的绘画成熟一些，无论在性灵、功力、学养方面，董其昌的书法都达到了一流大家的火候。 董其昌的书法艺术特色，笔者以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去体会。 “萧散疏秀、平淡天真”是董其昌书法的基本面目，也是董其昌一贯的艺术追求。这种书风具体体现在董其昌书法的意境、布白、结体、、用笔以及用墨上。这种书风的形成主要和董其昌的性情、学养有关，另外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就是他的禅宗信仰。《明史.列传第一百七十六.文苑四》中对董其昌有一段这样的记载：“（董其昌）性和易，通禅理，萧闲吐纳，终日无俗语。人拟之米芾、赵孟頫云……”。董其昌的好友陈继儒也在《容台别集叙》中记述道：“（董其昌）独好参曹洞禅，批阅永明《宗镜录》一百卷，大有奇怪。”董其昌为佛教禅宗曹洞宗的信徒，与当时的高僧莲池大师有过交往，他还认真研读过宋代高僧永明延寿禅师的著作《宗镜录》，他在参禅方面是下过功夫的，以禅入书画，是董其昌艺术的一大特色，也是董其昌作品之所以格调高于其他艺术家的一个重要原因。禅宗源于佛教，但与印度传统佛教不同，实际上是佛教中国化的产物。它融合了儒家的实用思想、道家的自然主义以及印度佛教的神秘主义，大大减弱了来自印度佛教的宗教色彩，适合汉地人根器，因而大受知识分子欢迎，唐代时期达到鼎盛，晚明时期仍然颇为流行。禅宗教义强调“当下即是，动念即乖”、“无修无证”、“直心是道场”、“平常心即是道”。除了禅宗以外，中国古代的道家、儒家学派也都把平淡天真作为一种较高的心灵境界。崇尚自然、安于平淡，是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在长期文化积淀下形成的哲学观念。古人云“唯淡不可造也”。孙过庭《书谱》说：“初学分布，但求平正，既知平正务求险绝，既能险绝，复归平正。”苏轼云：“笔势峥嵘，文采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实非平淡，乃绚烂之极也。”董其昌对五代杨凝式的书法极其推崇，杨凝式《韭花帖》萧疏散淡的书风自然对董其昌的书法创作有一定的影响。董其昌的书法布白疏朗，结体灵活，用笔则轻巧平滑，这些都体现了其“平淡天真”的书风。“平淡天真“还体现在他对用墨的讲究上，以谈墨作书，可以说是董其昌的一种创造，在董其昌之前极少见到书家运用。晚于董其昌的书家王铎创造了涨墨法，利用墨的干湿来表现胸中的激情，但在墨的浓淡方面似无明显之变化。董其昌巧用淡墨，作品墨气淋漓，呈现出清秀淡雅的面貌，烟火之气顿消，恬适之韵顿长，从而使观者得到了清新脱俗的艺术享受。 董其昌的书法显然走的是传统帖学的路子，临摹古人书法贯穿了他的整个学书生涯。最初学唐人（颜真卿、虞世南），而后学习魏晋（钟繇、王羲之），再学宋人（米芾、苏轼等），并且遍临历代诸大家，八十一岁时候据说还在临写钟、王、虞、褚、颜、柳及苏、黄、米诸

