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批评与鉴赏-范文
译者的阐释与读者的误读：以《红楼梦》译文为例
作者（学号）
（学院、班级、专业）
摘要：文学经典的阐释是一个历史过程，永远不会终结。译者翻译的过程，是对原文文本进行阐释的过程。读者阅读的过程，也是对译文文本进行阐释的过程。但是，在批评界，阐释、误读与错译三者有时混为一谈，甚至等同起来。阐释学观点认为，对作品的理解总是以理解者——包括作者、译者、读者——的视野为前提。本文通过讨论《红楼梦》中几个具体例证，试图考察作者、译者、读者三个主体因素在文本的创作、翻译和阅读过程中所起的主体作用。本文指出，译者对原文的不同解读，在读者眼里可能是错译，也可能是误读——在理解者本人看来，不同于自己理解的就是误读。这些解读，无论是合理的还是不合理的，都构成文学文化的一部分。(宋体，小五，1.25倍行距)
关键词：译者；错译；误读；阐释学；主观性
Translator’s Interpretation and/or Readers’ Misinterpretation: A Case Study of the Renditions of Honglou Meng
Author Name (student number)
Abstract: Interpretations of literary classics is a historical process without end. The process of translating ST and reading TT is a process of interpretation. Translation errors and misinterpretations are sometimes confused and misused by the critics. Cultural misinterpretation is a complex phenomenon in literary translation, with multifarious reasons. From a hermeneutic point of view, interpretation is always conditioned by one’s own horizons and perspective. By discussing several exemplary cases of Honglou Meng in translation and cross-cultural understanding,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author, translator and reader can all play a subjunctive role in their respective interpretation processes of writing, translating and reading. Translation errors should be avoided, while misinterpretations, whether reasonable or unreasonable, are unavoidable and destined to be part of literature. (Times New Roman, 5号, 1.25倍行距)
Key Words: translation errors; misinterpretation; author; translator; reader
一、引言(小标题用黑体五号字；正文用宋体五号字)
“文化”一直是经久不衰的话题。文化交流是促进人类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之一。季羡林先生(2007：151)曾说，没有文化交流，人类就没有进步，就没有今天世界上这样繁荣兴旺的社会。“文化热”自上个世纪80年代就开始流行，当时就有一些极端意见认为，未来世界的冲突，将是文明的冲突，文化之间的深刻差异和尖锐对立是不可超越和克服的。今天世界的纷争虽不完全是由文化冲突引起，但也决非与文化冲突无关。目前的文学文化界，文化和谐与冲突成为热点。翻译评论界也不例外。也难怪，语言文字的差异造成的翻译困难一般摆在明处，容易引起重视，而文化差异造成的翻译困难却往往如水中的暗礁，导致翻船。王佐良（1989: 34）认为，翻译里最大的困难是两种文化的不同，在一种文化里有一些不言而喻的东西，在另外一种文化里却要费很大的力气才能解释清楚。孙致礼（1999: 62）也说：“翻译不仅要考虑语言的差异，还要密切注视文化的差异，文化差异处理的好坏，往往是翻译成败的关键。”本文试图从阐释学视角，以《红楼梦》翻译为例，探讨翻译过程中因作者、译者和读者三个因素对文化因素的不同处理而出现的误读和错译现象。
二、文本阐释、误读与错译
“误读”首先假定了一个“正确的”解读，它不仅是理论推导的产物，同时也作为一种标准。凡是与“正确的解读”不同的，都是“误读”。孙致礼（2000: 356-359）提出“‘文化传真’是翻译的基本原则”，并要求译者“作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人”。在一定程度上，这是一种理想。翻译过程中文化的传递至少需要两个步骤：首先是正确地理解原语中的文化，然后是把正确的理解正确地表达出来。但是，有时候并不存在一个正确的理解。
伽达默尔（Gadamer, 1975）在《真理与方法》中提出阐释学的三个原则：“理解的历史性”、“视界融合”和“效果历史”（转引自张德让，2001：23）。阐释学的核心问题就是理解，而理解总是以理解者的认知能力和视野为前提。尽管阐释学理论的出发点不是针对翻译而来，但是，众所周知，任何翻译都是从对原文的理解开始的，读者的接受也是从对译文的理解开始的。因此，阐释学理论对跨文化翻译同样适用。正如张隆溪（2007：15）所言，“我们对事物的理解总是受到我们自身眼界和视野的限定”，因而“不是纯粹‘客观的’、唯一正确的理解”。其实，无论是作者、译者还是读者，都只能从自己特定的视野去理解各种事物。但是，干扰作者、译者和读者对文本的理解的因素有很多：小而言之，有他个人的经历、性格、教育、修养等等；大而言之，则有他们所处的时代，他们置身其中的民族文化传统、思维习惯等等。同一个文本，不同读者会产生不同的理解；同一个社会文化现象，不同观众有不同看法。即使译者很好地理解了原文，有时在表达过程中也难免会生成新的含义，让读者产生误解。译者的文学功底，译者的政治、宗教立场，译者所处的时代、社会意识形态等都会对译者的表达产生或左或右的影响。同样，读者的文学功底、政治宗教立场、社会意识形态等也会左右他对同一译本的不同理解。绝对的中立或完全的透明是不可能的。
因此，让·贝西耶（1999: 143）说，文化误读的真实性是肯定的，因为文化间存在差异和政治上的不平等；文化误读之所以产生，是因为目前我们还没有能力解读或调和文化相异性。译者只能在精通双语的同时，学习双文化乃至多文化的知识，特别是要对两种语言的民族心理意识、文化形成过程、历史风俗习惯、宗教文化以及地域面貌特性等一系列互变因素均有一定的了解，不断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不少学者把文化误读分为两类：有意误读和无意误读（如杨松芳，2006：176）。笔者认为，如果误读是一种事实，就不存在有意无意之别。从阐释学视角来看，误读只存在是否合理的问题，即，合理的误读与不合理的误读。合理的误读主要是由于作者或译者站在不同的文化立场上，或者出于不同的翻译目的而产生的。不合理的误读主要是由于译者或读者：1. 对原语或者译语文化不甚了解；
2. 个人偏见或者过于自负；
3. 表达的失误。一般而言，不合理的误读就是一种错译。
2.1 读者不同解读而产生误解
每一个阅读者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误读的产生，来自于每个个体对同一事物的不同理解。同一个文本或者短语，因为视角不同、立场不同，可能会导致不同的理解。在理解者本人看来，与自己的理解相异即是误读。作者在其作品中，无疑有自己的文化立场。读者（包括译者）读该作品时，也有一个自己的文化立场。他的立场也许与作者的立场一致，也许与作者的立场冲突。译者不仅仅是读者，而且是译文的创作者。他的文化选择不仅仅是个人理解问题，而且往往会影响其译作的读者。许钧（2002: 66）指出，每一个有使命感
