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藏传佛教文化在新疆的传播

论藏传佛教文化在新疆的传播

(甘肃合作民族师专 747000 内玛才让)

内容摘要:本文借用历史学和宗教学的理论方法，运用现有文献资料，全面系统地阐明了佛教，特别是藏传佛教传入新疆的基本情况。特别是吐蕃经营西域时期的佛教,以及后期的藏传佛教等诸多方面进行了考证和论述。

关键词:藏传佛教文化新疆传播

Abstract:The article used ways of history and religion,according to some basic documentaries,it can be explained from the ways of Buddhism,especially there were many cultures of Tibetan Buddhism when it spread in Xinjiang.

佛教创立于公元前6-5世纪的古印度，相当于我国春秋时代，距今约有2500年的历史。众所周知，新疆古称“西域”，享有“小西天”、“佛教第二故乡”之美称。新疆作为古代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和枢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种宗教汇流并存和融合的地区。公元前4世纪前后，产生于古代波斯的琐罗亚斯德教，中国所称之袄教（俗称拜火教）经中亚传入新疆。南北朝至隋唐时期，袄教流行于新疆各地，吐鲁番地区尤为盛行。当时的高昌政权专门设置了机构和官员来加强对袄教的管理。新疆一些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历史上曾信仰过袄教。公元前1世纪前后，产生于印度的佛教经克什米尔传入新疆。不久，佛教在各地统治者的大力推行下，发展成为新疆的主要宗教。佛教鼎盛时期，在塔里木盆地边缘各绿洲，佛寺林立，僧尼众多，还形成了于阗、疏勒、龟兹（音：秋词）、焉耆、高昌等著名的佛教中心。新疆佛教在造像、绘画、音乐、舞蹈、寺院和石窟建筑艺术等方面，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留下了大量珍贵的文化遗产，丰富了中国和世界的文化艺术宝库。公元5世纪左右，中国内地盛行的道教随着汉族的不断到来传入新疆。但是，传播范围不广，主要盛行于汉族比较集中的吐鲁番、哈密等地。直到清代，道教才传播到全疆各地。公元6世纪前后，摩尼教由波斯经中亚传入新疆。公元9世纪中叶，以摩尼教为国教的回鹘西迁新疆后，促进了摩尼教在新疆的发展。信仰摩尼教的回鹘人在吐鲁番地区建造寺院，开凿洞窟，翻译经典，绘制壁画，弘扬摩尼教教义和文化。在摩尼教传入前后，景教（基督教的早期派别聂斯脱利派）也传入了新疆，但早期传播不够广泛。到元朝（公元1206年—1368年）时，因为大量回鹘人接受景教而兴盛起来。公元9世纪末至10世纪初，伊斯兰教经中亚传入新疆南部地区。公元10世纪中叶，信仰伊斯兰教的喀喇汗王朝发动了对于阗佛教王国历时40余年的宗教战争，于公元11世纪初经营于阗，把伊斯兰教推行到和阗地区。公元14世纪中叶起，在察合台汗国（蒙古成吉思汗次子察合台在西域建立的藩属国）的强制推行下，伊斯兰教逐渐成为察合台汗国的蒙古人、维吾尔人、哈萨克人、柯尔克孜人、塔吉克人等信仰的主要宗教。公元16世纪初，伊斯兰教最终取代佛教成为新疆的主要宗教。

藏传佛教是我国佛教的一大支系。我国佛教文化主要有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和南传佛教文化三大类，而且这三大系佛教文化都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论述新疆藏传佛教可以上溯到唐朝时期的吐蕃佛教。公元7世纪，松赞干布统一西藏高原，建立了著名的吐蕃王朝，先后从唐王朝和尼泊尔两个渠道引进佛教，印度佛教开始在我国藏区全面传播。唐朝时期，吐蕃占领西域长达一个世纪以来，早期西域佛教一度不同程度地吸收了不少吐蕃佛教的神密色彩。于阗是西域诸城邦国中很有影响的一个国家。据史料载：“西域诸国，汉初开道有三十六国，后分为五十余，建武以来，更相吞灭，今有二十。……戎卢国、扜弥国、渠勒国、皮穴国，皆并属于阗”(1)。“于阗国，王治西域，去长安九千六百七十里，户三千三百，口九千三百，胜兵二千四百人”(2)。可见，当时于阗是古西域诸国中的一个不小的王国，军事较强，地域广，人口多，然而就是这个不小的西域国，在政治、经济、军事以及宗教文化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于阗是丝绸之路南道上的重镇，在佛教文明东

渐的过程中，曾对中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佛教各种流派在此汇合，于阗得以拥有齐备的正品梵文胡本经典，这使它成为中国佛教研究的结集地，也使于阗在西域诸国中独具魅力。

