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武汉会战对抗日战争的历史意义和影响(下)

（接上期）

三、武汉保卫战对于抗战时期中国爱国主义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用历史的眼光来看，爱国主义和民族大义具有其自身的发展轨迹。古典爱国主义的含义有两层，其一是如霍去病“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豪情，祖逖“渡江击楫”，扫尽胡氛的壮志，其二便是象岳武穆般集爱国忠君于一体的“精忠报国”的观念。古典的民族主义则基本上是以中原汉民族的利益为中心，以保护农业文明不受游牧文化骚扰破坏为宗旨。虽然古典的民族英雄和爱国志士们在思想上有着中古时代的局限性，可是他们的节操、骨气与事迹对后世的人，尤其是对投身抗日洪流的志士影响极为深刻，我们在研究抗战历史的时候，不能忽视传统文化对广大国民党军人的深刻影响。比如说在武汉会战里指挥中国军队取得万家岭大捷的名将薛岳，原名为薛仰岳（即崇仰岳飞之意），他后来认为要做就做真岳飞，遂去“仰”字。另一位抗战名将白崇禧，是回族人，据其子白先勇回忆，其父一生只会唱《满江红》这一首歌，还常常教子女唱，并以做匡复宋室的岳鹏举自勉。抗战中的国民革命军新一军军歌也流露出很强烈的古典爱国主义色彩，歌词云：“君不见，汉终军，弱冠系虏请长缨；君不见，班定远，绝域轻骑催战云。男儿应是重危行，岂让儒冠误此生？况乃国危若累卵，羽檄争弛无少停！（未完）”，俨然透露出汉唐边塞诗歌的悲怆和慷慨，而当郝梦龄、刘家琪殉国后，以蒋中正名义发表的祭文可谓慷慨悲歌、古风十足：

“……维两君子、义愤填膺、整我六师、为国干城、跃马横戈、转战三晋、忘家忘身、风云气奋、十郡良家、八千子弟、步伐止齐、指挥如意、矢尽援绝、空拳犹张、裹创鏖战、洛血封疆、关张效命、巡远效忠、生养浩气、死为鬼雄……”

随着时代的变迁，爱国主义的内涵和外延也都相应地丰富和扩大，抗日战争则将传统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层次。武汉大会战则是抗战８年里我国爱国主义发展的一个里程碑。首先，国共两党在武汉时期的合作是两党关系史上的蜜月期，统一战线在武

试论武汉会战对抗日战争的历史意义和影响(下)

方志翔（江汉大学发展研究院城市研究所）

彭建（武汉博物馆助理馆员）

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在武汉街头宣传抗日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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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和巩固，这表明抗战时

候的爱国主义已超然于党派和民族与各个阶层，有了焕然一新的面貌。早在徐州会战时期，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白崇禧曾专门到汉口的八路军办事处就台儿庄战役的部署和周恩来与叶剑英探讨过，周建议国民党军队面对技术上占绝对优势的敌人时，应采取运动战为主、游击战为辅的战术，后来周恩来还委托张爱萍将他拟订的对台儿庄战役的预案转呈李宗仁，周恩来的建议得到了李、白二人的赞同和贯彻，对于促成台儿庄大捷有很大的

作用。叶剑英在保卫武汉时期，在《新华日报》

上发表了《论目前战局——

—注意敌人沿江跃进》的评论，对正面抗战提出了许多有意义的

主张和意见。总的来说，国民党在武汉抗战时

期所作的军事和政治上的决议，基本上都得到

了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和协作，两党在团结抗日

的问题上有了进一步明确的共识，互动甚为默

契，不仅形成了武汉会战时期“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的波澜壮阔的场面，也为以后

“重庆抗战时期”国共继续合作奠定了基础，同时，中间党派、海外华人、宗教人士、少数民

族的代表也于那段特殊的岁月里在大武汉留

下了他们的足迹。美国人白修德在其著作《中

国的惊雷》里曾论道：“全中国都动了，人们从

沿海漂流到内地，在这临时的首都（汉口）聚

成混乱的涡流。南方和西南的军阀部队开来参

加战争。中共把他们的游击队加速开入支撑日

军阵线的错综复杂的交通线内。在汉口，政府

和中共人员在同一会议内开会，制定进行战争的共同计划……共产党人参加着军事委员会

议。”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武汉会战最为艰难的时期，远在陕北的国民参政员毛泽东给抗

