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人类学历史学之间关系

考古学是一门边缘性学科。这不仅是由于它的研究范围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自然向后推移，它的材料库会不断因新的发现而改观，更为重要的是因为考古研究犹如破案一样富有挑战性，它经常不得不以有限的具有较大局限性的材料为根据来进行研究。为了能从考古实物中获取更多有用的信息，考古学一贯不耻于从其他学科吸取助益，只要其他学科发展出来的概念或方法对它有用，就毫不迟疑地加以采纳。从某种意义上说，考古正在成为一个多学科的汇合点。考古学能够轻而易举地把文化人类学提供的概念运用于它的大部分理论；在学科的终极目标上，它又自然而然地向历史学靠拢。考古学所运用的手段和方法则大部分来自诸如地理学、地质学、生物学、物理学、化学等自然科学。同时，作为一门主要依靠田野工作和实验分析来取得研究资料，具有较强实践性和操作性的学科，工程技术方面的进展也往往给考古学以较大的影响。

所以，当今考古学的组成是比较复杂的。新思潮往往导致新的考古学流派，与其它学科进行交叉渗透则可能导致新的分支学科出现，使考古学呈现出多样化发展的趋势。这种趋势致使考古学的学科界线逐渐模糊，并常引起关于考古学学科地位的争论，其中犹以考古学到底属于人类学还是历史学的争论影响最为深远。下面就这个问题略谈些看法。

一个遗址或者一个考古学文化，既存在同时共存的空间分布现象(组合和文化相),又存在历时的变迁和发展关系(文化层叠压或遗迹间的打破关系),考古研究者必须在历时态中复原和研究共时态现象，以共时态研究为基础探索历时态的规律，而不能将历时态研究和共时态研究截然分开。因此，对于强调共时研究的人类学和强调历时研究的历史学而言，考古学称得上是人类学中的历史学，历史学中的人类学。也许正因为考古学的这一特性，再加上各国学术传统和研究旨趣上的差异，当不同学派从不同角度来看待考古学时,对于考古学的学科地位就具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美洲学者多把考古学当作人类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而中国学者多把考古学当作历史科学。

人类学所代表的其实是一个内容复杂的学科群。若从研究对象来分，一般认为它有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两个主要分支。其中文化人类学又可划分为民族学、考古学、语言学等。一些人将考古学纳入人类学体系，是因为考古学与人类学特别是民族学具有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考古学和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如都重视研究方法的整体性和相比较性，均大量使用分类、排比和统计分析，重视个案研究，特别是都注重田野工作。可以说，田野工作是进行考古学和人类学研究的起点，是研究资料的主要来源，没有田野工作，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考古学与人类学研究。人类学田野工作与考古学田野工作的相同之处在于，都强调对对象的亲知和体验，强调直接观察和现场记录；其区别在于,人类学的田野工作对象是仍具有活力的社会，研究者可以直接观察，甚至与对象对话交流，可以了解对象各方面的情况，而且这种活动一般不会对对象造成多大的损害,观察活动可以反复持续进行。田野考古面对的却是埋藏于地下的谜一样的静态实物，要揭谜全凭发掘者的观察和理解，而且发掘工作犹如生理解剖，一个遗址一旦发掘完毕，便无法完全原样恢复。

其次，考古学阐释理论大多来源于人类学,二者的理论体系和基本概念是相通的。它们的基本研究单位都是文化。人类文化包括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考古学研究的是已“死去”的文化。那些“死去”的文化虽然也曾有过丰富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内涵，留给考古学家的却只有残缺不全的物质遗存。如果考古学家并不仅仅满足于分析实物遗存的物理形态，还要把它们当作一种文化现象来加以解释，并进而对考古学文化的非物质领域进行探讨的话，就特别需要有关理论的指导。这些理论大多来自人类学。因为人类学研究的是还“活着”的文化，它的研究对象是完整而系统的，人类学家可以对一切有形的或无形的文化现象进行观察和研究，故更容易上升到理论高度，提出一般的文化理论与模式来。而人类的本性和文化所具有的共同性，也使以研究史前文化为主的考古学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借用从近代原始或后进群体

中得出的人类学文化模式或至少从中得到启发。

事实上，在过去一百余年间，人类学先后经历了单线进化论、历史特殊论和传播论、结构功能主义和新进化论等重大理论变革；而考古学的发展，也与上述人类学理论的变革息息相关。一方面，考古学家往往接受并运用某些人类学理论来阐释古代遗存的性质和功能，探讨古代文化发展历程。比如，十九世纪的西方考古学家喜欢用单线进化论来阐释人类早期历史，二十世纪早中期倾向于用传播论来理解诸文化之间的相似性，而二十世纪中后期则主要用新进化论中的文化生态学和系统论的观点来说明文化的多样性和文化变迁的动力。至于社会主义中国和前苏联的考古学，则坚持用马列主义的唯物史观作指导，一直以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和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为蓝本，来理解和阐释史前社会形态。另一方面，考古学也以丰富的物证材料检验、补充和修订有关人类学理论，推动人类学理论的发展。如二十世纪中期，中国、印度和美洲史前文明的新发现，改变了世界所有文明都起源于小亚细亚的观点，并引起人们对原来甚为流行的机械传播论的反思与怀疑。

再次，考古学与民族学、民族志、民俗学等学科提供的知识往往可以互相补充，互相参证。民族志与民俗学着眼于现在，而考古学着眼于过去。民族志和民俗学对现实生活中民族文化现象的了解，对考古学家理解和阐释考古遗存具有重大意义。柴尔德指出：“在完成功能性分类时，考古学家不断从民族学与民俗学求得有益的援助。几乎没有受到甚至完全没有受到产业革命影响的社会集团，到很晚近的时期都还存在，一部分直到今天还存在，这样的集团的生产活动尚未机械化，甚至有的还不知道金属，这确实是活生生的化石。有关他们的工具、生产过程、日常生活等方面的知识，给考古学所记录的残缺而有限的干巴巴的片断骨骼，重新添上了肌肤，为复原创造这些文化的人类社会，提供了最有效的手段。”(转引自国分直一：《考古学研究和民族学、民俗学的援用》，《当代国外考古学理论与方法》，三秦出版社1991年版P156)另一方面，考古学所见古代文化事实，常可揭示民族学、民俗学所渴望了解的文化现象、民俗事象的渊源过程。因此，只有将考古学与民族学、民俗学等学科结合起来，才能真正揭示人类文化的来龙去脉，了解人类文化的历史发展过程，使文化人类学真正具有整体上的属性。

体质人类学与考古学也同样具有紧密联系。体质人类学中的人类起源研究与旧石器时代考古中的古人类研究大体相同。体质人类学通常需要考古学提供古代人类骨骼标本，而考古学则需要利用体质人类学的研究成果以了解诸如古代居民的生活水平、体质状况、种族迁徙等情况。

