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字军东征

在1096年到1270年发动的十字军东征不下七次，他为土耳其封锁耶路撒冷的政策提供了借口和机会。第一次十字军东征（1096--1100）的福音传教士彼得就宣称圣战的使命是驱逐圣城的异教徒，使其重新成为基督徒的圣城。但是十字军东征的动机和目标就像他的参加者一样并不单纯。为这一事业祈福的法国国王们看到了在东部扩展他们的影响和建立拉丁王国的机会。意大利北部的商人则热烈欢迎这一可以和地中海东岸国家做生意的机会，那里已被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设置了严重的障碍。宗教狂热者、冒险家、财富寻求者、自由自在的骑士，还有浪漫主义者都被刺激、神秘和掠夺的光辉前景所吸引。教皇本人则受三方面的考虑影响：以圣战的名义，在基督教的旗帜下可以巩固西部欧洲的联盟；通过渗入穆斯林版图，在亚洲大陆上展示西欧的军事力量，可以抑制穆斯林的猛烈势头；如果西部的基督教取得了东部的基督教无法取得的成就，就可以证明罗马高于君士坦丁堡、拉丁习俗高于希腊习俗。

也许这些远征最引人注目的地方是它的次数之多和延续时间之久，足足将近两个世纪。这只能证明一件事——那些发动和领导圣战的人们确信这些战争有政治上的价值。尽管从西欧运兵到巴勒斯坦很困难，更不要说如此远距离的补给；尽管有挫折和失败，组织十字军东征还是成为中世纪的习气。因此，他们一定是从中获得了利益。他在军事平衡上无足轻重，但具有很重要的利益。它是一种冒险，其准则可以这样描述：一个有分歧的共同体应该执行强硬的对外政策。那时的西欧不是一个和睦的兄弟组成的欢乐世界，教皇渴求的一体化不仅要通过组织结构，还要通过主观上的忠诚来实现。教皇希望这一内部的团结可以通过进攻外部的敌人取得。

历史背景

关于十字军东征的起源和历史背景，在历史学界存在广泛的争议。一般来说，它与11世纪欧洲的社会和政治形势、天主教会改革、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在欧洲和中东地区的斗争有着紧密的联系。[4]

穆斯林的扩张

从第一世纪开始，创始于罗马帝国境内犹太省（今以色列、巴勒斯坦地区）的基督教迅速传遍罗马帝国。4世纪时的基督教已是罗马帝国的最大宗教，313年米兰敕令使之合法化[5]，并在380年时狄奥多西大帝任内成为为罗马帝国的国教。[参2]在随后的几个世纪，耶路撒冷、巴勒斯坦和叙利亚地区都处于罗马帝国及其分裂后的拜占庭帝国境内，基督徒在圣地占据压倒性优势[6]。7世纪，伊斯兰教在阿拉伯半岛兴起。像基督教一样，伊斯兰教明令禁止穆斯林以武力胁迫非穆斯林入教和发动非正义或非防卫性的战争，在此原则下，先知穆罕默德的后继者——四大哈里发时期的穆斯林们践行了有限制的武力，并迅速向阿拉伯半岛以外的地区扩张，中东的历史格局从此发生巨变。而此时拜占廷帝国和波斯的萨珊帝国因彼此的连年战争而筋疲力竭，人民厌战，新兴的穆斯林从中得利，获取民心。穆斯林在636年的约旦击败拜占廷军队，并于638年占领了圣地耶路撒冷穆斯林称为古都斯[6]。在7世纪的剩余时间里，阿拉伯人不可阻挡地向北方和西方驱进。阿拉伯军队于711年渡过直布罗陀海峡，并击败了西哥特人；次年扩张至伊比利亚半岛中部（今西班牙）；到8世纪30年代，在欧洲西面，以北非柏柏尔人为主的穆斯林征服者挺进到法兰克王国的心脏地带，却在732年的图尔战役中被查理·马特挫败，其在西欧的扩张步伐遂被遏止。而在东面，717年—718年君士坦丁堡抵挡住了乌迈耶王朝阿拉伯人的围攻，到9世纪时西西里岛和许多其他地中海岛屿已被阿拉伯人夺取[7]。在这场征服风暴过去后的时期，尤其是在阿拔斯王朝时代，在官方奉行伊斯兰教原则下，巴勒斯坦地区的基督徒总体是安定的。的确，教会和大地主丧失了他们的土地，而这些土地被收归于伊斯兰国家国库、寺院以及他们的高层官员所有；但是，当地民众很少遭受骚扰，阿拉伯人的政府所课的土地税和人头税，比过去拜占庭帝国所征的相对较少。在耶路撒冷有奥米耶朝所建立的年集市，吸引了大批西欧商人和朝圣者。在《圣