的译者，都会在翻译一部作品时明确选择自己的文化立场，而这一立场的确立，无疑直接影响着译者的翻译心态和翻译方法。译者作为跨越两种文化的使者，他所面临的，有原语文化与译语文化。面对这两种文化，出于不同的动机和目的，译者至少可采取三种文化立场：一是站在原语文化的立场上；二是站在译语文化的立场上；三是站在沟通原语文化与译语文化的立场上（同上）。最典型的实例就是大家熟悉的《红楼梦》的两个英译本——杨宪益夫妇翻译的A Dream of Red Mansions和英国汉学家大卫·霍克斯（David Hawkes）翻译的The Story of the Stone，前者站在中国（原语）文化立场上，而后者站在英国（译语）文化立场上。许多学者比较过两译本，这里仅举一例说明。
例如，《红楼梦》第四十七回中这么一段话：“那柳湘莲原是世家子弟，读书不成，父母早丧，素性爽侠，不拘细事，酷好耍枪舞剑，赌博吃酒，以至眠花卧柳，吹笛弹筝，无所不为。”（曹雪芹，1999：1334）文中“花”“柳”是对“妓女”的委婉称呼，汉语里还有“寻花问柳”、“花柳病”等说法。“眠花卧柳”被霍克斯（Hawkes, 1973:437）译为“frequented the budding groves”，而杨宪益和戴乃迭（1999: 1335）译为“fond of the company of singsong girls”。一般人都认为后者完整地表达了该词的意义，“比较充分地展现了原词语的文化内涵”，而前者“显然是没有把握“花”“柳”两字的内涵意义“（姜倩何刚强，2008：175）霍克斯真的不懂“寻花问柳”的真实涵义吗？
试看另一个例子。在第68回，尤二姐和王熙凤相见时，王熙凤说她多次劝贾琏洁身自好，“别在外眠花宿柳”（曹雪芹，1999:2036）。霍克斯的译文是not to go sleeping out “under the willows” (you know what I mean) both for his health’s sake (Hawkes, 1980: 333)。咋一看，译文是按照中文字面来翻译的，但是补充的一句you know what I mean（你知道我的意思）表明霍克斯完全明白“眠花宿柳”的意思，只是为了保持与原文一样的委婉：家丑不可外扬，妻子王熙凤不可能直接说贾琏嫖娼。因此，杨宪益夫妇“眠花宿柳”直接翻译成“to take good care of his health and keep away from brothels”（曹雪芹，1999: 2037）反而显得与原文风格不符。“远离妓院”（keep away from brothels）与“眠花宿柳”比起来，虽然更容易理解，但是实在是有点太粗俗。在笔者近期与英国友人Roger Witts交流（2012-1-17）中*，Witts 教授认为霍克斯对“眠花卧柳”和“眠花宿柳”的翻译的确是按照字面来翻译的，其译文是否能让读者产生与中国读者类似的联想，取决于读者的想象力。法国作家马塞尔·普鲁斯特（Marcle Proust）的著名小说《追忆似水年华》（A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第二卷《在少女身旁》（A l’ombre des jeunes filles en Fleurs），按字面意思，英译当是In the Shadow of Young Girls in Flower，但是C. K. Scott Moncrieff将之译为Within a Budding Grove （Proust, 1951）。笔者推断，霍克斯可能参考了此译文。因此，到底是译者错译了原文，还是读者误读了译文，恐怕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一时难有定论。
由此可见，有些误读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误读，只是译者和读者站在不同的立场出发而导致不同的结果而已。其实，《红楼梦》这两种译本都拥有各自的读者，如杨宪益所言，“喜欢他（霍克斯）的译本的人多一些，当然，也有人喜欢我们的译本”（金圣华，2002: 159）。
2.2 译者错解原意而导致错译
错译同样假定了一个正确的翻译。任何译者翻译某些词、某些短语或者句子，其译文可能只有一种，那么，与此不同的翻译都是错译，比如人名、地名的回译，行业通用规范
*据李平与Roger Witts的个人交流（2012-1-17）。
用语等等。除此之外，某些翻译，独立地看也许是对的，但若置之于一定的语境中，却可能是错的。柯平（1993：176）曾从三个方面分析了错译的原因，即“言内因素、言外因素以及译者有意或无意尊奉的翻译原则”。笔者认为，柯平所提到因“言内因素”和“言外因素”而导致的错译，有些应该是归为“误读”一类，如“欠额翻译（翻译不足）”和“超额翻译（翻译过头）”。至于因译者的翻译原则不同而导致不同的翻译，就更不能算是错译了。
大凡一个译者，不是本国文精通，就是外文精通，两样同等好的不多，像杨宪益夫妇那种中西合璧的情况毕竟太少。因此，译者在翻译外国作品时难免看错原文而浑然不知。如思果（1998: 43）所言：“英国汉学家David Hawkes译的《红楼梦》英文好极，中国人不论英文写得有多好，也休想能跟他比，可是他看错原文的地方竟然不少，中国的学者大都可以指出。”翻译之难在于文化的不同。翻译不仅仅是语言符号之间的转换，而是一种动态的跨文化交际活动。附加在文字上的“超语言信息”——文化信息——具有民族性和群体共享性，在本族文化里是不言而喻的，但相对于异质文化而言却风马牛不相及。在不同的语言文本的转换中, 一种语言所蕴含的文化信息不可避免地部分失落, 而另一种语言所蕴含的文化信息则不可避免地大量进入, 从而而引起信息的变异与误读。对于具有一定语言功底的译者来说，翻译中的最大困难往往不是语言本身，而是语言所承载的文化涵义。因此，译者需要不断提高自身的中西方文化素养和翻译经验。有时候，翻译经验、成就可以使译者变得谦虚谨慎，有时候却相反，可以麻痹译者的理性思维，使他变得过于自信、自负，自以为不会出错，反而出了一般译者不会出的差错。只是有的译者不声不响，免得难为情；有的译者老实，自己提出错译、误译，并与读者商讨。这样的例子很多，一般读者都能指出不少。即使傅雷这样的翻译大家，也难免偶尔出现错译。他说，“误译的事，有时即译者本人亦觉得莫名其妙。例如近译《贝姨》，书印出后，忽发现原文的蓝衣服译作绿衣服，不但正文错了，译者附注也跟着错了。这种文字上的色盲，真使译者为之大惊失‘色’”（傅雷，2002：69）。同样，霍克斯在《红楼梦》第四回“薄命女偏逢薄命朗，葫芦僧判断葫芦案”中就出现明显错译。
原文：至次日坐堂，勾取一应有名人犯，雨村详加审问。（曹雪芹，1999：109）
译文1：At nex t day’s session a group of well–known associates of the wanted man were brought in and subjected by Yu-cun to careful questioning. (Hawkes, 1973: 117)
译文2：The next day a number of suspects were summoned to court and Y ucun cross-examined them carefully. (杨宪益戴乃迭译；曹雪芹，1999：109)
原文中“有名人犯”如何理解？是指“有名有姓的人犯”还是“臭名昭著的人犯”？霍克斯将“有名”理解为通常意义上的“出名、知名”，故而将“有名人犯”译为“well-known associates”（见译文1），有人认为这是“误读误译”，此处“有名”应做“有名有姓”理解（管兴忠马会娟，2003: 73）。其实两者都不对。如洪涛（2011:290）所言，“研读译文必须关注语篇的连贯性（coherence），而不宜只是孤立解读译文中的单词或词组。”看第四回，既然贾雨村是在状纸上“勾取”，那些“人犯”当然有名有姓，无名无姓的人犯如何“勾取”、捉拿并询问呢？贾雨村初来乍到应天府，连本地的“护官符”都没有，当地的达官贵人都不知道，怎么可能知道谁是“臭名昭著的人犯”呢？杨宪益简单地译为suspects（见译文2），避免了犯这类错误。但是，“有名犯人”到底如何理解？至今没有一个定论。裴效维（2011：54）校注的《红楼梦全解本》中将“有名人犯”理解为“列名于案件的人犯”，笔者认为是可以接受的。不过，还有一种解释是：