战前的夙敌蒋中正写了一封辞情俱佳的书信，节选如下：

“蒋介石先生惠鉴：

恩来诸同志回延安称述先生盛德，钦佩无

余。先生领导全民族进行空前伟大的民族革命

战争，凡我国人无不崇仰。１５个月之抗战，

愈挫愈奋，再接再励，虽顽寇尚未戢其凶锋，然胜

利之始基，业已奠定，前途之光明，希望无穷。……因武汉紧张，故欲恩来同志不待会议完毕，即行返汉，……此时此际，国共两党，休戚与共，亦即长期战争与长期团结之重要关节。泽东坚决相信，国共两党终必能于长期的艰苦奋斗中，克服困难，准备力量，实行反攻，驱逐顽寇，

而使自己雄立于东亚。”言辞中充满期待和鼓励，在表明了国共两党

“兄弟御侮于墙外”的决心和信念之时，也为两党的领导人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历史瞬间。国共两党的合作，无疑推动了爱国主义的发展，巩固了保卫大武汉军民的斗志和士气。其次，武汉会战也升华了近代都会武汉的城市精神。１９３８年的武汉，民众的爱国主义如怒涛排壑，不可遏止，达到了抗战前期的顶峰。武汉大献金、火炬大游行、公祭抗日烈士等活动所烘托的气氛已具备了崇高、悲壮的美感（其昂扬澎湃之情绪在前文已有表述）

，中国民众团结抗日的热情在武汉已到了白热化的地步。对此，白修德也曾回忆：“１９３７年至１９３８年间的冬天，中国发生了奇迹。政府所在地搬到了上游的汉口，

……而中国空前未有的最完全的团结，在汉口存在了好几个月。”他很惊奇地表示：“其时曾在武汉呆过的人，从没有能够精确地说明这武汉精神是怎么回事。”!

$#的确，中国人以前所爱的国家是一姓之朝代，所效忠的民族往往是大汉族，所抗击的敌人也只是塞外的胡人，这种“华夷之辩”的种族意识甚至影响到了辛亥革命的革命志士。

我军在大别山地区阻击日军研究探索?试论武汉会战对抗日战争的历史意义和影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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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建立后，中国第一次成了国家的名字，爱国主义也不复为以往的胡汉对立的观点，而有了新的发展，而抗日战争却在很大程度上重新刷新了国家民族的含义，大家要保卫的是长江、黄河、是中华民族和一个大中国，要和共同的敌人日本做殊死决斗。在此役里，爱国精神已破除了历史的局限和民族的藩篱，为中华民族每一份子所共有。白修德眼中的“武汉精神”既继承了古代爱国文化，又有着当时鲜明的时代和地域特征。

近代武汉以九省通衢的地理优势和三百年商业文化的积累，早已凝结了自己独特的精神和骨气。“汉口的政界精英，实业界的大腕与华商，时时与外商争雄。”“在众多的西方财团面前，不惧怕、不盲从、不务虚，在人格上竖起了敢抗争、敢创新、敢藐视的精神境界，从而铸造了近代其他城市少有的一种昂扬精神，”!"#这即是汉口精神，也是大武汉的魂魄。历史证明，从张之洞的洋务运动到武昌首义的枪声，再从１９２７年北伐定都收回英租界到１９３８年的武汉大会战，武汉人的血气和不屈不挠的风骨已不只为商人、政界人士所有，而是弥漫于大武汉上空的民族和地域的一种文化，融入到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和气魄中，尤其在武汉抗战时期，大武汉不畏强暴、勇赴国难的气节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成为支撑１９３８年的中国抗战的铮铮铁骨，武汉精神也得以成为以坚忍、牺牲而著称的“重庆精神”的先驱和基石，从而极大地丰富和充实了抗日战争时期的爱国主义的民族主义的内涵。

