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法与国际条约的几个问题三

国际法与国际条约的几个问题三

实践中，各国在缔结条约时提出保留是很普遍的。有的国家对于某项条约还可能既在签字时保留，又在批准时保留。如1976 年英国在批准《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时，又在 1968 年签署时提出保留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些新的保留内容。主要针对该公约第12 条有关迁徙自由的规定，英国认为只适用于英国领土，并保留有继续适用其移民法的权利。

保留制度的运用增加了条约适用范围的普遍性，但从另一个角度而言，如果对于某项条约提出的保留太多，又可能损害其内容的完整性，从而出现在同一个条约范围内，缔约国间的权利与义务也很不一致的情况。针对这一问题，国际上现趋于采取一种“协商一致”或“一揽子交易”的缔约方式。在这种缔约过程中，将所有协议内容作为一个整体来审议，特别是在一些意见分歧和利益冲突的问题上，缔约各方尽量在相互妥协的基础上进行综合平衡，最后形成的公约内容不允许保留。如 1982 年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1994 年《乌拉圭回合多边协议》都属于这种类型。

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有些国家对条约的内容还会出现不满意。例如，1982 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达成后，一些发达的海洋大国对于公约第十一部分所规定的国际海底开发制度还是有意见，但公约又不允许在该问题上提出保留，结果这些国家拒绝在该公约上签字，并在公约之外另搞一套。为了解决公约的普遍参加问题并使公约第十一部分得以有效执行，经联合国秘书长主持，有关国家对这一问题又进行了多次协商。由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让步，于 1994 年7 月28 日达成了一项《关于执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十一部分的协定》，实际上是对海洋法公约该部分的内容又进行了重大修改。这样，海洋法公约才于 1994 年11 月16 日正式生效。由此可见，如何利用保留制度，更好地解决条约内容的完整性与参加的普遍性之间的矛盾，还是一个需要进一步研究的课题。

四、条约的遵守与适用

(一)条约必须遵守原则

条约依法缔结生效后，即对当事各方具有拘束力，必须由当事各方善意履行。对此，国际法上有一项“条约必须遵守”的基本原则，即缔结条约以后，各方必须按照条约规定，行使自己的权利，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违反。

条约必须遵守作为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之一是由国际法本身的特点所决定的。国际法是各主权国家之间在自愿承担义务的基础上达成的协议。由于国际社会并没有国内社会那种具有强制管辖权的司法机关来保证国际法的遵守与执行，因此，国际法的有效性和国际法律秩序的稳定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国能否善意履行其所承担的国际义务。如果一国缔结条约以后可以任意破坏，条约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国际法的整个体系就将濒临崩溃，正常的国际关系就不可能维持和发展。正因为如此，长期以来的国际法理论与实践都非常强调条约必须遵守原则的重要性，该原则的基本精神也在一系列国际法案例与文件中反复得到确认和重申。如《联合国宪章》第 2 条规定，“各会员国应一秉善意，履行其依宪章所担负之义务。”《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26 条也明确规定：“凡有效之条约对各当事国有拘束力，必须由各当事国善意履行。”

条约必须遵守固然是国际法上一项不可缺少的重要原则，但对该原则的理解与适用也不能绝对化。历史上有各种不同性质的条约，有平等的和合法的，也有不平等的和非法的。不平等条约主要是一国以武力或武力威胁等非法手段迫使他国缔结的权利义务不平等的条约。这类条约由于在缔结时就违反了国际法，因此是根本无效的。如果不区分条约的性质而一律强迫遵守，则同样不利于国际关系和国际法的发展，也不利于对世界和平与正义事业的维护。例如， 19 世纪帝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的时候，曾以武力和武力威胁把一些奴役性的不平等条约强加给一些

弱小国家，然后利用条约必须遵守原则，迫使这些国家履行，这是对条约必须遵守原则的歪曲。帝国主义强加给弱小国家的奴役性的不平等条约是非法的，对于这类条约，不但不应遵守，而且必须坚决反对和废除。

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文明的国家，自古就有礼、信、敬、义的治国方略。孔子特别强调“守信”。所谓守信，就是指信守诺言，约定必须遵守。这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正如邓小平同志在谈及中国政府一定会履行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时所指出，中国人在国际上说话是算数的，讲信义是我国的民族传统。

但应该指出的是，中华民族从19 世纪中叶至20 世纪40 年代末，一直处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压迫之下。在这 100 多年间，帝国主义列强迫使衰弱、腐败的旧中国政府先后签订了许多不平等条约，包括1842 年8 月29 日签订的中英《南京条约》，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帝国主义国家通过这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在我国掠取了大量侵略性权益，内容涉及割占领土，勒索赔款，强迫开放通商口岸，公使干政与领事裁判权，甚至控制中国海关，等等。对于这些不平等条约，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根据其非法性质而坚决予以废除，这是完全合法的。实际上，新中国对于一切不平等条约所采取的否定态度，也就是对侵略战争的否定，是对强权政治的否定，从而伸张了国际正义。这不但没有违反条约必须遵守原则，反而是有利于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的健康发展的。

除了废除不平等条约和任何非法条约，条约必须遵守原则的另一个例外是情势根本变迁。情势根本变迁是指签订条约时有一个假定，即假定情势不变，一旦情势根本改变，可以修改或解除条约。这一原则在国际上也是一个长期有争议的问题。《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 62 条对此作了专门规定，采取了一种有条件的承认态度，总的精神是不能滥用这一例外规则。

(二)条约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适用范围

1 、条约适用的时间范围

条约一般自生效之日起开始适用。原则上，条约没有溯及力，条约对当事国在条约生效之日以前发生的任何行为或事实均不发生效力。但是条约不溯及既往也并不是一项绝对的原则。条约是否有溯及力，以及溯及既往到什么程度，最终是取决于缔约的各方的共同意见。例如，如果条约另有规定或缔约国之间以其他方式达成协议，条约也可以在正式生效前暂时适用或临时适用。此外，条约在签署以后正式生效以前，各签字国一般负有义务不采取足以妨碍条约目的和宗旨的一切行为。而且即使条约本身没有溯及力，如果条约规定中包含了一些传统国际习惯法规范，那么这些规则在当时也应该是有效的。

条约适用的有效期一般都在条约中有明文规定。大多数双边条约一般都是有期限的，如1 年、10 年、 30 年不等;有期限的条约也可以在条约期满以前或以后经协议延长。普遍性国际公约和国际组织的宪章一般不规定有效期，也就是无限期地适用，如《联合国宪章》、《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等。

2 、条约适用的空间范围

条约适用的空间范围通常是条约当事方的全部领土，除非条约另有规定或当事方另有协议。但国际上也存在一些限制领土适用范围的条约。例如，在一些联邦制国家，联邦各州(邦)可以在联邦政府的同意下或以联邦政府名义同外国缔结一些仅适用于本州(邦)的条约或协定。

就我国的情况而言，我国是单一制国家，条约适用的空间范围当然包括我国全部领土。但是，依据1984 年《中英联合声明》和 1990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

有关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的国际协议，中央人民政府可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情况和需要，在征询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的意见后，决定是否适用于香港特别行政区。这样，中国缔结的条约，不一定都适用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甚至也有一种情况是仅适用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情况也是如此。

关于台湾问题。由于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我国缔结和参加的国际条约，除另有协议外，也应当适用于台湾。事实上，我缔结的双边条约和多边公约均从未明确将台湾排除在外。至于目前海峡两岸仍处于分离状态，形成了我缔结的条约适用于台湾的实际困难，这是由于历史原因所造成的。有关问题也完全是可以“一国两制”的模式加以解决的。

