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外交决策模式分析_以中美建交为例_余丽

收稿日期:2007-06-18

作者简介:余丽(1964-),女,河南郑州人,郑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国际政治、国际关系理论与中国外交的教学与研究。

　第41卷 第1期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年1月 Vol .41 No .1

JOURNAL OF Z HE NGZHOU UN I V ERSI TY

Jan .2008　

美国外交决策模式分析

———以中美建交为例

余 丽

(郑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河南郑州450001)

摘　要:中美建交,既受国际体系的影响,也受到美国国内因素的制约。美国政府在处理这一事件时体现了理性行为者、官僚政治以及组织机构三种模式的决策特点。这三种模式的结合使美国能够较全面地维护自身的国家利益,但也带来了一些难以克服的弊病。

关键词:理性行为者模式;官僚政治模式;组织机构模式;中美建交

中图分类号:D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08)01-0032-05

宏观层次的国际关系理论认为,是国际体系而不是国家内部的政治过程决定国家的国际行为,国家被当做一个理性、单一的统一体,国家的对外决策机制称为理性行为者模式。大部分探讨国家对外政策的文章都是使用这一分析模式。然而,单纯从国际层次进行分析的理论虽具有一定的解释性,但是它们“在实际存在的反常现象和理论的局限性的共同压力下很容易变得无能为力”[1](P42),以至于这种单一层次的分析(国际层次)不得不让位于两个结合起来的分析层次,即国际层次和国内层次。按照亨利?基辛格的看法,任何政治家在做出外交决策时都受到两套因素的制约:一是其他国家的政治、势力和行动;二是从公众舆论到政府和官僚机构的态度这一系列内部条件[2](P157)。由此,国家对外决策机制的模式也加以扩大,出现了官僚政治模式和组织机构模式等,这两种模式都是考察国家内部的因素如何影响国家的对外行为。

中美建交是中美两国外交史上的大事,对国际局势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过程曲折复杂,扑朔迷离。回望当时的国际局势以及美国的国内政治如何影响着美国与中国建交的决策,让我们把分析的框架纳入上述的三种决策模式。

一、“大三角”关系与卡特的决策:理性行为者模式自尼克松访华,开启中美关系尘封已久的大门以来,两国关系逐步进入良性发展的轨道。但美国历经尼克松、福特两任总统,与华建交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卡特上任之初也并没有把建交问题放在重要位置,可是国际局势的发展变化促使他在1978年初最终下定决心与中国建交。这些国际因素主要是:苏联的继续

扩张和日益恶化的美苏关系;1978年初苏联向中国示

好的姿态以及中苏出现和解的迹象等。

20世纪70年代以来,苏联加紧了与美国在第三世界的争夺,态势逼人。1978年初,苏联向古巴军队提供空运支持,并通过古巴企图策划在东非建立“红海联邦”。受挫后,苏联于1978年1-2月向埃塞俄比亚提供军事援助反对索马里,终于迫使索军于1978年3月退出欧加登地区。苏联在第三世界的地区争议中扩大势力范围的举动已经威胁到美国的全球战略利益。

自毛泽东逝世以后,莫斯科一直希望改善中苏关系,为此不断向中国作出示好姿态。虽然中国对苏联的建议反应冷淡,但有迹象表明,中国也在认真考虑松动对苏政策。1977年秋,中国政府决定派王幼平去莫斯科任中国驻苏大使。在此之前,中国驻苏大使职位已空缺了18个月。1977年11月初,中国领导人派外交部长黄华赴苏联大使馆出席在那里举行的苏联国庆日招待会,这是10年来中国首次派高于副部长级别的官员参加每年一度的十月革命招待会。中苏关系一度出现的松动向卡特行政当局表明,中国有能力操纵美中苏大三角关系。

根据理性行为者决策模式的观点,国家或政府被认为是理性的、高度一致的统一体。这个统一体只有一个统一的确立的目标系统,一个统一的选择方案体系。而促成决策的动机、行为的选择是为了对国家所面临的战略问题作出反应,国际战略“市场”中出现的威胁和机会促使国家去行动[3](P32-33)。简而言之,就是所谓的国际体系决定国家行为。将这种决策模式具体应用到美国,那么美国总统就是这个理性的、高度

一致统一体的代表,总统在外交决策中全权负责。实际上,从美国的历史和政府结构看,美国总统在外交领域一直享有特权,国会在重大对外政策上承认总统的领导[4](P357)。理性行为者模式把国家的决策过程描绘成一个理性化、唯总统马首是瞻的过程,这与公众、新闻界和学者老是挂在嘴边的“美国政府”干什么或“总统”干什么那些外交熟语是相吻合的[5](P247)。这种模式试图证明:总统所要做的一切就是考虑如何应对外在的挑战,最大限度地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至于国内因素则不必考虑,因为举国上下都是服从并服务于他的,总统的决策就代表了美国的国家利益。

20世纪70年代,国际政治的突出特征就是出现了美、中、苏三角鼎立的战略态势。但苏联和中国在美国战略天平上的分量是不同的,中美关系一直从属于美苏关系或者说美苏关系的阴晴决定了中美关系的冷暖。回顾尼克松以来的中美关系,每当美国在对苏关系中出现紧迫问题、需要增加对苏联施压的手段时,改善对华关系的愿望就明显增强;反之,当美苏关系缓和时,美国对中国的战略需求减少,推进对华关系就缺乏动力[6](P7-35)。卡特就任之初,美国正与苏联就裁减军备进行谈判,热衷和苏联搞“缓和”,因此想在中苏之间搞所谓“等距离外交”,对改善中美关系并不积极。但面对苏联在第三世界的全面扩张,美国的国家利益受到威胁的态势,卡特认为片面地和苏联搞缓和反而会损害美国的地位;同时他也认识到,如不尽快地完成美中关系正常化,中美关系就会倒退,将会导致美国极不愿看到的中苏缓解,那样便会影响全球战略均衡和美国的利益。在这样的国际格局态势下,卡特总统作为国家理性行为的代表与化身,自然要改变早期的对苏对华“等距离”政策,美国希望用同中国的密切关系来惩罚、吓阻莫斯科。当卡特与苏联的关系进入真正困难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就显得格外重要且顺理成章了。

但是,单单从国际体系的角度来分析美国的对华政策是不够的,理性行为者决策模式也只是告诉我们与中国建交是美国的总体战略取向。要具体了解美国决定何时、以何种方式建交,必须进入分析的微观层次即国内层次,从美国的国内政治,首先是美国的官僚政治中寻找原因。

二、万斯和布热津斯基的博弈:官僚政治模式

在现代国家的对外政策制定过程中,官僚政治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连马克斯?韦伯也不得不承认:“在现代国家中真正掌权者无疑是官僚机构,因为权力既不是通过议会中的演说,也不是通过君主的公告来行使的,而是通过行政部门的运转才得以行使的。”[7](P1393)虽然是由领袖来决定做什么,但如何去做却取决于官僚机构。因此,官僚机构在决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官僚政治决策的突出特点是决策的最后形式“常常不是对问题最好解决办法,而是在具有不同利益、不同影响力的官员们之间的相互妥协、相互斗争最后融合的结果。如果说决策是政治的产物,那是指决策和行动的最终产生是在政府内各成员们通过规范化的组织渠道彼此讨价还价的结果,所以每一决策的产生过程和内容都带有官僚政治的痕迹”[3] (P162)。卡特总统虽然对美国的外交政策有最后决定权,但这位南部出身的总统更倾向于“集体合作”的办法,所有相关的内阁成员都可以平等的身份加入政策制定的讨论,总统相信他可以权衡他们不同的观点,吸收他们各自的长处,最后做出正确的决策。但是,这种“集体合作”式的决策办法很快导致了部门之间的争斗,这就是国务院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围绕中美建交问题的争执,具体就表现为万斯和布热津斯基之间的博弈。

美国国务院的目标就是保护它在外交事务上的传统主导地位不受侵蚀。作为国务卿,万斯决心要使国务院更加彻底地支配外交政策制定过程和贯彻过程,因为他相信组织内部的稳定机制是保证外交政策连续性的关键。为此目的,万斯在同意总统任命布热津斯基作为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前提出两个条件:“第一,必须明确(万斯)是总统的外交事务发言人,第二,(万斯)将能够在总统做出任何外交政策决策前呈交给总统不受任何过滤、删减的政策意见。”[8](P531)另一方面,自尼克松时代以来,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影响不断上升,形成与国务卿争夺外交政策制定权的局面。布热津斯基领导下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主要目标是加强它在决策中的影响力,与国务院争夺外交政策制定权。布热津斯基和他的助手们相信,他们能更好地判断什么是国家安全利益、如何服务国家安全利益。在部门协调问题上,布热津斯基明确表示,召集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和起草总统行政命令的权力应留给他。万斯当然反对这种安排,要求国务卿必须有权力审查送交总统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纪要和国家安全委员会起草的总统命令。卡特拒绝了万斯的建议,因为他必须防止在处理敏感文件时的可能泄密。这两项安排实际上将国家安全委员会置于国务院和其他各部之上,而且后来加剧了不断发生在国务院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之间的部门斗争。

