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传统思维角度分析李约瑟难题

从中国传统思维角度分析李约瑟难题

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曾经出现过光辉灿烂的发展时期，并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居于世界的领先地位，这是世界所公认的。英国学者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在其编著的15卷《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正式提出此问题，其主题是：“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1976年，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博尔丁称之为李约瑟难题。李约瑟难题，是长期以来中外学者都在研究探索又众说纷纭的问题，与中国著名科学泰斗钱学森曾提出著名的“钱学森之问”同是对中国科学技术的关怀。我认为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人的思维导致了近代中国的科学技术落后。

《中庸》——出自儒家文化。中庸之道是中国古代唯心主义哲学观点论，是人生的大道，事业成功、生活与健康的根本理论，基本包含三层理论：第一层理论：中不偏，庸不易。是指人生不偏离，不变换自己的目标和主张。这就是一个持之以恒的成功之道。孔子有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第二层理论：指中正、平和。人需要保持中正平和，如果失去中正、平和一定是喜、怒、哀、乐太过，治怒唯有乐，治过喜莫过礼，守礼的方法在于敬。所以月牙山人说：只要保持一颗敬重或者敬畏的心，中正、平和就得以长存，人的健康就得以保障。第三层理论：中指好的意思，庸同用，中用的意思。指人要拥有一技之长，做一个有用的人才；又指人要坚守自己的岗位，要在其位谋其职。中庸之道的理论基础是天人合一，这就体现出中国古代的思维整体性特别强，不针对具体的事、物、自然去研究探讨也与阴阳、五行等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一独特的思维方式对于保持人类的生态平衡，促进社会的协调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也使中国古代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文化。不过这种思维是原始的整体思维，而不是后来的整体—分析—整体式的思维。还能体现出和谐性思维，而这种和谐的思维本身就有两个缺陷．一是追求和谐统一的方式，即通过对立面的调谐，达到统一。这铸成了中华民族守旧的民旅性格和缺少进取、创新的民族精神。二是讲究中庸的思维方式已沉积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在这一心理结构的影响下，中庸无为，中正持平、均衡保守、不思进取、循规蹈矩，成了中华民族的典型性格。

直觉思维是最常见的分为三种：一、非逻辑思维——不在感性认识的基础上，不运用概念、判断、推理等形式对客观世界间接的、概括的反映。不科学抽象、比较、分类和类比、分析和综合、归纳和演绎。这个从古至今中国人都有的缺陷。二、主体悟性——它注重思维主体而不是对象客体．把人看作是万

物之灵，在人和自然的关系中追求人与天地三者并以人为中心的有序状态。中国的传统思维具有强烈的人世意识。它从时代所提出的社会问题出发，紧密地跟踪现实、根据现实需要提出治国方案。“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是哲学家所信守的思维指导思想。因此，思维主体色彩浓郁，思维中把人的感受、经验、主张合理外推，通过类比由人及物，再去解释各种自然和社会现象。三、模糊性——中国直觉思维的包容性大、无边无界，往往概念不清，缺乏概念的确定性、明晰性。如“内功”。梁启超在抨击中国学术的种种病症时，第一个举出的劣病就是“笼统”。

中国古代的思维，总体来说对于当时的状态是非常先进的脱离了野蛮走向了文明，就像一块原石不断的探索打磨变成了一块璞玉温润、柔和、坚韧也就使得智者们想更上一层楼，开始探索人类的奥秘，大自然的奥秘一切神秘的事物，可是没有本着科学态度去探索，而是用自己的直觉性思维，创造性思维···来模糊的定义很多东西，导致了普通人去追随失去了对事物本质的探索，思维决定行动，行动又加固了中国人的思维，周而复始，恶性循环以至骄傲自大，最终被枪炮打开了国门，才逐渐的意识到自己的思维上的缺陷，而当代依然还有传统思维的影子，这也是中国近代科学技术落后的一方面原因。当然五千年积攒下来的思维如同一座大山压在当代人甚至后代的肩膀上，我们正在改变，正在追随科学的脚步，国人已经慢慢地开始苏醒，未来国人还会继续我们中国的辉煌！

对李约瑟难题的理解

对“李约瑟难题”的理解 所谓“李约瑟难题”，是李约瑟于1964年在《东西方的科学和社会》一文中系统提出的，他指的是:“为什么近代科学只在欧洲，而没有在中国文明(或印度文明)中产生?”“为什么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15世纪期间，在应用人类的自然知识于人类的实际需要方面，中国文明远比西方更有成效得多?” 李约瑟难题是一个两段式的表述：第一段是：为什么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十世纪之间，古代中国人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发达程度远远超过同时期的欧洲? 中国的政教分离、选拔制度、私塾教育和诸子百家为何没有在同期的欧洲产生？第二段是：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而是在十七世纪的西方，特别是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 中国有史以来就是地大物博的国家，早期思想先进，各个学派百家争鸣，文化百花齐放，实用的科学技术为中国古代创建了良好的生活生产环境，甚至一度超过同时代的欧洲。但我们都有经验，一旦一件事发展到高峰必然会物极必反，在古代中国的科学和技术发展到高峰后，极大的封建思想阻碍了古代中国的扩展。并在逐步政教分离等多项原因中衰退。使十七世纪左右，中国没有产生近代科学。 经过研究之后，李约瑟难题的解答进入到观点深化，见解深化的阶段。在最近的几十年中，李约瑟难题研究实际上大体呈现出了两种趋势。一种是分科研究的趋势占据主导，即注重从某一学科和某一方面入手探寻解决方案。认为近代科学未能发生于中国，其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社会为自然知识的演化提供一种被组织环境，没有形成一个开放的，非线性的，远离平衡态的自组织系统。另一种趋势是反思自省问题本身的研究路向得以拓展。这样就使得对李约瑟难题本身的种种致疑和再认识成为可能，进而使这一问题趋于本土化，并产生了若干修正问题。 了解这些之后使我明白了： 首先，我们应加强基础理论的研究。“经世致用”作为中国古代社会文化思想的一个基本特征，奠定了中国古代科学的实用主义基调，由于这种实用主义过于狭隘，致使中国古代科学呈现出逻辑性和系统性差、理论结构松散等弱点，未与古代科技建立良好的匹配和互动关系，丧失了一个强大的动力源。近年来，中国基础科学研究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基础科研的产出率仍然很低，这妨碍了中国科学家开展尖端性、创新性的研究工作。基础科学研究的薄弱将直接影响科技的发展和科技水平的提高，从而

