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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王朝对明朝的_宗系之辨_及政治意义

高艳林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天津300071）

摘要：

明正德年间刊印的《大明会典》，因用了朱元璋在《皇明祖训》中对朝鲜评价的一句话，引起了朝鲜国王及大臣们的高度关注，他们针对这句话中的“宗系”和“弑四王”两个问题对明朝开始了长时期的奏辨活动。奏辨活动主要集中在嘉靖和万历两朝。该活动以万历年间续修的《大明会典》中增加了部分朝鲜宗系奏辨的内容后而告一段落。朝鲜王朝在这场奏辨活动中，不但得到了辨白的机会，也达到了向明朝证明朝鲜王朝的正统性及朝鲜王朝是礼义之邦之目的。明朝对朝鲜的奏辨活动给予积极的回应，在满足朝鲜要求的同时，也进一步巩固了中朝政治一体化关系。关键词：

明朝；朝鲜王朝；宗系奏辨作者简介：

高艳林，男，历史学博士，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从事明史研究。中图分类号：K248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1）04-0141-07收稿日期：2011-03-05

朝鲜王朝对明朝的“宗系之辨”及政治意义

2011年7月

求是学刊Jul.,2011第38卷第4期

SEEKING TRUTH

Vol.38No.4

□明清史研究

一、“宗系之辨”之缘由

公元1368年，朱元璋建立了明朝政权，当时，高丽王朝第三十一世国王王颛在位。洪武二年四月，朱元璋遣使高丽，“告有天下”，国号大明，建元洪武。五月，高丽停元至正年号，遣使如金陵，贺朱元璋即帝位，贡方物，奉表称臣。八月，朱元璋复遣使高丽，封王颛为高丽国王。三年七月，高丽始行洪武年号。

先是，王颛无嗣，密养佞臣辛旽子牟尼奴（后改名辛禑）于后宫，为己子，封江宁府院大君。七年九月，宦者崔万生与幸臣洪伦弑王颛，当朝宰相李仁任奉辛禑即国王位，禑时年10岁。李仁任惧朱元璋问弑君之罪，密遣金义杀害在高丽买马

的明使蔡斌等，与北元和亲，由此，高丽朝中大臣形成“事北”、“事南”两派。禑年幼，事北派代表人物李仁任掌控时局。事北派在与明朝往来的前提下，与北元政权保持更为密切的联系，使介往来较前更为频繁［1］（第3册，P361，365），不但接受北元册封授爵，更于十年三月停洪武年号，行北元宣光年号。李仁任明显的政治倾向对辛禑产生了很大影响。二十年十二月，朱元璋命户部咨告高丽立铁岭卫，禑大为不满，遂与事北派大臣崔莹密谋攻取辽东。二十一年三月，辽东百户王得明来告立卫事宜，辛禑与崔莹怒杀持榜文至两界之辽东军士21人［2］（卷53,《高丽纪·辛禑四》），攻辽之志弥坚。四月，辛禑复停洪武年号，令国人着胡服［3］（卷137，《列

传》；卷50，《辛禑五昌》）；五月，渡鸭绿江实施攻辽。

副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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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成桂认清时局，对诸将说道：“若犯上国之境，获罪天子，祸立至矣，亟应除君侧之恶，以安生灵”［1］（第3册，P426）。此议得到众将响应。李成桂遂率军回渡鸭绿江，囚崔莹，废辛禑，立其子辛昌为国王，昌时年9岁。自此，李成桂掌朝中大权。二十二年十一月，辛禑授意崔莹族党全儜谋害李成桂，企图复辟，不料，阴谋失败。李成桂怒，废昌，立王氏后裔定昌君王瑶为王，禑、昌同时被弑。［1］（第3册，P447）王瑶惧李成桂，与左右潜图除之。二十五年七月，李成桂第五子李芳远与南訚等52位大臣协谋废瑶，拥戴成桂为王。［1］（第3册，P479）二十七年四月，李成桂弑王瑶。［4］（卷5，洪武二十七年四月丙戌条）至此，高丽王朝末期四位国王先后被弑。

在处理与高丽的关系上，朱元璋曾抱以极大的热情。洪武元年，王颛遣使臣张子温使明，朱元璋“礼待甚厚”，使六部御史台宴慰，破天荒用乐于台宴，并厚礼以送。［3］（卷41，《世家·恭愍王四》，洪武元年十一月丁未条）王颛率外国之先，奉表称臣，诚心归附明朝之举动，朱元璋甚为高兴，在不同场合予以高度赞扬：“高丽奉表称臣，朕嘉其诚，已封王爵”［3］（卷42，《世家·恭愍王五》，洪武三年四月庚辰条）；“今朝聘礼，不曾有阙”［3］（卷43，《世家·恭愍王六》，洪武五年九月壬戌条）；“事大之心甚矣”［3］（卷44，《世家·恭愍王七》，洪武七年六月壬子条）。这一时期，两国使介往来频繁，共同开创了较为和谐的中朝关系新局面。王颛被弑，高丽以“暴薨”相报，后经调查，真相大白，引起朱元璋极大愤慨，断然与高丽绝交［3］（卷134，《列传》；卷47，《辛禑二》，洪武十三年八月乙丑条），令其自为声教。此后自七年至十八年长达十一年中，明朝不曾派遣使臣出使朝鲜；自十二年至十五年，朝鲜进贡物品全部被退回。虽后期两国关系有所缓和，但朱元璋对高丽大臣弑君之事一直心存芥蒂。

李成桂做国王后，很快遣使来报。朱元璋令使臣传话：“三韩自王氏亡，李氏运谋，千态万状，已有年矣，今确然为之……”“其三韩臣民，既举李氏，民无兵祸，人各乐天之乐，乃帝命也……自今以后，慎守封疆，毋为谲诈，福逾增焉……”［4］（卷2，洪武二十五年十月庚午条）“尔恭愍王（即王颛）死，称其有子，请立之，后来又说不是，又以王瑶为王孙正派，请立之，今又去了。再三差人来，大概要自做王，我不问，教他自做自要。”［4］（卷2，洪武二十五年十一月甲辰条）可以看出，朱元璋对李成桂做国王的合理合法性虽心存疑问，但态度也很明确，只要李成桂不做有损两国关系的事，随他自做王，以观其表现。

李成桂做国王后不久，因诱女直人口等诸多事端，遂引起朱元璋的不满，遣使诏责李成桂有二侮三衅之罪［4］（卷3，洪武二十六年五月丁卯条），同时指示辽东“高丽人不许过来”，六个行次的朝鲜使臣被拒于辽东之外，大有再次与朝鲜绝交之姿态。二十七年和二十九年，又分别发生了“假倭案”和“表章案”，进一步加深了朱元璋对李成桂的不满，这一切严重地影响了两国关系的发展，以致朱元璋不顾朝鲜的要求，始终不给李成桂国王诰命及朝鲜印信，甚至在《皇明祖训》中说道：“朝鲜国，即高丽，其李仁任及子李成桂，今名旦者，自洪武六年至二十八年，首尾凡弑王氏四王，姑待之。”［5］（《首章》，史部第264册，P168）

朱元璋把对李成桂和朝鲜王朝的嫌怨写入了《皇明祖训》，对后世产生的影响极为重大，是朝鲜王朝向明朝长时期进行宗系奏辨的根源。朱元璋的话有两层含义，一是说李仁任与李成桂是父子关系，二是说此二人共弑四王。当朝鲜知道了朱元璋这个话后，围绕这两层含义开始了向明朝的奏辨活动。前者称为“辨宗系”，后者称为“辨弑四王”，全部活动称之为“宗系之辨”。

二、“宗系之辨”之始末

朝鲜对明朝的“宗系之辨”始于李成桂本人。洪武二十七年四月，朱元璋要对李成桂兴师问罪，为此先期遣使朝鲜，告祭朝鲜海岳山川等神，祝文中有“昔高丽陪臣李仁任之嗣某（李成桂），今名某（旦）者”之语。针对这句话，李成桂回奏进行辨白：“窃念臣先世，本朝鲜（古朝鲜）遗种，于仁任本非一李……”［4］（卷6，洪武二十七年六月甲申条）建文四年，朝鲜使臣在中国听闻了《皇明祖训》中的那句话，回国后报太宗国王，引起了太宗国王的重视。永乐元年十一月，国王特具“宗系辨明奏本”一道，遣谢恩使臣李彬等奏送明朝。国王在奏本中再次强调李成桂先世系朝鲜遗种，与李仁任并非一李，乞求改正记载之误。［6］（卷6，永乐元年十一月己丑条）朱棣见奏，即下“圣旨：‘朝鲜国王奏，既不系李仁任之后，想是比先传说差了，准他改正’”［6］（卷7，永乐二年三月戊辰条）。按当时两国关系仍较为紧张的形势分析，朱棣这样说当是出于缓和两国关系之愿望，恐并无太多其他方面的考虑。但涉及了“一字不可改易”的祖训中的话，应如何去“改正”，朱棣并未给出具体方案。但恰恰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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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这句话，成了此后朝鲜历代国王要求明朝改变宗系“错误记载”的主要证据。

正德十三年四月，赴北京贺正朝的朝鲜使臣李继孟在中国闻见《大明会典》照抄了《皇明祖训》中的那句话，还报国王，在朝鲜引起轩然大波，国王及大臣们均感“惊骇”、“惊愕”，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们很清楚，《大明会典》这部官修的明朝典章制度，其重要性和影响非同一般，如果听之任之而不加以辨白，将对朝鲜的国际形象造成重大损伤。自此，围绕《大明会典》中的这个内容，朝鲜对明朝展开了持久的大规模的申辩活动。

正德十三年五月，中宗国王召集当朝宰相和六曹堂上等42位大臣，“会议《大明会典》所录我太祖被诬事辨明申达便否”。会议一致认为，“先祖被诬，急欲洗雪……申达辨白，义不可缓”；奏辨后是否改正，虽不可知，但“使上国之人，晓然知传讹之失，不为无益”［7］（卷33，正德十三年五月乙巳条）。会议委以大提学南衮执笔，35位大臣共议奏请文书。奏书包括洪武和永乐时期朝鲜向明朝的两次奏辨过程，李成桂身世，自王颛之后王朝政权更迭之始末，李仁任身世等。奏书最后恳请皇帝“伏望圣慈，仰遵先皇帝之命，许正传说之谬”［7］（卷33，正德十三年六月甲申条）。十四年二月，南衮等奉敕而还，敕曰：“尔祖（李旦）原不系李仁任之后，我太宗文皇帝已有旨，准令改正，今尔又具奏陈情，诚孝可念，特允所请，降敕谕以朕意，尔其钦承之，故谕。”［8］（卷171，正德十四年二月己卯条）