在对华政策问题上,虽然万斯和布热津斯基都同意与中国建交很重要,但在如何实现与中国关系正常化的问题上,双方立场存在重大分歧。在万斯呈交卡特总统的备忘录中,他认为“就正常化本身而言,我认为在与北京建立外交关系问题上我们不应当过于勉强,以致损害了台湾人民的福利和安全。我们也不应当把自己置于人为的期限之内”[9](P19)。万斯认为,美国应设法在苏联和中国之间“保持这种脆弱的平衡”,而不能厚此薄彼。对于与中国建立“安全”关系的

建议,万斯认为这种想法是“危险”的。关于实现正常化的时机,万斯的意见是“谨慎行事”。布热津斯基却一直认为,中美关系牵扯到三个不同方面的问题:一是双方接触的问题,在他看来,这种接触应尽可能地扩大,因为接触对双方都有利。二是双方在遏制苏联扩张方面有着共同的战略利益。此方面的问题可以通过静心的协商来进行。三是关系正常化问题,这个问题,只要时机一到就可以解决。当卡特总统要在圣母大学发表外交政策讲演时,有关中国部分,布热津斯基建议总统这样表述,即:“我们认为美中关系是我国全球政策的一个中心环节,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关键性力量。我们愿意同富有创造力的中国人民就全人类所面临的问题进行密切合作。我们希望能找到一种方式来弥合仍然把我们双方分开的那些分歧。”卡特总统采纳了此建议[10](P231-232)。

在1977年8月的北京之行中,万斯声称:一是中国必须以公开或默许的形式,作出在台湾问题上不使用武力的承诺;二是在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后,美国要继续给台湾出售武器;三是“倒联络处方案”,即中美之间的联络处升格为大使馆,而美国驻台湾的“大使馆”降格为联络处。邓小平当即表示,万斯的立场是“从上海公报后退了”。由此看来,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如果一直按照万斯设计的轨道运行,中美建交的时间将会大大延后。所幸卡特政府逐渐感到早日实现关系正常化符合美国的安全和政治利益,所以布热津斯基等人所倡导的路线也就逐渐得到了白宫的重视。1977年底至1978年初,国家安全委员会与国务院围绕着总统决定“下一个派谁去中国”这一问题展开激烈争斗。面对中方热情邀请布热津斯基访华的局面,万斯觉得自己丧失了对华政策的主导权,于是竭力阻挠,甚至想出了包括让副总统蒙代尔访华的主意。就此时而言,万斯所反对的已不仅仅是美国对华政策的重大调整,他更不能容忍由布热津斯基来完成这一伟大的历史使命。为此,他还特意送交总统一份备忘录,设定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在北京允许做什么,可以走多远。然而,布热津斯基想要做的远比这些多,他亲自起草了一份总统指示,并说服总统签署了这份指示。该指示授权他向中国人表示“我们决心将建交的过程推向前去……重申美国接受中国三个建交原则的态度,并重申美国的五点声明”。总统指示还允许他告诉中国人,“我们共同利益中最重要之处是我们对全球霸权主义(苏联)的共同反对……而且美国在这些问题上已经打定主意”[8] (P534)。这份总统命令具有历史性的重要意义,因为它不仅勾画出美国的原则立场,而且标志着美国在美、中、苏大三角关系中“一碗水端平”政策的结束。布热津斯基的北京之行解决了两国建交一事的实质性问题,远非万斯所设想的仅仅是传递信息的象征性访问。

布热津斯基的确在中美建交的时间和条件上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卡特总统也认为布热津斯基是整个事件背后的主要推动力。在建交目标上,布热津斯基和万斯之间并没有根本分歧,他们的分歧是部门利益和个人风格造成的,布热津斯基将建交看成是他的胜利,而万斯试图维护国务院在处理外交事务和美中关系中的权力。显而易见,官僚政治在最终政策结果上留下了痕迹。需要说明的一点是,虽然官僚政治学认为那些向决策者提出政策建议的行政官员会从本机构的利益出发来确定国家利益,但这并不意味着处于同一官僚机构中的人就一定有同样的利益,根据人们所属的组织机构的特点来看待他们世界观的做法有点过于笼统。但万斯和布热津斯基作为各自机构的最高负责人和利益代表,将他们的行为放在官僚政治决策的框架中分析还是合适的。

对美国来说,与中国建交绝不仅仅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它还将引发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最主要的就是如何处理与台湾当局的关系。而这个问题又和美国的内政密切相关,牵涉的利益层面也急剧扩大,美国政府的宪法结构决定了关系正常化的过程并没有结束。政府内部新一轮的动作开始对行政当局带来的政策变动进行调整。这就要进入美国外交决策的第三个模式,即组织机构决策模式。

三、美国国会———不和谐的尾音:组织机构模式

通过对卡特政府内部官僚政治运作的分析,可以看出美国政府并不是所谓理性的、铁板一块的行为主体。但无论是理性决策模式还是官僚政治模式,基本上还都能够按照卡特总统的既定方针行事。但美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事还要求立法当局的卷入,这迅速加深了事态的复杂性,而总统的个人主导色彩也大大减弱。从决策程序上说,中美建交以后,国会需要通过相关法案,来指导未来的美台关系;还要通过法律,成立一个非官方的实体,来处理与台湾的非官方事务;也需要通过法律形式,来表明尽管美台外交关系终止了,以前与台湾签署的各种条约协议仍然有效;还要确认总统任命的驻华大使。这些宪法设定的规则要求国会参与贯彻卡特对华新政策,卡特总统别无选择,只能去争取国会的支持。这样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组织机构中两大部门之间的矛盾与协调。于是中美建交一事也就进入了国内处理阶段,所谓的组织机构决策模式。

美国宪法并没有明确规定国会与总统在对外政策决策中的权力分配问题,从历史实践来看,国家处于紧急状态和战争时期,总统占优先地位,国会予以默认。在越战后的年代里,国会在和平时期企图重新确立对外交政策的参与权和指导权,于是就形成总统与国会相互制衡、互有攻守的局面。根据组织机构决策理论,政府行为是大组织中的若干小组织团块相互作用后的产物,小组织都规范化地行使各自职能而形成最后的

决策行为。组织有它自己的限定目标的方法,标准运作程序和规则,狭隘的观点和先后顺序,根据它自己的方式进行工作[3](P67)。组织机构决策倾向于用目的、手段及分析方法,把问题分解,交给分立的单位,实现局部的目标,一个组织机构的组成结构使它反映的问题分解化,局部化。卡特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制定很像是在处理两个不可分离的问题,或是处理一个问题的两个不可分割的部分。行政当局倡导关系正常化并特别强调中国的战略价值,而国会则对美国的在台利益特别关注并极力维护。

美国国会是美国的“政治性”部门,国会议员们最关心的是能否重新当选,因此他们往往是从民众或所在选区的利益出发来看待美国的外交政策。公众的反应、政治支持、经济利益和舆论倾向往往是他们关注的焦点。而自从1949年以来,美国就与台湾在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各个方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利益相互交织,形成了美国国内浓厚的“台湾情结”。

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看,台湾被当做美国式“民主”在亚洲的试验田。一个多世纪以来美国政治的主导情绪是反对共产主义,冷战时期的安全需要,又强化了反共的公众情绪。在相当程度上,台湾国民党政权的反共色彩得到了美国公众和国会人士的同情;在政治上,美国把与蒋介石政权签订的《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看做是维护美国在亚太霸权、遏制共产主义扩张的重要一环;经济上双方的联系就更加密切,1977年台湾40%的出口销往美国,25%以上的在台外资来自美国,1978年底,美国私人在台投资数额已达 5.66亿美元[11] (P603-621)。正如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迈克尔?奥克森伯格所指出的,一般美国人对于美国应对1949年以来中国的分裂负责这一点不再怀有负疚感,相反,“他们为援助台湾人民取得目前水平的繁荣、安全和政治发展而感到骄傲”[15](P261)。与此同时,台湾当局还十分重视培植美国国内的亲台反华势力。这股势力包括国会中的“中国帮”,一个由私人组成的“援华院外游说集团”,这些人能量极大,甚至一度左右美国的对华政策。上述所有这些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导致美国公众舆论对台湾印象良好,虽然美国公众已在70年代对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改善关系的兴趣越来越大,但支持与台湾继续保持关系的呼声也非常强烈。1977年盖洛普民意测验显示,64%的美国人赞成与台湾保持外交关系,只有12%的人反对。美国公众对继续保持《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支持仍然强烈,1978年,哈里斯民意测验发现,64%的公众支持继续保持与台湾的安全防务条约,只有19%的人反对[12](P32)。

