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的四种理论》读书报告

《传媒的四种理论》读书报告

《传媒的四种理论》顾名思义主要叙述了不同历史、社会、政治和哲学背景下产生的新闻理论，四位作者的思路都十分清晰，他们分别描述了各个理论的根源（哲学预设和政治基础等）、发展及其对社会各方面的影响。虽然其中的威权主义理论至今已有四五百年的历史，苏联共产主义理论近乎消亡，自由至上主义理论则对于我来说遥不可及，但是此书读来却很亲切，全书结合思想、历史和政治的变迁很好地阐述了四种影响巨大的理论，每一部分叙述都是那么有理有据，真正让我体会到了本书的论点：传媒总是带有它所属社会和政治结构的形态和色彩，尤其是传媒反映了一种调节个人与社会关系的社会管制制度。

本书作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正值冷战时期，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分庭抗礼，美苏的军备竞赛亦是如火如荼，意识形态的分化异常明显，在这样的背景下，由美国人施拉姆主持的四位美国学者的文章汇编势必难以逃脱冷战思维的影响，他们很难不带着有色眼镜看待另一方阵营——苏联的新闻体制，加之他们一直受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熏陶，他们的话语就带有一定的偏向性，行文之间处处体现了这一点。在自由主义理论的叙述中，是这样一些概念：“观点的自由市场”、“自我修正过程”、“宪法保护”、“教育”、“监督政府”、“新闻自由”、“客观报道”等等，这些概念都是十分正面的概念，只有在引出社会责任理论时才讨论到一些自由主义理论的矛盾与缺陷，而引出的新理论依旧建立在自由主义的基础上，是对其的调整，毕竟历史是前进的，现代思想不断冲击着自由主义理论，进化论、现代物理学、浪漫主义思潮等等一一将前代的思想颠覆，西方社会自身也意识到了问题，于是新闻媒体需要担负起责任，于是“专业精神”、“积极自由”、“表达权利”等等概念纷纷提出，“新闻自由委员会”等形式的机构建立，这些都是社会责任理论影响下的产物，并被认为是向着真正自由、公平、服务大众的传媒的光明道路前进。而当施拉姆描述苏联的共产主义理论时，使用的完全是另一套话语，“国家的工具”、“宣传员、鼓动员”、“高度威权”、“教条式”等等概念与说明总是带有负面的色彩，而且很多词汇与说明作者都打了上双引号，显然作者的观点十分明确，即尽量贬低苏联理论，有时甚至对于马克思、列宁等人言论断章取义，或者是把一些积极的思想与集权理论、恐怖统治混为一谈，“对我们来说，苏联的大众媒体是“被圈养”和“被奴役”的”，在当时的社会、历史语境下，这样的结论

是很轻易就能让民众信服的，反之这使得社会责任理论得到广泛扩散与传播。

几十年过去了，苏联早已解体，冷战也烟消云散，俄罗斯也完成新闻体制的转型，出台新闻法、改变媒体所有制等等策略已经让俄罗斯媒体形成了多元化的传媒格局，主流的传媒理论重新洗牌，这些理论显然不能生搬硬套了。威权主义的影响日趋衰弱，越来越多的国家趋向以自由主义理论为基石建立传媒制度，比如七十年代脱离了独裁的葡萄牙，终于走上了民主化的道路，新闻舆论监督、新闻自由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当年美苏对于传媒自由的争论变成了现在中西方对于新闻自由的争辩，而且结果依然是一样的，没有一方能够说服另外一方，其实双方在很多方面都是一样的，只要是出现新闻自由损害了国家和政府的利益，假善的“自由”都会露出马脚，尤其是面对新媒体时代的到来，我以为大多数理论变得趋同。受苏联新闻理论的我国新闻体制，对于网络的监督是比较严格的，有像“五毛”这样的群体将网络作为工具宣传党的伟大云云，有当你搜索后赫然显示的“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当美国以新闻自由来向我们发难的时候，他们又在自由主义的幌子下做出了什么呢？微软后门、棱镜门想必是美国网络监管的冰山一角，新媒体的确是十分发达，但它始终处在美国的监视之中。双方都会为自己阶级利益着想，只是在以不同的方式制约着新媒体，而且传媒的理论显然也是要和自己国家的国情相适应的，双方的经济发达程度、政治体制都不同，当然不能用他们的要求去规定我们国家的媒体该如何去做，双方的目的是相似的，不能够夸大西方自由主义，也不能否认我国三十年改革开放以来在社会民主化、新闻自由方面取得的巨大进步。美国的媒体主要是私有制，这些私有者代表的是资产阶级的利益，中国的媒体全部是国有制的，媒体代表的是社会主义的利益，无论哪种都很难让人满意，尤其是当我们经历过与言论、新闻自由有关的事件后，反抗的欲望更加强烈了。犹记得去年年初同学请我帮他写几个字——“支持南方周末”，当时并不清楚发生了什么，后来才陆续在一些报刊上看到事件的始末，当时的确也是非常愤恨，也和同学们一起拿着我写的书法拍了照片发布到了网络上，不过这很快就被辅导员制止了，我们也被“禁言”了！现在觉得当时的做法简直就是螳臂当车，我们的政治体制、社会制度摆在那，正如书中所说的，整个的大环境决定了不同的新闻理论，也就造成了我们国家如此这般的新闻制度——受苏联共产主义理论极大影响的制度，社会主义国家的传媒当然是带着社会主义