嘉靖八年五月，朝鲜贺圣节使臣柳溥出使中国，途经义州，与陈慰使李芃相遇，得知明朝将对《大明会典》进行修订，认为这是要求明朝改正宗系的机会。［7］（卷65，嘉靖八年五月辛酉条）柳溥到北京，二入礼部，两会尚书，上章力陈“宗系”、“恶名”（弑四王）二事，乞求于重修会典之际，予以改正。礼部具本请旨。八月十九日，嘉靖帝有旨：“是，朝鲜国陪臣所呈本国宗系事情，既有节奉祖宗朝明旨，尔部里便通查，备细开载，送付史馆，采择施行，钦此。”二十日，礼部备将此事前后缘由，开具手本，送付史馆。［9］（卷104，嘉靖八年八月壬午条）

国王多次上奏“宗系”事，自感烦渎，不好再请。但朝鲜君臣又感嘉靖“皇帝近来厚待我国”，如若再行“奏请，则必再蒙改正圣旨矣”。经反复讨论思量，国王决定再次奏请改“宗系”和“弑四王”两事。十八年闰七月，国王遣奏请使权拨奉表如北京。［7］（卷91，嘉靖十八年闰七月壬戌条）朝鲜这次所上奏本，直接以《大明会典》所引用的《皇明祖训》条章为目标，逐一辨白，意在更改。十一月，礼部以朝鲜奏本为内容上题本，并复议：“查得所辨李仁任及子今名某者，并凡弑四王等语，皆会典内所载祖训之语，岂敢轻议改正。合无俯从所请，将伊前后辨明奏呈及节奉列圣明旨，送付史馆，今纂修会典，令其叙入朝鲜国项下，祖训、会典两无相妨，传信传疑各有所据。”礼部的复议得到皇帝认同，有旨：“是，皇祖大训不敢别议，该国奏词并奉列圣明旨，此后纂修宜附录之。”为安抚朝鲜，皇帝敕谕朝鲜国王，说明情况。敕曰：“皇帝敕谕朝鲜国王姓讳（李怿），尔国数以宗系明非李仁任之后来奏，我成祖及武宗朝具有明旨，朕亦具悉矣。但我高皇帝祖训，万世不刊。会典所载，他日续纂，宜详录尔词。尔恪藩职，朕方嘉尔忠孝，可无遗虑也，其钦承之。故谕。”［7］（卷92，嘉靖十九年正月戊戌条）事实上，嘉靖皇帝这道谕旨，为《大明会典》有关朝鲜条目如何修纂定了基调。今天我们看到的万历本《大明会典》卷105《朝贡一·东南夷上·朝鲜国》下的内容，既保留了正德本《大明会典》中摘录的《皇明祖训》中的那句话，也增加了朝鲜国王历次奏辨的部分内容。可见，万历本《大明会典》对这部分内容的修订与嘉靖皇帝所说的完全一致。

朝鲜国王虽多次得到皇帝允改圣旨，但迟迟未见会典改后的模样，仍不放心，“一国闷郁”。国王一方面与大臣商议是否还应奏请，一方面继续要求赴京使臣“访问而来”。三十五年，朝鲜冬至使沈通源在北京期间，呈文礼部尚书。尚书看后说：“会典吾在翰林院时，既改正，无疑矣。明年圣节使臣之来，国王奏请，则自部题本何难。”［10］（卷22，嘉靖三十六年正月乙卯条）礼部尚书之言，又给了朝鲜奏辨机会。经慎重考虑，国王采取以使臣名义上咨文的形式进行奏辨。三十六年七月，奏请使赵士秀到北京，呈咨文于礼部，对尚书提出“会典中改正辞缘誊写移咨，且降圣谕”之要求。尚书甚为其难，答之“会典御览未毕，不曾刊行，不可颁降”。但为满足朝鲜君臣之要求，尚书还是在题本中写了一个既合情合理又对朝鲜有利的复议，“该国宗系及节奉钦依先年纂修，曾否采择附录，明白开报，容臣等移咨本国，知会其附录之词。仍俟会典颁布之日，续行昭示，庶上全朝廷柔远之信，而下惬藩目所恳之诚”，得到皇帝应允。［10］（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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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嘉靖三十六年十月乙酉条）根据圣旨，礼部将《大明会典》修改过的相关内容誊书于朝鲜。

朝鲜虽多次得到了嘉靖皇帝允改宗系的圣旨，但《大明会典》却未能在嘉靖朝修毕付梓，朝鲜的愿望也未得以实现。但朝鲜的奏请活动并未停止。隆庆六年五月，万历皇帝登基，十二月，朝鲜“宗系”、“恶名”奏请使李阳元就出使北京。［11］（卷6，隆庆六年十二月戊寅条）［12］（卷21，万历二年正月甲午条）此后，万历元年、三年、五年和八年朝鲜连续遣使明朝进行奏请。万历九年五月，闻《大明会典》纂修将毕，机会甚重，朝鲜再遣奏请使金继辉赴京，并以“奏请使当以至诚，感动天庭，事成则还国，不成则为埋骨燕山之计，然后庶可成事”等语相激励。［13］（卷15，万历九年五月癸亥条）

十二年五月，奏请使黄廷彧赴京［11］（卷18，万历十二年五月戊寅条），请求明朝赐《大明会典》成书，为其先祖康献王李旦洗冤。礼部以“梓未竣工，请先降敕昭示，以慰远人”为题请示皇帝，应允。［12］（卷152，万历十二年八月丁巳条）黄廷彧奉敕回国。敕书略曰：“先该尔以乃祖讳，久蒙不韪，累请昭雪，已许新修会典内详载，而纂辑有绪，尚未告成，兹尔复申前请，特命史官录示。今据新修会典稿内载称云云。前项事由，与尔原奏相合，候书完进览，颁行之日，差官赍送尔国，先谕尔知之。”［11］（卷18，万历十二年八月甲辰条）十五年九月，朝鲜得知会典毕修，再遣奏请使俞泓赴京，乞颁赐会典。泓至北京，呈文礼部，礼部以未经睿览，不可先颁答之。“泓与一行员役等，诣请恳迫，至叩头出血，涕泣固请。尚书沈鲤为之感动，具本题请，天子可之，特赐本国付卷。又降敕宣谕，书言‘陪臣至诚恳请，兹特径赐。’”［13］（卷22，万历十六年二月甲寅条）朝鲜得到《大明会典》本国一卷后，仍不满足，以“礼部题请，随后顺付”，圣旨也允颁为据，继续遣使臣尹根寿来京力请《大明会典》全帙。经礼部报请，万历皇帝降敕，明朝遂将《大明会典》全书顺付朝鲜使臣带回国内。［12］（卷215，万历十七年九月乙巳条）［13］（卷23，万历十七年十月乙亥条）至此，朝鲜王朝对明朝的历经14代国王、186年的“宗系之辨”活动，以续修《大明会典》中增加了部分朝鲜奏辨内容而告一段落。

三、“宗系之辨”之政治意义

所谓“宗系”一事，从根本上讲，只与朱元璋《皇明祖训》中的那句话有关，由于《大明会典》中引用了这句话和明朝重修《大明会典》之机缘，才引发了朝鲜倾注大量人力、物力向明朝进行辨白和申诉的活动。从朝鲜王朝来看，他们的这种活动具有深远的政治意义，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1．通过奏辨活动，证明了李氏朝鲜王朝的正统性。

李成桂是高丽王朝旧臣。已有前述，洪武二十二年五月，李成桂率军回渡鸭绿江后，已掌握了高丽朝中大权，此后，高丽王朝内部事态的发展，李成桂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这种大的政治背景下，李成桂废王氏，推翻了高丽政权，自做国王，改朝换代地建立起李氏王朝，这种翻天覆地的变化，自然使人怀疑他取得国王位子的合理合法性。特别是在高丽王朝末期王朝内部权力之争达到了你死我活的白热化的局势下，更是如此。“姑待之”不但表明了朱元璋的怀疑态度，《皇明祖训》中的话又被《大明会典》所引用，进而也表明了朱元璋之后的整个明朝的怀疑态度。换句话说，自朱元璋开始的明朝对李氏朝鲜王朝政权的正统性的怀疑态度，经过了一百多年后，不但未被释然，反而进一步被坐实。问题的严重性不能不引起朝鲜王朝的重视。因此，他们要借不断的奏辩活动，反复地做各种各样的但内容却相当一致的解释，来努力达到消除明朝已存在的和将要扩大下去的这种怀疑态度，说明李氏朝鲜取代王氏高丽的合理合法，进而证明朝鲜王朝的正统性之目的。

正德十三年中宗国王李怿给明朝上的奏书中，讲了以下几个方面的主要内容。第一，王颛被弑另有他人，与李成桂无关。李成桂回渡鸭绿江有功，禑攻辽无道，废禑理所当然。第二，朱元璋有话，“自王氏被弑绝嗣后，虽假王氏，以异性为王，亦非三韩世守之良谋”，因此，废昌实属有旨，立瑶符合帝意。第三，王瑶不义，罔辨是非，大失君道，国人愤怨，咸思离叛。废王瑶后，择于宗室，无堪托附者，一国无主。李成桂事大之诚，大小臣僚军民耆老咸愿推戴，李成桂牢让不获，迫于群情，权知国事，而非李成桂想做王。第四，在废立过程中，众人两次请示前国王王颛妃安氏，并经其同意。第五，“钦蒙太祖高皇帝灼知其情，命为国王，赐国号为朝鲜”，因此，李成桂做国王也是经过朱元璋首肯的。可见，朝鲜王朝的这些奏词意在向明朝表明这样的事实：李成桂做国王是上遵高皇帝之旨，下奉安妃之教，顺乎民心，并非篡位，是合理合法的，李氏朝鲜代替王氏高丽也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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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案件数量根据朝鲜王朝安鼎福著《东史纲目》整理。需特