李约瑟之谜的分析

李约瑟之谜的分析 “李约瑟之谜”的解读 英国学者李约瑟先生在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史的过程中，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在公元前世纪至公元前15世纪，中国在自然科学及运用方面，远胜于欧洲，但是近代科学为什么不是从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中国古代文明中演绎出来，而是在文明程度相对落后的15世纪欧洲诞生呢？这就是学术界所说的“李约瑟之谜”。 一、原因分析 首先我认识到了这一难题应该从多方面予以解释， 1、社会原因：封建专制制度对科学的束缚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使科技显得无足轻重，儒家的政治伦理文化压抑了科技的发展。中国的封建制度和西方的封建制度本质上是不同的，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还算是一个真正的封建社会时期，出现了具有社会影响力的贵族阶层，中国的文化，思想和科学起源于这一时期，并且大多由贵族创立，例如：孔子的儒家思想、老子的道家思想、韩非子的法家思想，还有更突出的是墨家在光学上的成就等。但是自秦朝统一了中国之后，中国进入了“宗法地主专制社会”，其社会形态的特征是高度集中的中央集权的郡县体制，贵族与封地不再是世袭的，尽管依然是森严的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但是社会的上下阶层是可以流动的，这就刺激了平民通过一定的方式来进入上层社会，而进入上层社会的唯一途径是什么呢？就是科举制度，而科举制度考核的内容又是具有独尊地位的儒家思想体系，儒家思想造成了文化、科技的垄断，阻碍了科技的普及，这一思想体系的特点是注重德性修养，倡导“内圣外王”，本质上的道德的哲学，关注的是人的主体，以伦理为本，注重人的自身修养，注重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注重如何管理好社会，而很少关心和探究有关自然界的知识，如“天人合一”等观点，在这种以人为核心的单一的哲学会禁锢人们的思想，使得科学研究的主体缺乏创新的意识和动力。而广大平民为了能跻身于上层社会把学习的重点都放在了儒家思想，纲常伦理，古文经学等，自然没有人会花费时间与精力在自然现象和科学的思考上，总结：中国古代科技的实用性和“天人合一”的自然观等因素都妨碍着科技走

简论“李约瑟难题”的内涵及看法

简论“李约瑟难题”的内涵看法 1937年,已经在胚胎生物化学上取得重大成就的李约瑟博士,认识了三位来自中国的留学生。此后,他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浓厚兴趣和感情,并献身于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研究,成为国际上最知名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他对中国古代科技了解愈多、研究愈深,就愈在脑海中产生这样挥之不去的问题: 为什么在长达一千多年的时间里中国能有这么多科技成果,在总体上超过欧洲,近代科学却在欧洲兴起而没有在中国发展起来呢? 这就是著名的“李约瑟难题”。 实际上,此一难题包含两个问题,既: (1)为什么从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5世纪之间,在把人类自然知识应用于人的实际需要方面,中国文明比西方文明有效得多? (2)为什么近代科学只在欧洲文明中发展,而未在中国(或印度)文明中成长?显然,这两个问题密切相关,具有内在的联系。前一问题是前提、基础,它不成立,后一问题便无的放矢;同时,后一问题又是前一问题的深化和发展。因此,两者也可以简化为一个问题。1991年,李约瑟在为王国忠所著《李约瑟与中国》一书撰写的序言中说,他在研究中国科技史过程中,尖锐地提出一个问题: “既然能有这么多早期科技成就,为什么中国人没有发展出近代科学呢?” 提出这一难题,正展示了李约瑟的大家风范,表明他不止是出色的科学史家,而且还是深刻的思想家。他并不满足于史料的爬梳考证,还力图揭示具有普遍意义的规律性的知识。爱因斯坦曾说,提出问题往往比解决问题还重要。在更一般的意义上,波普尔强调科学始于题,没有了问题科学也就不存在了。确实,能够提出一个深刻的、覆盖面大的问题很了不起。一方面,它体现了提出者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引导提出者努力去破解这一问题。另一方面,它又吸引一批研究者围绕这一问题而展开工作,或深化或拓展,从而推动科学前进。因此,“李约瑟难题”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和评价,已经成为科学史、科学哲学的通用术语。一个学者提出的问题能够成为学科的术语,无疑是极高的荣誉。 然而,近几年来“李约瑟难题”似乎正面临“危机”,各种各样批评的乃至否定的浪潮向它袭来。有的人认为它存在内在的逻辑矛盾,可谓先天不足;有的人主张对它重新加以表述,使之精确化,例如表述为中国古代的技术一度领先世界,为什么近代落后了; 有的人指出早在李约瑟之前就有中国学者(例如任鸿隽先生)提出过类似问题,因此应该“正名”(例如称为“任鸿隽问题”); 有的人更加干脆,宣称它是“伪问题”,根本不值一顾,毫无研究价值。 透过这种种现象,我们看到中国学术界的思想确实大大活跃了,研究的视角、方法丰富了,各种不同的见解也能够发表了。相对于一潭死水、一家独鸣的局面,显然是一种进步,令人高兴。不过,对于其中的若干观点我却不敢苟同。借此机会,我想申述两点看法: 首先,我们无权修改或修正“李约瑟难题”。李约瑟在长期深入研究中国古代的科学与文明的基础上,经过深思熟虑郑重提出的问题,已经成为一种学术事实或对象。对于它,我们完全可以作出不同的解答,也可以作出不同的评价。如果有足够充分的理由,也可以否定它。但却不能去修改或修正它,不管出于什么动机。因为一经修改或修正,便不再是“李约瑟难题”,而是别的什么问题了。比如改为中国古代技术先进,为什么后来落后了,与李约瑟的原意相差甚远,怎么还能称之为“李约瑟难题”呢? 其次,否定“李约瑟难题”缺乏根据。后人固然可以否定前人提出的问题,但必须有充足的站得住脚的理由。什么理由呢?就“李约瑟难题”而言,必须证明中国古代并没有取得许多重大的科技成就,在应用自然知识方面并不比西方先进,实际上,这就是要从总体上推翻李约瑟的中国科技史研究。或者,必须证明近代科学是在中国兴起而不是在西方兴起的,至少也要证明是在中国和西方同时兴起的。实际上,这就是要从根本上改写近代科学史。宣称“李约瑟难题”是伪问题的人,有没有提供这样的理由呢? 显然没有。