阿丹南传》里，对下列情况表示惊讶：“来自各国的无数商人群众，常聚集于耶路撒冷来互相进行买卖。”在869年耶路撒冷主教狄奥多西写给君士坦丁堡的同僚的信里，赞扬了萨拉森人的宽大政策，因为基督徒可以建造教堂并依照他们自己的法律过活[8]。10世纪，拜占庭收复了周边一些失地，但未占领耶路撒冷。909年，伊斯兰教什叶派首领在突尼斯以法蒂玛和阿里的后裔自居，自称哈里发，是为法蒂玛王朝（中国史书称“绿衣大食”），建都马赫迪亚（969年迁至开罗）。1009年，西方对穆斯林态度发生了巨变，日后圣地的统治权在十字军出现前反复在什叶派（开罗）和逊尼派（巴格达）政权之间交替。这一年，第六任埃及法蒂玛王朝哈里发暴君哈基姆（Al-Hakim bi-Amr Allah）下令摧毁包括圣墓教堂在内的所有耶路撒冷基督教堂和犹太会堂，加深了对非穆斯林的迫害[9]。基督教徒到耶路撒冷朝圣的路被封，在近东，朝圣者受新入主西亚的突厥奴隶军人穆斯林侮辱的消息传至西欧，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互相对立气氛更加严重。[参3] 1039年，在埃及，哈基姆的继任者收受了一定的财物后允许拜占庭重建圣墓教堂，双方关系再次和平[10]。随后，朝圣者被允许往来于圣地，同时突厥穆斯林统治者们也认识到朝圣者之于增加财源的重要性。因此，对异教的迫害中止。然而，破坏毕竟已经造成，而后来的塞尔柱人（另一支入主西亚的突厥人）加剧了基督教世界的堪忧[参3]。

1092年的塞尔柱帝国

塞尔柱人原是突厥乌古斯部落联盟的一支，居于中亚吉尔吉斯草原，以其酋长塞尔柱（Seljuq）命名。1037年，日益强盛的塞尔柱人建立王朝。1055年，塞尔柱王朝推翻白益王朝，控制了巴格达的哈里发政权。塞尔柱帝国的扩张引发了与拜占庭帝国和法蒂玛王朝在中东地区的利益冲突，其中1071年在曼齐刻尔特一役中拜占庭的惨败，以及1073年（一说1076年）耶路撒冷为塞尔柱人所占领，对十字军东征产生了刺激作用。[11] 在塞尔柱突厥人的统治之下，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人民及基督徒的地位，史学界尚存争议。从摩西·吉尔的著作和现存的古手稿残片来看，“塞尔柱的占领巴勒斯坦时期（1073年—1098年），屠戮多，人口减少，文物遭肆意破坏…”[12]。但是，美国史学家詹姆斯·W·汤普逊援引拉姆塞的话说，“塞尔柱苏丹以极其宽大和容忍的态度，来统治他们的基督教臣民，甚至有偏见的拜占庭历史学家，也隐约谈到：基督徒在很多情况下宁愿受苏丹的统治而不愿受此前的皇帝的统治……至于宗教迫害，在塞尔柱时代，没有一点痕迹。”[8]。既然11世纪以前穆斯林的统治和11世纪土耳其人的统治并没有那么大的反差，而西欧的反应却反差强烈，甚至会大量流传关于土耳其人虐待的虚妄传说，那只能说明同过去相比西欧这一方发生了变化。[参4]。