别说明，一王如遭遇两种以上不幸，则分别计算案件数量。如第19代国王王晛先于宋乾道五年（1169）九月被废，后于九年被弑，在统计中则被废和被弑各记一次。

有正统性。

中宗国王李怿的这个奏书是朝鲜王朝第一个最为详细地向明朝申辩“宗系问题”的奏书，并成为后来所有这类奏书的模板。此后的朝鲜君臣向明朝所上的奏书，其基本内容与该奏书一致，几乎就是上述几个方面内容的复写。

2．通过奏辨活动，证明了朝鲜王朝亦是礼义

之邦。

后梁贞明四年（918），江州松岳郡人王建建国，国号高丽。后唐清泰三年（936），王氏高丽统一朝鲜半岛。后晋天福八年（943），王建薨，太子王武继国王位。初，大臣王规以其女为王建第十六妃，生子，是为广州院君。至是，王规欲以广州院君为王，有弑王武之意，但两次预谋均未得逞。王武虽知王规逆行，或不复问，或拱手谨避不予追究，更不加之罪，高丽五百年君弱臣强之端，已兆始于此。［1］（第2册，P14）自王武之后，高丽王朝君臣关系陷入极度混乱之局面，高丽掌权大臣多以自己的意志弑废国王。据不完全统计，整个高丽时代，发生了弑王案6起，弑王未遂案6起，废王案9起，废王未遂案3起，预谋反王、以兵胁王和逼王逊位等案10起。①至高丽末期，特别是明朝建立后，高丽王朝同时面对明朝和北元政权的时候，君臣关系更呈复杂趋势，恰在此时，李成桂逐渐掌握了朝中大权。以李成桂为首的朝中大臣，假朱元璋之命，自行废立，虽史书记载弑辛禑和辛昌为王瑶之命，但作为朝中实力派人物，李成桂完全有能力加以阻止。如退一步说，弑辛禑、辛昌与李成桂无关，但弑王瑶则有李成桂之旨。因有这段历史，李成桂后人在辨《皇明祖训》“弑四王”上多有心虚，底气不足。

如前所述，洪武二十五年，李成桂第五子李芳远与52位大臣协谋废王瑶，拥戴李成桂为王。二十七年，李成桂绞杀王瑶，时李芳远为朝中大臣，亲历其事。建文三年，李芳远继国王位，是为太宗国王。他内心很清楚“凡弑四王”与李成桂确有干系，所以，永乐元年，他知道《皇明祖训》内容之后在给明朝的奏章中，只辨“宗系”，而不敢辨“弑四王”，个中原因，不言自明。

而正德十三年，在第十一任国王李怿所上的奏章中，将太宗国王对明朝的一辨变为两辨，不但辨“宗系”，更要辨“弑四王”；并出于孝心，隐去成桂之恶，将李成桂弑王瑶，写为“将王瑶便养私邸，使终天年”，并谎称“况弑逆，天下之大恶，无

其实而诬被其名，亦天下莫大之冤也”。

［7］（卷33，正

德十三年六月甲申条）但在武宗皇帝给国王的敕书中，只

允“宗系”一辨，而不提“弑四王”，这使朝鲜君臣深感不安。在是否继续上章辨“弑四王”问题上，国王与大臣们的意见大有分歧。大臣们认为“制敕而不及四王事者，必有其意……且祖宗事，岂能尽善”；“今若更请，而优辞以答则已，如有不美之辞，则是自暴白祖宗之事”；“太宗朝，只请宗系者，必有其意”；“辛禑辛昌之见废则已，但有恭让之事，此所疑也”；“自古革命之际，不能无疑。史笔虽书之以应天顺人，而其有直笔者，则必直书以着其实”。

［7］（卷35，正德十四年三月乙卯、戊午、庚申条）可

见，大臣们在继续辨“弑四王”上深有顾虑，难言之语正如多年后大臣林芑所说，“连弑四王，实事难泯，吾不敢措辞”［11］（卷10，万历四年八月甲子条），故他们不敢与明朝强辨，因此持不可再行奏辨之态度。而国王李怿则不同，坚持要继续上章，向明朝“强辨”“弑四王”。此后各任国王在向明朝所上奏书中也均不顾历史事实，以辨“弑四王”为主要目标，意在“洗清”李成桂的“不白之冤”。这到底是为了什么？正德十四年朝鲜大臣南衮向礼部尚书毛澄上书，其中透露了数任国王坚持申辩“弑四王”之谜底。书中说：“我朝鲜国，世通中国，颇闻诗书礼义之教，尊名分，重纲常……弑逆，天下之大恶，于人不容，于法无赦。至于连弑四君，则尤舁浞之所不为也……蒙彼舁浞所不为之恶名，使东韩一区，为乱逆之窟穴，前日所闻于中国诗书礼义之教安在，纲常安在，名分安在，负此名也，将何以齿乎人，而立于天地之间乎……四海之人徒见此书，必皆曰：‘朝鲜，弑逆之邦也。’又将曰：‘弑逆之邦，亦在朝贡之列乎？’”［7］（卷35，正德十四年四

月庚午条）嘉靖三十六年，赵士秀呈文礼部，文中也

说：“如使本国下注得核讹诬，则天下之人咸曰：‘朝鲜果是礼义之邦也。’如终不得改正，则天下之人咸曰：‘朝鲜果是乱贼之区也。’”［10］（卷23，嘉靖

三十六年十月乙酉条）由此可见，长期自诩“礼义之邦”的

朝鲜，已把“弑四王”视为国耻。朝鲜君臣认为，如对“弑四王”不加以辨白，继续让这一“恶名”保留在《大明会典》中，将严重影响朝鲜的国际声誉。为此，他们不惜把李成桂弑王瑶一事，一再说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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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其王瑶之终保天年，国人之所共知”，“将王瑶便养私邸，使终天年”等。朝鲜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向明朝证明，朝鲜王朝虽脱胎于高丽王朝，但不同于高丽王朝，是礼义之邦，怎么可能会做弑君之事。万历十六年，明朝终于将《大明会典》颁于朝鲜，国王喜悦之情溢于言表，说道：“手捧纶音，亲擎宝典，变禽兽之域为礼义之邦，是吾东方再造，箕畴复叙之日也。”［13］（卷22，万历十六年五月甲申条）“箕封数千里之地，陷为夷狄禽兽无父无君之窟者，于今二百年，仰俯天地，无以自立，食息酬酢，宛一虫豸……何幸今日，三纲得正，伦纪乃叙，是犹变蛇虺之形而化为人。”［11］（卷22，万历十六年五月己丑条）其言其语虽发自肺腑，但朝鲜几代国王不顾历史事实地向明朝辨白“弑四王”这件事之目的，不就此已昭然若揭了吗？

再论明朝对朝鲜“宗系之辨”的态度。嘉靖和万历这两个时期，明朝不厌其烦地接受朝鲜国王及使臣的奏章和咨文，并给予了积极的回应。在祖训、会典两相宜情况下，明朝最大限度地满足了朝鲜的要求，并借朝鲜的奏辨活动，进一步加强和巩固了中朝政治一体化。因此，从明朝来看，朝鲜的奏辨活动也具有一定的政治意义。

正德时期，朝鲜的奏辨次数虽不多，但引起了明朝大臣的反感。礼科给事中就此事下弹章，曰：“国王近亦矫情。因祖训有姑待之文，假来使，通贿赂之门而求为更改，致蒙先帝误听。今者过腆之赐，安知非奸夷布计营求，以为夸大光重之具。”［7］（卷42，正德十六年七月丙寅条）弹章之事对朝鲜起到了警示作用，使其奏辨次数有所减少，奏辨活动有所收敛。反观嘉靖和万历两朝，朝鲜国王和使臣的奏辨活动虽比正德时期更为密集和频仍，反倒没有发生过弹章事，其中另有原因。

嘉靖皇帝入继大统之后，明朝爆发了轰动朝野的政治斗争——

—大礼议。这场政治斗争本与朝鲜无关，但每当嘉靖皇帝取得一次议礼胜利后，朝鲜都在“事大以诚”的原则下，派遣使臣前来恭贺（共计6次）。朝鲜的恭贺活动对在这场斗争中处于孤立地位、遭到各方反对的嘉靖皇帝来说，无疑是一种支持，深得其心。由此，中国建立了一系列旨在提升朝鲜王朝地位的新制度，给予了不同以往各朝对朝鲜王朝的特殊礼遇，包括：特许朝鲜使臣观光国子监、礼部尚书待朝鲜使臣宴、将朝鲜贡物在各国使节前展示、确立誊黄制度及赐龙袍和颁印皇长子诞生诏等。朝鲜国王的恭贺行动，虽无政治上之考虑，但意义深远，直接促使两国关系发生了实质性变化。以誊黄制度的建立为标志，中朝政治一体化最终完成。［14］也正是在这个大的政治背景下，朝鲜王朝的宗系奏辨活动才得以顺利进行。嘉靖皇帝在不伤及祖训的前提下，对朝鲜国王的要求给予最大限度地满足：修改过的会典增加了有利于朝鲜王朝的内容，甚至抹去了李成桂弑王一节；而且根据国王的要求，两次将修改过的会典书稿中有关朝鲜部分的内容抄送国王。［10］（卷13，嘉靖三十一年正月乙酉条）

万历皇帝时期不但秉承了嘉靖朝对朝鲜的政策，并有所发展。明神宗在对朝鲜宗系之辨问题上采取更加开明的态度，甚至为此作出了修改《明武宗实录》的决定［15］（卷92，“为朝鲜改实录”）。在实录中专设两条，记录了朝鲜国王奏辨的内容，为进一步修改《大明会典》作好了舆论准备。为此，明神宗敕谕朝鲜国王，略曰：尔祖某，久蒙不韪，荷我烈祖垂鉴，已为昭雪改正。兹者纂修实录，欲将前后奏辞备行采录，以垂永久。朕念尔系守礼之邦，且事关君臣大义，特允所请，即命抄付史馆，备书于肃祖实录，俟后修新会典，以慰尔吁雪先祖恳情。［13］（卷7，万历元年十一月丁丑条）