( 三) 条约在国内的执行

条约的执行也就是条约的适用。条约缔结生效后，一方面可以由有关国际机关予以适用，如国际法院可以适用条约解决有关当事国之间的争端;另一方面，条约当事国国内的立法、司法和行政机关也都有适用条约的职能。国际上适用条约的机关是很有限的，条约主要是在各缔约国国内适用。

1 、条约在国内适用的一般理论

有关条约在国内的适用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国内法与国际法的关系问题。对此国际上通常有所谓一元论和二元论的两种理论，而一元论中又有所谓国内法优先说和国际法优先说的不同。

国内法优先说是主张国内法的效力比国际法高，一切要服从国内法。这种说法实际上是否定了国际法的效力。国际法优先说是主张国际法的效力高于国内法，所有的国内法都要服从国际法。这个说法也不对，因为这么一来就等于否定国家的主权，从而使得一个国家可以借口国

际法干涉别的国家的内政。可见，一元论的两种说法都是片面的。二元论属于一种平行说，认为国际法和国内法的关系不是一种从属关系，而是一种平行关系。它们基础不同，性质不同，各有自己的适用范围，分别形成两种独立的法律体系。国际法若要在国内适用，必须通过某种国家行为将其接受为国内法。这是一种比较符合实际的观点。

2 、条约在国内适用的国际法规则

国际法从一般原则上规定了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一方面，条约必须遵守，国家不能以国内法改变国际法。对此《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27 条明文规定，“各国不得援引国内法规定为理由而不履行条约”。另一方面，内政不能干涉，这也是当代国际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国际法不能干涉国家依主权原则而制定的国内法。凡未承担国际义务的事项，均属国内管辖，由国内法调整，不在国际法效力范围之内。

应当认为，国际法和国内法虽然是两个不同的法律体系，但二者是有着密切联系的。由于国家既是国内法的制定者又是国际法的参与制定者，因此，国家在制定国内法时应考虑国际法的要求，在参与制定国际法时也要顾及国内法的规定。这样使二者相互渗透，相互补充，一般是不会发生冲突的，或即使发生冲突，一般也是可以调整的。至于具体以何种方式来保证条约在国内的适用或调整条约与国内法的关系，这属于各国国内法予以规定的事项范围。

3 、条约在国内适用的方式

各国有关条约在国内适用的法律规定和作法不尽相同。一般来看，有以下三种比较典型的方式：

(1 )转化式

有些国家为了使条约在国内适用，要求必须通过国内立法机关的立法行为将条约内容制定为国内法，即必须将条约制定为国内法后，才能在国内适用。这在国际法上称为转化

( transformation )。如在英国，凡条约必须先获得议会承认，由议会通过一项与条约相一致的法令后，该条约才能在英国具有法律效力，并由英国法院适用。这种制度主要是强调立法机关对立法行为的垄断权。因为在英国，条约的缔结与批准都是国王(行政机关)的权限，如果承认条约可以直接适用，等于承认行政机关可以不经议会就立法。采取转化式的国家除了英国外，也包括其他一些英联邦成员国和意大利。

(2 )并入式

有些国家通过宪法和法律的统一规定，将条约一般地纳入国内法，在国内直接适用，而无须将其转变为国内法的形式。这种制度在国际法上称为并入(adoption )。采取这种方式的主要有法国、瑞士、荷兰等欧洲大陆国家，日本也属于这一类型。如瑞士宪法第85 条规定，条约不需经过立法行为，而只要在联邦政府的法令公报上颁布之后，即具有联邦法律的效力，约束本国人民和法院。

上述国家采取这种制度并不是规避立法机关的权威。通常的情况是，条约在缔结过程中，就已经得到了各该国家国会的同意或准许。

(3 )混合式

是一种同时采取并入和转化两种形式的适用条约的方式。有些国家根据条约的性质或内容的不同，要求有些条约以并入的方式在国内直接适用，有些则需要采取一定的立法措施将其转化为国内法后才能适用。美国是一个最典型的采取混合式制度的国家。例如，美国宪法第 6 条第2 款规定，本宪法与依宪法所制定的合众国法律，及以合众国的权力所缔结的条约，均为全

国的最高法律，即使与任何州宪法或法律相抵触，各州法官均应遵守。这里，美国宪法虽然原则上将条约置于与联邦法律相同的地位，但它们并不都能在美国直接适用。美国的司法实践将条约区分为“自执行” (self executing) 条约和“非自执行”(nonself executing )条约两种类型。只有自执行条约才能在美国直接适用，而非自执行条约则要通过某种立法行为-通常是通过一个履行条约的立法后才能在国内执行。

至于自执行条约与非自执行条约的区别，一般认为前者是指那些本身规定已经十分明确，可直接由国内法院或行政机关予以适用的条约，后者是指那些只规定一般性义务，尚无法在国内直接适用的条约。但实践中有关国家对二者的区分和认定是有很大任意性的。如 1992 年美国在批准《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时专门作出一项声明，宣布该公约第1 —27 条的规定为非自执行条款。另外，根据美国的立法体制，凡涉及预算拨款，关税贸易等法律都是要经过众议院的，因此，有关此类问题的条约也都属于非自执行条约，需要国会两院通过立法后才能执行。

4 、中国的法律与实践

有关条约在我国国内法上的效力问题，我国宪法没有明文规定。但我国制定的很多部门法都规定了优先适用国际条约的条款。根据现有的立法和司法实践，条约在我国的适用方式大体有以下两种：

(1 )在国内法中直接适用国际条约，即将国际条约并入国内法。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42 条第2 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事法律有不同规定的，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声明保留的除外。”这是一

种不需要将条约内容转换为国内法而原则上可以直接适用的方式。《民法通则》的这一规定在我国的法律实践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我国其他许多部门法律和行政法规中也都有类似规定。

(2 )既允许直接适用有关国际条约，同时又将有关国际条约的内容在国内法中以明确规定。这是一种直接适用与转化适用相结合的方式。一般也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对于有些国际公约，一方面允许直接适用，另一方面又将其内容制定成国内法予以实施。如中国于 1975 年和1979 年分别加入了《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和《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但后来又分别于1986 年和1990 年制定了《外交特权与豁免条例》和《领事特权与豁免条例》。这种将国际法规则转化为国内法规定的方式，优点是更加清楚、明确，更有利于条约在国内的执行。另一种情况是根据中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的规定，及时对国内法作出相应修改和补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条约程序法，凡缔结同我国法律有不同规定的条约须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批准。作为行使国家立法权的机关，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批准同国内法规定不一致的条约时需要对有关内容进行调整。如果没有对条约内容提出保留，就应该对国内法律中与条约内容不一致的地方予以修改或补充，从而使二者相衔接。这种修改或补充，也就是将条约的内容转化为国内法。

总的来看，我国在适用国际条约方面是采取一种直接并入适用与转化适用相结合的方式。但这与美国所实行的混合制有很大的不同。我国的法律和司法实践中都没有自执行条约与非自执行条约的概念。国际条约在我国基本上是以直接适用为主，即使在需要进行转换的情况下，也并不排斥直接适用。而美国的非自执行条约从根本上就是不允许条约的直接适用的。从法理上讲，我国采取这种以直接适用为主的混合方式，也是由我国本身的立法和缔结条约的体制所决定的。根据我国宪法，缔约权和立法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致的，两者主要都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行使。缔约权与立法权的基本一致，为国际条约在我国的直接适用创造了条件。从国际法上来看，这也表明了我国一贯恪守条约必须遵守原则，忠实履行依条约所承担的各项

