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崛起的文化成因

晋商崛起的文化成因

一、深厚的人文背景

（一）、文、人、商

人，是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的内在因素与根本动力，而文化则是使人具有这种因素和获得这种动力的源泉与酵体。因此，对于经济、社会，特别是对于人来说，文化始终都是其维系生命、焕发活力、凸显效能与实现提升的精神母乳与道德基因,其作用不仅是极其重要的，而且是无法取代的。晋商的形成与崛起，实际上正是一个文化作用于人，并通过人的优化与提升而作用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过程。在一定意义上，我们或可认为：没有文化，就没有晋商，更不会有晋商的兴旺与辉煌。

山西之所以会出现“晋商”，从根本上去考量，从源头上去追索，则恰恰是由于文化的洇酿与驱动。或可认为，如果山西没有深厚而丰富的商业文化积淀，那就肯定不会有后世的商业繁荣和“晋商”的形成与崛起。这是一种内在的必然，这更是由于规律而使然。任何一种事物的发生和发展，都是可以从文化上找到根据、理由、动力和原因的。晋商在山西的出现就是这样。

（二）商业文化对晋商形成与崛起所产生的积极效应和巨大影响

被尊为商业鼻祖的陶朱公——范蠡，和与陶朱公齐名的猗顿，其商务思想与商业成就便都与山西有着至为密切的关系。在范蠡和猗顿之后，司马迁还盛赞了同属于晋人的魏国大商人白圭和赵国大商人郭纵。此外，像以“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而名世的帝舜，在商业意识和财富认知上的创举；像用“轻关易道，通商宽农”而励商的晋文公，在通商管理和营商导向上的突破；像作为改革家魏文侯之智囊的段干木，在商业政策和经营推介上的贡献等，就都既是晋商所特有的地域文化根脉，同时又是华夏文明在其商业板块上的历史刻度。这说明，晋商所拥有的商业文化资源之富厚、商业文化根脉之久远、商业文化源流之丰沛，都是既列于全国之首，又居于古今之冠的。

（三）、晋商对传统文化精神、文化智慧、文化伦理与文化道德的高度崇仰、自觉接受和不断弘扬、发展与创新

晋商的出现及其与文化的关系，实际上就是这样一个传承、转换和在长期社会实践中凸显与应用的过程。在晋商中，不仅有许多商业理念和经营之道都与其文化祖源如出一辙，而且更有许多驰名的晋商其本身就是在文化上颇有建树的智者和儒者。如蒲州晋商王现所提出的“利以义制”；另一位蒲州晋商范世逵所主张的“奇货可居”和“人弃我取、独辟蹊径”；

清代前期一度堪称山西首富的平阳晋商亢氏所提出的“笃志力学，至老不倦”。又如，太原晋商后裔阎若璩，原本就是一位大学者和大考据学家，而另一位太原晋商王惠的先祖，则是《四部备要》和《万有文库》的作者王琼。再如，商名远播的静升王家、车辋常家、张原范家、北洸曹家、祁县渠家等，就都有多人既在考场上取得了功名，又在官场上博得了仕任，还在文场上出版了著作。像这种一门兼有商、官、儒，一人兼为学、仕、贾的现象，在晋商中那可真是极为普遍的。虽说500 多年间次第致富的晋商何止成千上万，但其中却绝对没有出现过一个不关涉文化与教育的晋商家族。

在有的时候，一些晋商由于出身贫寒，乃致其初始创业者出现了教育缺失和文化欠有的现象，像祁县乔家生意的创始人乔贵发就是这样。但即使是像乔贵发这样以卖豆腐、豆芽开始走向致富之路的晋商，其在文化上虽有先天不足，但却同样不乏后天弥补、后代争锋的强烈文化期待与高度文化自觉。事实是，不仅乔贵发本人在经商实践中文化水平不断有所提升，写信、记账、打算盘都非常精到，而且他对于商业理念和经营方略也都相当精通。至于在其后代中，那就更有中举入仕乃至出洋任使的俊彦之才了。

（四）小结

从以上论述和例举中，我们不仅可以清楚地看到山西悠久而丰厚的商业文化对晋商形成与崛起所产生的积极效应和巨大影响，而且也能够明晰地感知晋商对传统文化精神、文化智慧、文化伦理与文化道德的高度崇仰、自觉接受和不断弘扬、发展与创新。这一文化泽延与文化反哺的过程与成效，恰恰正是晋商在其形成与崛起过程中所不可或缺的极其重要的精神引力与行为动力，同时也是晋商得以兴旺和发达的思想火炬与操作规程。

二、典型的以“文”促“商”

（一）、儒家文化轴心

中国社会在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精神导向与意识主宰，基本上是以儒家文化为轴心的。而儒家思想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便是崇“义”而轻“利”。

中国的商业文化，就是在这一大文化背景下形成和产生的。晋商文化自然也只能是这一特定社会条件下的特定思想与精神的产物。这对于晋商文化来说，显然具有二重性——既是一种制约，又是一种规范。但当这种制约和规范形成合力共同作用于晋商文化的时候，那则会形成一种强大的规约制衡与道德拉动，从而本能地赋予了晋商文化以鲜明的儒学意蕴，即“义”与“利”的天然组合和因果契应。

（二）、重“义”的晋商商业境界

在晋商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尽管有恃于各种各样的客观条件与直接原因，但从根本上

讲，这个“儒”与“商”、“义”与“利”的逻辑链条和因果关系的确立与实施，才是最最重要的。我们说诚信是晋商成功的生命线，而诚信也只不过是“义”的一种延伸与衍生而已。“义”的最重要和最本质的含义，就是正义和公益。想想看，当一个商人在用这种精神和这一原则为人、处事、做生意的时候，那该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景况和效果呢！当然是尽善尽美。当一个庞大的商帮在自觉地把这种精神和这一原则作为高度的共识与严格的矩范而予以遵从和贯彻的时候，那又该产生一种什么样的反响和效应呢？自然是至优至淳。一个商人、一个商帮、一个庞大的商贾群体，能够在几百年的时间里，坚持不懈地通过以赢利为目的的商业与金融活动，而创造出这样一种尽善尽美、至优至淳的营商环境和买卖关系，那该是一种多么巨大的成功和何等高尚的快慰啊！

晋商就是这样——它不仅营造了这样的商业氛围，而且也进入了这样的商业境界。晋商之所以成功、之所以赢利、之所以发财致富，与其能够营造这种氛围并进入这种境界关系极大，而能够营造这种氛围并进入这种境界，又与其“利以义制”的文化理念和文化精神关系极大。把“义”与“利”结合起来、统一起来，并形成一种以义制利、以利弘义的链式逻辑与因果关系，是晋商文化的最大特征和至高创意，也是晋商在创造巨大物质利益与货币财富的同时，所作出的另一重大贡献。

晋商文化不仅是对晋商的形成与发展起了引领、促动、淳化和升华的作用，而且也为中国商业文化和世界商业文化的建构、完善、创新与发展，起到了启发和示范的作用。对于此，我们只要将欧洲资本主义与中国资本主义的不同发展方向和路径作一对比，便可洞见晋商文化的特质之优异与效果之显豁。

（三）、小结

由此可见，晋商文化的形成，是有着深厚、久远、丰富而优良的底蕴与根脉的。而当晋商文化在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对儒家文化的变革的基础上一旦构建起来，并不断地从实践中趋于丰富和完善的时候，它便自然而然地要成为晋商的思想之引擎、精神之依托和智慧之源泉。晋商之所以能够在横跨中国明清两个朝代的540 多年中纵横驰骋、叱咤风云，创宏业于南北商埠，执牛耳于大千世界，与晋商文化对其所发挥的滋育、涵养、引领和驱动作用关系至为密切，作用至为巨大，影响至为深远。