美国公众和国会对中美建交公报反响强烈,很难简单概括。虽然大多数人支持中美关系正常化,但多数人也反对与台湾断交。作为民意的代表,国会反对卡特总统关系正常化的焦点不是承认中国本身,而是行政当局完成关系正常化以及处理台湾问题的方式。具体来说,国会的不满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首先,行政当局没有事先与国会进行足够的磋商。对此,卡特辩解道他认为从宪法角度讲,在外交上承认另一国家的权力属于总统,而且决定如何进行外交承认谈判也是总统的特权。另外,国会议员们的不满主要集中在卡特总统终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一事。认为如果一个条约是经过参议院同意批准后生效的,宪法没有给予最高行政长官任何权力来终止这个条约。对此行政当局的解释是虽然美国历史上没有总统终止防务条约的先例,但总统终止条约的例子却相当多。议员们最关注的问题是卡特当局和中国达成的协议能否有效地保证台湾的未来安全。许多人认为卡特政府的做法是在有意放弃台湾。而卡特当局却认为,中美建交后,台湾的安全不会受到威胁,因为中国没有能力在军事上进犯台湾。同时美国对台军售又可以使台湾保持足够的防御能力,使中国大陆可能的进攻因代价太过昂贵而不得不放弃。卡特当局相信,由于这些因素,美国既不用任何明确的官方承诺,也不用中国公开作出保证不对台湾使用武力,便可以达到保证台湾安全的目的。

1979年1月26日卡特总统向国会递交了早已准备好的《台湾综合法案》。同样早有准备的国会对这份法案进行了重大的修正和拓展。4月10日最后通过的《与台湾关系法》与先前的法案截然不同。行政当局提交的草案主要涉及如何处理对台关系中的行政事务,如怎样设置“美国在台协会”,怎样通过该协会来安排处理美台之间的非官方关系等。而最后通过的《与台湾关系法》却超出了行政事务的范畴,它明确地表述了美国在台湾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利益,特别强化了美国维护台湾未来安全的意愿,并提供了一个全面的法律框架用于保护这些利益。《与台湾关系法》在两个重要方面违反了中美建交协议,也是这个法案的两个突出特征。第一,它十分露骨地将美国与台湾的军事防务关系变相地恢复起来。在《与台湾关系法》第二章中,国会加进了六点政策声明,这六点声明,非常明确地表明了美国对台湾安全的关注和所要作出的承诺。这无疑违反了中美建交公报中双方阐述的原则。第二,国会违反中美建交公报中关于中美建交后美台关系只能在非官方基础上进行的原则,公然赋予行政当局拟设的民间机构以一定的“官方性质”,如部分“外交豁免权”等。另有几项比较含蓄的条款,也使美台互设的“办事”机构实际上带有外交机构的性质。因此,《与台湾关系法》刚一出台就遭到中国政府的强烈抗议。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紧接着中美建交就出现这么一个从内容到措辞都十分不协调的美国国内法,这也是中国政府强烈反对的。这鲜明地体现了美国对外决策机制中的复杂与狡黠之处。

美国对华建交涉及两个根本对立的问题,即美国

应该谋求“一个中国”政策,还是“两个中国”(一中一台)政策?从美国的国家利益来看,当然希望在与中国改善关系的同时,又可以保护美国在台利益。于是美国政府狡猾地将这一充满矛盾的问题分解,分别交予政府组织机构中的不同部门去处理,这一过程在行政当局和国会两大部门之间进行,其中既有冲突斗争也有协调和让步。最终两大部门成功地把不同利益和不同政策考虑融合进一个相对完整的政策中。很难说《与台湾关系法》没有阐明卡特政府想说而又不便开口的话,美国政府以本国的决策机制为借口很好地维护了美国的国家利益,也让外人很难从国际法的角度挑出毛病。所以,在美国人看来,中美建交协议和《与台湾关系法》并不冲突;相反,它们相互补充,相互加强,来共同服务于美国的国家利益。在中国人看来,这里面既有霸权国家的强权思维,也有许多值得深思和借鉴的地方。

四、思考与启示

作为国际体系中的一个国家,美国的对外决策行为不可避免地受到国际国内两个层次的影响,为适应这种环境,美国政府的决策就存在着理性行为者、官僚政治和组织机构三种决策模式。这三种模式各有特点,却又联系紧密,彼此之间的转化自然顺畅,全由所要处理问题的性质而定。当问题涉及国家安全的时候,国际体系逻辑和政府自主权会表现得十分突出,决策明显体现出理性行为者模式。我们看到在“9?11”事件后美国政府的反应以及随之而来的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中可以明显地看到这一点。全国上下同仇敌忾,支持总统作出的重大决定。而当问题涉及层面较广,紧迫性又不是十分突出时,相关的人员、组织就都希望拥有发言权,这时官僚政治和组织机构模式的特点就会体现在决策当中。中美建交与对台关系涉及美国的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国家安全等各方面的利益,美国政府在做决策时就会不可避免地先后出现这三种模式来照顾到方方面面的需求,这是美国决策体制的复杂性所在。美国外交决策机制的这种特点为以后中美关系的平稳发展带来了很多变数,在涉及人权、贸易、安全、台湾等诸多问题上,美国行政部门与国会、行政部门内部都有不同的声音与看法,反映在美国对华政策上就有很多反复与前后矛盾之处,这让许多中国人感到不解和愤懑,但有时恰恰是这种政策上的多面性彼此牵制又互为补充,很大程度上维护了美国的国家利益。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这三种决策模式的同时存在也给美国政府带来了麻烦和困惑。因为有些问题随着时间的延长,影响面的扩大,参与者就会越来越多,导致决策的难度增加,效率低下。仍以伊拉克战争为例,布什决定发动对伊战争,得到了国会和大部分美国人的支持,体现了理性决策的特点。但随着战争的旷日持久,美军在伊伤亡的不断增加,而伊拉克的民主进程又遥遥无期之时,国际上的批评之声就愈演愈烈,而与此同时美国国内的反战浪潮也日渐高涨,国会甚至布什班子内部也会发出不同声音。前国务卿鲍威尔和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赖斯以及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关于伊拉克问题的矛盾就不时地见诸报端。在强大的国际国内压力下,美国政府的决策将不得不更多地转向官僚政治和组织机构决策模式,虽然布什仍坚持不从伊拉克撤军,但他面临的阻力越来越大却是不争的事实。在这个关键时刻,美国最需要的恰恰就是全国上下的团结,坚持既定的政策。但美国事实上存在的多样化决策机制表明这种希望也许仅仅是个幻想,越战的噩梦有可能在今天的伊拉克重演,这大概是美国外交决策跳不出的怪圈。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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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辛世俊)

