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时期各种思潮
无政府主义
盛行于19世纪后半期的欧洲。其主要代表人物有德国的施蒂纳尔、法国的蒲鲁东和俄国的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等。无政府主义的基本主张是：反对一切权力与权威，否认一切国家政权与社会组织形式，主张绝对的个人自由，要求建立无命令、无权利、无服从与无制裁的“无政府”社会。
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和中国第一代共产主义者都曾程度不同地受到过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其特点有三：一是反专制，二是慕自由，三是求平等。
1907年，中国留日学生刘师培、张继、何震等人受日本无政府党影响，发起组织“社会主义讲习会”，声明其宗旨“不仅以实行社会主义为止，乃以无政府主义为目的者也。”他们出版《天义报》（1901年6月1日创刊，出至第11号被日本政府禁止），宣传无政府主义的思想主张。与此同时，在法国巴黎，李石曾、吴稚晖、褚民宜等接受张静江资助编辑出版《新世纪》周刊（共出121期，至1910年5月停刊）、《新世纪杂刊》，又发行《新世纪丛刊》等小册子，其内容都以介绍巴枯宁、蒲鲁东、克鲁泡特金等人的学说和各国无政府党活动为主。这些对无政府主义倾注了大量心血进行宣传、介绍的旅日与旅法知识分子，多和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有比较紧密的关系，这就使无政府主义对中国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产生了一定影响。
1912年5月，刘师复基于其唯无政府主义才能救中国的认知，决意以振兴无政府主义思潮为己任，在广州创立“晦鸣学社”。大家一
起学习、一起劳动，互相协助，过着大锅饭式的“共产主义”生活，并积极展开宣传无政府主义活动，翻印法国出版的《新世纪丛刊》，从《新世纪》周刊中选择名作辑为《无政府粹言》、《无政府主义名著丛刊》，又创办晦鸣学社的机关刊物《晦鸣录》（该刊印行二期后，被广东封建官僚龙济光封禁，不得不迁往澳门，改名为《民声》，出版了第三、第四期，又遭袁世凯怂恿葡人干涉而被禁，转迁至上海，到1916年共出二十九期）。同时，刘师复又与彼岸、纪彭发起组织了“心社”，规定十二条社约：不食肉、不饮酒、不吸烟、不用仆役、不坐人力车轿、不婚姻、不称族姓、不做官吏、不做议员、不入政党、不做海陆军人、不奉宗教，完全履行者为社员，部分履行者为赞成人。社约中包含着反对封建传统的精神，也有以禁欲主义对抗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企图。师复彻底奉行社约直至去世，据说其“生病很重的时候，医生屡劝先生食肉，先生以死自矣，终不破戒”，这就给世人留下了一个虔诚的无政府主义者的形象。
刘师复提出无政府的要义是反对强权，灭除资本主义制度，建立一个“无地主、无资本家，无首领、夫官吏，无代表、无家长，无军队、无监狱、无警房、无裁判所、无法律，无宗教，无婚姻制度”，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为原则的理想社会。在这个组织的影响下，1914年起，广州的石心组织了“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江苏常熟的蒋爱真组织了“无政府共产主义传播社”、南京的杨志道组织了“无政府主义讨论会”，北京的实社、南京的群社等无政府主义团体也纷纷成立。1911年还出现了一个鼓吹无宗教、无家
庭、无政府“三无主义”的中国社会党。新村主义、工读主义等均属于无政府主义的一种。
实用主义
1919年4月27日，美国哲学家约翰·杜威、夫人爱丽思和女儿露西乘坐熊野丸号驶离了日本熊本港，前往上海。
事实上，到日本讲学时，杜威并没把中国列在他的远东之行计划之内，但在日本期间，杜威接到了北京大学胡适教授的邀请信。恰巧当时北京大学的蒋梦麟和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郭秉文等也在日本，他们登门拜访杜威夫妇，并以北大、新学会、尚志学会、中国公学的名义，向杜威发出正式邀请。
杜威接受邀请后，4月28日《申报》就发布消息说:美国哲学家杜威博士自西京来电，定于30日到沪。并称“博士为世界思想领袖，教育先导”，所以“教育部、北京大学、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江苏省教育会和浙江省教育会均将派代表欢迎”。
胡适也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实验主义》一文，系统地评介了实用主义哲学流派的形成、渊源以及主要代表人物的观点，同时还对实在论、真理论和方法论等实用主义哲学的核心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解说。
关于实用主义的方法，胡适概括为“大胆的假设和小心的求证”，成为流传至今的一句名言。