国际义务的诚意和决心。这既有利于维护我国的良好信誉和越来越多的对外交往与合作，也有利于推动整个国际法朝着一个更加公平合理和不断完善的方向发展。

浅谈朝核问题

浅谈朝核问题 朝鲜核问题一直是我们比较关注的国际热点问题，自上世纪90年代美国根据其卫星资料怀疑朝鲜开发核武器以来，朝核问题就接连不断。先是朝鲜宣布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2006年便进行了第一次核试验，2009年进行了第二次核试验，今年2月12日又在其北部地区进行了第三次核试验。 这种情况势必会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自第三次核试验以来，各个国家对其采取了不同的措施。我国对外宣称坚决反对朝鲜核试验；美韩近日展开联合军演；日本则考虑对朝鲜核试验采取单独制裁；13日的安理会进过紧急磋商，对朝鲜核试验提出“强烈谴责”。如此种种，不难看出，朝鲜核试验问题对太平洋周边国家乃至全球都会产生重要的影响。 下面我就根据自己的理解谈一下朝鲜核问题产生的原因﹑影响以及我们国家接下来该如何做谈一下自己的看法。 一﹑朝鲜核问题的产生 我认为朝鲜核问题产生的实质是朝美之间的长期对立。早在冷战后，美国就对朝鲜实行旨在“规制”朝鲜﹑消除“朝鲜威胁”﹑“规制”半岛周边相关大国的半岛政策，对朝鲜在军事﹑政治﹑经济方面全面遏制朝鲜。而且生死拼杀的朝鲜战争给朝鲜带来的伤痛是朝鲜人民不能忘记的。如此种种，朝鲜和美国之间的不信任情绪和敌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美国自1958年开始在朝鲜半岛及其周边临近地区部署了大量的

核武器，针对朝鲜的意图非常明显。虽然前苏联和中国曾对朝鲜的安全做出过承诺，但是朝鲜更倾向于发展自己的战略武器。所以朝鲜在上世纪50年代末就开始从事核方面的一系列核方面的建设与研究工作。冷战之后的东北亚战略格局失衡，引发了朝鲜前所未有的不安全感，更加强了其拥有核的决心。朝鲜为“谋生存﹑促发展”，走上了开发核武器之路。 当然，朝鲜进行核试验与周边的大环境也是具有很大的关系的。现在朝鲜周边的中国﹑韩国﹑日本等国家发展的速度都很快，然而朝鲜人民的经济生活一直比较困难，对自身的安全也颇为担心。在2013年的新年献词中，金正恩提出了经济强国建设的目标，认为“急需中国与韩国的经济支援”，然而在国际社会加强和扩大对朝鲜制裁的情况下，很难期待有什么经济支援，朝鲜认为自己生活在一个万般险恶的圈子内，通过核威胁是达到其目的的手段之一，这是其解决国内粮食危机﹑电力紧缺和统治资金的一种手段。 二﹑朝鲜核试验的影响 1.对人及环境的影响：进行核试验必然会有核辐射。核辐射中产生的放射性物质若被人体吸收后会对人的机体造成不可恢复的伤害。核试验对农作物以及水源也会造成很严重的影响，间接地对人和世界上的动物也会造成影响，这无疑对国际的生存环境造成了不利的影响。 2.对国际局势的影响: 对韩国的影响：最近有报道说“韩国力谏美军留下核武器”。韩国《中央日报》报道称在最近的调查中约有七成的韩国民众支持拥有核武器。韩国目前还没拥有核武器，在朝鲜成功进行第三次核试验之后，韩国明显感到了朝鲜核试验对自己造成的威胁感，同时韩国也不甘示弱，让美国核武器进入半岛，无疑满足了韩国与朝鲜“硬碰硬”的心理。这种做法显然不利于双方问题的解决，只能使紧张的局势不

《国际法》第二章 第二节：国际条约

第二章国际法的渊源和编纂 第二段视频：国际条约 这段视频我们讲述的是国际法的首要渊源——国际条约 条约是国际法主体间就权利义务关系缔结的一种书面协议。“条约必须遵守”是国际法的基本原则，条约构成现代国际法的首要渊源，是一种严格法律意义上的渊源，是具有法律约束力的。 在一般意义上说，作为国际法的渊源，条约与国际习惯相比，是处于次要地位，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条约不具有普遍性，国际习惯是更为古老的渊源。 首先，条约的效力是来自国际习惯，即“条约必须遵守”这项原则，同时，条约的形式基本也是以国际习惯为依据的。即使现在已经有了1969南《维也纳条约法公约》，使得条约的各种问题都有条约的规定，但是，该公约的效力从根本上说还是来自于国际习惯法的“约定必须遵守”原则的，而且，该公约仅仅对缔约国有拘束力，对于非缔约国，非经过它们同意，是没有拘束力的。 其次，条约是要以国际习惯法为背景加以解释和适用的，尽管有所谓的解释规则，这些规则也是由国际习惯形成的；如果在条约中对这些规则有所规定，这些的规定又是对国际习惯法规则的确认。 在实践中，条约的适用总是离不开国际习惯法的原则、规则和制度的。在这个方面，国际常设法院和国际法院的判决已经有了充分的体现。 条约，特别是那些易于法典编纂的性质的条约，有时是宣示已经确立的国际法原则、规则和制度的。这样的原则、规则和制度是国际习惯所确立而由条约加以宣示的。例如，一般认为，1982年海洋法公约包括很大一部分通过国际习惯而确立的海洋法原则、规则和制度。又如，1969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也有不少的规定是宣示已经确立的条约法原则、规则和制度的。许多所谓国际法法典编纂公约都属于这样的情况。 条约是宣示已经确立的国际法原则、规则和制度，还是创设新的原则、规则和制度，换句话来说，是法典编纂还是逐渐发展，是难以严格区分的。但是，无论如何，如果条约是宣示国际法原则、规则和制度的，这是因为这些原则、规则和制度本身具有国际习惯法的效力，而条约的作用是对它们加以确认，使它们更加具体化和明确化。 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将国际条约分为“一般”和“特别”两种。如果从缔约国或参加国的数量来分析，前者主要包括各主要国家在内的多数国家（甚至几乎所有国家）参加的普遍性条约；后者主要是两个或两个以上少数国家缔结的条约。如果从条约的法律内容分析，前者主要是有关确立或者更改一般国际行为规范的所谓造法性条约，后者主要是就特定事项规定缔约国间具体权利义务的所有契约性条约。 一般认为，能作为一般国际法渊源的条约只能是普遍性的造法条约，例如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芝加哥国际民用航空公约等。这些条约，由于有很多国家参加，所制定或编纂的是一般国际行为规范，所以具有一般国际法的效力。但从理论上说，即便是大多数国家都参加的造法性条约，通常也约束其缔约国，而对非缔约国无效。

解析国际法的本质

解析国际法的本质 国际法是在国际交往中形成的，用以调整国际关系(主要是国家间关系)的，有法律约束力的各种原则、规则和制度的总称。[1]曾令良认为21世纪国际法与国际秩序的主旨是人类共同利益至上。因而国际法的主要目标在于建立一个与其说是合乎正义，不如说是有秩序的国际关系机制。也有人认为，“从利益关系入手，国际法，特别是当前的国际法，毫无疑问是维护国家利益的，但其本质的方面，却是国家间的共同利益和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合称“共同利益”)。而国内法的本质利益关系是国家利益。那么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似乎就可以简化为共同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关系。”[2]这是关于国际法的本质问题颇有理想主义的观点。还有人认为国际法的本质从来就是强者的意志，是强与弱之间反复较量的结果。 [3]或认为“帝国主义奉行的是丛林法则、强盗逻辑，国际法的本质是帝国主义分赃守则而已。”[4]这是关于国际法的本质问题颇有现实主义主义的观点。 从诸多学者的阐述中我们多少可以了解到他们对国际法本质的看法，但由于国际法本身的复杂性，目前也没有学者对国际法的本质做出全面的概述。而且，学术界大多偏重于对国际社会冲突激烈、亟待解决问题的研究，而忽视了对其本质的探讨，然而，对国际法本质的正确认识对我们认清