拜占庭帝国

1071年，塞尔柱帝国在曼齐刻尔特战役中大败拜占庭帝国军队，结果使拜占庭丧失了大半的国土，其版图只限于巴尔干半岛一隅和安纳托利亚西北角。君士坦丁堡方面面临重重威胁，不得不寻求西方的军事援助。[13]作为对曼齐刻尔特局势的回应，1074年教皇格里高利七世发出名为“上帝的士兵”（milites Christi）呼吁，而这常常为当时的西欧所忽视。[14] 西欧的变革

11世纪前，欧洲人口并不多，许多人受着贫困的侵袭；木质城堡局限了人们的视野；货币不流通，文化只见于王宫和修道院。权力分散和野蛮粗暴是这个时代的特征。1000年左右开始，大规模的人口迁移趋停，人口逐渐增加。农民们有了较好的工具，他们开垦荒地和森林以扩大耕地，富余粮食也越来越多。城市居民增加，开始有别于乡村，不过这些城市规模远小于东方。在东方许多港口，西欧人的身影较频繁出现了。[参5] 随着基督教在维京人、马扎儿人和斯拉夫人中的传播和加洛林王朝的崩溃，西欧国家的疆域逐渐趋稳；另外，采邑制更加普及，封建领主遍布，他们买得起包括战马在内的作战装备，这些领主以及随从们被称为“骑士”，成为贵族阶层的一个象征，建立在日耳曼崇尚勇武、荣誉和忠诚传统上的

骑士制度逐渐成形。[参5]许多国家内战、民族迫害和领主间的私战等暴力事件不断发生，像公国、伯国这样的封建领地实力相对均衡。贵族阶层的作战和冒险欲望强烈，这与当时天主教廷发布旨在使人们克制暴力的“上帝和平、上帝休战”运动（Peace and Truce of God）相矛盾[参6]。

朝圣的世俗化

11世纪的欧洲正处于克吕尼运动的高峰期，宗教的思想观念与感情已深入到人们的骨髓，人们的时空观、财富观、劳动观以及其他一切行为，无不受到基督教的深刻而持久的作用，在几乎任何一个教堂或小村庄都会听到人们发自内心的对天国的追求和对地狱的恐惧。十字军东征发生前的10—11世纪之交，正值基督教史上的所谓“世界末日”，而这时的西欧也正处于长期的荒年。[参7]。人们疯狂地相信《启示录》中提到的基督在十字架上被钉死以来的千年末日已经来临，类似“世界末日之时，西方皇帝会在耶路撒冷加冕，并与反基督的异教徒在那里战斗”的传言在欧洲各地到处散播。[参6] 在这种压力下，一种强烈的“赎罪”与“修来世”的意识成为当时的社会时尚，人们把现实苦难看作是上帝对其的惩罚，积极提倡苦修、禁欲、补赎，并由此引发出狂热的对物崇拜和圣地朝圣。在欧洲圣地朝圣早已有之，但此刻的朝圣被教会赋予了新的含义，即朝圣本身也是一种补赎，朝圣者启程之始要象教士一样立誓信教，朝圣期间要过独身生活，并要朝圣者到达圣地进行祈祷时，“他本身已具有了一种权力，可杀一个邪恶的人或治愈一个病人”[15]。到11世纪时，欧洲朝圣者的人数空前增长。原先小规模的朝圣被大规模的忏悔朝圣所代替。1054年康布雷主教率领3000名朝圣者前往耶路撒冷；1064年—1065年德国科隆、美因兹等地的主教率领上万名基督徒和一支拥有相当人数军队组成的朝圣大军前往耶路撒冷，结果约有3000人在途中倒毙[参8]。在当时宗教文化浓厚的时代氛围中，去往圣地进行“圣战”成为一条便捷的赎罪途径，对于穷苦又无援的民众来说，朝圣或到东方去“圣战”也是他们改善命运的出路[参6]。

