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库 最新最全的文档下载
当前位置:文档库 › 最近十年国内家庭社会学研究的理论与经验

最近十年国内家庭社会学研究的理论与经验

最近十年国内家庭社会学研究的理论与经验
最近十年国内家庭社会学研究的理论与经验

最近十年国内家庭社会学研究的理论与经验

唐灿

中国家庭社会学的研究大体可划分为三个时期:一是20世纪30-40年代伴随新文化运动而起的学术繁荣时期,产生了一大批研究婚姻家庭问题的名家和名篇名著。如,潘光旦所著《中国之家庭问题》、李景汉的《五百一十五农村家庭之研究》、孙本文著《现代中国家庭问题》,以及费孝通的名篇:《生育制度》和《乡土中国》,等等;进入50年代,随着社会学被取缔,婚姻家庭研究进入相对沉寂时期;第三个阶段是自1979年社会学恢复后,婚姻家庭研究再度兴起并持续发展的时期。有人将这一时期又分为三个阶段:1979-1990,被称为奠基阶段,婚姻家庭迅速成为热点研究问题;1991-1996,被认为是发展成熟阶段,研究主题、方法和视角都进一步丰富化;1997-2000,则是研究降温阶段,随着改革的深入,社会学研究的中坚力量转向关注其他更为重大和严峻的社会问题,著作文章明显减少,但主题更加多样化,研究方法更加成熟(王金玲,2002a:504-509)。

在社会学恢复后的这20多年中,由于理论准备不足等原因,婚姻家庭研究也存在种种弱点。有研究者指出,如,重复性研究多,创新性研究少;一般性描述和评论多,理论方面的提升和对话少等问题(谭深,1995;张敏杰,2001)。还有研究者更尖锐地批评道:只见家庭,不见个人,极少以家庭中的个人为分析主体;存在“宏大化”趋势,学者们关注的焦点是社会结构,对微观家庭行为和领域研究不够;分析研究偏重男性视角,女性多作为问题主体进入社会学视野,等等(王金玲,2002a:514-517)。

社会学恢复后前两阶段的研究状况,已有前人备述。本文将主要关注和综述的是未被研究者们充分梳理和再研究的近10年来的家庭社会学研究成果。本人认为,随着近年来早期研究者研究经验的积累和专业理论素养的逐渐提升,以及受过更严格专业训练的新人的加入,家庭社会学研究出现了虽然关注重点不十分突出,但是质量愈加精良,水准稳步提升的态势,出现了一些有创见、有理论、有深度、甚至很精彩的研究成果。

检索最近10年来家庭社会学领域的研究成果,大致包括如下范围:家庭变迁的研究,包括家庭结构、功能、消费,以及家庭内部和家庭之间分化及发展趋势等;家庭关系研究,如代际关系、婆媳关系、夫妻关系、居住模式、家庭网等;家庭制度的研究,如分家研究、父权制,性别平等、家族制度等;养老问题,如家庭养老的文化和制度、老人的居住安排、老人的社会支持网、养老政策、老人的贫困问题等;婚姻研究,包括择偶、婚姻行为、婚姻质量、离婚等;生育研究,如生育偏好、生育意愿、影响生育的因素等;还有一些对非常规家庭和婚恋问题的研究,如单亲、空巢、丁克家庭,还有同性恋等等。本文将主要对这一期间的研究理论、主要发现和主要观点进行力求比较详尽的综述和再研究。

(一)家庭变迁的理论

如何解释正在发生的婚姻和家庭变化?有研究者指出,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改革政策和市场经济结构的引入,许多研究试图努力弄清这些社会变迁和家庭婚姻之间的关系。因此大多数研究采用了现代化理论的方法论,假定传统与现代之间存在对立(罗梅君,2004)。现代化理论的基本观点是,家庭的发展和变迁与生产方式的发展和变化紧密相联。工业化的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力将对传统的家庭制度、家庭模式及其结构、功能以至观念等等发生全面

的影响。其代表人物之一古德还认为,在一个国家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必然伴随着父系权威的家庭制度向平等的夫妇式家庭制度的转变,婚姻制度和家庭制度将经历世界范围的趋同(古德,1982)。

在国内主要研究中,多数研究者采用了现代化理论的分析框架,把家庭和婚姻、生育的变动置于中国向市场经济,向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之中分析二者间的关系(王金玲,1996;沈崇麟等,2000;李东山,2000;刘宝驹,2000;杨善华等,2001;边馥琴等,2001;张友琴,2002,郑真真,2002;唐灿,2005a)。沈崇麟、杨善华等人在对城乡家庭进行大规模实证研究之后,证实了基本依据现代化理论提出的研究假设,指出,落后地区只要具备了条件,它就将因袭先进地区的发展道路…在工业化背景之下农村家庭与婚姻发生的变迁因此也具有趋向现代化的意义(沈崇麟等,1999;杨善华等,2000)。同时他们还提出了“城乡一体化”的概念:当某一农村地区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达到了一定的水平(与城市相近)的时候,它的婚姻和家庭制度也将发生变迁,接近城市的家庭制度和婚姻模式。(沈崇麟等,1999:104)。

李银河在剖析了一个家庭内部关系历史性变化的个案后比较肯定地认为,“可以清楚地看到一种发展趋势,就是家庭小型化及核心家庭化的趋势”。由于市场经济和工商制度在中国社会中的长足发展,家族文化及其理念已经在受到巨大冲击之后逐渐退出历史的舞台。“中国的家庭与西方家庭之间的区别会变得越来越不明显,二者最终将趋于一致”(李银河,2001:190-192)。

也有学者根据研究对现代化理论的解释框架提出了某些补充,一些研究者注意到了非现代化的其他因素对家庭婚姻变迁的影响,例如政治因素(郭于华,2001),特定的历史因素(王树新,2004),区域亚文化因素(沈崇麟等,1999),社会转型过程(李银河等,2004;唐灿,2005b),等等。

在对中国家庭的实证研究中,研究者们经常会发现这样的问题,在现实中观察到的婚姻和家庭行为往往与假定的现代化模式并不相符而显示出传统的特征。基于中国历史文化和社会制度的丰富性和特殊性,有研究者认为,中国家庭内部的问题要比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西方理论所描述的复杂得多(左际平,2002)。为了解释这些与现代化趋势并不尽一致的各种发现和再发现,研究者们采用或提出了一些解释理论和分析方法:

1.家庭策略的理论。其原本是来自西方的一个中层理论,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工业化过程中家庭的作用。自介绍到中国来后,被一些研究者用来作为研究家庭能动性和变化特殊性的分析工具。这一理论强调了家庭不只是受宏观社会变迁背景影响的客体,同时也是“以自己原有的特点对社会做出反应”的行为主体(樊欢欢,2000)。约翰.罗根等人在发现中国家庭的居住模式与现代化预设并不一致后提出自己的见解:家庭行为实际是行动者在文化所提供的多种选择中,代表其策略的决定,它既代表着人们控制实际情况的方式,又在文化的局限下(约翰.罗根等,2003)。

2.传统延续说。这种观点建立在传统文化和习俗仍对家庭变动的方向和进程具有持续影响力的分析上面。如在讨论家庭养老方式仍保持生命力时有研究者认为,“孝”的观念被高度内化并通过家长的榜样作用被世代传递是家庭共同体得以维系的重要原因(熊跃根,1998)。其他学者也指出了赡老文化对现代中国家庭形成模式的特殊影响,陈皆明认为,将赡养老人的传统道德通过社会化过程变成子女明确的“群体义务”,这是投资和赡养发生因果联系的中介,也使中国和西方养老制度形成重要区别(陈皆明,1998)。

3.新结构说。与传统延续说有相似之处,这种观点设想传统文化与新结构因素的整合。麻国庆阐述了家的二重性,即经济上的家和文化上的家在分与合的过程中重构的观点(麻国庆,1999)。阎云翔指出,农村的分家制度将可能导致家庭结构从扩大的父系家庭转向新型的“网络家庭”(阎云翔,1996)。

4.资源匮乏说。其基本的假设是家庭现代化的进程因受到物质条件的制约而放缓或有所

变异。例如认为住房条件是影响现有家庭结构和居住模式的主要原因之一(潘允康,1997;边馥琴等,2001)。

5.家庭经济理论。其与家庭策略理论互有涉及,认为所有的家庭行为都是由家庭的经济逻辑决定的,都是寻求在变化的社会中,在面对实际经济、社会和生活处境时进行现实调整,从而达到家庭利益的最大化。“招赘婚”如此,“同质婚”也是如此(罗梅君,2004;李树茁等,2002)。

家庭史也是国内较有影响的研究方法之一。诚如有的研究者指出的那样,最近的家庭史研究对社会学的贡献在于,在方法上更强调交叉学科的研究,尤其是将社会学方法和历史学方法结合起来。在内容上将家庭史的研究范围扩大到对个人经历、家庭和亲属网、家庭与社会组织之间关系的分析。从探讨工业化对家庭的影响到探讨家庭对工业化的影响。(张永健,1993)。国内家庭史研究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王跃生在他众多的关于婚姻家庭的论著中,在“当代”的框架下,将历史与现实结合起来,从中寻找中国婚姻家庭变动的轨迹和特征(王跃生,2006a:6)。他认为,对家庭婚姻变革产生直接影响的是所有制形式和生产的组织方式。他认为,现有的婚姻家庭研究多关注现下的家庭行为,并且常常将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前的阶段视为传统阶段,将之后视为现代阶段,这样难以把握真正传统意义上的婚姻家庭行为,同时由于“缺少将现代与传统结合起来这种较长时段的考察,限制了研究的深度”(王跃生,2006a:33-34)。

在考察了从20世纪30年代到90年代农村的所有制和生产方式后他指出,中国农村的生产方式所经历的从土地私有制下的家庭经营——土地集体所有制下的集体经营——土地集体所有制下的家庭经营的变动轨迹,使不同时期的婚姻家庭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和内在联系。其可以通过以下三种模式加以把握:所有制变动模式,涉及到在一定所有制基础上的家庭生存能力和与此相联的家庭组织和婚配形式;家长权力模式,涉及到与所有制相关的家长权力形式和内容的变化,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家庭关系;个人自由模式,涉及到相对于家长控制而言的个人在家庭事务中的自由表达和决定权利。王跃生关于现代中国农村家庭历史变动过程的宏大叙述可以简单地表述如下:在社会变革环境下,家长权力和家庭成员平等观念彼此消长,导致婚姻家庭发生变动。王还认为,“传统家庭的维系方式改变,在仍以农业经营为主的乡土社会中,农民家庭发生了只有近代移民社会和工业社会才会出现的变化”(王跃生,2006b)。

(二)代际关系

对于家庭中代际间的权力关系,研究者们比较共同的看法是,随着家庭日趋小型化和核心化,家庭成员个人享有更多的独立,彼此更为平等,家庭关系的主轴已从纵向的强调亲子、血缘关系转向横向的夫妻和姻缘关系,传统的父系父权制在中国已失去存在的基础(杨善华等,2000;徐安琪,2001a;张文宏等,1999)。王金玲在对非农化程度较高的浙江农村地区的调查后进一步指出,与长者权力的大幅度消减相对应的是,下代的权力和权利得到了较大程度的提高。第二代人掌握当家权在1985年前就已成定局,到1990年代中期又出现了第三代人的更多进入(王金玲,1996)。唐灿在分析了资源在家庭代际间的分配模式后也指出,轻老重幼的亲子关系格局已成为当今城乡家庭关系的部分现状(唐灿,2005a)。

由于夫妻关系重要性的上升,一些研究印证了现代化理论关于父系制向双系并重发展的预设。杨善华等人在定量调查的基础上总结道,目前城市家庭中已出现较为彻底的双系并重结构,而农村家庭虽发生了一定程度的父系向双系并重的转变,但是并不彻底(杨善华等,2000)。另外一些研究者则在田野调查中发现了农村核心家庭姻亲联系逐渐强化的情况。“媳妇在弱化赡养公婆责任的同时,却强化了赡养自己父母的新责任”(曹锦清,1995)。阎云翔

也指出了农村分家后姻亲的重要性有所增加的现象,“许多人将姻亲看得比宗亲还要重要”,他认为,这与妇女在商品生产和农耕中的重要角色有关(阎云翔,1996)。张国庆通过对山东莱芜的一个个案研究证实,姻缘关系地位正在不断上升,血缘认同正在不断被弱化,姻亲合作的比例在不断增加。他认为,在农村社会人际交往中的“利益认同”原则和“自我中心主义”,使得“人情”作为传统“差序格局”中判别亲疏远近的基本标准和社会关系网络的形态发生改变,两者互动共同导致了血缘认同的下降、姻亲关系地位的提升(张国庆,2003)。

在代际互动方面,同住和赡养一直是研究者关注的两个题目,实际上这两者是相互联系的一个问题的两个侧面。赡养涉及的是在代际关系的实质和内容,同住探讨的则是代际互动的方式及其变化。在本节有关赡养的综述中,所涉内容主要是对赡养行为及其变化所包括的代际间文化和社会关系的本质性探究,作为社会问题和社会政策的养老问题将另辟一节专门介绍。

现代化理论认为,随着工业化现代化的进程,家庭关系逐渐趋于核心化、非亲属化,职业流动将拉大亲属间在地理与社会上的差距,社会福利和保障系统的发展将降低人们对亲属关系网的依赖程度。应该说,许多关于家庭关系的实证研究都在试图同上述理论对话。对于中国依然保持较高的老人与子女的同住率,潘允康等人解释说,影响儿女婚后与父母同住的相关因素有三条:传统文化影响,两代人相互间的现实需求,住房资源紧缺。但是在社会变迁的背景下,高同住比例反映的并不主要是前两种关系模式,住房问题才是影响同住和家庭结构的重要因素。(潘允康等,1997)。

