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为什么贫穷？政府没收了农民土地权
中国农民为什么贫穷？政府沒收了农民土地权
农民为什么穷？我看穷就穷在没有合法、稳定的财产收入。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应该思想更解放一点，动真格地改革农村产权制度。
我认为，农村产权这层窗户纸不捅破，三农问题就只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找不到发病的症结所在。
市场经济的前提是产权清晰，但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虚化了产权主体，农民不是自己宅基地和承包地（林地、牧场）的所有者。我去过很多农民家庭，父老乡亲们两手空空，除了简单的生活和生产资料外，甚至连一件像样的贷款抵押物都拿不出来。
要知道，现在很多行业的前景都取决于农村的购买能力。农民的腰包鼓不起来，整个国家就会失去内需拉动力。
我想，要让农民增加收入，就必须挖穷根，把土地所有权归还农民，在这个问题上树根不动，树梢白摇。
估计中央会担心，这样做有违现行的经济制度。但我的研究表明，党在根据地、解放区和新中国成立初期，所制定的《井冈山土地法》（1928年）、《兴国土地法》（1929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1931年）、《中国土地法大纲》（1947年）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1949年），都是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私有制。
这些法律和文件还特别规定，有公共和军事需要时，政府必须按实际情况为农民换地，或按地价给予补偿。直至1956年6月，一届人大三次会议通过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才规定了入社农民必须将私有土地转为集体所有，并在1975年、1978年和1982年的宪法中予以明确。
有些学者提出，把土地所有权归还农民，有可能造成土地买卖失控，导致严重的贫富分化和对立。个别人还提倡一种“候鸟”模式，需要农民打工时就进城，不需要时就回乡下种地。我认为一些人太自以为是，总是要替农民拿主意。
其实，农民心里有杆秤，他们知道土地是命根子，怎么会简单、幼稚到卖地谋生呢？我们必须从法律上明令禁止兼并农民的土地，优先保护农民的产权。
尤其关键的是，所有出于商业目的的用地，必须与农民对等谈判地上物请求权、自由处分权和相邻关系权等，让农民与开发商共享永久的商业利益，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一次性补偿了事。
至于公共建设用地，也应该尊重农民的意愿，或者更换其他地块，或者按市场价给予补偿。这是一步活棋，走好了就会盘活全局，困扰多年的三农矛盾不仅得以化解，还可以顺利实现农村土地升值、农业资本盘活和农民收入增加三大目标。
农业为什么困难？
农业为什么困难？难就难在孤立、分散的耕作方式，长期缺乏科技创新、资本投入和产业提升，工业之水难以浇灌农业之田。
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胡总书记就提出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重要论述，但5年多过去了，真正用心体会和理解的人不多。
我认为，以农户为经营主体的传统农业，根本无法承受经济社会发展之重，十分有必要引进工商资本进行适度规模经营，让工业反哺农业能够真正落地，引工业之水灌农业之田。
个别有话语权的人至今还在讲：“我们鼓励工商资本下乡，鼓励他们对农业产前、产中、产后进行服务，但不鼓励工商资本长时间、大规模地直接参与农业经营。”
这种模糊的态度确实让人莫名其妙，企业家对自己的投资行为负长期责任有什么错呢？我觉得，对工商资本下乡总拿不定主意，只会造成弱势的农业走不出困境。
我认为，需要用正面的态度看待这个问题。在山东安丘，同样是种菜，从引导农民种什么，到培训农民怎么种，一批企业家在这里制定了33个生产规程、200多个国际生产标准，建起了50万亩标准化蔬菜基地，产品源源不断走向世界。
依我看，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农民手里没钱，农民在过去60多年为工业化无偿奉献了30万个亿，其中75.1%来自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13.2%来自农业税，11.7%来自银行储蓄。在过去30多年里，农民还为城市化被强制剥夺了土地级差收入30多万个亿。
俗话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解决三农问题，需要中央下决心纠正“先工业、后农业，先城市、后农村，先市民、后农民”的习惯性做法。我了解到，下乡的工商资本90%以上都是民营企业，他们之所以选择下乡，是因为垄断性行业挤压了他们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因此，对这些企业家应该高看一眼、厚爱三分，伤害他们本质上就是伤害农民。
吴敬琏：把土地永久经营权还给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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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5-17 20:35:16
来源：搜狐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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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敬琏教授在会上发言[保存到相册]