教会政治斗争

东欧的拜占庭帝国长期奉行的东正教派，并与罗马的天主派在神学、教会组织等各方面的分歧不断扩大。1053年，拜占庭帝国基督教会君士坦丁堡牧首弥格耳（Michael Cerularius），因君士坦丁堡的拉丁礼教堂拒绝使用希腊礼拜仪式，遂将其全数关闭。罗马教廷提出抗议。弥格耳反而质问西方教会弥撒用无酵饼源自犹太人实为异端。罗马教宗良九世派了枢机主教亨拜(Humbert)至君士坦丁堡，与弥格耳谈判，但是双方各不相让，谈判破裂。1054年7月14日亨拜进入圣索非亚大教堂，将开除弥格耳教籍的判书放到祭台上，出了教堂。而弥格耳不肯屈服，当众把罗马教宗送来的诏书烧毁。之后罗马教宗和君士坦丁堡牧首相互绝罚，基督宗教正式分裂为西方天主教（拉丁教会）和东方东正教（希腊教会）。[参9]有历史学家认为，虽然发起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教皇乌尔班二世没有提及罗马教廷谋求在东方的影响力，但不失为号召十字军的目的之一。[14] 从罗马帝国晚期到11世纪，教会官员的任命尽管理论上是罗马天主教会的任务，但实际上由世俗权威履行。主教和修道院长们接受世俗权利，买卖圣职活动泛滥，甚至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对罗马教廷施加影响。教皇格里高利（1073年—1085年在位）因应当时的宗教改革呼声，提出的教会的权柄高于政治的权柄，并下令禁止贵族私自封立主教及指派教会职位，要求圣品人员严守独身的誓言。[参10]然而，这对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封建统治者们，尤其是靠日耳曼主教和伦巴底主教支持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构成威胁，因此发生了叙任权斗争。教皇和皇帝双方势力都需要引导舆论获取民众支持，而号召人们对圣地的宗教热情对确立教皇的“普世权威”是有利的。[3]

经济

实际上，来往朝圣的人们中有不少带着朝圣者和商人的双重角色。[参11]如10世纪末期，一些意大利商人利用拜占庭给他们的保护建立了同埃及与叙利亚的商业关系。他们对圣地表现出热忱，在安提阿和耶路撒冷为朝圣者建造旅舍。后来，穆斯林与热那亚和比萨舰队作战失利，加之诺曼人征服西西里（1090年），伊斯兰势力逐渐丧失了在地中海的优势地位，意大利沿岸各共和国的商业野心受到了有力的刺激[参12]。

收复失地运动和诺曼人

实际上基督徒对异教徒的“圣战”的序幕在东征之前就已拉开，如1090年意大利南部皈依基督教的诺曼人从穆斯林手中夺回了西西里岛。而最早的十字军运动发生在西欧的边缘——伊比利亚半岛，西欧的基督徒与穆斯林的矛盾在此表现最为剧烈。早年阿拉伯人入侵并灭亡西哥特王国时，半岛上就开始了收复失地运动。11世纪，支援伊比利亚人对异教徒的战斗的外国骑士（主要来自法国）增多，同时半岛北方基督教的卡斯蒂利亚王国与莱昂王国实现了联合。[16]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前夕，作为与东征部队的呼应，教皇乌尔班二世便鼓励这里的基督徒们收复塔拉戈纳[17]。