考古学与历史学一样，都是时间观念很强的学科，它们所追求的目标也基本相同，都希望阐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以揭示人类社会的历史规律为己任，所以它们的研究成果往往可以互相借鉴和利用。所以，考古学也被当作是一门历史科学。但这主要是目标上的认同，其实，考古学与狭义历史学在研究旨趣和方法上存在着重大区别。考古学侧重于人类社会早期而历史学侧重于晚期。它们对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理解和表达方式并不一样。历史学多通过对具体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评介来阐明历史进程；而考古学主要研究古人的群体文化行为，通过描述作为文化行为结果的实物在形态上的演变过程来阐明历史进程，因此，基本上不涉及对具体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历史学侧重于从古代文献中寻找研究资料，而考古学则强调从田野工作中积累资料。

不同阶段的考古学与历史学的关系也不相同。史前考古学全无文字材可以依凭。因此，它在研究方法和内容上与历史考古学具有质的区别。它完全用考古学的方法来研究当时的文化面貌、经济形态、社会生活，进行分期断代，同时还要结合民族学、人类学、地质学、地理学、生态学、古生物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来研究自然环境的变迁、人类体质的进化和社会文化的发展，并通过现代科学技术在考古学上的应用，为分期断代提供更具体的证据。另一方面，史前考古学是记录和描述史前人类的主要史料来源。只有根据史前考古学，我们才

能够得到关于文字出现之前人类发展历程和文化变化的确切资料。所以，对于史前历史的研究，史前考古学家肩负着主要的责任，充当着历史学家的角色，所关心的问题也与历史学家相似。

原史时期的历史往往通过神话与传说及零星的尚有待于考证的文献残留在人们的记忆里，但却云遮雾掩，令后人困惑和向往。若要追寻这一时期的历史，将考古学与历史学结合起来就显得特别重要。历史考古学所提供的大量实物资料和文字材料，现在已成为历史研究的重要史料来源。在历史研究中,历史考古往往能起到证史之有、正史之误和补史之缺的作用。

总的说来，在学科不断交叉融合的今天，古老的历史学及一百多年前从历史学中分化来出的人类学、考古学，现在又逐渐走到一起，为着大体相同的目标而携手共进，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新局面。

人类学史复习题

人类学史 名词解释： 古典进化论学派：是19世纪中叶西方出现的第一个人类学理论流派，它活跃于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这30年间。他主要研究人类社会文化的起源和发展的过程，认为人类的社会文化和生物进化一样，也是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向高级逐渐地发展。这种循序的进化过程是全世界所有文化的普遍发展规律，造成了这种普遍性的原因在于人类心里的一致性。起主要代表人物有：巴斯蒂安、斯宾塞、泰勒、摩尔根。 英国功能主义学派：是在20世纪20年代在英国形成的人类学学派。该派对进化论学派都持批评的态度。认为人类学研究的主要任务是要把文化作为一个有机的统一体来考察，弄清楚这个有机统一体中各个组成部分对整体所做的贡献，以及各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主要代表人物有：马林诺夫斯基、拉德克利夫布朗，形成了英国较有影响的功能派队伍，为人类学民族学的研究提供了一套实地调查方法。 播化学派：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现的人类学学派。其基本理论是直接与进化论相对的传播论，反对进化论学派的方法，主张从空间上研究文化，认为民族学研究的主要对象是研究文化基本内容的文化传播和文化圈。分为德奥播化学派和英国播化学派。 法国社会学年刊学派：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1897年在巴里创办了《社会学年刊》后形成的学派，故又称“法国社会学派”或“杜尔干学派”。它既是社会学的学派，又是人类学的学派。主要代表人物有：迪尔凯姆及其继承人莫斯，为巴黎人类学研究所培养了大量的人类学家。 美国心理学派：20世纪30年代初，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的影响下，美国一部分人类学家和民族学家转向文化与个人关系研究。他们认为，文化塑造了民族的“基本人格”，而“基本人格”又决定了这个民族文化的命运，各民族文化的差异正是由于“基本人格”的差异造成的。文化是抽象的东西，个人才是真正的客观现实，因此，研究某个民族的文化，必须从研究这个民族的个体开始。 历史特殊论学派：美国历史学派形成于20世纪初。该学派是在批判古典进化论和播化学派的基础上形成的。该派以实证主义为其方法论的哲学基础，主张对具体的文化现象进行详细的收集、整理和分析研究，不主张过早地做理论概括。其代表人物是：博厄斯。 人类学：以人类群体之间的共同性和相异性为研究对象，对人类群体的变化规律进行研究的科学。 文化人类学：是人类学的两大部分之一，他研究的是特定的人类文化及一般意义上的人类文化的基本模式。 格雷布纳：德国人类学家。主要代表作有《大洋洲的文化圈和文化层》（1905）、《民族学方法论》（1909）。 反对用进化论的眼光看待人类的社会文化现象，认为民族学研究的唯一主题就是文化现象的传播和借用。 佩里：史密斯的学生。主要著作有《印度尼西亚的史前巨石文化》（1918）、《太阳之子》（1923）等。认为古埃及人是航海民族。 博厄斯：美国著名人类学家，历史学派的创始人。主要著作有《孩子的成长》（1896）、《原始人的心理》（1911）、《文化和种族》（1913）、《原始艺术》（1927）、《人类学与现代生活》（1928）、《普通人类学》（1938）、《种族、语言和文化》（1940）。他认为，人类学的基本任务是研究社会生活现象的全部总和，这种研究构成了包括一切民族在内的人类历史。提出了“文化区”概念和“文化相对论”。 迪尔凯姆：在社会学、人类学、哲学和教育学等方面都有研究。著作有《社会劳动分工》（1893）、《社会学方法论》（1895）、《论自杀》（1879）、《宗教生活的原始形式》（1912）等。在宗教研究主张任何宗教崇拜对象都不过是统治人类的社会力量的化身。在社会组织研究方面认为先有原始群，然后才有氏族，而氏族又是先有母系后有父系的。家族则是在氏族之后才出现的。 莫斯：迪尔凯姆的继承人，与他人组织建立了巴黎民族学研究所。著作有《民族学概论》（1947）、《社会学与人类学》（1947）得出社会生活是受物质条件决定的结论。 本尼迪克特：美国著名的女人类学家，曾到印第安人和新几内亚、非洲等地的许多部落中进行实地调查。著作有《文化模式》（1934）、《菊花与剑》（1946）、《祖尼印第安人的神话》（1935）等。在《文化模式》一书中认为，人格是由文化决定的。 米德：美国著名的女人类学家，曾到印第安人、萨摩亚人、新几内亚等地区进行实地调查。著作有《萨摩亚人的成年》（1928）、《三个原始部落的性别与气质》（1950）等。她认为人格是由文化决定的，用种族差别、生理差别、地域或饮食差别以及自然选择都不能完全地解释人格差别的原因。 二．列举 1、人类学四大分支：体质人类学、语言人类学、考古人类学、民族学。 2、地理大发现和文艺复兴后对人类学学科有重要贡献的思想家： 拉菲托（.1670--1740）、G·B·维柯（1688--1744）、孟德斯鸠（1689--1755）亨利·霍姆（1696--1782） 3、列举E·迪尔凯姆的代表作： 《社会劳动分工》（1893）、《社会学方法论》（1895）、《论自杀》（1879）、《宗教生活的原始形式》（1912） 4、播化学派代表人物： 格雷布纳（1887-1934）、施密特（1868-9154）、史密斯（1871-1937）、佩里(1887-1949)