杜威开始了中国的演讲之旅，并为各地教育界、思想界、文化界留下了许多真知灼见，对实用主义在近代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这也是
后来流传很广的“五大演讲”，即:《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教育哲学》《思想之派别》、《现代的三个哲学家》和《伦理讲演纪略》。
当时，痛定思痛的孙中山很重视杜威前来中国的机缘，而孙中山的知难行易思想也已经形成，所以希望这位世界著名的思想家能对自己有所帮助，于是他坦诚地向杜威陈述了自己的想法。
嗣后，孙中山在他所著《孙文学说》一书里讲到了和杜威会面一事。他说:“当此书第一版付梓之夕，适杜威博士至沪，予特以此质证之。博士曰:‘吾欧美之人，只知知之为难耳，未闻行之为难也。’”孙中山引此文之意主要是用杜威的话作佐证，来证明自己所倡导的“知难行易”说的正确性。通过“质证”，孙中山毫无疑问增加了自信心，强化其重视行动的信念。
杜威当时听后，也受到了很大的触动。次日，在给女儿的信中，他讲述了当时的情景:前总统孙逸仙是位哲学家，这是昨晚我在与他共进晚餐时发现的。他写了一本著作，书中说，中国人的软弱是因为他们接受了以往一位哲学家的说法:“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也就是“知易行难”。所以他们不愿意行动，害怕在行动中犯错误而无所作为。而日本人的力量正在于，他们即便在无知时也去行动，通过自己的错误进行认知。这本书以此向人们证明，行动要比认知更为容易。从此信的描述可见，杜威博士对孙中山的“知难行易”说，也抱有浓厚的兴趣。
杜威来前，五四运动的萌芽已经在中国掀起了一场思想文化领域的革命，“科学”和“民主”成了一种广泛的社会思潮。杜威的到来，从上海出发，走遍北京和华北、华东、华中11省市，讲学15个月，先后在教育部礼堂、清华大学等地作了十六次社会与政治哲学讲演，十六次教育哲学讲演，十五次伦理学讲演，八次思维类型讲演，三次关于詹姆士、柏格森和罗素的讲演，系统地介绍了他的实用主义哲学，在中国知识界产生了极大的反响和强烈的兴趣。
由于杜威的学生胡适和陶行知的帮助，这些讲演发表在《晨报》《新潮》等报纸杂志上。后来这五大系列讲演还被汇编成书，由北京晨报社出版，并在杜威离华之前重版了十次，每版的印数都是一万册，在当时产生了轰动效应，使美国的实用主义哲学在中国广为传播。
在这些讲演中，杜威总想通过不同的角度不厌其烦地告诉中国人，现代西方文明的精髓在于精神文化，中国人若想从西方得到启示，就得从这一点着眼，来改造自己的民族精神。杜威还毫不客气地指出了传统中国文化的痼疾所在，为中国人表现出来的对国家问题的冷漠而震惊。在上海时他问及一个中国人对日本占领“满洲”的看法，后者神色自若地答道：“哦，那是满洲人的事儿。”杜威到北京后，一天从清华大学回到住处去，他看到一个行人被马车撞翻在街
道上，受伤很重，但行人却不予理睬，最后还是一群外国人把伤者送到医院。这件事使杜威觉得，中国人的冷漠是否属于一个民族心理习惯问题。
就在杜威来中国讲学一年之后，即1920年，英国哲学家罗素也来到中国讲学。罗素在世界哲学乃至思想界的地位与杜威不相上下。两人游走中国各地，各逞辩才，宣传自己的思想。往往同一张报纸的同一版面上，两人的讲演录常常交错在一起，构成了当时中国文化界的亮丽的风景。
基尔特社会主义
20世纪初英国工人运动中出现的一种拘泥于地方的、狭隘的、带有手工业气息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基尔特是拉丁文译音，意即同业联合或行会，故又称“行会社会主义”。主要代表人物有彭蒂、奥尔雷奇、霍布逊和柯尔等。主要代表作有彭蒂的《恢复基尔特制度》、柯尔的《劳工世界》和《工业自治》等。基尔特社会主义的主要观点是：认为“工资制度”无论从经济上、道德上、心理上、美学上和精神上看，都是一种罪恶和欺骗，压制劳动者的创造本能，使资本家不劳而获，主张根本废除“工资制度”，建立工人监督工业的制度；为了完成社会改革的使命，主张改组工会，扩大工会的范围，把所有的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都包括在内，把各个工会合并成较大的团体，以形成统一的力量；设想在未来的社会里，应以基尔特为社会单位，按着职业性质不同分成若干基尔特组织，由高度集权的全国基尔特来统一领导，用基尔特制度代替资本主义制度。基尔特社会主义的理论十分庞杂，带有很强的折衷主义的性质。它采用折衷的办法，力图把中世纪行会手工业的狭隘思想同现代资本主义思想、无政府工团主义、费边社会主义思想混合起来。它实质是否定阶级斗争，鼓吹在工会基
础上成立专门的生产联合会。来改善资本主义。只承认改善工人出卖劳动的条件，却不消除的根本制度，反对建无产阶级的政党。从而维护资本主义的根本利益。否认国家的阶级性，诱使工人阶级脱离阶级斗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1918年至1921年，中国的研究系分子也曾大肆宣传过基尔特社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