对于李约瑟难题的思考

对于李约瑟难题的思考 李约瑟难题，由英国学者李约瑟提出，他在其编著的15卷《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正式提出此问题。其主题是：“如果我的中国朋友们在智力上和我完全一样，那为什么像伽利略，斯蒂文，牛顿这样伟大人物都是欧洲人，而不是中国人或者印度人呢为什么近代科学和科学革命只产生在欧洲呢为什么直到中世纪中国还比欧洲先进，后来却会让欧洲人着了先鞭呢怎么会产生这样的转变呢”1976年，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博尔丁称之为李约瑟难题。李约瑟问题也被称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难题。 李约瑟难题触及了中国人民的伤心之处，不少学者对李约瑟难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根据各种资料提供的信息，各个学者提出了各种观点。这些观点还可以继续讨论，即使没有共识，也会给以人们启迪。很多人把李约瑟难题进一步推广，出现“中国近代科学为什么落后”、“中国为什么在近代落后了”等问题。对此问题的争论一直非常热烈。中国著名科学泰斗钱学森曾提出著名的“钱学森之问”，与李约瑟难题同是对中国科学技术的关怀。 对于李约瑟难题的思考。众多学者对“李约瑟难题”都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很难找到较为统一的答案，不过学者们的观点都有其合理之处，不能随意予以否认。总体来说，学者们将产生“李约瑟难题”的原因概括为以下五点。 一.东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林鸿伟认为，逻辑思想是整个文明与科学的极其重要的理论基础。（1）东方思维方式通常不注意思维工具或手段的理性研究和系统锻造，而是注重工具的直接使用。西方思维则不同，他们固然注意术的研究，注意思维手段及其他手段运用的研究，更注重工具的系统的锻造。（2）东方思维方式在思维活动中往往表现出较强的功利主义，很少进行枯燥的纯理论研究。其功利主义太强，并和特定的政治伦理观点结合太紧密。而西方思维方式则相反。（3）东方思维方式中，更多地注意经验的简单总结和事物表面相似点的类比，而忽视了演绎和因果关系的探求、西方思维方式同样与之相反。二者显示了不同思维水平的深度和高度。（4）东方思维方式由于长期受封建专制统治的控制，往往注重于对占统治地位的思想的诠释，而缺乏理性的创新精神。西方思维方式表现出较多的冲破框框的创新精神，他们较少有以权威为当然依据的思维定势，而较多有对权威的怀疑和挑战精神。或许正是由于这一差别，使得西方的新科学层出不穷，而东方总是在西方的后面模仿学习。 二.小农经济影响和冒险精神的缺乏。从文化竞争模型给出另一个解答：中国小农经济的资源限制和保守倾向，阻碍了劳动分工和科学文化的多样发展。中国以前人多地少，却认为人口少，所以各个王朝建立的一个首要任务是鼓励生育；而西欧人少地多，他们却认为生活的空间狭小，要向外扩张，这个问题不得不让人深思为什么。1.资源因素。中国多山少地，半干旱气候的生态约束促使中国发展了节省能源、消耗劳力的农业技术，而非扩张资源、节省劳力的牧农技术，导致周期性的生态危机和治乱循环，阻碍了劳动分工的发展。2.文化因素。从文化竞争模型可以看到：冒险精神利于多元和创新，避险倾向利于稳定和赶超。中国的儒家、道家、法家流派的主导思想无不是规避风险、明哲保身。3.系统复杂性因素。劳动分工的发展，要求稳定的环境，现代科学和资本主义的出现不是单一文化的自身延展，而是多种文明冲突演化的结果。中国面临单一小农经济造成的生态危机的恶化，秦汉以来自然灾害的周期不断缩短，农民起义和外敌入侵不断，加上政府货币、财政政策的多变，都不利于劳动分工的保持。 三.科学技术与民主自由的关系。中国的古代文明灿烂辉煌，有技术上的成就“四大发明”。中华民族早在西方科学昌盛之前就有极其卓越的科学成就，15世纪之前，中国的技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以中华文明为代表的东方文明遥遥领先于当时的西方文明。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认为：“中国在公元前3世纪到13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中国的科学发明和发现“往往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15世纪之前更是如此”。 对此，李约瑟有一些自己的观点，但李约瑟这些观点还不足以说明近代科学之所以没有在中国产生的原因，因为在这些原因在近现代都被解除了以后，中国人仍然没能在中国土地上某方面获得比资本主义国家更高度的科学成就。比如说在中国科举制度废除已近百年、西方发现发明自然科学文化知识早已大规模普及并为众人所接受、科学技术的研究方法和思维方式可说与西方人已别无二致，但即使如此也没发生中

谈谈我对李约瑟难题的认识

谈谈我对李约瑟难题的认识 班级：机制1206961 学号: 120696120 姓名: 钱春华

谈谈我对李约瑟难题的认识 所谓“李约瑟难题”，学界公认的经典表述是李约瑟(Joseph Needham, 1900-1995)于1964年在《东西方的科学和社会》一文中系统提出的，他指的是:“为什么近代科学只在欧洲，而没有在中国文明(或印度文明)中产生?”“为什么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15世纪期间，在应用人类的自然知识于人类的实际需要方面，中国文明远比西方更有成效得多?” 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不仅提出了问题，而且花费了多年时间与大量精力，一直努力地试图寻求这个难题的谜底。虽然他所寻求的答案还缺乏系统和深刻，就连他自己也不甚满意，但却为我们留下了探索的足迹，为这个难题的解答提供了有价值的思维成果。虽然，李约瑟早在1944年2月重庆的中国农学会会议上就己提出了该问题，自从李约瑟从东西方科学技术文化的发展历程提出此问题后，其研究范围之广、见解之独到、在中外影响之深远，较前面诸家实有过之而无不及，因而人们也就习惯的称之为“李约瑟难题”。 李约瑟难题是一个两段式的表述：第一段是：为什么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十六世纪之间，古代中国人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发达程度远远超过同时期的欧洲? 中国的政教分离现象、文官选拔制度、私塾教育和诸子百家流派为何没有在同期的欧洲产生？第二段是：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而是在十七世纪的西方，特别是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李约瑟难题的实质内容在于中国古代的经验科学领先世界一千年，但为何中国没有产生近代实验科学，这是关于两种科学研究范式（Paradigm）的起源问题。 李约瑟从科学方法的角度得到的答案是：一是中国没有具备宜于科学成长的自然观；二是中国人太讲究实用，很多发现滞留在了经验阶段；三是中国的科举制度扼杀了人们对自然规律探索的兴趣，思想被束缚在古书和名利上，“学而优则仕”成了读书人的第一追求。李约瑟还特别提出了中国人不懂得用数字进行管理，这对中国儒家学术传统只注重道德而不注重定量经济管理是很好的批评。 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来考虑对李约瑟难题的解释： 一、思想，文化，哲学角度 1、缺乏古希腊科学哲学思想 中国古代没有完善的形式逻辑思想，很难产生严密的理论武器。爱因斯坦在1953 年给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马托的斯威策（J. E.Switzer）的一封信是这样写的：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以及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可以找出因果关系。我们可以知道古代中国是不具备“形式逻辑体系和通过科学实验发现因果关系”这两个基础的，所以在古代

李约瑟难题的分析

自然辩证法作业

李约瑟难题有数不清的答案，在此我要谈一谈自己的观点，我把这个难题分成两个方面考虑，一方面是为什么别人做到了？另一方面是为什么自己没有做到？对于第一个问题，为什么现代科学技术产生在了十七世纪的西方，现在国际上普遍认同的观点便是欧洲的近代三大思想解放运动，包括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与启蒙运动为欧洲工业革命的爆发、资本主义的诞生起到了直接的推进作用，而后两者尤其是开始于十八世纪六十年代的工业革命更是为现代科学技术的诞生和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至于第二个方面，才是我们组今天想谈论的重点，我们并不想把一系列的原因进行罗列，所以在这里只是想着重谈一下社会观念是如何阻碍了中国古代现代科学技术的诞生。在谈到社会观念这种思想层面上的东西，有必要先简单介绍一些当时的社会环境，毕竟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社会意识形态的变化。 古代中国的社会环境，封建君主专制必然首当其冲，“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偌大的中国其实只是皇帝一个人的天下，在重大决策上面更多时候都是皇上一个人的意思，尽管有时也会受到来自大臣方面的压力，但更多时候这种影响微乎其微，与此同时，封建君主专制滋生了浓厚的政治官僚制度。而为了使天下黎民苍生听命于自己，在大臣的建议下皇帝选择了儒家这一政治工具，从最初汉武帝时期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再到后来的朱熹理学一统天下，儒家思想为统治者的统治建立了坚实的思想根基。同时为了选拔人才，科举制也适时的走上了历史舞台，在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激励下，通过科举进士及第几乎成为了平民百姓施展人生抱负，进而实现人生价值的最高理想。 上面对中国古代的社会环境做了简单的总结，下面便着重来谈一谈我们认为的制约中国古代现代科学技术产生的最重要因素——社会观念是如何阻碍了中国古代现代科学技术的诞生。为了凸显两个截然不同的社会阶级：平民和统治者的社会观念对这一问题的影响，我们从两个层面来讨论这个问题。 首先，平民层面。 1.醉心科举。正如之前提到的，在古代中国，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被广大儒家弟子奉为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至高