浅谈考古学在历史教学和历史研究中的作用

浅谈考古学在历史教学和历史研究中的作用 【摘要】考古学，是一门以研究古代人类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资料来研究古代历史的科学。它与历史学既求同存异，但又互相促进、互相发展。然而作为历史学的延伸：历史教学与历史研究，则以实物或文献作为依托而存在、而发展，那么也就意味着它们也依靠着考古学的研究发现而生存，而熠熠生辉。因为考古学的出现和发展，历史教学的课文内容不仅得到了丰富与完善，甚至还纠正了流行已久的误传与毫无根据的论述……不仅如此，还为营造拓展式学习、研究发现式学习氛围的形成提供了借鉴和依据，从而充分调动师生走出课本、走进现实，以文献为依据、以实物为依托去发现、论述、完善历史,真实、全面、确切地再现历史表象；与此同时，也因为考古学，历史研究同样地也得到了拓展与完善。考古出土的遗物、遗迹，不仅为历史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课题，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为历史研究的某些领域提供了新的材料，这对纠正前人研究错误、丰富前人研究成果、弥补前人研究不足、发现历史、教育现今等等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关键词】考古学历史教学历史研究作用意义 【正文】 一、考古学与历史教学 考古学的存在和发展，深深地推动了历史教学的变化与更新，完善与拓展。 （一）“提供实物资料，纠正教材误传”。教材是师生为达成历史教学目标而利用的必备工具，是师生了解历代知识、吸收远古文人志士传统优秀理念、博古厚今的重要资源，它的编排与内容直接影响着师生的想法、乃至做法，它的发展甚至直接关系到整个祖国教育的未来。因此，保证教材内容的正确性与客观性是历史学家乃至教育工作者所要为之不断奋斗的前提。“思想决定做法，理念维系行动”的至理名言客观上要求我们以史为鉴、、以物为本、以真为实。然而考古学的存在和发展则有效地纠正了教材的相关误传，客观上为教材的正确性提供了有力的保证。考古研究出土的化石、器物、竹简、藏经、壁画、帛书等文化遗存，以如实存在的实物姿态客观地印证了各个时期的产品的工艺特点和各时期国家的经济、文化发展，有力地推翻了那些没有充分证据的前提之下而胡乱捏造出来的教材的相关论点与相关史实，从而引导教材积极、健康发展。 （二）“补充教材内容，完善知识残缺”。“在20世纪以前，中国学者与广大

考古学如何帮助我们探究中国历史

考古学是人文科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它根据实物遗存研究人类社会历史。就世界范围来说，考古学也才不过诞生一百多年。二十世纪初西方探险家将考古学传入中国，现代意义上的中国考古学才逐步发展起来。而就是这样一个年轻的学科，却在不断地创造奇迹，一次又一次地改写人类的历史。 以中国考古学为例。中国是世界上著名的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有着五千年的灿烂文明。但有文献记载的信史仅始于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其以上的历史，如三皇五帝、夏商王朝等，仅以神话的形式存在，于是很多人产生怀疑，认为前面的历史不过是子虚乌有，只是后人托古改制的借口而已。 近百年来，随着甲骨文的发现和破解，尤其是国学大师王国维对甲骨文记录商代世系的确认，可与《史记》中关于商代的记载相印证，证实了《史记》的真实性。这一伟大发现，很大程度上恢复了人们对中国早期光辉文明史的认可，也确立了考古学重要的科学作用。 随着不断有众多古代重要遗址、遗迹、墓葬、窖藏等相继重现世间，这些发现为中国古代历史的研究，提供了更为具体而详尽的材料，具有极其珍贵的价值，为中国历史研究开拓了更为广阔的空间。例如，周口店北京人遗址的发现，证明了在七十万至二十万年前已有远古智人，生息繁衍在中国的大地上；黄河流域仰韶文化的发现，证明了五千至七千年前的先民已经进入了母系氏族社会，其农耕技术更处于世界领先水平；殷墟的发现，将高度发达的商代奴隶制社会全面地呈现在世人眼前。此外，新疆吐鲁番、尼雅等地区的汉唐遗址和墓葬的发现，生动地再现了中国各民族的大融合，以及中西文化的交融。因此，考古学极大地延伸了人们的历史时空观，在为历史提供相应证据的同时，也影响和改变着人们对昨天、今天、明天的认识。 考古学范围极为广泛，包括从人类产生到近代以前的全部历史时期，内容上涵盖了与人类活动有关的一切以实物形态遗留下来的史实。按照研究的年代范围、具体对象、所用手段和方法等的不同，有史前考古学、历史考古学、田野考古学、美术宗教考古学、航空、水下考古学等分支。 史前考古学和历史考古学都以遗迹、遗物为研究对象。两者以文字的产生为界，前者主要研究之前的人类历史，以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为主（有时也包括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后者主要研究有文字记载以后的人类历史，当中以青铜时代尤其是铁器时代为主。田野考古学主要是以发掘为中心，进行研究。调查发掘的对象极为广泛，包括居住址、墓葬、道路、桥梁、都市、窑群、矿场等多种。特殊考古学包括以上三大分支以外的其他各种分支，如美术考古学、宗教考古学、古钱学、古文字学、铭刻学、航空考古学、水底考古学等。 随着考古学的发展，愈来愈多的实例资料重新为世人所认识，为研究人类社会各个阶段的历史提供极其丰富的佐证。

历史人类学：在学科与非学科之间

历史人类学：在学科与非学科之间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赵世瑜 “理论与方法：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及其他”笔谈（9） 《历史研究》2004年第4期 近年来，历史学与人类学的联手逐渐取得较大影响，这种联手似乎因为有“历史人类学”这个国际上已经认可的冠名(无论是在人类学界还是在历史学界)而迅速变得名正言顺。同时，这种冠以历史人类学之名的学科合作，产生了除理论之外的一些重要的具体研究成果，在这方面，按我个人的看法，其目前的实践效果要好于其他类似的新交叉学科，如计量史学、心理史学、历史社会学等。 但是对历史人类学究竟做何理解、历史人类学是人类学还是历史学的分支等等，学者间还有不同意见。人类学家张小军批评历史人类学的“学科性”误解，又称历史人类学是被史学“抢注”的；历史学家符太浩明确指出，历史人类学“只能是文化人类学的分支，而决不是史学的分支”。在两部书名中出现历史人类学字眼的著作中，人类学家王铭铭认为：“为了克服功能主义对历史的漠视，显然要求新一代的社会人类学者在他们的民族志文本中重新提出处理历史与他们的研究主题一一文化一一之间关系的方案”，为了这个目标而进行的探讨，即“人类学的历史化”，即历史人类学。他把历史人类学定义为一种“学术风格”，其特点在于“在人类学的跨文化视野中强调学者对于多种线路的历史的跨越”；历史学家张佩国则声称：“运用社会人类学方法整合经济史、社会史、法制史、文化史等学科领域的学术资源……这就是我所提倡并付诸实践的历史人类学方法……历史人类学不是单向度的学科，而是一种开放性的方法论体系”。①除了明确表示历史人类学是人类学内部自我反思之结果的观点外，其他人大都小心谨慎地避免把历史人类学收于某一学科的麾下，尽管如此，他们似乎还是认为历史人类学的方法和问题意识应该是人类学的。 —————————————————— ①张小军：《历史的人类学化和人类学的历史化一一兼论被史学“抢注”的历史人类学》，《历史人类学学刊》第1卷第1期(2003年4月)，第1—28页；符太浩：《溪蛮丛笑研究》，贵州民族出版社，2003年，第3页；王铭铭：《逝去的繁荣一一一座老城的历史人类学考察》，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1页、“前言”第4页；张佩国：《近代江南乡村地权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73页。 无论其学科归属如何，历史人类学都是历史学和人类学以及其他学科的学者都在使用并且付诸实践的概念，但我们还是无法脱离学科去讨论它，因为一旦一个学科形成了它的一套比较规范的、同行认同的方法论体系(即所谓“范式”)，尽管可以是开放的和不断变化的，它也就