吐蕃与于阗真正发生联系应该在公元7世纪下半叶，即吐蕃兼并了苏毗、象雄和吐谷浑之后，其疆土在东、北、西诸面都直抵于阗时方才开始。这时，在吐蕃的周邻，如大唐、天竺（印度）、尼婆罗（尼泊尔）、于阗、西域诸国，甚至青藏高原东部的吐谷浑等，几乎都是信仰佛教的国家和部族。随着吐蕃对外经济、政治、文化交流的开展，佛教僧人进入吐蕃境内是完全可能的。吐蕃王朝在公元7世纪下半叶至9世纪末，在长期经营西域的过程中，给西域诸地留下了许多不可磨灭的足迹。《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一书谓：“公元670年以后，吐蕃军旅长期驻扎南疆至河西走廊一线，进行屯戌。由于自然地貌的变迁，若羌、且末至到于阗有不少吐蕃古堡被流沙淹没。本世纪初，一批外国探险家就曾在南疆盗掘出若干吐蕃木牍。1959年，1973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考古队在若羌的米兰古堡进行科学发掘，发现一大批木牍。这些木牍上的藏文具有吐蕃时期的特征，引起国内外藏学界的广泛注意。”

(3)《唐代吐蕃在新疆的活动及其影响》一文也说：“西域地区的吐蕃统治者，保护和新建寺院，翻译经典，不遗余力地提倡佛教，利用宗教力量作为其统治的精神支柱。现存的佛教遗址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人们对罗布淖尔西南方以吐蕃城址为中心散布的14处寺院遗址，多次进行过考察，保存完好。从中可以看出，如果没有很深的佛教信仰和积极推广的精神，是不可能在吐蕃城堡周围存在这样多宏伟壮观的佛教寺院的。”(4)由此观之，只有这些古遗址、木牍等物证和敦煌所藏的藏文文献，才提供了吐蕃王朝同西域等外部世界联系的片断资料。

吐蕃统治西域时期，西域各地佛教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于阗地区佛教传入以后，公元1世纪就已有佛教寺塔。据史料记载，到公元7—8世纪时，西域于阗地区的佛教寺塔增多好几十倍。《汉藏史集》载：“另外，还有历代国王之王妃建造的和为了王妃而建造的努沃涅寺、约司觉、色若觉、索烟若、泽莫加、噶仲觉、和绒觉、叶莫诺、科索诺诺、古德热玛、沃果诺、贵斯沃尔冬那、祖诺、确诺、那摩博通、阿诺约诺等许多寺院。总的来说，和田地方的大寺院在城内外有68座，中等寺院有95座，小寺院有148座。另外，荒地小庙及不属寺庙之佛像、佛塔等，共计3688处。据桂·措衍金波鼠年统计，和田地方共有比丘1万来名。在朵洛和墨格尔地方，有大寺院4座，小寺院100来座，比丘124名。在干尚、帕涅、比尔迦扎、沃古以上、智里以下的地区，城内外有大寺院23座，中等寺院21座，小寺院23座，荒地小庙和佛塔等839处。两部僧伽在勒见和贵泽以上地方有438名。金江以下、格香和杜尔雅以上地区的城内外、察尔玛以上地区，有大寺院15座，还有很多小寺院和佛塔。两部僧伽从勒见和贵泽地方以上总计963名”(5)。佛教寺塔之盛，由此可见一斑。

西域在吐蕃也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影响，如在藏文大藏经《丹珠尔》部里就有《于阗国授记》一章。特别是西域对吐蕃佛教的形成以及发展起到很大的推动和充实作用，在吐蕃佛教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吐蕃与于阗之间存在着的特殊关系早已引起学术界的关注。从藏学研究与文献资料看，二者在古代的交往显然非常密切。于阗是吐蕃进入西域的重要通道，随着吐蕃与于阗深入地接触和了解，尤其是因为于阗本身作为我国西域的佛教名城，于阗对于吐蕃的意义也就更多地集中在佛教文化方面，这也是为什么《汉藏史集》为于阗定位于“圣地”的缘故。

我国历史研究资料表明，在新疆2000多年有文字记载的历史长河中，佛教文化同样占了2000多年，其中，藏传佛教自吐蕃时期传入新疆以来，经历宋、元、明等朝代，尤其是元朝期间在新疆得到进一步发展。《中华通史》载：“蒙古人的疆域后来大大的扩张，思想也随之进步，所接触到的种族与宗教极其复杂。从元世祖开始，除了特别崇敬喇嘛教（即藏传佛教）外，对其他一切不同的宗教，也都普遍尊重，所以元朝是中国继唐朝之后，一段宗教思想最自由发达的时间”(6)。元朝时期，我国的版图空前扩大，领域横跨欧亚大陆，使