李约瑟难题及解答

专业：机械电子工程姓名：张秋杰学号：1211302014 李约瑟难题解答及其理论启示 摘要: 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博士, 在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史的过程中, 提出了学术界著名的“李约瑟难题”。本文就是运用了大量历史事实和范例, 遵循科学发展规律, 从不同角度, 不同层面对“李约瑟难题”进行了理论探究和分析。这对于弘扬中国传统的科学精神, 提高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 促使我国早日重归世界科技的前沿, 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 “李约瑟难题”; 经典理论解答; 理论启示 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 有很多人提出了各种各样的重大猜想, 比如哥德巴赫猜想、费马大定律等等。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某一学科的诞生和发展, 其影响有时甚至超过了某一学科本身,“李约瑟难题”就是这类问题之一,对此问题, 国内外学者的相关争论和解答众说纷纭, 各有千秋。如果说“李约瑟难题”的研究和讨论曾一度唤醒了沉睡多年的中华民族的话, 那么由此所触发的一系列思考和启示, 才是真正深刻而久远的, 它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代意义。 一、“李约瑟难题”概述 英国著名学者, 中国科学院首批外籍院士之一的李约瑟博士(1900年至1995年) 在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史的过程中, 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在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5世纪, 中国在自然科学及运用方面, 远胜于西欧, 但是近代科学为什么不是从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中国古代文明中演绎出来, 而是在文明程度相对落后的15世纪的欧洲诞生呢?这就是学术界所说的“李约瑟难题”。对于这一问题, 国内外一些学者做出了大量有益的探索。在新世纪之初, 重新探究这一问题, 寻找科学发展的条件和规律, 对于弘扬中国传统的科学精神, 提高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 促使我国重新回到世界科技的前沿, 具有很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就是遵循这一宗旨进行理论探究和分析, 以求效用。 二、“李约瑟难题”的原因分析 首先我认识到了这一难题应该从多方面予以解释， 1、社会原因：封建专制制度对科学的束缚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使科技显得无足轻重，儒家的政治伦理文化压抑了科技的发展。中国的封建制度和西方的封建制度本质上是不同

我对李约瑟难题的看法

我对“李约瑟难题”的看法 姓名： 学号： 专业： 院系： 著名的科学史家英国学者李约瑟曾在考察科学技术演化时提出“为什么近代科学只在欧洲,而没有在中国文明中产生?”，即著名的李约瑟难题时，一定不会想到这一问题直到21世纪的现在还在吸引着无数学者进行深远广泛而又充满争议的思考和讨论。 李约瑟的一生无疑是十分传奇的，他的一生与中国以及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渊源。李约瑟，作为最伟大的汉学家之一，创立了科技汉学新流派，打通了古今中西以及科学与人文的壁垒，堪称天下达人。回顾他的一生，你会感慨，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的最好融合其实是体现在人的身上。1954年，李约瑟出版了《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轰动西方汉学界。他在这部计有34分册的系列巨著中，以浩瀚的史料、确凿的证据向世界表明“中国文明在科学技术史上曾起过从来没有被认识到的巨大作用”，“在现代科学技术登场前10多个世纪，中国在科技和知识方面的积累远胜于西方”。他发现从西汉到南宋千余年间，中国是地球上经济最繁荣、科学技术最发达的地区，李约瑟的工作是非常卓著的，他所发现的是中国人自己都忘记的历史。他认为丝绸之路上传播的不只是丝绸、陶瓷、茶叶等物品，还有科学技术。李约瑟一口气列举了26项，除了众所周知的火药、指南针、造纸与印刷术四大发明，还包括被我们所忽略的水车、石碾、水力冶金鼓风机、活塞风箱、缫丝机、独轮车。而同一时期由西向东传播的重要技术，李约瑟只提到了四项： 螺丝钉、液体压力唧筒、曲轴、发条装置。从公元一世纪到十八世纪，中国的科技发明沿丝绸之路一直在从东向西传播。如果没有丝绸之路这样一条由东向西的技术与文化传播之路，有可能也就没有后来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包括工业革命。只是到了近代，欧洲开始领先世界，而那时丝绸之路已逐渐荒

我对李约瑟难题的看法

我对“李约瑟难题”的看法 姓名：学号：专业：院系： 著名的科学史家英国学者李约瑟曾在考察科学技术演化时提出“为什么近代科学只在欧洲, 而没有在中国文明中产生”，即著名的李约瑟难题时，一定不会想到这一问题直到21世纪的现在还在吸引着无数学者进行深远广泛而又充满争议的思考和讨论。 李约瑟的一生无疑是十分传奇的，他的一生与中国以及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渊源。李约瑟，作为最伟大的汉学家之一，创立了科技汉学新流派，打通了古今中西以及科学与人文的壁垒，堪称天下达人。回顾他的一生，你会感慨，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的最好融合其实是体现在人的身上。1954年，李约瑟出版了《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轰动西方汉学界。他在这部计有34分册的系列巨著中，以浩瀚的史料、确凿的证据向世界表明“中国文明在科学技术史上曾起过从来没有被认识到的巨大作用”，“在现代科学技术登场前10多个世纪，中国在科技和知识方面的积累远胜于西方”。他发现从西汉到南宋千余年间，中国是地球上经济最繁荣、科学技术最发达的地区，李约瑟的工作是非常卓著的，他所发现的是中国人自己都忘记的历史。他认为丝绸之路上传播的不只是丝绸、陶瓷、茶叶等物品，还有科学技术。李约瑟一口气列举了26项，除了众所周知的火药、指南针、造纸与印刷术四大发明，还包括被我们所忽略的水车、石碾、水力冶金鼓风机、活塞风箱、缫丝机、独轮车。而同一时期由西向东传播的重要技术，李约瑟只提到了四项：螺丝钉、液体压力唧筒、曲轴、发条装置。从公元一世纪到十八世纪，中国的科技发明沿丝绸之路一直在从东向西传播。如果没有丝绸之路这样一条由东向西的技术与文化传播之路，有可能也就没有后来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包括工业革命。只是到了近代，欧洲开始领先世界，而那时丝绸之路已逐渐荒废，各种先进的技术通过海路逐渐传到中国，其中包括改进了的造纸术、印刷术、炸药和指南针。 这样看来，李约瑟之谜的产生显然是水到渠成的。他当然会思考，为何之前在现代社会中国科技遥遥领先于其他文明，而又为何在现代中国不再领先具体来说，李约瑟难题的具体内容是一个两段式的表述，第一段是：为什么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十六世纪之间，古代中国人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发达程度远远超过同