中山大学人类学历年真题(1)

中山大学1998年试题：科目：人类学概论专业：民族学 一．名词解释（每题5分，共30分） 1．系谱分类法 2 民族共同语 3 游群（band） 4 参与观察 5 交表婚 6 双系继嗣二．简答题（每题10分，共30分） 1．谈谈语言发展的原因？ 2．为什么说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 3．请评述你读过的一本人类学论著 三．问答题（每题20分，共40分） 1．你为什么报考本专业的研究生，入学后的学习计划怎样？ 2．试论宗教的社会功能？ 1999年科目：人类学概论专业：人类学 一．名词解释（每题4分，共20分） 1 民族共同语 2 语义 3 文化区 4 毕摩 二．简答题（每题10分，共40分） 1．简述克罗式亲属称谓制。 2．简述文化人类学的参与观察法。 3．为什么说语言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 4．怎么样理解劳动创造了语言？ 三．论述题（每小题20分，共40分） 1．结合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实际，论述你对涵化的理解。 2．试论语言与文化的关系。 2000年科目：人类学概论专业：人类学 一．名词解释（每题５分，共２５分） １．萨皮尔—沃尔夫假说２单系继嗣 3 主干家庭 4 《萨摩亚人的成年》5 聚落考古学二．简答（每题10分，共30分） 1．简述怀特的新进化论。 2．简论文化相对论 3．简述哈里斯的文化唯物论 三．论述（共45分） 1．评述你所读过的一本人类学名著（20分） 2．试举例说明文化变迁与文化适应（25分） 中山大学2001年人类学试题科目：人类学概论 二.简答题（6*10） 2.1什么是体质人类学？ 2.2试述文化相对论？ 2.3什么是亲属称谓？ 2.4试述现代人类的体制特征。 2.5简论新进化论代表人物怀特的能量进化理论。 2.6简论刘易斯的“匮乏文化”。 三.问答题 3.1试论文化涵化理论并举事例说明。（20）

中国考古地层学的形成和发展

中国考古地层学的形成和发展 ——兼论梁思永先生对中国考古地层学的贡献 提要： 考古学乘西学东渐之风于20世纪初期在中国生根发芽，发展至现在贡献巨大，解决并正在试图解决很多重大课题，例如中国文明起源问题、人类起源演进问题等，而考古学最根本的基础即是考古地层学与类型学。在世界考古学层面上其地层学发展脉络较为清晰，但是作为世界考古学中的中国考古学，其地层学的发展脉络相对而言较为模糊，就其渊源问题有些语焉不详。学术界一般认为自梁思永先生发掘后冈遗址考古地层学始真正得以确立1。但是学术界并没有明确中国考古地层学发展与世界考古地层学的关系，并认为考古地层学“在相当程度上是经验问题和技术传统问题”2，但是对于作为新兴的中国考古学的技术传统，学界并没有给出清晰结论。这样，中国考古地层学的发展在考古学史上显得比较突兀，似无源之水或者说源头不甚清晰。 在世界考古学层面上，考古地层学的发展主要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尤其经过是被誉为地层学革命的20世纪初新大陆考古，考古地层学原理得到广泛应用。而此时正是中国考古学筚路蓝缕之时。 本文除了试图厘清中国考古地层学的发展脉络外，主要目的还在于试图考察影响中国考古地层学发展变化的学术背景（包括考古学在内的整个社会科学的学术背景）以及世界考古学的发展。是经验积累导致地层学发展，进而促进了整个考古学的发展？还是考古学试图解决的问题的变化致使考古学需要新的获取资料的手段，从而带来考古地层学的发展？这似乎是那个著名的二律背反“先有鸡后有蛋，还是先有蛋后有鸡？”的问题。 1栾丰实等《考古学理论·方法·技术》文物出版社2002.10 p22 2陈星灿《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1895-1949》三联出版社1997.6p151

论考古学与历史研究

论考古学与历史研究 近代考古学传入中国，虽然只有不足百年的历史，但它使传统历史学中单靠文字叙史的历史得以改变，传统的治史观念受到严重的冲击，考古学以其独特的叙史语言体系和方法在史学研究中担当着“重建史前史”和“证经补史”的重任，极大地开拓了传统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和视野，促进了历史研究的进展。以田野调查、发掘为特征的近代考古学，因资料的可靠性与特殊性，其史料价值与传世文物相比有很大不同，特别是与仅以文献史料为研究对象相比较，它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使人耳目一新，为历史研究注入了新鲜的活力，考古学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更为清楚地显现出来。近年来，随着考古学和自然科技发展，大量的科学技术手段被应用于考古学科，高科技含量的新兴分支学科蓬勃发展，考古遗存中越来越多的关于人类行为和文化变迁的信息正逐步地被认识，考古学正以它独特的学科特性逐步地向人们提供了包括政治、经济、贸易、交通、商业、宗教等物质和精神范畴的历史文化信息，在新时期历史研究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一、考古学与历史学的关系 考古学的定义，在全世界范围内虽然至今没有统一的标准，但其概念本身的内涵是随着考古学科的发展而有一个历史演变的过程，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考古学发展的方向。夏鼐先生认为：“考古学是根据古代人类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来研究人类古代情况的一门科学。”[1] 而在今天西方考古学界却普遍认为，考古学的理论和实践是要从残缺不全的材料中，用间接方法去发现无法观察到的人类行为[2]。西方考古学界理论权威炊格尔指出，无论是考古记录还是物质遗存，如果不与人类行为相联系就根本无法了解它们。这也是考古学唯一可以与其他学科相沟通的方面[3]。实际上，中西方在考古学概念上的分歧是与考古学产生的理论背景密切相关的，但无论如何，有着史学倾向和人类学理解下的考古学概念最终可以统一于“人类行为”或“社会过程”，因此考古学研究要做到“以物透人”。考古学的研究范围包括物质层面和精神领域。夏鼐曾指出，考古学“所要恢复的古代人类历史是要包括各个方面，不限于物质文化。考古学可以通过物质遗存的研究以了解古代社会的结构和演化，即所谓…社会考古学?，和美术观念和宗教信仰等精神文化的历史”[1]。俞伟超也指出，考古学研究中应当注意精神领域的问题[4] (pp. 137～142)。 历史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历史学指历史科学，它的资料来源既有文献史料，也有实物资料；狭义历史学专指在近代考古学产生以前延续下来的传统方法，是以传世文献为出发点来复原人类社会历史的，或称为文献历史学。 考古学与历史学的关系，似乎是一个非常简单、甚至是一个无需讨论的问题。但对于二者关系的认识，还存在着理解上的片面甚至是认识上的偏见。有人认为考古学是为历史研究提供实物资料的，好像考古学只是发现实物资料的一个手段，掩盖了历史研究的内容。对于二者的关系，夏鼐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明确指出。他认为，虽然考古学和历史学“同是以恢复人类历史的本来面目为目标，是历史科学(广义历史学)的两个主要的组成部分，犹如车子的两轮，飞鸟的两翼，不可偏废，但是二者是历史科学中两个关系密切而各自独立的部门”[1]。在这里，夏鼐先生明确了历史科学的概念，也进一步强调了考古学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至今仍有指导意义。 长期以来，考古学与历史学形成了明显的学科隔阂，对历史学科发展造成了不良影响，对此，朱凤瀚先生曾撰专文对二者关系做了全面恰当的评述，值得深思[5]。文章认为，从研究对象和研究目标来看，现代考古学本质上仍当归入人文科学，亦即广义历史学中。关于考古学与狭义历史学的关系，朱先生从学术界争论较多的夏史与夏文化问题入手，重点讨论了原史考古学与狭义历史学的关系，“作为原史考古学的一种探索，将有可信性内核的文献史料同考古调查与发掘资料结合，得出带有探索性质的学术见解，应该是可行的”，而“中国的历史考古学必然会与以研究文献资料(以及各种古文字资料)为主的历史学(含历史文献学)形成特别密切的关系，二者构成了研究历史时代的历史科学的双翼”。可见，考古学不管从取得实物资料的过程还是对实物资料的分析整理，以及对所反映的古代社会问题的分析讨论，是考古学研究过程的不同阶段。考古学最基本的特质就是以调查发掘获得的实物资料作为基本研究对象，而文献历史学是以文献资料为基本研究的对象；同时二者有着明显不同的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所以考古学应该是与文献史学相并立的独立学科，有着自己的学科特性。但二者在研究方法、研究内容和研究目标上又有共同之处，无论考古