国际法存在的根源、内在形成机制和驱动力及其未来的发展方向具有重要意义。弄清这一问题，不仅可以提纲挈领地解决一些有争议的理论问题，还有助于我们在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下作出正确的决策。 一、法的本质的含义 研究国际法的本质需要从法的本质看起。西方的法学家们很少直接阐述法的本质，但在三大主流法学派对法所下的定义中，我们仍能了解他们对法的本质的认识。自然法学派的学者认为在世界自然地存在着一套永恒不变行为规范，这一规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是永恒不变的，它体现着自然的理性和正义，只有符合这一标准才能称之为法。分析法学派的法学家们从实际存在的法律规范来讨论法的概念。他们认为“法律是什么”和“法律应该是什么”是两回事，其研究的内容只限于制定法，即纯粹且严格意义上的法。社会实证主义法学派的观点则认为法是作为社会事实的“活法”，社会秩序就是法律，是法律的实质。[5] 我国法学界在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几次大讨论，已基本上克服了“阶级斗争法学”的偏颇，扬弃了所谓“法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阶级性是法的唯一本质”等僵化定义。[6]诸多研究者都对法的本质进行了探讨。有研究者认为“法的本质是整个法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也是任何法学研究都不能也不应该回避的重大理论问题。”[7]这一观点强调了法的本质问

以经典现实主义视角从朝美双方浅谈朝核问题

以经典现实主义视角从朝美双方浅谈朝核问题 杨世新（四川大学政治学院国际政治系四川成都610064） 摘要：朝核问题是当前国际政治领域一个重要问题。本文试图用经典现实主义的观点从朝美的角度浅析朝核问题，并指出面临的一些问题。 Abstract:The North Korean Nuclear Issue is a current international politics domain important question.This article attempts with the classics realism viewpoint from North Korea and US's angle brief analysis North Korean Nuclear Issue,and points out faced with some questions. 关键词：朝核经典现实主义朝鲜美国 key words:Korean nucleus classics realism North Korea US 【中图分类号】D8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7069（2010）-01-0021-01 对外开放政治 2009年5月25日,朝鲜进行了第二次核试验,再一次给东北亚的地区增加了紧张。对于经典现实主义者来说,朝鲜的行为应当用以”权力”为定义的利益标准进行系统性考虑。 一、朝鲜需求的砝码 随着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朝鲜失去了它四十年来一直的依靠;如何在一个共产主义运动受到巨大挫折和西方民主化浪潮兴起的时代中保持朝鲜的独立和政治的稳定成为了平壤的优先议题。 朝鲜处在世界上地缘政治最为敏感的地区之一。这样的客观环境影响了朝鲜的外交政策—— —在厌恶美国式的资本主义同时也不愿意学习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金日成在这样的情况下创造了“主体思想”来指导朝鲜的发展。具体来讲，通过一项发展核武的计划来实现以“权力”为核心的国家利益在朝鲜的决策者中是具有吸引力的。核武器是朝鲜需求的砝码。 一些观察家把朝鲜的核计划看成“外交讹诈”。朝鲜的行为给人造成这样一种印象：为了确保经济援助和与周边国家及西方国家的特别贸易协定，平壤正在制造核武器。朝鲜公然进行的核计划甚至引起了传统友好国家的不满。[1]摩根索认为：“现实主义关于国际政治的一种理论会反驳了两种非常普遍的错误，一种是关注于国家行为的动机，另外一种是关注于意识形态的偏好选择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2]。朝核问题恰恰印证了摩根索的说法。在对美国方面，也常常能看到非意识形态化的态度（如为解决美记者被拘押问题，朝鲜希望克林顿访问平壤而不是以意识形态相对抗）；在对中国方面，朝中虽有传统的友好关系，不过平壤经常公开要求撇开中国直接与美国对话。 二、美国的利益和目的 冷战结束后，美国的外交政策属于摩根索定义的第三类—“证明权力”。在美国将自己的影响力辐射到了全球的各个角落—— —在世界范围内兜售自由和民主。美国利益的发展因为朝鲜在东亚受到了限制。朝鲜半岛的无核化是美国努力的目标。[3] 改变东亚政治军事力量对比的朝鲜核计划与美国的地区利益相互冲突。对均势平衡的细微甚至是局部的改变都是能够被处于主导地位国家所容忍的，但一种企图彻底打破已经建立的国际政治秩序的行为必然会遭到既得利益国家的反对。华盛顿正通过努力试图遏制朝鲜的核计划。1994年的《朝美核框架协议》尝试用轻水反应堆来换取朝鲜放弃核计划。然而，克林顿政府却没预料到朝 鲜会暗地进行浓缩铀计划。现实主义的一个解释可能是这样：在国际社会中，国家追求的是国家利益而不是表面的口号；因此，核计划不过是一张牌而不是终极目标，为了追求国家利益朝鲜改变出牌规矩也成为自然。911后，布什政府将朝鲜列为“邪恶轴心”，使本来就已近处于低谷中的美朝关系更加复杂。2002年之后,出现了朝鲜退出《核不扩散条约》、朝鲜核爆等严重影响东北亚和平和稳定的事件。现实使美国回到了现实主义的道路：寻求在六方会谈框架内与朝鲜的对话和沟通。[4] 三、经典现实主义的困境 当前，新的问题常常超过了现实主义的解释范畴。朝核问题中，一些重要问题经典现实主义者无法或者是很难完全回答。首先，由于经典现实主义的理论是建立在国家行为是建立理性这一假设的基础上，而朝鲜的行为（如对日本人的绑架、制造假币）看似是非理性的。另外，为什么美国在关注朝鲜问题的同时也非常强调朝鲜的人权状况？人权仅仅是实现国家利益的手段吗？单一简单化的肯定回答会忽略了新形势下的新状况。不论是经典现实主义还是新现实主义都无法很好诠释这系列的问题。意识形态对朝核问题有没有结构性影响仍然值得讨论。为什么是中国而不是俄罗斯是朝鲜的最愿意合作的伙伴？更远一点，为什么是苏联而不是美国成为朝鲜在冷战中的盟友？这些问题给我们留下了深思。 注释： [1]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在2006年10月10日说：“．．．朝鲜无 视国际社会的普遍反对，悍然进行核试验，中国政府对此表示坚决反对。”见https://www.wendangku.net/doc/765679774.html,/chn/pds/gjhdq/gj/yz/1206_7/fyrygth/ t275579.htm [2]Hans Morgenthau,Politics Among Nations: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Sixth Edition(New Delhi:Kalyani Publishers)2007, P.5 [3]美国国务院发言人Ian Kelly在2009年10月6日说：“… all of our efforts are really put behind that goal of the denucleariza-tion of the Korean Peninsula.”见https://www.wendangku.net/doc/765679774.html,/r/pa/prs/dpb/ 2009/oct/130308.htm#northkorea [4]Ian Kelly也曾提到：“And our policy is very clear,that we would support a bilateral dialogue that is within the context of the Six-Party Talks…”见同上链接 21 --