决策人员对外交决策的影响分析

2012年第01期 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 No.01，2012 第28卷JOURNAL OF EDUCATIONAL INSTITUTE OF JILIN PROVINCE Vol .28（总301期） Total No .301 收稿日期：2011—09—13 作者简介：王佳琪（1988—），女，吉林延边人，延边大学国际政治专业，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国际政治。 决策人员对外交决策的影响分析 王佳琪 （延边大学，吉林延吉133002） 摘要：外交决策是一个过程，从外交决策的条件来看，包括决策人员、智囊班子、公众舆论、党派斗争、国际局势。本文着重分析就决策人员来讲， 对于外交决策的影响程度。决策人员对事物的认知程度、历史事件对决策人员的影响、决策者是否过高的估计对方对自己意图的理解能力等方面都将直接影响着决策人员对于决策的把握程度。通过对影响因素的分析，从而更全面、辩证的认识决策人员在外交活动中的影响，意识到决策人员的个体因素只有通过外交决策整体进程才能产生作用，有力的交织在一起才可得出最大程度的理想效果。 关键词：外交决策；决策人员；认知；历史事件；影响中图分类号：D80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580（2012）01—0121—02 一、外交人员在外交决策中的影响 “人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主体。是推动历史发展最为活跃的基本因素，是生产力的主体和第一要素。而国家和政党领导人等关键的个人在制定和执行对 外政策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其实对外关系无论 多么纷芜庞杂， 战略决策影响如何深远，回溯到本原也都是以个人为基本的主体元素， 国际问题、政策动向，都涉及特定时空里的个人。外交关系的发展固然取决于国家间关系的客观历史渊源、现实利益需 求等因素， 但国家领导人和具有权势的政治家对于外交官关系的政治判断和主观价值取向具有相当重 要的影响 。“主体是影响外交决策过程中的关键性因素，因为任何外交决策归根结地都是由人做出的，其心理特点、生活经理、对环境的感知等都会影响决 策结果。 ”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作为决策者，享有集中的权力，从这点来讲对外决策是处于一定条件下 的个人决策，“即使是决策集体或决策机构，它也是 由个人所组成的具有智能和主观能动性的系统” 。个人的品德、阅历、教养、动机和心理等都会对外交决策产生重要影响。外交决策主体是影响外交决策过程的关键性的因素，因为任何决策归根到底是由 人做出的，决策者的心理特点、 生活经历、对周围环境的认知等都会直接影响决策的结果。决策者不同 的个性、 经历或价值观念，会导致对于同一件事情、同一条信息，不同的决策者会有不同的看法。由此 可见，决策人员在外交决策中的深刻影响，以下详细分析外交决策人员对外交决策的影响因素： 二、外交决策人员的影响因素（一）个人认知对决策人员的影响 外交决策的心理认知模式认为， 在信息输入和政策输出之间， 存在着诸多影响信息处理的变量，因此，需要有一种机制对以信息进行处理。比如对信息的阐释、对信息按偏好进行排序等，心理学家就把这个对信息的定义和排序的过程称之为认知。影响 外交决策者的认知因素包括：信仰体系、 意识形态、决策者的个性特征等。决策者的认知过程就是根据信仰体系、意识形态等对客观现实的重构而形成“意象”过程。意象的重构作用导致了决策者所捕 捉的信息只能是其感知和意象化的“客观现实” 。正如斯普劳特所指出的“重要的是政策制定者们将 环境想象成什么，而不是它实际上如何。”意象对信 息筛选起着近似于过滤器的作用。在信息量少的情 形下， 要依靠决策者个人现存的意象和信念来做出判断。在信息量大的情形下，意象又作为过滤信息的主要标准，因为在所有的信息中，我们只会选择 一部分信息， 对信息的解释将取决于个人决策者的信仰体系和他的意象。 1.认知误差 1 21

excel预测与决策分析实验报告

《EXCEL预测与决策分析》 实验报告册 2014- 2015 学年第学期 班级： 学号： 姓名： 授课教师：实验教师： 实验学时：实验组号： 信息管理系

目录 实验一网上书店数据库的创建及其查询 (3) 实验二贸易公司销售数据的分类汇总分析 (7) 实验三餐饮公司经营数据时间序列预测 (9) 实验四住房建筑许可证数量的回归分析 (12) 实验五电信公司宽带上网资费与电缆订货决策 (15) 实验六奶制品厂生产/销售的最优化决策 (17) 实验七运动鞋公司经营投资决策 (19)

实验一网上书店数据库的创建及其查询 【实验环境】 ?Microsoft Office Access 2003； ?Microsoft Office Query 2003。 【实验目的】 1.实验1-1: ?理解数据库的概念； ?理解关系（二维表）的概念以及关系数据库中数据的组织方式； ?了解数据库创建方法。 2.实验1-2： ?理解DOBC的概念； ?掌握利用Microsoft Query进行数据查询的方法。 3.实验1-3： ?掌握复杂的数据查询方法：多表查询、计算字段和汇总查询。 【实验步骤】 实验1-1 一、表的创建和联系的建立 步骤1：创建空数据库“xddbookstore”。 步骤2：数据库中表结构的定义。 步骤3：保存数据表。 步骤4：定义“响当当”数据库的其他表。 步骤5：“响当当”数据库中表之间联系的建立。 二、付款方式表的数据输入 步骤1：选中需要输入数据的表（如付款方式表）。 步骤2：输入数据。 三、订单表的数据导入 在本书配套磁盘提供的xddbookstore.xls文件中，包含了响当当数据库所有表的数据。可以利用该文件将订单表数据导入到“xddbookstore.mdb”数据库中。 步骤1：选择要导入的文件。 步骤2：规定要导入的数据表。 步骤3：指明在要导入的数据中是否包含列标题。 步骤4：规定数据应导入到哪个表中，可以是新表或现有的表。 步骤5：完成数据导入工作。 实验1-2 一、建立odbc数据源 在利用 microsoft office query对“响当当”网上书店进行数据查询之前，必须先建立一个用于连接该数据库的odbc数据源“bookstore”，具体步骤如下： 步骤1：启动microsoft office query应用程序。 步骤2：进入“创建新数据源”对话框。

美国外交史论文

19世纪40年代到20世纪初美国对华外交政策的演变 美国外交史姓名：梁铁芹学号：2009210035 专业：历史学 概要：19世纪40年代，美国经济处于起步阶段，对华交涉时处处追随英国的炮舰政策，奉行“搭便车”外交，以分取一杯羹；19世纪60年代，美国联合英、法等强国为进一步维护和扩大在华特权，由蒲安臣推行“合作”政策；19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西进运动的开展和大陆铁路的完工，美国经济飞速发展，国内掀起一股强大的反华浪潮，美国开始实行排华政策；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已成为世界工业强国，单独提出对华“门户开放”，初步体现了美国对华外交的独立姿态。 关键词：“搭便车”外交“合作”政策排华政策“门户开放” 学术界对美国对华外交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单个阶段，尤其是对排华政策、门户开放政策的研究已有一定的深入，取得了比较丰硕的成果。但是对于19世纪40年代到20世纪初美国对华外交的研究就显得有点单薄，本文就这一时期美国对华外交政策的演变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19世纪40年代美国对华“搭便车”外交 鸦片战争的爆发及《南京条约》的签订打破了早期中美对等的外交关系，美国开始实行以侵略为特征的不对等外交。鉴于美国生存在以英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圈内，没有足够的实力与英国抗衡；又正忙于开展西进运动和向拉丁美洲扩张势力，而美国在华商业利益占其海外投资总额的分量很小，没有必要像英、法那样在中国咄咄逼人。因此，美国打着有别于英国炮舰外交的“和平”旗号“选择追随英国的办法，借英国的实力达到自己的目标。狮子一吼，猎物到手；豺狼微笑，拾起骨头①”，奉行被欧洲国家极为不屑一顾的“搭便车”外交，来谋求在华利益，这是美国在当时保护自身利益的最佳方式。 英国以炮舰外交打开中国大门后，美国权衡利弊，在其“还是强国中一个不发达的弱国，即使有在东亚施展政治和军事权威的愿望，它也不具备这种能力②”的情况下，决定不与中国发生正面冲突，而是静观其变，等待时机坐收渔翁之利。1842年8月《南京条约》开创了列强强迫清廷订立不平等条约的恶例，美国不再无动于衷。12月30日，美国总统泰勒在国会咨文中的提议“国会拨出专款、遣使团来华、要求通商权利、处理外交事务和保护在华侨民③”就被国会采纳，总统任命凯莱布·顾盛为赴华专使。1843年5月8日国务卿丹涅尔·韦伯斯特训令顾盛打着有别于英国炮舰政策的“和平”旗号，步英国后尘，力争与清廷签订不平等条约，以获得在华特权。而在中国，清廷“天朝上国”的信念受到致命挑战，为阻止顾盛使团北上，于1844年7月3号，以《南京条约》为蓝本，与美国签订《望厦条约》，美国援引英国在华特权，获得最惠国待遇，成为其此后共享条约体系的法定依据。因此，顾盛曾趾高气扬地宣称“美国及其他国家必须感谢英国，因为它订了《南京条约》，打开了中国的门户。但现在，英国和其他国家，也必须感谢美国，因为我们将这个门户打开得更宽阔了④”就很形象地说明了美国首次搭英国便车的外交方略大获全胜，以损害中国利益为条件，美国在“中美望厦条约中，初次披上了几件帝国主义的衣着⑤”就充分体现了其侵略性质，美国伪装和平的假面具被拆穿，美国人在中国的“美好”形象大打折扣，从根本上改变了早期中美对等的外交关系，成为近代中美不对等外交史的开端。 在鸦片战争中，美国靠拾英国人的牙慧在中国攫取了大量的侵略特权，这在外交界一直为西方国家所不齿，“美国作为一个伙伴跟在英国的后面，泰然自若地分沾了英国在中国的侵略特权⑥”就是明证。但此时美国对华的外交决策是正确的，它不仅适应了国内外形势，而且很明智地借用英国的强大的实力，为美国在华争得了切合自身实际的条约权利，为其以后对华外交的顺利开展铺平了道路。