万历十五年，《大明会典》终于修订完毕，由内府刊行。与正德本《大明会典》相比，该书在《朝鲜国》项下增加了如下新内容：“先是，永乐元年，其国王具奏世系不系李仁任之后，以辩明祖训所载弑逆事，诏许改正。正德、嘉靖中，屡以为请，皆赐敕奖谕焉。万历三年，使臣复申前请，诏付史馆编辑，今录于后。李成桂，系出本国全州，远祖翰仕新罗为司空。六代孙兢休入高丽，十三代孙安社生行里，行里生椿，椿生子春，是为成桂之父。李仁任者，京山府吏长庚裔也。始，王氏恭愍王颛无子，养宠臣辛旽子禑为子，恭愍王为嬖臣洪伦等所弑。李仁任当国，诛伦等，立禑，禑嗣位十六年，遣将入犯辽东，成桂为副将，在遣中。至鸭绿江，与诸将合谋回兵，禑惧，传位于其子昌。时，恭愍妃安氏以国人黜昌，立王氏孙定昌君瑶，诛禑、昌，逐仁任。已而，瑶妄杀戮，国人不附，共推成桂署国事，表闻高皇帝，命为国王，遂更名旦。赡瑶别邸终其身。”

结合前面的分析不难发现，《大明会典》新增的这部分内容中有三处与历史事实不符。第一，永乐元年，太宗国王只奏辨“宗系”，未奏辨“弑四王”，而此处将“以辩明祖训所载弑逆事”一句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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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安鼎福.东史纲目［M ］.汉城：景仁文化社，1970.［2］徐居正.东国通鉴［M ］.汉城：景仁文化社，1987.［3］郑麟趾.高丽史［M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4］李朝太祖实录［M ］.东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1953.［5］朱元璋.皇明祖训［M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6］李朝太宗实录［M ］.东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1953.［7］李朝中宗实录［M ］.东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1953.［8］明武宗实录［M ］.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9］明世宗实录［M ］.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10］李朝明宗实录［M ］.东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1953.［11］李朝宣祖实录［M ］.东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1953.［12］明神宗实录［M ］.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13］李朝宣祖修正实录［M ］.东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1953.

［14］高艳林.嘉靖时期中朝关系的新阶段［J ］.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2）.［15］

俞汝楫.礼部志稿［M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责任编辑王雪萍］

参考文献

“Differentiation of Clan ”on the Part of Korea Court towards

Ming Dynasty and Its Political Significance

GAO Yan-lin

（School of Literature,HeiLongjiang University,Harbin,HeiLongjiang 150080,China ）

Abstract:Complete Codes of Ming Dynasty printed in Period of Zhengde of Ming Dynasty catches the attention of emperor and officials of Korea court due to the quotation of the evaluation of Korea by ZHU Yuan-zhang in Huamg Ming Teachings.They argue and distinguish for a long time the two issues of “clan ”and “killing of four princes ”.It happens mainly in Jia Jing and Wan Li periods and ends with the addition of the dispute on the Korean clan into Complete Codes of Ming Dynasty.In this activity,Korea court not only gains chance to dispute,but also achieves the purpose of proving its legality and etiquette to Ming Dynasty,who responds actively to the dispute and consolidates the integration between the two courts.Key words:Ming Dynasty;Korea Court;dispute and distinguishing the clan

在了“其国王具奏世系不系李仁任之后”与“诏许改正”中间，给人的印象是“宗系”与“弑四王”均早在永乐年间就得诏许改正。第二，高皇帝朱元璋从未册封李成桂为国王，当李成桂上奏明朝主国事时，朱元璋只说“从其自为声教”，而此处用了“命为国王”一句。第三，李成桂弑王瑶是不争的历史事实，而此处用了“赡瑶别邸终其身”一句。引人思考的是，明朝官员并非不知朝鲜这段历史，而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刻意地去迎合朝鲜，也这么不顾历史事实地去说去写？我们再细读这段文字，可以看出它说明了两个问题：第一，李成桂不是李仁任之后。王颛为嬖臣所弑，辛禑、辛昌为王瑶所诛，李成桂赡王瑶于别邸终其身，“弑四王”事彻底与李成桂无关。由此推之，李成桂所建立的朝鲜王朝是礼义之邦。第二，国人共推李成桂署国事，高皇帝朱元璋也命李成桂为国王，李

成桂做国王合理合法，朝鲜王朝正统性不可置疑。明朝对这两个问题的处理手法，彻底满足了朝鲜王朝对明朝宗系之辨的全部要求，也帮助朝鲜达到了他们要达到的目的。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明朝对这段文字的安排，从表面上看是充分照顾到了朝鲜国王的情绪和要求，为李成桂平反和正名。但从当时大的政治背景来看，则是出于维护中朝政治一体化之大局考虑，是进一步巩固和加强中朝政治一体化的具体体现。正如万历十七年神宗皇帝在颁赐朝鲜《大明会典》全书时所说的：“朕惟会典一书，我祖宗旧章，国家成宪，藏之内府，副在有司，其在外藩，未尝轻示……朕视犹内服，嘉与同文，敕赐全编，俾传永久。”［13］（卷23，万历十七年十月乙亥条）神宗的话，不但表达了他自己的心情，同时也表达了他加强中朝政治一体化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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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师1208考试批次《中国政治制度史》复习题及参考答案

福师1203考试批次《中国政治制度史》复习题及参考答案本课程复习题所提供的答案仅供学员在复习过程中参考之用，有问题请到课程论坛提问。教学中心专业学号姓名成绩注：考试时间为100分钟，开卷如学员使用其他版本教材，请参考相关知识点福师1203考试批次《中国政治制度史》复习题及参考答案一一、名词解释:(1题10分，共20分) 1、三公九卿制度考核知识点：秦汉国家组织模式，参见P48--57 答：三公九卿制形成于战国，确立于秦汉时期。所谓三公，是丞相，“掌丞天子，助理万机”，辅助皇帝处理全国政务；太尉，协助皇帝总领全国军事；御史大夫，掌监察并帮助丞相处理政务。三公分别领导九卿，名义上是宰相之职，他们总隶于皇帝。所谓九卿，就是奉常（后改太常），掌宗庙礼仪和文教；郎中令（后改光禄勋），掌宫廷车马仪仗及牧养；廷尉（几度改为大理），掌司法；典客（后改为大行令、大鸿胪），掌诸侯、少数民族及外交事务；宗正，掌皇族事务；治粟内史（后改为大农令、大司马），掌国家财政；少府，掌皇帝私人财政及山海池泽之税。 2、三省六部制考核知识点：隋唐国家组织模式，参见P70--78 答：三省即尚书省、门下省、内史（唐改中书）省，共同组成中央辅政机构，为最高行政机关。六部隶属于尚书省，分管各项政务，其分工如下：吏部掌管官吏的铨选、考

课、勋封等事务；户部掌管户口、田土、赋税等事务；礼部掌管礼仪、祠祭、学校等文教事务；兵部掌管军事行政、后勤供应、武职铨选等事务；刑部掌管刑法狱讼和司法行政等事务；工部掌管水利土木工程及工匠等事务。三省六部是隋代新的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二、简答：（1题15分，共30分） 1、清末政治制度的变化。考核知识点：清末政治制度的变化，参见P268--274 答：一、军事制度的改革 ①．陆军：曾国藩利用地方人力物力资源，招募本地失业农民入伍，而由一些坚决保卫儒道的士人率领，建立起一支非正规的军队。袁世凯在华北训练的“新建陆军”，张之洞在长江地区训练的“自强军”，都采用了近代化的军事编练方式。清政府还在各省创武备学堂，改建省兵制，并裁减绿营和勇军。1906年，又改兵部为陆军部，直接统辖新军。 ②海军 1909年，清政府开始筹办新海军，1910年成立了海军部。海军官制略如陆军，分为北洋舰队和南洋舰队。水师学堂和造船厂等也归海军部统辖。二、行政机构的改革 (1)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2)调整和增设中央各部(3)组织责任内阁三、教育制度的改革 (1)建立新式学堂(2)废除八股文，另立取士标准(3)颁布《钦定学堂章程》 2、简述南京临时政府的构成。考核知识点：南京临时政府，参见P274--276 答：南京临时政府仿照美国总统制组织中央政府。临时大总统有统治全国之权。临时大总统是行政首脑，在政府中负实际政治责任，并主持国务会议，等等。南京临时政府的总统制与三权分立的美国总统制大体相同，是按立法、行政、司法三个系统建立政府的，但又具有自己的特点：第一，临时大总统和临时副总统的选举，限于革命战争环境，不是民选，而是由已独立的各省都督府指定的代表组成的各省都督府代表会议选举，“以得票满投票总数三分之二以上者当选。代表投票权，每省以一票为限。”第二，临时大总统的行政权力高踞于立法权和司法权之上。第三，南京临时政

高丽和朝鲜韩国的真实关系高句丽与高丽的区别

高丽和朝鲜韩国的真实关系高句丽与高丽的区别高句丽历史春秋战国时期，朝鲜半岛没有像样的政权，战国的燕长城是穿过鸭绿江，箕子朝鲜是周朝的地方诸侯，进入汉代之后为卫氏朝鲜取代，但依然是汉朝的藩属。公元前108年(元封三年)汉灭卫氏朝鲜设置乐浪等四郡，在包括朝鲜半岛中部以北地区实行了和中原地区相同的统治方式。高句丽是中国古代边疆的少数民族政权，汉元帝建昭二年(公元前37年)由扶余人朱蒙在西汉玄菟郡高句丽县(今辽宁省新宾县境内)建国，后建都于纥升骨城(今辽宁省桓仁县境内五女山城)。西汉元始三年(公元3年)，迁都国内城，同时筑尉那岩城(均在今吉林省集安境内)，至北魏始光四年(公元427年)迁都平壤。公元668年，高句丽政权被唐与朝鲜半岛的新罗联军所灭。此时整个北朝鲜和韩国西部是唐朝的，为安东护府，此时的吉林和黑龙江为靺羯部落，新罗土地仅仅为韩国的东部。高丽唐朝东北一带，自高句丽、百济灭亡后，新罗亦渐衰。唐末，复分为高丽、后百济及新罗三国，新罗末年，朝政腐败，土地兼并盛行，农民起义连绵不断。892年梁吉领导的江原道起义，规模较大。901年，新罗王族出身的弓裔篡夺起义军领导权称王，国号摩寰，后改泰封。918年，弓裔部将王建杀裔称王，定都开城(松岳)，改国号高丽，建立高丽王朝(918—1392年)。936年，重新统一朝鲜半岛。高句丽与高丽的区别公元918年，在朝鲜半岛出现了一个名为“高丽”的政权，因其统治者姓王，故学界以“王氏高丽”称之。尽管王氏高丽袭用了高句丽的称号，但二者没有直接继承关系。