董其昌山水画论的美学意义

董其昌山水画论的美学意义＊ 施荣华 (云南师范大学艺术学院,云南昆明650092) [摘　要]　董其昌山水画论的美学意义:一是概括了董氏山水画论的基本美学倾向;二是总结了董其昌丰富而又有创新意识的山水画艺术实践;三是展现了中国山水画的主要美学风貌;四是描述了“南宗”画派鲜明独特的艺术风格与美学追求。 [关键词]　董其昌;山水画;南北宗;文人画;平淡秀润 [中图分类号]J201;J211.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110(2007)05-0110-05 山水审美,是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山水画的审美本质,是为欣赏者提供了感性的足以提升人格的高级精神享受。 中国传统的山水画浓烈地透露了现代美学意义:艺术创作主体充分自由的想象和创作的空间。正如宋代的韩拙在《山水纯全集·序》中所说:“山水之术,其格清淡,其理幽奥。至于千变万化,象四时景物,风云气候。”而清代的邵梅臣在《画耕偶录》中指出:“画道惟山水最难,难于有笔有墨也。……画山水必神气行于理法中,仍有生趣。”还是郭若虚说得最为透彻,即“画乃心印”。 一 董其昌山水画论的最高艺术标准是“淡”。他在《容台别集》中说:“作书与诗文,同一关捩。大抵传与不传,在淡与不淡耳。”并在《诒美堂集序》中总结道,何谓“淡”?即“质任自然”四个字。 董其昌借禅家有南北二宗,从风格和笔墨入手,区别了中国传统两种特色不同、渊源有目的山水画流派,并倡导“南宗”画风,从而在中国绘画史上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董氏认为:“禅家有南北二宗,唐时始分。画之南北二宗,亦唐时分也。但其人非南北耳。北宗则李思训父子着色山水,……南宗则王摩诘始用渲淡,一变钩斫之法。”[1][p.219]在禅宗内部,南北宗皆自称是禅的“正宗”。但“南宗”的修行方法非常简单,主要是“净心”、“自悟”等,其中的“自悟”,即顿时成佛。董氏以禅“南北宗”喻画,主要取意“南顿北渐”。 董其昌关于绘画分宗的理论,主要见于董氏的《画旨》。当代有学者提出,“尽管南北宗论是莫是龙首先提出,但是必须承认,是董其昌把莫是龙的思想火花发展为系统理论,使人们对所谓正宗法门的南宗画有了全面的认识:董其昌理论和实践所造成的影响,是莫是龙们不能望其项背的。”[2][p.180]其实,董其昌的山水画论更多的是受苏轼美学思想的影响。本文主要是通过董氏的山水绘画的艺术思想,来探讨和总结中国传统山水画艺术的美学意义。 董其昌把王维列为“文人画”的开山祖,“文人之画自王右丞始,其后董源、巨然、李成、范宽为嫡子,李龙眠、王晋卿、米南宫及虎儿皆从董、巨得来,直至元四大家黄子久、王叔明、倪元镇、吴仲圭皆其正传。”[1][p.215]董氏的“南北宗”思想,梳理出从董源、巨然到米芾父子、再到元四家的“南宗”线索,以及从李昭道到赵伯驹兄弟、再到南宋四家的“北宗”线索。 董其昌对中国山水画的笔墨艺术与美学风格演变的研究与论述,有着精辟的见解和深刻的美学意义,他的“文人画”和“南北宗”论蕴含着丰富的美学思想。他论画以“淡”和“自然”为宗。“淡”和“自然”是庄学思想的最高境界,而禅宗亦正是由“淡”上升为“寂”和“空”的。“质任自然”就是一任自然、天然,就是天真,就是不用意,不露斧凿痕。中国传统的艺术理论历来把“淡”推为最高的品质。“淡”与“逸”同一品格,由“淡”通向“无”。董其昌标举“文人画”、推崇“南宗”风格,强调笔墨形式的独立表现,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二 明代山水画局面纷繁,风格迭变,各画派相继 　 2007年9月 第39卷第5期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Sep.,2007 V ol.39No.5 　＊[收稿日期]2005-02-21 [作者简介]施荣华(1952—),男,上海人,云南师范大学教授,研究方向为文艺美学、中国古代美学思想。

比较新古典主义绘画与浪漫主义绘画的美学特征

比较新古典主义绘画与浪漫主义绘画的美学特 征 Standardization of sany group #QS8QHH-HHGX8Q8-GNHHJ8-HHMHGN#

比较新古典主义绘画与浪漫主义绘画的美学特征新古典主义绘画与浪漫主义绘画可以说是两条相背而驰的道路。前者 强调复崇尚古风、理性和自然，选择严肃的题材；注重塑造性与完整性； 强调理性而忽略感性；强调素描而忽视色彩。而后者浪漫主义绘画以追求 自由、平等、博爱和个性解放为思想基础；追求幻想的美、注重感情的传达；喜欢热情奔放的性情抒发，自由、感性情感上的释放。浪漫主义艺术 以动态对抗静止，以强烈的主观性对抗过分的客观性。相同的是两者都推 动着绘画在不断地发展、前进。 一、出现 新古典主义绘画:以复兴古希腊罗马艺术为旗号的古典主义艺术,早在17世纪的法国就已出现，兴起于18世纪的罗马，并迅速在欧美地区扩展的艺术运动。新古典主义，一方面起于对巴洛克和洛可可艺术的反动，另一方面则是希望以重振古希腊、古罗马的艺术为信念。新古典主义的艺术家 刻意从风格与题材模仿古代艺术，但又不同与古典艺术。在法国大革命及 其政治和社会改革之前,有一场纯粹的艺术革命,这就是新古典主义美术运动。这一时期的法国美术既不是古希腊和罗马美术的再现,也非17世纪法 国古典主义的重复。它是适应资产阶级革命形势需要在美术上一场借古开 今的潮流。所谓新古典主义也就是相对于17世纪的古典主义而言的。同时,因为这场新古典主义美术运动与法国大革命紧密相关,所以也有人称之为" 革命的古典主义"。 浪漫主义绘画:浪漫主义交艺思潮兴起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到19世纪30年代达到高潮。十九世纪初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兴起于法国