其实，这句话，体现了中文一个独特的现象，就是“简约性”，其实，这句话的完整意思是“到
了次日坐堂，贾雨村勾取了在状纸上列出的犯人名字，详加审问……”，“有名”是“列在状纸
上的犯人名”的意思，也就是说，“有”是虚的，“有名人犯”=“犯人名”。这是中文里面一个
特定的用法。（裴钰，2008:96）
这种说法是否正确，恐怕有待国学大师来解答。裴钰（2008: 65）认为，“需要把隐含的意思一并翻译出来，才是正确的”。笔者认为这是一种理想状态。无论裴钰做不做翻译，都应该知道理想与现实总是有差距的。
柯平（1993: 184）曾对误解与错解作了区分：“错解原意时，译者自己对原文的理解是错误的；而使生误解时，译者对原文的理解一般来说是正确的，但在传达中不自觉地扭曲了原意，使读者对原文产生不正确的理解。”因此，以上的例子都应该归结于“错解原意”。中国译者在从事外译汉时常会出现“错解原意”的情况，而在从事汉译外时则往往会出现“使生误解”的情况；外国译者则恰恰相反。
三、结语
一方面，我们承认译者在阐释过程中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注意译者主观性的过度张扬。错译无疑是应该避免的。但是，文化误读是一种复杂的翻译现象，出现误读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由于翻译过程中客观存在着语言、文化、心理、艺术传达等方面的“隔”，译者在审美理解和艺术表达上的误读是难免的。每一个译者，作为翻译的主体，其翻译只能限于自己的理解，但个人的知识毕竟是有限的。同样，每一个读者的知识也是有限的，他对译作的评价也只能基于自己的理解。可以说，任何译作都或多或少地带有误译的成分，只是有的误译（如文化与心理方面的误译）不易被察觉而已。对文化的不同解读，无论是合理的还是不合理的，只要解读者的劳动态度是认真的，一般都是可以接受的。文化不是一成不变的。许多过去被认为是正确的或者合理的解读，如今被证明是误读；今天正确的或者合理的解读在未来译者或读者的眼里也许同样是误读。传统观念把误读看得很重，往往把误读同翻译态度与翻译能力联系起来，或者把误读作为否定译者及其译作的依据。实际上，这种看法也是对文学翻译的本质与艺术规律的误解。世界文化史是各民族思想感情互相交融、互相渗透、互相补充的历史。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人们对翻译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要求译文更接近“庐山真面目”。当然，在没有得到“正确的”阅读之前，你的误读若能引起一部分读者对原语文化的兴趣，吸引他们来学外文，读原作，真的起到了像钱锺书先生所说的“媒”的作用，那将是另一番风景了。文化差异会造成误读是事实，但误读并不能使翻译成为不可能。相反，几千年来的翻译都是在文化差异所造成的误读与误译中前进的。文学翻译中因为文化原因所形成的误读是一种正常现象，并不能因此而否定文学翻译。不管怎么说，作为文化活动的翻译还是必要且有利的。广而言之，任何阅读活动都是翻译，都是一种读者对作者文本加上本人前理解的再度阐释，在此过程中，变形与误读的现象在所难免。而且，也正是因为存在这种误读，才有了丰富多彩的文学世界。如果强求要达到作者本人的原意，只准有一种解读，那实际上就取消了文学批评和翻译批评，这对文学艺术的发展是不利的。
参考文献：（英文在前，中文在后，各自按首字母顺序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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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翻译理论在文学翻译批评中的应用
作者简介:文军(1957-),教授,研究方向:翻译理论,词典学,英语课程研究;高晓鹰,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收稿日期:2003-06-08(修改稿) 2003年第11期总第176期外语与外语教学 Foreign Languages and Their Teaching 2003,l 11Serial l 176 功能翻译理论在文学翻译批评中的应用 文 军 高晓鹰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 100083) 摘 要:本文以5苔丝6的两个译本为例,探讨了德国的功能翻译理论在文学翻译批评中的应用。文章认为:功能翻译理论坚持翻译是一项跨语言、跨文化的活动,以翻译目的为总则,把原文作者、译者和译文读者都纳入了研究范畴,从而为文学翻译批评提供了一个多角度、动态的视野。 关键词:文学翻译批评;功能翻译理论;译者;读者;翻译;文化 Abstract:Taking two versions of translation of Tess of the D .Urbervilles for example,the author explores the application of German Functionlist Approaches in literary translati on critici sm.The article argues that Functionlist Approaches which intensifies that translation is an activity of multilanguage and multiculture and with /translation intension 0as its general principle brings the original author ,translator and readers of the translation into its study to present a dynamic and mult-i dimen tional perspecti ve on li terary translation criticis m. Key words:literary translation criticism,Functionlist Approaches,translator,reader,translation,culture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038(2003)11-0048-05 自五四运动以来,文学翻译在翻译界便一直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几乎从有文学翻译开始就有了文学翻译批评。/翻译是评论的依据,而评论对文学翻译起着一种净化和提高的作用。0(刘重德:107)由此可见翻译批评对文学翻译的重要性。那么我国现今的文学翻译批评现状如何呢?许钧(1999:116)教授曾指出我国的文学翻译批评/一是-过死.,只处于翻译批评的基本层次,,对照原文与译文,挑出其错误;二是-太活.,纯粹是感想式的。0稍后刘云虹(2002:410)则说,/虽然现今的(文学)翻译批评已摆脱了-挑错式的.和-感想式.这两种一是-过死.,一则-过活.的不良倾向,但一直以来,传统的文学翻译批评仍将自身囿于文本之中,仍旨在对译者的技能和素质提出要求。0种种迹象表明我国的文学翻译批评尚未规范化,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尚处在把翻译批评局限在译者和译文的范围,处于一种单向、静态的思维。这说明,我国的文学翻译批评需要一种理论的指导。那么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理论,或换言之,文学翻译批评应该从何种角度入手才有意义?许钧教授(1999:116)强调除了原文与译文的转换,还应/考虑到文化因素、读者审美习惯等诸因素对翻译的制约与影响力。0这里,许钧教授强调了文化因素和读者。刘云虹(2002:415)指出,/既然是批评,仍然需要有评定的标准,当然,若我们仍回到诸如直译和意译、忠于形式和忠于内容、归化和异化之类的二元对立之中,无疑是毫无意义的。