三、成熟的理论构建

（一）、基本内容

对于任何社会形态中的任何构体来讲，经济和文化始终都是互为依托、互相促动的两只翅膀。经济是社会构体的形骸与脉理，文化是社会构体的灵智与神韵，只有这二者在互补、

互动、互促、互济之中同驱共进，这个社会构体才会是充满竞争力和创造力的，也才会是具有活力与魅力的。

晋商既然是一个经济构体，其对经济的执重和占有自不待说，但如果文化之翼由于萎缩而一旦失去活力与张力，那么，这个虽然松散、但却庞大的经济构体便自会由于灵智和精神的缺失而陷于迟滞与瘫痪。所幸的是，晋商在其500 多年的存活与发展过程中，不但没有出现这种文化贫血现象，而且基本上还是表现出一种向前、向上、向荣、向优发展的大趋势，并使晋商的生命历程比一度发展势头相当强劲的徽商还延长了几近200 年这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文化的力量使然，文化的作用使然。文化在赋予晋商以生命光彩的同时，也极大地激活了晋商自身所蕴藏的创造力和进取力。

在对晋商发展作出思想、精神、学术和理论贡献的同时代人中，有的是知名专家、学者，如袁继咸、傅山、戴廷栻等，而更多的则是出身于晋商门庭的文化人，如王现、张四维、渠本翘、乔尚谦、刘奋熙、常赞春、李宏龄、孟步云等。

（二）、思想和理论贡献的代表

傅山和戴廷同为大学者袁继咸的学生，而戴廷和傅山又与顾炎武同为明清之际的硕学与名士。他们都有很高的学术名望和很大的社会影响，他们也同时都是晋商的谋划者和支持者。傅山说：“何以聚人？曰财。自然贫士难乎有聚矣。家、国亦然。故讳言财者，自是一教化头骨相耳，常贫贱傲语仁义之人大容易做也。”傅山作为一名明朝的遗民，其对明朝之灭亡自然是痛彻肺腑的。他的这段话，其实正是从明朝由于国库空虚乃致民生凋敝和无力抗清，最终亡国的事实中总结出来的。傅山不仅认为“财能聚人，家、国亦然”，而且主张：“生人之有为也，本以富生人。富生人而治人者，乃有为。”在他看来，财富是凝聚人心、团结民众、增强国力的必要条件。由于经济是基础，一定的物质条件是人们得以生存的基本保证，所以，能否给人民提供充分的生存条件和优裕的生活资源，也便自然要成为考量“管理者”的能力与水平的依据，衡度“治人者”的政绩与贡献的标准。

（三）、开拓者和实践者代表

在晋商文化的建构中，傅山是以文人学士之身份而做出思想和理论贡献的代表。而以晋商开拓者和实践者身份参与晋商理论创造并颇有成就和影响的代表，则当推明代蒲州大盐商王现（1469—1523）和清朝末年的著名票号改革家李宏龄（（1847—1918）。

王现之事功，特别是他对晋商的理论贡献，乃是与他说过的一段话紧密相连的：“夫商与士，异术而同心。故善商者处财货之场而修高洁之行，是故虽利而不污；善士者引先王之经，而绝货利之径，是故名必有成。故利以义制，名以清修，恪守其业。”这是一段话，但

这又绝不仅仅只是一段话。

与王现一样，对晋商文化做出重要贡献的李宏龄，则是毕其一生投身于晋商的票号事业的。他从15 岁时进入蔚丰厚钱铺当学徒开始，就一直再也没有离开过票号金融业这个岗位。他不仅先后担任蔚丰厚票号上海分号、汉口分号和京师分号的经理长达30年，而且从自身从事金融管理与货币营运的实际体会和实践经验出发，潜心进行有关金融与票号的理论研究，长期致力于对金融创新和票号改革的具体推动与深入探析。在实际工作与理论研究相结合的基础上，李宏龄在对票号的管理与经营中不但充分发挥了票号的社会职能，率先推行了电汇业务，而且与此同时，他还敏锐地发现了新形势下票号所出现的种种弊端和所存在的局限性，并由此而首先提出改票号为银行的设想。

四、高雅的精神追求

晋商是一个以营商牟利为其主业的庞大商帮，但同时也是一个具有精神内涵和文明素质的文化构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晋商的出现和存在，无疑是对传统商人形象和固有营商行为的修改与颠覆。晋商的经营理念和目标追求，始终都是除了赢利之外，还要赢理、赢德、赢义、赢人。而当这理、德、义、人与“利”发生矛盾冲突的时候，他们则会毫不犹豫地坚决舍利而明理，舍利而弘德，舍利而彰义，舍利而恤人。

这是什么呢？这便是晋商文化的核心与本质。晋商就是这样走过来的。这也正是晋商在商场上始终坚守赢理、赢德、赢义、赢人所得到的丰厚回报与深切感悟。

晋商何以会具有这样的素质？它又是怎样悟出这个道理来的呢？从根本上说，就是文化使然。

晋商文化的表现形式不一而足，晋商文化的实现路径多种多样。晋商对从业人员有着严格的文化要求和文化考核，普遍崇尚文化和积极汲取文化是晋商的一种兴业手段与精神追求。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作为一个商业群体，晋商在长期的营商活动中，成功地孕育出一个同样庞大而有为的文化群体。在晋商中，举凡从生意场上获得成功者，几乎都是仕宦门第、书香传家，特别是一些晋商家族的创业带头人，其本身就是识深厚、学养丰盈的大文化人。

当然，对于晋商来说，其文化并不仅仅凝聚和体现在这些晋商家族中的“文化人”身上，而是极其广泛、极其深刻地渗濡在晋商这一庞大商业群体的细胞之内与血脉之中，并已成为他们的一种公共意识和共同追求。当然，对于晋商来说，其文化并不仅仅凝聚和体现在这些晋商家族中的“文化人”身上，而是极其广泛、极其深刻地渗濡在晋商这一庞大商业群体的细胞之内与血脉之中，并已成为他们的一种公共意识和共同追求。

五、总结

文化对于晋商的重要性，不仅取决于文化对晋商的思想营养与形象塑造，更取决于文化对晋商的智能开发与精神升华，特别是取决于文化在晋商缔造其人生与发展其事业中所产生的积极效应和所发挥的巨大作用。

是的，晋商喜爱文化，但却并不仅仅止于临渊羡鱼；晋商拥有文化，但却并不是只把文化当做案头的清供。晋商崇尚文化和占有文化的全部动机和目的只有一个，那便是要实践，要改造，要用！惟其如此，文化对于晋商才会具有这样强大的推动力和这样弗可缺如的重要性。这便是晋商所赋予文化的活性与理性。对于此，学界也是极为关注和充分认可的。

显然，晋商不仅具有对文化的笃爱之心和厚积之效，而且更有对文化的创新之愿与应用之切。由此可见，晋商在搏击和驾驭商海之风浪的同时，也在关注和促动着文潮的趋势与走向。因为在他们看来，“文”与“商”不仅秉具因果关系，而且尚存连锁效能。正是因此，他们才会在赢得中外商界“重视”的同时，也为“商界”赢得了全社会的敬重！