四、武汉会战为抗战的“工业西建”和人口大迁徙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为了免于经济资敌，提出了焦土抗战的策略。在政府的协助和组织下，华北、东南沿海城市的工业设备和厂家纷纷内迁。据统计，上海、河南、山东等地向武汉迁徙的厂家共有１７０余家，武汉会战爆发前，武汉的工厂已达到７００家，年工业总产值达到２亿元以上。由此，在上海、南京、北平等大城市失陷之后，原本经济实力就相当雄厚的武汉在中国的经济地位迅速上升，成为国民政府控制下的唯一的门类齐全的工业大都市，１９３８年的武汉不仅成为国家的政治中心，而且也是抗战的经济中心。在武汉大会战期间，武汉的经济运作基本上被纳入了战争体制中，为国家抵御外侮贡献了大量的物资、人员、车辆、辎重，同时在武汉的设备、工厂于会战爆发后即有计划、有秩序地往后方转移。尤其到了“武汉抗战的最后一个星期内，疏散工作到了伟大的地步。”!$#据史料记载，仅“１９３８年８月，敌机空袭武汉１２次，投弹１７１５枚，全市死伤３１１２人，在这样的情况下，武汉工人阶级英勇斗争，抢拆、抢运出武汉地区大部分工厂的机器设备……据统计，因战争受损的设备约为１１４００吨，材料１９５００吨，工业上蒙受的损失比其他工业城市都要小。”!%#

在政府和实业家、民众的协作努力下，数月以来，从武汉迁出的物资，设备有１０．８万余吨。除由外埠迁到武汉后继续内迁的企业外，武汉本地内迁的工厂有２５０家，其中迁入四川的有９８家，迁入陕西的２１家，迁入湖南的１１５家。迁入工厂有机械、轻工、化工、纺织、水电等门类。前线将士的喋血鏖战，为武汉工厂的内迁争取到了几个月的宝贵时间，武汉工厂的内迁，是抗战时期规模最大的一次工业迁徙，实际上也是中国经济重心的一次大转移。这些在武汉会战期间西迁的工业，大大充实了西南大后方的抗战的经济实力，也加速了落后的西部地区的现代化建设的步伐，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比如汉阳铁厂部分内迁后改为重庆钢铁厂，在四十多年里一直是我国大西南的重要钢铁厂，当年许多主要设备在四十年后仍在运转。而在大迁移之前，“重庆的近代工厂不过１０余家，各地工厂内迁后，重庆嘉陵江及长江两岸新建的工厂连绵不绝，成了新的工业区，而在新建的六家纱厂中，由武汉迁建的就有四家，１９３９年迁到重庆的１０４家机械厂，由武汉迁建的就有４６家，其中汉阳周恒顺机器厂成了战时重庆几家最大的民营机械厂之一。”!&#武汉抗战时期的工业内迁使陪都重庆在抗战期间成了新的工业中心，奠定了我国西南和西北工业区的基础，为持久抗战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和