边馥琴和约翰.罗根在他们的研究中比较了中美家庭代际关系的异同,他们的结论是: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在现代化过程中,家庭的重要性和地位都没有受到削弱;同时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中国的家庭趋向于美国化,中国远高于美国的父母与子女的同住关系,以及“以家长为中心”而不是“以子女为中心”、更多依赖子女的帮助而不是相反,等等,都是中美家庭代际关系的重要差异。他们认为,现代化仅仅是缓慢的改变了家庭代际成员共同居住的形式,中国悠久的家庭传统文化不可能随着现代化“旋即瓦解”(边馥琴等,2001)。但稍后,进一步的研究又使他们对同住关系做出了新的解释。他们发现,许多老年人尽管喜欢与已婚子女分开居住,但事实上却同住在一起。与潘允康的观点相似,他们也认为老年人的居住喜好受到实际情况的影响。他们解释说,这是家长在文化所提供的多种选择中的“策略的”决定。从表面上看似乎存在着明显的传统行为,但是“传统的做法不一定出于传统的规定”(约翰.罗根等,2002)。

有研究表明,老人对同住的选择有强烈的“儿子偏好”,在农村表现尤其明显。在劳动力外流的农村,老人选择隔代居住的对象时也表现出性别差异,只有孙子对隔代居住有显著影响,孙女其次,女儿的需求不对老人的居住安排产生显著影响(张文娟等,2002;边馥琴等,2001;致玉玲,1999)。但是城市却不尽相同,同住家庭正在转向“无性别或弱性别偏向”,并且显著加强了父母与女儿间的联系纽带,可见性别偏好与社会现代化水平有密切关系(曾毅等,2004;边馥琴等,2001)。

现实中,与老人同住的传统正在因老少两代对独立和自由的追求而被不断的分家过程所实际割裂和削弱。曾毅等人根据1982、1990和2000年的普查数据证明,老人与子女同住的比例有了较大幅度降低,十年间,65-79岁的男性老人和女性老人与子女同住的比例分别下降了12.7%和8.8%(曾毅等,2004)。但是即使有很大比例分住,也不意味着家庭代际关系的纽带受到很大程度削弱。一些研究者发现并指出,分开居住但保持比较紧密的联系与互动关系,这种“分而不离”“有分有合”的代际关系模式正在普遍化(熊跃根,1998;徐安琪,2001a;郅玉玲,1999)。家庭代际关系无论在城乡都在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领域继续扮演着重要角色。

中国传统的养老模式曾被概括为“反馈模式”,一些学者还用“互惠原则”和“代际交

换”来进一步说明这种“双向反馈”的代际联系(潘允康,1997;熊跃根,1998;郭于华,2001)。但是在父母权威由于子女的经济独立和孝道意识弱化而被大大减弱的情况下,在父母与子女由于年龄的生物学差别而无法采用即时性互惠原则时,什么样的社会机制使得老年父母与他们的子女——无论是住在一起或是分开居住——仍旧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和互助关系?陈皆明开启了一个新的视角,他从父母为寻求老年安全所采取的策略出发,讨论了父母对子女投资与子女提供帮助之间的关系,在微观层面提供了一个科学认识这种互惠原则实施机制的分析路径。他介绍了认识这个问题的两种观点:一是视家庭为自愿性的社会群体。其中又有两个关键环节:第一是建立“群体义务”的观念,即通过教育和训导,建立赡养老人是子女的一项重要家庭职责的义务感;第二是对子女的投资,即为确保家庭义务的履行和子女对家庭怀有强烈的认同感,父母对家庭的奉献——多数情况下其会具体化为对子女的投资——就变得非常重要。另一种观点是强调连续性的社会关系对资源交换的制约和影响。代际交换不同于一对一的即时交换,陈引用了Sahlins的“一般性互惠”(Generalized reciprocity)的概念,其强调了这种互惠原则不在于即时报偿,而是为了帮助受惠者的物品交换。由于资源流动与社会关系的相互作用,亲密的社会关系更有可能由一般互惠性原则所指导。陈认为,代际间的相互帮助代表了一种代际间相互履行责任、资源流动由“一般性互惠”原则所指导的这样一个社会过程。这种经济利益和情感因素的一致性,是中国家庭长久以来保持惊人的社会凝聚力的原因(陈皆明,1998)。

但是沿着陈皆明的思路我们还难以对不赡养行为给出清晰地解释。郭于华从更为宏观的角度,论述了国家如何使用行政力量和象征系统改变了乡村社会原有的代际交换逻辑,导致乡村社会养老制度发生变异。她精彩地描述了农村养老的现实与孝亲敬老的传统正在发生的某种背离。在事关赡养问题上,代际间付出和回报的交换逻辑虽然还在,但是内容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老人主要强调养育之恩、抚养之惠;小辈人却更看重现时现报,强调物质交换。她指出,代际间的权力关系发生向下一代和部分向女性的转移,但对行为进行道德评价的社会舆论明显减弱,农村老人已经日益退到家庭生活的边缘甚至外面。她认为导致代际交换逻辑发生改变的重要原因是,“在礼治秩序趋于消解后,法制秩序并未能提供使乡村社会正常运行的替代机制和规范,传统代际关系的维系力量和存在基础已经完全改变。”更进一步,她指出,这种改变是与国家权力对乡土社会全面、有力地渗透相伴随的,财产关系的改变使得老人在代际交换中无所付出以换取回报,而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则瓦解了宗族制度及与之整合的文化意义系统(郭于华,2001)。

笑冬研究的也是代际关系,但却是现实中人们司空见惯但在社会学领域又很少被认真关注过的婆媳关系。为此她建构了一个女性主义的分析框架,这在国内关于家庭关系的研究中还不多见。笑冬在她的研究中指出,婆媳关系实际上反映了父权家族制度中的女性等级制度。这种女性压迫女性的制度主要由三个原则构成:性别、辈分和年龄。其中性别最为重要,它决定了妇女的从属地位;辈分和年龄的原则使妇女在不同的程度上受到晚辈的尊敬和扶养。但要使它们给妇女带来好处则要取决于妇女的生育。对于农村现已“颠倒”过来的婆媳关系,她通过分家、家庭资源控制、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养老模式等侧面一一展开分析。认为,这种“颠倒”的关系与媳妇们通过分家和掌管小家庭的资源管理权,从而改变了家庭中的权力关系,迫使婆婆为求养老而居于屈从地位有关。这与曹锦清的看法是相同的,曹认为,分家后父母改为“吃轮饭”使得婆媳关系“倒过来了”(曹锦清,1995:368)。通过探讨彩礼和嫁妆,笑冬又进一步分析,婆媳冲突的根本原因是妇女身陷农村男性占统治地位的家族体系和从夫居制度的文化和环境中,深受歧视和压迫,身心都没有得到解放。而她们冲突的实质是,竞争和控制赖以养老的资源——儿子、丈夫(笑冬,2002)。

(三)分家

分家是亲属关系在财产所有权方面的进一步延伸和表现。科肯(Cohen)指出,联合大家庭只是人们理念上的“终极期望”(ultimate aspiration),而与家庭经济和社会处境有关的家庭“实用管理”(practical management)才是决定现实社会中家庭经济安排和家庭再生产的实际因素(科肯,转引自李树茁等,2002)。这种看法在中国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与之呼应,李树茁等人也从家庭经济理论的角度出发,认为子女婚后与父母共居一段时间是中国传统家族体系和文化风俗的自然体现,但与父母分家的可能性和时机则体现了家庭追求经济利益的自然要求(李树茁等,2002)。王跃生也肯定了大家庭主要存在于理想中的事实,他指出,虽然传统社会中正统道德观念维护和推崇复合家庭,但由于维系大家庭所需的财产、家长权力和社会伦理等条件,复合家庭在村庄中始终不是普遍的范式,因不断的分家而形成核心家庭才是一直以来中国农村家庭最普遍的形态(王跃生,2006a:220-232)。麻国庆认为,分家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一种民间约定俗成的现象,成为一种制度文化。事实上它是农民的一种理性选择,是出于生活的实际(麻国庆,1999)。

导致大家庭不断分解的原因有哪些呢?一些学者认为触发分家的因素多数是由于代际关系的紧张,特别是婆媳关系的不和(尚会鹏,1997;曹锦清,1995),也有认为主要是兄弟间经济上的竞争关系和利害冲突。麻国庆援引弗里德曼(Freedman)的分析说,在一个大家庭中,当家长在世的时候,儿子不具有行使个人权利的能力,但这一权利是潜在的。当父亲的权威一旦消失,竞争关系就表面化了,家的分裂就一发不可收拾(麻国庆,1999)。但是王跃生认为在私有制下,上述仅仅是“表层原因”,深层的原因是,“儿子对祖辈或父辈财产的平均占有权或继承权,这种权利与儿辈各支派的香火延续联系起来,具有了神圣不可侵犯的性质”。(王跃生,2006a:314)。延续他的一贯思路,他指出,在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核心家庭组织生产的有效性灵便性,年轻一代在非农经营中的优势地位,以及父辈在非农经营中的权威下降等等因素进一步加强了子女们的权利意识,促使分家行为加速(同上:358)。阎云翔针对农村改革后分家行为的加快和形式变化认为,具有市场经济取向的农村经济改革鼓励了个人财产观念的发展。他具体解释了以下几个导致分家风俗改变的因素:1. 新的家庭财产积累方式导致个人财产观念的变化;2. 经济改革所带来的财富提供了分家的必要物质基础;3. 人口结构的变动;4. 年轻一代对控制和消费财富的权力和权利的愿望(阎云翔,1998)。但是王跃生对阎文所述的关于集体经济以来,财富的创造主体是父子而不是祖遗财产,这使得年轻一代滋生了强烈的个人财产权利意识,并削弱了父辈控制家产的能力和权威的说法持有不同观点。结合上述私有制下子女财产占有权的观点,他强调说,无论对祖遗财产还是自己创造的财产,子女都有很强的财产权利意识(王跃生,2006a:359)。

总结不同时期分家的各种形式,王跃生指出,“传统时代基本上是多子家庭通过一次均分来解决家产的分割和继承…集体经济条件下分家频度增加,渐次分家成为趋势,但是均分的意识并无实质改变”(王跃生,2006a:365)。尚会鹏认为,近年来分家形势有普遍化、简单化和社会评价中性化的趋向,人们不再把分家与个人人品和家庭声誉联系起来。随之而来的是老一代权威的衰落和家庭消费向下一代的转移(尚会鹏,1997)。阎云翔也有同感,“越来越多的村民将分家视为解决家庭问题的良方而不是家庭政治中的违纪或伦理的失败”。同时他指出分家习俗在改革后的20年中发生了某些重要的改变:第一,分家的时间提前,从父居的时间缩短;第二,传统的一次性平分被新的“系列分家”的方式所取代;第三,分家之后的家庭由于经济上的脆弱性,导致彼此间的依附与合作、支持关系不断加强。阎认为,这三项变化都不是孤立发生而是紧密联系相互促进的,由此导致新的家庭伦理观念的出现(阎云翔,1998)。

与阎文有某些契合之处,麻国庆也对分家后的新结构新伦理抱有乐观主义的态度。他认为,作为经济的家是分了,但作为文化的家是永远分不开的。分家实际上是分中有继也有合,

“继”一则是表现为“继人”,即对老人的赡养义务;一则是表现为“继宗祧”,即继对祖先的祭祀义务,“合”则指分后的家与家之间的种种文化上的约定。这样,在家庭层次上的分与家族层次上的合就有机的结合起来了。他还指出,分是出自农民的现实需要,而合则是儒学价值的一种体现。由此可见,中国社会的大传统与小传统并不是对立的,而是一种有联系的分离(麻国庆,1999)。

(四)夫妻权力模式与性别平等

与家庭关系从纵向的亲子轴心转向横向的夫妻轴心的过程相一致,研究者对家庭权力关系的关注重点也渐渐转向夫妻权力关系。权力的分配,即使在家庭这个微观环境中也足以造成社会分化和社会地位的不平等,所以夫妻权力模式不仅是社会学研究者关注的题目,更是女性主义学者敏感的话题。

夫妻权力模式的研究大多与探讨妇女的家庭地位相关联。而权力的测量指标是科学评价妇女家庭地位的基础。应该说,有关研究者近年来在评价指标方面的不断实践、探讨和反思活动,体现了学者应有的严谨和坦诚的学风。家庭权力分配和家务劳动分工一直是包括中国研究者在内的大多数社会科学研究用来衡量妻子家庭地位高低的主要变量或指标。与之相关的主要有两种解释性理论:一是资源交换理论,认为妻子因为收入、职业地位往往低于丈夫,以及经济上的依赖性,在与丈夫的“谈判”中处于劣势,所以不得不多承担家务;丈夫因在家中较重要的“抚养”地位,和较强的社会交往能力,因而被赋予较大的家庭决策权。另一种是文化决定论,又被认为是女性主义的父权制理论,强调男权文化对家务分工和夫妻权力分配的影响。其认为,传统性别分工造成了男主女从的意识,一些就业妇女即使有经济收入也无法自由支配,家事多由丈夫决定。同时传统的性别分工赋予男女就业不同的意义。男人就业往往被视为养家,而女人就业则被认为部分为自己,因而阻碍就业妇女将其经济资源有效地转化为权力(左际平,2002;郑丹丹等,2003;徐安琪,2003)。

但是近年来,这两种主要理论及其在中国的适用性以及相应的评价指标受到中国学者的严重挑战。2002年,左际平在她的一篇论文中质疑道,许多研究表明,中国家庭在妻子的各个收入段,妻子所承担的家务均比丈夫高,妇女的经济地位与家务分工的相关性并不十分明显。此外,一些研究还表明,城市夫妻共同决策极为普遍,甚至妻子在日常家庭事物中的决策权高于丈夫。她还发现,“夫妻权力大小与夫妻参与家务劳动的程度成正比(左际平,2002)”。她进一步分析说,与西方比,中国家庭夫妻的交换不是采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直接交换”,而是通过为家里做贡献的“间接方式”实现的,家庭贡献的尺度是按照性别规范——男人养家,女人持家——衡量的。这就从宏观角度解释了为什么城市妻子家务做的比丈夫多而丈夫的经济地位仍普遍高于妻子,以及为什么家务劳动能成为家庭决策权的来源。她还提出设想,一是研究家务分工不平等时,既要用客观指标也要看主观指标,既要分析家务分工还要注意夫妻对扶养角色的认同;二是要将家庭决策权和个人决策权加以区分;三是将家本位与个人本位的夫妻关系分开来看(左际平,2002)。