决策案例分析

政府强行让农民种葡萄到底对不对? 案情简介: 201１年清明前后,正是我国东北农民春耕备耕的时节,可是在辽宁省Ｈ市J县,很多农民却被告知不得在自家田里翻地、播种,当地政府甚至出动大型机械,在农民的田里犁出来一道道深沟，强行要求农民大种葡萄。 清明时节是翻地的黄金时间，４月中旬就要开始播种。由于缺水，J县农民主要种植耐旱的玉米。可是在Ｊ县汤神庙镇,大片大片的耕地并没有翻成种玉米的条条垄沟,而是被翻成了一道道深沟。在汤神庙镇马营子村，村民陈老汉非常痛心地回忆:20１1年3月2号，自己被镇政府的工作人员抬出自家的耕地，眼瞅着玉米地被开出一条条深沟。 一名村民拿着一张镇政府发给他个人的告示,上面的措辞相当强硬:“经请示县政府，镇政府决定，凡是各村规划区内,任何农户决不允许干扰，阻碍，更不得种地，必须栽植酒葡萄,否则造成一切损失,由本户和参与者自负，并根据相关法律追究责任。” 告示上还写道:“县委县政府决定五年内把J县打造成辽宁干红葡萄酒生产第一县,今年我县岭上八个乡镇规划3万亩。” 其背景是，在201０年底，Ｊ县与河北某企业正式签约，计划投资1０亿元，在J县工业园建设一个干红葡萄酒生产项目。为了让项目顺利实施,当地政府部门在去年就启动了３.5万亩酒葡萄产业基地的建设工程,一共涉及J县的1１个乡镇，其中就包括前面提到的汤神庙镇。根据规划,汤神庙镇、王宝营子乡等7个乡镇，每个乡镇栽种葡萄面积不少于5000亩。 村民们说，镇里为了种葡萄把地翻成这样,已经破坏了土壤里原有的水分，即使现在把土填上种玉米,也别想有好收成了。眼瞅着过清明开始种地，这好墒

情都挑开晾着,都成土坷垃,这不是坑人吗?现在又不下雨，更糟了。打多少井啊，都是干井。 引进大型企业振兴地方经济本来是好事，将企业开在原料产地，企业能降低成本，农民的葡萄又有了销路,看上去是双赢的买卖,可为什么老百姓却不买账呢？ 原来，J县长期干旱，并不适合耗水量大的葡萄生产。玉米不但是当地村民的口粮，收割剩下的秸秆还是东北农村家庭必不可少的燃料,一旦葡萄种植失败了，口粮和过冬的燃料又在哪里? 村民们说:别说浇地,吃水都不够，不旱吃水就够了,要是旱了，吃水都不够，还能浇地？ 自然因素还不是最主要的，汤神庙镇的村民算了一笔经济账，按照当地村民的话说，跟耐旱的玉米相比，葡萄太娇贵了，必须有人伺候，这和种在地里差不多就等着收成的玉米相比区别实在太大。而要专心伺候葡萄，很多人就没有办法外出打工，这等于让一家人失去了一份稳定的收入。而在之前政府部门提出的规划中,曾经规定对栽植户实施三年补助,每亩是500元,可村民算下来却发现,种葡萄头两年根本没收益,相比种玉米，一亩50０元的补贴根本不够用,规划中企业称将先行支付生产资料，村民认为这更不是免费的午餐：村民甲：我有4亩地,要是种玉米的话,玉米的价格是1元05分，我一亩地能产两千斤玉米,一亩地就是收入两千元。如果种葡萄,最起码第一年、第二年不结果，第三年结果也是微量的,到第四年大部分结果以后，我还要开始补偿杆子等4、5千块钱投资，也就是在这四五年之内，我一点收入都没有了。 村民乙:谁也不想种，可是没招啊,你说好地给祸害成这样了，谁都来气,社员都不愿意种，一个是水不行，一个这里气候也不适应。

决策分析案例分析报告

某公司某设备操作成本问题 建模与决策分析 一、问题综述 某公司某单位有一台大型设备，供公司生产和科研之用。在工作的时间里，必须有一名操作员负责操作和维护，以及提供一些编程服务。公司网络信息中心的陈主任负责管理这一设备的运作。 现在是公司每年新招录员工刚报到的时间，陈主任面临如何分配新操作员工的问题。由于所有的操作员都是新招录进入公司的，每天都需要进行必要的入职培训和岗位认知，因此，他们每天只能在工作有限的时间内开展工作。 目前有6个操作员（4个本科生、2个研究生）。因为他们的电脑经验以及编程能力不一样，所以，他们的工资也不同。下表给出了他们各自的工资（单位: 元）以及每天可以开展工作的时间。

每个操作员必须保证一周最少工作时间，以保持对设备操作的熟练程度。这一规定硬性的，本科生（A、B、C、D）每周8小时，研究生（E、F）每周7小时。 计算机周一到周五每天从上午8点开到下午10点，任何时候都必须有一位操作员在职。在周末，计算机将由其他人管理。 因为设备的运行费用紧张，陈主任不得不考虑合理地分配每个操作员每天的工作时间，以使设备的操作成本最小。 二、问题定义 1、决策变量 a1、b1、c1、d1、e1、f1=A、B、C、D、E、F每周一工作的时间 a2、b2、c2、d2、e2、f2=A、B、C、D、E、F每周二工作的时间 a3、b3、c3、d3、e3、f3=A、B、C、D、E、F每周三工作的时间 a4、b4、c4、d4、e4、f4=A、B、C、D、E、F每周四工作的时间 a5、b5、c5、d5、e5、f5=A、B、C、D、E、F每周五工作的时间 2、目标：成本最小 成本= （a1+a2+a3+a4+a5）×10.00+（b1+b2+b3+b4+b5）×10.10+ （c1+c2+c3+c4+c5）× 9.90+（d1+d2+d3+d4+d5）× 9.80+ （e1+e2+e3+e4+e5）×10.80+（f1+f2+f3+f4+f5）×11.30 3、资源使用情况及限制条件 （a1+a2+a3+a4+a5）总量为18 （b1+b2+b3+b4+b5）总量为12

行政决策案例分析

药用辅料厂该不该兼并第三制药厂温县粮食局下属企业焦作市药用辅料厂，兼并了焦作市第三制药厂。这件事不仅开创了温县工业发展史上的先例，而且在全县以至整个焦作市都引起了强烈反响。 焦作市第三制药厂1980年建成投产，占地46000平方米，职工641 人，年产淀粉10000吨，曾有过辉煌的历史，产品在1988 年前畅销十多个省、市，远销日本、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年利润100 多万元。但由于设备老化，工艺技术落后，管理混乱，淀粉出品率低，产量质量不稳定，客户愈来愈少，企业效益下降，特别是投资600 万元新上的年产5000 吨的葡萄糖生产线半途而废，使企业不堪重负而被迫停产。停产时，固定资产和债权总额只有1088 万元，债务却达2100 万元，相抵后亏损1012 万元。 焦作市药用辅料厂1987年7 月正式投产，占地3500平方米，职工180人，固定资产110多万元，年生产淀粉5000 吨。由于设备和工艺技术先进，管理科学规范，淀粉产量稳定，质量好，供不应求，年产值1500万元，利润140 多万元，生产经营形势蒸蒸日上。 面对这种情况，粮食局局长原志高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何不借机让药辅厂将三药厂兼并?药辅厂虽暂时背个大包袱，但不久便可形成规模，成为抵御市场风浪的强者。思忖再三，他决定召开班子会议一议。会上，原局长刚把这一想法说出，立刻遭到了多数班子成员的强烈反对。有人说，自古以来都是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还没听说过小鱼吃大鱼；有的说：药辅厂效益再好，让它背上这个大包袱，非把它压趴下不可；有的说，风险太大了，万万使不得。结果会议不欢而散。 这件事传到了社会上，三药厂职工的反映也传入了原局长的耳朵，各方人士纷纷议论，各执一词，莫衷一是，多数持否定态度。面对重重阻力，他反复考虑：要想干成一件事，哪有不冒风险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要生存和发展，必然要冒一定的风险，只要有50%以上的成功把握，这件事就敢干。改革开放以来，粮办企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不断上规模，跨台阶，走过的不正是这样的路吗? 于是，他一方面组织有关人员对两个厂进行综合考察，一方面要求班子成员对这件事也要进行调查研究，每人都必须拿出有说服力的意见来。 专门研究兼并问题的局长办公会如期召开，主题就是“究竟敢不敢让‘小鱼' 吃‘大鱼'”。讨论在平和而又认真的气氛中进行，大体上有两种意见： 一种意见是不敢。理由有四点：①药辅厂规模小，小马拉不动大车。②药辅厂兼并三