武汉文博?第四期２２

经济基础，并且对今日重庆和西部地区的的繁华和发展也起到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在工业西迁的同时，武汉地区大量民众的疏散也在周密的计划中有组织的进行。早在南京失陷后，武汉行营和湖北省政府便已着手组织民众的撤退与转移。持续几个月的武汉大会战为民众的疏散争取了最宝贵的时间。武汉原有人口为１２０万，在几个月中，被疏散人口达到８０万，截止１９３８年１０月２４日，路经武汉辗转至大后方的民众则逾２００万。这些由教师、工人、农民、商人、公务员等多种职业、多种身份的人员组成的西迁大潮，造就了中国历史上极为罕见的族群大融合，他们为落后的西部地区注入了活力，也带去了抗战胜利的曙光和希望，武汉抗战为铸就此一壮烈的历史奇迹而作出了重大贡献。在中国的抗日战争历史中，“工业西建”和人口迁徙并不仅仅是简单的流亡和逃难与搬迁重建，在漫长的跋涉之中，无数个生命的个体承载的却是同一种命运和使命，大转移成就了强劲的历史合力，武汉抗战的精神也由大迁徙的浪潮而远播到西部的复兴基地，成为塑造“重庆精神”的力量源泉。对此，西方著名的传记作家布赖恩?克罗泽作出了较高地评价：“（汉口撤退后）在远离东部地区数千里的西部四川省，工厂和钢铁厂重新组装起来，一些设备厂则隐蔽在山洞里。中小学和大学也向西部转移，到１９３９年秋，在大学注册的人达四万——

—比战前的最后一学年多了８０００多人，基本力量和设备的保存是一个鼓舞人心的胜利。”!"#

五、武汉抗战间接拖延了日军北进和南下的步伐，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部分，具有重要的国际意义。

１９３６年８月７日，日本的广田内阁召开了五相会议，通过了《基本国策纲要》，提出为“谋求帝国的生存与发展”，就要“稳步地向海外扩张”，同时“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的地位”，实现所谓日满华三国紧密提携，并“向南方海洋发展”的政策。!$#这是日本帝国首次鲜明地提出要对中国进行武力侵略，会议还要求陆军军备对抗北边苏联在远东的兵力，海军军备对抗美国在西太平洋的海军势力，谋夺日本在该地区的制海权。《基本国策纲要》的出台，涵盖了日本侵华、北进攻苏、南下谋夺东南亚、太平洋的战略企图，基本勾勒出了日军在二次大战期间的军事动态。

１９３７年芦沟桥事变后，日军大本营迫切希望以速决的方式解决掉中国的抗日力量，然后北进苏俄和南取太平洋，开拓“万里波涛”，实现“八弘一宇”的目的。从１９３７年到１９３８年，是日本军队气焰最嚣张、进攻最猛烈的阶段，也是中国抗战牺牲最大、打得最惨烈的一年。而在武汉会战中，中国军人却以低劣的武器和马革裹尸的豪情嵌住了日本帝国“太阳的血光”，不仅彻底粉碎日军“速战速决”的战略企图，还间接迟滞了日本帝国南下的时间，打破其原定“北进”之企图。从１９３７年芦沟桥事变到武汉会战为止，日本陆军的７０％的力量，约３５个师团都陷入了中国的战场中。武汉会战以后，对日本而言，不仅三个月灭亡中国的梦想破灭，而且战争明显呈现了胶着和遥遥无期的势态。１９４１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陆军主力基本上仍然被中国战场所牵扯，日军由此陷入了两线作战的尴尬境地。而“北进”苏联西伯利亚的野心，在速决战演变为持久战后，根本就没有实现过，苏联由此也避免了在战争中腹背两面受敌的局面，从而得以在苏德战场上放手一搏。

由此可见，武汉会战的影响当并不局限于中国境内，中国在“苦撑待变”期间的奋斗虽然孤立，但是仍具有相当程度的世界意义。１９３８年６月１０日，即武汉会战爆发之时，蒋中正在答外国记者问中表示：“…况日本今日之侵略的行为，不仅为中国之一国敌人，而实为公约各签字国之共同敌人。”１９３９年９月９日，在欧战爆发之后，蒋中正在第四次国民参政会上致开幕词时说：“中日战争问题，就是世界问题，而且是世界最大的问题……”“中日战争就是世界战争的起点，亦就是世界战局的重心。”!%#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９日，中国政府对日宣战文告也开宗明义写道：“日本军阀素以征服亚洲，独霸太平洋为国策。数年来，中国不顾牺