浅谈李约瑟问题及对中国科技发展的启示

浅谈“李约瑟问题” 及其对中国科技发展的启示 摘要本文通过对比中国与西方的差异，从经济、教育、文化等方面简要分析了“李约瑟问题”的原因。中西方不同地域的人们在实践方式上的不同，造成了两种差异很大的文化模式。研究“李约瑟问题”是对中国文化更深一步的理解与反思，解决“李约瑟问题”的过程就是对中国如何更快更好的发展的一种探索，对中国和世界来说都有重大意义。 关键词李约瑟问题中国科学技术启示 1、“李约瑟问题”概述 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通过对中国古代科技史的研究，提出了著名的“李约瑟问题”，其一般表述为：在公元 1 世纪至 15 世纪之间，东亚文化在获得关于自然的知识并将其用于对人类有益的目的方面，为什么竟然会比西方的欧洲有效得多？为什么近代科学，关于自然界假说的数学化及其相关的先进技术，只是辉煌而短暂地兴起于伽利略时代的欧洲？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 众所周知,中国是享誉世界的文明古国,在科学技术上曾取得过令西方世界望尘莫及的辉煌成就。除了世人瞩目的四大发明外,领先于世界的科学发明和发现还有100种之多。然而,从17世纪中叶之后,中国的科学技术却如江河日下,跌入窘境。中国与西方为什么在科学技术上会一个大落,一个大起,拉开如此之大的距离?这就是李约瑟博士觉得不可思议,久久不得其解的难题。 其实，对于这一问题的探讨，虽然至今仍然没有能够得到全面解决，但是对它的研究带动了许多学者对我国传统文化的深入反思，以及对于弘扬中国传统科学精神、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素质、促进我国在未来中更好的科学发展，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和意义。 2、对“李约瑟问题”的分析

李约瑟难题的部分见解

学界关于“李约瑟难题”的部分见解 中国科技落后的“两因论” 刘里远在《中西自然科学思想——中国古典自然科学思想与西方现代自然科学思想》（中国大地出版社1999年版）中认为，中国科技落后的根本原因是纯科学真空和连续性破坏（即“两因论”）。中国近两千年来越来越缺乏对纯科学的研究，许多处于领先的学科属于工匠文明，最终停止了。明朝已经表现出自然科学兴盛的迹象，但随之而来是伴随三次内战的三次外敌入侵，将现代文明的火种彻底淹灭了，明、清、民国到共和国，环环脱节。作者具体剖析了中国科技落后的八大原因：（一）以瓷器、纺织、造纸、火药、农业、建筑为例，阐述中国文明停止在工匠文明和经验文明；（二）缺乏持续性发展——中华文明之光淹没在战火硝烟中；（三）缺乏纯科学研究——中华文明终止于工匠文明；（四）缺乏专利与股份——技术发明的催化剂与保护神；（五）缺乏古希腊科学哲学思想；（六）缺乏交流与交通——科学是交流的产物；（七）缺乏让大多数普通人中的优秀人才发挥潜力的机制——平等机会与天才的随机产生；（八）缺乏解放普通劳动者的发明思想——技术发明的引擎。中国古代文明的特征主要是技术发明。而这些技术文明基本上都不是统治阶级有目的创造，而是普通民众的直接发明——工匠文明。没有系统理论和基础学科支撑的民间发明最终不能登上世界文明高速发展的跑道。总体来说，连续稳定的社会环境、让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考试机制、刺激优秀人才从事发明创造的专利机制、让不同思想观念的人充分表达自己的机制，是发展的根本出路。 科学是否是普遍现象 吴国盛在论及科学是否是普遍现象时（《世纪之交话转折》，《科学》1999年第3期）指出，科学究竟是特定历史时期占支配地位的一种特定文化现象，还是伴随整个人类文明史的普遍现象？这是一个必须首先搞清楚的问题。由于秉承了现代主义设定的普遍主义的科学观，便会在研究非西方文化的科学时，出现极大的困惑。研究中国科学史的李约瑟是一个例子。在普遍主义（universalism）的科学观的激励下，李约瑟穷毕生精力去发掘中国文明中的科学因素，以致他惊奇的发现，在17世纪以前的中国，是一个科学极为先进，远远超出西方世界的国度。然而，耐人寻味的是李约瑟终究不得不面对现代中国科学非常落后的现实，并且提出了所谓的李约瑟难题：既然古代中国科学那么发达，为何没有发生16、17世纪的欧洲科学革命，以致从那以后就日益沦于落后？ 这个难题本身是模糊不清的，正基于普遍主义的科学概念与近代科学革命之后特定的科学概念之间的某种混同，也与把历史看成一个可普遍化的因果链条有关。如果说中国古代有极度发达的科学，那么这里的“科学”就不能等同于现代意义上“科学”，因而很难说李约瑟难题是有意义的。如果有人问为什么梨树结不出挑子，人们就很难认为这是一个有意义的问题。 普遍主义科学观的种种困境，显示出人们对“科学”的理解陷入一个误区，即现代（近代）科学为自己设定的“普遍性”误区。事实上，现代科学必须被看成是西方文化的一个特定现象，它在数百年的“现代”（modern age）中占据西方文化的主流和核心位置，但它过去不是主流和核心，将来也不会永远是主流和核心。经过20世纪的发展，科学从中心地位跌落的日子，如果不是遥遥在望也是可以想见了。 中国古代科技由盛转衰的原因

自然辩证法--李约瑟难题

李约瑟难题 1 “李约瑟难题”之问及研究意义 李约瑟在其巨著《中国科技史》中提出注明的“李约瑟难题”：如果我的朋友在智力上和我完全一样，那么为什么像伽利略、牛顿这样一些伟大的人物都是欧洲人，而不是中国人或印度人呢？为什么近代科学产生于欧洲呢······为什么中世纪中国比欧洲先进，后来却让欧洲人着了先机呢？怎么会产生这样的转变呢？ 关于中国文明中是否曾出现过作用巨大的“科学技术”，又或者中国是否曾在某一阶段在科学技术上领先于欧洲，这在学界有着很大争论。这些争论有很大的现实意义，这种意义不在于是否能够提出此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而在与提示我们对一些重要问题进行深刻的思考。李约瑟难题其实包含两个问题：1 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出现在中国？2 为什么中国在近代发展进程中会整体落后与西方？这两个问题是相互关联的。求解李约瑟难题过程的实质是研究科学技术自身发展逻辑规律与启示政府重视科技发展内外影响因素的问题。 2 政治经济制度影响 科学技术是社会文明的一个方面，而这与社会制度也有很大关系。传统观点认为中国与西方的社会发展历程都经由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五个社会形态。我们潜意识里都会认为东西方的封建社会的“社会建制”是相同的。 2.1 经济制度 旧社会中国的农民是自由农民，他们从皇帝那里领到土地维持家用，同时对以皇帝为首的政府提供赋税，并受统一的法律制约和保护；中央政府从农民那里

