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外在清华教政治

老外在清华教政治

作者：蒋（韦华）薇

来源：《视野》2006年第20期

中国的政治几乎是世界上最玄妙的一门“艺术”了，想一想处事简单的老外，一旦与中国政治相遇，又会有什么样的碰撞呢?

2006年6月的一天，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教室，4名博士生正在进行论文答辩，一群学生坐在下面旁听。评委之中有一位穿着粉色衬衫的金发老外，他是哲学系外籍教授丹尼尔·贝尔。这一天，4位博士都顺利通过了答辩。“我没有为难他们，但我想起了我自己的博士论文答辩。”丹尼尔·贝尔说。

那是1991年，在牛津大学。“整个答辩只有我和两位评审在场，其中一位评审还是我的老乡，我满以为他不会为难我，可是他对我没采用论文常规格式，而是采用对话体提出质疑，我没通过答辩。后来半年，我一直在修改我的博士论文，可我坚持用对话体。柏拉图的《理想国》不也是对话体么!”

“那是我一生中最沮丧的时候。”半年后，他的论文获得通过。他当时并不知道，牛津大学出版社早就看上了他的博士论文，并打算出版。而这篇论文也奠定了他在西方“社群主义”研究领域的学术地位。

“你是不是疯了?”

当丹尼尔·贝尔最初决定接受清华大学的聘请讲授政治学时，他的西方同行个个惊诧得目瞪口呆：“你是不是疯了?”当时，这位加拿大籍政治学教授正在香港任教。同行们都清楚，香港不仅学术环境宽松，且收入丰厚。

“我当然明白他们的担心。”丹尼尔事后说。丹尼尔·贝尔并非“中国盲”，早在英国读书时，他便与来自中国的女学生宋冰组成了跨国家庭。夫人特为他取了个中文名字：贝淡宁。这个音译名字的背后，蕴涵着中国传统的处世哲学：淡泊明志，宁静致远。而哲学，恰恰是丹尼尔·贝尔的兴趣所在。

“其实，包括我的中国亲戚，当时也不赞成我来北京。”贝淡宁坦白。可相比香港学生，北京学生曾给他留下过很深的印象。此前，他多次受邀到北京开讲座，北京学生的好奇让他感到“很兴奋”，“而在香港，师生之间更多是维持着一种客气和冷淡”。就这样，贝淡宁力排众议，2004年成为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特聘访问教授，次年，转为正式教授。

贝淡宁也非盲目的乐观主义者。事实上，在到北京之前，他已做好了“忍受政治上限制”的准备。但是“清华大学并没有明确指示我应该讲些什么。我提出了一个授课提纲，很快就获得

了院方的许可。我给研究生开设…当代政治哲学中的问题?和…战争伦理?课程，学生的课堂发言很精彩，同事们也很友好。我可以和他们讨论任何事情”。

去年，贝淡宁应邀到北京大学讲课。第一次授课结束后，有个学生用英语自我介绍，称自己是中央党校的学生，问是否可以来旁听。贝淡宁在欢迎之余，也留下一脑门子问号。在第二次授课时，他特别留心观察这个学生的面部表情，揣测他来听课的目的。后来，贝淡宁和那位中央党校的学生混熟了，那位学生亲口告诉他，自己来北大听讲，“只是想听一些外教课程，锻炼锻炼外语而已”。

到中央党校开讲座

贝淡宁曾经玩笑性地探问班上那位旁听生，自己是否可以去中央党校讲课?旁听生不假思索地回答：NO!但没过多久，这位旁听生便向他发出了邀请。

“我很疑惑，一个外国政治学教授真的可以去中国共产党的最高学府讲课吗?”贝淡宁的眼睛瞪得老大。

“YES!”旁听生一本正经地回答，“中央党校正在修改过去的政策，只要经过副校长批准，老外现在可以到中央党校讲课。”

不过在讲什么的问题上双方一时都有点犯难。贝淡宁对党校校园和学校的历史更感兴趣。他遇到几个说藏语的女孩，并吃惊地得知她们未来很可能是西藏的高级干部；而当他在学生食堂排队时，学生们看着他的表情“既好奇又可笑”。

演讲的题目当然不是贝淡宁熟悉的政治哲学，而是如何学习英语。“我讲的其实是我学习汉语的经验。”贝淡宁的眼睛里闪过一丝笑容，有点像小孩子般得意。有个女孩子问他如何尽快提高英语水平，他当即告诉台下，你们可以找个说英语的男朋友或者女朋友。中央党校的学生回忆，那天的气氛“相当幽默”。“事实上，除了校门口有警卫站岗，我们和别的学校也没什么区别。”中央党校的一位学生说，“可能只有在贝淡宁教授的眼睛里，中央党校还笼罩着一种神秘的色彩吧。或许这也是他总把来中央党校做讲座当作一件光荣的事到处讲的原因。”

“一说政治，我的脑子里马上会联想到小学、中学，甚至高考中那些死记硬背的教条。怎么清华现在请老外教起了政治?他教的政治和我们过去学的政治有什么异同?”这是清华大多数老师和学生听到“老外在清华教政治”时都会生出的疑问。对于清华大学聘请外籍哲学教师讲授政治哲学一事的众多疑惑，哲学系主任万俊人教授的解释简洁明了：“贝淡宁先生关于社会文化共同体的伦理学研究和课程，关于国际战争的政治研究和课程，以及他对现代民主和平等的研究和课程，都为清华哲学系的师生提供了独特而有益的域外知识镜像。”

他正变得越来越“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