晋商文化

一：简答题： 1：简述晋商的特点： 晋商文化源远流长，诚实守信，艰苦奋斗，商业金融业结合，重视行会作用，聘用同乡人。有一下特点： 第一，唐晋遗风的管理理念。 第二，关公崇拜的商业伦理。 第三，重商立业的价值观念。 第四，乡土轴心的理财文化。 第五，人本思想的企业文化。 第六，官商相维的展业思想。 2：简述明清时期票号的组织架构： 其组织结构为三种人：东家、掌柜、伙计。大掌柜具有独立的经营权，东家不能插手经营活动。掌柜和伙计可以人力入股，享有分红的权利。票号的所有人员一律是山西人。 山西票号的血脉里渗透着传统文化的浸润，“以义制利”是其基本准则。《清朝续文献通考》称：山西票号“法至精密，人尤敦朴，信用最著” 3：简述晋商的关公信仰： 什么是关公信仰呢？其实就是四个字：“忠义仁勇”。晋商坚持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把关公的忠义诚信精神直接引入商界，作为经商的核心理念，提出“商与士，异术而同心”。主张经商首重信，次讲义，第三才是利。晋商以关公等山西先圣先贤为楷模，忠于国家，忠于家庭，忠于商号；在商道，讲仁义；与友交，讲信用。宽厚待人，以义取利，以利厚人，表现了商道即人道的精神，培育了晋商忠诚、崇礼、仁义、守信等共性特征。 4：简述山西文化区的划分及特点： 民俗文化的地域划分，不完全等同于行政区域划分，而是与地理环境、经济生产、方言土语、民间音乐、地方戏曲等有密切关系 晋南地区：这一带古代是耕读文化，农业生产以麦为主，饮食习俗以馍为主。 晋中地区：是古代中原民俗文化与北方民俗文化的交错之地，胡汉相融。农业生产以麦为主，辅以杂粮 晋北地区：这一带古代是草原民族与农耕居民冲突的地带，农业生产以杂粮为主;饮食习俗吃莜面、土豆; 上党(晋东南)：出入河北、河南的重要孔道，太行山险峰陡立，农业生产以粟谷为主。 晋西地区：晋西地处吕梁山西侧至黄河以东，西渡黄河与陕北相交，汉时属西河郡地。农业生产以粟豆为主。 二：论述题： 1：为什么说山西是华夏文明的摇篮？ 山西地区是中华民族的发源地，是华夏文明的摇篮。传说中“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都在这块土地上。上古时代女娲氏炼石补天、神农氏尝百草、愚公移山、精卫填海、舜耕历山，柳氏一门的祖先“和圣”柳下惠坐怀不乱等均发生于此。 山西地区历代名臣良将辈出。战国时代著名的政治家张仪、名将李牧、汉代名将卫青、霍去病、霍光、三国时期名将关羽、徐晃、唐代名将尉迟恭、薛仁贵、唐代诗人柳宗元、宋代宰相司马光、名将狄青、杨家将、明代重臣王琼、清代第一廉吏于成龙……均诞生于此。

晋商文化

晋商特征 一是封建政府把他们作为政府推行财政政策和提供军协饷供应的工具； 二是商人与封建政府之间有着不一般的相互结托关系； 三是利润的封建化。 所谓山西商人作为政府推行财政政策和军协饷供应的工具，主要是指其中的大商人，即皇商、官商、大盐商、洋铜商等。如开中法的实行，就是明政府为北方边镇军队筹集军饷，实行由商人提供边镇军队粮、布饷需，换取盐引，到指定盐场支盐和贩运盐斤。明政府通过这一办法的实施，既解决了北方边镇军饷，又收到了盐税，而山西商人也因此而兴起。 入清后，清政府则把山西视作“商贾之途”，是“财赋有出”之地，另眼看待。清王朝在为巩固其政权所进行的平定三藩之乱、平定准噶尔部噶尔丹叛乱、平定大小金川叛乱，及在镇压川楚陕白莲教大起义、太平天国、捻军起义等的军事行动中，都得到了山西商人在财政上的支持。在清代的皇商中，最著名、资本最雄厚的是山西介休范氏。范氏除了为内务府来办宫廷用品外，从康熙到乾隆年间又为清政府运送军粮，建立了功勋。当清廷制钱用铜奇缺时，范氏又作为最大的洋铜商，往返于东土与东瀛间。 山西票号创立后，山西商人又为清廷代垫代办汇兑军协饷、筹借汇兑抵还外债、代理部分省关的财政金库等。光绪二十六年（1900）庚子事变发生，西太后、光绪帝西逃，途经山西时，又由山西商人借银40万两，以解皇室经济开支燃眉之急。事后，清廷令各省解京饷款，改汇山西票号老庄——平遥、祁县、太谷，顿时山西平、祁、太票号总号成了清廷总出

纳。次年，西太后、光绪帝由陕返京，仍由山西票号继办“回銮差款”汇兑。所以有人说：“山西票号是清廷的财政部”，此话是有一定道理的。 山西商人与封建政府之间的结托关系，表现形式很多，如明代扬州盐商，商籍有山西而无安徽，正是山西商人与政府有着特殊关系，政府优待山西商人而歧视徽商之明证。入清后，借着前期对后金叛乱政权输送物资，甚至传递文书情报的关系，山西商人在政治方面的优势更加强大，徽商为了争取上风，不得不采取交际方式笼络政府官员。（参见余英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内在超越之路》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山西商人也与清政府达到了如胶似漆的地步。以山西票号来说，他们先从经济上帮助穷儒寒士入都应试和走马上任。儒士一旦考中，票号便利用其关系代为运动，放任外官。这些靠票号从经济上帮助走上官场的儒士，以后便成为与票号有着特殊关系的官员。 山西票号还为一些人代办代垫捐纳官职。咸丰时，清政府为筹集军饷，大开捐纳鬻官之门，规定文官可至道台，武官可至游击、京堂二品、各部郎中，鬻实官和虚衔。山西票号乘机居间揽办，对捐官者票号予以保守秘密，而票号也得到了官僚的庇护。对于在任的王公大臣，山西票号更是施尽手段交结。陈其田《山西票庄考略》称：“票庄与官僚的私下交结，更多趣闻。……在京的几个大的票庄，拉拢王公大臣，在外省的码头，不啻为督抚的司库。”最著名者，如蔚盛长交好庆亲王，百川通交好张之洞，协同庆交好董福祥，志成信交好粤海关监督某氏，大德通交结赵尔巽和庆亲王，三晋源交结岑春煊，日升昌交结历任粤海关监督、庆亲王、伦贝子、振贝子和赵舒翘等。据说张之洞因母守制三年后，从原籍赴京想谋取更高

晋商兴衰的原因分析

晋商兴衰的原因分析 内容提要：二百年前，晋商的商号已经遍布中国各大城市，远及西伯利亚、东南亚甚至欧洲等地，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仍执中国金融界之牛耳，达到鼎盛。他们的经商才能让犹太人却步；他们积累的财富让皇室羡慕；他们的经营制度和策略，当代人都无法企及；更重要的是，他们把中国的传统美德在商界发挥得淋漓尽致，把商人而且是群体商人的操守推到了一个近乎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高度。但是，它又在很短的时间内衰落了，这使我们不禁会问晋商兴起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又很快衰落了呢？ 关键词：晋商、兴衰、 明清时代的晋商，是山西人永远的骄傲。他们凭着肩扛力挑，凭着诚实守信，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借助一次又一次的机遇，让自己的商业王国不仅覆盖了全国而且延伸到欧亚大陆，以及日本和朝鲜。在中国历史上，他们是推动和主导中国商业革命和金融革命的主力军。但为什么他们又突然在近代衰落下去，甚至忽然销声匿迹了呢？ 一、晋商浅释 “晋商”的含义有两个方面。山西是古晋国的封疆，简称“晋”，凡山西从事商业工作，经营商品交易的商人，都可泛称“晋商”，包括从事国营（工）商业者和私营（工）商业者。《辞海》（缩印本）也说，晋商俗称“山西帮”，亦称“西商”、“山贾”，又说为“中国旧时山西省籍的商人”。另一方面是专指古代晋国经营商业和从事商品交易的商人。《国语·晋语》中曾说：“（晋文公）轻关易道，通商宽农。”又说：（晋都）“绛之富商，韦藩木楗，以过于朝，唯其功庸少也，而能金玉其车．文错其服，能行诸侯之贿。”可知晋国早在春秋时期已经成为“工而成之，商而通之”（《史记·货殖列传》）的诸侯国，出现了“千乘之国必有千金之贾”以（《管子·轻重甲》）的商贾阶层，且成为晋商社会的上层人物。 “晋商”——一山西商人这个社会群体，自古代晋国时期出现，经过“开放关市，招徕商贾，以有易无，各得所需，四方来集，远乡都到”（《礼记·月令》）的漫长的原始、半原始经营活动的艰苦岁月，发展到明代中叶，随着国内资本主义工业的萌芽和兴起，商品交易的发达，山西商人以善于经营商品交易的智慧和才能，乘势崛起，逐渐形成一股以地域关系、乡土纽带为特征的商行帮会群体。 二、明清以来晋商兴盛的原因 1、地理及自然条件 山西居天下之中，是沟通四方贸易的要冲，又与帝都长安、开封、北京相邻，王者之都，自然是高消费的城市。山西地接边塞，为历代与塞外民族通商的桥梁。因此，山西所处地理位置和便利的交通条件十分适合经商。山西素有“八分山丘二分田”之说，境内除有起伏的山丘外，北部地瘠民贫，南部和中部汾河沿岸，虽稍多活土，但“地狭人满”，农田不足。据统计，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至1949年山西省人均耕地由10.82亩降至4.88亩，其中清嘉庆十七年(1812年)人均耕地达到最低点，且十年九旱，即使是丰年，居民的粮食也常感不足，从而迫使很多人不得不外出经商。这就为晋商的崛起奠定了社会基础。 2、明、清以来商品经济的发展 入明以后，新统治者为了稳定和巩固其统治，对农民、工商业者采取了一系列的让步政策，诸如兴修水利、奖励垦荒、移民屯田、推广桑棉种植、减轻商税、严惩贪污等，从而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同时，全国水陆交通进一步发展，简