克莱蒙特宗教大会

乌尔巴诺二世在克莱蒙特做东征的号召

教皇乌尔巴诺二世在1095年11月在意大利帕辰察召开宗教会议，正好东正教的拜占庭皇帝派来特使在会议上痛陈突厥人西侵的压迫，于是教皇在会议上疾呼西欧应收复圣地并解救同为基督教兄弟的危难，但对抗强大的穆斯林势力必须有更多的团结势力，于是教皇在同年11月冬天在法国克列芒召开更大的基督教会议发表演说以号召更多响应者，此次参与会议多达数万人并且包含了各地大主教与封建贵族骑士与平民，造成贵族与平民间热烈响应，并且确立以十字记号为军队徽帜，制订大量徽章大量发放，十字军的名称由此而来[18]。

十字军的主要战事

克莱蒙特会议后，在教皇乌尔巴诺二世的指导下，加之对经济和精神特权的憧憬，西欧许多社会阶层都跃跃欲试，指望在十字军东征中能够碰到好运气，改变自己的处境[参11]。第一次十字军空前需要现款，这导致了经济社会一度混乱。许多主教、贵族，甚至农民拿出了窖藏多年甚至百年的货币，法兰克帝国瓦解和早期封建割据的局面可见一斑。不少贵族、自由人为踏上征途而千方百计获取装备、物资和现款，包括出售不动产、掠夺犹太人等等[参12]。教皇委派一批正式传教士到欧洲各地向骑士阶层宣传十字军运动，预定于1096年8月由欧洲武装骑士组成部队出发。然而，有一些自告奋勇的狂热宣传分子同时鼓动了下层贫民。这些被鼓动的贫民或来自于领主的农民和仆役，或有城市流民、亡命之人等等，他们或许不知道十字军的宣传意义，但他们知道要摆脱目前的困顿和窘况。1096年3月，在“隐士”彼得和沃尔特·桑萨瓦尔的率领下，这些平民迫不及待地自行组织出发了，即平民十字军。这群“军队”似乎不是前去作战，去同基督教的敌人搏斗，而更像是举家移民。“他们以牛羊当作马用，沿途拖着双轮小车，车上堆着破碎的行李和孩子们，每经过一个堡垒或城镇，孩子们伸手问到，…这是耶路撒冷吗？?。”[参12]这只看似可怜的队伍，却漫无纪律，沿途残忍地进行劫掠和屠戮，许多犹太人、匈牙利人等在他们眼中看起来像“异教徒”的人都惨死在他们手下，但他们本身损伤惨重，疾病、斗殴和贫困让这支队伍渐趋萎靡[参13]。在死去过半人的情况下，平民十字军到达君士坦丁堡，又被君士坦丁堡的皇帝打发到小亚细亚迎战精锐的突厥人，几乎全军覆没[参11]。1096年秋天，由武装贵族和骑士组成的正规十字军开始出发。1099年，十字军占领埃及法蒂玛王朝穆斯林控制下的耶路撒冷，并建立了十字军国耶路撒冷王国和三个附属小国：伊德萨伯国、的黎波里伯国、安条克公国。这次战事中十字军屠杀了安提阿和耶路撒冷二城。屠城之举影响深远，令穆斯林日后对基督徒留下永不

磨灭的伤痛。

第二次十字军东征

1144年，穆斯林开始反击，塞尔柱人摩苏尔总督赞吉（Zengi）攻打伊德萨伯国。耶路撒冷国王向法王路易七世和德国国王康拉德三世求援，开始了第二次十字军东征（1147年- 1149年），结果失败，伊德萨伯国灭亡。期间因赞吉遇刺，便由其子努尔丁继承其位，积极统合穆斯林世界的力量，为日后的萨拉丁反收复耶路撒冷作准备。