徐安琪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使用和推广科学、严谨的分析方法,测量并解释中国的婚姻家庭行为,并由此匡正由不科学的分析方式造成的认识误区。关于夫妻权力模式,她先后发表了一系列在实证研究基础上形成的发现和观点,不断对上述理论和指标提出质疑和“西方理论本土化”的修正(徐安琪,2003),直至反思和检讨被包括自己在内的中外研究者们一直采用的研究理论和指标体系(徐安琪,2005),在吸取其他理论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对夫妻权力测量的研究设想和指标体系。她的反思和检讨包括:1. 多维度分项指标度量婚姻权力的“致命缺陷”。其中有:不同指标受性别分工和权重的制约,一些指标不一定反映了权力的内涵等;2. 对重大家庭权力的操作性定义存在主观臆断的问题,同时西方认定的决策

内容在中国不一定适用;3. 相对权力指标在微观研究中存在缺陷。包括:第一,导致丈夫权力越少妻子地位就越高。她认为,这“显然与塑造多元化的两性角色和婚姻互动模式不相符合”。同时她大胆提出,“如果夫妻分工合作并双方满意,局外人还有必要对其权力模式做出价值判断吗”?“非要变为平权模式吗”(徐安琪,2005)?第二,承担较多家务并不一定是妇女缺乏资源和权力的标志,家庭中权力与义务、责任之间常常呈现正相关关系,对家庭事务更操心、付出更多,或服务贡献更大的一方,拥有家庭权力的概率也更大些。第三,重大事务决定权与女性的家庭地位满意度评价并无显著相关,但是她发现,个人自主权对女性的家庭地位满意度有较大的积极影响,等等。而她所设想的指标体系是,采用“个人在家庭生活各方面的自主权”和“婚姻角色平等的主观满意度”两大类9项测量指标,并将“相对资源论”、“文化规范论”、“婚姻需求和依赖论”,以及“权力实施过程”操作化为多侧面的影响变量,建构妇女家庭地位的指标体系和解释框架(徐安琪,2001b,2003,2004,2005)。

郑丹丹等人关于夫妻权力的研究则展示了一种完全不同的视角——从对权力偏向静态的剖析转向对家庭中夫妻互动过程的考察。依据福柯关于权力不是物,因而不能交换,也没有固定的形态,不存在始终不变的权力模式的观点,作者尝试将权力过程作为一种权力表现形式,通过对家庭中夫妻互动具体过程的考察,透视权力关系如何同时体现为一系列的权力技术和策略。她们认为,无论是资源理论还是女性主义的父权制理论,“究其实质,这两种理论取向都持一种物化的权力观,将权力视为一种可以交换的实体或是影响他人的努力”,从而导致对“决策”的实际强调和依赖,“忽视了现代家庭生活中大量与决策无关的权力表现形式”。作者指出,家庭权力并不是由资源交换或规范导致的结果或份额,它总是以一种关系、事件的流动性形态出现在家庭中,调解或决定家庭中格局的变化。个体在权力策略运用或权力运作过程中既会根据手头知识库“自然”行事,也会在具体情景中权宜性、创造性地行动。夫妻关系定势就是在互动过程中,在权宜性行动中由夫妻双方的权力运作被型塑的。权力也是在这种过程中被体现的(郑丹丹等,2003)。

关于妇女在家庭中的权力和地位状况,一直以来都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的提高,这或许是1949年以来的中国社会变迁给中国城乡家庭关系带来的一个最深刻的变化(沈崇麟,1999:103)。王跃生持相同的看法:“从社会趋势上看,20世纪40-80年代中国社会变革的进步意义在于,婚育和家庭行为中的平等意识和个人发展权利受到鼓励。平等是全面的。不仅父母与子女之间,而且公婆与媳妇之间,还有家庭男女成员之间,都无地位的高低差异”(王跃生,2006a:463)。一项大规模的调查表明,在农村家庭中,夫妻的地位已日趋平等,但仍有差异,主要表现在丈夫人是家中的当家人,是家庭日常开支的主要支配者,家务分工模式也仍带有一定的“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模式。而在城市家庭,“夫妻关系基本上是平等的,决定家庭角色模式、家务分工、夫妻的家庭地位和权力分配的主要因素不是性别,而是夫妻双方各自的发展及家庭整体的发展”。这种观点认为,对于夫妻在家务劳动和日常开支支配权等方面的差异,应该从互补理论和家庭发展策略理论中得到更多的解释。(杨善华等,2000:165-167)曹锦清也认为,在乡村,“公共生活中的男女差异并没有给家庭内的夫妇关系带来什么重要影响”“所谓夫权恐怕更多的还是一种文化上的象征”,很难有在压迫和歧视妇女意义上的夫权存在(曹锦清,1995:385-387)。

但是有女性主义研究者尖锐地反驳说,得出今天中国女性有很高的婚姻家庭地位和作用的结论,“只是将今天的女性与过去的女性相比”,女性主义者主张,“要看到表面的平等背后隐藏的不平等结构”(王金玲,2002a:571)。

对于这种“隐藏在背后的不平等结构”,左际平在解释一般资源交换理论不能说明的在经济社会地位呈现“女高男低”的家庭中,女性依然承担更多的家务劳动时,从性别结构和文化的宏观角度阐述了她关于家庭分工中的性别资源的观点:虽然“男主外女主内”的分工

模式已被城市家庭抛弃,但传统的性别观念仍然不同程度影响夫妇的性别角色认同,这导致性别资源的产生,男人的资源主要来自于他的经济地位,女人的主要从家务中获取。所以,妻子的社会地位高于丈夫“不仅不会增加她的资源,反而成为丈夫的一笔债务,只能通过承担家务来偿还”(左际平,2002)。徐安琪也从市场的角度指出了存在于家庭策略和理性选择背后的不平等结构:现有的家庭性别分工也与“市场本能地排斥劳动力成本较高(生儿育女、家庭负担重)的女性(主要是中老年女性),以致她们只能把更多的时间投入家务”有关(徐安琪,2003)。还有研究在考察了对老年父母家庭照顾中的性别角色后指出,相对于女性付出的琐碎的日常性的照顾工作,男性承担的经济支持角色拥有较大的重要性和支配性。而女性子女可能“怎样做都不能满足”老人(黄何明雄、周厚萍、龚淑媚,2003)。

王金玲在以非农化进程为背景的浙江农村调查中,将农村女性作为个体置于家庭、代际和婚姻三个权益格局中分别观察。她发现,农村女性的地位状况在不同的格局中存在着不均衡的情况。总体而言,其家庭地位的提高更多地是以家庭内总体利益的削减和上代(包括女性上代)地位的下移为实现途径的。她指出,在工业化所导致的个人主体意识增强和下代权益扩展的背景下,农村妇女婚姻家庭地位的提高,只是“一种以家庭成员个体和下代身份获得的‘顺手牵羊’式的成功”,两性相比,男性从中的获利更多些(王金玲,1997)。

夫妻间的家庭暴力一向被女性主义认为是男性统治和压迫的权力形态的典型表现。王金玲从社会冲突的理论出发,对“联合”作用于家庭暴力的三种社会关系、三种权力机制进行了一一剖析:1. 社会性别机制。是现存的男性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性别体系中,男性对女性的强权、歧视和控制;2. 阶级阶层机制。是因占有更多社会资源,居于更高社会地位,拥有更多权利,因而处于更高阶级或阶层的丈夫对妻子的歧视;3. 社会-个人互动机制。是将男性的优势地位合理化固定化的社会制度、文化、秩序对女性弱势个体的社会性暴力(王金玲,2002b)。佟新则进入到女性的经验及其感受和思考的微观层面,从分析受害妇女为什么容忍暴力并维持婚姻入手,深入且令人信服地分析了夫妻间性别不平等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的机制。她认为,家庭暴力这种不平等的两性关系是通过被打者对行动意义的合理化解释而被不断再生产的。这种再生产表现出结构二重性:一方面,“被打者对施虐行为合理化的解释受限于现有性别不平等结构带来的女性资源的相对缺乏”——资源又包括为权威性和配置性的两种;另一方面,她们在“共同知识”下具有的“反思性”又导致她们“社会实践上的连续性”,即暴力行为的循环往复。她最后指出,“打老婆”现象得以存续的最根本原因在于传统不平等的性别结构已深入每个男女的意识形态和行动中。问题的关键是开展女性赋权运动(佟新,2000)。

(五)婚姻与择偶

1.择偶

许多研究表明,随着社会变迁,择偶标准的重要变化是,物质和经济利益得到了大大强化(徐安琪,2000a;田晓虹,2001;钱铭怡等,2003;李煜等,2004)。徐安琪在对上海和哈尔滨两市的3000多份样本的调查中发现,被访者最重视的标准是,健康、老实可靠、性格相投和温柔体贴。同时一些物质化条件:如教育、职业、收入、住房等社会经济条件和容貌、身材等外貌条件也备受青睐。被众多国外研究所证明的,对经济取向最敏感的影响因素是性别,在研究中被得到再一次证明——女性在择偶中更关注未来配偶的经济实力(徐安琪,2000a)。择偶标准物质化趋向的结论后来又被其他研究者不断补充修正。一份对征婚广告的研究指出,女性择偶标准的物质内容在近年来又有变化,对学历和职业的关注稍有下降,对财产和事业的要求有所上升;对身高要求有所下降,对修养和人品的要求呈上升趋势(钱铭怡等,2003)。此后,又有研究指出,青年对物质的追求出现了“从对经济物质资源的直接

衡量到对发展潜力考量的变化”(李煜等,2004)。李煜等人对择偶理论中的交换理论和相似相容性原则等进行验证后得出的结论是,第一,传统的两性资源交换模式依然留存, 择偶主体所交换的性别资源趋向潜在、间接、相对或预期的特质并实现“互惠”;第二,上代的社会经济地位对子代择偶的影响力显著削减, 社会地位传承的相似性和同类婚的择偶偏好相应弱化;而健康、人品和性格依然是两性选择伴侣共同关注的最基本条件(李煜等,2004)。

尚会鹏通过对中原一个村落的考察,研究了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传统农村择偶标准的变化:由重家庭条件转为更重个人条件;从以家庭意志为主向以个人为主变化;出现了对学历和技术的重视;审美观在迅速接近城里人(尚会鹏,1997)。还有研究更深入地指出,农村择偶标准中的利益取向在某种程度上正在改变农村社会的家庭关系结构:由于姻亲的某些“优势性”显现,与先赋性的宗亲相比,获致性的姻亲正变得越来越为农村家庭所倚重(张国庆,2003)。

2.婚姻行为

有数据表明,自1980年代末期以来,中国城乡妇女的初婚年龄逐年提高。1991年,城乡女性平均初婚年龄是22.23岁,2001年上升为24.15岁,平均增幅达1.92岁。2002年,初婚女性的晚婚率达到57.29%。总体上看城市人口的初婚年龄高于农村,但是晚婚率的增幅则是农村高于城市,所以说,初婚年龄的推迟在很大程度上是农村女性贡献的结果(唐灿,2005)。郑真真的研究说明了城市化进程对农村女性婚姻观念和婚姻行为的影响——在村落背景下,女性一旦脱离原驻地的社会氛围受到城市生活和观念的熏陶,她们的婚育观念和行为就会发生改变。她的研究表明,农村妇女的外出经历及外出时间对她们的初婚年龄有显著影响。婚前曾经外出的妇女初婚年龄较大,而且外出的流入地为外省或城市的妇女。初婚年龄大于其他婚前外出过的妇女(郑真真,2002)。

王跃生在考察30-90年代冀南农村的婚姻行为后,描绘了社会组织形式和政策的变迁对婚龄变化的影响。即土改前是女性早婚和男性早婚与晚婚并存的特征,婚龄主要由父母按当地风俗决定,男性的婚龄主要受家庭经济水平影响;土改后和集体经济制度下,受婚姻登记制度对法定婚龄原则的维护影响,初婚年龄上升;70年代后的一个时期,晚婚的政策年龄取代了法定年龄,晚婚率大幅上升;1982年后,随集体经济组织解体和监督和抑制违例婚姻行为的机制已不存在,在这一地区婚龄再度下降(王跃生,2006a:60-75)。

婚姻圈又可区分为地理意义上和社会意义上两种不同的范畴。霍宏伟通过对中国北方一个村落地理上的通婚范围的研究发现,建国后农村社会婚姻圈的变化趋势是一条起始上下波动,后半部分不断下滑的曲线(霍宏伟,2002)。霍的研究被其他学者证明(史清华,2001;王跃生,2006a;杨善华等,2000)。史清华对浙江省三村的调查发现,短距离通婚现象一代超过一代越来越明显,现已在30岁以下人口中高达56.36%,比60岁及以上年龄组的22.58%高出30多个百分点。他的解释是,浙江省农村经济相对发达可能是造成婚姻圈缩小的重要原因(史清华,2001)。杨善华的观点也支持了这种解释(杨善华等,2000:189)。霍宏伟认为以下四方面因素限制了通婚范围:①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后,农业的家庭经营使得姻缘和血缘关系变得愈发重要,姻缘成为连接家庭网络巩固家族势力的有效手段;②由于农村养老保障体系不健全,独生子女政策使得养老问题日益严重,临近结亲增多;③富村的女子不愿外嫁;④自由恋爱和对人品重视的择偶标准也增加了邻近结亲的可能(霍宏伟,2002)。