首先是两个政权建立的时间悬殊、历史发展归属不同。高句丽建立于公元前37年，最初为西汉玄菟郡高句丽县管辖，后逐渐强盛，但并没有断绝和中央王朝的臣属关系。进入隋唐时期，高句丽奉行扩张政策，并阻塞朝鲜半岛其他政权入贡中原王朝的道路，导致了隋唐两朝的征讨。公元668年，高句丽终于为唐朝统一。高句丽的辖境最初完全由唐朝安东都护府(治所最早在今平壤)管辖，几十年后有一部分辖境为我国历史上的另一个地方政权渤海占据，一部分划归了兴起于朝鲜半岛南部的新罗政权，一部分仍然由安东都护府管辖。高句丽族则绝大部分被唐朝迁徙到了内地，后与汉族融合，小部分融入周围各族之中，后其王族也绝嗣，立国7个世纪之久的高句丽最终消失在了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王氏高丽立国于高句丽灭亡250多年之后的公元918年，935年取代了朝鲜半岛的另一个政权新罗，翌年又灭亡了后百济国，统一了半岛中南部大部地区。至公元1392年，王氏高丽的大臣李成桂废王自立，并在1393年以“朝鲜、和宁等国号奏请”明朝，明赐李成桂为朝鲜王，王氏高丽遂改号朝鲜，学界一般称之为李氏朝鲜或简称李朝。此即我国明清时期的朝鲜国。其次是辖境内居民构成不同。高句丽辖境内的居民以高句丽族为主。高句丽族的族源是我国上古时期古老民族秽貊人东迁后的夫余、高夷、沃沮、小水貊、东秽等，后又融合了卫氏朝鲜遗民的后裔、汉人、鲜卑人等。这些来自于不同民族的成员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逐渐融合一体，史书和学界一般以高句丽族称之。王氏高丽辖境内的居民以新罗人为主。王氏高丽兼并新罗和后百济之后，新罗人和百济人成为了王氏高丽的主要居民。新罗人主要是源于朝鲜半岛南部地区的辰韩和弁韩人，高句丽灭亡后虽然有一部分高句丽人加入其中，但不是新罗人的主源。百济则主要是源于朝鲜半岛南部的马韩人。也就是说王氏高丽的主要居民以来源于朝鲜半岛南部的“三韩”人为主，大量的史书记载也表明，王氏高丽人和我国古人是把王氏高丽看作“三韩之旧”的。在王氏高丽数百年

近代朝鲜问题

浅析近代中朝宗藩关系的瓦解摘要：中国因为在政治、经济、军事乃至文化方面具有其他国家无法相比的优势，因此成为宗藩体系中的宗主国。朝贡与册封是维系这一体系运行的重要方式。鸦片战争爆发后，这一体系的核心清政府沦为半殖民地，其藩属国也相继成为列强的侵略目标。清政府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面对列强对其藩属国的侵略只能听之任之，至19世纪70年代末，清的属国琉球被日本割占，越南和缅甸不断遭到法英的侵略，东亚自成一体的礼治体系出现缺口。关键词：近代中国朝鲜宗属关系历史上，中朝的宗藩关系一直是东亚朝贡体系的典范。两国的关系最为稳定与笃厚，两国在应对他国侵略时常结成军事同盟，但是到了近代，当美法日对朝鲜进行武力侵犯时，不足以自保的清政府却束手无策，只能视而不见，任凭事态发展。此时的清政府已丧失大量主权，对列强割地赔款，清廷的衰败震撼了朝鲜。开化思想是近代朝鲜历史上一股进步思潮。鸦片战争后，中国出现一批进步思想家创作的《海国图志》和《瀛环志略》不仅成为当时中国人看世界的一扇窗，也成为当时来华的朝鲜学者和使节的启蒙教材，成为他们开化思想的重要来源。部分朝鲜政府官吏也倾向开化，认识到朝鲜形势危急，建议朝鲜在政策上做出重大改变：朝鲜必须改变闭关自守的局面，因此必须确立适当的外交政策。日本打开朝鲜国门后，对朝鲜提出更多侵略要求，沙俄也企图在朝鲜占据一个不冻港。朝鲜对于清政府则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与战略意义。一旦失去朝鲜这个重要的藩属国，那么以清政权为核心的东亚朝贡体系则完全瓦解，清政权将彻底失去这个体系中的大家长地位。更重要是朝鲜陷于他国之手，对清王朝东北边疆安全将迨患无穷。此时清政府官员纷纷谏言献策，应对朝鲜危机。有官员建议

明代后期中朝关系的重要史实见证

明代后期中朝关系的重要史实见证 2011-11-21 14:33:37 ——李朝档案《朝鲜迎接天使都监都厅仪轨》管窥万明摘要：朝鲜李朝在中国保存下来的档案文书弥足珍贵。李朝《朝鲜迎接天使都监都厅仪轨》，是朝鲜为了迎接和接待明朝使臣，特设临时性专门机构都监都厅所遗的档案文书。这份朝鲜光海君朝两度接待明朝使臣的簿册档案，由上下两部分组成。上部分起自明万历三十六年至万历三十七年(1608—1609年，朝鲜宣祖四十一年至光海君元年)，下部分自明万历四十八年至天启元年(1620—1621年，光海君十二年至十三年)，为我们提供了中朝关系史实的第一手资料，大部分内容为《明实录》、《李朝实录》所未载，记录了当时中朝外交的历史真相，反映了明朝与后金关系的变化直接影响着中朝关系的变化。关键词：档案/光海君/中朝关系/明金关系作者简介：万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明朝档案保存至今的不多，关于中外邦交礼仪的更不多见；而同时期，朝鲜

方面的档案在中国保存下来则更加珍贵。李朝《朝鲜迎接天使都监都厅仪轨》(以下简称《仪轨》)（注：《朝鲜迎接天使都监都厅仪轨》，现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不分卷，手写行书，每半页14行，每行字不等，收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辽宁档案馆编《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77册，第261—654页，广西师大出版社2001年影印本。），是朝鲜迎接和接待明朝使臣所设临时性机构都监都厅所遗的档案文书。这份簿册档案，由上下两部分组成。上部分起自明万历三十六年(朝鲜宣祖四十一年，1608年)至万历三十七年(朝鲜光海君元年，1609年)，下部分自明万历四十八年(朝鲜光海君十二年，1620年)至明天启元年(朝鲜光海君十三年，1621年)，记录了朝鲜光海君朝两度接待明朝使臣的全部过程。《仪轨》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为我们提供了中朝关系史实的第一手资料，大部分内容为《明实录》、《李朝实录》所未载，记录的是历史在进行过程中的状况，是明代后期中朝关系的重要见证，弥足珍贵。一《朝鲜迎接天使都监都厅仪轨》是一份朝鲜迎接明使都监都厅的文书，那么，“都监都厅”是个什么机构，这是我们首先应该了解的问题。查阅朝鲜史籍，《东国文献备考·职官考·权设职》记载：“高丽文宗始设会议都监，以谙练事务者充之，员额无定。”高丽文宗在位是1047—1082年，当中国北宋年间。这是所见设置都监最早的记载。在其书“补记”中，又见记有“辛昌元年，大司宪赵浚上疏曰：‘凡都监，有则监，事已则罢，例也’”。可见都监的临时性机构设置的性质。辛昌是高丽国王辛昌即位所用年号，即1389年。当时仍在沿用旧例。由此我们可以得知，都监这一官方机构，自高丽王朝时开始设置，一直延续到李朝，是一种临时设置机构。按照朝鲜官制，都监之下设厅，厅下有所，因事而设，事完裁撤，人员不固定。

南朝鲜和韩国有什么区别

南朝鲜和韩国有什么区别朝鲜分为北朝鲜和韩国，为什么韩国不叫南朝鲜呢?南朝鲜和韩国有什么区别呢?下面是分享的南朝鲜和韩国有什么区别，一起来看看吧。南朝鲜和韩国的区别朝鲜半岛有两个国家，北部朝鲜半岛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南部朝鲜半岛是大韩民国。在汉字文化圈的国家里，就存在“朝鲜”和“韩国”这两个称呼的区分，而在英语国家以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则没有这样的区分，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公元918年，泰封国大将王建推翻国王弓裔，自立为王，改国号为高丽，并定都于开京(今朝鲜开城)，后来高丽国统一了朝鲜半岛，高丽成为朝鲜半岛新王朝的称呼，阿拉伯商人当时往返于东西方之间，遂把“高丽”这一称呼带向了欧洲国家，于是欧洲国家便称呼朝鲜半岛为高丽，高丽既是地名，也是国名。 (高丽十道图) 公元1392年，高丽大将李成桂废黜高丽恭让王，自立为王，李成桂选了两个国号，一个是“朝鲜”，一个“和宁”，上书明太祖，要求明廷裁定，朱元璋认为朝鲜这个国号比较好，于是李成桂新建立的政权就正式称为朝鲜国。 (朝鲜八道地图) 明清时期，中国的官方文书，一直称呼李氏朝鲜为朝鲜国，民间

在非正式的场合有时候也称朝鲜半岛为高丽。阿拉伯国家和欧洲国家则一直称呼朝鲜半岛为高丽，并延续到今天。既然西方国家的语言中称朝鲜为“高丽”，那么自然而然，南北朝鲜分治以后，朝鲜就被称为“北高丽”，韩国就被称为“南高丽”，比如英语中朝鲜就是“North Korea”，直译就是北高丽;韩国就是“South Korea”，直译为南高丽。反正用的都是“高丽”，既没有用“韩”这个国号，也没有用“朝鲜”这个国号，那么就不存在南朝鲜还是北朝鲜，南韩还是北韩的区分。 (朝韩军事分界线) 在汉字文化圈内的国家，是存在“朝鲜”和“韩国”这两个国号的区分的，在日语中称朝鲜为“北朝鲜”，韩国则称为“韩国”。中国在1992年中韩建交以前，是不承认韩国的，一直认为朝鲜是朝鲜半岛唯一的合法政权，于是就称朝鲜为“朝鲜”，韩国为“南朝鲜”。 (韩国地形图) 现在我们称朝鲜为“朝鲜”，韩国为“韩国”，实际上是按朝鲜和韩国各自的自称直译的，这体现了对双方的尊重。韩国自认为自己是朝鲜半岛唯一的合法政权，自称“韩国”，而将朝鲜称之为“北韩”(??)，民间有一部人称之为“金氏朝鲜”，甚至蔑称为“北傀”，傀就是傀儡的意思。那么自然而然，朝鲜也自认为自己是朝鲜半岛唯一的合法政权，自称“朝鲜”，而将韩国称之为“南朝鲜”，甚至蔑称韩国为“南朝鲜