现行的调整国际商务关系的国际公约和国际惯例

现行的调整国际商务关系的国际公约和国际惯例 国际公约概念：国际公约（International Convention）是指国际间有关政治、经济、文化、技术等方面的多边条约。公约通常为开放性的，非缔约国可以在公约生效前或者生效后的任何时候加入。有的公约由专门的国际会议制定。 国际惯例概念：国际惯例（International Practice）即作为通例之证明而经接受为法律者。指在国际实战中反复使用形成的，具有固定内容的，未经立法程序制定的，如为一国所承认或当事人采用，就对其具有约束力的一种习惯做法或常例。 现行的调整国际商务关系的主要国际公约 合同方面： 《国际商事合同通则》 《联合国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公约》 《关于在不履行合同时支付约定金额的合同条款的统一规则》 国际货物买卖方面： 《联合国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公约》 《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 《跟单信用证统一规则》 《国际保理公约》 关说方面： 《建立关说合作理事会公约》 《关说税则货品分类公约》 《关说货品估价公约》 《关税与贸易总协定》 《反倾销协议》 国际货物运输与保险方面： 《海牙规则》 《海牙-维斯比规则》 《汉堡规则》 《国际铁路货物联合运输协定》 《华沙公约》 《联合国国际货物多式联运公约》 产品责任方面： 《关于产品责任的法律适用公约》 《统一产品责任示范法》 《关于对有缺陷的产品的责任的指令》

贸易货款支付结算方面： 《联合国国际汇票和国际本票公约》 《日内瓦汇票和本票统一公约》 《联合国独立保证与备用信用证公约》 《海牙规则》 《汉堡规则》 代理方面： 《国际货物销售代理公约》 知识产权方面：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 《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 《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 《专利法条约》 目前国际贸易领域常见的国际贸易惯例 1.国际贸易术语方面 （1）国际商会制定的《2000年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 （2）国际法协会制定的《1932年华沙-牛津规则》 （3）美国全国对外贸易协会制定的《美国对外贸易定义1990年修订本》 2.国际货款的收付方面 （1）国际商会制定的《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2007年修订本，国际商会第600号出版物） （2）国际商会制定的《托收统一规则》（1995年修订本，国际商会第522号出版物） 3.运输与保险方面 （1）英国伦敦保险协会制定的《伦敦保险协会货物保险条款》 （2）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制定的“中国保险条款” （3）国际海事委员会制定的《约克-安特卫普规则》 4.国际仲裁方面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制定的《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仲裁规则》

浅谈国际条约在我国国内法中的适用问题(一)

浅谈国际条约在我国国内法中的适用问题(一) 摘要：我国灵活性地以采纳、转化的方式适用国际条约，适应其多样性和复杂性，因而是合理的、可取的，也是与许多其他国家的实践相一致的。但是，不容讳言，我国目前所采取的逐个处理的方式，即每次就某一国际条约或某类国际条约的适用问题做出规定的办法，不仅大大增加立法机关的工作负担，而且可能导致适用同类国际条约的方式不统一和使国际条约的适用处于不确定状态。此外，一些本可以以采纳方式迅速执行国际条约的案件，可能因我国立法机关未能及时制定与其相关法律，从而得不到迅速执行。所以，对这种逐个处理方式作适当的改进是很有必要的。 关键词：国际国际条约国内适用宪法直接适用间接适用 一、国际国际条约在中国适用问题的由来 当前，我国并无宪法性法律规定国际条约与国内法的关系。在执行国际条约的国内程序这一问题上，我国也没有原则性的规定，即没有规定转化方式，也没有规定纳入方式。我国《宪法》仅原则性简单规定了国务院的缔约权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批准与废除权，《缔结条约程序法》也只规定了缔结条约的程序问题。 根据《宪法》及《缔结条约程序法》，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批准条约，国家主席根据决定批准条约。事实上，国际条约并不像法律那样由国家主席公布，而是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批准或加入后，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公报公布。国家主席并无立法权，由其“批准和废除”国际条约仅具有象征意义。要将其落实，就应由国家来公布国际条约。目前的这种做法使国家元首的象征性权利也无法落实。历史上，君主是国家主权的体现者，国与国之间的条约均须由君主批准，而国际条约由国家元首批准正是这一做法的延续，但目前很多国家已放弃这种做法。根据人民主权原则规定，由人民代表机构来批准国际条约。我国显然也注意到了这一点，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批准国际条约，国家主席象征性地批准国际条约。但如上所述，国家主席的象征性批准并未落实，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公布决定批准或加入的国际条约时，并未声明其开始在国内生效。而命令执行该国际条约时，一般也不单独制定“实施某国际条约”的法律，只是把国际条约的内容转变为国内法，这就是说没有采用转化的方式。 但是，中国也没有将国际条约纳入国内法的明确规定。我国不少法律、法规含有“国际条约与之发生冲突时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前提应是生效的国际条约具有国内法律效力，可由法院、行政机关直接适用，即采用纳入方式生效。如1986年《民法通则》第14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事法律有不同规定的，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国际惯例。” 当然，国际条约直接在国内适用并不排除中国根据实际国情制定不违反国际条约规定的国内立法。其中一种情况是，批准或加入某国际条约之前先进行国内立法，以满足国际条约的要求，便于实施国际条约，或者对国内法进行修改，以尽量避免国内法与国际条约发生冲突。如中国于1995年10月颁布了《民用航空法》，其中有关民用航空器权利的规定与1948年《国际法承认航空器权利公约》的内容完全一致。2000年10月，由于我国已经建立了民用航空器权利登记制度，具备了实施国际条约的条件，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了加入该公约的决定。另一种情况是，先批准或加入国际条约，再立法。如中国分别于1975年和1979年加入《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和《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两个公约直接在国内适用。在此之后，中国分别于1986年、1990年制定了《外交特权与豁免条例》和《领事特权与豁免条例》。根据中国国情，两条例对两公约的个别条款作了变通规定，但这并不妨碍两公约在中国国内直接适用，两公约均有有关“国际条约优先适用”的规定。 对于国际条约与国内法相比较的效力，我国在这一问题上亦无原则性法律规定。但一些专门的法律、法规作出了“国际条约与国内法发生冲突时，国际条约效力高于国内法”的规定。如

论国际关系理论对国际法的诠释意义

论国际关系理论对国际法的诠释意义 摘要:国际关系理论为国际法的研究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它解决了国际法理论中长期以来存在的困惑，是国际法研究的新范式。 关键词:国际关系理论国际法诠释意义 国际法是随着国际交往的出现与频繁而产生和发展的，是国际关系发展的产物。国际关系理论为国际法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分析问题的框架，具有重要的解释功能，它可以诠释国际法的产生、效力依据等问题，从而消除了国际法理论中的一些困惑。 一、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对国际法的诠释 1．对国际法产生与发展的诠释。首先，理想主义认为国际法可以保证世界和平并规范国家行为。在此推动下，战后签订了一系列国际条约并成立了国际联盟，为国际社会的稳定做出了突出贡献。其次，新自由主义主张国际机制、规则、制度是解决国际无政府状态的有效手段，强调经济因素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并且注重国际制度，促成了国际经济立法的繁荣，WTO的成立，各种经济合作协定的制定都与此有关。再次，建构主义认为国际法属于一种规范，即社会认同，该理论把国际法上升到观念的高度，超越了国际法是否为法的争论，从而使国际法作为一种规范的国际地位被广泛接受。 2．对国际法的地位与作用的诠释。理想主义理论认为国际法可以保证世界和平，把国际法提升到一个很高的地位来看待，这带来了战后国际立法的繁荣。建构主义理论提升了国际法的地位。该理论认为国