王跃生的分析有所不同,他认为影响婚姻圈不断缩小的原因有四:一是宗族观念和宗族组织的削弱,以往被认为可能造成宗族关系和利益受损的村内婚行为不再受到限制,这使得选择姻亲时对家庭利益的重视超过对宗族利益的考虑;二是集体经济后村内家庭间的财富差距缩小,相对容易在村内找到匹配对象;三是由于宗族对家庭的扶助作用已经不大,家长在村内通过子女联姻建立亲缘关系以代替不断削弱的家族关系;四是在社会变革环境中,青年

男女的自由恋爱受到鼓励,为自由恋爱型的村内婚提供了可能(王跃生,2006a:128-132)。

“门当户对”式的婚姻圈又被研究婚姻的学者称之为“同类婚”(Homogamy) 原则。即与自己类似的人结婚。相似性又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先赋因素,如种族、民族等;价值观,如宗教和信仰等;个人层面,如教育程度、社会经济地位和家庭背景等(李煜等,2004)。王跃生这样概括土改前后(到改革开放前)通婚的社会范围,“建立在财产基础上的阶级内婚被以成分为表示的阶级内婚所取代”(王跃生,2002)。张翼在他的研究里对在以经济和财产为基础的社会分层机制被公有化消解的社会里的阶层内婚制作了非常有意思的考察和分析。他认为,虽然一度消解了基于财产关系而产生的阶级差别,但基于职业和教育等级而新生的阶层地位等级,却继续影响着人们的婚姻选择。他认为,“文革”前不分阶级界线的精英教育制度,使得社会结构与阶级阶层利益的获取情况“并没有因为新政权的影响而致使大规模阶层婚姻流动”。改革开放后,伴随收入差距拉大与中国阶层的多元化,阶层内婚制将越来越显著(张翼。2003)。还有学者从家庭经济理论的视角指出,同质婚“原则上仍维持在最大程度地符合家庭经济的利益”“它意味着两个家庭都得到了物质的和非物质的资源”(罗梅君,2004:357、367)。

李银河曾提出过一个概念——“大概率价值观”。她认为,与家庭婚姻有关的各类行为中,中国人大都分成大多数和极少数这两个群体,那些仅仅属于少数人的行为方式,如婚前性行为、婚外恋、离婚、独身、自愿不育以及同性恋等往往容易被多数人忽视。“大概率价值观”就是在这种社会环境中盛行的一种颇具中国文化特色的价值取向(李银河,1995)。而她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对“少数人群体”的关注和研究。对于“少数人行为”与婚姻的关系,也有研究认为,由于婚前同居、婚外性行为、同性恋等等非婚性关系的出现和发展,致使婚姻对两性关系的约束力在下降,婚姻对成年人两性关系占有的垄断地位将被大大削弱(唐灿,2005a)。

3.婚姻质量

徐安琪、叶文振曾将婚姻质量定义为,“夫妻的感情生活、物质生活、余暇生活、性生活及其双方的凝聚力在某一时期的综合状况”(徐安琪等,1999)。他们关于婚姻质量的一系列著述总体表明,平等、互信、和谐是中国婚姻中夫妻关系的主流。夫妻关系满意度高于物质生活满意度,而且主观满意度高于客观指标。他们还发现,女性对婚姻不满意的概率大于男性,且,夫妻在婚姻期望、角色扮演和需求满足等方面的差异主要不是两性生理差别的延伸而是由社会文化所期待所塑就的;此外,家务分工的公平感对婚姻关系的主观评价具有最强的相关性;城市夫妻较之农村夫妻更容易获得婚姻满足;收入较高者婚姻满足度相对较高,说明生活质量的提高有助于婚姻质量的提高(徐安琪,2000b),等等。

对夫妻冲突的研究表明,冲突的发生率在婚姻存续期间呈倒U字型曲线变化。由于城乡家庭的差异,城市夫妻在初婚期的婚姻质量最高,随后下降,危机在婚后3—13年。而农村的婚姻质量与结婚年数呈负相关,婚后30年以上是“低谷”期。“双方同质性”对城乡夫妻冲突频率具有最强的解释力。城市已婚男女更看重性别角色的平等、互信和尽责;而农村的婚姻冲突更易受压力事件或情景刺激影响。婚前感情对城市夫妻冲突频率无大影响,但与农村却有正向作用。城市夫妻和妻子资源明显优于丈夫的家庭更容易发生冲突,等等(徐安琪等,2002)。

卢淑华等人采用了一个非常专业和复杂的模型探讨婚姻质量的影响因素。她们认为当前我国城居民夫妻亲密关系正逐步从责任形态转向协商形态,但家庭中还存在一种“形态刚性”,即妻子处于“双重紧张”中,而丈夫却决定着家庭的发展和重要安排。她们指出,婚姻关系的缺陷是,缺乏弹性关系影响人们对婚姻生活的主观感受和评价,并造成彼此亲密关系的逐渐削减(卢淑华等,1999)。

对婚姻与高龄老人健康的研究发现,婚姻状况对女性高龄老人健康的保护作用强于男性高龄老人,较高的婚姻满意度有利于高龄老人减缓健康状况的下降和死亡风险(顾大南,2003)。

4.离婚

一些研究表明,我国的离婚率的分布呈现以下特点:一是在城乡和区域间分布不平衡。我国建国后出现的离婚率变化,城市的增长一般高于乡村。另据对离婚率影响因素的多元回归分析表明,城市化及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家庭规模小且总负担系数较低的省份以及少数民族自治区的离婚率普遍较高;二是离婚率在不同文化和技术人群中分布不平衡。从文化、技术和教育背景来看,离婚率呈U型分布,高技术及大学以上文化者和低技术及文盲、半文盲离婚率都相对较高,而中等文化水平人口的离婚率则比较低。这些特点表明,城市化和文化改变会对离婚率造成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曾毅,1995;徐安琪,2002)。

一项旨在探求宏观因素是如何影响个体行为的研究认为,性格志趣差异、家事冲突、感情淡薄和性生活失调,这些微观决定因素是导致离婚的直接原因。这些因素的背后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择偶观、家庭观、性事观和离异观发生的重大变化:择偶观的变化使经济婚姻和“三快”婚姻(相识快、结婚快和离婚快)增多;家庭观的变化使婚姻生活中的志趣矛盾、家事冲突和感情转移更加激烈;性事观的变化使现代婚姻的生理基础面临新挑战;离异观的变化则使保障离婚自由成为当代中国婚姻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些都为感情确已破裂的夫妇寻求离婚的解决办法创造了宽松的社会环境(叶文振等,1998)。

(六)养老问题

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速度的加快和社会结构的变迁,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面临严峻挑战,养老问题日益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

有国外学者指出,家庭能在何种程度上提供养老保障取决于5个因素:文化(或立法传统),家庭成员在人口学意义上的可获得性(demographic availability),地理学意义上的可获得性(geographic availability),家庭成员的经济能力和提供养老的意愿。这5个因素中任何一个发生变化都会最终导致养老体系的变化(Peter MC Donald,转引自杜鹃等,2002)。国内理论界普遍认同类似观点,更多的学者还补充认为,家庭结构的缩小和生育率降低也是影响家庭提供养老保障的重要因素(张友琴,2001;曾毅等,2004;王树新,2004)。

杜鹃等研究者具体指出了城乡迁移可能在三个层面对家庭养老带来影响,在社区层面上,它的影响表现为导致人口结构、社区养老政策、文化和经济条件的转变等等;在家庭层面上,它影响了家庭结构、老人的居住安排、家庭供养者的可获得性、养老意愿和经济供养能力等;在个人层面,则影响了老年人的个人收入和独立观念(杜鹃等,2002)。

如果将结构便利、文化支持等都视为资源的话,那么资源理论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对家庭养老模式的变化做出解释。事实上,国内的研究者也大都采用了资源理论的分析和解释框架。研究者们一般认为,目前家庭养老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照料资源不足”,老年人建立在婚姻和血缘基础上的亲情支持网正面临“规模下降和功能弱化”的危机(张友琴,2001)。老年人在经济、日常照顾和精神支持方面都面临家庭支持资源减少的问题,这影响了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张友琴,2001、2002;贾云竹,2002;张文娟等,2004、2005;王树新,2004;杜鹏等,2004)。一份对黑、鄂、甘、川四省农村老年人经济收入的研究提供了一个令人震动的发现:目前农村养老的问题仍主要依靠更多子女,尽管子女人力资本的提高会弥补数量少的缺陷,但在经济水平较低的农村,孩子的质量还不能够替代数量在养老方面的效用(王金营等,2004)。看来在平衡和周全“国计”与“民生”方面,经济落后地区还有比养老更宏大的问题亟待解决。

更严重的问题是,在家庭照料功能日趋弱化的情况下,没有替代性的社会支持系统出现。

在当前老年人的支持体系中,社会支持严重不足,缺乏适合老年人日常照料所需的社会资源供给。“社区服务即使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也没有占据什么份额”。(贾云竹,2002)。而农村老年人除了在经济支持方面较城市更多依赖社会救济外(在没有养老金的前提下),无论在生活支持还是精神支持方面都比城市更缺少家庭之外的资源(张友琴,2001)。

学者们认为,养老问题表面上看是支持资源不足的问题,更深层的原因是社会和家庭结构及文化的改变。归结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种:第一是制度原因。认为因父权制弱化导致的家庭养老制度变化,集中体现在从家族主义到家庭民主,从宗法制度保障到主要依靠舆论约束,从无条件、非功利行为到条件性、功利性行为的转变(高和荣,2003;王树新,2004)。对父辈赡养的制度强制力和约束力都因此而大为减弱;第二是文化原因。“孝”文化受到冲击,“礼治”秩序趋于消解,家庭养老制度正在失去强有力的文化支持。有学者认为,家庭养老正从文化为主的模式转变为行为为主的模式,愈益成为一种“非强迫性、非规范、以家庭个体能力自愿选择的行为模式”(姚远,1998;穆光宗,1999;郭于华,2001);第三是经济原因。由于集体经济割断了财富积累的链条,长辈缺乏可用来与子女交换赡养的物质基础(郭于华,2001;阎云翔,1998),第四是地理原因。迁移使老人“可获得”的日常照料和慰籍资源不足。但也有学者认为迁移带来的效应是双重的,它同时也改善了老年人的经济收入(杜鹃,等,2002;杜鹏等,2004)。

也有研究者采用不平等视角对养老问题进行解释。国外的一些学者把老年问题也列为工业化导致的社会不平等、贫困化和社会排斥的一种。认为被社会孤立的老年人构成社会新贫困人口其中的一员(钱志鸿等,2004)。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布施铁治曾指出,核心家庭与老年人抚养的矛盾,在于资本主义竞争体制所决定的老年人生活基础的弱化与社会平均生活整体水平提高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中(转引自,宋金文,2001)。国内有学者在进行年龄的社会分层研究后发现,目前我国在代际地位差异方面,乡村表现出明朗化,而城市反映出不明显性。乡村青年一代在地位要素方面对年长一代明显超越,代际利益差异的程度反映了社会贫富差距程度(周怡,1997)。还有学者也指出了年龄间社会经济地位的结构性差异,认为,在社会发展的现阶段,公正对待老年人的问题凸现。同中青年相比,中国老年人当下的生活处境应当说是比较窘迫的,他们之间的收入差距还有进一步拉大的趋势(吴忠民,2003)。

养老制度与其他制度,如住房、医疗还有所不同,它涉及到对老年人多种需求的满足,以及代际间最本质的关系——亲情。所以对其未来模式的设计不能仅仅基于工具性目的,许多研究者都注意到了这方面的问题。例如有研究者指出,家庭支持在老年人社会支持网络中的重要性,“既体现在它在所有社会支持中所占的比重上,也体现在老年人的个人选择中”。情感和信任是这种“网络的内在机制”,深深嵌入在家庭支持网络中。家庭有其他集团无法取代的功能,如连接感情的功能(张友琴,2001)。另有一种观点区分了“孝”与“养”的文化内涵:物质或经济上的供养行为既可能是通过自我内在的道德约束来维系的,也可能仅仅是通过法律的外部性来约束维系的。前者为“有孝之养”,是以融融亲情为依托的,后者则是“无孝之养”。这种见解的现实性在于作者提出,“在农村物质供养水平不高的条件下,良好的生活照料和精神慰籍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弥补经济供养的不足”(穆光宗,1999)。还有观点提醒说,社会养老制度是在西方特定的文化背景下形成的,不能简单照搬在异质文化基础上形成的社会制度(李光勇,2003)。

有研究者关于日本对养老制度的理论纷争的介绍对中国不无裨益。主张发展社会养老保障的日本学者认为日本与欧美不同,有独自家庭养老的传统和家庭意识,他们主张,为避免福利国家经历的社会福利费用过度膨胀导致的财政危机和竞争力下降,应强化家庭和邻里相助的社会福利功能,提倡“日本式福利模式”。反对的意见认为,在村落构成的旧式生活保障组织和长男继承制,以及依附其下的抚养习惯已基本崩溃,以个人自主和自由意志形成的

现代家庭已得到广泛承认的情况下,期望家庭能跟过去一样发挥福利功能已经是不可能的了。他们认为,为避免财政支出而提倡家庭养老是想“搞不花钱的福利”(宋金文,2001)。

同日本一样,许多中国学者都在理论和政策思路上探索既能积极适应社会变迁,又能尽赡老之责的“两全之策”。一种思路强调了在居家养老的基础上发展公共机构,如“以家庭照顾为主,社会提供支援服务”的模式(熊跃根,1998);还有“居家式社区养老”模式,认为老人住在家中,由社区提供服务,既满足亲情交流和日常照顾,又满足了一些家人不能提供的照料支持和社会文化生活(周伟文,2001)。还有一种思路强调的是发展老年人的个人独立性。如,发展更多的“异质性交往”,因为有研究表明,老年人更多的“异质性交往”有助于他们获得更多社会资源,从而取得理想的工具性行为的成功率也越高(张友琴,2001);还有“自我积累”的建议,认为在家庭小型化的境况下,父母可以将子女抚养成本减少的部分转移为自我养老积累,以增强自我养老的能力,等等。其余还有许多建议和思路,限于篇幅和内容,这里只介绍两种类型的思路。