朝鲜文学发展史

朝鲜文学朝鲜文学的成文作品，约出现在公元前1世纪左右。在此之前，已经流传着古代神话传说和口头歌谣。其原始艺术活动，见于中国的《史记》、《汉书》、《三国志》和朝鲜的《三国史记》、《三国遗事》等史书中，内容大抵同祭祀和农功事毕的欢庆活动相结合，反映了古代人们的生产活动和原始宗教信仰。朝鲜文学概述朝鲜文学的成文作品，约出现在公元前1世纪左右。在此之前，已经流传着古代神话传说和口头歌谣。其原始艺术活动，见于中国的《史记》、《汉书》、《三国志》和朝鲜的《三国史记》、《三国遗事》等史书中，内容大抵同祭祀和农功事毕的欢庆活动相结合，反映了古代人们的生产活动和原始宗教信仰。现存最古老的四言诗《箜篌引》和《迎神歌》，可能是使用文字后记录的口头歌谣。《箜篌引》出自中国汉乐府，据西晋人崔豹《古今注》的记述，被认为是古朝鲜人所作。朝鲜最古老的神话传说，以《檀君神话》为代表，叙述神人檀君建立古朝鲜国的故事。朝鲜传入汉文后，始有书写文学。近两千年来，他们借用汉字书写官方文书，著书立说，进行文学创作。1444年，李朝世宗时创制了朝鲜文字，国语文学日渐普及，至李朝末期，汉文文学始趋衰微，终于为国语文学所代替。朝鲜文学分以下4个时期。三国时期的文学 1世纪前后,朝鲜半岛形成百济、新罗2个国家。朝鲜史学界一般都认为此时已进入封建社会。三国之间,相互攻伐,战争频仍，至 7世纪由新罗实现了统一半岛。后又有后三国的纷争。10世纪初，高丽王朝兴起，建立了稳固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儒、释、道三教都传入三国。佛教在新罗最盛，并创造出灿烂的佛教文化。但影响最大的，仍然是儒家思想。高句丽首先使用汉文。她保有最早的四言诗《黄鸟歌》；后又有定法师的《孤石》和乙支文德的《遣隋将宇仲文》等五言诗。其他著作方面，高句丽还有前后两次的史书《留记》和《新集》（已佚）的编纂。百济的文化也很发达。285 年，学者王仁东渡日本讲授《论语》，第一次把儒学和汉文传到日本。4世纪，学者高兴著国史《书记》。百济除成忠的《狱中上书》和兴首的《上义慈王文》个别文章外，没有多少文学作品留给后世，连古老的《书记》一书也早已泯灭不存了。新罗在统一半岛之后，出现强首、金仁问、金大问、良图、薛聪、慧超等散文家和崔致远、王巨仁、朴仁范、崔匡等诗人。他们的著作多数只存其名，书已失传。7世纪中叶，真德女王织在锦缎上送给中国唐太宗的五言排律《太平颂》，在中国有一定影响，被收入《全唐诗》。《唐诗品汇》评为“高古雄浑，可与初唐诸作相颉颃”。薛聪的寓言《花王戒》、慧超的《往五天竺国传》残本和金后稷的《谏猎文》，是至今能够看到的为数不多的新罗散文。崔致远是这个时期乃至整个朝鲜文学史上最有影响的诗人和作家。他在中国留学，回国时值新罗末季，因不满现实，隐居伽山,不知所终。他的作品散失不少,但有一部完整的诗文集《桂苑笔耕》(20卷)和散见于其他选集与史书中的诗作流传至今。朝鲜历代文人都奉他为朝鲜汉文文学的奠基人。借用汉字标记朝鲜语的新罗乡歌，是用本国语言进行创作的最初尝试，也可以说是朝鲜国语文学的发端。它和纯粹的汉文作品相比,是个进步,然而仍有极大的局限性，不懂汉文的人依然无法理解它。现存的新罗乡歌只有14首。这个时期汉文还不普及。三国文学的主流还是大量的口头歌谣和被文学史家统称为“说话”的各类传说故事。这些“说话”大致可分为建国说话、英雄说话和民间说话三类。三国开国的始祖，功勋卓著的将军，机智勇敢、秉性善良的平民百姓，多是传说中的主人公；故事生动,带有奇异的神话色彩,对后世的叙事文学有深远影响。三国的民间歌谣，著名的有高句丽的《来远城歌》、百济的《井邑词》和新罗的《会苏曲》等。被记录为乡歌形式的《薯童谣》和《风谣》，也属民谣范畴。从内容上看，有劳动歌谣、抒情歌谣和爱国歌谣。高丽时期的文学繁荣的起始高丽于 918年建国，1392年灭亡，历474年。朝鲜文学的繁荣,始于这个时期。继新罗乡歌之后，产生了高丽歌谣、景几何体和时调等多种样式的国语诗歌。高丽歌谣长期流传民间,又称俗谣和长歌,内容无贵族士大夫气，敢于大胆地表现爱情。景几何体诗歌因段末附有朝鲜语气词“景几何如”而得名；由于第一篇作品题名《翰林别曲》，又称翰林别曲体。最早创作于13世纪,内容充满贵族的生活情趣,文字是用汉字标记朝鲜语的“乡札”和汉文的混用。它上承乡歌，下启时调和歌辞，在国语诗的发展过程中起了桥梁作用。时调在高丽末期出现，是只有三行的短诗。出现后经久不衰，后来行于李朝一世。忠于高句丽的几个大儒多采用这一形式表白忠节，为高丽王朝唱着挽歌。高丽历代国王都重视文教,奖励学问。935年太建祖王兴设学校;975年采用留居朝鲜的中国后周人双冀的建议，以科举取士；990年在西京（今平壤）设修书院；992年设国子监，并选拔优秀生徒送中国留学；又在文臣中行月课法，命京中和地方文臣每月上诗三篇，赋一篇。穆宗时，有“海东孔子”之称的崔冲第一个创立私学；随后又有不少儒学者效法。朝鲜的汉文在此基础上得到了普及。 12世纪 12世纪初,金富轼完成他的《三国史记》的编纂;13世纪僧一然的私家史书《三国遗事》问世。两部书中运用文学笔法撰写的人物传记、神话故事和民间传说，显示了高丽散文的成就。这时期文学的主流是汉文诗歌。11世纪出现了朴寅亮、金富轼、郑知常、金黄元、高兆基、郑袭明、郭舆等一批有才华的诗人。他们以清新的风格、浓厚的抒情色彩，开一代诗风。12世纪末，统治阶级内部发生了以郑仲夫为首的武臣之乱，形成长期的武臣专政。文人遭到残酷镇压，有的被杀，有的遭流放，有的遁迹山林。他们和当权者处于对立地位，组织一些文人小团体，通过创作发泄心中的愤怨。同时，由于有了广泛接触现实生活的机会，看到了民间的疾苦，所以和前一时期相比,不仅作品的题材范围扩大,而且明显地表现出批判现实的倾向。另一方面，遁世的隐逸思想开始抬头，随之也出现了一些田园诗歌。李仁老、林椿等“海左七贤派”诗人，代表着这个时期的文学潮流。著名诗人李奎报对贫苦无告的农民充满了同情，对残害百姓的富豪、酷吏、贪官给以无情的揭露和鞭挞。统治阶级的巧取豪夺、贫富的不均、外敌的入侵，都在他的诗中有所反映。他写京城权势之家，财宝山积，在农民“饥仆不自救”的时候，竟用珠玉般的白米饲马喂狗，指出这是“假人手上劳，妄谓能自富”（《闻国令禁农饷清酒白饭》）。而一些咏史、咏物和抒怀之作，也无不有所指而发。李奎报的创作为朝鲜现实主义诗歌奠定了基础。程朱理学传入高丽末期，中国程朱理学传入朝鲜。文坛的中心人物李齐贤、李谷、李穑等对程朱理学均有很深的造诣。李齐贤是和李奎报齐名的诗人，二人被认为是高丽文学的双璧。他在中国住了26年，一生写了大量的诗文，并创作了一些在朝鲜绝少有人措手的词和乐府诗。他同情善良，指斥不义，在不少借古喻今、感事抒怀的作品里，饱含着深厚的爱国情感。李谷也是一个同情人民的诗人，他的长诗《橡栗歌》描绘了农村一幅悲惨景象，揭示了当时尖锐的社会矛盾。活跃在这个时期的诗人，还有崔瀣、郑枢、李崇仁、元天锡等。郑枢原是谏官，因直言犯上被贬。他的诗大胆抨击时弊，暴露黑暗；其七言诗《蛙夜鸣》和五言诗《污吏》，是政治腐败、民不聊生的高丽末叶社会的真实写照。稗说文学在朝鲜古典文学中，稗说文学占有重要地位。它始于高丽，盛于李朝。从12世纪起，先后有李仁老的《破闲集》、李奎报的《白云小说》、崔滋的《补闲集》和李齐贤的《栎翁稗说》出现。这一体裁，有类于中国的笔记文学，史话、诗文评论、人物轶事、民间传说等内容，莫不包罗其中。带头创作的都是当时第一流的作家，他们打破风靡一时的骈体文的束缚，在散文领域开拓出一个新的境地。至李朝，这一体裁得到发展，促进了小说的产生。李朝时期的文学 14世纪