搜狐财经讯 5月17日，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北京校区举办的“2015第四届中国国际农商高峰论坛”上，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教授发表了关于农村土地改革的主题演讲。吴敬琏用中国传统土地所有制度解释了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的概念，认为应把土地永久经营权还给农民，收益归个人，而且是永久的，否则经营者不愿意投资。而土地所有权收益归集体，收益用于农村公共财政支出。
吴敬琏同时表示，建立一个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经营权流转市场是目前的突出问题。
对于规模化的现代农业该如何经营，吴敬琏认为工商资本进入农业后，直接介入生产恐怕比较困难，可以介入生产流通的其他环节，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以下为吴敬琏教授演讲实录：
吴敬琏：
我的专业和农业离得很远，我想我们这么多方面的官员、学者，还有我们企业界的朋友，世界上农业搞得有声有色的荷兰朋友一起来讨论，我想提一点问题，是不是我们能够在今天的会上大家互相交流，解答这些问题。
从十八届三中全会前年通过决定以后，对于农业的改革和发展大家期待已久，我们现在半数的国民是住在农村，如果加上一些在城市里工作的，我们大部分的国民都是跟农村有关系的，我们农业到底情况如何，对我们这个国家和人民来说事关重大，大家有很高的期待。
我们也知道，在一些重大的问题上，在国内有很不同的意见，去年11月中办和国办发了文件以后，看起来我们农村和农业的改革正式拉开了帷幕。这个文件叫做关于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从标题可以看到有两个主题：
主题一，经营权的有序流转。主题二，农业的适度规模经营。
前一条是后一条的前提，从我们农业确实已经进入到这么一个时期，需要有规模化的经营了，要走向一个现代的农业，它一定是一个规模化的农业，而不是像原来那样，一家一户很小的农场。要做到这一点，它就有一个产权问题，产权在制度的建立，是农业现代化的基础，这两个关系很明确。
在这两个主题上，我们都需要进行深入地讨论，怎么来把这两条落到实处，这个文件指出了基本的方向，但是也要具体地落实，有很多问题都需要研究。我想提三个问题：
问题一，怎么来理解三权分置。过去一个很大的争论，有一种意见认为土地的所有权应该还给农民，因为土改以后土地所有权是农民的，后来加入合作化、公社化以后变成集体的，另外一种意见认为集体所有制还要坚持。我看了这个文件的一些阐述以后，我个人的感觉，是不是三权分置是不是解决争议达到共识的一种方式，我个人认为是可以的。所谓三权分置就是把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分开设置，经济权就可以流转了，流转的是经营权。但是我看了一些解释的文章，好像中间还是有不够明确的地方，我们这些是做经济学研究的，常常用经济学去理解这样的东西，经济学你怎么定义这三个权。
我觉得从传统的理论来说，是完全可以解释这三个权的分置，实际上是合适我们中国土地所有权制度，是能够衔接的。我们大概从宋朝就开始永佃制，这个说法不太能反映它的本质，永佃制一个核心的内容就是把土地所有权分成两个独立的权：
权利一，就是所有权，权利二，有人把它叫做永佃权的，其实多数不是这么叫，多数大概把它叫做田面权，把所有权叫做田地权。
我是苏南常州人，在江南地带到了清朝已经非常普遍了，这两个权（田地权和田面权）都是可以独立存在和买卖的，或者流转的。在经济学意义上，我们如果用马克思主义
经济学来说，所谓田地权就是取得绝对地租的权利，田面权就是取得其他地租的权利，绝对地租就是土地因为它的有机构成低，所以它能够得到高于平均利润的回报。如果用马克思的话来说，从所有权垄断所取得的收入，其他地租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用经营垄断所取得的收入，是由土地投资的超额报酬所构成的。
这里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正所谓三权分置，所有权就是我们传统上讲的田地权，所谓经营权就是我们传统的土地所有制度里讲的田面权。这两个权都是独立存在的，但是承包权不太好说，在我看来可能是经营权的一部分，但是也有解释这是所有权的一部分，这个跟传统的架构、理念，到底定在什么地方，不是太清楚。如果是这样的话很清楚，田地权（所有权）是存在的，它是集体的，它的收入是用来给集体所有者（也就是村委会）给全村的居民处理一些公共的支出。田面权是一个独立的权利，是可以抵押、出租、买卖这么一个权利，这样的话，历史可以衔接，跟过去主张要把土地所有权还给农民的观点也是可以衔接的。
比如我自己，在上上届领导要交班的时候（2002年）江泽民总书记曾经组织过一些座谈会，中间包括了农业，我在那个会上就提这个意见，我是主张要把土地权还给农民的，但是我是明确地说，所谓还给农民的是田面权，不是田地权。去年中办和国办文件是我可以接受的，我认为这个意见能够解决我的问题，因为所谓要明确土地所有权根本的问题不在绝对地租，在其他地租，因为你只要不把这个权利落实到人，经营者就不愿意投资。
有人说把承包权延长到30年，他就可以投资了，但是我说不行，第一你30年最后总要到快要到期，快要到期的时候，他就不愿意投资了。另外一条，土地的投资收益的期限超过30年，这是大的土地投资，它也是不愿意投了，因为收益拿不到了。有的经济学家，比如海南的迟福林他们的意见就是把永远经营权还给农民，他们提出的意见也是这样，并不包括田地权，田地权收益比较固定，它用来给村里面的一些公共支出作为财政支撑，是可以的。而且不但要把永远的经营权给他，而且应该可以流转，这样才能够规模经营，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转移用途了，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中，怎么来让一些不是经营农业的资本的进入。