晋商的启示

晋商的启示 在缺少明确的经济运行规则的背景下，晋商的成功并不在于简单的成本质量的竞争，而在于建立了一套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经济伦理道德准则。如今，中国许多企业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却忽视了应该遵循的伦理准则，结果造成了目前“重经济，轻伦理”的状况，与晋商时代的“经济伦理并行”的准则发生了严重的背离。我们经济上前进了，但企业伦理上倒退了，这对于实现企业以及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十分不利。 如果我国的企业不能继承历史上晋商的优良伦理道德准则，便无法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背景中获取长期的竞争优势。晋商成功的经验在市场经济发展的今天，对当代中国企业伦理的建设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价值。 注重诚信的经营伦理观 诚信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中最为重要的内容之一，是传统文化的精髓。现代市场经济最为重要的要素是诚信文化，诚信既是一个企业与经营者的经济生命，也是不断提高企业竞争力的根本途径，同时又是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保证。 从企业生存之道来看，诚信是维持企业可持续发展的主要文化因素。中国历史上，凡是成功的商业经营者都是以诚信为先，靠诚信打造百年商誉。诚以待人、珍视商誉是晋商经商成功的秘诀。他们以诚信为经营处事的准则，以做“善贾”、“良贾”为荣，并以严守信誉作为商业道德，代代相传。有的父祖辈经商遇险破产，若干年后子孙从商发迹，对本来无须承担的陈债仍主动代先人偿还。诸如此类之事，屡见不鲜，在国内外传为美谈。 外国人曾评论说：“这种品德在世界其他地域从未见闻。”梁启超也评论道：“晋商笃守信用。”信誉高自会招徕主顾。山西祁县乔氏在包头开设的复盛公商号，做生意以诚信为本，不图非分利润，在

客户中威信很高，人们都愿意购买复盛公的商品。曾有一次，复盛油坊经手职员为图厚利，在油中掺假，掌柜发现后，立即另行换装，以维护商号信誉。太谷广生远药店，制作名贵中成药定坤丹，参非“高丽”不选，茸非“黄毛”不用，信誉著于市场，买主对“广生远”三字深信不疑。 历史上，晋商诚信立业，诚信兴业，堪称典范。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由于体制转轨等种种复杂原因，我国商品市场与要素市场造假贩假、欺诈经营、赖账逃债等现象愈演愈烈，以致信用缺失，危害严重。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诚信与商誉成为影响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的主要因素。在这种情况下，努力弘扬诚信精神，以晋商精神为借鉴，提升企业信用含量，成为中国企业发展的战略问题。因此，我国企业在企业文化建设中要十分注重以诚信为中心的企业信誉建设，要把积累企业信誉、提升企业信誉作为企业文化建设的主要目标之一。 这种信誉建设不是抽象的说教和空洞的口号，而是要在企业全体成员中逐步形成一种信誉的预期约束，如在生产中精益求精，为顾客生产和提供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在与客户交易中信守契约，等等。只有形成普遍的全员化的信誉约束，使人人有一种视信誉为生命的意识，才会在企业中形成一种自觉维护企业信誉的伦理氛围。 顾客至上的经营伦理观 顾客至上，满意为先，是企业成功的基石，是企业发展进步的法宝。顾客与企业的关系好比是水与舟的关系。俗话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一个企业，无论规模多么壮大，技术多么先进，如果不能适应顾客消费心理，急顾客之所急，想顾客之所想，为顾客提供需要的优质产品和服务，为顾客创造价值，那么它终将被顾客抛弃。没有了顾客的支持，企业也就失去了它存在的价值和生存的基础。 晋商根据顾客的要求，积极组织货源，严把质量关，以优质热忱的服务，满足了顾客的需求，赢得了顾客的信任和支持，充分体现了“顾客至上”的经营理念。针对蒙民以肉食为主、喜用砖茶等生活

晋商文化学习感悟

太原师师院附中初 一年级社会 实践C1013 贺雨婷

感受晋商文化 C1013 贺雨婷 晋商的辉煌刚过去不到百年，人们就对其知之甚少了。甚至有人对晋商这一概念竟是完全没有的。直至《乔家大院》的演出，人们才通过乔致庸这个叱咤商场、经营天下的人物，才升腾起对晋商人的崇敬，由心底生出一些了解晋商的冲动。是啊，人们对晋商的了解都是从电视开始的，从《白银谷》、《龙票》、《昌晋源票号》再到《乔家大院》，人们在电视中感受到了晋商横空出世的雄壮和经营天下的豪气，那些古老的当铺、钱庄、票号、商号，是晋商留在历史上的符号和印记。带着对晋商浓厚的兴趣，我选修了谢老师的《晋商文化赏析》这门课程。经过了一个学期的学习，我从中知道了很多关于晋商的风云人物，晋商中各家族的发家事迹，个大院的文化等。我看重的是他们身上的精神。 明清山西商人称雄国内商界五个多 世纪，“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 江”，是他们的自我写照。他们的成功， 令人注目。他们是如何取得成功的，是一 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我们知道，每一种 社会实践活动都有一种特殊的精神作为 其灵魂，这种内在的灵魂是实践活动中最 活跃的能动力量，而从事这一活动的人就 是这一特殊精神的创造者和实践者。明清 山西商人的成功，就在于他们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自觉和不自觉地发扬了一种特殊精神，它包括进取精神、敬业精神、群体精神，我们可以把它归之为“晋商精神”。这种精神也贯穿到晋商的经营意识、组织管理和心智素养之中，可谓晋商之魂。 1.诚信：货真价实的诚信。晋商出售商品讲求货真价实。在晋商的诸多事例中,祁县乔家的换油事件最为人们所津津乐道。乔家在包头的复盛油房,运胡麻油回山西销售。经手伙计为图厚利,在油中搀假。掌柜发现后,即令另行换装,并收回售出的掺假油或补其差额。经济上虽一时受了点损失,却招得近悦远来。晋商秉持的质量诚信观念,严格保证产品质量,以优质的产品赢得顾客的信赖。他们对于生产加工的商品,从原料选择、工艺制作到运送储存,都始终严格要求、十分讲究,泡制虽繁从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省物力。因此,晋商创出了许多知名品牌,至今仍颇负盛名,如六必居酱菜、杏花村的汾酒、太谷广盛药铺的龟龄集和定坤丹等。据史料记载,由于晋商提供的砖茶质量可靠,西北人曾以砖茶代替银两货币流通,作为物资交换的手段。以至于几百年过去了,前苏联人来中国时还打听祁县长裕川的名牌“红梅茶”。 经营理念的诚信。晋商十分重视商业信誉,对待顾客、商家,无论大小都以诚相待,销售商品从不以次充好、以假充真,更不缺斤短两、“宁叫赔折腰,不让客吃亏”、“秤平、斗满、尺满足”、“售货无诀窍,信誉第一条”[4]。晋商中流传的这些商谚就充分体现了他们难能可贵的经营理念。