第三次十字军东征

1187年，埃及此时已经更换为阿尤布王朝，并统一了伊斯兰世界中前什叶派统治的法蒂玛王朝和逊尼派巴格达两者的力量，其苏丹是连西方人都称赞有骑士风度的萨拉丁，他以圣战为号召，动员穆斯林军队反攻十字军国家，最终成功攻克耶路撒冷，俘虏了耶路撒冷国王。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一世（红胡子）、英国狮心王理查一世和法王腓力二世发动了第三次十字军东征（1189年- 1192年），腓特烈一世在途中坠水而死，其部队退出战争。法王腓力二世与英王理查一世及后不和，腓力以国内发生纠纷为借口，途中返回法国，最终只剩理查孤军力战萨拉丁。萨拉丁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双方互有胜负，最终达成停战协议。

第四次十字军东征

1202年，教皇英诺森三世发起了第四次十字军东征（1202年- 1204年）。最初的目标是埃及，后来改变了军事计划，攻占了君士坦丁堡，掠夺并屠杀达一星期之久，拜占庭帝国的大部分土地也被攻克，并建立了拉丁帝国（1204年- 1261年）。1204年，法国国王腓力二世兼并了诺曼底公国的全部领土，法英交恶。1215年，英国贵族强迫英国国王约翰签订《大宪章》，要求王室尊重司法过程，接受王权受法律的限制。约翰无意遵守，随即爆发内战。次年约翰病逝，内战停火。

十字军讨伐阿尔比派

教皇英诺森三世曾经屡次想要同化基督教派阿尔比派，但最终还是失败。1209年，英诺森三世发起了“阿尔比十字军”(Albigensian Crusade)，讨伐整个法国南部的阿尔比派。此次暴力镇压经历20年（1209-1229）。自此，阿尔比派全被异端裁判所除灭[19][20]，至14世纪末期，该派逐渐消失。

儿童十字军

1212年，传说教会在法国和德意志组织儿童十字军东征。有学者认为参与者其实多为流浪人员。

第五次十字军东征

教皇英诺森三世生前发起，1218年开始的第五次十字军东征（1218年- 1221年），以埃及阿尤布王朝为进攻目标。1219年攻占埃及达米埃塔（Damietta），1221年由于尼罗河水泛滥被迫撤退。几乎于此同时，1219年至1221年，成吉思汗发动第一次蒙古西征，灭穆斯林花剌子模王朝，令伊斯兰世界两面受敌。

第六次十字军东征

第六次十字军东征（1228年- 1229年）仍然以埃及阿尤布王朝为进攻对象。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二世通过军事压力和谈判，为耶路撒冷第二王国取得耶路撒冷、伯利恒和通往地中海的走廊。但是到1244年耶路撒冷再度被流亡的花剌子模穆斯林占领。1236年—1241年，拔都率领蒙古军团向高加索、东欧、中欧进行第二次蒙古西征，建立金帐汗国。

第七次十字军东征

法王路易九世发动第七次十字军东征（1248年- 1254年），进攻埃及阿尤布王朝，被埃及马木留克奴隶兵团击败，路易九世被俘，1250年以大笔赎金赎回。阿尤布王朝也于1250年被马木留克王朝取代。1252年至1260年，旭烈兀率领10万蒙军进行第三次蒙古西征，灭巴格达末代阿拔斯王朝哈里发，大有把西亚穆斯林势力连根拔起之势，之后蒙古征服者建

立了伊儿汗国，继续准备西征，近东伊斯兰世界的存亡岌岌可危。

第八次十字军东征

1270年，此次东征由法王路易九世领导，进攻突尼斯穆斯林哈夫斯王朝。路上发生流行病，路易九世染病身亡，军队撤退。

第九次十字军东征

第九次十字军东征，有时也被合并成第八次东征的一部分。由英国的爱德华亲王于1271及1272年发动。他获知法王路易九世在西线失败之后，率军渡海在巴勒斯坦阿卡登陆，企图从东线进攻，但是最终被埃及马木留克兵团击败。此后，十字军在东方的领土逐渐落入穆斯林手中。1291年，最后一个据点阿卡（今以色列北部城市）被埃及马木留克军队攻陷，耶路撒冷王国灭亡。