古代文学毕业论文：明朝文学与朝鲜文学的交流沟通方式及影响

明朝文学与朝鲜文学的交流沟通方式及影响中国和朝鲜在地理上山水相连，两国之间的文化关系可以溯源到远古时期。长期以来，两国在文化上的交往非常密切，而文学就是其中的一大重要方面。两国在文学上的联系，主要是通过两国之间的使节往来以及两国文人之间的往来交流进行的。明朝时期，朝鲜恰逢高丽晚期(918年——1392年)和李朝统治时期(1392年——1910年)，中朝两国在社会各领域的联系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其文学交流也更是日趋广泛和深入。与此同时，由于朝鲜印刷技术的提高以及中朝之间联系的深入，当时明朝所产生的许多文学作品都能够大量而迅速的在朝鲜流传。其结果是，一方面使得朝鲜文人的写作、文学欣赏水平得到很大的提高；另一方面，通过两国的文学交流，有很多朝鲜优秀的文学作品也为中国文人所喜爱，也丰富了明代文学的内容，对明代文学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一、明代中朝两国文学交流的主要方式中朝两国自古以来都有在使节往来中重视文学交流的传统。比如早在唐代，朝鲜派往中国的使节团就有多种使命，除了首要的政治外交任务外，还担负着学习和掌握中国先进文化的任务。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朝鲜定期派遣到中国的入唐宿卫，他们既带有外交使命，有往往“准旧例，割留习业”。他们很多人都是“配唐国子监习业”的太学生，并经常与中国文人接触、交游和酬唱诗歌。明朝与朝鲜李朝的文学交流，很重要的一种途径也是使节之间的文学交流。当明朝与李朝经过一系列的内外调整之后，双边关系渐趋稳定，使节往来也日益频繁。高丽末年，朝鲜开始移植和模仿明朝的政治制度，对已有的制度进行改革和完善。如1369年，高丽王朝就遣使入明，请明朝的祭服制度，明太祖令工部赐之。1370年，明朝遣使至高丽，颁布科举制度，诏曰：高丽等国“如有经明行修之士，各就本国乡试，贡赴京师会试，不拘额数选取。”同年，高丽遣使至明贺正，举子朴实、金涛、柳伯如随行，金涛中科制。1372年，高丽曾经表请派遣子弟赴明留学，明朝也予同意。可见明初朝鲜高丽王朝与明王朝的友好关系。而高丽大将李成贵夺取王位，建立李朝过程中，一些中国文士参与了谋划，成为李朝建立的开国功臣，所以李朝与明朝的关系非常友好，于是就经常派出使节出使明朝进一步学习各种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而明王朝为了统治的需要也经常派员出使朝鲜。朝鲜方面每年派遣到明朝的使

世界七大特种部队排行榜

实战经验就是最大程度的发挥人的因素。志愿军为什么能在朝鲜战场上打赢美军？靠的不仅仅是那一腔热血，历史经验已经证明，空有一腔热血是做不成大事的。我们的志愿军上至彭总，乃至毛主席，下至普通的基层官兵，绝大多数人都是经过了几年乃至几十年的战争实践锻炼出来的。朝鲜战场上所谓的“人海战术”恰恰体现出了志愿军实战经验的丰富以及单兵战斗技术的高超。你能想象一支没有丰富战斗经验的队伍去实施那种大规模敌前的运动吗？从我们自身的经历出发就完全可以证实实战经验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这种经验也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武器装备的不足的。这篇文章就算是借鸡生蛋，说一说我的一点想法罢了。二十世纪中期以来，国际恐怖活动越来越猖獗，已成为世界和平和安全的主要威胁之一。为此世界各国纷纷组建了专门执行反恐怖活动的特种部队。下面介绍的是世界公认的反恐怖力量精英。１中国特种部队在中国西南，有一支素以“猎豹”着称的特种部队，它就是成都军区某特种大队。这支部队自诞生之日起就带着几分神秘。高新装备广泛应用，军事行动神秘莫测，特种训练惊险刺激：飞车捕俘，攀登绝壁，擒拿格斗，踏冰卧雪，涉水泅渡……特种作战更令人惊诧：侦察谍报、秘密渗透、袭击破坏、联合作战、解救人质……。

外据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时报》称：自中国工人在阿富汗受到武装恐怖分子的袭击后，应阿富汗政府和美国的请求，中国向阿富汗派遣了32人的反恐怖武装特种小分队，协助阿富汗情报局及当地警察共同完成对袭击中国工人的武装恐怖分子的缉捕工作。在凌晨1点围捕武装恐怖分子的行动中，中国特种兵不费一枪一弹，无一人受伤，就捕俘了21名武装恐怖分子。参与此次行动的许多美国反恐人员，纷纷对前来采访的记者说；我们永远不希望同中国人打仗，中国特种兵简直就是天神，吓死我了! ２美国特种部队美国“蓝光”反恐怖特种部队美国早在1978年就着手组建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反恐怖特种部队，取名为“蓝光”，由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直接指挥，其成员都是从美陆海空三军挑选出来的，总部设在北卡罗莱纳州的布雷格堡，成员共400人，一线战斗员100人。该部队经费开支不受限制，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装备。３俄罗斯特种部队俄罗斯“阿尔法”特种反恐怖部队该部队组建于1974年，当时的苏联领导人决定由克格勃九局负责成立一支专门的反恐怖特种部队，其代号为“A”，这就是后来名声显赫的“阿尔法”特种部队。1979年被派往阿富汗战场，执行了攻占阿富汗内务部大楼和攻打总统府的任务。1992年，“阿尔法”反恐怖特种部队被编入总统警卫局，成了克林姆林宫的“贴身保镖”。

朝鲜根韩国的区别

朝鲜根韩国的区别韩国，朝鲜，两国之国土距离之近，相信大家都知道。两者之间的不同在哪里呢?下面就跟着一起来看看吧。历史上，朝鲜半岛上曾有一个单一民族的国家;朝鲜。20世纪初，朝鲜沦为日本的殖民地。20世纪中叶，二战结束后，由于政治的原因，朝鲜被人为地分成两部分：北部的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和南部的大韩民国，其间是著名的军事分界线;;“三八线”(北纬38。线)。朝鲜位于亚洲东北朝鲜半岛北部。北部与中国为邻，东北与俄罗斯接壤;韩国则位于亚洲大陆东北、朝鲜半岛的南半部，东濒日本海并隔朝鲜海峡与日本相望，西面与中国山东省隔海相望。朝鲜与韩国部位于朝鲜半岛上。朝鲜半岛位于亚洲大陆东北部，半岛北部和中国大陆相连的部分最宽，东西直线距离约360千米;半岛南北间最长的直线距离达840千米，因而有“三千里锦绣江山”之称。这里的山地是亚洲大陆上的山系从北向南的延伸，地势北高南低、东高西低，其间比较著名的有朝鲜境内、『立于半岛东部的金刚山，韩国南部的汉拿山等，水利资源也非常丰富，有著名的图们江、鸭绿江等大河，以及众多的湖泊。这里的河流水量大而清澈，水质较好，为水利资源的利用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条件。那道有名的“三八线”虽然可以将原本统一的国度一分为二，坦朝鲜半岛的完整是人力无法改变的，也并不能影响朝鲜半岛上山咏的起伏绵延和河流的曲折贯

通，三千里的锦绣江山依然美丽而富饶。朝鲜和韩国境内的居民绝大多数为朝鲜族人。朝鲜民族是一个相当古老而历史悠久的民族。大约从60万年～40万年前开始，就有原始人类劳动、生息和繁衍在朝鲜半岛的土地上。相传在公元前1世纪中期，在朝鲜历史上先后出现了奴隶制国家一一古朝鲜和辰国。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朝鲜民族逐渐形成了坚忍不拔、刻苦耐劳、能歌善舞、讲究礼貌、热情好客的品德。即便是在日常生活中，朝鲜人民也非常注重礼节，在语言习惯上，同辈之间、对长辈、对晚辈的用语都有严格的区别。而极富民族特色的传统衣着、缤纷的民族体育活动、可口的风俗饮食、精巧的民间技艺等各个方面的民俗文化，则为这个纯朴而多情的民族添加了数不尽的吸引世人目光的亮点。朝鲜与韩国的首都分别是平壤与汉城。平壤市依山傍水，地势起伏，气象万千，自古以来就以美丽富饶而著称。平壤是朝鲜最古老的城市，悠久的历史给平壤留下了许多古迹，如3世纪～5世纪修筑的高句丽山城、安鹤宫遗迹、高句丽东明王陵等。平壤是古都，但并没有像古都那样狭窄的街道和杂乱的小巷。宽阔的街道、广场，规划整齐的住宅、公共建筑，以及具有民族风格的雕塑、壁画，加之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普及，使得今日的平壤，处处都充满了现代化大都市的青春风貌。汉城不仅是韩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中心，同时也是朝鲜半岛上最大的城市。它地势险要，陆运交通枢纽、国际航空站，韩国政府机关及金融、企业、文教事业和宣传机构均云集于此。汉城众多的名性古迹和具有现代化特色的体育设施和公园，具有极大的魅

朝鲜向明朝纳贡黄金的真实写照

朝鲜向明朝纳贡黄金的真实写照近日我在朋友处欣赏到他收藏的一品金光闪闪的明代金锭，其通长118毫米、宽80毫米、厚18毫米、重1885克(见图)。其形制正面两端圆弧形成一对上翘的短翅，中间呈束腰状，四周有高起之棱边，使金锭造型显得更加艺术和美观；背面镌有阴文汉字“永乐元年十月日朝鲜国贡金银作局制足色金壹锭伍拾两重”。永乐元年即1403年。据文献载：银作局为明代宦官八局之一，设于洪武三十年，掌管打造金银器饰，如金银钱、金银豆叶、金银锭等，仅供钦赏之用。初设大使、副使各一员，后改设掌印太监一员，下设管理、佥书、写书、监工等，规模不大。从金锭所记述之文字内容上看，此应为明永乐元年银作局用朝鲜国向明王朝纳贡的黄金铸成。

中国和朝鲜两国间的友好交往和文化交流是久远的。洪武元年(1368年)，明朝就与高丽王朝建立了宗属国关系。1392年，李成桂通过“禅让”登上王位，经明廷同意更改国号为朝鲜，自此两国一直保持着正常的宗属关系。明成祖朱棣即位后，朝鲜最早派人前往南京祝贺朱棣登基。朱棣十分高兴，赏赐十分优厚并派遣宦官黄俨前往朝鲜赐礼。朝鲜国王受宠若惊，亲自宴请明廷使者，并问使者：“皇帝何以厚我至此极也?”黄俨答道：“新登宝位，天下诸侯未有朝者。独朝鲜遣上相进贺，帝嘉其忠诚，是以厚之。”自此朝鲜每年均遣使向明朝朝贡，“岁辄四五至焉”。特别是每年正朝、节日、千秋，朝鲜都要进献方物。最初，朝鲜每年要向明朝纳贡黄金150两，白银700两，这对朝鲜来说是一个很重的负担。宣德四年(1429年)十一月，朝鲜以金银非其国所产为由奏请免