取得赋税来维持军队，而军队的士兵也来自农民。这样中央政府有很大的权利、很大的力量建立强大军队，可以随时铲除任何挑战中央集权的豪强，呈现两头强、中间弱的局势，是高度中央集权形式。在这样的土地制度下，小农经济使得人们能够自给自足，拥有土地便可维持生活所需，所以贵族阶级甚至全社会都对土地有着强烈的渴望和占有欲，从而便产生了强烈的重农轻商，对经商致富以鄙夷的态度，于是，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在中国受到了限制，生产力上也没有对科学有进一步的要求。 欧洲土地制度非常不同。在欧洲封建的制度是庄园制。贵族名义上是从国王那里领到土地，但贵族是庄园土地的真正拥有者，于是贵族的经济力量、政治力量、军事力量都非常强。农奴靠耕作他们领土的土地而养家糊口，国王在把土地封给贵族的同时，贵族需要提供一定的军备和粮食，国王的资源来自贵族，于是国王不具备压制贵族的能力。中世纪的庄园制：贵族拥有土地、农奴为领主劳动以谋生存，这呈现出两头弱、中间强的局势。于是，中间阶层的贵族拥有更多的势力和自由，贵族为了使自己获得更多利益，变得更为强大，对更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科技有更强烈的欲望。直到中世纪的默契，即开始商业革命、工业革命时，很多领主为了在新的形势下维持和发展自己的势力，就把土地用于养羊，从而加快工业化的过程。 2.2 政治制度 贵族阶层对科学的产生和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西方的社会建制决定统治阶层的权力依靠于贵族的支持，所以贵族会比较长时间的保持自己的贵族身份，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思考和研究自然科学问题。没落贵族为了追求社会地位提高，要求思想的解放和探索精神。而中国的封建社会里，贵族靠在朝廷垄断高级职位，以此作为他们世代冠冕的保障。他们的身份依赖于王族的庇护，一旦这个特权和庇护失去，贵族拥有的一切都会化为乌有。于是，中国的读书人便以“学优则仕”的准则来作为人生观和价值观。

李约瑟难题浅析

近现代史资料 题目：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而是在十七世纪的欧洲，特别是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又名：李约瑟难题（资料从此入手容易查） 关键字：近代科学，中国与欧洲，十七世纪，文艺复兴 一．中欧概括性对比： 从中国的角度:①明清时期的中国，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达到顶峰②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仍占主导地位③思想文化的专制，压制了人的思想④重农抑商政策阻碍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⑤海禁和闭关锁国政策阻碍了新经济和西方思想的传入 从欧洲的角度:①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和发展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扫清了障碍②工业革命和世界市场的形成，以及海外殖民扩张，极大地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③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极大地解放了人的思想。 二．多方面解析 1中国方面： （1）.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 现代意义上的科技革命之所以没在近代中国发生，与中国传统儒学有关。中国传统儒学的核心是“尽心、知性、知天”的“天人合一”的保守思想。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没有从自然角度去认识，而仅仅寻找的是人际关系的有序稳定和处世技巧，忽略二者的主客体分立关系，对自然科学的发展起了巨大阻碍作用；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儒家思想过于重视道德伦理，讲究

的是尽心、尽性、尽伦、尽制之尽理的伦理文化，走入了“泛道德主义”的极端。 （2）.科举制度 他认为科举制度考试内容单一、僵化，严重地束缚了人们的思想，违背了科学技术需要创造性和独立思考的精神。科举制度下选拔的人才都只是为统治者服务，他们只会在文学上、伦理上有所作为，在这种制度下是不可能培养出自然科学方面的人才，因此科举制度严重阻碍了科学技术的发展。科举制对我国现代教育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教师以灌输为主的教学方式，学生缺乏自主思考问题的能力，不利于科学技术创新。 （3）.传统重实用轻理论的影响 中国古代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国家，农业文化对经验的偏重和对实用技术的研究导致了中国传统科学具有很强的实性。在解决生活生产的实际问题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而科学理论方面的探讨却被忽视了。如中国古代天文学的研究，历法的推算占了很大比重，观测资料主要是用来编制日、月和五星的回合周期；地理学的研究是为了满足战争、生产和生活之需；农学的研究是为了农业、畜牧业生产的需要；而医学的研究则是为了祛病强体；数学研究如《九章算术》中数学计算虽然很出色，但只是有关数学运算的经验总结，没有从这些实际问题中概括出定理定律来，只能算作经验，不能称作是定理定律，因为没有进行严格的数学证明，认识主体没有通过归纳、演绎、分析、综合、概括和抽象等各种思维过程把经验提炼成科学。中国传统科学的研究并不像古希腊人那样是以定理、公理为基础建立理论，缺乏理性意识，缺乏理论性创新，实用性限制了科学理性的形成。实用理性只关心表象化的自然现象和自身的关系，不关心背后的支配原因，更不关心体系理论的形成。

李约瑟难题的再思考

“李约瑟难题”的再思考 摘要：一个国家强大与否的标志是科技的发展水平和速度。科学技术的巨大发展，才能使得自己的国家立足于世界强国之列。但是如何能更快更好地发展科学技术却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我们在发展科学技术的过程中总是遇到许多困难，一项新的技术的突破，一个新的科学发明，发展到后来却变得与本来的意义不一致甚至是相反，有时还出现了科学的异化。因此，这个过程中出现的深层次问题值得我们深思。“李约瑟难题”是在中西科学技术史的比较研究过程中提出的一个著名问题，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人们都希望通过对“李约瑟难题”的深刻思考，能更好地定位科学的价值，以及怎样能更好的利用科学这个工具，为人类的发展进步做贡献。 关键词：中国科学技术政治经济文化 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社会制度是紧密相连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一个国家建立一种相对优越相对进步的社会制度对于社会各方面的科学技术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浅析“李约瑟难题” 在英国著名生物化学家、科学技术史专家李约瑟对中国科技史研究的杰出贡献中，他在其所编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正式提出了著名的“李约瑟难题”：“如果我的中国朋友们在智力上和我完全一

样，那为什么像伽利略、托里拆利、斯蒂文、牛顿这样的伟大人物都是欧洲人，而不是中国人或印度人呢？为什么近代科学和科学革命只产生在欧洲呢？为什么直到中世纪中国还比欧洲先进，后来却会让欧洲人着了先鞭呢？怎么会产生这样的转变呢？” 对于这一“难题”，李约瑟给出了自己的解答：一是中国没有具备宜于科学成长的自然观；二是中国人太讲究实用，很多发现滞留在了经验阶段；三是中国的科举制度扼杀了人们对自然规律探索的兴趣，思想被束缚在古书和名利上，“学而优则仕”成了读书人的第一追求。李约瑟还特别提出了中国人不懂得用数字进行管理，这对中国儒家学术传统只注重道德而不注重定量经济管理提出了很客观的批评。 二、用“两段论”的方法分析“李约瑟难题” 根据发展水平的不同，“李约瑟难题”分为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是说中国处于世界科学和技术的领先水平，并且远远的超过了西欧各国；后一个阶段是说欧洲各国经过一系列的革命之后迅速的超越了中国。纵览全线，通过比较两个时期阶段中国和欧洲各个国家的制度，我们就不难发现其问题的所在，前一阶段是中国的封建制度优越于西欧的奴隶制度，后一阶段是西欧的资本主义制度优越于中国的封建主义制度。 1、古代的中国在科技方面远超欧洲 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十六世纪之间，古代中国人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发达程度远远超过同时期的欧洲。中国的政教分离、选拔制度、