元朝的佛教具有民族多样性的色彩。元朝在全国实行宗教信仰多样化的政策，其中，特别重视佛教的发展。元朝在南方采纳扶持汉传佛教兴盛的策略，在北方采取护持藏传佛教全面传播发展的方针。《元史》云：“元起朔方，固已崇尚释教，及得西域，世祖以其他广而险远，民犷而好斗，思有以因其俗而柔其人，乃郡县吐番之地，设官分职，而领之于帝师”(7)。从此，在元朝相当长的时间里，藏传佛教萨迦派占据着主要统治地位。值得注意的是，忽必烈之表兄海都王叛乱时，与萨迦派对立的藏传佛教噶举派直贡系曾于公元1267年同海都结盟，这一事实表明，藏传佛教噶举派直贡系也有可能传播到中亚海都王的宫廷。但是，敦煌、伊吾、高昌等地域的僧侣们所崇奉的还是以八思巴帝师为教主的藏传佛教萨迦派。由于元朝统治者的扶植与提倡，新疆伊吾、高昌、吉木赛尔、焉耆等地区藏传佛教在元代更达到了鼎盛时期，高僧辈出，显耀于元廷，其地位不比西藏喇嘛高僧逊色。他们所发挥的积极作用，不但对蒙古早期佛教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而且在新疆佛教史上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业绩。

明朝时期，瓦剌蒙古活跃在新疆历史舞台上，瓦剌是在新疆继元朝信仰藏传佛教的蒙古民族之一。明代瓦剌是我国蒙古族的一支，元代称之为斡亦剌，清代称之为厄鲁特或卫拉特，西方学者往往把它叫做卡尔梅克。明朝期间，西域伊吾、高昌、吉木赛尔等地区佛教很盛行。而且仍保留着藏传佛教。这一时期，在伊吾、高昌、吉木赛尔等地区生活的汉族，高昌人和瓦剌蒙古支系哈剌回人均信仰佛教。当时，这些地域都设有僧纲司，专门管理佛教事务。15世纪初，即永乐年间，陈诚出使西域，在吐鲁番一带见到不少佛寺，说当地居民“信佛法，僧寺居多”(8)。敬佛的情形差不多。其中，火州尤甚，其“城方十余里，僧寺多于民居”(9)。这大概是因为这里曾是西域佛教文化中心，在元代受藏传佛教的影响甚大。

近来佛教研究资料表明，元末明初，吐鲁番地区的藏传佛教仍十分兴盛。俄国学者曾大约在此期间，在迁建的哈剌和卓遗址中发现丰富的藏传佛教壁画：“教授在一间保存得很好的楼房里发现，在一块拱顶上绘着一只嘎热德鸟（蒙古人观念中的巨大神鸟），是许多蒙古传说中的形象。鸟看起来是带翅膀的人，有鸟一样的腿和爪子，手里握着箭，身下是低垂着头的女人。另一所房子里部分壁画绘着印度崇拜的凶猛恶神玛哈嘎拉，有四只手和猪的嘴脸，端坐在被打仗倒下的敌人尸体上，另一部分壁画绘的是花，各式花纹、一些马头和残部。这些东西穿着饰有名贵宝石的衣服，同时，还画有坐在莲花上的菩萨。”(10)蒙古传说中的嘎热德鸟出现在哈剌和卓的藏传佛教壁画中，这说明蒙古的藏传佛教与吐鲁番地区的藏传佛教有过频繁而充分的交流，达到了交相融汇的地步。“永乐6年（1408年），其国番僧（指吐鲁番）清来率徒法泉等朝贡，天子令化导番俗，即授为灌顶慈慧园智普通国师，徒七人并为吐鲁番僧纲司官，赐赉甚厚，由是其徒来者不绝”(11)。清来被封为国师，证明藏传佛教僧人地位之高；当时设有僧纲司官，证明僧徒的数目也是很可观的。永乐12年（1414年），陈诚出使西域在吐鲁番见到众多的佛寺，并听到各种有关佛教的传说。这些传说与当地的很多地名联系在一起，证明佛教影响的深远。