(七)生育

关于生育行为的研究,研究者们对近年来以下生育模式的改变状况基本持比较相同的看法:1. 生育数量下降;2. 生育间隔加大。有研究说,农村教育普及带给生育行为的直接影响有,初婚初育年龄提高,生育间隔加大,以及生育数量下降。虽然农民现还没有接受只生一孩,但已接受“有限生育”的观念,“双子模式”是农民生育选择的主体(史清华等,2004);

3. 在生育的性别偏好方面,呈现出城乡较大差异,城市已出现弱性别化甚至更偏好女孩的趋向,而农村仍保持对男孩较高的生育期望(史清华,2001;李嘉岩,2003;陆益龙,2001;靳小怡等,2004)。

除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外,被认为影响生育观念和行为的主要因素还有:第一,教育。认为受教育程度与性别偏好有一定负相关(史清华等,2004;靳小怡等,2004);第二,城市化。有研究证明了国内外一些学者有关迁移流动有利于降低生育率的结论,发现外出对妇女的理想子女数的减少具有显著作用。作者认为,这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影响外出妇女的生活方式和其他观念而间接产生影响的(尤丹珍等,2002);第三,家庭体系和婚姻形式。靳小怡等人强调了父系家庭体系及其重要内容和象征的“嫁娶婚”的婚姻形式对男孩偏好的显著影响,证明了“招赘婚”能显著弱化这种偏好;第四,文化和心理。陆益龙通过对皖东一个村落的考察发现,农民生儿子的动机并不是为了获得更多功利或效用,否则无法解释“父母付出越多养老功能越小”的农村社会实际。他认为,所谓追求生男,并不是一般意义上对男孩的偏好,而是在村落中“家家都有男孩”的压力下,在强烈趋同心理动机的驱使下的不断尝试行为。进而他又解释说,“农民生男兴趣反映的不完全是为物质上的收益,而是乡土文化情境所赋予的价值和心理体验。包括人人都追求生男的共同价值”(陆益龙,2001)。

将经济学理论和方法运用于解释生育行为的不乏其人,贝克尔就是一例。汤玉刚从经济理性的角度出发,利用数学模型分析了生育决策的市场决定过程,给我们提供了许多新鲜的经验。例如他用数学模型解释了城乡生育率的差异:农村抚养孩子的各项投入和机会成本相对较小,所以价格低于城市孩子;还有数量和质量的替代关系:孩子的数量越大质量越小,可以解释部分贫困地区为了取得较多的劳动力而不得不降低孩子的教育水平;再有,人们对生育习俗的遵从行为和生育率被锁定的关系,等等(汤玉刚,2002)。

王跃生坚持生产资料对人口增长和生育行为有重要影响的观点。他的看法是,“农民所追求的是理想子女数量,而非多子多福”。所谓理想子女数量是指能成活至成年的子女数量,不是出生子女数量。以生活资料的生产能力为线索,他给出了生育模式的历史变化轨迹:土改前受限于生存条件的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和人口的低增长率;集体经济时代因家庭养育成

本外移至集体组织而形成的高出生率、高存活率和人口高增长;承包制实行后因抚养成本回归家庭,高抚养成本、低回报率和计划生育政策共同导致的结果是出生率再度降低(王跃生,2006a:178-190)。

上述只能说包括了最近十年婚姻家庭研究中的大部分理论发现和主要观点,其中难免挂一漏万。还有一些因篇幅和发现而未能涉及到的内容和议题有待今后展开,如,关于家庭功能和家庭结构的变动、家庭网、少数民族家庭婚姻、涉外婚姻、非常规的家庭和婚恋行为等等。

参考文献:

王金玲,1996,“非农化与农民家庭观念的变迁”,《社会学研究》第4期。

——1997,“非农化与农村妇女家庭地位变迁的性别考察”,《浙江社会科学》,第3期。

——2002a,“女性社会学的本土研究与经验”,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b,“配偶暴力:多种权力机制的运作”,《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第3期。

谭深,1996,“家庭社会学研究概述”,《社会学研究》,第2期。

张敏杰,2001,“中国的婚姻家庭问题研究:一个世纪的回顾”,《社会科学研究》,第3期.

罗梅君,2004,“19世纪末以及今日中国乡村的婚姻与家庭经济”,张国刚主编,《家庭史研究的新视野》,三联书店。

威廉.J.Good,1982,《家庭》,魏章玲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沈崇麟、杨善华、李东山主编,1999,《世纪之交的城乡家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杨善华、沈崇麟,2000,“城乡家庭——市场经济与非农化背景下的变迁”,浙江人民出版社。

边馥琴、约翰.罗根,2001,“中美家庭代际关系比较研究”,《社会学研究》,第2期。

约翰.罗根、边馥琴,2003,“城市老年人口与已婚子女同住的现实与观点”,《中国人口科学》,第2期。

李东山,2000,“工业化与家庭制度变迁”,《社会学研究》,第6期。

刘宝驹,2000,“现代中国城市家庭结构变化研究”,《社会学研究》,第6期。

张友琴,2001,“老年人社会支持网的城乡比较研究”,《社会学研究》,第4期。

——2002,“城市化与农村老年人的家庭支持”,《社会学研究》,第5期。

郑真真,2002,“外出经历对农村妇女初婚年龄的影响”,《中国人口科学》,第2期。

尤丹珍、郑真真,2002,“农村外出妇女的生育意愿分析——安徽、四川的实证研究”,《社会学研究》,第6期。

唐灿,2005a,“中国城乡社会家庭结构与功能的变迁”,《浙江学刊》,第2期。

——2005b,“中国城市家庭贫富分化的基本特征和原因分析”,《中国社会学网》,《凤凰周刊》,第1期。

李银河,1995 ,《中国家庭婚姻及其变迁》,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1,《一爷之孙——中国家庭关系的个案研究》,上海文化出版社。

李银河、王震宇、唐灿、马春华,2004,《穷人与富人——中国城市家庭贫富分化调查》,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左际平,2002,“从多元视角分析中国城市的夫妻不平等”,《妇女研究论丛》,第1期。

樊欢欢,2000,“家庭策略研究的方法论——中国城乡家庭的一个分析框架”,《社会学研究》,第5期。

郭于华,2001,“代际关系中的公平逻辑及其变迁——对河北农村养老模式的分析”,《中国学术》,第4期。

王树新,2004,“人口与生育政策变动对代际关系的影响”,《人口与经济》,第4期。

陈皆明,1998,“投资与赡养——关于城市居民代际交换的因果分析”,《中国社会科学》,第6期。

熊跃根,1998,“成年子女对照顾老人的看法”,《社会学研究》,第2期。

麻国庆,1999,“分家:分中有继也有合——中国分家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第1期。

阎云翔,1996,“家庭政治中的金钱与道义:北方农村分家模式的人类学分析”,《社会学研究》,第6期。

潘允康、约翰.罗根、边馥琴、边燕杰、关颍、卢汉龙,1997,“住房与中国城市的家庭结构——区位学理论思考”,《社会学研究》,第6期。

张永健,1993,“家庭与社会变迁——当代西方家庭史研究的新动向”,《社会学研究》,第2期。

王跃生,1999a,“中国和西欧的婚姻行为与人口发展的初步比较”,《社会学研究》第1期。

——2002a,“社会变革与当代中国农村婚姻家庭变动——一个初步的理论分析框架”,《中国人口科学》,第4期。

——2002b,“社会改革与农村家庭变化”,《中国人口科学》,第4期。

——2006a,《社会变迁与婚姻家庭变动——20世纪30-90年代的冀南农村》,三联书店。

——2006b,“当代中国家庭结构变动分析”,《中国社会科学》,第1期。

——2006c,“当代中国城乡家庭结构变动比较”,《社会》,第3期。

徐安琪,2000a,“择偶标准“五十年变迁及其原因分析”,《社会学研究》第6期。

——2000b,“婚姻关系评价:性别差异及其原因探析”,《中国社会科学季刊》,春季卷。

——2001a,“家庭结构与代际关系研究”,《江苏社会科学》,第2期。

——2001b,“婚姻权力模式:城乡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社会学刊》(台湾大学)第29期。

——2002,“中国离婚率的地区差异分析”,《人口研究》,第4期。

——2003,“家务分配及其公平性——上海市的经验研究”,《中国人口科学》,第3期。

——2004,“女性的家务贡献和家庭地位——兼评上海‘围裙丈夫’、‘妻管严’的定性误导”,孟宪范主编,《转型社会中的中国妇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夫妻权利和妇女家庭地位的评价指标:反思与检讨”,《社会学研究》第4期。

徐安琪、叶文振,1999a,“性生活满意度:中国人的自我评价及其影响因素”,《社会学研究》第3期。

——1999b,《中国婚姻质量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家庭生命周期和夫妻冲突的经验研究”,《中国人口科学》,第3期。

刘达临,1999,《中国婚姻家庭变迁》,中国社会出版社。

曹锦清,1995,“当代浙北乡村的社会文化变迁”,1995,上海远东出版社。

张文宏、阮丹青、潘允康,1999,“天津农村居民的社会网”,《社会学研究》第1期。

郅玉玲,1999,“浙江省城镇家庭代际互助关系的调查分析”《人口研究》,第6期。

张文娟、李树茁,2004,“劳动力外流背景下的农村老年人居住安排影响因素研究”,《中国人口科学》,第1期。

——2005,“子女的代际支持行为对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研究”,《人口研究》,第5期。

贾云竹,2005,“老年人日常生活照料资源与社区助老服务的发展”,《社会学研究》第5期。

黄何明雄、周厚萍、龚淑媚,2003,“老年父母家庭照顾中的性别研究概观——以香港的个案研究为例”,《社会学研究》第1期。

曾毅、王政联,2004,“中国家庭与老年人居住安排的变化”,《中国人口科学》,第5期。

任强、曾毅,2001,“应对老龄化世界的挑战”《中国人口科学》,第6期。

笑冬,2002,“最后一代传统婆婆?”,《社会学研究》第3期。

李树琢、靳小怡、费尔德曼,2002,“中国农村子女的婚姻形式和个人因素对分家的影响研究”,《社会学研究》第4期。

郑丹丹、杨善华,2003,“夫妻关系‘定势’与权力策略”,《社会学研究》第4期。

佟新,2000,“不平等性别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对中国家庭暴力的分析”,《社会学研究》第1期。

钱铭怡、王易平、章晓云、朱松,2003,“十五年来中国女性择偶标准的变化”,《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9期。

李煜、徐安琪,2004 ,“择偶模式和性别偏好研究—西方理论和本土经验资料的解释”,《青年研究》第10期。

张国庆,2003,“现阶段中国农村血缘与姻缘博弈现象探析”,《许昌学院学报》,第4期。

霍宏伟,2002,“我国北方一个农庄的婚姻圈研究——对山东省济阳县江店乡贾寨村的个案研究”,《社会》,第12期尚会鹏,1997,“中原地区村落社会中青年择偶观及其变化——以西村为例”,《青年研究》,第9期。

田晓虹,2001,“转型期择偶模式的实态与变化”,《浙江学刊》,第1期。

史清华,2001,“浙江省农户家庭婚姻、生育及期望研究”,《中国人口科学》,第4期。

——2004,“民族间农民生育行为的比较研究”,《中国人口科学》,第5期。

张翼,2003,“中国阶层内婚制的延续”,《中国人口科学》,第4期。

卢淑华、文国锋,1999,“婚姻质量的模型研究”,《妇女研究论丛》第2期。

顾大南,2003,“婚姻对中国高龄老人健康长寿影响的性别差异分析”,《中国人口科学》,第3期。

叶文振、林擎国,1998,“当代中国离婚态势和原因分析”,《人口与经济》,第3期。

李嘉岩,2003,“北京市独生子女生育意愿的调查”,《中国人口科学》,第4期。

汤玉刚,2002,“生育决策的经济分析”,《中国人口科学》,第5期。

陆益龙,2001,“生育兴趣:农民生育心态的再认识——皖东T村的社会人类学考察”,《人口研究》,第2期。

靳小怡、李树茁、弗尔德曼,2004,“婚姻形式与男孩偏好:对中国农村三个县的考察”,《人口研究》,第5期。

杜鹃、杜夏,2002,“乡村迁移对移出地家庭养老影响的探讨”,《人口研究》,第3期。

杜鹏、丁志宏、李全棉、桂江丰,2004,“农村子女外出务工对留守老人的影响”,《人口研究》,第11期。

穆光宗,1999,“我国农村家庭养老问题的理论分析”,《社会科学》,第12期。

高和荣,2003,“文化转型下中国农村家庭养老探析”,《思想战线》,第4期。

宋金文,2001,“当代日本家庭论与老年人抚养”,《社会学研究》第5期。

钱志鸿、黄大志,2004,“城市贫困、社会排斥和社会极化——当代西方城市贫困研究”,《国外社会科学》,第1期。

周怡,1997,“城乡比较:不同的利益结构变迁导致不同的代际地位差异”,《社会学研究》第5期。

吴忠民,2003,“公正对待中国现阶段的老年人”,《中国党政干部论坛》,第6期。

姚远,1998,“对中国家庭养老弱化的文化诠释”,《人口研究》,第9期。

李光勇,2003,“家庭养老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地位及前途”,《人口学刊》,第1期。