际法属于各国共同意志的表达并期待一致遵守的“社会规范”，它将对各国的国际行为模式与价值选择产生一定的强制性效果。各国对国际法的观念和意识，属于“文化”范畴，是具有权威效果的非物质力量，应充分重视国际法在现代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建构主义将国际法视为观念，超越了国际法是否为“法”的争论，使国际法的地位提升至前所未有的位置。 3．对国际法发展动力问题的诠释。国际法发展的根本动力来自于国际社会对国际法律秩序的需要。但诸如观念、利益等国际因素也可能促进国际法的发展。新自由主义认为观念因素能对外交政策产生影响，观念帮助治理世界，原则化观念指导国际法的具体领域的制度建构，可见，观念对国际法的发展起到一种理念性的动力作用，国际法就是由观念上升而来的。任何一项国际制度首先都是一种观念，当它被国际社会接受后，上升为制度，才成为有约束力的国际法。 可见，利用理想主义、建构主义等国际关系理论来分析国际法的一些宏观问题，可以使人们对国际法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二、具体国际关系理论范式对国际法的诠释 1．博弈论诠释了国际法的产生过程。博弈论是研究利益冲突的双方在竞争中制定最优化策略的理论。博弈论认为国际法是各国博弈后所达成的一致，关键在于各方的利益能否均得到平衡。如果能够达到平衡，国际法便确立；如果不能达到平衡，国际法无法确立。这在WTO 国际立法中显得比较明显。各方在每一回合的讨价还价，如果最终达成一致，则可以消减关税以及各种补贴等；而在农产品市场准入、国

浅谈我对国际法的认识

谈谈我对国际法的认识 在学习国际法之前，我对国际法有一点偏见，潜意识里觉得国际法其实没什么用，在强国面前，它起不了什么作用，是大国用来限制小国的东西。因为现实中某些国家为了自己的国家利益频频违背国际法，而其他国家对其只能谴责或是表示遗憾，国际法与国内法相比，其实际效力要小得多，所以在学习这门课之前对国际法的知识并不是很重视。 以前是没有接触国际法的，对国际新闻的关注很欠缺。第一堂课感触挺深的。老师通过热点问题把有些枯燥的政治问题讲得生动有趣，男生们如同政治家侃侃而谈。这次课似乎是为我打开了一道门，不得不承认，有些东西我是需要恶补一下。虽说对国际法的接触不多，但是，我通过查阅资料对这门课也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 首先，国际法给了我一个研究国际政治的切入点和一个全新的视角——从法律的角度研究国际政治，如何用法律去规范国际上各国的政治行为，如何更有效的把世界纳入到一个法制的体系当中，如何用国际法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促进各国间的交流与发展，实现和谐世界，如何运用国际法分析国际冲突，如何运用国际法维护自己国家的国家利益，争取自己的权利.....面对国际问题时，应该多一种一种思维方式，多一种解决问题的手段。 其次，如果想从事外交外事工作，国际法会是一个标杆。国际法是世界各国所公认的一种行为规范，只有更好的学习了国际法，才能在将来的工作中更好的约束自己的行为，捍卫自己的利益，做一名“国际人”。随着国际化的程度不断提高，中国正越来越积极的融入到世界体系和世界秩序中，这为我们将来从事外交外事工作提供了很到的一个契机，而了解国际法则显得越来越重要，不了解国际法的人是无法胜任外事工作的。 我认为作为普通大学生，研究国际法有助于你形成一种好的国际观念，了解各国之间的关系。虽然说，国际法遭到破坏的情况屡见不鲜，但是也确实有很大一部分受到遵守。首先，研究国际法有助于你了解国际关系。例如现在国外非常流行的中国威胁论，其实是可以从法律问题进行分析的。以中国加入WTO为例：WTO规则是一套西方规则，完全是以西方的价值以及法律体系进行构建的。当初中国为了加入WTO，放弃了很多权利，现在我们却能够玩转WTO规则。中国作为一个东方社会主义国家，在一个西方的体制下，由最初的削减了脑袋进来，变成了一个“圈内人”，将会拥有更多的主动性，因此，西方国家就非常担心中国会随着自己在全球化中越来越有自己的一席之地而开始与西方的体系进行抗衡。这便是从法律上解释为何西方会觉得自己受到中国的威胁。另外，研究国际法，有利于你理解中国现在在国际社会所受到的各种待遇，以及一些国家的行为受到接受，或者受到诟病的原因，从而帮助你形成一个更加全面的关于国际社会的观点。 由于并未接受系统的法理和法律学习，很多法学基础的东西还很薄弱，面对有些法律只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这些困难我相信会克服的。今后在这门课的学习中，我希望在难得的国际法课上能够通过这“法学的冰山一角”了解更多的法律体系的知识。

朝核问题论文

浅谈中国在朝核问题中的作用 朝核问题的几次六方会谈早已经落下帷幕。尽管其前景仍充满许多不确定因素，但毕竟使各方加深了了解，为问题的最终解决奠定了基础。中国在会谈中起到纽带作用，已经并且仍会对朝核问题的解决发挥作用。中国的国家利益和国家性质促使中国采取积极务实的外交策略，中国日益增长的实力是中国能够在国际舞台发挥重要作用的强大支撑。展望未来，中国会在朝核问题的解决中起到更加积极的作用。 朝核问题由来已久，各种关系错综复杂。作为朝鲜半岛相邻的国家，我们一直关注事态的发展。最近一段时期朝核问题发生了新的变化，当事国举行了几次多边会谈并取得了一些进展。中国积极斡旋，多方奔走，为朝鲜半岛局势的缓和起到了核心作用。 一、中国积极斡旋于朝核问题中 对于朝核问题，中国一直都比较关注，最近的这次更为积极。对此，可用一句话概括：实力与自信同在，风险与受益并存。毫无疑问，中国最近几年频频出击，外交成果斐然，中国已越来越以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穿梭在国际舞台上。中国在这次复杂的会谈过程中，从四个方面凸显出不可替代的建设性作用：朝美之间的“调停者”。朝鲜寻求的是国家安全，而战争与有核化都不会给它带来真正的安全；美国虽拥有超强军事实力，且正加紧推行霸权战略，但目前，美国对伊战争后，其陷进伊拉克的泥潭中难以自拔。它虽然不愿看到朝鲜拥有核武器，但也不想陷入同朝鲜的战争。 然而，朝美之间芥蒂之深使得双方很难直接沟通和协商。特别是美国国内有一些政治势力从本集团利益出发，试图使美国政府采用强硬政策来解决危机，从而使朝美双方更加缺少互信。此时非常需要一个“调停者”，劝说双方先将挥舞着的拳头放下。而中国最适合扮演这个角色：朝鲜是中国的友好邻邦，美国是中国的“建设性合作”伙伴，中国有资格站在中立的立场上来调停朝美冲突。 抑制朝美冲突升级的“缓冲器”。如果将朝美核危机和伊拉克危机相比，会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虽然美国将伊拉克和朝鲜都定为“邪恶轴心”，但对两者却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和政策；伊拉克和朝鲜面对美国的压力，也采取了截然相反的态度。即，自称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接受联合国武器核查的伊拉克遭到了美国的军事打击，公开宣称自己已拥有核武器的朝鲜却受到美国的“特殊关照”。 这其中自然有美国全球战略考虑的因素，也有美国顾及盟友特别是韩国态度的原因，但是，中国的作用显然是有目共睹的。作为亚太地区大国，中国的立场和利益绝对不容忽视。中国坚持和平解决危机的立场，无疑有助于软化冲突双方的强硬态度，对冲突之车滑向战争的边缘起到了抑制作用。中国这种特殊作用的发挥，既反映了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和国家实力的增长，更体现了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是一个维护地区安全与和平的重要力量。 形成各方共识的推动者。中国推动六方会谈的召开，大大有利于六方在共同利益上形成