在此,所谓标准应以翻译主体为支点,将 出发语和目的语都纳入其中。0以翻译目的为核心,标准多元化,兼顾原文作者、翻译发起者、译者和译文读者多边关系, 同时强调翻译的跨文化交际功能的德国功能翻译理论无疑兼容了许、刘两人的观点,同时为文学翻译批评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思路。 德国功能翻译理论的出现并非偶然。在整个翻译史当中,译者,尤其是文学翻译的译者,意识到在不同的情景中要用不同的翻译方式。早期翻译是词对词的翻译,并不考虑是否达到预期的目的。而在实际翻译当中,一些译者时时陷入一种困境:一方面要忠实再现原文的语言形式,另一方面又要使译文符合译文读者的要求。两者之间有时难于都考虑周全,在这种情况下,功能翻译理论应运而生。从某种意义上说,德国的功能翻译理论是为解决文学翻译的问题而产生,所以这种理论必然对文学翻译乃至文学翻译批评有很大的助益。 德国功能翻译理论的代表人物为莱斯(K.Raith)、费米尔(H.J.Vermeer)、曼塔莉(Justa Holy -M anttari)和诺德(Christiane Nord)。20世纪70年代初,莱斯出版了5翻译批评的可能性与限制6一书,率先把文本功能引入翻译批评,提出功能翻译理论的思想。稍后她的学生费米尔提出翻译目的论,曼塔莉建立行为翻译理论。而后,20世纪90年代初诺德对所有的 功能翻译理论进行总结,写成并出版了5目的性行为)))析功能翻译理论6,在这本书中诺德进一步完善了功能理论,提
《翻译与文学批评——翻译作为分析手段》评介
第30卷第3期 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08年5月 Vol.30 No.3 Journal of Tangshan Teachers College May 2008 ────────── 收稿日期：2008-01-22 作者简介：罗丹（1982-），女，湖南绥宁人，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生。 - 28 - 《翻译与文学批评——翻译作为分析手段》评介 罗 丹 （南开大学 外国语学院，天津 300071） 摘 要：文学批评是翻译研究者的工具，它为文学翻译批评提供框架性的指导；翻译也可以作为文学批评的分析手段，为文学、尤其是比较文学研究者贡献新的视角。《翻译与文学批评——翻译作为分析手段》是这个尝试下的力作。 关键词：文学批评；文学翻译批评；翻译；分析手段 中图分类号：H3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15(2008)03-0028-03 Review on Translation & Literary Criticism-Translation as a Mean of Analysis LUO Da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Abstract: Literary criticism is the tool for translation scholars and provides guidance for literary translation criticism; Translation can also be the analytical measure of literary criticism and provides new visual angle for literature scholars especially for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cholars. This essay is a tour de force under this attempt. Key words: literary criticism, literary translation criticism, translation, analytical measure 随着译学的发展，翻译批评（尤其是文学翻译批评）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领域。贝尔曼在《翻译批评论：约翰·多恩》中提出翻译批评是文学批评的一种新形式，批评行为与翻译行为之间具有某种亲缘关系[1]。《文学翻译批评论稿》也说：“文学批评作为文学翻译批评的近邻和基础，可以给我们提供一系列的思路和借鉴。”[2]文学批评为文学翻译批评服务，甚至为草创中的文学翻译批评学科提供框架性的指导，这是我们翻译研究者的一个“拿来主义”的态度。有意思的是文学研究者，尤其是比较文学的研究者们也试图从翻译中寻求新的视角。马瑞林·加蒂斯·罗斯（Marilyn Gaddis Rose ）的著作《翻译与文学批评——翻译作为分析手段》（Translation and Literary Criticism—Translation as Analysis ）就是这样一个思路下的产物。 一、内容简述 《翻译与文学批评》（1997）最初由英国圣·哲罗姆出版有限公司出版，2007年我国的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得 到授权影印出版，属于外研社翻译研究文库中的一本。作者罗斯是纽约州立大学—宾汉姆顿分校的有突出成就的比较文学教授、翻译研究与教学项目主任。 本书主要阐发了翻译和文学批评的关系，从以比较文学为本位的角度指出翻译和文学批评的结合可以丰富阅读活动、教学活动。通过大量个案的细致分析，作者集中有力地论证了翻译（译文）对文学作品的阅读、批评和教学起着积极作用。全书共101页，分成前言、正文、后语、附录、术语表和参考文献几个部分。 前言以作者翻译法国象征主义文学代表人物维利耶·德·利尔·阿达姆的小说《未来的夏娃》中的一句献词开始，开章明义地指出翻译和文学批评的结合可以丰富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文学作品和修辞学著作的阅读活动，并宣扬一种“stereoscopic ”（三维的）阅读方式，也就是阅读时一边看原文一边看一种或几种译文。
翻译批评与赏析
翻译批评与赏析-习题： 牛仔裤的意义 Directions: Please translate the following passage, and pay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 parts underlined. （补充-知识背景：莱克星顿（Lexington，又被翻译为列克星顿），美国马萨诸塞州一小镇，因美国独立战争在此打响而著名。据2000年统计，人口30355人，面积42.8平方公里。莱克星顿建立于1642年。） 牛仔裤的历史表明，美国人对工作的态度比表面上复杂得多。 1.在职业生涯接近尾声的一次采访中，时装设计师伊夫·圣-洛朗坦诚了一个遗 憾：他没有发明蓝色牛仔裤。“它们有表达力、性感、简洁，”这位长着一张猫头鹰脸的法国人叹息道。“都是我希望在我的服装中所具备的。”美国的牛仔裤爱好者可能会加上其他一些属性。上溯至上世纪30年代，也就是大受欢迎的西部片帮助牛仔裤工装成为好莱坞明星服饰的年代，牛仔裤就被理解成了代表着大于美国精神的东西：不服输的个人主义，无拘无束和一种部分阶层的对于勤奋工作的尊敬。 2.“深藏在每一位美国人的内心深处……的是一种对于边疆的渴望。”1925年， 《时尚》杂志在指导读者如何穿出真正的“西部品味”（它当时的建议是牛仔裤外加斯泰森毡帽和一种大无畏的冒险精神）时兴奋地谈论道。在1873年发明了当代蓝色牛仔裤的旧金山企业李维·施特劳斯公司，曾在设计出手提马鞍和亲吻女牛仔的牛仔裤牛仔的海报后，见证了销量的大涨。 3.回到上世纪50、60年代，美国消费者从全国性的杂志和电视广告大战中了 知道了牛仔裤的英雄历史。他们被告知，这种结实的蓝色粗布，在装备驯服西部的先驱之前，是作为“尼姆斜纹布”在与之同名的法国城镇开始其声明的，并曾被哥伦布用作船帆。在一个如此经常地被文化战争所撕裂的国家中，牛仔裤打通了意识形态、阶层、性别和种族的界限。从吉米·卡特开始的每一位美国总统都会在钓鱼、修剪灌木或是参加体育活动时穿上牛仔裤，以显示他们的普通人身份——尽管奥巴马曾因为穿着他后来承认“有点邋遢”的肥大牛仔裤而遭到嘲讽。 4.自美国大兵和水手将其带到旧世界和亚洲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蓝色牛仔 裤已将美国的自由思想传遍了全世界，经常使得各国政府为了跟上潮流而手忙脚乱。纽约时尚技术学院（FIT）博物馆馆长爱玛·麦克伦登（Emma McClendon）在《牛仔裤：时尚的先驱者》（Denim: Fashion's Frontier）这本制作精美的新书中指出，当柏林墙在1989年倒塌时，记者们吃惊地发现，东柏林的年轻人穿得与西方同龄人一模一样的——都是身着水洗牛仔裤。麦克伦登的书是与FIT在第七大道举办的一次小型但杰出的牛仔裤展览一同