明清时期的美学思想

明清时期的美学思想 唐杰羽佳 明清是我国美学思想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时期。由于封建发展到了后期,资本主义的萌芽开始出现并缓慢成长,落后的生产关系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需求,这种社会矛盾的不断加深,推动了明清时期物质生产和艺术生产的进步,从而使明清美学思想获得了深入的发展,并显示出新的特色。 明清两代,在酝酿一种新的美学思潮的同时,也总结和发展了我国古代社会的美学思想。 一、明代美学思想 明清两代的美学思想在多方面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但就其断代来说,明代美学思想又有自己的体系和特征。明代,由于资本主义因素萌芽,城市经济的发展,市民阶层的壮大,使得人文主义开始滋生。与此相应,在美学思想上出现了世俗化的审美趣味,重视人的真实自然的情性,而这些情性的容已由文人士大夫的高雅之致逐渐变为市民阶级的市俗情趣。这一美学思想的主潮促进了文学艺术的高度发展。这一时代,除了绘画美学思想和意象论的发展比较明显之外,最突出的是以贽、汤显祖和袁氏三兄弟为代表的美学新思潮的出现,积极地推动着明清美学思想的健康发展。 (一)绘画美学与意象论 明代是我国古代美学总结的准备时期,而出现较早的则是关于绘画美学和意象论的探讨。在绘画领域,王履与祝允明的贡献比较突出,而意象论却以王廷相为代表。 1.王履的绘画美学思想 王履（lǚ）是我国明代初期的美学思想家,在绘画美学方面贡献较大。他擅长山水,笔墨秀劲,曾作《华山图》四十幅,并把创作体会和艺术见解写入《华山图序》。这篇“序”是反映他美学思想的代表作。文章虽然不长,但它反映了王履绘画美学的基本观点,在我国绘画美学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王履的美学思想以“吾师心,心师目,目师华山”为基本要领,统帅其整个美学思想体系。从总体上包含着这样两个方面的容: 首先,王履从唯物主义观点出发,科学地把握住艺术与生活的基本关系。他说:“画物欲似物,岂可不识其面?古之人之中名世,果得于暗中摸索耶?彼务于转摹者,

探析顾恺之的“传神论”(下)

探析顾恺之的“传神论”(下) 探析顾恺之的“传神论”(下) 711 顾恺之的“以形写神”是通过“对”来达到目的的。对顾恺之而言，“对”既有观察对象之意，又反映出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的一种凭借关系。因为事物的“神”（精神生命）不能从其表面直接获取而必须深入其内部，所以顾恺之主张画家观察“对象”时要“实对”（深入对象的内在实质），要在对象的形象描绘中体现出对象的内在实质——神。 顾恺之在《论画》中说：“以形写神而空其实对，荃生之用乖，传神之趋失矣。空其实对则大失，对而不正则小失，不可不察也。一像之明昧，不若悟对之通神也。”“实对”就是审美主体能够洞察审美对象的内在本质。“悟对通神”就是消解主客体之间的隔阂，从而达到“物我合一”的境界，获得“迁想妙得”的意趣。当然，在绘画，尤其是人物画中，画家对“神”的刻画是最难的。顾恺之在《魏晋胜流画赞》中云：“凡画，人最难，次山水，次狗马。台榭一定器耳，难成而易好，不待迁想妙得也。”对于人物画，顾恺之主要从人物的“体态”和“气势”两方面加以阐述。“体态”和“气势”是一个对象的两个方面，不可分割。“体态”和“气势”包含了造型艺术中“空”和“时”的观念。