从中国传统思维角度分析李约瑟难题

从中国传统思维角度分析李约瑟难题 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曾经出现过光辉灿烂的发展时期，并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居于世界的领先地位，这是世界所公认的。英国学者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在其编著的15卷《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正式提出此问题，其主题是：“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1976年，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博尔丁称之为李约瑟难题。李约瑟难题，是长期以来中外学者都在研究探索又众说纷纭的问题，与中国著名科学泰斗钱学森曾提出著名的“钱学森之问”同是对中国科学技术的关怀。我认为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人的思维导致了近代中国的科学技术落后。 《中庸》——出自儒家文化。中庸之道是中国古代唯心主义哲学观点论，是人生的大道，事业成功、生活与健康的根本理论，基本包含三层理论：第一层理论：中不偏，庸不易。是指人生不偏离，不变换自己的目标和主张。这就是一个持之以恒的成功之道。孔子有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第二层理论：指中正、平和。人需要保持中正平和，如果失去中正、平和一定是喜、怒、哀、乐太过，治怒唯有乐，治过喜莫过礼，守礼的方法在于敬。所以月牙山人说：只要保持一颗敬重或者敬畏的心，中正、平和就得以长存，人的健康就得以保障。第三层理论：中指好的意思，庸同用，中用的意思。指人要拥有一技之长，做一个有用的人才；又指人要坚守自己的岗位，要在其位谋其职。中庸之道的理论基础是天人合一，这就体现出中国古代的思维整体性特别强，不针对具体的事、物、自然去研究探讨也与阴阳、五行等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一独特的思维方式对于保持人类的生态平衡，促进社会的协调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也使中国古代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文化。不过这种思维是原始的整体思维，而不是后来的整体—分析—整体式的思维。还能体现出和谐性思维，而这种和谐的思维本身就有两个缺陷．一是追求和谐统一的方式，即通过对立面的调谐，达到统一。这铸成了中华民族守旧的民旅性格和缺少进取、创新的民族精神。二是讲究中庸的思维方式已沉积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在这一心理结构的影响下，中庸无为，中正持平、均衡保守、不思进取、循规蹈矩，成了中华民族的典型性格。 直觉思维是最常见的分为三种：一、非逻辑思维——不在感性认识的基础上，不运用概念、判断、推理等形式对客观世界间接的、概括的反映。不科学抽象、比较、分类和类比、分析和综合、归纳和演绎。这个从古至今中国人都有的缺陷。二、主体悟性——它注重思维主体而不是对象客体．把人看作是万

李约瑟难题的再思考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wendangku.net/doc/6c2214530.html, 李约瑟难题的再思考 作者：孙璨周晨禾 来源：《北方文学》2017年第24期 摘要：英国近代生物化学家和科学技术史专家——李约瑟，关于中国科技停滞的问题提出了著名的“李约瑟难题”，引发了世界范围内各界学者的广泛关注。联系李约瑟难题的研究内容，纵观我国古代哲学史，可以发现在16世纪的重要时间节点，明代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和军事家——王阳明，在中国思想界掀起巨大波澜，对后世影响颇深，可以说中国科技的停滞与其不无关系。本文由李约瑟难题的思考出发，试探讨王阳明心学何以制约了中国古代科学的发展。 关键词：李约瑟难题；王阳明；心学；科学 一、李约瑟与李约瑟难题 李约瑟（Dr.Joseph Needham，1900-1995，全名Joseph Terence Montgomery Needham）英国人，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名誉所长，长期致力于中国科技史研究。出版了《化学胚胎学》及《生物化学与形态发生》，在国际生化界享有盛誉。1954年，李约瑟出版了《中国科学技 术史》第一卷，轰动西方汉学界。他在这部计有七大卷二十多分册分册的系列巨著中，以浩瀚的史料、确凿的证据向世界表明：“中国文明在科学技术史上曾起过从来没有被认识到的巨大作用”，“在现代科学技术登场前十多个世纪，中国在科技和知识方面的积累远胜于西方”。被誉为“20世纪的伟大学者”、“百科全书式的人物”。1994年被选为中科院首批外籍院士。 他在其编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正式提出此问题，主题是：“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1976年，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博尔丁称之为李约瑟难题。 二、李约瑟难题的表述与解答 李约瑟难题针对中国的疑问可以被表述为两段式，第一段是：为何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十六世纪之间，古代中国人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发达程度远远超过同时期的欧洲？中国的政教分离现象、文官选拔制度、私塾教育和诸子百家流派为何没有在同期的欧洲产生？ 第二段是：为何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而是在十七世纪的西方，特别是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 与之持有相同观点的还有任鸿隽先生，他是中国科学社的创始人，早在1915年《科学》杂志的创刊号上，就发表了题为《说中国之无科学的原因》一文。1922年，冯友兰在《国际杂志》上发表英文论文：《中国为什么没有科學？》