贡金银。朱瞻基征询廷臣的意见，吏部尚书称：“此乃高皇帝成法不可改也。”朱瞻基则认为：“朝鲜事大至诚，且远人之情，不可不听。朕以敕许免，毋庸固执。”并答复朝鲜说：“金银并非本国所产，自今贡献，但以土物效诚。”因此宣德年间，朝鲜在正朝、节日、千秋向明朝贡纳物品的数量才较永乐朝增加。整个永、宣时期，朝鲜对明朝都是小心翼翼地尽着属国对宗主国的职责，每逢过年过节都要朝贺和定期贡献，因此每年都是数次朝贡，仅宣德元年就有五次：正月，朝鲜国王李?H遣陪臣韩长奇等“奉表、贡金银器皿等方物贺正旦”。五月，朝鲜国王李构遣陪臣南辉等“奉表、贡马及方物，谢赐彩币恩”。八月，又遣陪臣金时遇等“贡马及方物至京师”。十月，再遣陪臣李叔当等向明廷贡马。十二月，又再次遣陪臣韩尚德等赴明“贡金银器皿及方物，贺明年正旦”。宣德五年也有七次纳贡。

中国政治制度史答案

中国政治制度史答案【篇一：中国政治制度史模拟试题及答案】 1．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建立大一统的封建君主政体标志着统一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建立。( √ ) 2. 中国传统社会在政治上是神权从属于皇权；思想上，宗教【佛教和道教】与儒学同处于官 3. 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以汉族文化为主体，具有强大内聚力、扩散性和凝固力的外放型社会。 6. 洪武十三年（1380年），明太祖借左丞相胡惟庸谋反案，罢撤中书省、废除丞相一职，并以诏书形式宣布。至此，推行一千余年的宰相制度被最后废除。( √ ) 7. 魏晋南北朝时期，三公制逐渐向三省制过渡，三省制初步形成。( √ ) 8. 唐代后期的枢密院为中央最高军政权力机构，简称枢府，掌军国机要务、军籍、武官系统 10. 明朝州有二种类型，一种称直隶州，另一种称府属州。( √ ) 11. 唐玄宗开元年间编篡的《唐六典》是我国最早的行政法典。( √ ) 12. 《大清律案集解附例》是一部以《大明律》为基础编订的我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部完备 14. 《法经》，这是我国第一部比较系统的，封建的成文法。( √ ) 二、单项选择题 1．中国古代法律集中体现维护王权制度和父权家长制的基本精神。（ c ）是实际的最高立法人。 a.宰相 b.御史 c.天子 d.内阁 2. 秦汉时九卿中掌民族及外交事务的是（典客）。 3．启是从暴力夺取政权的，将传统的首领选举制改为（ c ）。 a．君主立宪制b．共和制 c．世袭君主制d．民主共和制 4．国内外第一部最大部头的现代方法的中国政治制度通史性著作是（ c ）。 ? a.《中国古代社会研究》b.《中国考试制度史》 ? c.《中国政治制度通史》d.《中国政治制度史》

明朝政治制度

明朝政治制度明朝的政治制度中央的最高权力在皇帝，后来朱元璋废除中书省，六部直接对皇帝负责，后来设置内阁，内阁的作用只是顾问，六部的权力也比较弱。但是这只是明太祖创立这套体制的初衷，并只在洪武和永乐两个朝代执行过。整个明朝，就只有洪武和永乐两朝的政治体制非常接近于后来的满清。到了仁宣之后，因为当时明朝文官治国的思想开始逐渐浓厚，具体的行政权向内阁和六部转移。同时还设有监察机构和特务机构，加强对全国臣民的监视。在地方设立三司，加强地方管理。主要机构有：六部；明朝在中央设置吏、户、礼、工、刑、兵六部，与前代相比，明朝最初在每部增加尚书侍郎各一。胡惟庸案之后，朱元璋废丞相之职，取消中书省。六部因此地位得到了提高。每部只设一个尚书，两个侍郎，原有的各科尚书降为郎中。各部尚书和侍郎的官阶也上升。其中以吏部(主管文官升迁)最为重要，户部人员最多。礼部(主管祭祀大典)与工部(主管公共建设)地位较低。监察机构；在洪武十三年前，明朝还沿袭元的监察制度，设立御史台，有左右御史大夫各一名。洪武十三年后，朱元璋废御史台。两年之后，朱元璋设立新的监察机构-都察院。都察院下面设立监察御史若干人，分巡全国各省，称为十二道监察御史。每道有监察御史三至五人，范围大体为一省。但监察御史都驻在京师，有事带印出巡，事毕回京缴印。到明末，监察御史分为十三道，共有一百一十人。六科；明朝开始只设了给事中。到洪武廿四年，设都给事中六人，分吏、户、礼、工、刑、兵六科，每科一人。该制度基本是继承了唐朝的门下省制度。六科官职品级虽低，然职权很高。他们可以不赞成皇帝的意旨。而该制度也发挥了一定的改善朝政作用。五寺；五寺包括大理寺、太常寺、光禄寺、太仆寺、鸿胪寺。大理寺与刑部和都察院合为三法司，其职权与今日之最高法院相似。大理寺的首长称为大理寺卿，也是九卿之一。其余四个寺的卿职权较低。太常寺负责祭祀;太仆寺管理马匹;光禄寺负责寿宴;鸿胪寺负责接待外宾。内阁；在废除丞相制度后，朱元璋亲理政务，一度深感疲惫，于是设立四辅制度来辅佐政事。但这项制度效能不彰。洪武十七年后被废。之后朱元璋请来几位翰林学士帮忙辅佐，这些翰林学士的官职被命为“XX大学士”。这也就是所谓的内阁机构。特务机构；明朝实行严密的特务政治。主要的特务机构包括锦衣卫、东厂和西厂，武宗时期还一度设有内行厂。锦衣卫设立于洪武十五年，直接听命于皇上，可以逮捕任何人，并进行不公开的审讯。在东厂设立后，锦衣卫权力受到削弱。东厂成立于永乐十八年，是明成祖为了镇压政治上的反对力量而成立。地点位于京师东安门北。东厂的主要职责就是监视政府官员、社会名流、学者等各种政治力量，并有权将监视结果直接向皇帝汇报。依据监视得到的情报，对于那些地位较低的政治反对派，东厂可以直接逮捕、审讯;而对于担任政府高级官员或者有皇室贵族身份的反对派，东厂在得到皇帝的授权后也能够对其执行逮捕、审讯。东厂在设立之初，就由宦官担任提督，后来通常以司礼监秉笔太监中位居第二、第三者担任。西厂设立于宪宗时期，首领为汪直。1482年后被废。其后又被武宗短暂恢复。内厂设置于武宗时期，首领为宦官刘谨，刘谨伏诛后，内厂与西厂同时被废，仅留东厂。

朝鲜王朝对明朝的_宗系之辨_及政治意义

高艳林（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天津300071）摘要：明正德年间刊印的《大明会典》，因用了朱元璋在《皇明祖训》中对朝鲜评价的一句话，引起了朝鲜国王及大臣们的高度关注，他们针对这句话中的“宗系”和“弑四王”两个问题对明朝开始了长时期的奏辨活动。奏辨活动主要集中在嘉靖和万历两朝。该活动以万历年间续修的《大明会典》中增加了部分朝鲜宗系奏辨的内容后而告一段落。朝鲜王朝在这场奏辨活动中，不但得到了辨白的机会，也达到了向明朝证明朝鲜王朝的正统性及朝鲜王朝是礼义之邦之目的。明朝对朝鲜的奏辨活动给予积极的回应，在满足朝鲜要求的同时，也进一步巩固了中朝政治一体化关系。关键词：明朝；朝鲜王朝；宗系奏辨作者简介：高艳林，男，历史学博士，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从事明史研究。中图分类号：K248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1）04-0141-07收稿日期：2011-03-05 朝鲜王朝对明朝的“宗系之辨”及政治意义 2011年7月求是学刊Jul.,2011第38卷第4期 SEEKING TRUTH Vol.38No.4 □明清史研究一、“宗系之辨”之缘由公元1368年，朱元璋建立了明朝政权，当时，高丽王朝第三十一世国王王颛在位。洪武二年四月，朱元璋遣使高丽，“告有天下”，国号大明，建元洪武。五月，高丽停元至正年号，遣使如金陵，贺朱元璋即帝位，贡方物，奉表称臣。八月，朱元璋复遣使高丽，封王颛为高丽国王。三年七月，高丽始行洪武年号。先是，王颛无嗣，密养佞臣辛旽子牟尼奴（后改名辛禑）于后宫，为己子，封江宁府院大君。七年九月，宦者崔万生与幸臣洪伦弑王颛，当朝宰相李仁任奉辛禑即国王位，禑时年10岁。李仁任惧朱元璋问弑君之罪，密遣金义杀害在高丽买马的明使蔡斌等，与北元和亲，由此，高丽朝中大臣形成“事北”、“事南”两派。禑年幼，事北派代表人物李仁任掌控时局。事北派在与明朝往来的前提下，与北元政权保持更为密切的联系，使介往来较前更为频繁［1］（第3册，P361，365），不但接受北元册封授爵，更于十年三月停洪武年号，行北元宣光年号。李仁任明显的政治倾向对辛禑产生了很大影响。二十年十二月，朱元璋命户部咨告高丽立铁岭卫，禑大为不满，遂与事北派大臣崔莹密谋攻取辽东。二十一年三月，辽东百户王得明来告立卫事宜，辛禑与崔莹怒杀持榜文至两界之辽东军士21人［2］（卷53,《高丽纪·辛禑四》），攻辽之志弥坚。四月，辛禑复停洪武年号，令国人着胡服［3］（卷137，《列传》；卷50，《辛禑五昌》）；五月，渡鸭绿江实施攻辽。副将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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