研究探索?试论武汉会战对抗日战争的历史意义和影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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牲，继续抗战，其目的不仅所以保卫中国之独立生存，实欲打破日本侵略之野心，维护国际公法之正义，及人类福利与世界和平……”从这个层面上讲，１９３８年的武汉保卫战的确是一个世界性的重大事件。武汉会战是在几无任何国际援助的环境下进行的，在西方诸国对德、意、日还采取绥靖政策之际，包括武汉保卫战在内的中国的抗日战争，对国人而言，是为民族的尊严和存亡绝续抗争，对世界而言，则是为捍卫国际正义、人权、公法、自由等诸多文明和普世价值的孤军奋斗，故而艰苦卓绝的武汉会战被时人比喻为“东方马德里保卫战”。从战争的规模、战役的次数、双方投入的兵力、惨烈的程度，１９３８年中日之间的武汉会战绝不逊色于二次大战战场上的任何一次战役。在整个世界大战的战局中，每一次大的战役都不同程度都被历史赋予了“国际化”的意义，武汉会战亦然。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武汉大会战先于二战全面爆发一年有余，并且较苏德战争、太平洋战争的交战国实力而言，武汉会战中的中日两国间的力量对比要比前二者更为悬殊。总而言之，从会战的意义而言，它不仅是全程抗战的一个重要环节，而且对于世界反法西斯的战局也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１９４１年以前的中国在国际上处于极其孤立的地位，而在武汉抗战时期，中国得到了许多国际人士在道义上的支持，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理解了中华民族御侮抗敌的正义性，谴责日本军队的野蛮和凶暴。

日本反战的文化名人鹿地恒、池田幸子（此二人是夫妇）、绿川英子抗战期间都在武汉留下了足迹。他们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抗击法西斯的工作中。在郭沫若的推荐下，鹿地于１９３８年３月在武汉的国民政府中担任了设计委员，在第三厅第七处（对敌宣传处）从事反战工作。他在武汉参加各种集会，以日本公民的身份，用在日本切身的感受向在汉群众揭露日本法西斯的罪行，鼓舞中国军民争取胜利的信心和士气。他的夫人池田幸子也是一位反战作家，这位深明大义的女性在１９３８年“七?七”周年纪念大献金之时，捐赠了２０元宝贵的生活费，她还把自己的一大笔稿费寄给了朱德总司令，给八路军以热切的支持。鹿地夫妇在中国生活了８年，和抗战相始终，为中国的抗日战争贡献了全部的力量。

１９３８年１月，史沫特莱女士以英国《曼彻斯特卫报》特派记者的身份来到武汉，她一面参加红十字会医疗队救死扶伤，一面积极开展舆论宣传，在全世界范围内为中国抗战争取道义和物质上的支援。她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向西方美国、英国、加拿大交涉，谋求这些国家财政、人力援助和海外物资的援助。在她的努力下，加拿大人白求恩、印度的柯隶华医疗援华队渡过重洋，来华服务，为中国的抗战作出了重大的贡献。《红星照耀中国》的作者斯诺在会战最艰难的时刻，赶赴武汉与中国人共济时艰，他在汉不仅发展了与周恩来的友谊，还结交了郭沫若、叶挺等新朋友，他还在武昌珞珈山采访了武汉会战的统帅蒋中正，对于蒋的抗战热情和决心作了客观的报道，并赞许了宋美龄在汉所作的战时工作。在武汉，斯诺和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在周恩来的协助下，促使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成立，“工合”在抗战时期的中国迅猛发展，成为战时经济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安娜?路易?斯特朗在抗战时期也来到武汉，向武汉军民广泛介绍马德里保卫战的经验，并从武汉到山西太行八路军处采访，连接不断地向世界各国人民介绍中共的游击战的经验。