周伟文,2001,“居家式社区养老方式与老年群众的社会化管理”,《河北学刊》,第4期。

王金营、李建民,2004,“中国农村家庭老面人来自孩子的经济收入分析——黑、鄂、甘、川四省11000多户的抽样调查”,《人口学刊》,第3期。

徐平,1996,“西藏农村的婚姻家庭”,《社会学研究》第5期。

余振、郭正林,1998,“藏区家庭经济现代化比较研究”,《社会学研究》第4期。

洪大用,1996,“关于家庭与农民进城迁移之关系的研究”,《国外社会学》,第3期。

张亮,2001,“互联网对我国城市家庭经济功能影响初探”,《南京社会科学》,第5期。

尚会鹏,1997,“中原地区的干亲关系研究”,《社会学研究》第6期。

徐安琪、张结海,2003,“单亲主体的福利:中国的解释模型”,《社会学研究》第4期。

徐安琪,2003,“单亲弱势群体的社会援助”,《江苏社会科学》,第3期。

谭琳,2002,“新‘空巢’家庭:一个值得关注的社会人口现象”,《人口研究》,第4期。

刘红雁,1998,“单亲家庭研究综述”,《人口研究》,第2期。

婚姻家庭社会学期末试题汇编

一.名词解释 1.家庭家庭是以婚姻、血缘关系和共同经济为纽带而组成的亲属团体。 2.核心家庭是指夫妻和未婚子女所组成的家庭。夫妇中有一人死亡,但有未婚子女的家庭也应该归为此类。 3.家庭网一般是指有亲属关系的家庭之间所组成的社会网络.是以家长为内 容主线,以家长、家庭为服务对象,以育儿、家庭消费、家长社区为服务主导,全面涵盖家长、家庭生活需求的方方面面 4.亲子关系是指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它是由夫妻关系而产生的一种最基本、最重要的家庭关系。从法律上讲,亲子关系是指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关系。 5.血亲和姻亲血亲是指有血缘关系的亲属,是以具有共同祖先为特征的亲属关系。血亲又分为直系血亲和旁系血亲两种。姻亲是以婚姻关系为中介而产生的亲属。具体分为(1)血亲的配偶(2)配偶的血亲(3)配偶的血亲的配偶。 6.冷暴力一般是指当夫妻之间或其他成员之间发生矛盾时,不是通过武力方 式处理,而是对对方表现出冷淡、轻视、放任、疏远、侮辱等,如不理睬对方、将语言交流降到最低程度、夫妻间停止或者敷衍性生活、不做或者尽量少做家务,或者冷嘲热讽、侮辱对方人格等,从精神上伤害虐待对方。 7.“普纳路亚”家庭人类家庭的第二种形式。由美国人类学家L H 摩尔根命名, 并把它作为群婚家庭的典型。普那路亚(punalua)是夏威夷语,意为“亲密的伙伴”。这个名称是从最早发现实行这种家庭形式的夏威夷群岛的土著人那里来的,由共妻的一群丈夫互称"普那路亚";共夫的一群妻子也互称“普那路亚”。这种 家庭制度是群婚发展的最典型的阶段。原始社会发展到旧石器时代的中、晚期,族群之间必须保持一定的经济合作和社会联系,于是便产生了各族群之间的通婚。同时,在人类本身的生产方面,经过长期生活经验的积累和自然选择规律的作用,人们逐渐认识到族外通婚对后代体质发育有益,并形成了同母所生子女间不应发生性交关系的观念,于是在家庭内部开始排除兄弟姐妹间的婚姻关系,实行两个族群之间的通婚,这就是普那路亚家庭形式。 8.家庭生命周期指家庭有其自身产生、发展和自然结束的运动过程。一般把家庭生命周期划分为六个阶段。形成期(从结婚到第一个孩子出生)扩展期(从第一个孩子出生到最后一个孩子出生)稳定期(从最后一个孩子出生到第一个孩子离开父母家)收缩期(从第一个孩子离开父母家到最后一个孩子离开父母家)空巢期(从最后一个孩子离开父母家到配偶一方死亡)解体期(从配偶一方死亡到配偶另一方死亡)。家庭在不同的生命周期阶段有不同的内容和任务。杜瓦儿将家庭

最新国家开放大学电大《社会学概论》期末题库及答案

最新国家开放大学电大《社会学概论》期末题库及答案 考试说明:本人针对该科精心汇总了历年题库及答案,形成一个完整的题库,并且每年都在更新。该题库对考生的复习、作业和考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会给您节省大量的时间。做考题时,利用本文档中的查找工具,把考题中的关键字输到查找工具的查找内容框内,就可迅速查找到该题答案。本文库还有其他网核及教学考一体化答案,敬请查看。 《社会学概论》题库及答案一 一、单项选择题(在各题的备选答案中,只有1项是正确的,请将正确答案的序号,填写在答题纸上。每题1分,共10分) 1.帕森斯是( )的代表人物。 A.社会互动理论 B.社会冲突理论 C.社会交换理论 D.结构功能主义理论 2.由于原来的社会化失败或已不再适用,需要重新学习社会的价值和行为规范的过程被称为( )。 A.继续社会化 B.逆向社会化 C.再社会化 D.预期社会化 3.( )的思想是由库利提出的。 A.情境定义 B.符号互动理论 C:镜中我 D.印象管理理论 4.( )是个人拥有的、表现为社会结构资源的资本,处于这种结构内部的个人行动者可以从中得到包括规范、信任和网络等各种形式的便利。 A.关系资本 B.社会资本 C.经济资本 D.人力资本 5.社会学家( )提出了中层理论。1 A.帕森斯 B.默顿 C.韦伯 D.福柯 6.大城市居民向小城镇或农村迁移的现象被称为( )。 A.城乡融合 B.城市贫民化 C.逆城市化 D.城乡二元结构 7.人们从处于同一水平线上的一种职业向另一种职业的流动,这种流动是( )。 A.代内流动 B.水平流动 C.垂直流动 D.代际流动 8.通过制定法律来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方式,这种社会控制方式属于( )。 A.伦理道德控制 B.强制性社会控制

关于邹城方言的调查及研究

关于邹城方言的调查及研究 汉语言文学4班赵欢 222011308011220 【摘要】邹城市是山东省济宁市的一个县级市,素有“邹鲁圣地”之称。邹城方言,属中 原官话蔡鲁片,流行于邹城及其周边地区,是山东方言的代表方言之一。为了对山东方言有一个更细致具体的了解,本文通过邹城的地理历史状况、邹城方言的语言特点、邹城方言的典型示例等方面,关于邹城方言做一个整体的调查和研究。 【关键词】邹城方言地理历史状况语言特点典型示例 一、邹城及邹城方言的简介 1.邹城的简介 (1)邹城的地理简介 邹城市位于山东省西南部,地处东经116°44′30"-117°28′54",北纬35°9′12"-35°32′54",地质属华北地台型,地势东高西低,地型分为低山、丘陵、平原、洼地、水面五种类型。水系属淮河流域,主要河流有40余条,绝大部分属季节性间歇河流,汛期有水,冬春干涸,源短流急,含沙量大。属暖温带过渡型季风气候区,四季分明,雨量集中,水热同步。矿产资源丰富。 (2)邹城历史的简介 邹城简称“邹”,古称“邹鲁圣地”,有着三千年历史的文化,是中国儒家学发源地,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孟子的诞生地,素有“孔孟桑梓之邦,文化发祥之地”之美誉。夏代属九州徐州之域,为秦朝开始设置“驺县”,历汉、晋、南北朝,及唐初改“驺”为邹,称邹县,沿袭至1992年10月,撤县设市,称邹城市。 2.邹城方言的简介 (1)方言的简介 方言,就是人们常说的“地方话”,它是通行于某一地点或某一地区的交际工具。方言是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是历史发展的产物。任何民族语言在它的发展过程中总是要分化出自己的方言的。方言和共同语是兄弟姐妹的关系,是同一古老语言历史发展的结果。 (2)邹城方言的简介 邹城方言,又称邹城话,属中原官话蔡鲁片,流行于邹城及其周边地区,是山东方言的代表方言之一。邹城话在语音上与普通话颇为接近,大部分使用邹城话的人可以与说普通话的人自由通话。邹城话语言朴素,直爽,在交流中简洁明快。不过究竟是地域性语言难免粗俗,很容易被误解为骂人,其实不然。因为山东人豪爽,不计较小节,直言直语,从来不打弯,所以山东很多地方的方言就是骂人的话,但是表面是骂人,话的真正含义

《社会心理学》期末考试试题A卷

《社会心理学》期末考试试题(A卷) (13文秘301班 2013 ~2014 学年第 1 学期) 一、填空题:(每空 1 分,共 20 分) 1、自我意识的结构可以分成与两个对立的部分。 2、在形状知觉中知觉的整体性遵守、和三个原则。 3、一般说来,态度由、和三种因素构成。 4、交往的心理功能主要表现在、、和等方面。 5、记忆障碍是人们在、、或过程中表现出的障碍。 6、在团体中,由于个体的成绩没有被单独评价,而是被看作一个整体时,引发个体努力程度下降的现象,称为。 7、心理学家伯克威茨认为,挫折的存在不一定导致个体的侵犯,只是使个体处于状态。 8、个人的观念或行为由于群体的引导或压力向与多数人相一致的方向变化的现象称为。 9、角色扮演者在角色扮演中出现的心理与行为上的不适应状态称为。 二、判断题:(每小题2 分,共 20 分) 1.人到老年,个体的社会化不再继续进行。() 2.团体的凝聚力越大,从众行为也越常发生。( ) 3.在面部表情中,微笑是很重要的,俗话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就说明了这一点。( )

4.社会心理学的发展史中,最早以社会心理现象作为讨论的中心课题的,是德国的民族心理学派。其代表人物是德国哲学家M.拉扎鲁斯和语言学家H.施坦塔尔。() 5.反向社会化是指个人接受与主流文化相对立的文化的过程。() 6.大众传播媒介指的是人们用来进行沟通信息的各种通讯与交往手段,包括报纸、杂志、广播、电视、书籍等。它既有积极作用,同时也有其消极作用。() 7.个人的面部表情是先天的,与后天环境无关。() 8.社会判断是在社会知觉和社会印象基础上对认知客体的评价和推论。()9.事后诸葛亮在社会心理学上被称为证实偏差。() 10.“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讲的是一个人的态度的形成要受周围环境的影响。() 三、选择题:(每小题 2 分,共20 分) 1. 人际交往中的曝光效应显示出,()会对人际吸引起作用。 A. 接近性 B. 互补性 C. 相似性 D. 熟悉性 2. 奥斯古德用语义分析的实验证明了我们在印象形成时,用以评价他人的基本维度是()。 A. 评价、力量、活动性 B. 知识、感召力、领导力 C. 能力、正直 D. 中心特征、边缘性特征 3. 在接受别人对待时,纵使施予者出自善意,但如接受者感到自由受到限制时,也会心生抗拒。这种心态称为()。 A. 出丑效应 B. 心理反感 C. 过度理由效应 D. 认知失调 4. 人际关系是人与人之间通过动态的相互作用形成起来的以()为基础的联系。 A. 情感 B. 认知 C. 利益 D. 兴趣 5. 危机现场中,在场人数愈多时,见义勇为的助人行为出现的可能性反而愈少。这种现象称为()。 A. 冒险偏移 B. 谨慎偏移 C. 旁观者效应 D. 社会抑制 6. 研究显示,()因素对亲密关系有重要的影响作用。 A. 社会经济地位 B. 相貌 C. 个人能力 D. 依恋类型

社会学概论主要理论

社会学概论主要理论十分以上喔 第一章社会学的创立与发展 1.社会学创立时期代表 (1)孔德(社会学之父)将社会学居于科学最高层次;“秩序”和“进步”是他的两个核心概念。 (2)卡尔·马克思;(3)斯宾塞 2.社会学形成时期代表 (1)涂尔干:①社会学的研究对象--社会事实。②社会团结理论;③失范理论;④社会学研究方法准则; ⑤功能分析和历史分析方法:系统的社会学功能分析。 (2)韦伯:①理解社会学--韦伯认为,研究对象是社会行动。 ②社会行动类型。合理性是韦伯社会学理论的核心概念。 3.芝加哥学派:社会学起源于欧洲,但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学系是在美国成立。 4.结构功能论 关注焦点在于社会均衡是如何维持和不断修复的。代表人物是帕森斯和默顿。 帕森斯:《社会行动的结构》和《社会系统》。其AGIL功能分析图式是理解其结构功能理论的重要内容。默顿:《社会理论与社会结构》,提出显功能与潜功能。 5.冲突理论 (1)源于马克思的社会思想,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是最早、最深刻和最系统的冲突论; (2)辩证冲突论:德国达伦多夫--《工业社会的阶级和阶级矛盾》。 6.交换理论:霍曼斯提出,布劳修正--《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 7.符号互动论:源于美国社会学家米德,主要代表人物是布鲁默和戈夫曼。 8.社会批判理论:法兰克福学派所主张的理论道路。 9.艾尔弗雷德·舒茨--奥地利--创立现象学社会学。 11.“五脏六腑”--费孝通 第二章社会学研究方法 1.实证主义方法论 遵循自然科学法则,用普遍因果律研究社会现象的方法理论,以孔德《实证哲学教程》为代表。 2.人文主义方法论 反实证主义方法论,是对社会行动过程及结果予以主观意义理论的方法。 基本观点: (1)强调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区别; (2)研究的目的在于“理解”而非“说明”; (3)立足于微观层面,研究社会现象。 3.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方法论基本观点 (1)承认客观的社会规律; (2)社会是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进程是人与人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 (3)唯物史观,强调人类的历史实践活动,注重制约人的行动的社会物质环境。 4.当代社会学方法论的主要流派 (1)后实证主义--20世纪后期,波普尔的证伪理论、科学哲学家库恩的“科学革命论”和“范式理论”占主导地位。 (2)新人文主义--20世纪80年代后期,在欧洲兴起的新人文主义,又称新韦伯主义。 (3)批判诠释理论--伽达默尔的《真理与方法》被称为“用历史诠释学观点考察真理”的里程碑。 (4)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是20世纪80年代在文化、文学领域形成的一种哲学思潮,对社会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家庭社会学复习资料