国际条约法重点讲义

一、条约的概念和特征 ? 1. 只有国家、国际组织等国际法主体之间所缔结的协议才是条约，任何个人（个人和法人）之间、个人和国家之间订立的协议，不论其性质和内容何等重要，均不是条约。 ? 2.区分条约与非条约的标准即该国际协议是否受国家法支配，而受国内法支配的不是条约而是契约。例如是政府之间购买食品之类的交易因为受国内法或国际私法规则的调整所以不是条约。 ? 3.口头协议也是具有法律上的效力的。 二、条约的种类和名称 1.按照不同标准分类 2.条约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含义 广义的条约是指国际法主体间所缔结的任何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协议，主要包括公约、条约、协定等，详见课本404-405，国际法上的条约主要指广义的条约。 狭义的条约仅指在国际协议中以条约为名称的协议。 三、条约的结构和文字 课本 第二节 一、缔约能力和缔约权 条约法的很多原理类似于合同法，比如条约成立的要件、违约责任等，因此大家在学习这部分内容时可以比照合同的原理来加以理解。 条约成立的实质要件有： 1.缔约者具有缔约能力和缔约权。 2.自由同意（意思表示真实） 3.符合强行法 如同合同的有效以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为前提一样，条约也是以合法性为有效前提：（1）条约在缔结时与一般国际法强行规则相抵触者，自始无效；（2）条约缔结后，遇有新的强行法规则，则条约自违反新强行法时无效。 1.缔约能力。 此前，我们已经知道国际法上的主体主要包括三类，即国家、国际组织及其他特定民族解放组织。 在国际法上有缔约能力的主体通常限于国家、政府间的国际组织等，企业和个人是没有缔约能力的，某些特定情况下，个别条约可能就某个非国际法主体的实体参加条约成为缔约方作出安排，如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协定，但这是极个别的情形，而且往往要经过有关国家的同意。2.缔约权。 根据《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的规定，一国不能以本国机关违反国内法中关于缔约权限的规定而主张条约对本国无效，除非这种违反非常明显，涉及根本的或重要的国内法规定。对于被授权缔约的代表越权缔约，除非事先已将该

国际习惯与国际条约的关系

国际习惯与国际条约的关系 1．国际条约是最主要的国际法渊源，特别是在当今世界，国际法的创立主要依赖于国际条约的产生。对于国际条约的内涵，多数国际法学者表达了相同的看法。如王铁崖先生认为，“国际条约是两个或两个以上国际法主体依据国际法确定其相互间权利和义务的一致的意思表示。” 李浩培先生认为，“条约是至少两个国际法主体意在原则上按照国际法产生、改变或废止相互间权利义务的意思表示的一致。” 2．习惯法可以转化为条约法,条约法也可以发展、确认习惯法。 （1）一方面，国际条约通过国际习惯这个媒介起作用。 尽管在当今，国际条约是最主要的国际法渊源，但是，国际习惯却是最古老、最原始的渊源。早在国际条约出现以前，历史上就有了国际习惯。从一定意义上说，国际习惯是国际法最重要的渊源，因为直到现在为止，尽管已有了大量的多边国际公约，但在一般国际法的内容中，还是国际习惯占较大部分。而且，归根结底，包括国际条约在内的各种国际法渊源，往往还是要通过国际习惯这个媒介而起作用的。何况国际习惯还会不断产生，而立法往往总是落后于实践，所以国际习惯作为国际法渊源的地位是不会改变的。另外，在条约和国际习惯法的相互关系中,这两类规则在法律上是平等的,同时也是互补的,习惯法可以因为被制定在条约中而转化为条约法,条约法也可以发展、确认习惯法,条约和习惯法的效力可以适用“后法优于前法”、“特殊法优于一般法”的规则。 （2）另一方面，条约规定成为国际习惯。 一个条约，特别是多边条约，所订定的一个规则，可能由于很多第三国认为它是应当或必须依循的规则，而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反复实行，因而成为国际习惯。在这种情形，并不是条约对第三国产生了权利和义务，而是国际习惯附着于条约而产生。1966年国际法委员会的报告这样叙述了国际习惯附着于条约而产生的过程及其实例：某些国家之间所缔结的一个多边条约可能规定一个规则或者建立一个领土的、河流的或海洋的制度，而这个制度以后由于习惯被一些其他国家所一般接受并成为对它们有拘束力，例如，《有关陆战规则的海牙公约》、规定瑞士中立化的一些协定，以及关于国际河道和海道的各个条约。 国际法院在1969年北海大陆架案的判决中也肯定这种条约产生国际习惯的过程。在该案中，丹荷两国主张在1985年《大陆架公约》缔结以后，从该公约第六条已经发展出一个国际习惯，规定相临国之间的大陆架除当事国有相反协定外，如无特殊情况，应根据等距离原则划分。针对这一主张，该法院认为，“这牵涉到把该条约第六条视为一个创立规则的规定，而这个规定构成了一个规则的基础，或者产生了一个规则，并且这个规则虽然在其起源上是条约性或契约性的，却此后成为国际法的组成部分，并且现已通过法律的确信被接受为国际法的组成部分，从而拘束从未成为该公约当事国的那些国家。毫无疑问，这种过程是完全可能的，并且实际上也时时发生，同时却不能轻易地认为这种结果已经完成。” 然后，该法院列举了从条约规定发展出国际习惯所必须具备的条件。这些条件是，该规定须潜在地具有基本上创立规则的性质，从而可以被认为构成一个一般法律规则的基础。第二，该条约已得到很广泛的和有代表性的参加的事实可能被认为已足以发展出国际习惯，但以这种参加包括利益受到特别影响的那些国家为条件。第三，就时间因素而言，虽然只是经过了一个短时间这一点本身并非必然妨碍在原来纯粹是条约规则的基础上形成一个新的国际习惯，然而不可缺少的要求是：在该期间内，国家的实践，包括利益受到特别影响的那些国家的实践；不仅如此，国家实践须显示出是在一般承认为涉及一个法律规则或法律义务的情况下发生的。 3．国际习惯与国际条约不同，它是“不成文”法，它没有一个国际法律文本来表现国际习惯法的原则、规则和制度。为了查明某项国际习惯法规范是否确立，就必须找到证据。由于国际习惯是在国际实践中逐渐形成的，因此其证据只能从国际实践中查找。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的资料去查找：（1）国家间的各种外交文书；（2）国际机构的决议和判决等；（3）国内立法、司法、行政方面的各种有关文件等。一项原则、规则或制度，只有从国际实践的有关资料中找到已被各国承认为具有法律约束里的充分证据，才能确立为国际习惯；如查找不到证据，则不能确立为国际习惯，例如，国际法院在1969年北海大陆架一案的判决中指出：中间线原则并没有成为习惯规则，因为从各国的划界实践的资料中，还找不到这一原则已被普遍接受为大陆架划界原则的证据。 由此可见，国际习惯与国际条约相互补充，各自发挥其调整国际关系的作用。