晋商之道

晋商之道：五百年的经营启示 晋商，一个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商帮，一个生意场上的传奇故事。 晋商作为商帮之首，起源最早、衰亡最晚，晋商发迹于宋代，明朝时与徽商南北并峙，至清朝晋商便独占鳌头，明清两代辉煌500年。晋商实现了“货通天下、汇通天下”，晋商不仅店铺遍设全国通都大邑，而且经营范围远涉日本、西亚和俄罗斯等地，控制了史上多个行业如盐、铁、茶、丝绸等，清代的票号经营更将晋商推向史上最为辉煌的顶点，在世界金融史上也据有浓墨重彩的记录。晋商创造的财富，徐珂在《清类钞》中列举山西富户十四家，加起来“三千万两银子”，相当于大清帝国一年的财政收入。晋商超越于其他商帮的突出地体现在股份制、身股制等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以义制利、诚信经商、乐善好施的商业伦理道德也成就了晋商的发展。 (一)晋商的崛起和兴盛 为什么中国最早的商人不出现在其他地方，而独出现于山西？ 自然条件和政策鼓励出现了第一批富裕的山西商人，于宋元年间长足发展，为明清晋商的崛起奠定了基础。远古，自然资源是产生贸易的唯一条件，即运城的河东盐池。山西主要是由于拥有这种自己独有而别人离不开的盐，同时春秋时期，晋国推行鼓励商业的“轻关、易运、通商、宽税”的政策。因此在春秋时期的晋国出现了第一批商人。 制度变化也为晋商带了历史机遇，北宋时期实行“折中制”放开了盐的运输和销售(折中制：商人把粮食运到边疆，由政府给予“盐引”，然后凭盐引到指定盐场领盐，再到指定的地区销售)。这种制度为山西商人参与并扩大盐业贸易创造了条件，晋商形成的历史机遇。 除此之外，山西固有的政治背景、经济背景和地理条件等因素一定程度辅助成就了晋商的逐步崛起和兴盛。自明朝燕王朱棣起兵夺取皇位后迁都北京，北方的政治中心重新确立起来了，这对于经济发展带来非常大的影响，晋商也正是从这时起逐步兴起的。山西历史悠久，人口比较稠密，耕地相对不足，剩余劳动力多；山西地区处在北京和陕西乃至西北地区交通要道的中间位置，同时具备陆路、水路的便利交通条件，有这样好的地理条件，同时存在现实的就业压力，造成了很多人从商。 晋商辉煌500年的发展机遇来自于哪里？ 无论对一个人，一个商帮，还是一个国家，机遇都是重要的，晋商的机遇就是明初实行的“开中制”，放开了盐的销售和运输，晋商抓住了这个机遇；促进晋商盐业发展的是另一项政策：政府退出盐业生产。山西人利用这个机会，作大了以盐业为主的贸易，需要相互帮

晋商文化的内涵及现实意义

晋商文化素养： 一、儒贾相通观 把中国的传统文化延伸到商业行为中,利用传统儒家文化建立自己的约束机制，这些观念也成为晋商企业文化的核心. 在担负社会责任的同时，jinshang还包含了三层含义：先进的经营机制、优良的企业素质、灵活的经营方针。 Er,义利相通,义利并重 晋商的企业文化就是诚信。所谓“诚”就是以诚来对待自己的客户。 义，是一种道德规范，也是禁约人们行为的准则。在义利相通观的影响下，诚信戒欺，重视商誉，则成为山西商人的商业道德观。义利思想最直接的表现就是“诚”与“不欺”, “诚召天下客，义纳八方财 三、谋略竞争观 商品市场存在着激烈的竞争，深谋略，通权变，作为商场上的竞争之道，体现出明清山西商人文化观的又一个特色---进取精神。 四、修身正己现 中国古代思想家认为培养人才之道是“修身、正己、齐家、治国、平天下”，以自我修养为前提。关于这些基本素质的标准，孟子主张“仁义礼智信”，兵家对为将者的要求是“智信仁勇严”， 五、科技应用观 数学、地理、交通与商人的经商活动有着密切关系. Xianshiyiyi 一是强调法制规范，并重道德建设。对于在暴利刺激下的欺诈、假冒伪劣产品等现象无可奈何。我们yao在加强法制手段的同时，却没对道德贬值予以重视。亚当·斯密曾讲过，自爱、自律、诚实、公平以及公共道德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市场经济不仅是法制经济，更需要道德的制约，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重塑市场经济根基与法制建设一样重要。 二是发扬诚信精神，树立市场信用。市场经济即信用经济,如果放任经济失信蔓延，那么，在国际市场上中国将沦为看客。晋商依靠诚信不欺创造了中国对外贸易的神话。诚信走遍天下。 三是注重团结合作，增强国际竞争力。近几年来世界大企业之间频繁联系、组合，以便降低成本，增强竞争能力，以共同面对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已是当今世界企业的共识。我们更应该发扬团结协作的团队精神，这样才能共同发展。

晋商常家的家训及其启示

晋商常家的家训及其启示 一、晋商常家的家训产生的背景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娶妻生子、人丁兴旺、天伦有乐,是中国每个家庭的最基本要求与期望,并代代相传,成为一个重要的传统观念。但家大人多,人多即杂,杂则易乱,乱则易无序,无序则易悖天伦、乱纲常、招灾惹祸,贻害家族。于是,家规、家法、家教、家训等等便应运而生。这些家规、家法、家教、家训对于调整家族成员的操行、品性及其相互关系,维系家族秩序、家族利益、家族的稳定与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成为国法和社会道德的重要补充。故而又有了“国有国法,家有家规,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这一中国人代代相承的理念。和大多数中国人家一样,晋商常家在家族人丁、事业兴旺之后,家训便应运而生了。 晋商常家居于山西省榆次区(县)东阳镇车辋村。其始祖常仲林约于明弘治初年(约1488年)只身迁入车辋村,受雇于刘姓大户放羊。因其忠厚勤勉而受主人喜欢,遂将家中女佣许配其成婚,始繁衍子孙,并立户车辋村(约1500年)。常家从八世常威(约生于康熙二十年,卒于约乾隆初年)二十岁独闯“东口”(即张家口)开始经商并逐渐形成一定规模后,几代人在对海内外的商贸关系中逐渐意识到了文化素质对商人的重要性,进而要求子弟在经商之前,必须有一定的文化基础,逐渐形成了贾而好儒、以学保商之家风。可见,常家虽然重视对子弟的教育,但这种重视的最终目的,不在功名,而在商贸,在“学而优则贾”。但崇儒尚学之风一开,各家便为培养子弟不惜重金聘师办私塾,结果培养出了一个个才华横溢、学识渊博、技艺超群的大家,如常立教、常第春、常麟书、常赞春、常旭春、常麟图、常燕生等。后经家族中唯一的进士、十四世常麟书(1869-1927年)的倡导、说服、主持而实行了家族教育革新,1903年在车辋村成立了山西省第一所私立学堂---常氏笃初小学堂,1904年又兴办

晋商与晋商文化总结

晋商与晋商文化 一、什么是晋商 (1)专指古代晋国经营商业和从事商品交易的商人。g-w-g (2) 凡山西从事商业工作，经营商品交易的商人，都可泛称“晋商”，包括从事国营（工）商业者和私营（工）商业者。 晋商文化: 文化：在社会生活中，人们形成了共同的认识，理念和思想，遵循着一定的规则，规范和秩序，这就是文化。 指山西商人（即晋商）在从事商业交易活动的历史实践中所创造的商品财富和经营经验的总结，以及由此衍生、发展而来的商行制度、商业道德、商会组织等商业文明。 晋商精神: 精神：宗旨；主要的意义。 指源于山西古老文化、在长期的商业活动实践中形成的个人和团体的一种信念和精神，主要体现在博大宽容的经营胸怀、兼容并蓄的经营气度、求同存异的经营策略和自强不息的经营精神等。 晋商所创造的辉煌的历史有三个显着的特点： 首先，经营范围广泛。 除盐业外，有铁业、茶业、丝绸业、棉布业、粮油业、颜料业、杂货业、木材业，以及金融业，甚至还有酱菜业（北京六必居）、饭店业（北京都一处）、药业（早于同仁堂的北京万全堂药店）、文物古玩业等，各行各业无所不包。这在当时的其他商帮中是少见的。 其次，经营范围遍及全国，甚至海外。 当时在全国各地经商的山西人到处可见。遍及全国的山西会馆正是晋商走向全国的象征，仅在北京晋商会馆就有9所，日本、俄罗斯、蒙古等也都是晋商大显身手的地方。 最后，晋商建立了一套相对完善科学的经营管理制度。 它的两权分离、激励机制、管理制度、企业文化、人才培养等成功经验，至今仍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晋商文化: 文化：在社会生活中，人们形成了共同的认识，理念和思想，遵循着一定的规则，规范和秩序，这就是文化。文字+符号+仪式。 晋商文化:山西商人（即晋商）在从事商业交易活动的历史实践中所创造的商品财富和经营经验的总结，以及由此衍生、发展而来的商行制度、商业道德、商会组织等商业文明。 晋商精神: 精神:宗旨；主要的意义。 指源于山西古老文化、在长期的商业活动实践中形成的个人和团体的一种信念和精神，主要体现在博大宽容的经营胸怀、兼容并蓄的经营气度、求同存异的经营策略、自强不息的经营精神等。 二、晋商文化的核心 （一）博大宽厚的经营胸怀。 （二）兼容并蓄的经营气度。 （三）求同存异的经营策略。