论外交决策中的理性决策模式

论外交决策模式中的理性决策模式 摘要：“理性决策模式”是外交决策研究的基本模式，具有决策者的单一人格化、决策目标的现实主义化、决策过程的完美理性化三个基本特征，但该模式忽视了显示国际政治中决策机构的多元化、国家利益的复杂性、决策过程的非理性操作性，存在着局限性。本文试就“理性决策模式”的定义、基本内容和基本特征作一定阐述，并对其得失提出自己的评价。 关键词：理性决策模式、定义、基本内容、基本特征、优势、缺陷 外交决策虽然是针对外交、应对国际环境做出的决策，但是决策的基础还是国内政治，而且外交决策可能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作为一种危机处理方式，无论是金融、安全、环境、技术、文化、教育等等各个方面出现了问题，都可能涉及外交决策。因此，外交决策可谓“贯穿内外，包罗万象”。 此外，外交决策是如何做出的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模板，各国各地的国体政体、政治传统、民主程度都可能影响一国的决策方式。但是为了规范研究，学者们还是将外交决策模式在理论上大体上分为了三种：即以博弈论为主要方法的理性选择模式、以系统论和控制论为方法的官僚组织模式和基于心理分析法的认知心理模式。 理性决策模式（rational model），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格拉汉姆·艾里森（Graham T. Allison）在其《决策的本质》一书中所论述的“外交决策三大模式”之一，也是众多学者、专家用来观察、理解各国政府外交决策的传统研究视角。 一、“理性决策模式”的定义及基本内容 “理性决策模式”，即是在历史学的外交决策研究框架内，将国家或国家外交决策者看作是一个高度统一的行为体，并认为决策者能从理性出发，能依据同样的国家利益，在一切可供选择的外交方案中进行决策，以谋求国家利益的最大化的一种外交决策模式。 从这个定义可以看出，“理性”是“理性决策模式”的核心要素。那么，何谓理性？理 性一词（rationality）来源于拉丁词根“ratio”，带有“明智、理智”的含义，通常用来描述信仰范畴中的“坚持信念的方式”[1]以及行为活动范畴中的手段与目的之间的关系。理性决策中的“理性”属于后者。帕森斯(Talcott Parsons) 教

经济预测与决策案例分析

案例分析一（一元线性回归模型） 我国城市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支出预测 一、研究的目的要求 居民消费在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中有着重要的作用。居民合理的消费模式和居民适度的消费规模有利于经济持续健康的增长，而且这也是人民生活水平的具体体现。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居民的消费水平也不断增长。但是在看到这个整体趋势的同时，还应看到全国各地区经济发展速度不同，居民消费水平也有明显差异。例如，2002年全国城市居民家庭平均每人每年消费支出为元, 最低的黑龙江省仅为人均元，最高的上海市达人均10464元，上海是黑龙江的倍。为了研究全国居民消费水平及其变动的原因，需要作具体的分析。影响各地区居民消费支出有明显差异的因素可能很多，例如，居民的收入水平、就业状况、零售物价指数、利率、居民财产、购物环境等等都可能对居民消费有影响。为了分析什么是影响各地区居民消费支出有明显差异的最主要因素，并分析影响因素与消费水平的数量关系，可以建立相应的计量经济模型去研究。 二、模型设定 我们研究的对象是各地区居民消费的差异。居民消费可分为城市居民消费和农村居民消费，由于各地区的城市与农村人口比例及经济结构有较大差异，最具有直接对比可比性的是城市居民消费。而且，由于各地区人口和经济总量不同，只能用“城市居民每人每年的平均消费支出”来比较，而这正是可从统计年鉴中获得数据的变量。所以模型的被解释变量Y选定为“城市居民每人每年的平均消费支出”。 因为研究的目的是各地区城市居民消费的差异，并不是城市居民消费在不同时间的变动，所以应选择同一时期各地区城市居民的消费支出来建立模型。因此建立的是2002年截面数据模型。 影响各地区城市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有明显差异的因素有多种，但从理论和经验分析，最主要的影响因素应是居民收入，其他因素虽然对居民消费也有影响，但有的不易取得数据，如“居民财产”和“购物环境”；有的与居民收入可能高度相关，如“就业状况”、“居民财产”；还有的因素在运用截面数据时在地区间的差异并不大，如“零售物价指数”、“利率”。因此这些其他因素可以不列入模型，即便它们对居民消费有某些影响也可归入随即扰动项中。为了与“城市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相对应，选择在统计年鉴中可以获得的“城市居民每人每年可支配收入”作为解释变量X。 从2002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得到表1-1的数据: 表1-1 2002年中国各地区城市居民人均年消费支出和可支配收入

决策案例分析1

案例分析作业 案例1： 长江三峡工程决议案的诞生 1992年4月3日，是我国领导决策史上极为有意义的一天。在这一天，全国人大七届五次会议以1767票赞同、171票反对、664票弃权、25人未按表决器的结果，通过了《长江三峡工程决议案》，从此揭开了中国决策史上民主化、科学化进程的新一页。 三峡工程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可以说是继万里长城之后最大的一个工程。它将创造人类史上蓄水、发电、主题建筑物等多项世界纪录。国外专家盛赞它是21世纪最大的、最有雄心的土木工程。三峡工程的研究、设计、论证时间之长，参加专家之多，涉及问题之广泛，在世界建筑史上是十分罕见的。早在1917年孙中山先生就曾提出过修建三峡水电站，近一个世纪以来，三峡工程的最终决策经历了四上四下，多次反复的过程。终于全国人大七届五次会议为中华民族这一伟大的梦想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是否建设三峡工程，一直牵动着全国各族人民的心，仅建国后就论证了四十年，争论了三十年。在这些激烈的争论中，其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争论的实质，虽然有一部分是因为工程技术上的不同观点所引发的，但相当大的成分在于人们处于不同的环境，对最终决策建设三峡工程存在着不同的价值和心态。长江中下游地区是三峡工程的受益者，大都期盼工程能够尽快上马；长江上游地区，由于水库建成后将大面积蓄水，淹没大片的土地和家园，切身利益受到损害，因此

有所异议是十分正常的；还有一些专家学者认为，三峡工程建成后，原有的长江水域的许多宝贵的自然和人文的历史遗产必然会受到破坏，即使能够将部分文物迁出，仍然有相当多的文物被淹没在水下，会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全国其他地区也有人认为，三峡工程浩大，担心工程上马后会对整个国民经济形成巨大的冲击等等。正是因为全国各地人民的不同心态，在三峡的最终建设问题上形成了诸多的意见和建议。长期以来，三峡工程几上几下，国家的经济实力和工程技术力量固然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但我们更应该从中看到，在进行如同三峡工程建设这样超大型建筑工程的决策时，领导者必须慎之又慎。全国各个地区、各个行业的声音都必须仔细倾听，尤其是各领域专家的意见，必须加以吸取。同时，从全国情况看，必须考虑到人民的担心、异议甚至是反对的心理状态，决不能强制性地进行决策，否则一旦出现决策失误，给全国人民造成的精神损失和物质损失，是以后世世代代都无法弥补的。 从三峡工程议案的通过中，我们可以看到，进行领导决策尤其是进行重大问题的领导决策时，充分听取各方面的不同意见，详尽的收集信息，严谨周密的科学论证，科学化民主化的决策程序，严格认真的方案制定，精确高效的实际运作，乃至坚定有力的监督控制，这些都是完成一个高质量的、高效益的领导决策的必备因素。 （参见图春友编著：《现代领导心理学》，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1年12月第1版。） 分析与思考：

美国外交决策模式分析

美国外交决策模式分析 ——以中美建交为例 余丽 2013-2-15 15:36:51 来源：《郑州大学学报：哲社版》2008年1期作者简介：余丽(1964-)，女，河南郑州人，郑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国际政治、国际关系理论与中国外交的教学与研究，河南郑州450001 内容提要：中美建交，既受国际体系的影响，也受到美国国内因素的制约。美国政府在处理这一事件时体现了理性行为者、官僚政治以及组织机构三种模式的决策特点。这三种模式的结合使美国能够较全面地维护自身的国家利益，但也带来了一些难以克服的弊病。 关键词：理性行为者模式官僚政治模式组织机构模式中美建交 宏观层次的国际关系理论认为，是国际体系而不是国家内部的政治过程决定国家的国际行为，国家被当做一个理性、单一的统一体，国家的对外决策机制称为理性行为者模式。大部分探讨国家对外政策的文章都是使用这一分析模式。然而，单纯从国际层次进行分析的理论虽具有一定的解释性，但是它们“在实际存在的反常现象和理论的局限性的共同压力下很容易变得无能为力”[1](P42)，以至于这种单一层次的分析(国际层次)不得不让位于两个结合起来的分析层次，即国际层次和国内层次。按照亨利?基辛格的看法，任何政治家在做出外交决策时都受到两套因素的制约：一是其他国家的政治、势力和行动；二是从公众舆论到政府和官僚机构的态度这一系列内部条件[2](P157)。由此，国家对外决策机制的模式也加以扩大，出现了官僚政治模式和组织机构模式等，这两种模式都是考察国家内部的因素如何影响国家的对外行为。