宋人灾害记忆的历史人类学考察_张文

宋人灾害记忆的历史人类学考察 张文 ［摘要］对宋代灾害问题，以往多从实证角度进行研究。从文化创伤的角度看，灾害对于社会造成的影响相当广泛，值得从更为广阔的领域进行相关解读。宋人对灾害的记忆具有明显的阶层性，士大夫一般将责任归结为官吏失范，而民众则将责任归结为富民失德。两种不同指向，反映出两者对灾害导致的社会紧张与文化创伤采取了不同的宣泄途径，其终极目标也大异其趣，分别指向国家权力重建与地方社会共同体重建。从文化意义上看，体现了“体制失范”与“阶层违和”、“大传统”与“小传统”的二元分立。 ［关键词］灾害记忆;士大夫;民众;文化创伤 中图分类号：C91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3926（2014）10—0015—0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慈善通史”（11＆ZD091）子课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宋代的贫富差距与收入再分配问题研究”（12AZS005）、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课题“宋代乡村社会保障模式研究”（11YJA770068）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张文（1963），男，陕西西安人，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社会史与区域民族史。重庆北碚400715 近年来，受一系列重大灾害事件的影响，人类学界对灾害问题的关注持续发酵，产生了一系列有影响的研究成果，详见李永祥《灾害的人类学研究述评》一文。［1］不过，迄今为止，中国大陆人类学界对灾害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引用西方灾害人类学（或灾难人类学）理论进行汉语语境下的基本理论建构，或用于分析现实中灾害（或灾难）问题的社会或文化后果。实际上，中国自古以多灾多难著称，对灾害或灾难自有一套话语体系和独特逻辑，值得加入到人类学关于灾害（或灾难）的讨论中来，或许可为中国大陆人类学界关于灾害人类学（或灾难人类学）的理论建构提供一些本土化的思路。因此，便有了本文的尝试。 关于灾害问题的历史研究，以往中国史学界主要以实证性研究为主，即关注那些可以证实的事件本身，并寻找所谓规律性的东西，以期直接发挥历史学经世致用的功效。基于此，关于宋代的灾害研究也基本遵循了这一研究思路，即注重实证性研究并力争总结出相关规律。例如，对灾害进行分类、比对，对救灾措施进行归类、分析，对历史经验进行提炼、总结，诸如此类，不一而足。本文作为一种尝试，打算以宋人对灾害的记忆为切入点，来观察灾害作为一种群体性的文化创伤对宋代社会的影响。如此一来，我们发现，宋人对灾害的记忆至少存在两种不同的类型，即士大夫阶层与普通民众的记忆大不相同，其文化创伤的宣泄途径也有不同指向，反映出灾害对不同社会群体的文化影响是不同的，文化创伤具有显著的阶层性。 一、上天警示与官吏失范：宋代士大夫的灾害记忆 对于灾害的认识方面，宋代的士大夫中尽管也有理性的声音，但主流还是传统的天人感应理论。在他们看来，灾害是上天对人事的警示，以此要求帝王自省，纠正政治错讹。南宋赵汝愚所编《宋朝诸臣奏议》共搜集北宋历朝大臣所上论灾害的文章，凡9卷86篇，涉及地震、彗星、雨雪、亢旱、火灾、蝗虫等灾害和异象，开篇所论，基本皆言灾害系为上天警示。如田锡《上太宗论旱灾》：“然自今岁以来，天见星祆，秋深雷震，继以旱暵之沴，可虞馑饥之灾。此实阴阳失和，调燮倒置，上侵下之职而烛理未尽，下知上之失而规过未能。所以成兹咎征，彰乎降鉴，或天文示变，或沴气生祆。”［2］（P．365）朱台符《上真宗应诏论彗星旱灾》：“臣闻皇天无亲，王者无私，上下合符，有如影响。若王政缺于下，则天谴见于上，自然之理也。”［2］（P．366）苏舜钦《上仁宗应诏论地震春雷之异》：“凡朝廷政教昏