当然从某些方面，也能看到佛教衰落的征兆：“火州，城方十余里，风物萧条，昔日人烟唯多，佛僧堂寺过半，今皆零落”(12)。而柳中的同一民族的成员，因有信奉佛教和伊斯兰教的差别，其服饰已迥然不同。哈密地区相反，当时它以佛教为主。马可波罗说，其“居民皆是偶像教徒，自有其语言”(13)。1420年，沙哈鲁使臣路经哈密时，看到城中有一座宏大的清真寺，对面是一座规模很大的佛寺，寺内供有一尊大佛像，其左右有很多小佛像。在大佛前，立着一个精美绝伦的十龄童子的铜像。庙宇的墙上绘有技巧熟练的壁画和优美的彩色图。寺院门前，有两个看来准备相互扑击的魔鬼像。历代哈密蒙古忠顺王皆为佛教徒。哈密忠顺王倒瓦答失里（1439——1457年在位），他在位期间，为报答父恩而建立了一座佛寺，也曾向明廷进贡佛像、铜塔、舍利。说明哈密王特别笃信佛教。在高昌回鹘主要活动的吐鲁番地区，明朝沿元代做法，授予一些佛教高级僧人“国师”之职。例如，明永乐6年（

1408年）五月，“吐鲁番城僧人清来率其徒法泉等来朝，贡方物，命清来为‘灌顶慈惠圆智普应国师’，法泉等为吐鲁番等城僧纲司官”(14)；正统2年（1437年）7月，“吐鲁番地区国师巴剌麻答失（《明史·西域传》作‘巴剌麻儿’——引者）遣僧人格来贡马及方物”(15)。证明当时佛教势力还很强大。此时，佛教在天山北路的瓦剌人中日趋兴盛。瓦剌是蒙古的一部分，原分布在贝加尔湖一带的森林里。以后居地逐渐南移，元末明初已占有天山北路。瓦剌在元世祖在位时已接受藏传佛教。《新疆宗教》一书云：“早先瓦剌人信仰萨满教，但至迟到贵由汗时（1246——1248年）已信仰佛教。贵由汗的皇后海迷失就是瓦剌人，她已是一位佛教信徒。近年发现的《释迦院碑》，用汉、蒙两种文字刻于蒙哥汗7年（1275年），就是瓦剌部人、驸马八立托为蒙哥汗祝寿的祷文，这就确凿地说明在此之前瓦剌贵族中已有崇奉佛教的了。到元世祖时，由于元世祖忽必烈崇奉藏传佛教，瓦剌人中的藏传佛教也得到发展。”(16)瓦剌占有天山北路时，吐鲁番、哈密地区的佛教还十分兴盛。在此期间，瓦剌与哈密、吐鲁番地区有着频繁的交往，双方的佛教也必然有所交流。

当新疆的佛教在哈密、吐鲁番地区逐渐衰落，其重心即移向瓦剌占有的天山北路。《新疆宗教》一书也云：“正当吐鲁番、哈密等地的佛教衰落之时，信奉佛教的厄鲁特蒙古进入了天山北路。从此以后，新疆的佛教就主要流布于厄鲁特蒙古人中”(17)。

注释：

(1)吴平凡、朱英荣辑《龟兹史料》新疆大学出版社，1987年5月第1 版，第3页。【O】

(2)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新疆地方历史资料选辑》，人民出版社，1987年11月第1版，第26页。【B】

(3)王尧、陈践译注《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增订本），民族出版社1992年2月版，第7页。【M】

(4)《新疆社会科学》1985年第5期，第97页。【J】

(5)达仓宗巴、班觉桑布著，陈庆英译《汉藏史集》，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12月出版，第58-59页。【M】

(6) [台]陈臻平著《中华通史》第七卷，花城出版社，1996年2月版第451页。【M】

(7)《<二十五史>元史卷二百二·释老传》第11册，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781页。【O】

(8)《西域番国志》转引自杨建新主编《古西行记》宁夏人民出版社1998年6月版，第292页。【O】

(9)《<二十五史>明史卷三百二十九·西域传》第13册，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752页。【O】

(10)《西北史地》1982年第1期，第102页。【J】

(11)《<二十五史>明史卷三百二九·西域传》第13册，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752页。【O】

(12)《西域番国志》转引自杨建新主编《古西行记》宁夏人民出版社1996年6月版，第193页。【O】

(13)冯承均译《马可波罗行记》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1月版，第118页。【M】

(14)田卫疆编《<明实录>新疆资料辑录》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年11月第24页。【O】

(15)田卫疆编《<明实录>新疆资料辑录》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年11月第91页。【O】

(16)李泰玉主编《新疆宗教》新疆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版，第71页。【M】

(17)李泰玉主编《新疆宗教》新疆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版，第70页。【M】

中文题目：论藏传佛教文化在新疆的传播

英文题目：Tibetan Buddhism in Xinjiang.

作者简介:内玛才让 (1977--),藏族,法学硕士,合作民族师专(甘肃民族师范学院)历史文化系讲师,主要从事新疆藏传佛教与藏学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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