圈子文化+好人主义+对照检查材料

圈子文化+好人主义+对照检查材料

“圈子文化”，是这次反腐败斗争中提出的一个重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分析党内的腐败现象时指出：“有的干部信奉拉帮结派的…圈子文化?，整天琢磨拉关系、找门路，分析某某是谁的人，某某是谁提拔的，该同谁搞搞关系、套套近乎，看看能抱上谁的大腿。”联系这次反腐败斗争揭露的大量事实，同时联系我们身边发生的一系列问题，总书记提出的问题尽管触目惊心，但都是不容否认的事实。他揭示了“圈子文化”是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情况下滋生的一种极坏的风气。我们必须明确地指出，“圈子文化”不是共产党人的文化，必须痛加鞭鞑，坚决抵制。

(一)

党内拉帮结派的“圈子文化”，具有依附性、投机性、帮派性、贪婪性的特点，是一种具有浓厚封建主义色彩的腐朽文化。

依附性，是“圈子文化”最基本的特点。习近平总书记在对“圈子文化”进行剖析的时候，明确指出：“需要注意的是，不能把党组织等同于领导干部个人，对党尽忠不是对领导干部个人尽忠，党内不能搞人身依附关系。干部都是党的干部，不是哪个人的家臣。”家长制，人身依附，惟命是从，没有人格的独立，是封建主义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小生产意识在人际关系上的典型特征。在这次反腐败斗争揭露出来的那些触目惊心的案件中，有的身居高位的领导干部，他们选人用人，一切以能否给自己尽忠为标准，竭力豢养自己的家丁，网罗自己的权

力圈子。这种“圈子文化”，不仅是共产党人坚决反对的，也是和民主主义根本对立的。但是，这种极其落后、反动、腐朽的东西，竟然沉渣泛起，在我们党的干部队伍中滋生蔓延，不能不引起我们警惕。

投机性，是“圈子文化”的生成性特点。在今天，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和历史车轮、时代大潮格格不入的坏风气?这和官本位下的投机性，谋人不谋事，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尖锐地指出的，我们有些干部“整天琢磨拉关系、找门路，分析某某是谁的人，某某是谁提拔的，该同谁搞搞关系、套套近乎，看看能抱上谁的大腿”。而且有的人，今天看这个领导有权势，有上升的势头，就抱这个领导的大腿，明天看那个领导有希望，有奔头，又抱那个领导的大腿，甚至不惜背弃前一个曾经拉过关系的领导。这种投机性，不仅推动了“圈子”的生成，而且玷污了共产党人应有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严重败坏了党的形象和风气。

帮派性，是“圈子文化”的总体特点。这里讲的“圈子”，不是我们工作中正常的工作圈子或生活中正常的朋友圈子，而是具有上述人身依附性和政治投机性的帮派圈子。同时，这种帮派圈子也和我们党的历史上出现过的宗派主义、山头主义不完全一样。我们党的历史上，由于武装斗争是在各个山头发动起来的，加上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狭隘思想的影响，出现过和共产党人的党性对立的宗派主义、山头主义。因此，我们党对它们的政策是，承认山头，照顾山头，但决不能搞山头主义。在延安整风中，对这种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党八股一起进行了整顿。现在这种帮派圈子，甚至和历史上的“朋党”也有区别。宋

代欧阳修曾经作过《朋党论》，说：“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他以“同道”和“同利”为界限，把“朋党”分为“君子之朋”和“小人之朋”。尽管欧阳修这样说是为自己做辩解，但也有一定道理。我们现在的腐败案件中暴露出来的那些帮派圈子，纯粹是以党和人民赋予的公权力为自己谋私利，充其量只能是“小人之朋”的“朋党”。对于这样的帮派“圈子文化”，我们只能采取零忍耐的态度，而不能姑息养奸。

贪婪性，是“圈子文化”的劣根性特点。如前所说在这次反腐斗争中揭露出来的帮派圈子，无论搞人身依附，还是搞政治投机、结党营私，都贯穿个“贪”字。人们常用“巨贪”“贪得无厌”“贪赃枉法”来形容他们。这种贪婪性，决定了他们不管有多高的地位、多大的权力，最终必将自绝于党和人民，受到党的纪律和国家法律的严惩。

(二)

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已经65年多，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也近60年，为什么这种具有浓厚封建主义色彩的帮派圈子，还会在我国滋生和蔓延?“圈子文化”的根源在何处?这是需要深入思考的。

多年来，我们党对于自己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面临的考验和风险，是十分清醒的。比如，十八大报告就指出：“新形势下，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

腐败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对于这样的警告，尽管一些人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但它是躲不开、避不了的。其中，执政的考验，腐败的危险，尤为严峻。这是因为，权力具有两面性，既可以用来为人民服务，又会诱使掌握权力的人利欲熏心、以权谋私。对此，恩格斯早在1891年就说过：权力“再好也不过是在争取阶级统治的斗争中获得胜利的无产阶级所继承下来的一个祸害”。我们党要长期执政，就要长期应对这种考验。

在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环境下，特别是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程中，这种考验尤为突出和尖锐。因为，我们不像世界上许多国家那样是从自然经济发展到市场经济的，而是从计划经济转型到市场经济的，即是通过政府放权让利一步一步扩展市场因素的，因此经历了双轨制阶段、政府与企业共同开发市场阶段等一系列许多国家所没有的特殊发展阶段，这就形成了权力与利益多重契合的复杂局面，形成了寻租的广大空间。在这样的市场经济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不是商品的权力竟然也被一些人用于商品交换，不仅扭曲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且导致以权谋私的腐败现象频发高发，甚至被一些权欲熏心的人用于扩展其野心的小圈子。

之所以在权力和市场的扭曲运用中会导致“圈子文化”，更重要的，是因为我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封建主义传统的国家。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我国从政治上、土地制度和生产关系上荡涤了封建主义，但是这种思想文化影响并未因此而完全绝迹。“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我们记忆犹新。在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和许多老一辈革命家都

告诫过不要轻视封建主义的影响。我们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干扰，也要警惕封建主义的影响。这在党的思想政治建设中，尤其要重视。比如邓小平在1980年12月25日明确指出：“要继续批判和反对封建主义在党内外思想政治方面的种种残余影响，并继续制定和完善各种符合于社会主义原则的制度和法律来清除这些影响。”他还在1985年9月23日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深刻地指出：“我们为社会主义奋斗，不但是因为社会主义有条件比资本主义更快地发展生产力，而且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消除资本主义和其他剥削制度所必然产生的种种贪婪、腐败和不公正现象。这几年生产是上去了，但是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流毒还没有减少到可能的最低限度，甚至解放后绝迹已久的一些坏事也在复活。我们再不下大的决心迅速改变这种情况，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怎么能全面地发挥出来?我们又怎么能充分有效地教育我们的人民和后代?不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应该讲，在邓小平这些思想的引领下，我们在精神文明建设中做了大量的工作，进步是明显的。今天，重温邓小平的这些论述，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清除封建主义残余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一样，是一项长期的任务，决不能掉以轻心;同时，也使我们认识到，在今天之所以会出现如此严重的“圈子文化”，不是偶然的，抵制和反对源于封建主义的“圈子文化”也是一项长期的思想政治任务。

(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