翻译批评与赏析
翻译批评与赏析 学期论文 学院：高级翻译学院 专业： 2014 级英语笔译 姓名：王红伟 学号： Y140254
前言 学习感悟 本学期有幸选了陈老师开设的选修课—翻译批评与赏析,陈老师授课方式新颖独到，以德国功能翻译理论学派重要代表人物凯瑟琳娜·赖斯的《翻译批评：潜力与制约》一书为主线，以学生讲解老师总结答疑为主要方法，并穿插有课堂讨论，让学生各抒己见，畅所欲言，一学期的学习让我收获颇丰。 在未上陈老师的课之前，自己的翻译批评往往多是感性的翻译评论，没有系统的批评理念与批评模式，面对一个译本，只会从表层进行主观评判，既缺乏系统性又不具有客观性，难以服众。经过一学期的学习我认识到翻译批评绝不是为了批评而批评，更不能带有学术偏见而起意气之争，相互攻讦，翻译批评应该是建设性的，必须公正、客观、全面，有理有据。 作为翻译专业研究生，更应该对翻译批评认真加以学习，用全面的眼光看待翻译，树立科学的翻译批评观，并将其用于指导、审视自己的翻译活动。
翻译批评的文本功能视角 —兼评赖斯的文本类型理论 摘要:凯瑟琳娜·赖斯是德国功能派翻译理论的主要奠基者，在其扛鼎之作《翻译批评：潜力与制约》中赖斯借鉴德国心理学家布勒的语言功能划分模式将文本划归为三种基本类型：信息型文本、表情型文本和操作型文本，并建议根据文本功能采取相应的翻译方法。本文从赖斯的文本类型理论着手，结合不同文本译例，并对之加以述评。 关键词：赖斯；翻译批评；文本类型；文本功能；《翻译批评：潜力与制约》 1. 引言 凯瑟琳娜·赖斯（Katharina Reiss）是德国功能派翻译理论研究的先驱，1971年赖斯出版了其扛鼎之作《翻译批评：潜力与制约》“是德国从语言功能角度切入翻译研究的开端作品”，（陈吉荣，2007:3）赖斯在该书中以文本类型理论为基本框架，试图建构一个客观、可行、全面的翻译批评模式。赖斯的文本类型理论基本沿用了德国心理学家布勒的语言功能三分法影响，根据布勒的语言功能工具模式，赖斯把文本划分为三种主要类型，即信息型文本、表情型文本和操作型文本（亦称感染型）。（张美芳，2009：53） 2. 文本类型理论 赖斯的文本类型理论是其翻译批评模式的核心架构，支撑起了其整个翻译批评理论的基本框架。赖斯的文本类型理论观点较多地受到了德国心理学家布勒关于语言功能分类的影响，布勒将语言功能划分
《文学翻译》课程教学大纲
《文学翻译》课程教学大纲 一、说明 (一)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代码］032210101 [课程性质］限选 [课程类别］专业方向课 [总学时］32学时。其中理论 32 学时、实践 0 学时。 [学分］2学分 [适用对象］英语专业本科三年级学生 [开课学期］第六学期 [先修课程与后续课程］先修课程:《翻译理论与实践》后续课程:无 (二)课程介绍 本课程就是英语专业高年级学生得专业方向课,目得在于培养与训练学生对于文学作品得理解、翻译与鉴赏能力,进一步提升学生对文学得感悟、欣赏与热爱。课程主要以文学作品翻译实践为主,适当兼顾文学翻译理论教学。通过大量文学作品欣赏与翻译练习,使学生掌握文学翻译得各种技巧,打下扎实得笔译基本功,进一步促进中西方文学得交流。 本课程旨在让英语专业高年级学生了解文学翻译与非文学翻译之间得差异,掌握中国文学翻译史上得重大事件、主要思想、经典翻译标准、近现代著名翻译家以及代表翻译作品,按照小说、诗歌、文言作品、散文、剧本、通俗文学作品等类别,让学生熟悉不同文学体裁得翻译方法,如异化、归化等,提升她们对文学翻译得感性与理性认识,针对性地培养学生从事简单文学语篇英汉互译得能力,重点培养学生对文学翻译作品得鉴赏能力。 (三)教学目得与要求 本课程为英语专业本科三年级开设得选修课,就是英语专业高年级得一门重要得专业技能课程。通过对学生进行大量得文学作品鉴赏与翻译训练,培养学生亲自动手翻译文学作品得能力,以此激发学生对于文学得更深层次得理解与热爱,提升
学生得文学鉴赏力。 教学目得: 本课程得目得就是使学生了解较为系统得文学翻译基本理论,为文学翻译实践提供理论支持,通过大量得翻译实践,使理论与实践达到统一。本课程得学习将有效地培养与提高学生得文学翻译能力,熟练地在英汉两种语言间进行文学作品得互译,并达到较高得翻译质量,从而使学生得英语与汉语水平以及其她知识水平得到进一步得提升。 通过本课程得学习,应使学生达到: 第一、基本掌握文学翻译英译汉以及汉译英得理论并且进行一定得训练与实践。第二、达到翻译理论与实践得统一。教学要求 第一、知识、能力、素质得基本要求 知识要求:掌握文学翻译得技巧、理解文学翻译基础理论、掌握文学翻译质量标准。 能力素质要求:培养与训练学生对于文学作品笔头翻译能力,进一步提升学生对文学得感悟,欣赏与热爱。培养学生亲自动手翻译文学作品得能力,以此激发学生对于文学得更深层次得理解与热爱,提升学生得文学鉴赏力。 第二、教学模式基本要求 将课堂教学、课外作业、案例辅导、课后辅导等有机地结合起来,以提高教学效率。 (四)主要教学方法、手段 教学方法:讲授教学法、引导式教学法、习题讲解式。 讲授教学法:讲授每个单元所涉及得文体特征与翻译问题等。引导式教学法:引导
翻译批评与赏析
一、什么是翻译批评？ 翻译批评是指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遵循一定的翻译原则、并运用一定的方法，对某一译作所作的评价。这种评价必须避免随意性和盲目性、杜绝胡批乱评和感想式的点评，应该在一定的理论指导下，历史地、客观地、全面地、系统地去观察和分析翻译过程和翻译结果，必须尽可能做到客观、科学和公正。应当同时是一"译者、译文阅读者、译文分析家、翻译理论家与翻译史家"（Berman,1995）（许钧，袁筱一："试论翻译批评"，《翻译学报》1997年第1期）。 ：1）为欣赏而作的翻译批评；2）为纠正错误而作的翻译批评。前者重在分析出自优秀翻译家笔下的模范之译作，评价其艺术价值、所遵循的翻译原则及采用的相关技巧，意在立为范文，为翻译界同行或初学者视为楷模而学之；后者则重在剖析粗制滥造之译作，分析并纠正其中的错译和误译，意在警示他人以此为鉴。 翻译批评就其思想方法而论可分为3类：1）功能性批评（functional approach）, 2）分析性批评（analytical approach）和3）对比性批评（comparative approach）。功能性批评在分析和评论译文时较为笼统，其重点在整个译作的思想内容而不顾及语言细节。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它是一个主观的批评方法，类似老师凭印象给学生打分。分析性批评则是较为细致客观的剖
析，译文中的每一个词语、每一句话、每一语段和段落都会对照原文加以对比和分析，错误的译文被分门别类地挑出来加以评论，并提出改进意见；好的译文挑出来加以褒扬。对比性批评是选择同一原作的若干种译文，同时采用译文与原文对比、译文与译文对比的方法找出各自的优劣之处。好的加以褒奖，劣的予以批评。 翻译批评有助于克服翻译界存在的滥译、乱译等问题，因而对繁荣我国翻译事业有着不可低估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翻译批评有助于纠正译作中出现的错误、改进不足，因而对提高译文的质量有着积极的作用；翻译批评还是联系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的重要桥梁，因为任何翻译理论的建立均有待于翻译实践的检验；反之，任何翻译实践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循一定的翻译理论。翻译批评还是翻译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它有助于增强学习翻译人员的翻译能力，提高其翻译水平，扩大其知识范围，加深对所译作品或材料的了解，学习新知识，提高译出语和译入语的水平。比较语言学、比较文学和外国文学的学习和研究也离不开翻译批评。因此，做好翻译批评与做好翻译应是同等重要的，是相辅相成的，切不可等闲视之。 翻译批评--翻译批评原则(2) 二、翻译批评的原则