这是第一个问题，到底怎么来理解这三个权，它的经营本质是什么，要弄清楚，否则因为同样一个词，大家都用这个词，经常发生这样的问题，它的含义改变了，所以要有明确经济学的定义。
问题二，有序流转。最近一些文件里讲了6种方式（转包、出租、互换、转让、其他）。这些方式我认为只要它是一个独立的产权形式，所有的产权的功能都应该有，这里有一个问题，怎么做到有序？我们这里有很多实践的经验，可以来交流，现在正在做第一步就是确权，确权以后有了产权的证书，他就进入流转的过程了。最近发生的事情，资本进入
了，进入过两天又退出了，结果土地就撂荒了，这就是我们流转市场没有把它建立一个有序的流转市场。
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我们要建立一个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这个市场体系里当然包括土地市场，特别是现在我们要突出的就是怎么能够建立一个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经营权流转市场，这是我们面临的问题。
问题三，经营方式。中办、国办的文件说，要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这是我们农地改革的一个目标。规模经营就跟我们今天会议一个主题，跨界工商资本怎么进入农业有关了，但是还有一个更加基本的问题，规模经营的现代农业组织形式是什么？经营方式是什么？看起来我们会议发的指导文件主要是要工商资本进入，它就能够像一个规模化的现代农业发展，但是这个跟我们的理解有一点差别，我们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
1998年的十五届三中全会，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有个决定，这个决定里有一个对我们研究经济学的人来说，一个很突出的事情，它有一段话说，家庭经营方式是最适合农业的经营方式，家庭经营方式不仅适应于以手工劳动为武的传统农业，也能适应采用先进科学技术和生产手段的现代农业。也就是家庭农业跟资本主义的大农场的经营方式，要雇佣劳动的一种大农场的经营方式。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认为现代化的农业是另外一个，不是家庭经营方式。
我们知道这个判断最早是杜老他们提出来的，后来陈锡文同志在80年代的一本著作里，详细地阐述了为什么是这样。这个判断现在我们看，对还是不对？我们现在讲规模经营，是不是还是一个同意过去1998年的判断？我个人认为，从生产来说恐怕还是这样，我不重复地说，可以看一下陈锡文在80年代的著作，或者我们中欧的教科书里附属了杜老和陈锡文他们这个分析，这个好象没有变，因为他的基本性质没有变，就是说农业，不管是种植业、广义农业（林牧渔）都是跟动植物的联系在一起的，它对自然的不断变化，必须要非常敏感地做出反映，而且它的结果是在生命过程的终点出现的。
基本的论据好像并没有改变，于是这就来了一个问题，规模化文件里也讲了，重点是培育家庭农场怎么变成规模化，不管是土地广义（比如美国这样的国家）大农场是大型农场，在土地比较少的也是家庭农场，人口众多的像日本。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工商资本应该做什么？金融资本可以进入农业，工商资本可以做什么？我觉得可以做的事情还很多，直接去搞生产这个事儿恐怕比较困难，今天带来我的两个同志，是我们乐平基金会下面一个公益机构，它要介入这个就是因为要把无公害的（主要是蔬菜）送到每家每户，这中间有许多环节，这些环节应该如何组织？如何制订规则，如
何把这个市场组织起来，我们想用公益的一些投入，来把这件事儿（这个制度体系是个公共品），这个公共品要公益组织来参加来做。我跟我这些同事们也常常交流，就发现这里面问题非常多，欧洲国家、美国这样的国家，它的合作化，它也非常普遍，不在生产环节，在流通环节、商业、金融，我们现在叫做专业化作社，那是农民自己办的，这个专业化作社当年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第一个其实是19世纪的新奇士橘子，这是加州的橘子销售合作社，农民自己办的。除了农民自己办的，其实我们的社会资本也可以大力地介入，因为它有许多的环节，农业从开始生产到每个人进嘴，中间有许许多多的环节。
这许许多多的环节在过去的苏联式的社会主义体系中，它的办法是把它都纳入一个国家全社会、全国的大企业，变成一个企业，各个环节都用计划来进行控制，看来这个办法是不行的。各个环节之间怎么能够连起来？农民可以自己办专业合作社，因为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就有很大的争论，是不是要学日本、台湾靠农协自己来办，农协也有它的金融部、销售部来办，当时没有得到领导的同意，所以后来这个就很薄弱。现在好像有一点可能性，能不能够把这种方式（农村自己办的方式）比较全面地恢复，现在已经做了一些了，为什么立了一个专业合作社法，就是因为要发展这一类的流通领域的合作、金融的合作、供销的合作等等。
我们的社会资本能不能介入？如何介入？都是值得我们深入地来进行讨论的。
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对于三权分置准确的理解。第二个问题是经营权流转市场的组织、规则、监管应该怎么做。第三个问题是规模化的现代农业的主要经营方式应该是什么，我们的工商业资本、金融资本如何能够促进向现代农业的转变过程。
希望我们的会议取得成功，在这些方面都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些好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