家庭社会学复习资料 一、名词解释: 1家庭社会学 2、家庭生命周期 3、择偶4、家庭结构:家庭结构是家庭中成员的构成及其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状态,以及由于家庭成员的不同配合和组织的关系而形成的联系模式。 5、社区情理:由地区亚文化决定的某些为在该社区中生活的多数人所认可的行为规范及与此相适应的观念。 6、家庭:家庭是以婚姻和血缘为纽带的基本社会单位,包括父母、子女及生活在一起的其他亲属。 7、家庭关系: 8、家庭的核心功能 9、家庭策略:家庭面对生存环境的变动和社会变迁所采取的应对措施,它体现了家庭对社会的反作用。 10、离婚 二、问答题 (一)简述城乡家庭策略的共同特征 1,家庭生存策略(首先是经济策略)具有强烈的理性色彩,城乡家庭在考虑自己应对措施的时候,首先是基于一种利害上的考虑。2,在子女教育方面的发展策略呈现非理性色彩,家庭在子女教育方面的投资就形成了不惜代价这样一种态势。3,家庭策略在实施过程中的一致性。家庭在确定了某项策略的时候,都会贯彻到底。 (二)家庭的性质有哪些? (1)家庭是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的统一。(2)家庭是一个历史范畴。(3)家庭是一种最典型的初级群体。(4)家庭是一种社会制度。 (三)家庭的本质是什么? (1) 家庭的本质是经济关系(2)家庭的本质是人口生产关系 (3)家庭的本质是感情关系(4)家庭的本质是社会关系 (四)简述城市离婚率高于农村的原因 1,农村受传统文化和传统家庭制度的影响比城市大得多,因此在婚姻的伦理责任纽带方面与城市有较大差异。2,城市生活节奏的加快及生活压力的加大,导致心理上的紧张,从而引发夫妻互动中的问题,加剧夫妻冲突。3,城市中社会流动的增加增加了异性接触和互相选择的机会。 (五)城乡家庭养老功能的差异有哪些? 1,家庭养老仍是主要的养老方式,赡养仍是城乡家庭的重要功能。 2,城乡养老标准和实际水平都不在同一个层次上。 3,农村中的养老标准是依照社区的养老情理建立起来的,所以城乡差距能为农村老人及子女所接受。 4,在抚育和赡养方面,城乡家庭均存在着不对等的情况。即老人抚育子女的付出远超过子女赡养老人的付出。 5,上述的不对等表现为老人进入老年期后,基本上是自己养自己。但城市与农村中自养的表现不同。 6,由于经济体制改革而社会保障体系并未建立,城市家庭普遍增加了不安全感。因此城市家庭的赡养功能实际上是加强了。而农村家庭受影响较小,但随着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农村家庭的赡养功能可能也将有较大提高。 (六)简述社会变迁对婚姻家庭有怎样的影响 1)社会变迁带来的多元化,使家庭类型出现了多元化形式。除了核心家庭外,还有单身家庭、单亲家庭、丁克家庭、同性恋家庭等形形色色的家庭形式。 (2)工业化的进程,使家庭的发展趋向一致。家庭普遍出现婚龄提高、离婚率增加、家庭核心化、功能减少等共同趋向。

社会学概论期末考试题目及答案

社会学复习内容 名词解释 一: ①社会角色: 定义一: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角色是指,有人的互动行为所表现的特定社会地位、身份所决定的一整套权利、义务的规范和模式行为,既指人们对具有特定地位和身份的人的行为的一种期望,也包括人们的相应行为,是构成社会群体和社会组织的基础并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不断更新内容。 定义二:指与人们的社会地位、身份相一致的一整套权利义务的规范与行为模式,它是人们对具有特定身份的人们的行为期望,它是构成社会群体或组织的基础 定义三:指个人在社会关系位置上的行为模式,它规定着一个人活动的范围和权利义务,是社会对处于特定地位的人的行为期待。 ②文化堕距:文化堕距:即文化滞后。由于社会的非物质文化往往慢于物质文化而变迁,正是由于两者的不同步,从而产生了差距。 ③社会制度:人们在共同体的生活中形成的、指导人们的社会活动的稳定的规范体系。社会制度包括政治法律制度、经济制度和思想文化制度等,这体现在对传播的控制方面即为传播制度。 ④社区:指聚居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们所组成的生活共同体 二: ①集合行为:是指人数众多的自发的无组织行为,又称集体行为或“大众行为” ②社会解组: 定义一:社会规范和制度对社会成员的约束力减弱、社会凝聚力降低的一种社会状态。当社会发生急剧变迁时,旧的规范不适用了,新的规范又未建立起来,或某些规范功能发挥受到阻碍,或几种规范体系互相冲突,人们失去了行为准则,于是发生社会解组。 定义二:因为社会变迁,社会各组成部分之间联系微弱或者不协调,社会行为规范对社会成员失去约束,从而社会的组织程度低,以及处于无组织状态的现象。社会解组有三种形式:一是失范,二是文化冲突,三是价值崩溃。因此需要重建社会规范和秩序 ③社会流动: 定义一:指一个自然人因着本身的个人成就或失败,从而达至社会阶层的转变。它是社会结构自我调节的机制之一。 定义二:指社会成员在社会关系的空间中从一个地位向另一个地位移动。因此,社会流动被人们看作是社会变迁的指示器。 ④交换理论: 定义一:产生于50年代末的美国,交换理论最初是针对结构功能主义提出,在理论和方法上具有实证主义、自然主义和心理还原主义的倾向。基本研究范畴和概念包括价值、最优原则、投资、奖励、代价、公平和正义等。

家庭社会学的主要理论

家庭社会学的主要理论 理论来自实践,同时反过来指导实践。理论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下四个方面: (1)理论可以提供解释的能力,藉此来预测介入的结果; (2)有理论的指导,使得社会工作在介入过程中有比较明确的介入方向; (3)因为理论具有推论的意义,藉此可以起到举一反三的效果; (4)社会工作者可以因此而积累经验,并评估其他的理论,以便寻找出其他更为有效的理论,借此运用到社会工作实务中; 第一节家庭生命周期理论 家庭生命周期理论是向我们展示家庭变迁的动态过程,帮助我们从时间角度理解家庭的研究框架,又称为家庭发展理论。 家庭生命周期概念,表示家庭从成立开始,经历发展的各个阶段,最终归于消亡的整个生命过程。家庭生命周期理论开始于20世纪30年代,最早由希尔和汉森提出。 一、家庭发展(生命周期)理论的假设 (1)家庭至少有四个组成因素: ①个别的家庭成员②家庭关系③家庭团体④家庭结构; (2)就发展理论本身而言,它有四个基本假设: ①人们的“发展”是如何受到其所在的社会环境和个人状态的影响;

②人们的所作所为不能与他们的“发展”分开; ③个人与团体的“发展”如何,来自于其社会环境和个人的能力; ④家庭的在事件(非有形的),可以由家庭所发生的事件来解释; 二、家庭生命周期理论的概念和主要理论观点 长期以来被广为传播、采用的家庭生命周期的思想是由杜瓦尔提出的。家庭作为一个单位要继续存在下去,需要满足不同阶段的需求,包括:①生理需求;②文化规;③人的愿望和价值观。杜瓦尔认为家庭生命周期包括以下相互联结的八个阶段,每个阶段有不同的任务。 家庭生命周期与家庭发展任务

第二节家庭系统理论 一、系统理论与家庭系统理论的假设及观点 家庭系统理论把家庭看成是一个由几个子系统组成的系统,每个子系统间既有联系又有制约,形成家庭系统有序的运转,以此来实现家庭的功能。 1、针对系统理论在家庭实务工作中的应用,杜赫提提出了家庭系统理论的主要假设: (1)家庭关系是影响人们心理健康与个人是否病态的主要因素; (2)家庭的互动模式可以代代相传; (3)家庭的健康是建立在家庭的向心力及个别家庭成员是否被尊重的平衡点上(即两者都要被重视); (4)家庭越有弹性,家庭就越有良好的功能; (5)家庭互动的分析,需要从家庭具有的婚姻和亲子关系角度探讨; (6)个人问题常和家庭的互动模式及家庭价值观有关; (7)任何家庭小系统的改变,都有可能引起家庭主要系统的改变; (8)实务工作者介入到家庭,即成为家庭的一个新系统; 2、家庭成员之间的相互关系: (1)家庭的每个部分是相互关联的;

从社会学的三大理论视角分析大众传媒与现代生活的关系

从社会学的三大理论视角分析大众传媒与现代生活的关系 我们生活在一个由大众传媒编织的巨大的信息网略里,大众传媒传播的信息像空气一样弥漫在我们的社会生活当中。报刊、广播、电视、书籍、互联网等传播媒介渗透在我们现代生活的各个阶层和各个角落,小到个人的衣食住行、工作、学习和娱乐,大到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无一不和大众传媒有着密切的关系。大众传媒影响着我们的生活,也在和社会的互动中得到发展。 我们生活在一个网略信息化时代,大众传媒作为这个网略编织者和信息传播者,今天更是以前所未有的强度影响着我们的生活。 一、大众传媒全面参与人们的生活,满足了主体意识越来越强的现代人。媒介为我们提供新闻,帮助我们了解外部世界的动向和变化;为我们提供知识,帮助我们提高素质,增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为我们提供生活的有用信息,帮助我们安排日常生活;为我们提供文化享受,能够丰富我们的精神世界;为我们提供娱乐,使我们能够从工作、学习和生活紧张压力下解放出来,获得轻松和休息。如此等等,大众传媒对我们生活的影响不一而足,更以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改造着我们的意识和行为。 二、大众传媒是组织社会大众强有力的工具。在我们国家,作为各级党和政府组织直接管理的报纸、电台、电视台,是党的舆论工具,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大众传媒通过信息的生产、复制和大面积传播,能够在短时间内将同类信息传遍整个社会,协助政府

机关开展工作,并以其具有的公开性、权威性、直达性、显著性等特性在传达上级方针政策,宣传中心工作,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三、大众传媒的独特的功能对社会起舆论监督作用。报刊、广播、电视等大众传播渠道,表达具有普遍意义的意见,以舆论的方式对国家机关的政务以及其他涉及公共利益的社会事务实施非强制性的监督。这种监督是现代社会民主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促进经济发展、消除腐败现象、维护社会稳定的有力武器。 从社会学结构功能主义的理论视角来看,该理论强调社会系统都会像人体系统一样自然地协调发挥作用以确保系统自身的稳定或均衡,社会中的各部分对社会的稳定都发挥着一定的功能。以上大众传媒对人的生活和社会运行产生的影响,即为大众传媒作为社会组成的一部分,具有稳定社会稳定的功能。 著名社会学家默顿指出社会系统中并非所有组成部分都发挥着正功能。显然,在当今社会大众传媒领域,尤其是网络媒体之中可谓是鱼龙混杂,许多媒体为谋一己私利,违背职业操守,传播虚假消息,混淆公众视听,甚至存在网络欺诈等危害社会安全的行为,给社会稳定带来恶劣影响。 然而,从冲突论来看,尤其是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党和政府的组织直接管理报纸、电台、电视台。大众传媒在向公众传播信息的同时也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存在,宣传政府意志和主张,从而实现对大众思想和认识的引导或控制。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一种统治阶级

家庭社会学的概念

家庭社会学的概念 家庭社会学是社会学的一门分支学科,它运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家庭和家庭演化的客观规律;研究家庭和社会的诸种关系;研究家庭在社会中的地位及其作用。 The aim of Sociology of Family There are great many issues concerning the family that we will consider. Our aim is to get an overall picture of what causes what. Why has the family taken particular forms in the past? What is happening to it today? What can we expect for families in the future? These issues are important, for men and women as groups, for the larger society as a whole, and for each of us as individuals. We all experience families. Virtually everyone has been brought up in one, and most of us will have a family of our own. The family has, to a considerable degree, shaped what we are, and it will be a major part of our life experience in the future. The sociological theory of the family has personal and practical relevance that virtually no other part of sociology shares. This is not to say that sociology is capable of drawing faultless guidelines on how to live a happy family life. Many of the issues are too powerfully embedded in the social world we live in for us to manipulate them easily. But the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gives us some insight. If it cannot let us evade many of the conflicts, it can at least alert us to what they are and present some ways of dealing with them. The sociology of the family is also relevant from a third point of view. Increasingly, the family is a subject for professional practitioners. Most of the work of psychiatrists and clinical psychologists as well as counselors and social workers deals with the family or its effects on individuals. Although some of the problems that one witness are psychological, in the sense that we can see them in individuals, they are not necessarily psychological in their origins. We need to understand the sociology of the family to see how many issues arise. For example, there was a time when women struggling for some autonomous roles in a male-dominated system were diagnosed as merely having psychiatric problems; today, a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gives better insight into the causes of their situation and possible courses of action. The family also has a major effect on how children succeed in school, and indeed on important aspects of their subsequent careers. Professional educators as well as career counselors and personnel managers thus would also benefit from some lessons in the sociology of the family. The growing importance of political issues around the family makes it of practical relevance for all of us to know what aspects of the surrounding world affect the inside of the family and vice versa. Purpose of the Sociology of Family 1, One important set of topics in the book covers the concerns of a course on contemporary marriage. It is designed to introduce students to what to expect in their own family life: what information is worth knowing, what problems may be expected, what practical techniques are available for dealing with issues that arise. 2, A second kind of course focuses more on the family as an institution in society. Here we