北方十字军入侵

北方十字军战役是由丹麦和瑞典信奉天主教的国王，德意志的宝剑，条顿骑士团和他们的盟友针对北欧波罗的海东南部，信奉异教的立陶宛发起的十字军战役。瑞典和德意志为反对俄罗斯的东正教徒而发起的战役，有时候也被认为是北方十字军战役的一部分。[21] 这些战争中的一部分在中世纪时就被称为十字军战役，但是其他部分，包括大部分的瑞典的部分，到19世纪才第一次被浪漫民族主义历史学者称为十字军战役。波罗的海东部因为军事征服而改变：首先是利沃尼亚人、拉特加利亚人和爱沙尼亚人，然后是瑟米利亚人、库尔兰人、普鲁士人和芬兰人，都被丹麦人、德意志人和瑞典人合伙击败、洗礼、占领，甚至有时候灭绝。

最后一次十字军

尼科波利斯战役

1390年，奥斯曼土耳其军队进攻拜占庭帝国。拜占廷皇帝曼努埃尔二世向罗马教皇发出呼吁，请求支援。受此请求，教皇博尼法斯九世呼吁，由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西吉斯蒙德和法国勃艮第公爵组织了最后一次十字军远征，由勃艮第公爵的儿子孔德·德·纳弗尔斯(Comte de Nevers)统率。1396年9月28日，最后一支十字军队伍在尼科堡战役（Battle of Nicopolis）中被土耳其军队打败。

其他的十字军

圣地亚哥骑士团是以收复伊比利亚，驱逐穆斯林摩尔人为使命。

胡斯战争，教宗马丁五世发出了教宗诏书组织十字军要消灭胡斯派。

蒙古军入侵波兰，后来教宗亚历山大四世发动了十字军对抗鞑靼人。

阿拉贡十字军，由玛定四世发起，对阿拉贡王国的彼得三世发动。

十字军东征的影响

第一次十字军由西欧封建贵族骑士们在西亚建立了短暂王国，耶路撒冷王国仅维持了88年，但是十字军东征却对地中海沿岸国家人民包括（犹太人、东方基督教徒和穆斯林）都带来了深重灾难，伊斯兰世界无复阿拉伯帝国时期的强大直到奥斯曼土耳其人的掘起。之后十字军还在威尼斯人帮助下侵入当时土耳其人无法攻破的君士坦丁堡，成为两百年后奥斯曼土耳其大军攻下此城的肇因。数次大规模军事动员也使西欧各国人民损失惨重，几十万十字军死亡，教廷和封建主却取得了大量的财富。并使日后东方伊斯兰世界与西方基督教世界互相对立加剧。

另一方面，欧洲原本因西罗马帝国灭亡使欧洲进入黑暗时期，因为十字军运动带回大量东方进步文明，并导致大量农奴解除依附关系，成为自由民，加速了西欧手工业、商业的发展，亦是文艺复兴与近世中产阶级商业文明的一重要成由，塑造出近代强盛的欧洲。

十字军东征失败的原因

第一点，十字军缺陷多，例如根本没组织、没军纪、作战时没有统一的指挥号令者、

面对长期对峙的后勤补给几乎毫无规划等。十字军所到之处，抢掠、偷盗，遍地焦土，时有所闻，使十字军声名日渐恶化。

第二点，整个十字军运动失去社会后盾。自十三世纪以来，随着商业社会的成长，以及封建君王的王权伸张，封建贵族的社会经济地位急剧下落，骑士精神在新政治和新社会里，丧失其传统地位；因此以收复圣地展现中古骑士精神的十字军运动，便失去了社会号召力。

十三世纪后，“十字军”逐渐转型，脱离“收复圣地，援助东方基督教徒”的单纯目的。自从教宗英诺森三世（Pope Innocent III, 1161-1216）发动十字军对抗阿尔比派（Albigensian Crusade, 1207-1208），“十字军”的定义逐渐转变为泛指“奉教会旨意，以基督之名从事圣战的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