人类学史复习提纲

人类学史复习提纲 一、名词解释 1、人类学-是自然史的分支，是研究人类和人类种族的学问"。更简明地说，人类学可以称为"人的科学"。它包括两大部分：第一部分研究自然人，第二部分研究人与人的关系，换句话来说，是研究社会人的科学。 人类学可以划分为广义的和狭义的。广义人类学的观点一般以英、美两国和其他英语国家的学者为代表，他们认为人类学就是研究人类的科学，其研究领域应包括人类的体质、心理、文化、社会、语言、民族、民俗等方方面面，内容十分庞杂。在他们那里，传统上习惯于将人类学划分为两大部分，即研究人类自身体质特征的体质人类学和研究人类社会文化特征的文化人类学。狭义人类学是在欧洲大陆的一些国家，如德国、法国和俄国，人类学一词传统上却仅指体质人类学，日本的一些人类学研究机构也仅限于研究人类的体质。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他们从狭义的角度来理解"人类学"这一概念，认为人类学是专门研究人类体质的学问，同时也包括对人类的近亲---灵长类动物的研究。 2、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生于公元前384年，死于公元前322年。他不仅是用"人类学"这个名词的第一个权威，而且在上古时期，对于人的研究在亚里斯多德那里达到了顶点。他奠定了动物学的基础，创立了"生物阶梯"的思想。按照他的这一思想，一系列生物体的地位逐渐升高，呈阶梯状排列。亚里斯多德是绝对没有进化论思想的，但是他提出的生物以阶梯形式排列的原则对于后来18世纪进化论学说的发展却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亚里斯多德在确定人类在自然界中的地位的问题上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他的著作中存在着许多涉及人与动物之间形态特征差异方面的论点。但是在对人手作用的评价上，他认为人之所以有手是由于智慧所致，从而明显地表现出其唯心主义的世界观。 3、"地方性的知识"-这是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格尔兹提出的一个概念。他写了一本叫做《地方性知识》的书。这种"地方性知识"，以区别于其它知识形态，特别是实证论者假定的"普遍性"知识形态。在格尔兹看来，知识的性质是地方性的、多元的，因为人们生活所凭借的符号系统是特定的、地方化的、分殊性的，借助这些符号系统的作用，意义结构才得以形成、沟通、设定、共享、修正和再生。这个系统的作用，是甄别日常行为的意义和类别，地方性知识力图维持这些特定的意义系统，并根据它去组织行动。 4、体质人类学-是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研究人类的体质变化的一门科学，包括研究过去和现代人体的一切发展和变异 5、赫胥黎-达尔文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其是一位杰出的英国博物学家，他在动物学、比较解剖学、生理学和生物学的许多领域都具有很深的造诣。他通过大量的研究，证实了达尔文关于类人猿接近于人类的正确判断，并且重点探讨了人类在动物界中的位置问题，在实践中发展了达尔文主义。赫胥黎在人类起源认识史上首次提出了"人猿同祖论"的观点，向宗教神学提出勇敢的挑战。 6、新达尔文主义学派-以德国生物学家魏斯曼、奥地利遗传学家孟德尔和美国遗传学家摩尔根等人为代表的学派。该学派的学者提出了种质选择论，强调对遗传变异的选择作用，因而是对达尔文选择原理的一个重要的说明。达尔文主张生物的渐变进化，而新达尔文主义者在广泛的实验中发现了自然界中的另一种进化方式---骤变进化。这一概念的引入，对达尔文进化论是一个重要的补充。另外，该学派还创立了基因论，在一定程度上提示了生物遗传变异的机制，使进化论研究有可能深入到细胞实验的层次。但是，由于新达尔文主义是在个体水平上研究生物进化的，而实际上进化是群体范畴的问题，因此，该学派在解释生物进化时，在总体上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局限性。

中国考古学诞生标志

中国考古学诞生标志 中国很早就具有一定学术系统的金石学，产生于1000年前的北宋，到清代更为发达，形成中国考古学的前身。下面由为你整理中国考古学诞生标志的相关资料，希望能帮到你。 中国考古学诞生标志 1928年10月董作宾前往安阳小屯进行调查试掘，准备大规模地展开工作。这是中国考古学诞生的重要标志。1929年，李济作为当时中国唯一具有近代考古学知识和发掘经验的学者，被聘任为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主任。同年，中国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及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考古组分别成立。从此，中国有了自己的从事考古研究的学术机构。 新生代研究室的周口店发掘 1929年在裴文中的主持下，发现第一个北京人的头盖骨化石。随后，发现大批石制品和人类用火痕迹，使北京人的文化遗存得到确认。1933年由裴文中和贾兰坡发掘山顶洞人及其文化。 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殷墟等项发掘 1928～1937年间进行了15次发掘，累计发掘面积达46000多平方米。开始发掘小屯遗址的时候，发掘水平不高，主要目标是有字甲骨，还缺乏分辨复杂遗迹的能力。1930年，在国外专攻考古学专业的梁思永学成归来，不久参与山东历城县城子崖遗址的发掘，辨识

了仰韶文化以外的又一种新石器时代遗存，后被命名为龙山文化。梁思永后又进行安阳后冈遗址的发掘，从地层上解决了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和商代文化的相对年代问题。他还参加小屯遗址的发掘，在发掘方法上有明显的改进。 从此，殷墟发掘走上科学的轨道，取得了较大的收获。在小屯村一带，先后发现50多座夯土建筑基址，获得22000多片有字甲骨和其他珍贵文物;又在侯家庄商王陵区发掘10座规模特大的商代大墓以及上千座“人牲”祭祀坑，从而为中国考古学和中国上古史的研究积累了极为宝贵的科学资料。与此同时，又发掘浚县辛村西周卫国墓地、汲县山彪镇和辉县琉璃阁的战国时期魏国墓葬，以及日照两城镇、永城造律台等地的龙山文化遗址。 现代自然科学方法的广泛采用 国际上从50年代初期开始应用放射性碳素断代的方法，被视为史前考古学中一场划时代的革命。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978年后划归中国社会科学院)于1965年底建成中国第一个放射性碳素断代实验室，1972年开始公布年代数据。后来，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等单位，也相继建立这种实验室。各实验室已公布考古年代数据1000多个，其中绝大多数属于史前时期。放射性碳素断代已成为中国史前考古学的必要手段。这为建立各种文化类型的年代序列，提供了更加可靠的科学根据。在探寻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文化遗存，进行夏文化的探索和先商、先周文化的研究方面，放射性碳素断代也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其他几种断代方法，例如热释光断代、古地磁断代、钾-氩

浅议考古学与文献学的相互关系

浅议考古学与文献学的相互关系 考古学属于人文科学的领域，在中国是历史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任务在于根据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物质资料，以研究人类古代社会的历史。文献学是以文献和文献发展规律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科学。研究内容包括：文献的特点、功能、类型、生产和分布、发展规律、文献整理方法及文献与文献学发展历史等。在此，我主要说的是历史文献学，其研究对象主要是古今一切有历史价值的汉文与民族文字的历史文献。 说起考古学与历史文献学的关系，众说纷纭，例如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罗泰教授所说，他认为考古学自己有一套可以向公众表达的东西，排除那些与有名的历史人物有关的东西，仅将考古的发现放到博物馆中作为考古学展出，依然可以吸引大量的观众，并且考古学有自己的研究方法，不需要依附于历史学，两者是平行合作的关系。通过考古学特有的一些方法，考古学可以自己写一套历史——非文献的历史。 但在我看来，单纯的从考古学角度很难构成完整的理论考证体系。前面所说的仅仅强调了考古器物的艺术价值、在器物史上的功能或者科技方面的重要性等，没有一定的历史方面的底蕴，或者是可考据的历史文献资料，我们有时会发现历史学家根据文献得出的结论与考古学家根据物质材料得到的结论相左。历史文献同样有一套自己的研究科学，对考古活动有着重要的考据验证作用，毕竟，考古材料也要有史可依，器物的断代、考古遗址的朝代认定等，仍是要从历史文献中找到相关的史料记载，以弥补证据不足的缺陷。正如秦始皇地陵的考古发现，仅仅有地理位置上的吻合远远不足，封土丘浩大，考古挖掘也只能搁置，如何确定这就是几千年前留下的墓葬遗址，考古学家把注意力转向相关的历史文献记载上，司马迁在《史记》中的记载正为此提供了有力证据：“始皇初即位，穿治郦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诣七十余万人，穿三泉，下铜而致椁，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徙臧满之。令匠作机弩失，有所穿近者辄射之。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鱼膏为烛，度不灭者久之┅┅树草木以象山”，不仅如此，短短百字的记载也为我们描述了未曾发掘的神秘地陵下的壮观景象。相反的，此次考古发掘工作也同样印证了《史记》文献的可靠性。所以说考古学与历史文献学的作用是相互的，不仅仅是平行关系，或者应该说是一种交叉关系。 既然说是交叉关系，考古学对文献学的反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以夏、商、周鼎盛的青铜文化为例，对于这一阶段的历史，仅靠文献进行研究有很大的局限性，这主要是文献所记载的夏、商、周历史资料不多，内容贫乏，不能全面反映当时的历史状况；其次，文献所载的有关夏、商、周的历史内容，多数传说，由于年代久远和传说记载难免会有一些失实之误，所以，对我国夏、商、周历史的研究，单凭文献资料是不可能全面复原当时的社会历史面貌的，这就需要考古学的研究来填补空白。 所以说，考古学与文献学是在相互补充，文献学也会存在时代的局限性，考古材料在每个时代都有变化，而文献资料又比较笼统，而且资源匮乏，两者之间有时甚至互相矛盾。任何一种文献记载的与考古学在同时代的发现都不相同，所以两者之间也会存在空隙。考古学和其他学科都是一样的，应该在学科间寻求必要的合作，将自身优势渗透到历史文献学当中，假如对方的领域，这样子，考古学更能发挥自身的特点，文献学也会日益得到补充和完善，学科的交叉，会带来更多的裨益。 09历史李玮 学号：09034004