文学翻译的本质特征_郑海凌
·翻译理论与技巧· 文学翻译的本质特征 郑海凌 文学翻译的本质是什么,究竟应该怎样描述它的本质特征,至今仍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当前较为流行的说法是:文学翻译是一门艺术。那么,文学翻译果真是艺术吗?如果它是艺术,为什么它没有像其它艺术形式那样得到普遍的、持久的承认?如果它不是艺术,为什么人们给它冠以艺术的美名?如此追问下去,我们便会发现,求证这一命题并不那么简单。在翻译领域里,由于对文学翻译的本质特征认识模糊,人们有时陷入重艺术轻语言,或者重语言轻艺术的倾向,造成翻译实践的随意性和翻译批评的极端化。本文拟对文学翻译的本质特征问题做初步探讨,同时求教于翻译界同行和前辈。 (一) 文学翻译作为一个独立的概念,最早出现在西方译论里。古罗马修辞学家西塞罗关于“演说家式的翻译”的主张对后世产生了较大影响。我国传统的翻译理论,并没有单独提出文学翻译的概念,尽管大诗人谢灵运、李白都曾涉足翻译活动,刘禹锡也曾有诗句:“勿谓翻译徒,不为文雅雄”。从汉末佛经译者的文、质之争,到严复的“信达雅”理论,都涉及文学翻译的本质问题,却没有旗帜鲜明地标举它的名目。也许先辈们要寻找一种能涵盖一切的翻译原则,忽略了翻译的对象。在中外翻译史里,混淆翻译文体的现象很常见,讨论翻译时往往不加分类,不区别待遇,把文学翻译与非文学翻译熔于一炉,甚至拿文学翻译的理论来对待一切文体。严复的“信达雅”理论,指导文学翻译实践最为贴切。严复却用来指导社会科学著作的翻译,还在“尔雅”上大做文章,岂不画蛇添足!这种误会在当代也不鲜见。美国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一度认为翻译是科学也是艺术,后来又说翻译不是科学只是艺术,强调翻译才能是天赋。他并没有把翻译分门别类。科技翻译机器人即将出世,哪里需要什么“天赋”。德国翻译理论家沃尔夫拉姆·威尔斯在其《翻译学:问题与方法》一书中指出文学翻译的特殊性,却仍然把它和其它文体的翻译放在一起研究,试图建立包容一切文体的翻译学。俄国的翻译家们似乎明智一些,很早就分成语言学派和文艺学派,森严壁垒地相互对峙,但他们往往各自强调一个极端,甚至把语言和文学隔离起来。当然,这些现象与当时当地的译学风气或文化传统分不开,不能妄加批评。各国翻译家的理论无疑得到他们本国人的认同,在本国文坛上独领风骚,我们列举这些无非是指出人们以往在研究方法上的疏漏或者个性。 西方提出文学翻译的概念虽早,其界说却显出自发的天真。从西塞罗、贺拉斯到当代的列维、加切奇拉泽,都强调文学翻译是一种文学创作,注重它的创造性,随意性,忽视它的局限性。我国提出文学翻译的概念较晚,但其内涵透视出自觉的严谨,有师法:“文学的翻译是用另一种语言,把原作的艺术意境传达出来,使读者在读译文的时候能够像读原作时一样得到启发、感动和美的享受。”(引自茅盾于1954年8月在全国文学翻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我国翻译界对文学翻译的界定,注重传达原作的艺术意境,把读者的反映作为衡量翻译效果的依据,其审 4
文学翻译批评与欣赏
Appreciation of the Different Translations of Chinese Literary Classics 姓名：温嘉茵 班级：英语09-02 学号：540908010220
Appreciation of the Different Translations of Chinese Literary Classics 【Abstrac t】 The focus of the paper is to appreciate some good translation of Chinese literary classics, including 《椒聊》from The Book of Songs, Li Qingzhao?s Ci---- 《声声慢》, Liu Zongyuan?s poem----《江雪》and Zhang Ji?s poem----《枫桥夜泊》. The translators who translate these works all are famous scholars, including Chinese translators, Xu Yuanchong, Wang Rongpei and Yang Xianyi couple and so on, and famous foreign Sinologists, James Legge, Waley, Ezra Pound and so on. These translators open a door for us to the world of translation and let foreigners read more good Chinese literary works. Key words: appreciation, translations, Chinese literary classics 【Introduction】 The purpose of the paper is to let those people who like translating appreciate more good works of translation. The focus is to appreciate some good works of the classical literature. Although these works are not modern works, they are eternal cultural heritage that our ancestors leave to us. Ⅰ. Appreciation of the translations of 《椒聊》from The Book of Songs In Scholarship of The Book of Songs, the view of the interpretation of poetry has a big important influence on the translation of The Book of Songs. To get “the meaning of poet” is almost the mainstream of the translation of The Book of Songs, so the theme of the translation presents diversification. James Legge supported some principles in his first version of translation----“不以言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 which was the first time to put forward the view to getting “the meaning of poet”. Alien, C. F. R. improved this principle, using transcultural anthropology to understand the poetry. Other scholars put forward different principles of the translation of The Book of Songs. The following is to appreciate different translations of 《椒聊》. 《椒聊》 The original work as follows： 椒聊之实，蕃衍盈升。 彼其之子，硕大无朋。 椒聊且，远条且。 椒聊之实，蕃衍盈匊。 彼其之子，硕大且笃。 椒聊且，远条且。 The following is some translations of the poem from different translators.