晋商经营管理浅析

晋商经营管理浅析 晋商在明清时期达到了鼎盛，成为全国势力最大的商帮之一。晋商之所以能够崛起，长期踞于中国商界，自有多方面的原因。从晋商自身来考察，其经营管理的成功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本文试对晋商的经营管理作一些浅要分析。 从经营观念来看，晋商并不为传统束缚，敢于大胆创新 首先，晋商一反中国封建社会“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观念，而信奉“学面优则商”。在中国封建社会传统的观念是重本轻末，重儒轻商，儒家亚圣孟子就非常轻视商人，把他们称作“贱大夫”①。按照传统观念，读书、考取功名、步入仕途乃是正道。所谓“读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表达的正是当时的正统观念。但晋商不囿于这种陈腐观念，认为“夫商与士，异术而同心。故善商者，外财货之场，而修高明之际行，是故虽得而不污。善士者，引先王之经，而绝货得之经，是故必名而有成，故得以义制，名以清修，各守其业，天之鉴也，如此则子孙必昌，身安而家肥矣。”②在这种观念的指导下，晋商并不以经商为耻，而把经商与获取功名看作是同等重要，甚至后者更重于前者，因而出现了山西人纷纷经商的现象。清朝雍正皇帝对此就深觉怪异，不可理解。山西巡抚上奏说：“山右积习，重得之念，甚于重名。子弟俊秀者，多入贸易一途，其次宁为胥吏，至中才以下，方使之读书应试，以故世风卑糜。” ③雍正在这道奏折后批道：“山右大约商贾居首，其次者犹肯力农，再次者谋入营伍，最下者方令读书，联所悉知，习俗属可笑。”④由此看来，晋商的观念确实与当时中国的正统观念相左。然而难能可贵的是，晋商并不屈服于传统势力，而是积极从事商业活动，甚至于弃儒从商，弃官从商，终于使晋商崛起于商界，成为中国商界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 第二，以变应变观。晋商并不为那些一成不变的商业教条亿束缚，他们善于预测市场需求的变化，能根据当时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做出相应的决策，或是抓住时机积极进取，开拓新市场；或是采取预防措施，防范风险，从而化险为夷，转危为安。晋商经销之茶，大都来自于福建武夷山区，货源一直很好。但到了19世纪50年代，由于太平天国农民战争，进货渠道被切断，晋商当机立断，寻找新的货源。经过周密调查，他们发现两湖交界的单楼湖、单楼司一带，山峦重叠，雨水充沛，非常适宜种茶，便指导当地农民栽种，获得成功，从而顺利解决了货源问题。 第三，慎待相与。所谓“相与”就是有业务往来的商号。晋商非常重视与同业之间的关系，不随便建立相与关系，总是经过多次考察后，才与这些商号建立相与关系，这种相与关系一经建立便尽力长期维持，即使商号发生变化，无利可图，甚至对方濒临倒闭也不断交，更不打官司。他们这样做自有一番道理，一是怕频繁与人打官司会毁损自己在同行中的声誉，二是即使与濒临倒闭的商号打赢官司，经济上也得不到赔偿，不如送个人情，反落个仁义大方。民国11年(1922)，包头双盛公、双盛茂商号亏赔倒闭，欠山西复盛全东家乔映霞磕了一个头，就算了事。 在市场经营方面，晋商并不抱怨市场狭小，而是积极进取，通过自身的努力不断去开拓市场，引导市场和创造市场。晋商非常关注寻找市场的“空白支票地带”。其活动并不局限于一地，从北到南，从赊到边塞，从国内到国外，不公覆盖了大半个中国，而且还深入到俄国境内，垄断了中国对俄国的恰克图贸易。他们通过长途贩运，把外省商人不曾经营或不受重视的货物及时贩运，从而能够瞧迅速占领市场的“空白地带”。大盛魁瞄准蒙古市场，组织驮队，不畏艰难，深入蒙古各地，走屯串帐篷，游动经商，就这样蒙古市场的一个个“空白地带”被大盛魁集资占领。经过多年辛勤经营，大盛魁牢牢控制了蒙古市场在中俄恰克图贸易开通后，晋商及时抓住这个机会，利用原始的运输工具——驼、马、牛将商品运至中俄边境甚至俄国腹地。在漫长的运送途中，经常遭遇风沙袭击和土匪劫财，但他们不屈不挠，知难而进。在

晋商的组织管理

一、经理负责制 “得人者兴，失人者衰；认真察看则得人，不认真察看则不得人。”这是山西票号经理李宏龄的经验之谈。晋商于商号经理之聘用，用人唯贤，唯才是举。在这方面，总结出了一套经验，形成了经理负责制。具体做法是：经理聘用之前，先由财东对此人进行严格的考察，确认其人有所作为，能守能攻，多谋善变，德才兼备，可以担当经理之重任，便以重礼招聘，委以全权，并始终格守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之道。一旦选中聘用，财东则将资本、人事全权委托经理负责，一切经营活动并不干预，日常盈亏平时也不过问，让其大胆放手经营，静候年终决算报告。经理颇似“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一切由经理便宜处置。若遇年终结算时亏赔，只要不是人为失职或能力欠缺造成，财东不仅不责怪经理失职，反而多加慰勉，立即补足资金，令其重整旗鼓，以期来年扭亏转盈。正由于财东充分信任经理，故而经理经营业 三、人身顶股制 晋商在人事劳资上首创的人身顶股制，是一项协调劳资关系，调动工作积极性的办法。凡山西商号中的掌柜、伙计，虽无资本顶银股，却可以自己的劳动力顶股分，而与财东的银股（即资本股）一起参与分红。但顶身股者不承担亏赔责任。总经理身股多少由财东确定，商号内各职能部门负责人、分号掌柜、伙计是否顶股，顶多少，由总经理确定。身股的多少按照每个人的工作能力和工作效率来确定。总经理一般可顶到一股（即10厘），协理、襄理（二掌柜、三掌柜）可顶七八厘不等，一般职员可顶一二厘、三四厘不等，也有一厘以下的。但不是人人都能顶身股，而是有一定资历者方可顶身股。例如，大盛魁商号顶一二厘生意者，可管点杂事、接待客商等；顶三四厘生意者，可在柜上应酬买卖，但大事尚不能做主；顶五

晋商和徽商崛起形成商帮 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当时的政策

晋商和徽商崛起形成商帮很大程度上得益 于当时的政策 晋商和徽商之所以能在明代崛起，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商帮，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当时的政策。 古代社会不重视商业，商人在古代并不是一个受人尊敬的职业。这点从二十四史中就可以看出端倪：历朝历代，只有司马迁在《史记》中为商人作了传（即《史记·货殖列传》）。此后，古代商人能够青史留名的可谓凤毛麟角。

司马迁 而商帮的崛起，可以说是中国商业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它使得商人以集体的面貌登上历史舞台。众多的商帮当中，晋商和徽商最为著名，而他们的兴起与衰落，更是见证了中国古代商业发展的大历史。 01 有意思的是，晋商和徽商的崛起都和盐业有关。 为防范蒙古人卷土重来，明朝自建国伊始便把国防的重点放在了北方，包括重修万里长城、长年派遣重兵驻扎等等。其中，驻军最密集的当属“内迫京畿，外控夷狄”的山西大同一带。朝廷在此修筑长城323公里，驻守步兵、骑兵十几万人，配各类牲畜数万匹。 要维持这么庞大的军备，军需粮饷的供应是一个极大的难题，为此中央政府每年花费上千万两白银，财政不堪重负。为解决这个难题，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山西行省参政杨 宪向朝廷上书，建议实行“开中制”。