色彩的，很多事情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改变的，新闻法从八十年代起就开始起草了，至今还未能出台，不只是法律，还有更多的方面需要完善，很多人羡慕的西方的自由主义不也是发展了三百多年而至今依旧在寻求改变适应现代社会及政治结构么？我们已经在一百多年里达到了西方三四百年才达到的高度，那么新理论的出现不会太远，但是要把握机遇。葡萄牙的独裁政权被推翻是机遇，苏联解体是机遇，六四曾经可以成就一批先驱，然而最终却满是牺牲。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传媒的进步是显而易见的，但我们过分追求快，快餐式的生活方式已经遭到很多批判了，我们需要适时地慢下来，可是也决不允许倒退，报道南周事件的文中曾有这样的话：「庹震找各報老總單獨談話，說黨把輿論陣地交給我們，大家守土有責，有些陣地丟了一定要奪回來。」这片阵地不能丢，这是先辈们筚路蓝缕“抢”过来的，从改变社会做起，从制度切入，我期待新理论的诞生。

第一章是西伯特撰写的《传媒的威权主义理论》，这种理论是在大众传媒出现后大多数西欧政府早期传媒制度的基础，认为只有通过国家，个人在能实现自己的目的，因此国家享有很大的权力。威权主义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柏拉图，之后由马基雅维利等人不断强化了国家需要利用一切手段促进政治统一的观点，黑格尔最终将国家抬高到绝对理念的最高表现形式，他的思想衍生出了威权主义的夸张形式——法西斯主义和批判性承继其思想而产生的的苏联的共产主义理论。在最早采用威权主义的社会中，官方（皇室、政府）授予经过筛选的、驯服的人以使用媒体的权力，即特许制保证媒体能够拥护政权，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威权主义国家还产生了同业公会、新闻审查制、诉诸法律以及征收赋税等手段控制媒体。“按照威权主义关于国家本质和国家功能的哲学观点，所有国内机构都应当促进国家目标和政策的实现”，新闻机构因此在这些国家受到不同方式的控制，后文提到全面控制则如苏联发展出共产主义理论，迫害、逮捕编辑者如伊拉克、南非，在上世纪这种威权主义控制的情况还是非常普遍的，而现在摆脱独裁统治的很多国家如葡萄牙，那种极强的控制力已经不复存在了。