《在诺贝尔奖颁奖典礼上的演讲》译文英汉对比评析
《在诺贝尔奖颁奖典礼上的演讲》译文英汉对比评析 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 1897年9月25日－1962年7月6日），美国文学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意识流文学在美国的代表人物，194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获奖原因为“因为他对当代美国小说做出了强有力的和艺术上无与伦比的贡献”。 他一生共写了19部长篇小说与120多篇短篇小说，其中15部长篇与绝大多数短篇的故事都发生在约克纳帕塔法县，称为“约克纳帕塔法世系”。其主要脉络是这个县杰弗生镇及其郊区的属于不同社会阶层的若干个家族的几代人的故事，时间从1800年起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系中共600多个有名有姓的人物在各个长篇、短篇小说中穿插交替出现。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喧哗与骚动》。 本文讨论的是威廉伯克纳在诺贝尔奖颁奖典礼上的演讲一个译文，关于威廉伯克纳在颁奖典礼上的演讲，正值威廉伯克纳一生事业的巅峰，做出了这一篇法人深省的演讲词，对其演讲词的翻译国内已经有了好几个不同的版本。通过与原文的对比，做出简要评析。 一·I feel that this award was not made to me as a man, but to my work -- a life’s work in the agony and sweat of the human spirit, not for glory and least of all for profit, but to create out of 1.the materials of the human spirit something which did not exist before. So this award is only mine in trust.2. It will not be difficult to find a dedication for the money part of it commensurate with the purpose and significance of its origin.3. But I would like to do the same with the acclaim too, by using this moment as a pinnacle from which I might be listened to by the young men and women already dedicated to the same anguish and travail, among whom is already that one who will some day stand here where I am standing. 1. 其中在‘the materials of the human spirit’这点文章翻译为人类精神原材料，而我则有不同观点。material与spirit在哲学上是一对矛盾的统一体，然而在本文中却被福克纳说为‘the materials of the human spirit’显然根据这里的material与spirit的相关性material应该翻译为物质，而原译文翻译为原材料也不是没有道理，所以这里产生了一点分歧。翻译为物质是运用直译的结果，而原材料则等偏向于意合，因为福克纳在文章里想表达的material 是一种存在于人类精神和意识中的抽象事物，对人类精神的进一步阐述就是人类所积累的知识，文化，认知的总和。这样的话物质，和原材料这样片面的翻译都不是很合理，笔者认为最好的翻译形式应该是人类精神的一切资源。 2. 关于to find a dedication的译法在这个词的翻译和理解上,原文的翻译为‘要该奖项的款项按照最初的目的和意义并不难’。通过与其他版本对比译者们存在较大的分歧。有的译为“我们不难发现人们也是为了与这目的和意义等值的金钱而献身”,有的译为“作出……献辞”,也有的译为“要把这个奖所附带的奖金,运用得与这个奖原初的宗旨与意义相称”。根据词典,dedication可以是“献辞”,进而可以表达“奉献”的含义。译为“为了金钱而献身”恐怕离原意相差太远;如果译为“献辞”,很难与前文的only mine in trust和后文的for the money part of it搭配。而在这里通过对文章的分析，福克斯后面的一句话中用了but，说明前面的部分是赞扬或肯定的意思，而主语则是money，所以整个句子的大致方向是对于奖金的正面评价，而不是其他的东西，通过字面语意，笔者认为还是译为“不难发现奖金作用的一部分相对于这个奖项设立初衷与意义是相称的”好些。 3. 关于But I would like to do the same with the acclaim too的理解和翻译在这个句子中,but 是一个很关键的词。原文翻译为“但我更欢迎这样做，利用这一时机…”再原译文本中我们并不能发现这里存在必然的转折关系，所以这里的but还是应该再研究一下。按照一般的语言习惯，but使用时，前面必然有与后面对应的事物，后面的内容则是，我想做的是赞扬（这
翻译鉴赏批评之桃花源记英译文的批评赏析
《桃花源记英译文的批评赏析》 原文：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之远近。 译文一： During the reign of Chin，there was a fisherman of Wuling. One day he was walking along a bank. 译文多为短句，简单通畅，“以捕鱼为业”翻译成“fisherman”简练地道。“忘路之远近”并入下一句翻译，打破原文结构，得意忘形。译文二： In the year of Taiyuan of the Jin Dynasty，there lived a man in Wuling jun who earned his living by fishing. One day he rowed his boat along the stream, unaware of how far he had gone when all of a sudden, he found himself in the midst of a wood full of peach blossoms. 译文为一个较长的复合句，更符合目标读者的习惯。“忽逢桃花林”并在一起翻译，打破原文结构。 译文三： During the reign of Tai Yuan of Tsin Dynasty，a certain fisherman of Wuling, who had followed up one of the river branches without taking note whither he was going, came suddenly upon a grove of peach-trees in full bloom, extending some distance on each bank, with not a tree of any other kind in sight. 译文亦为较长的复合句，并将“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
文学翻译与艺术的区别