考古学对历史研究的作用

考古学对历史研究的作用 考古学为历史研究提供史料，以安阳殷墟为例。安阳殷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文献记载并为甲骨文和考古发掘所证实的商代都城遗址，距今已有3300多年的历史了。2006年7月13日，殷墟因具有全球突出普遍价值和良好的管理与展示，在第30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33处世界遗产。殷墟宫殿宗庙遗址位于安阳市洹河南岸的小屯村，曾是商王处理政务和居住的场所，包括宫殿、宗庙等建筑基址80余座，是世界最著名的“古典城邦”之一。宫殿区出土大量的甲骨文、青铜器、玉器等珍贵文物，很多都是世界之最。殷墟宫殿宗庙有众多甲骨窖穴。自1899年，金石学家王懿荣考证出“甲骨文”是“殷人刀笔文字”后，这里共出土约15万片甲骨文，不仅证明了汉字是独立起源的，还提供了中国古代文字的造字法则，把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可信历史提前到了商朝，是中国乃至人类最早的“档案库”。战国以来逐步确立的、通过《史记》等文献固化的以“三皇五帝”为核心的古史系统，在20世纪之前具有不可撼动的权威性。而随着疑古运动的兴起、西来说的流布，旧有的古史体系趋于瓦解，甚至流于虚无。1所以殷墟的挖掘，便是对古史的一种验证。 殷墟中挖掘的陶器也能使我们获知商代晚期的都城大邑商、商朝历史和文化的丰富信息。以下两张图片分别为陶罍与陶簋。 1陈民镇.如何重建古史———从《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的争议说起[A].齐鲁学刊，2020年第1期

墟墓葬中随葬的陶器种类多样，既有普通老百姓所使用的日常用陶器，如觚、爵、斝、觯、罍、卣、尊、鬲、、甑、豆、盘、簋、盂、罐、壶、瓿、盆、瓮、鼎等，也有上层权贵所使用的陶器，如白陶，硬陶和原始瓷器，还有一些具有礼器性质的仿铜陶礼器，如觚、爵、鼎、尊、卣、斝等。依据陶器在墓葬中的出土情况，将墓葬陶器组合分为六类:酒器类;炊食器类;酒器与炊食器的配套;盛贮器类;炊食器和盛贮器的配套;酒器、炊食器和盛贮器的配套。以上组合，酒器和炊食器的配套所占的比例相当大，其它类组合占比例较小。而且酒器中觚、爵二器出现的频率较高，觚、爵组合已成定制，可见晚商时期仍是重酒的组合。通过组合可以发现，不同时期，同一墓区墓葬的陶器组合不同，即便是同一时期，不同墓区墓葬的陶器组合也有所区别。这种组合的原因，是人们的生活习俗还是社会礼制抑或是等级关系，有待于今后进一步探讨。 以安阳殷墟为例，我们就能看出考古学对历史研究的一个作用就是提供史料支撑，从实物材料中窥视历史，重现历史。王国维先生提出的二重证据法，便是这一作用的完美诠释。虽然做不到完全重现当时的历史，但是我们仍能从中感受到考古学与历史学带来的魅力。

历史人类学

《历史人类学》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历史人类学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课程类别：选修课编 号：学时： 3 主编姓名：张应强单位：人类学 系职称：教授 主审姓名：麻国庆单位：人类学系职称：教授授课对象：本科学生专业：人类 学年级：二年级 编写日期：2007年6月20日 一、课程目的与教学基本要求 历史人类学是人类学与历史学的理论方法相互借鉴和整合的产物，是有历史学背景的人类学者和有人类学背景或兴趣的历史学家，在他们共同关心一个具体的地方社会的相关课题时，逐渐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研究取向。它强调将历史关怀与田野工作有机地结合起来，以增进人类学对社会文化事象观察和分析的洞察力和有效性。在本科生中开设此课程，目的是培养学生观察、了解、分析和解释复杂社会文化现象的基本能力。为此，在教学中，要求学生除了全面学习和掌握历史人类学研究的有关理论与方法外，还要对历史人类学兴起的学术脉络以及在社会生活空间和生活方式中产生和呈现出来的种种历史文化现象进行学习和讨论；并培养学生对社会变迁、时间和纪年重要性的普遍的认识，从而对中国历史、社会和文化达致一种整合的、具备深度和广度的理解和解释。 二、课程内容 本课程暂时尚无合适的教材，主讲教师广泛收集和引用了国内外相关研究的最新成果，正在编撰《历史人类学导论》作为本课程选用的教科书。本课程授课内容和学时安排如下： 第一章绪论 本章安排10学时，授课内容有五节：1）什么是历史人类学；2）历史人类学的理论背景；3）历史学视角与人类学视角；4）历史人类学研究取向；5）关于“华南研究”。重点讲授历史人类学的基本概念和理论，以及从历史人类学“由下而上”和地方性关怀的基本取向，并扼要介绍历史人类学在中国的研究实践。 第二章历史人类学的兴起 本章安排12学时，授课内容包括三节：1）学科的分野与连接；2）对历史的摒弃和社会史的倡导；3）科际整合：历史学与人类学。重点讲授历史人类学兴起的社会历史背景，以及历史学领域的年鉴学派和人类学领域的结构功能主义对历史人类学产生和发展的重要影响，探明人类学与历史学等相邻学科的互动过程。第三章历史人类学的基本概念与问题