自由至上主义理论是现在很多国家社会组织和政治组织的基础，其理论来源主要是弥尔顿、洛克、密尔的杰作，以及理想主义和天赋权利的一般哲学，自由至上主义者否认国家是人类奋斗的最高体现，强调个人的重要性，相信人的理性能力和天赋权利，从弥尔顿的思想发展出“观点的自由思想”和“自我修正过程”两个概念大力提倡了让一切有话要说的人都能够自由表达意见，随之而来的便是大众传媒的地位和功能发生改变，告知信息和提供娱乐成为其功能，同时在经济上媒体更加独立，销售和广告的功能无疑将改变历史，最重要的是当媒体能够脱离政府的控制，监督政府、防止政府越界甚至批判政府都成为可能，即新的政治功能，这种在威权主义看来是阻碍国家目标实现的行为却得到了很大发展。美国、英国、菲律宾等国家都将自由主义写入宪法，当面对新兴媒体，自由主义理论也适时调整，尤其美国提出的“公共利益、便捷和必要”的标准一定程度上对于管理新媒体作出了不小的贡献。然而媒体与政府的矛盾一直存在，而且关于新闻自

由的界限、客观报道、“自我修正”的可能性等等内容引起了很多讨论和质疑，在20世纪，纯粹的自由至上主义逐渐发生改变，取代它的便是传媒的社会责任理论。

新理论的调整在于当传媒拥有大众传播的重要功能后，它有义务对社会承担责任。《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新闻自由：原则框架》对理论的创立打下坚实的基础，其后不断涌现对传媒责任感、服务意识的建议与讨论，随着这个过程的发展，人们愈加对于运用理性在各种观点混杂的市场中找到真理感到悲观，因为传媒自身也在受到侵蚀，比如媒体的商业性（如广告）、行业垄断等等，社会更加期待一种专业精神的出现。另一方面，现代思想也在不断冲击着自由主义理论，进化论、现代物理学、浪漫主义思潮等等一一将前代的思想颠覆，社会责任理论就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传媒自身发展除了一些规约，新闻自由委员会亦对传媒制定要求。委员会还积极促进传媒自身、公众和政府一同改善传媒的状况，现今活跃着的保护新闻工作者委员会应当说是非常成功的例子。社会责任理论还提出表达自由是有条件的，即人有对自己的思想负责的义务，只有当他能够承担与权利相伴而来的道德义务时，他才能拥有这项道德权利，这和传媒需要负责是如出一辙的，这都是追求自由带来的权利和义务。如果说本书的自由主义理论是对过去的反思，那么社会责任理论理论就是当下的调整、改进而且憧憬着自由的未来。

最后一章讲述了苏联共产主义理论，这是有着威权主义传统，在以马克思主义物质决定论和阶级斗争为基础的政治背景下，同时还结合列宁、斯大林的思想，糅合黑格尔的思想和19世纪的俄国思想的产物。大众传媒从无产阶级革命开始就被当做工具来使用，书中数次引导列宁的话——“报刊应当是“集体的宣传员、集体的鼓动员……集体的组织者””，媒体理所当然地在一个高度统一、严密划定的思想含义体系内充当社会变革和社会控制的工具，它的目的和威权主义相似，都是为制度和权威服务。这种成为工具的大众传播媒介总是要站在马克思—列宁—斯大林主义的立场上观察问题，它向公众讲述的事件的“真实含义”很可能并不是真相，他们要做的只是让一切消息有利于巩固党的统治，作者文中不断使用双引号，就是对这种骗子行为的控诉。在苏联，媒体的责任也变成了为国家负责，而不是为人，自由的话题也被提起，但有趣的是，此“自由”非彼自由，“从苏

联的观点来看，能够说出他们认为是真理的东西，这种自由才是有价值的”，可以看到苏联的“自由”是非常不自由的，它只能囿于国家允许的界限内，都是以符合劳动人民的利益，以达到加强社会主义社会秩序的目的。有意思的是苏联的出版业曾经是世界上最大的出版行业之一，不过苏联的报纸以专门性报纸为主，而其他国家一般以综合性报纸为主，而且在苏联“发行量”只有一份的报纸也不能被忽略，壁报就是这种报纸，这似乎和我们过去的大字报非常相似，都是人们获取消息、发表评论的源头。报纸上的很多内容并不是新闻，而且主编也并不需要着急报道一件事情，因为有很多上级指示的关于提高生产率、说明党的伟大的材料需要报道，于是就有了苏联主编“提前一个就设计好内容和版式，并且在发行前几天就把当期内容的50%编排停当。”最后作者将苏联的制度和旧式的威权主义、纳粹式的威权主义和自由至上主义进行了比较，很多内容在前文已经被充分说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