中美建交是中美两国外交史上的大事，对国际局势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过程曲折复杂，扑朔迷离。回望当时的国际局势以及美国的国内政治如何影响着美国与中国建交的决策，让我们把分析的框架纳入上述的三种决策模式。 一、“大三角”关系与卡特的决策：理性行为者模式 自尼克松访华，开启中美关系尘封已久的大门以来，两国关系逐步进入良性发展的轨道。但美国历经尼克松、福特两任总统，与华建交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卡特上任之初也并没有把建交问题放在重要位置，可是国际局势的发展变化促使他在1978年初最终下定决心与中国建交。这些国际因素主要是：苏联的继续扩张和日益恶化的美苏关系；1978年初苏联向中国示好的姿态以及中苏出现和解的迹象等。 20世纪70年代以来，苏联加紧了与美国在第三世界的争夺，态势逼人。1978年初，苏联向古巴军队提供空运支持，并通过古巴企图策划在东非建立“红海联邦”。受挫后，苏联于1978年1-2月向埃塞俄比亚提供军事援助反对索马里，终于迫使索军于1978年3月退出欧加登地区。苏联在第三世界的地区争议中扩大势力范围的举动已经威胁到美国的全球战略利益。 自毛泽东逝世以后，莫斯科一直希望改善中苏关系，为此不断向中国作出示好姿态。虽然中国对苏联的建议反应冷淡，但有迹象表明，中国也在认真考虑松动对苏政策。1977年秋，中国政府决定派王幼平去莫斯科任中国驻苏大使。在此之前，中国驻苏大使职位已空缺了18个月。1977年11月初，中国领导人派外交部长黄华赴苏联大使馆出席在那里举行的苏联国庆日招待会，这是10年来

经济预测与决策(决策部分)

一、选择题 1、在实际决策中，要取得完全信息（B）。 A．是很容易的 B．是不可能的 C．是没有必要的 D．是能做到的 2、在决策方案选择中以“令人满意”准则代替“最优化”原则（A）。 A．具有实践意义 B．不具有实践意义 C．降低了决策标准 D．是不科学的 3、在个人决策和集体决策两种决策中，具有决策速度快、效率高特点的是（A）。 A．个人决策 B．集体决策 C．个人决策和集体决策 D．不能肯定 4、决策在融合各门相关科学理论与方法的基础上，形成多种不同的作用形式和具体分析方法，体现了经营决策的（D）。 A．指导思想的科学性 B．程序的完整性 C．内容的复杂性 D．方法的多样性 5、在决策中，决策的科学性原则体现在（D）。 A．决策程序上

B．决策方法上 C．决策方案实施上 D．以上都对、 6、决策过程有固定的程式和标准方法的是（ A ）。 A．确定型决策 B．未确定型决策 C．风险型决策 D．个人决策 7、在非确定型决策时，为了充分利用收益函数所提供的全部信息，决策者应该采取的决策准则是（ C）。 A.最小最大原则 B.最大最大原则 C.等概率准则 D. 准则 8、敏感度分析的目的是（B ）。 A、揭示决策方案如何受某些因素的影响 B、找到影响决策方案的因素 C、了解决策者对信息的感应度 D、提高决策的质的分析水平 9、在转折点上，最佳方案损益期望值与非最佳方案损益期望值（A ）。 A. 相等 B. 前者大于后者 C. 后者大于前者 D. 不能确定 10、借助决策树分析法评价、分析、计算某种方法获得信息的价值（B ）。 A、是不可能的 B、是可以做到的 C、是不必要的 D、可操作性差 11、某企业有三种扩大生产方案，产品的市场需求量有三等，其收益情况如下表： 如果决策根据悲观准则则应选择方案（ C ）。

国际战略暨外交决策分析解析

國際戰略暨外交決策分析 成功大學政治經濟研究所碩士班 陳欣之 壹、課程目標: 本課程主要討論國家在國際體系中如何應對安全困境，擴大本國權力與追求國際地位的戰略構成暨外交決策。 有關戰略暨外交決策，首先從國際體系之層次，討論位處國際無政府狀態中之國家，所面臨之安全困境暨國家追求安全之必要性。其次就國家分析層次，討論外交策略形成。最後就個人層次，研究官僚體系暨政府菁英，如何處理對外事務，探索外交決策的內容、特徵與模式。 本課程期望能夠透過討論、老師講授與同學之報告過程，培養修課同學對於大戰略暨外交決策相關研究成果之認識與運用，並作為深入研析國家對外決策之基礎。 貳、教學方式： 透過課堂提問及討論，瞭解國家外交暨戰略之構成與對外行為。 參、課程要求： 每位同學於課前閱讀指定參考文獻，報告閱讀心得並且參與課間討論。 每位同學需進行一次論文口頭報告及繳交書面期末報告。書面報告格式以《問題與研究》之格式為準，需有章節目錄、本文與參考書目。書面報告不得少於15頁。 口頭暨書面期末報告之前，需繳交二頁論文提綱，並在課間就此進行口頭報告。論文提綱需列舉研究源起、所欲探索問題、研究方法、問題假設、論證之基礎、可能的理論解釋以及最後同學在論文中所欲補充的看法。 論文撰寫請參考： Thies, Cameron G. 2002. “A Pragmatic Guide to Qualitative Historical Analysis in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Perspectives, Vol. 3, No. 4, pp. 351-372. Evera, Stephen Van. 1997. Guide to methods for students of political scienc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常用决策分析方法(基本方法)

常用决策分析方法（基本方法） 上一节我们说了决策分析的基本概念，这一节我们谈谈决策分析常用的三种方法：决策树法、Bayes方法、Markov 方法。 决策树法决策树法（decision tree-based method）：是通过确定一系列的条件（if-then）逻辑关系，形成一套分层规则，将所有可能发生的结局的概率分布用树形图来表达，生成决策树（decision tree），从而达到对研究对象进行精确预测或正确分类的目的。树的扩展是基于多维的指标函数，在医学领域主要用于辅助临床诊断及卫生资源配置等方面。 决策树分类：按功能分：分类树和和回归树按决策变量个数：单变量树和多变量树按划分后得到分类项树：二项分类树和多项分类树 决策树的3类基本节点：决策节点（用□表示）机会节点（用○表示）结局节点（用?表示） 从决策节点引出一些射线，表示不同的备选方案，射线上方标出决策方案名称。射线引导到下一步的决策节点、机会节点或结局节点。从机会节点引出的线表示该节点可能出现的随机事件，事件名称标在射线上方，先验概率在下方。每个结局节点代表一种可能的结局状态。在结局节点的右侧标出各种状态的效用（utility），即决策者对于可能发生的各种结

局的（利益或损失）感觉和反应，用量化值表示。绘制决策树基本规则：各支路不能有交点每一种方案各种状态发生概率之和为1 决策树分析法步骤：1 提出决策问题，明确决策目标2 建立决策树模型--决策树生长2.1决策指标的选择的两个步骤：2.1.1 提出所有分值规则2.1.2 选择最佳规则 2.2 估计每个指标的先验概率3 确定各终点及计算综合指标 3.1 各终点分配类别3.2 各终点期望效用值得确定3.3 综合指标的计算3.4 计算值排序选优树生长停止情况：子节点内只有一个个体子节点内所有观察对象决策变量的分布完全一致，不能再分达到规定标准一棵树按可能长到最大，通常是过度拟合（overfit）的。训练集：用于决策树模型建立的数据集测试集：决策树进行测评的数据集。过度拟合的树需要剪枝，即去掉噪声（拟合中的误差）。剪枝需要兼顾复杂度（节点数目）和预测精度（决策损失）。决策损失（decision lose）：指随机抽取的某一个个体，在树的某决策节点被错误分类所引起的效用损失。建立决策树的目的在于获得最高精度的分类或预测值，以期为决策提供依据。可按照这几个特性对其评估：准确、简洁、易行、易理解和能发掘复杂数据内在关系。Bayes方法在实际决策过程中，决策者通常是将状态变量当作随机变量，状态变量发生的可能性用先验概率（prior probability）表示，以期望值准则（expectation rule）作为选择最优方案的标准。但是先验概率