人类学10大理论

杜尔克姆 尔干 杜尔凯姆 文化人类学10大理论流派 ●第一节古典进化论 文化人类学史上的第一个理论学派，成熟标志是泰勒的《原始社会》与摩尔根的《古代社会》的问世。 进化论学派运用比较的方法探索人类社会文化的起源和发展历程，人类社会文化和生物进化一样，也是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逐步发展。全世界所有的文化都要经历这种循序进化的阶段，造成这种普遍性的最终原因在于人类心理的一致性。 一、产生背景 1、人类学知识的增长和研究组织的成立 2、殖民贸易的促进 19世纪中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得到蓬勃发展，殖民贸易和殖民地统治达到空前的程度。 除殖民贸易和殖民统治官员的需要这一主要社会经济因素之外，殖民当局的官员和传教士将他们在当地所见所闻报导给国内，也引起人们的极大兴趣。因此，学者研究的方向也为之一变，转向比较语言学、比较宗教学、民族文化风俗的人类学研究。 3、进化论思想的催生 古典进化论学派产生的思想根源，是19世纪进化理论的提出。达尔文首次详细阐述了生物进化的机制，并给予了科学的论证。《物种起源》一书概括了达尔文的主要思想，即物种不是永远远不变的，而是不断变化的；在变化过程中，生物的自然选择机制与高度的变异性起着重要作用；自然选择就是把有利的变异保存下来，把不利的变异淘汰掉，从而使自己能适应不同的环境并生存下来。 第一个建立社会进化理论的是斯宾塞。在一切进化理论中，斯宾塞最系统地阐述了这一问题。他第一次使用进化这个词是在1850年；1857年斯宾塞描述了整个宇宙的进化过程；1862年，斯宾塞给出了进化的明确定义：“进化是通过不断的分化与整合，从不确定、不连贯、同质向确定、连贯、异质的的变化。”斯宾塞进化理论的最大缺陷是将生物进化与社会进化视为本质相同的事物。 二、泰勒的文化人类学理论 1、生平与著述 泰勒（Edward Burnett Tylor，1832—1917），英国文化人类学奠基人，古典进化论的代表人物。自学成才，1871年出版《原始文化》而驰名世界。 泰勒是第一个从科学意义上给文化下定义的人：“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民族学意义来讲，是一复合体，包括知识、信仰、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作为一个社会成员的人所习得的一切能力与习惯”。 2、泰勒的进化论观点 所有研究社会与文化的进化论各有特点，但在以下三个问题 上基本持相同看法，这就是： 第一，用人类本质的一致性观念来说明文化发展的单一性。 第二，各族文化都循同一路线向前进化，目前各个社会发展的不同程度，实际上代表这条路线的各个阶段，各阶段在程序上是固定的，但在时间上并不一致，有快慢的差别。 第三，整个世界是依自然法则运行的。泰勒主张，一方面，自然科学已经证明整个自然

人文类博物馆与历史学和考古学发展的关系

人文类博物馆与历史学和考古学发展的关系 近几个世纪以来,博物馆事业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世界各地各种各样的博物馆蓬勃发展，而人文类博物馆与历史学和考古学的发展始终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我国的博物馆绝大部分是历史类博物馆，博物馆藏品的来源，博物馆教育职能的发挥都渗透着历史学和考古学。 一、博物馆离不开历史学、考古学这两门学科的指导。 依据我国国情，从过去到现在建立的博物馆中，历史类博物馆占大多数。在这些历史博物馆里，收藏陈列的多以考古藏品。要想高质量、高水平地发挥历史类博物馆的作用，不仅需要用博物馆学理论进行指导，而且必须用相关学科(历史和考古)的理论和实践指导。王绵厚同志在《博物馆学研究的理论与实践(代序)》一文指出:“作为博物馆虽然与多处学科发生联系，但是一般看来，博物馆学与历史学、考古学的关系，这是在大部分博物馆中最亲密的两个学科。无论是中国通史博物馆，还是地志性或遗址性历史博物馆，都离不开历史学、考古学理论与实践的指导。而且由于大部分历史博物馆的工作者，都出身于历史、考古学者，如同中国的近代工人，大部分来至农民一样，更加深了历史学、考古学与博物馆学的‘血缘’关系。对这三门学科的内容和表现形式打一个不一定完全贴切的比方，就如同一个人，历史博物馆考古藏品好比骨头和肉，历史唯物论观点好比血液，在外边包裹着骨肉和血液的皮肤就如同博物馆。也就是说，在历史博物馆里，收藏和陈列着历史材料和考古实物，同时也贯串着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这是历史博物馆存在的最基本条件。正是这些基本条件，共同实现着历史博物馆的功能，去说明历史，表现历史的进程和规律。因而，要想把历史博物馆办成高水平、高效益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基地，除了发挥基础作用外，还要深人研究历史学、考古学，研究博物馆与这两门学科的内在联系，研究这两门学科的理论和实践，以便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对博物馆的工作进行全面指导。 二、博物馆与历史学。 众所周知，我国的博物馆学起步很晚，它从一开始就隶属于史学家整体的史学体系。博物馆的本质是什么?这里所用的提问方式是史学的，回答的正确与否，也一直以史学标准衡量。从博物馆学所确立的基本问题上，已清楚地显现出博物馆对史学的依附。这一问题一直没有明确的答案，而且将来也未必有明确的答案，以至于这个问题被大多数博物馆学者所放弃。这不仅是因为这个向题本身的难度，而且因为这个问题即便被解答也缺乏现实的意义，缺乏面对现实的力量，似乎只是在玩一种逻辑游戏。史学家对博物馆的关注是因为博物馆对他们治史有益，他们只是史学家而不是博物馆学家。迄今为止，博物馆未能有独立的形态。传统的惯性使博物馆一如既往地随着史学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历史学者分析某些史事偏重于选择史的原因是处于“人类经历的各条道路的起点上”，“处于根源部位上，处于人类与万物混杂中感受到自己与世界的亲密关系这一点上。”毫无疑问，史学一直影响着博物馆学，对博物馆研究大有裨益。然而，如果博物馆只是生来就为史学服务，去达到史学所要达到的目的，又何必要费劲把博物馆建成一门独立的学科呢?博物馆只是反映论的一部分。博物馆对经济的依附等诸如此类的命题，令人对博物馆学顿生轻视之心。如此简单地套用反映论，正证明了史学理论的苍白。反映论的合理性和应有域限需要博物馆去证明，但博物馆对反映论的套用却使自身丧失了本性。 博物馆似乎只是为着史学而生存着。其陷入困境是必然的。对博物馆的本质作没有结果的探讨，由于是一种探素，是对智慧的追寻，是对现存事物秩序的认识，因而具有了价值。然而，在讲究实用，注重功利性的今天，那种没有结果的探讨是不可能具有价值的。对人们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或社会伦理方面特别有价值的东西，在这种伦理型文化氛围中生长的中国人，对学问、知识的选择往往出于某种直接或间接的功利目的。诸如“我为什么要参观博物馆”，“博物馆于发展经济有什么用”等等问题及其对博物馆冷漠、陌生、与市场经济直接相关，但同时反映出博物馆依附于史学的结果是远离现实，成为空中楼阁。因为史学的目标与博物馆的目标并不一致。何况现代博物馆也已走出空洞的思辨，直接参与现实和生活。所以，长期以来博物馆对史学的依附是使博物馆陷入困境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