文学翻译的本质特征 日期：[2004-9-10 17:45:50] 作者：[anikin] 转于《中国翻译》 文学翻译的本质是什么，究竟应该怎样描述它的本质特征，至今仍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当前较为流行的说法是：文学翻译是一门艺术。那么，文学翻译果真是艺术吗？如果它是艺术，为什么它没有像其它艺术形式那样得到普遍的、持久的承认？如果它不是艺术，为什么人们给它冠以艺术的美名？如此追问下去，我们便会发现，求证这一命题并不那么简单。在翻译领域里，由于对文学翻译的本质特征认识模糊，人们有时陷入重艺术轻语言，或者重语言轻艺术的倾向，造成翻译实践的随意性和翻译批评的极端化。本文拟对文学翻译的本质特征问题做初步探讨，同时求教于翻译界同行和前辈。 （一） 文学翻译作为一个独立的概念，最早出现在西方译论里。方罗马修辞学家西塞罗关于“演说家式的翻译”的主张对后世产生了较大影响。我国传统的翻译理论，并没有单独提出文学翻译的概念，尽管大诗人谢灵运、李白部曾涉足翻译活动，刘禹锡也曾有诗句：“勿谓翻译徒，不为文雅雄”。从汉未佛经译者的文、质之争，到严复的“信达雅”理论，都涉及文学翻译的本质问题，却没有旗帜鲜明地标举它的名目。也许先
辈们要寻找一一种能涵盖一切的翻译原则，忽略了翻译的对象。在中外翻译史里，混淆翻译文体的现象很常见，讨论翻译时往往不加分类，不区别待遇，把文学翻译与非文学翻译熔于一炉，甚至拿文学翻译的理论来对待一切文体。严复的“信达雅”理论，指导文学翻译实践最为贴切，严复却用来指导社会科学著作的翻译，还在“尔雅”上大做文章，岂不画蛇添足！这种误会在当代也不鲜见。美国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一度认为翻译是科学也是艺术，后来又说翻译不是科学只是艺术，强调翻译才能是夭赋。他并没有把翻译分门别类。科技翻译机器人即将出世，哪里需要什么“天赋”。撼国翻译理论家沃尔夫拉姆·威尔斯在其《翻译学：问题与方法》一书中指出文学翻译的特殊性，却仍然把它和其它文体的翻译放在一起研究，试图建立包容一切文体的翻译学。俄国的翻译家们似乎明智一些，很早就分成语言学派和文艺学派，森严壁垒地相互对峙，但他们往往各自强调一个极端，甚至把语言和文学隔离起来。当然，这些现象与当时当地的译学风气或文化传统分不开，不能妄加批评。各国翻译家的理论无疑得到他们本国人的认同，在本国文坛上独领风骚，我们列举这些无非是指出人们以往在研究方法上的疏漏或者个性。 西方提出文学翻译的概念虽早，其界说却显出自发的天真。从西塞罗、贺拉斯到当代的列维、加切奇技泽，都强调文学翻译是一种文学创作，注重它的创造性，随意性，忽视它的局限性。我国提出文学翻译的概念较晚，但其内涵透视出自觉的严谨，有师法：“文学的翻译是用另一种语言，把原作的艺术意境传达出来，使读者在读译文的时候能够像读原作时一样得到启发。感动和美的享受。”(引自茅盾于1954年8月在全国文学翻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我国翻译界对文学翻译的界定，注重传达原作的艺术意境，把读者的反映作为衡量翻译效果的依据，其审美原则与我国传统文论中的“意境说”一脉相传，并呼应清末马建忠的“善译说”。意境是文学作品通过形象描写表现出来的境界与情调，是作家审美理想的最高层次。要求译作传达原作的艺
翻译批评与鉴赏-范文
译者的阐释与读者的误读：以《红楼梦》译文为例 作者（学号） （学院、班级、专业） 摘要：文学经典的阐释是一个历史过程，永远不会终结。译者翻译的过程，是对原文文本进行阐释的过程。读者阅读的过程，也是对译文文本进行阐释的过程。但是，在批评界，阐释、误读与错译三者有时混为一谈，甚至等同起来。阐释学观点认为，对作品的理解总是以理解者——包括作者、译者、读者——的视野为前提。本文通过讨论《红楼梦》中几个具体例证，试图考察作者、译者、读者三个主体因素在文本的创作、翻译和阅读过程中所起的主体作用。本文指出，译者对原文的不同解读，在读者眼里可能是错译，也可能是误读——在理解者本人看来，不同于自己理解的就是误读。这些解读，无论是合理的还是不合理的，都构成文学文化的一部分。(宋体，小五，1.25倍行距) 关键词：译者；错译；误读；阐释学；主观性 Translator’s Interpretation and/or Readers’ Misinterpretation: A Case Study of the Renditions of Honglou Meng Author Name (student number) Abstract: Interpretations of literary classics is a historical process without end. The process of translating ST and reading TT is a process of interpretation. Translation errors and misinterpretations are sometimes confused and misused by the critics. Cultural misinterpretation is a complex phenomenon in literary translation, with multifarious reasons. From a hermeneutic point of view, interpretation is always conditioned by one’s own horizons and perspective. By discussing several exemplary cases of Honglou Meng in translation and cross-cultural understanding,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author, translator and reader can all play a subjunctive role in their respective interpretation processes of writing, translating and reading. Translation errors should be avoided, while misinterpretations, whether reasonable or unreasonable, are unavoidable and destined to be part of literature. (Times New Roman, 5号, 1.25倍行距) Key Words: translation errors; misinterpretation; author; translator; reader 一、引言(小标题用黑体五号字；正文用宋体五号字) “文化”一直是经久不衰的话题。文化交流是促进人类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之一。季羡林先生(2007：151)曾说，没有文化交流，人类就没有进步，就没有今天世界上这样繁荣兴旺的社会。“文化热”自上个世纪80年代就开始流行，当时就有一些极端意见认为，未来世界的冲突，将是文明的冲突，文化之间的深刻差异和尖锐对立是不可超越和克服的。今天世界的纷争虽不完全是由文化冲突引起，但也决非与文化冲突无关。目前的文学文化界，文化和谐与冲突成为热点。翻译评论界也不例外。也难怪，语言文字的差异造成的翻译困难一般摆在明处，容易引起重视，而文化差异造成的翻译困难却往往如水中的暗礁，导致翻船。王佐良（1989: 34）认为，翻译里最大的困难是两种文化的不同，在一种文化里有一些不言而喻的东西，在另外一种文化里却要费很大的力气才能解释清楚。孙致礼（1999: 62）也说：“翻译不仅要考虑语言的差异，还要密切注视文化的差异，文化差异处理的好坏，往往是翻译成败的关键。”本文试图从阐释学视角，以《红楼梦》翻译为例，探讨翻译过程中因作者、译者和读者三个因素对文化因素的不同处理而出现的误读和错译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