与此同时，美国友人中华圣公会、鄂湘教区主教吴德施、苏冰心、史迪威、法国记者蕾拉、荷兰著名摄影记者伊文斯、国际学生代表团等各种职业的诸多外邦人士都聚集武汉，或热心于人道的救济，或倾力于舆论上的支持，以期武汉抗战的伟大为世界所了解。伊文斯所拍摄的《四万万人民》（《１９３８年的中国》），当时在世界上反响甚大。

总而言之，武汉会战对中国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起到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它让狂妄的日本军国主义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有力地支援了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抗击，改变了世界多元化的格局，其影响和历史（下转第４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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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６年１１月２１日，《掌上清风——

—明清扇面书画展》在广东省博物馆书画展厅开幕，该展览展期两个月，至２００７年１月２１日结束。

广东省博物馆素以收藏明清以来的书画著称，无论数量还是质量，在全国同类博物馆中堪称翘楚。这次展览展出的１２０件作品是从广东省博物馆馆藏数千件展品中精心挑选出来的，囊括了广东省博物馆馆藏扇面书画之精华，其中包括明代吴门画派主要代表人物沈周、文征明、唐寅的书画作品，明末董其昌、清初恽寿平以及晚清徐三庚、居廉、居巢等等著名书画家的作品，代表了各个时期的主要风格。通过这些作品，我们可以大致了解明清书画发展的过程，同时亦可了解扇面这种独特的艺术载体所表现出的艺术魅力。

（采自中国文物信息网）

广东省博物馆举办“掌上清风——

—明清扇面书画展”

（上接第２４页）意义必将在二战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注释：

!"#（美国）白修德《中国的惊雷》５８页

!$#（美国）白修德《中国的惊雷》５８页

!%#董玉梅《浅谈近代的“汉口精神”》《武汉春秋》２００４年第３期４４页

!&#（美国）白修德《中国的惊雷》６３页

!’#《武汉春秋》１９８３年第二期

!(#《武汉春秋》１９８３年第二期

!)#（美国）布赖恩?克罗泽《蒋介石》十五章日本全面侵华２０１页

!*#《世界通史?现代卷》５０３页

!+#《中国通史》第２１册２５９页

参考文献和书目：

《武汉抗战史料选编》武汉市档案馆、八路军办事处旧址纪念馆、武汉图书馆合编

《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江苏古籍出版社

台湾抗战文献纪录片《一寸河山一寸血》台湾卓越传播公司制作蒋纬国等监制

《抗日战争史》何理著上海人民出版社

《武汉会战研究》陈富安刘光明主编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

《我的父亲蒋中正?抗日御侮篇》蒋纬国著香港东方出版社有限公司

《中日战争史》胡德坤武汉大学出版社

《武汉抗战史》欧阳植染陈芳国主编湖北人民出版社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出版

《武汉会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

《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黄仁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蒋介石生平》宋平著吉林人民出版社

《扬子前线》（英）弗雷达?阿特丽新华出版社

《湖北通史?民国卷?抗战的武汉时期》章开沅张正明罗福惠等主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中国的惊雷》白修德新华出版社

《第二次世界大战画史》世界知识出版社

《蒋介石》（美国）布赖恩?克罗泽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燃烧的太阳—国民党正面战场抗战纪实》张洪涛张朴宽著团结出版社

《中国通史?第十二卷?近代后编（１９１９—１９４９）》王会林郭大均鲁振祥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东史郎日记》（日）东史郎江苏教育出版社

《世界通史》人民出版社

《七七事变实录》刘绮菲编团结出版社

《中国人?中日战争之我见（蒋介石其人其谋、为什么日本必败、中华民国的真相）》林语堂学林出版社

《剑桥中华民国史》费正清上海人民出版社

《武汉城市发展轨迹—武汉城市史专论集》杨蒲林皮明庥主编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

《百年忧患》—知识分子命运与中国现代化进程东方出版社何晓明

（责任编辑涂家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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