名词解释 外交政策分析

第三章 1，组织伦理之父——韦伯P88（207/255） 马克斯·韦伯（1864-1920）生于德国，曾担任过教授、政府顾问、编辑，对社会学、宗教学、经济学和政治学都有相当的造诣。韦伯的主要著作有《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般经济史》、《社会和经济组织的理论》等, 其中官僚组织模式的理论（即行政组织理论），对后世产生了最为深远的影响，韦伯因此被称为“组织伦理之父”。（其行政组组织理论正是产生于德国企业从小规模世袭管理到大规模专业管理转变的关键时期。）同时，韦伯和泰勒、法约尔被认为是西方古典管理理论的三位先驱，甚至有人将他与杜克海姆、马克思奉为社会学的三位“现世神明”。 2，韦伯的权力理论P88（276） 韦伯认为，任何组织都必须以某种形式的权力作为基础，没有某种形式的权力，任何组织都不能达到自己的目标。人类社会存在三种为社会所接受的权力：来自传统或世袭的传统权力，来源于别人的崇拜与追随的超凡权力，根据法律与规定的法定权力。在这三种纯粹形态的权力中，传统权力的效率较差，因为其领导人不是按能力来挑选的，仅是单纯为了保存过去的传统而行事。超凡权力过于带感情色彩并且是非理性的，不是依据规章制度而是依据神秘或神圣的启示，所以这两种权力都不宜作为行政组织体系的基础，只有理性和法律的权力(合法权力)才能作为行政组织的基础，其最根本的特征在于它提供了谨慎的公正。 3，官僚制P89 (228) 作为韦伯组织理论的基础，官僚制在19世纪已盛行于欧洲。韦伯勾勒的理想的官僚组织模式/官僚制具有以下特征：组织中的人员应有固定和正式的职责并依法行使职权；组织的结构是分层控制的体系；成员间的关系只有对事的关系而无对人的关系；成员有严格的资历限制和选用制度，并建立了奖惩与升迁制度；通过对成员的专业分工与技术训练提高工作效率。官僚制的提出，为行政组织指明了一条制度化的组织准则，为社会发展提供了一种高效率、合乎理性的管理体制，目前已经成为各类社会组织的主要形式。 4，施耐德外交决策P90-93 (292) 施耐德从决策的视角研究外交政策，研究对象主要是“黑箱子”内部的决策组织和决策者个人的决策行为。由于研究内容涉及组织运作、官僚政治、认知心理等，被成为外交决策学的“大理论”。施耐德认为，研究外交政策的过程与研究其结果同样重要，对外交决策过程的研究就是外交决策学。他指出，外交决策的研究主题仍是民族国家，其主要概念有作为行为者的国家、目标、手段和情势；外交政策行为是职权范围、沟通和信息，动机三个要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施耐德用系统分析法为外交决策研究提供了一个框架，这个框架有两个支柱：决策组织的形态和互动；决策者的心理状态。这是这两个支柱内外各种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导致了决策的最终形成。 5，研究框架P93 （232） 施耐德用系统分析法为外交决策研究提供了一个框架，这个框架有两个支柱：决策组织的形态和互动；决策者的心理状态。这是这两个支柱内外各种变量之间的

决策管理案例分析

案例1：XX有限公司 罗德兹博士发火了“这应该是一项非常简单的决策，因为只有两种选择，我实在不明白它怎么会变成这么大的一个问题。我只是让你们去挑选一台机器而已”，管理委员会都面有愧色。 问题已经酝酿了好几个星期了，虽然约翰·罗德兹已经预感到了它会发生，他还是非常生气。当他还是一名年轻的化学家时，他创建了这家公司，至今已有十三年了，公司一直避免了政策方面的激烈争论，目前就这个小问题发生争论，这令他感到困惑和不安，特别是这发生在公司已经完善以后。 罗彻姆有限公司是最大的独立公司之一，它主要向仪器加工业供货。它在20世纪60年代末首次获得成功，这归功于一种食品防腐剂，它主要用于肉制品的保鲜，当时是用利兰太(LerentyI)的名字出售的。此后它们又开发了食品染色与食品包装方面的产品，目前，利兰太在公司销售总额中只占25%。 决策 争论的发起与替换用于生产利兰太的一台加工机器有关。一共只有两台机器，它们都是由当地的切迈克斯（Chmex）公司出品的。其中较旧的一台机器发生了故障，频繁的停机，再加上质量水平的不稳定，使产出水平只能勉强达到要求。现在的问题是，应当用新的切迈克斯机器替换旧的，还是购买市场上仅有的符合加工要求的一家德国产AFU机器？首席化学家对两种机器进行了比较，如附录图1所示：

问题由新成立的管理委员会主持解决，约翰?罗德兹最近宣布，公司已经初具规模，从前所彩的专制的（尽管比较友好）决策方式应该改变了。委员会由四名高级经理组成，他们是：首席化学家和营销经理，他们从公司创立起就在公司工作；还有生产部经理和会计师，他俩加入公司只有6个月之久。这是委员会的第二次会议，罗德兹已经开始为当初的决定后悔了。 下面列出的就是委员会各位成员提交的信息以及他们对决策的表态。 1．营销经理 今年对这种防腐剂的市场需求已经达到了2000万英镑的规模，其中罗彻姆公司占大约48%的份额。市场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特别是很多防腐剂用户现在能够买到与利兰太相似的产品，竞争的结果是市场对价格的反应敏感多了。 将来的市场走向有些不确定。很明显市场不会萎缩（从需求量看），最乐观的估计表明4年后市场规模将达到2400万英镑（按当前价格计算）。然而，有些业内人士认为，如果考虑到食品防腐的潜力，当前的市场只不过是冰山的一角罢了。特别是考虑到几乎被打开的出口市场。 利兰太是根据顾客的专门要求以固体、粉末或液体形式出售的。然而，尽管比较复杂，价格仍与所使用的化学品的重量相关。比如，今年的平均市场价格大约是200英镑/千克。当然，根据订货量朱同价格也会有所变动。 目前，我主要关心的是确保每个月利兰太的质量和数量，虽然生产部门从未让我失望过，但我担心除非我们迅速买到可靠的新机器，否则这样的事很快就会发生。德国的机器几周后就可正式投产，而且产品的质量会更好。而且，如果需求增加，我不是说需求一定增加，德国AFU机器可以提供额外的生产能力。我承认现在我们还没有扩大防腐剂市场份额的打算，我们应该优先考虑开发其他产品。当这一目标完成后，我们再回头来关注防腐剂问题。 2．首席化学家 首席化学家是罗德兹的一个老朋友，每种新产品的研制，大体上由他俩共同负责。目前，他的主要预算用于改进基本的利兰太，它主要用于酸性丰富的食品，譬如水果。这并不容易，至今仍未有什么结果，但这位首席化学家仍保持乐观。 如果我们成功改进了利兰太，市场需求一夜之间就会鄱番，我们就会需要额外的生产能力。我知道如果选用德国机器就要承担风险，但公司就是在把筹码押在了我们的研究成果之后才成长起来，我们必须继续表现出信心。

预测与决策的数量分析方法

神经网络在多元非线性预测分析中的应用 摘要 在很多实际应用问题中，通常会涉及很多变量，需要研究变量之间的关系，很多时候变量之间的关系是不确定的，需要用一个函数来近似表示这种关系。数据拟合就是根据变量的观察数据研究某些变量之间的近似函数关系，用来帮助我们认识事物的内在规律和本质属性。但在实际应用中经常会越到一些复杂的非线性系统，这些系统状态方程复杂，难以用数学方法准确建模。在这种情况下，多元统计分析的数据拟合方法是基本失效的，但我们可以建立神经网络表达这些非线性系统。该方法把未知系统看成是一个黑箱，用系统输入输出数据训练神经网络，使网络能够表达该未知函数，然后就可以用训练好的神经网络预测系统输出。 关键词：BP神经网络，多元统计分析，径向基网络 一、线性回归问题 用线性回归方法拟合人的耗氧能力y与以下诸因素（x1表示年龄，x2表示体重，x3表示跑1500米所用时间，x4静止时心速，x5表示跑步后心速）之间的关系：

在matlab中做回归分析 编写程序如下： 得到 x x 1655 x . 121x - - = - .0 - x y- 0399 3471 4 .0 5 1587 3 .0 2093 1 0167 .0 .4 2 由分析表可以看出其中x2和x4的p值都远大于0.0001是极不显著的，所以将x2和x4剔除之后利用MA TLAB做回归分析。 剔除变量x2和x4之后得到： 得到方程式：5 x 118x x y- = - - . .0 3 .0 1561 5694 .4 3254 1 0135

虽然上次剔除了最大显著的线性项，并且整个方程式极显著的，但不认为上式就是最好的回归方程，还应尝试做非线性回归分析。 以下为做二次回归分析得到的分析表： 将上述三种表达式的拟合效果图合并到一个图中可以看到完全二次回归的拟合效果较好，5重和三重线性回归拟合效果差不多。 二、一元非线性回归分析 找出年龄与头尾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