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亲相隐”法律制度及其当代意义

“亲亲相隐”法律制度及其当代意义
摘要：“亲亲相隐”是指亲属之间相互隐匿犯罪行为，不予告发和作证，
法律不加制裁或减轻处罚的制度与原则，是我国古代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该
制度深刻反映了我国古代儒家思想中的家庭伦理道德。这一制度贯穿我国古代
法律制度中，它是我国古代社会情感立法的体现，反映了人内心对亲情的渴求，
以及人伦和人性的需要。作为我国封建法制的一部分，今天我们在肯定它的历
史价值的同时，重新审视这一制度，有限度地去借鉴其合理的方面，促进人际
关系和谐，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
关键词:亲亲相隐人性历史价值合理利用
“亲亲相隐”，也称“亲亲得相首匿”，是指亲属之间相互隐匿犯罪行为，
不予告发和作证，法律不加制栽或减轻处罚的制度与原则，它是我国封建社会
一项重要的法律原则或法律制度。所谓亲亲相隐，我国《法学词典》“亲亲相
隐”条的表述是：“亦称‘亲属容隐’。中国旧制指亲属之间可以相互隐瞒罪
行。”
一、我国“亲亲相隐”制度的历史沿革
“亲亲相隐”观念的确立，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早在周王伐纣的时候，周
王就已经意识到纣王迅速败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众叛亲离，孤立无援。周初
的统治者已经体味到统治者内部关系的稳定和朝廷的盛衰息息相关，所以非常
重视在贵族内部提倡和贯彻“亲亲”、“尊尊”的原则，“亲亲”主要从家庭
方面着眼，要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尊尊”不仅要求父子、夫妻之间尊卑
有别，在贵族之间、贵族和庶民之间，特别是君臣之间，其尊卑地位也必须有
i战国时期，“亲亲”和“尊尊”这两条维持整个统治秩序的基本原则被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所继承，《论语?子路》云：“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
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
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这是古代法律中亲属相为容隐制度的直接理论来源。
汉初，将儒家经典作为裁判案件的理论依据，史称“春秋决狱”，率先在司法
审判中开容隐之例。这一制度的核心是:卑幼首匿尊长者，不负刑事责任，尊长
首匿卑幼者，除死刑以外不负刑事责任。此时的容隐亲属仅限于父母子女、祖
父母孙子女、夫妻之间。南北朝时期，法律己经不再要求子孙作证。
唐代，“亲亲相隐”在法律上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制度，且相隐的范围进一步扩
大，推及同居(同财共居)亦可相隐。《大明律》虽较唐律严苛，但同样规定了
“同居亲属有罪互相容隐”的法律原则。《大清律例》规

定：‘‘子告父，若所告
不实，即父无子所告之罪行，子当处绞刑;若所告属实，即父确有子所告之罪行，
子亦须受杖一百、徒三年之罚。”
二、从人性观分析“亲亲相隐”制度
亲亲是人性的内在渴求，儒家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中“齐家”
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对家的治理与管束，必然蕴含着以血缘为基础的亲人之间的
亲近与依恋，家是亲情与爱的磁力场。中国自西周始，实行诸侯分封制，是一
种家国同构的农业社会，没有国即没有家，没有家即没有国，所以“齐家”是
“治国”的前提与基础。
人的良心和道德感、人对亲属的爱护和庇护、对安全的需要、对信任的追
求是人性中本真而强大的力量，这些核心的要素构成了 “亲亲相隐”制度产生
和存续的普世性价值基础，为该制度的产生和存续提供了广阔和深厚的心理土
壤。只要社会关系和秩序仍然需要亲情和彼此的关爱予以连结，那么，法律就
不能对此置之不顾。否则，就不能肩负起创造和谐社会的使命。
从人性的角度讲，亲情是人的一种最根本的情感，是人之依存于社会的基
点。从伦理学上讲，尊重人性，就要尊重其对于亲属的偏爱，尽管这种偏爱在
特定事件中对于社会并非有利。而法律同样不是僵化和残忍的，法律的价值是
多元的，正义、平等、安全、秩序、效率都是法律的价值。法律要体现对人的
终极关怀，就不应当强迫一个人去做违背伦理的事情，不应当让一个人去悖离
人性而忍受痛苦的煎熬。
三、“亲亲相隐”的历史价值及其当代启示
(一）“亲亲相隐”的历史价值
中国古代社会是以自给自足的封闭的自然经济为主导的，一个个的小农家
庭是社会的细胞，在这种小农家庭里，以长幼尊卑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宝塔
形的等级结构，而维持这一等级结构稳定的准则便是伦理的制度及观念，而古
代社会的国家政权架构，很大程度上就是这种家族结构的模拟和放大。这一制
度之所以被封建社会长期沿用并得到不断发展和完善，主要因为：其一，该原
则从根本上体现了的亲缘本性。“亲亲相隐”原则规定亲亲相隐不为罪，顺应
了人的本能需求。其二，它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及统治者的长治久安。以血缘
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和等级制度是封建社会政治的核心与基础。其三，这一
原则维护了封建经济秩序，有利于农业生产。在封建社会中，以家庭为社会的
基本生产单位的小农经济是社会经济主体。家庭成员之间团结协作共同致力于
农业生产是封建经济的前提。我国古代法律中关于亲属相隐的规定对于封建

社
会的稳定和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二）“亲亲相隐”的当代启示
“亲亲相隐”制度有其历史局限性，但同时也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所以在
现代社会，我们应有限度地借鉴，才能发挥它的合理之处。
首先，以其权利来规定，并限制相隐的亲属范围。在现代法制国家中，亲
属相隐制度的设立旨在尊重人权和亲情，因而将亲属相隐作为公民的一项权利
加以规定较为合适。至于犯罪人的近亲属放弃此权利而大义灭亲，应当予以允
许和尊重。相隐的亲属范围以近亲属为限：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
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相隐的亲属范围不宜过大，否则不利
于惩治犯罪，也没有维护亲情的必要；也不宜过小，否则不能充分发挥“亲亲
相隐”的积极作用。
其次，对相隐的犯罪行为的限制。对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和他人生命安全
造成严重危害的，不允许容隐，对此行为的容隐应视为犯罪，但可减轻处罚。
对于亲属之间的人身伤害，应当禁止相隐，对于家庭犯罪，应当予以追究。如
果允许亲属相隐出现在这些方面，势必产生对家庭不利的事项，不但对受害者
的权利难以维护，而且纵容了侵害者，对于新的侵害也不能有效预防。因此对
涉及亲属间人身伤害的情况不应当相隐。
最后，在赋予当事人容隐权利的同时，应当注重保障人权意识的提高，加
快侦査技术和手段的现代化，以降低这一制度本身的缺陷带来的负面影响。同
时对于窝藏、包庇罪中的近亲属处罚，根据犯罪情节应该从轻或减轻处罚。
在现代法治社会，法律追求的是公平正义，我们不能因为这一传统法律文
化有积极方面就去盲目追捧，而放弃法律追求的公正，只是在具体的案件方面
能考虑一些人的亲情和社会伦理道德，使案件最终的结果让人们在情与理上都
能接受，而不是引起强烈的抵触心理，今天，我们要建设和谐社会，要在法治
的框架下确立一种动态的和谐，就有必要借鉴“亲亲相隐”原则的合理内核，
应当本着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精神对这一古老的法律制度的合理之处吸收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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