“体态”是有形可状、可视、可感的，属空间范畴；“气势”是内在的，因时而转，变化多端，属时间范畴。一幅画上，“体态”和“气势”构成了人物神情的全部。毫不夸张地说，只要领会了这一点，我们也就大致掌握了顾恺之的绘画理念。 《魏晋胜流画赞》是顾恺之评价人物画的经典之作，因此最能说明他在“体态”和“气势”方面见解的高深。《魏晋胜流画赞》载：“《小列女》：‘面如银（一作恨），刻削为容仪，不尽生气；又插置丈夫支体，不似自然。然服章与众物既甚奇，作女子尤丽，衣髻俯仰中，一点一画皆相与成其艳姿。且尊卑贵贱之形，觉然易了，难可远过之也。’”其中，“面如银，刻削为容仪，不尽生气，又插置丈夫支体”描绘的是小列女的“体态”；而“银”、“刻削”、“不尽生气”、“插置丈夫支体”同时又展现了小列女的“气势”，有力地烘托出其冰雪凛然的气质。“插置丈夫支体”是说，小列女的刚烈造成了体态的“不似自然”，但她毕竟是个年轻女子，俯仰之间不免流露出少女的一些风姿。由此可见，经过画家的处理，小列女的“气势”和“体态”在特定主题的形象塑造中达到了统一。另外，在艺术的表现方法上，我们如果懂得“面如银，刻削为容仪，不尽生气”是表现小列女的“体态”和“气势”的话，那么也就很容易理解画家在这里用“服章与众物既甚奇，作女子尤丽”的原因了。 在《魏晋胜流画赞》里，我们还可以找到很多关于“体态”和“气势”的评论。例如，《魏晋胜流画赞》中的《壮士》载：“有奔

浪漫主义的美学特征及价值

学院：艺术文化学院专业：公共事业管理（专升本） 姓名：赵秀克学号：201014090 浪漫主义的美学特征及价值 ——以西方浪漫主义文艺为例 摘要： 18世纪末至19世纪上半叶成为欧洲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重要时期，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急剧过度，社会意识形态的转变在文艺领域也有了新的变化，浪漫主义应运而生，新时期新艺术思潮的出现往往具备自身的艺术特征，浪漫主义以个人情感的自由抒发，主观情感的强烈表达，并且注重想象兼以夸张的表现手法，着重于描写自然等。艺术特征之中包含了浪漫主义自身的美学特征，这种美学特征在各个学科中表现出了各自的色彩，对各个学科的艺术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具有重要的艺术创作价值。 关键词：浪漫主义、美学特征、价值 浪漫主义一词可以追溯到古法语词ROMAN，而这一词更古老的形式则是Romans和Roman t①,反对古典主义的精神桎梏，区别于现实主义的客观真实描绘，浪漫主义以其鲜明的美学特征成为西方美学、文艺发展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正是这种独特的美学魅力征服了十九世纪的艺术家、美学家，他们对浪漫主义情有独钟，无论是在文学还是美术、音乐方面都有独到的浪漫主义美学特征的显现。 一、强调个人情感主观表达，寻求个性解放。浪漫主义认为古典主义宣扬的 理性束缚了文艺，于是把抒发情感至于首要地位，对内心世界进行深入的挖掘②。古典主义所推崇的典雅高贵风格成为新时期思想的羁绊，美学、文艺等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限制。恰逢法国大革命爆发，革命不仅带来了巨大的政治影响，而且也带来了激烈的思想文化斗争，“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迅速在欧洲传播，个性解放、个人独立的强调使得艺术家们在自己的创作过程中全面的展现了个人的主观情感表达：雪莱的抒情诗，音韵铿锵、感情真挚，散发着强烈的个人主观情感，个性特征明显； ①《卢梭与浪漫主义》（美）欧文·白壁德著孙宜学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9月第1版第2页 ②《外国文学史》郑克鲁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年5月第1版第166页

