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左传异同

史记：叙述上文学性强，叙述方式采取第三人称，叙述客观，塑造人物形象更为饱满，


左传：《左传》以《春秋》为本，叙事往往很注重完整地叙述事件的过程和因果关系，战争的叙述尤为精彩。叙述特点上，左传通过揭示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而把史实情节化。《左传》的叙事按自然时间演进的占了绝对多数，这主要是受中国古代农业文明的守时、顺时观念的影响。《左传》的叙事视角是史官的视角。史官的叙述视点处在“真”与“幻”之间，“隐幽”与“直笔”之间。《左传》常采取“前埋伏笔”与“后文对应” 的方法，使整个文章首尾呼应、浑然一体。



第一、单音节词被双音节词取代的语言现象,在《史记》对《左传》相同材料的转述中这种现象是比较普遍的。 第二、在《史记》中,数量短语和其主语、宾语搭配的情况已经比较的固定。 第三、《史记》对《左传》的材料进行信息处理时,既有对信息内容的增加,也有对信息内容的减省；并从不从角度对信息内容进行了艺术化的处理等。这些现象都充分体现了司马迁高超的语言运用能力。





二、《左传》、《史记》叙事艺术的不同点比较
（一）《左传》、《史记》叙事者的比较
（1）左丘明与司马迁的写作心态及角度
《左传》和《史记》都包含对民众的拳拳关怀，但《左传》更多的是出自精英阶层的自上而下的悲悯，其出发点和落脚点事实上都是统治者，这与左丘明所代表的春秋时期鲁国史官阶层作为统治阶层代言者的角色定位有关。而《史记》由于其作者司马迁自身的遭遇、早年的游历等，在叙事角度上，往往偏向于下层阶级，流露出一种更为民间的姿态和情怀，其关注的范围延伸至历史上的社会各阶层人民形形色色的活动，延伸至历史上的社会之每一个角落的民族，从社会的上层到社会的下层，从中国的本部到中国的四周，无所不纪。且司马迁在叙述下层阶级时表现出接近于被叙述对象的立场、倾向。
（2）主体意识的萌发——从“君子曰”到“太史公曰”的转变
《左传》中对历史史实评论行为的发出者被命名为“君子”，“君子”是被模糊了个体身份特征的同阶层人群集合体，即春秋时期上层史官阶层。论述主体将自己隐藏在“君子”之称之后，气评论更常见的形式是由事件中相关人物（或为参与者，或为旁观者）基于对事件本身的分析、判断之后言说出来，如各国谋臣策士的议论劝谏之辞。而《史记》中的“太史公曰”则使论述主体从幕后走向了台前，司马迁在进行历史评论的时候，完全以“自我”的身份，充分彰显自己的历史见解和感悟，

意味着主体意识的萌发。
（二）《左传》、《史记》叙事技巧的比较
（1）叙事视角的不同——《史记》更为灵活、开阔的视角
在《左传》中，叙事者纯粹以第三人称形象出现，以全知的视角记录所见所闻，并在其中表达对人、事的评论，但在全知叙述中带有某种程度的限知性，在这些限知性叙述中，通过所述人物的视点，使其获得自我表白，提高论述对象的形象生动性，但这种角度的叙述并没有得以灵活且生动的运用，不甚突出。在《史记》中，司马迁使叙事者的全能化程度更为提高和全面化，在保持一贯开阔的时空视野时，将事件的完整轮廓收诸眼底，即有对集体命运的把握，又有对个人内在心理的发掘，转用故事数位人物的眼光来观察事物，一方面尽量转用聚焦人物的眼光来观察事物，另一方面又保留了用第三人称指称涉聚焦人物以及对其进行一定描写的自由，既在人物之内又在人物之外，叙事视角更为灵活、开阔，叙事层面更具立体感。
（2）叙事立场的差异——“国”与“天下”立场的转变
《左传》处于群雄争霸的初起阶段，生存的危机充斥于各国，因此它所站的立场必然是“国”的立场，着眼于如何体现本国利益，以冀在与别国的竞争中取得优势，体现出一种对本国命运的现实危机感和责任感。而司马迁所处的时代是大一统的西汉，其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各方面正处于鼎盛和繁荣的时期，这使得司马迁在《史记》的写作中呈现出一种胸怀“天下”的自信与担当。
（3）叙事体例的区别
1、以时为序——《左传》的时间脉络
《左传》的体例是编年体，严格依从时序叙事。但在个别段落中，时间的线性流动常常被“倒叙”等叙事手法打断。但总体上还是严格以时为序。
2、传记文学——《史记》的纪传体
《史记》的体例是纪传体，以人物为主体，将人物事迹多层次复合、多向度有机连缀。叙事者关注的重心在于分析人物的性格特征，使得读者在阅读之后对人物的性格、特色有个生动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