“开中制”的核心就是盐业。自春秋时期，齐国的管仲把盐业列为国家专营开始，中国历代政府都将其视为经济命脉严格把控，其专营收入在财政收入中占据很高的比例。明朝也不例外，政府控制了盐的生产，盐业的“经销商”也由国家指定。 针对这一点，“开中制”规定：商人要获得“盐引（进货凭证及销售许可）”，须运粮及其他军需物资至北方边疆，“以粮换引”；然后凭盐引到指定盐场取货，并在指定地区销售。 这个制度的实质是“以盐养兵”：利用国家对盐业的专营权，出让一部分权益，来换取民间财富对边防的支持。

《乔家大院》：晋商文化及当代启示

《乔家大院》：“晋商文化”及当代启示 毕秀娟* （襄樊学院文学院，湖北襄樊441053） 摘要：历史小说《乔家大院》通过讲述乔致庸几十年商海拼搏，开辟商路、追寻“货通天下”、“汇通天下”的故事，深刻展示了一代晋商以商富国、以商救民思想的发展变化，弘扬了晋商精神，传播了晋商文化，为当今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语境中建立更加健全的市场经济秩序，以及建构和谐文化与和谐社会带来了诸多有益的启示。 关键词：《乔家大院》；晋商精神；晋商文化；和谐文化 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自2007年以来，中国GDP始终保持10%以上的增速，继续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发动机之一，令世人瞩目。在这一连串的“惊人”的发展中，人们在不停地思索着。在人们对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原因的深度思考中，随着历史小说《乔家大院》的热销和同名电视剧的热播，“晋商”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晋商精神”“晋商文化”也逐渐从那厚重的中国商业史中走出来，就像一轮辉煌灿烂的红日，拨开了云层，照亮了迷雾笼罩的路途。《乔家大院》所展示的，不仅有晋商文化的辉煌，也有对社会现实的反思和对未来的展望。 一、晋商、晋商精神与晋商文化 作为一种历史和文化现象，晋商有着特定的涵义、发展历程。真正意义上的晋商是地处汾河中游，侧屏太行、吕梁两山的晋中一带的商人。这刚好印了马可波罗在中国旅行所看到的那种现象，即从“太原到平阳（今临汾）这一带的商人遍及全国各地”。元朝时晋商的雏形已经在山西晋中一带出现了，但真正晋商的出现，则是在明朝。及至到了清朝，晋商活动的范围已是相当广阔了。晋商从事商贸活动，不仅地域广、力度大，他们把商贸活动和金融活动结合起来，简直是执全国内外贸之牛耳，驭清廷经济之命脉。 晋商在其发展过程中，为中国的商业经济和金融经济的勃兴起了举足轻重的积极作用，使明代中期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更使商品经济资本和货币经营资本二者从内容到形式都进行了一次创新性的演试，有力地促进了当时的社会性生产与经营的快速发展。 晋商的形成与发展是晋中这块宝地的特殊赐赋；而晋商精神的形成则是一种宝贵的经验总结和精神铸炼，是民族传统、时代韵律、人文精神与地域特色的凝结与升华。它是极宝贵的，因为它和谐、有效地把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与晋中民众的优秀品质结合在了一起，从而构成晋商精神的基本核质和特殊魅力。概而言之，晋商精神主要有以下几点：人和人本精神、崇尚敬业精神、诚信重义精神、开拓进取精神、勤俭自律精神。 晋商文化是晋商在特定的发展过程及经营过程中凝结起来的独特文化。它具有自己的特性，对外是一面旗帜，对内是一种向心力。晋商秉承了传统的儒家文化，有融合、有发展地与塞外文化的碰撞，以融合山西黄土文化的方式，消化融 *作者简介：毕秀娟（—），女，人，襄樊学院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2006级本科生。

晋商文化论文

浅谈晋商与晋商文化 摘要：晋商又称山西商人，是明清时期崛起的以擅长商业经营活动而著称于世的商业集团。晋商之所以成功，乃是将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融入到商业经营，在实践活动中逐渐形成了自身独特的文化精神。晋商的成功之道和她所包含的文化值得我们去研究和学习。 关键词：晋商文化精髓启示 晋商历史 晋商是指山西（中国中原地区的一个省）商人，山西的简称为“晋”。晋商首创了中国历史上票号。“票号”是当时商人通商的一种方式，商路遥远，汇通天下，曾在中国历史上显赫一时。直至如今还传颂着“山西人善于经商、善于理财”的说法。 山西的方域面积虽然不算大，但却地质地貌相对比较奇特而多样，南北气候类型跨度较大，这就为山西成为一个物产丰富、资源优裕的省份创造了前提条件，从而使山西自古以来就以盛产煤、铁、盐和丝、棉、粮而称著全国，特别是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技术的不断进步，在社会生产能力提高的同时，对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能力也就相应地提高了。及至明清时期，山西的资源在全国所处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就更加凸显和重要，以至于成为朝廷靖边抚民、发展生产的重要物源依赖。 由于地缘优势，山西人经商很是活跃，古代文献多有记载，到明代（1368年-1644年）已在全国享有盛誉。有了丰富的资源，就有了将之转化为商品的基础；有了发达的商品生产，就需要广泛进入流通领域；为了促进商品的流通，就需要商人进行转运和销售。正是在这一刚性链条逻辑的推演中，一环扣一环地促进了山西商业的发达和晋商的崛起。清代（1644年-1840年）初期，山西商人的货币经营资本逐步形成，不仅垄断了中国北方贸易和资金调度，而且插足于整个亚洲地区，甚至把触角伸向欧洲市场，从南自东南亚，北到俄罗斯莫斯科，东起日本，西到中亚欧洲，都留下了山西商人的足迹。 旧时曾有人说：“凡是有麻雀的地方，就有山西商人。”他们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他们在商界以群体的形式活跃五个多世纪，经营范围十分广泛，上至绸缎，下至葱蒜，他们在清初即创建中国最早的银行———钱庄，执中国金融界之牛耳。

晋商的崛起

晋商的崛起 Prepared on 22 November 2020

晋商的崛起 -----观《乔家大院》有感 摘要：从晋商的崛起和兴盛，我看到是他们抓住一次次历史机遇，从春秋时期晋国的贸易鼓励政策成为中国第一批商人；北宋年间的"折中制"，抓住盐业放开销售和流通渠道的机会，参与并扩大了盐业贸易；明初实行的"开中制"，放开了盐的销售和运输，晋商抓住了这个机遇，后又抓住了政府放开的盐业生产的机会，晋商登上了历史舞台；明代中期，盐业政策转向"折色制"，开始了与北边少数民族多元化的贸易；清代后，晋商抓住了两次机会，一个是清统一中国后，清政府的边疆政策和对外政策给晋商带来了贸易机会，成就了"货通天下"；另一个机遇是道光年间票号的产生，铸就了晋商的辉煌。 关键词：晋商成功之道票号货通天下 生意买卖要领财东，赚钱赔本自古常情。 省吃俭用熬成富翁，置房买地福至心灵。 安下生意写下合同，俸股伙计掌柜相公。 原入利出足用秏存，局子当铺估衣客人。 茶商木客兑汇票银，粮店铺面百家所用。 走水放账出外登程，褡裢被套马褥鞍笼。 择个吉日搭伴起身，脚骡驼子大家送行。 出外走水戴月披星，起镖发货各省驰名。 本多利厚生意兴隆，每月开俸足有千金。 镜雨元宝水光纹银，几年光景十万有零。