试论董其昌的文人画

2018·05 笔者个人对董其昌比较感兴趣，众所周知，董其昌是中国书画史上颇具争议的人物。他既是身居庙堂，同时又是一位书画家。晚明至清代无数的王侯将相、文人墨客都对他和他的字画艺术有着不同程度的收藏兴趣，人们对他的评价也褒贬不一。从“民抄董宦”来看，他是一位颇有争议、鱼肉乡里的显贵，但从艺术领域看，他又是一位对书画艺术有着巨大贡献的人物：引禅入画、提出“南北宗论”等。在此，笔者就想简单谈一谈董其昌的艺术，主要是漫谈一下他的创作风格以及其和当时政局环境的关系。 在中国绘画史上，董其昌是一位颇有争议的人物，他的艺术思想和实践在后世掀起了巨大的波澜。特别是在他“南北分宗”以及“文人画论”的理论标志下所推行的艺术实践及审美观照方式对明末至清近三百年的书画艺术风格的定型起了一种决定性的作用。在董其昌所处的晚明之前，中国的绘画艺术实践已达到高峰，但直到晚明在董其昌的整理下，才有了在书画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高度上对文人画做了系统又成熟的总结。 董其昌在继承古人绘画传统的基础上，一方面用抽象性的山水去代替写实性的山水，在作品中强调表现自然的内在美和形式美，一反古人善画自然丘壑并以此为审美标准的美学观；另一方面，将书法的笔法融入到绘画创作之中，传统作品中刻板、受拘束的线条被书法化自由的线条所替代，他可以说是把画中书写性的特点发挥到了淋漓尽致的地步。董其昌强调抽象的山水画笔墨形式，极大地推动了山水画的发展，对后世康熙雍正乾隆时期以“娄东派”“虞山派”为代表的四王院体画风影响极大。 文人画创作思想和艺术实践的雏形在魏晋六朝时期就已经出现了，但“文人画”这个名称的正式提出却是出自元代的赵子昂，晚明董其昌则是文人画的集大成者。 明代嘉靖以后，资本主义商品化经济的萌芽在江浙一带迅速萌生，商品经济的进一步繁荣带来了新的思想和新的理念。商品经济的市场化和思想上的百花齐放导致明末从16世纪末到17世纪初保守的绘画风格开始在苏杭这些较为传统的绘画中心呈现出了衰败的迹象。这期间，只有一些次流画家的作品中零星地显示出一些具有原创性的活力。伴随着最后一个汉家封建政权走向终结，僵死的旧传统和各种新的尝试在混乱的秩序中相互竞争着。在传统绘画步入困境并且矛盾重重举步维艰的这一阶段，正是在以董其昌为首等人的倡导下，效仿佛家禅宗，提出了绘画上的“南北宗”论，南宗和北宗分别代表着文人画家和职业画家的绘画风格。董其昌本人则推崇南宗画家的画风，故以他为首的文人画家们的绘画形成了反对复古，主张创新、求真、唯情的显著特征，为晚明乃至有清一代山水画的发展指明了总体方向。 董其昌用笔常以披麻皴为主，又融合了元人的简淡和温润，有天真率易的意味，看不出一丝刻露的痕迹。他的绘画造型艺术初学于黄子久，从“元四家”起步，初学，五代董源、巨然，集诸家之长而成。董其昌对倪瓒的画风尤为喜欢，认为他是元四家中最得五代遗风，特别是董巨遗意而自成一派的。倪瓒平淡的画风对董其昌触动很大。笔简意幽、雅拙苍健、古淡天然、清新萧散的特点可以在董的画作上得到反映。董其昌在反复的临摹和研习的过程中，他最终发现“元四家”皆源法于董、巨的奥秘，于是决定追本溯源，直接以董源、巨然为宗。董其昌正是立足于“元四家”画风的继承和学习的同时，又上承董、巨笔墨，崇尚意趣，这为他晚年形成蕴涵诸家，包罗万象的绘画风格打下基础。 董其昌在审美上追随元代画家而推崇“平淡天真”，同时又饱阅宋代名家们的作品，以宋画的精谨和秀润，去修正以元四家为首的元代画家们的轻率之气。 这里不得不探讨董其昌与禅学思想的关系。史料曾记载，他和许多禅学大师交往密切，如达观禅师、憨山德清 试论董其昌的文人画 殷周泽 摘要:董其昌是中国历史上极富盛名的书画家、鉴赏家、收藏家。他不但在政治上官至礼部尚书,成为中国书画史上官阶最高者,他的文人画中更饱含禅宗思想,且首次在画论上提出“南北分宗”的见解,对后世画坛影响深远。杰出的艺术造诣使他成为晚明书画艺术当之无愧的集大成者,更是“松江画派”的开创者。他生活的环境也深刻地影响了他的绘画。文章将在结合一些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一些个人见解,将重点主观解析董其昌的书画艺术风格,以及略微提及其与晚明政治的辩证关系。同时阐述董其昌如何看待书画艺术与现实政治的关系,又如何运用书画艺术,以书画艺术为媒介去影响自己的仕途。 关键词:文人画;董其昌画风;晚明政治 65