福州大学《社会学概论》期末试卷

一、单项选择题(每小题1分,共20分) 1.法国社会学家最早提出和使用了“社会学”这一概念,并力图将它建成为一门研究社会的实证科学,因此他也通常被当做是社会学的创始人。 A涂尔干 B斯宾塞 C孔德 D韦伯 2.改革开放后我国农村人口向大城市大规模流动属 于。 A结构性流动 B自由流动 C水平流动 D代际流动 3.对一般社会成员具有最强约束力的社会控制方式 是。 A道德控制 B法律控制 C宗教控制 D风俗习惯 4.下列属于初级社会群体的是。 A公司员工B同一辆车中的乘客C商店里的顾客D邻居 5.下列各项中不属于社会问题的是。 A王某30岁了还没有娶上媳妇B青少年犯罪已占犯罪案件的60%以上 C不少年轻人赞同“事不关己,高高挂起”D当前教育水平呈整体下滑趋势 6.下列关于社会互动的观点,不正确的是 A社会互动必须发生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之间 B只有在面对面的场合下,才有可能形成社会互动 C社会互动以互动双方都能理解的信息传播为基础 D社会化过程实质上也是一种社会互动过程 7.集合行为历来是社会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感兴趣的问题,他们提出了很多理论观点来解释这种行为的机制和过程。在这些理论中,对集合行为的性质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理解:有认为集合行为是一种非理性行为,有的则认为集合行为是理性行为。在下列几种理论中,将集合行为视为一种理性行为的理论 是。

A感染理论 B控制转让理论 C模仿理论 D紧急规范理论 8.下列现象中,体现出社会分层特点的现象是。 A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B通过民族识别,我国确认的民族有56个 C进入21世纪后,我国将逐渐进入老龄化社会 D进过调查,发现某班40个同学,竟分别来自20个省份40个县市 9.下列有关参照群体的论述,不正确的是。 A参照群体并非某一成员身份所属的群体,但却被他用做所属群体的参照对象 B同一参照群体的意义在任何时候都是不变的 C参照群体通常对其成员的认知、情感、态度和价值观念等发生重大影响,并因此而削弱或加强所属群体的团结 D一个人的参照群体是可以发生变化的 10.社会学回答社会"应该怎样"的问题,这是社会学 的。 A描述功能 B解释功能 C预测功能D规范功能 11.由一对夫妇与父母和未婚子女聚居生活的家庭 是。 A核心家庭B主干家庭C联合家庭D断代家庭 12.下述判断中,不是非正式群体结构特点的是。 A.它是个人基础上的一种人际关系 B.它具有不固定的目标或任务 C.它具有不成文的行为规范 D.它没有自己的领袖 13.民族团结和社会秩序的基础是文化的。 A.社会整台功能 B.反向功能 C.混合功能 D.社会导进功能

《社会心理学》期末考试试题A卷

一、填空题:(每空 1 分,共 20 分) 1、自我意识的结构可以分成 与 两个对立的部分。 2、在形状知觉中知觉的整体性遵守 、 和 三个原则。 3、一般说来,态度由 、 和 三种因素构成。 4、交往的心理功能主要表现在 、 、 和 等方面。 5、记忆障碍是人们在 、 、 或 过程中表现出的障碍。 6、在团体中,由于个体的成绩没有被单独评价,而是被看作一个整体时,引发个体努力程度下降的现象,称为 。 7、心理学家伯克威茨认为,挫折的存在不一定导致个体的侵犯,只是使个体处于 状态。 8、个人的观念或行为由于群体的引导或压力向与多数人相一致的方向变化的现象称 为 。 9、角色扮演者在角色扮演中出现的心理与行为上的不适应状态称为 。 二、判断题:(每小题2 分,共 20 分) 1.人到老年,个体的社会化不再继续进行。( ) ( ) 4.社会心理学的发展史中,最早以社会心理现象作为讨论的中心课题的,是德国的民族心理学派。其代表人物是德国哲学家M.拉扎鲁斯和语言学家H.施坦塔尔。( ) 5.反向社会化是指个人接受与主流文化相对立的文化的过程。( ) 6.大众传播媒介指的是人们用来进行沟通信息的各种通讯与交往手段,包括报纸、杂志、广播、电视、书籍等。它既有积极作用,同时也有其消极作用。( ) 7.个人的面部表情是先天的,与后天环境无关。( ) 8.社会判断是在社会知觉和社会印象基础上对认知客体的评价和推论。( ) 9.事后诸葛亮在社会心理学上被称为证实偏差。( ) 10.“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讲的是一个人的态度的形成要受周围环境的影响。( ) 三、选择题:(每小题 2 分,共20 分) 1. 人际交往中的曝光效应显示出,( )会对人际吸引起作用。 A. 接近性 B. 互补性 C. 相似性 D. 熟悉性 2. 奥斯古德用语义分析的实验证明了我们在印象形成时,用以评价他人的基本 维度是( )。 A. 评价、力量、活动性 B . 知识、感召力、领导力 C. 能力、正直 D. 中心特征、边缘性特征

音系学重音理论简述

音系学重音理论简述 暨南大学 王茂林 提 要:关于重音问题,国外学界已有一些比较成熟的理论。在重音的表征方面,传统上采用聚合的方法,即建立一套相互对立的重音级别来区别不同重度的音节;而节律音系学理论认为,重音体现的是一种相对凸显关系。研究发现,重音通常具有 标界和 节奏两种功能,并可通过音步类型及音步组构方向进行指派。优选论是近十几年来比较盛行的理论,在此理论框架内,利用有关制约条件的不同排列等级,可以输出最优的重音模式。 1.引言 重音是语言中普遍存在的韵律现象,一直受到学者的关注。早在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人们就注意到语言中有重音存在,例如当时的学者曾把重读音节描述为 尖的或者 重的(Fox,2000: 116)。进入20世纪以来,各学派学者对重音进行了深入探讨,并提出了不同的理论,因而使人们对重音的认识也越来越透彻了。本文拟介绍国外音系学领域有关重音的研究,主要涉及重音的表征、功能及指派,最后简述优选论对重音的分析。 2.重音的表征 2.1 聚合分析法 传统上重音是用聚合的方法来描述的。这种方法是建立一套相互对立的重音级别,用来区别不同重度的音节。重音语言中有重读音节与非重读音节的区别,因此从事音系研究的学者就分别用 重和 非重来表示二者的对立。Jones (1956)通过仔细研究英语重音,发现在通常情况下重音只有两个级别: 重和 非重。但是如果遇到较长的单词,就会出现 次重音。例如在ad minis't ration中, tra重音级别最高,是主重音, m i次之,是次重音,其余的音节都是非重读音节。这样就形成了三个重音级别:主重音、次重音及非重读音节。 美国结构主义学派的Bloomfield(1935)在讨论重音问题时使用了 响度(loudness)这一概念。他认为响度有不同的级别,属超音段音位,与音段音位同时存在。同一学派的Bloch和Trager (1942)认为从相对响度上分,英语有四级重音音位: 响、 次响、 中度和 弱。这四级重音的标记符号分别是 、 、a`和a,其中a是无标记的,如下例所示: A l nguag e is a s stem of rbitr ry v cal s mbols. 在这句话中,language,system和symbols三个词的第一个音节响度级别最高,arbitrary和vocal的第一个音节响度次之,arbitrary的第三个音节响度再次,其他的音节均为弱。 结构主义学派在语音研究方面的贡献是重视 音位在音系中的地位,并把重音也视为次要音位。但是,音位这一概念的不足之处在于它无法反映音系中的 自然类(见王洪君1999:56),所以后来的学者多用 区别特征来描述音系。在Jakobson、Fant和Halle(1952)提出的区别特征体系中,重读的元音被认为具有[+重音]特征。之后,Chomsky和H alle(1968)在其经典著作中,继续沿用了[!重音]这一特征。 重音的聚合分析法从对立的角度出发,把重音分成不同的级别,使人们对重音的认识更为深入。但是这种方法也存在问题,即它过于强调对立,而忽视了重音 相对性的一面。 次重音是依赖于 主重音的存在而存在的,二者是相互依存的关系。 2.2 节律音系学理论 Chomsky与Halle合著的?英语音系#(T he Sound Patter n of English)一书出版于1968年,该书阐述的理论通常被称作SPE理论。SPE之后的音系学理论打破了Chomsky和Halle所采用的 本研究为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 十一五规划项目(06K07)及广东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工程项目(BK YBJG20060223)的阶段性成果。作者由衷感谢匿名审稿专家提出的宝贵意见。

社会心理学期末考试复习题答案

《社会心理学》期末复习指导2012.6.10 一、考试情况介绍 (一)考试方式: 期末考试采用半开卷、笔试考试的方式,允许考生携带一张A4纸(上面可用于记录知识要点)入场。试卷分值为100分,比例占总成绩的70%,考试时间为90分钟。 (二)试卷结构与试题类型: 试题分为较难、适中、较易三个等级,分别占卷面总成绩的20%、40%、40%。 试题类型包括: 1.填空题(每空1分,共15分) 2.单项选择题(5道题,每题2分) 3.名词解释题(5道题,每题5分) 4.简答题(3道题,每题10分) 5.应用分析题或论述题(1道题,20分) 二、复习范围 以教材《社会学心理学教程》(乐国安主编,中央电大出版社2010年版)为依据,以电大在线课程端发布的形考作业题、期末复习指导(视频)、期末辅导(文本)为范围进行复习。

三、各章要点及重点习题 第一章绪论 1.1908 年,美国社会学家(罗斯)和英国心理学家(麦独孤)各出版了一本社会心理学专著,标志着社会心理学终于从促使其诞生的社会学和心理学土壤中脱生出来,并走向独立。2.由于研究使用的场合的不同,实验法分为()实验法和()实验法两种形式。 3.实验法有别于其他研究方法的重要特点在于对所研究的情境给予一定程度的控制,突出()和()之间的关系。 4.观察法有多种形式,可分为()与()。5.调查法分为两种,一种是(),另一种是 ()。 2.简述调查法的种类及其优缺点。(见教材)P9-10答: 第二章社会化 1.以内容为划分依据,社会化主要包括(道德)社会化、(政治)社会化和(法律)社会化。P27-30 2.根据角色扮演者获得角色的方式不同,可以把角色分为(先

社会学概论期末考试复习材料

《社会学概论》(本科)复习范围 (一)考试方式: 期末考试采用闭卷、笔试考试的方式。试卷分值为100分,比例占总成绩的70%,考试时间为90分钟。 (二)试题类型: 1.单项选择题(每小题1分,共10分) 2.多项选择题(每题1分,共8分) 3.名词解释题(每题5分,共20分) 4.简答题(每题8分,共32分) 5.论述题(每题15分,共30分) (三)期末重点复习题 一、单项选择题 1.《民主在美国》的作者是()。 A.孟德斯鸠B.孔德C.托克维尔D.马克思 2.一人身兼数职、顾此失彼、疲惫不堪的处境是()的表现。 A.角色失败 B.角色冲突 C.角色不清 D.角色中断 3.从()角度出发可以将社会关系划分为血缘关系、地缘关系和业缘关系。 A.关系的密切程度 B.关系的规范化程度

C.关系建立的基础 D.关系的协调程度 4.把社会群体分为内群体与外群体,是根据()的标准。 A.结构特征 B.互动关系 C.归属感 D.从属关系 5.如果某种社会制度无法满足特定的社会需求、带来社会冲突的制度后果,我们称其为社会制度的()。 A.显功能B.潜功能C.正功能D.反功能 6.大城市居民向小城镇或农村迁移的现象被称为()。 A.城乡融合B.城市贫民化C.逆城市化D.城乡二元结构 7.经过社会革命或其他剧烈的社会变动,社会分层结构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1949年之后中国的分层结构发生的变化就是这样的。这种变动称为()。 A.开放性社会结构 B.结构性流动 C.非结构性流动 D.社会变迁 8.()认为,社会问题的产生主要是由于社会不同群体之间价值和利益冲突。 A.社会解组论 B.偏差行为理论 C.社会建构论 D.冲突论 9.云南傣族泼水节时,载歌载舞的人群是()。 A.偶合人群B.常规人群C.表意人群D.行动人群 10.在现代化过程中,会出现一些与现代性因素极为相像,但在实质上却与现代化的要求背道而驰的现象,这种现象被称为()。 A.错位 B.脱节 C.畸变 D.失衡 11.科塞是()的代表人物。

社会学理论试题集

社会学理论试题集

华农大社会学专业07级 西方社会学史复习参考之四 拓展部分(作为以后深入和继续学习参考) 4 简述科层制的特点,正负功能及未来发展趋势 6 简述韦伯关于“感召性权威合法化”的论述? 7 米德关于自我意识发展的基本观点。 8 默顿怎样批评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 1试论述“社会唯名论”和“社会唯实论”争论的基本内容和分歧实质。 2 试论帕森斯“结构功能模式”同马克思的“社会实践结构论”的联系与区别。 5 先赋角色与自致角色 8 异化劳动 9 普遍化的他人 6 米德怎样论述社会组织的心理基础。 7 简述布迪厄关于惯习“habitus”的基本观点。 8 简述城邦社会学的主要学术贡献及局限性。

4 试论哈贝马斯对西方社会学理性观的批判与重建。 5 有序的社会秩序是通过哪些环节建构的?谈谈你对此问题的见解。 6 试论世纪初期社会思潮的历史地位。 8 反功能 9 合法性 12 主观主义 13 异化 16 社会几何学 18 姿势对话 21 实践的模糊逻辑 22 时空抽离化 3 什么是社会行动?它大约可分几类? 6 布劳怎样分析社会交换论中的内部报酬与外部报酬? 7 莫顿的中程理论分析原则与帕森斯的结构功能分析原则区别 9 布劳怎样从微观的社会交换研究上升到宏观的社会结构研究? 10 简述利奥塔关于“重写现代性”的基本观点。 4 联系中国社会发展实践,详述帕森斯的A-G-I-L的模式理论。 6 试论帕森斯关于文化因素在社会结构和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观点。 3 实体性社会结构 4 社会稳定 5 社会运行 6 宗教冲突 7 话语方式 8 次级结构 9 普遍语用学 10 社会建构论 11 秩序 8 简述帕森斯的模式变量理论。 9 简述吉登斯关于“时空抽离化”的论述。

相关文档
相关文档 最新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