从李约瑟难题到钱学森之问

从“李约瑟难题”到“钱学森之问” 一、问题提出背景 李约瑟，著名生物化学家，曾因胚胎发育的生化研究而取得巨大成就，后来他又以中国科技史研究的杰出贡献成为权威。他在1954 年出版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中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在公元8 世纪以前中国社会比西方社会更有利于科学的发展，而到18 世纪以后却阻碍了科学的发展？为什么近代科学的兴起发生在欧洲，而不是发生在处于东亚文明中心的中国？这类问题后来演绎成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国为什么未能萌发现代科学的“中国难题”，这就是著名的“李约瑟难题”。 无独有偶，2005 年初温总理在看望著名的物理学家钱学森钱老时，钱老对总理发出了这样的感叹：回顾过去，这么多年来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出现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超越国民时期培养出来的大师！钱学森认为：“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原因之一所有的大学办学没有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就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 二、“李约瑟难题”和“钱学森之问”的原因分析 （一）中国的封建专制体制阻碍了人们创新思维的发展 尤其是在明朝以后的一段时期内，封建极权统治、闭关锁国的政策，使一大批思想者不得不沉默。“文字狱”使思想禁锢，封建极权统治的大刀，让诸多学者缄口停手，在漫长的寂寞中含泪悲叹。后来出于封建社会没落时期的清朝学者，以他们“没落”的心态抗拒传教士所带来的西方科学，使中国人对近代科学的创建贡献甚微。原来的传统科学技术得不到飞快的发展，对西方新兴的科学又予以抗拒，结果使中国科技打打落后于世界水平。在这一段历史过程中，我们因为目光短浅，因为不尊重知识，没认清形势、认清自己，而给我们的生活蒙上浓重阴影。 （二）中国传统文化对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总体上对人性持乐观主义态度，其主体部分是性善论，即认为人的本性是善的，每个人都有成为尧舜的可能性。从“人性本善”的信念出发，儒家学说进行了完美的道德设计，为理想主义道德的追求提供了理论依据，将理想人格形象定位于君子和圣贤。这导致国家治理的理想主义方案，政治设计的核心是寻求一个“清官明君”式的好人统治，保证选拔最优秀、最可靠、最完美的“德才兼备”者当政。这是“人治”社会的政治设计思路。这种思路将“出相、入将”作为人生最大价值体现，科学和科学家没有社会地位，科学发现与发明没有厚重的社会土壤。尤其是宋代以来，以朱熹为代表的儒家学派，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念，要求人们消除各种欲望，服从集权制度下“三纲五常”制度，杜绝非分之想和奇巧之念，从礼仪乃至从法律的层面禁锢创新意识和行为，严重地扼杀了人们的创造性思维与动力。西方的文化观念对人性持悲观主义态度，一般主张性恶论，认为只有饥饿才能使人勤奋，只有法律才能使人为善。对公共权力也多持否定性倾向，认为公共权力本身就是“恶”，用好了能以“恶”制“恶”，用不好就更是变本加厉，雪上加霜。所以，政治设计的核心是寻求一个好的制度安排，这种制度使“好人”不会变“坏”，使哪怕是“坏人”也无法“作恶”。这是“法治”社会的政治设计思路，这种政治设计思路形成以“国”为特征和单位的西方政治学说，是被公认的现实主义治国方案。这种治理方案注重民主和科学，注重人的价值最大体现，科学发现和科学发明受到极大的重视，科学家受到应有的尊重。 (三)价值取向的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具有重人伦轻自然、重群体轻个体、重义轻利、重道轻器的价值取向特征。儒家思想提倡道德价值至上，关注的是人和社会，肯定人的至上价值不是以否定自然本身的独立价值为前提，形成了“重文轻理”、“重政治轻科学”的社会风气和文化形态。中国历代知识分子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人生理想进行自我约束、自我激励和自我塑造，重视儒家经典和偏爱文学，主张文以载道，崇尚立德、立功、立言。这种道德价值取向把人的兴趣和精力引向道德修养和政治活动，绝大部分知识分子对科技知识或无所用心，或斥之为淫技奇巧，不以从事科学研究为己任。因此，中国古代的科学家并没有身为科学家的自豪感，相反，在中国科技史上做出巨大发明的科学家大多困窘潦倒，结局可悲。北宋时期的沈括是我国历史上少有的百科全书式的科学家，所著科学巨著《梦溪笔谈》被西方人誉为“中国科学史上的坐标”，但他却连遭儒学大师朱熹强烈的人身攻击，其科学巨著也被贬斥为是乱说。追其根源，这可能和我们的核心价值取向有关，使得我们的民族对科学缺乏一种自发的兴趣，使我们对于科学总是有一些隔阂。三、问题给我们的借鉴与启示 (一)以人为本，重视国民科学素养 人类科技发展史证明，人是第一生产力的开拓者，国民科学素养的高低决定着一个国家科技人才的数量和质量，决定着一个国家的科技水平。第八次中国公民科学素养调查结果显示:2010 年我国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公民比例为3.27%，相当于日本、加拿大和欧盟等主要发达国家 20 世纪 80 年代末的水平。国民科学素养和文化有着紧密的联系。文化是人类与自然和社会环境斗争的产物，亦是一个国家、民族长期思想行为教育和统治的沉淀。我国家庭与社会教育长期以来注重实用和功利，忽视国民科学素养的培养。他们衡量教育孩子的标准是用有用和无用来划分。能帮助升上重点中学、大学的有用，能找到好工作的有用，能当上公务员的有用，能权财兼收、有房有车的有用，简而言之是钱、权、名，或曰“成功”的有用。台湾教育部门在反思大学联考制度时说:“一个国家如果大多数国民只知道在个人的近利和物欲中打拼，这个国家的前途着实堪忧。”近年来，迫于就业的压力，一些大学和大学生只注重职业与就业功能，大学生一入校，就探讨将来的职业和收入。长此以往，我们国民的科学素养很难提高，很难造就大批优秀的科技人才。因此我们应当注重科学和人文的动态平衡，转变用单一的模式和标准来塑造人才的格局，改革用人和容人机制，创造各类人才应运而生的环境和文化氛围。探求培养科学素养及新知识能力的机制，重视创造能力、动手能力，转变跟踪国际新科学、新技术的被动为自主创新开拓的主体，使中国社会涌现出更多的创新人才。 (二)打破惯性思维，克服迷信权威心理 中国传统文化带有浓厚的伦理专制主义色彩，在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上，以伦理原则作为绝对价值尺度的衡量标准，重群体，轻个体，强调人对社会的服从，强调家长、师长、长官的绝对权威，要求一致性，反对多样性，忽视独立人格，打压个性化需求。受这样文化的长期熏陶，个人的利益和需要不被重视，从小就被要求听话，从托儿所、幼儿园到大学，听话的就是好孩子、好学生。工作后听领导的话、听组织的话，凡听话的就顺达，不听话的就被纠正。这种削足适履的育人和容人方式不仅导致整个社会缺乏鲜活多彩的个性，在思维领域也会形成迷信权威的惯性思维和从众心理。我们常常习惯于引证权威和书本的观点，执着于执行领导、专家或是书本的方案和意见，导致思维僵硬固化，失去灵性和创意，注重继承和模仿，缺少原创动力。长此以往，抑制了人们探索性智慧和好奇心，阻碍了人格的全面发展，压抑了人们的创造潜能。思维发展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创新性的人才，首要的思维品质就是批判性。没有批判性的思维品质，一个人是不会有太大的创造力的，是不会取得抑或是取得大的创新性的工作业绩的。因此，必须打破“迷信权威”的局面，营造“批判探究”的氛围，消除人们的从众心理、惰性心理，培育大胆质疑、谨慎求证、勇于创新和探索的品格。要结合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特点，弘扬创造性教育，重视人的个体发展对社会的创造作用，挖掘无穷的创新能力，大力培养学习型、创新型的人才，成就经济转型下的中国式创新。 (三)尊重科技人才，提高知识分子待遇 中国要真正崛起，掌握核心技术、成为技术大国是最明显的标志。而掌握新技术一靠重视人才，二靠资金投入。战后日本、德国、以色列的崛起都得益于重视人才和对教育的高投入。中国对教育、科技的投入既不如发达国家，也不如发展中国家，对科技人才的重视也远远未达到应有的程度。2011 年11 月，中国人力资源强国战略高层论坛暨相关成果发布会透露，中国的公务员平均年薪比事业单位人员平均年薪高出一万元，而企业人员的平均年薪又低于事业单位人员。这样的收入现状体现不出科技人才的价值，科技人员的社会身份和地位处于较尴尬境地。我国缺乏尊重科技人才的相关体制机制的支撑，大量的人才不愿意从事科学研究而流向公务员阶层。 另一方面是引进人才问题。中国引进人才往往当成政治任务来完成。有些单位引进人才不是从需要出发，而是当作为政绩为自己贴金，向上交差，人才引进之后就完事大吉。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受益于全球战乱，全世界高科技人才都聚集到美国，造就了美国今日的辉煌。据统计，现在留在美国的顶级科技人才仍占全球的一半左右。而中国高校高科技专业的顶级人才更是成批量流向美国，学成回国者不及 30%。一段时间，中国最好的人才不在中国成为共识。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大力培养和引进有知识、见识和胆识的人才，提高科技人员的待遇，让科学家、教授成为最受人羡慕的职业。同时也要有开放吸收人才的眼光和气魄，面向全球 70 亿人中的人才开放吸收，给他们发挥个人潜力的平台和用武之地，真正发挥引进人才的作用，在开放的心态中成就中国式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