国际法论述题答案

1．如何从理论上认识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 1．答：（1）关于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长期以来存在着“一元论”和“二元论”两大传统学说的争论，“一元论”包括国内法优先说和国际法优先说。国内法优先说认为国际法的效力来自国内法，国际法由国内法所派生，在整个法律体系中，国际法应处于国内法的下位，并从属于国内法。国际法优先说则主张国内法从属于国际法，国际法的效力应高于国内法。二元论认为，国际法与国内法是两个完全独立和不同的法律体系，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不是一种从属关系，而是一种平行关系。二者互相独立，各行其道，互不冲突。因此，国际法不能在国内直接适用，若要使国际法适用于国内，必须通过一定法律程序将其转化为国内法，使之成为国内法的一部分。上述两种学说都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但也都具有片面性：一元论否定国际法与国内法之间的区别，结果走向了两个错误的极端：国际法优先说过分强调国际法的绝对效力，否定了国家主权，从根本上取消了国际法形成与发展的基础；国内法优先说强调国内法的绝对权威，势必导致国际法地位与价值的否定。二元论忽略甚至否定国际法与国内法之间的联系，不仅在理论上是片面的，而且与两个法律体系相互渗透、相互转化、相互作用的客观事实不符。因此，无论是一元论，还是二元论，它们都没有全面、正确地说明国际法与国内法之间的关系。 （2）任何事物都是对立的统一，作为两个不同法律体系的国际法与国内法之间的关系也不例外。一方面，国际法与国内法，在性质、主体、渊源、效力根据、适用空间、调整对象和实际执行等方面，都有着显著区别，二者相互独立，互不从属，这是它们“对立”的一面；另一方面，国际实践也表明，国际法与国内法作为两种不同的法律体系，它们的存在与发展，并不是彼此孤立无关，而是相互联系着的，二者具有内在的“统一”性。这种统一性主要表现在： 第一，国际法与国内法的相互吸收。一方面，国内法的许多原则和概念被国际法所吸收，成为发展国际法的重要方式之一；另一方面，国际法的某些原则、规则和制度通过国家的法律行为被转化为国内法的原则、规则和制度。前者如条约法中“条约必须遵守”原则就来自“契约必须遵守”这一罗马法的古老原则，又如国际法上的强行法概念，也是来自国内法。后者如：有关国家由于参加了制止劫机罪的海牙公约、蒙特利尔公约，从而将新的刑事管辖原则——永久居所地或营业地原则引进自己的国内法。 第二，国际法与国内法的相互配合。国际法对国内法的配合主要表现为国际法的某些规则和制度的确立是以满足国内法的需要为目的的。例如，国际法中的引渡制度，就是为了实施国内刑法规定而建立起来的。而国内法对国际法的配合则主要表现在各国都在其国内法中（主要在宪法中）承诺愿意遵守作为国际行为规则的国际法，而且，当国际法作出原则规定时，国内法会进一步作出具体规定，以保证国际法的原则规定在国内法中的有效实施。 第三，国际法与国内法的相互制约。一方面，在国际法的管辖范围之内，一国不能以国内法作为不遵守国际法的理由，当国际法明确规定国家承担制定、修改、废除有关的国内法的义务的情况下，承担义务的国家必须制定、修改、废除有关的国内法，否则，就要承担不履行国际义务的国家责任。另一方面，在国际法的管辖范围之外，按照国家主权原则，国际法不能任意干预国家制定的国内法。《联合国宪章》第2条第7款规定：“本宪章不得认为授权联合国干涉在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国内管辖之事件。”根据宪章的这一规定，国家根据主权原则所具有的国内立法权利和基本法律制度，属于主权国家的内政，联合国和国际法都不得任意干预。因此，在通过条约制定有关国际法规则和制度时，必须尊重有关国家的国内立法权利，充分考虑有关国家的法律制度和法律实践，否则，条约既不可能成功地谈判，更不可

模拟联合国朝核问题决议草案(英美韩)

决议草案1.1 委员会：联合国安全理事会 议题：建立关于制裁朝鲜核试验和核武器的有效措施 起草国：美国、英国、韩国 附议国： 安全理事会， 回顾其以往相关决议，包括第825(1993)、第1540(2004)、第1695(2006)、 第1718(2006)、第1874(2009)、第1887(2009)和第2087(2013)号决议，以及2006年10 月6 日(S/PRST/2006/41)、2009 年4 月13 日(S/PRST/2009/7)和2012 年4月16 日(S/PRST/2012/13)的主席声明， 重申核、生物和化学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扩散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 严重关切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朝鲜）声称已于2013年2月12日进行三次核武器试验，这一试验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和旨在加强防止核武器扩散全球机制的国际努力构成的挑战，以及对该区域内外的和平与稳定造成的危险， 关切朝鲜正在滥用《维也纳外交和领事关系公约》赋予的特权和豁免权， 表示坚信应该维护防止核武器扩散的国际机制，并回顾，根据《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朝鲜不能具有核武器国家的地位， 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采取行动，并根据第四十一条采取措施， 1. 最严厉谴责朝鲜违反并公然无视安理会的相关决议于2013 年2 月12 日(当地时间)进行的核试验； 2. 决定朝鲜不应使用弹道导弹技术进行进一步发射，不应进行核试验或进一步挑衅； 3. 要求朝鲜立即收回其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宣告； 4. 还要求朝鲜早日重返《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保障监督，铭记《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享有的权利和义务，强调《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所有缔约国均需继续履行其条约义务； 5. 重申安理会关于朝鲜应以完全、可核查和不可逆的方式放弃其他所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弹道导弹计划的决定； 6.决定协助规避制裁或违反第1718(2006)、第1874(2009)、第2087(2013)、

浅析朝核问题和国家安全

浅析朝核问题和国家安全 摘要：朝核问题不仅是近二十年来东亚地区的热点问题，也是国际上的热点和难点问题。朝核问题直接影响到朝鲜半岛乃至东北亚地区的和平与安宁，中国作为朝鲜的邻国，又有着特殊的历史联系，同时又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与朝核问题利益攸关，国家安全在朝核问题中首当其冲的收到威胁影响。中国应坚决反对朝鲜发展核武器，但面对中朝之间独特微妙的关系，中国还应同时继续保持中朝传统友谊，采取灵活的对朝政策，进一步加强对朝政治决策的影响力，以维护国家安全。 关键词：朝核问题国家安全中朝关系中美关系 一、朝核问题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影响 一）中朝唇齿相依，有共同的安全利益 中国与朝鲜山水相连，拥有1300多公里共同边境，与中国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成属于同一类型，自古以来双方就保持着密切而稳定的联系，且有一种唇齿相依的战略关系。近代以来，朝鲜半岛多次成为列强入侵或觊觎中国的战略通道，其局势对于我国东北以及首都北京乃至整个北部沿海地区的防卫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如果美国颠覆并占领朝鲜，将使中国丧失400千米的安全防线，美日联盟军事也会推进鸭绿江。届时，中国东北地区将面临空前的安全威胁，需要加强东北地区的军事力量以防美日的攻击，军事压力随之加

重，不利于为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安全稳定的环境。因此，和平解决朝核问题，维护朝鲜半岛的稳定，对中国的安全与稳定具有重大的意义。 一）朝核问题不仅仅是表面上的针对美日那样简单 朝鲜的导弹和核武器能威胁讹诈美日，也能威胁讹诈中国；能打到美日，更能打到北京，在这点上其决定作用的是地理空间，只要朝鲜有核武器，就是对北京、对中国的威胁，是实质性的威胁，如同将国家安全暴露于核弹之下，所以中国就必须要防范。并且当中国发展进入瓶颈期的关键时期被迫在对朝鲜的防御上将付出巨大的成本。 二）朝核问题可能会引发核竞赛，严重威胁中国国家安全对中国来而言，朝鲜半岛无核化对中国国家安全具有重大意义。从近期来看，朝鲜为了远离美韩控制区域，确保实验秘密性，其核试验的选址北移，越来越靠近中朝边境，朝核试验有可能引发的核污染和“难民潮”可能会严重影响中国东北三省和平与发展的现状。同时，朝核试验将引发周边国家研制核武器等一系列连锁反应，日本和韩国很可能会跟进，危及东北亚地区乃至整个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严重破坏中国的良好周边环境。日本本来就一直宣称要成为一个“正常国家”，并已经为此作了很多的努力。目前以日本的技术、资金和核材料等而言，制造出核武器是轻而易举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