黄宾虹的绘画美学思想

黄宾虹的绘画美学思想 郭　因 (安徽省艺术研究所,安徽合肥　230001) 摘　要:黄宾虹在继承中国传统绘画美学思想和吸收西方绘画美学思想的基础上,有自己的重大建树。本文论述了黄氏关于绘画的社会功能、绘画与现实的关系、画家在创作过程中的主观作用、对绘画美的综合要求、笔墨技巧、绘画的类型与品位、中西绘画的比较、对新安画家的评论等等方面的主要观点与卓见。 关键词:黄宾虹;绘画美学;美术的君学与民学;刚柔相济的中和之美。中图分类号:B8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019(2002)01-0066-05 黄宾虹(1865-1955)名质,字朴存,一字予向,歙县人。他在绘画创作方面是新安画派的终结者、总结者和新局面的开创者,在绘画美学领域,今天看来,他是传统的守成者、捍卫者,但就当时而言,他还是努力面对世界,对国外绘画美学思想有所借鉴、有 所吸收,对中国传统绘画美学有所发展、有所变化、有所建树的。至于认识偏颇,主要是时代使然,而且严格地说,他的执着之处也并非没有一点道理。有时真可谓:变,有胆;不变,有识。 一、论绘画艺术的社会功能 黄宾虹曾论及绘画艺术的各种社会功能。认识作用:可以“明政教、觇风化”,“知民间疾 苦”;①可以使语言文字易明,使工艺制作有据。 ② 教化作用:“可以救正人心,转移风俗,巩固治安之长久”;③ “致宇宙于和平”。 ④ 抒情作用:可以“寄托情性”,“抒旷达之怀”。 ⑤ 审美怡情作用:使人“陶养情性”;⑥ 能以“一种静穆之致”“令视者矜平躁释”。 ⑦ 这些见解虽有新意,但大体上不出古人论述过的范围。他的两个特别的观点,一是谈到了绘画的救亡作用,说画家“生当贫乱”,可“以其艺术拯危救 亡,致后世于郅隆之治”。⑧二是谈到了绘画能给全 人类增寿作用:“艺术是最高的养生法,不但足以养 中华民族,且能养成全人类的福祉寿考”。 ⑨ 二、绘画与现实的关系 黄宾虹认为“古人立法,本大自然”,⑩“千变万 化,先由写实”。 λ?他还曾具体谈到师法自然包括早 晨暮夜描写实景及进行动植物的写生。 λω而绘画反映现实最重要的是传神,他说:“山水乃图自然之性, 非剽窃其形,画不写万物之貌,乃传其内涵之神,若以形似为贵,则名山大川观览不遑,真本具在,何劳 图焉”。 λξ又认为绘画应求“不似之似”,这就“谓之神似”。 λψ为求传神,掌握“物理”很重要,作品应求“形 若草草,实则规矩森严。物形或未尽有,物理始终在握”,这样,“草率即工也”。“倘或形式整齐而生机泯 灭,貌或逼真而情趣索然,是整齐即死也”。 λζ黄宾虹 常把师造化师古人师今人联系在一起来议论。他主张“师今人兼师古人”,而又认为“师古人不如师造化。”他以蚕吃桑叶化蛹成蛾作比喻,说“师今人者,食叶之时代,师古人者,化蛹之时代,师造化者,由三 眠三起成蛾飞去之时代也”。 λ{他主张通过师古人使 “往古之名迹熟习于胸中”。通过师造化使“天地之 真灵全收于腕下”。 λ|三、画家在绘画创作中的主观作用 他认为首先是要在师法古人时发挥主观的温故 收稿日期:2001-04-26 作者简介:郭因(1926-),男,安徽省绩溪县人,安徽省艺术研究所研究员. 2002年1月第26卷第1期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ofAnhuiUniversity (PhilosophyandSocialSciences )January2002Vol.26No.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