没有顶戴体面不成，六品职衔顶子水晶。 房屋低小不得威风，修房盖屋地基要平。 东西厢房左右两分，书馆花园前后窑庭。 要做衣裳去唤裁缝，绸缎绫绢锦缎裁绒。 水獭领袖海骝拔针，大呢小呢羽绒哦噔。 人生衣食各有天定，想要吃喝又有厨工。 烧肉酥肉蹄要清蒸，糊烙鲤鱼火锅十景。 香片色黄武夷茶清，吃袋香烟玉蓝蒲城。 太极奇品双毛各针，杜唐清烟凤翔有名。 丫鬟斟茶小厮满斟，铺床叠被美女侍奉。 大妻小妾生儿养童，终身大事只此三宗。 这首清代晋商写的《俗言杂字》，将明清以来的实际生活和人生向往描绘的淋漓尽致。明清以来晋商飞速发展，始终居于十大商帮的前列。莽莽太行赋予晋商性格太多黄土地的烙印，朴实，忠厚，果敢，输诚慕信。他们敢作敢为，有开拓精神。他们拥有万贯家财任不失简朴本色。今天，我想通过我的笔走近晋商，梦回太行。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山西地区的商业活动就已经非常频繁了.据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的记载,战国时期的范蠡,猗顿,白硅等人，是中国最早的几位富商大贾。其中猗顿经范蠡指点到晋国西河(山西，陕西省界上自北而南的一段)，数十年间胜于王侯,后来人们更将猗顿视为山西最早的也是最好的商人！而白硅与范蠡一起提出了农业经济循环一说。猗顿与白硅这两位中国古代最着名的富商大贾，都与山西有着不解之缘.。到了汉隋唐宋

晋商文化对现代营销的启示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wendangku.net/doc/764367445.html, 晋商文化对现代营销的启示 作者：乔昕 来源：《经济研究导刊》2012年第14期 摘要：晋商在长期的经营实践过程中，形成了具有民族特色且较为成熟完善的商业文化。因此，立足当今变幻莫测、竞争激烈的商业环境，通过探索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晋商文化，可以从中汲取丰富的养料，来开阔我们的视野，活跃我们的思路，为现代企业更加有效地开展市场营销活动提供有益的启示。 关键词：晋商文化；现代营销；启示 中图分类号：F274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2）14-0157-02 晋商是明清时期我国商帮的重要代表，有着500年的商业辉煌史。曾有人说：“凡是有麻雀的地方，就有山西商人。”他们的足迹遍及大江南北，经营范围十分广泛，“上至绸缎，下至葱蒜”。在长期的经营实践过程中，晋商形成了具有民族特色且较为成熟完善的商业文化，诸如重商立业的人生观、诚信义利的价值观、开拓进取的创业观和同舟共济的团队观等等。明清晋商的经营谋略和经营作风，对于现代营销活动，仍然具有普遍的借鉴和指导意义，并能提供诸多有益的启示。 一、顾客至上的营销观念 顾客至上，是企业成功的基石。晋商在营销活动中能够根据顾客的要求，积极组织货源，严把质量关，以优质热忱的服务，满足顾客的需求，赢得了顾客的信任和支持，充分体现了“顾客至上”的营销观念。蒙古地区是晋商经营活动的主要区域之一，晋商大盛魁商号针对牧民喜欢用结实耐穿的斜纹布制衣，于是便大量组织此类货源；蒙民不善算数，他们就把衣料和绸缎裁成不同尺寸的蒙古袍料，任蒙人选购等。当时蒙古地区普遍缺医少药，不少旅蒙晋商都初懂医术，边做生意边治疗小病，通过义务医病，与顾客建立起充分的信任，致使有的顾客数十年不变。 在今天进行营销活动，“顾客至上”的观念同样重要。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顾客是企业生存之本，财富之源。只有将“顾客至上”的理念贯穿于营销中去，企业才能为顾客提供满意的产品和服务，并获得顾客的忠诚，进而在顾客的支持下从优秀走向卓越。 二、诚信为本的营销道德 晋商始终把“讲求诚信、先义后利”的理念贯穿其经营与管理之中，诚信义利已经成为明清晋商的金字招牌，并内化为其经商的精神之魂。如祁县乔家在包头开设有复盛公商号，因其经营时不图非分之利，不缺斤短两，在当地信誉卓著，人们都愿意购买“复”字号货物。曾有一次，复盛油坊一位伙计在销售的食用油中掺假，被掌柜发现后，立即停止销售，以维护商号信

《乔家大院》中的晋商文化

中华商魂彪炳千秋 ------以《乔家大院》为例，分析改晋商文化传播现象 摘要：由著名作家朱秀海的小说改编的电视剧《乔家大院》，以本土的晋文化为依托，以真实历史人物事件为原型，反映了晋商票号的发展过程,彰显了“诚信为先，礼义为道”的晋商精神。本文为了还原历史的真实，在调查走访事件发生地以及对历史资料的查阅后，进一步明确了影视作品对晋文话传播的作用和意义，为广大晋商文化爱好者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也为电视电影创作者提供了良好的思考创新平台。 关键词：《乔家大院》；晋商文化；传播现象 在对晋商题材影视作品的搜集整理之中，历史剧《乔家大院》引起了我的研究兴趣，这种兴趣来源于该剧的历史真实性，来源于剧中人物的感染力，更源于该剧对晋商文化的传播的不可磨灭的意义。 一、探究历史人物、事件的真实性 由胡玫导演，朱秀海编剧的电视剧《乔家大院》，一经播出便引起受众很大反响。“皇家看故宫，民宅看乔家”。乔家大院历经百年沧桑屹立于晋中大地,作家朱秀海受乔家后人乔燕和之邀，了解了乔致庸的生平事迹，人生观、价值观中所蕴含的晋商精神，深深地为这种精神所震撼，选取典型历史人物的典型事迹，创作出《乔家大院》的文学剧本，又根据剧本改编成长篇小说《乔家大院》[1]。 乔致庸，字仲登、号晓池，乔家第四代人，生于嘉庆二十三年，卒干光绪三十二年，他待人随和，处世中庸，善于计谋，是“在中堂”殷实家财真正的奠基人[2]。剧中事件的演绎是掺杂了许多戏剧性，但在历史记载中是有源可循的。如以乔致庸为代表的晋商保护矿山[3]、赈济灾民、为朝廷海防捐款、支持左宗棠收复新疆、捐款为慈禧和光绪解困、助渠本翘创设中学堂，孟步云创设女子学校等[4]。除了乔致庸外，《乔家大院》中很多人物都有原型。“山西巡抚胡聘之”角色贯穿剧情始终，历史中的胡聘之思想开放，在山西开工厂、办学校、兴建铁路、发展矿务，功勋卓著[5]。江雪瑛嫁进的何家，相当于历史上的榆次县常家。剧中的太谷陆玉菡家，就是历史上的曹家。 二、真实性与虚拟的完美结合，有力宣扬晋商文化 长篇小说《乔家大院》以真实历史人物乔致庸为原型，又虚拟了乔致庸、江雪瑛、陆玉函的三角恋关系，既有严肃的历史真实性，又有着文学的虚拟性、大众文学的可读性。 《乔家大院》演绎了中国商业、金融史上乔致庸这位商战英雄的动人传奇。从历史和现实的视野，展示了“诚信经商、胸怀天下”的晋商精神和以其为精髓的晋商文化。这部作品让我们看到了乔家大院的真实面目，更让我们体会到了晋商精神。明清时期，晋商把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融贯于商业活动，形成了一种以诚信为核心的讲义利、重管理、求创新的本土文化。这种融入在山西人血液里，在三晋儿女的血脉中默默地传承着的文化形态被我们称作晋商文化[6]。受儒家学派的影响，晋商以“诚”“信”“义”“利”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在晋商崛起和发展的过程中，晋商十分重视诚实信用，注重义利统一。晋商认为，经商“虽亦以营利为目的，凡事则以道德信义为根据，故力能通有无，近悦远来”。诚实信用是晋商成功的秘诀之一。晋商在严守诚笃与信义的同时，还坚持义利统一。晋商提出“先义后利,以义制利”。晋商把象征忠义的关羽作为他们最为仰慕和敬重的神。晋商提倡“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信义为本，禄利为末”。 在以乔致庸为代表的晋商的事迹、精神和文化里，深深地埋藏着我们这个民族特有的生命品格和精神文化气质，电视剧《乔家大院》的片头提字总结为：一篇惊心动魄的创业故事；